此刻，蒋介石才完全醒悟到江西共产党根据地的革命潜力。1930年底，他发动了所谓五次“围剿”中的第一次“围剿”。他派遣10万军队去围攻苏区，但善于运用运动战术的毛和朱将军，是能够将他们击溃的。后来毛解释说：

　　“我们贯彻执行了迅速集中和迅速分散的战术，以

　　我主力各个击破敌军。我们诱敌深入苏区，集中优势兵力突然进攻孤立的国民党部队，取得主动地位，能够暂时包围他们，这样就把数量上占巨大优势的敌人所享有的总的战略优势扭转过来。”①

　　但是，毛后来也抱怨，由于共产党内部不和，致使在反攻中遭受了挫折。

　　毛为庆贺粉碎第一次“围剿”，活捉放前线指挥官”，写了一首词：

　　万木霜天红烂漫，

　　天兵怒气冲霄汉。

　　雾满龙冈千嶂暗。

　　齐声唤，

　　前头捉了张辉瓒。

　　二十万军重入赣，

　　风烟滚滚来天半。

　　唤起工农千百万，

　　同心于，

　　不周山下红旗乱。

　　1931年1月，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取得了党的领导权，随后苏区也建立了以项英为首的新的中央局。毛是中央局成员之一，但不能指挥它，他在江西的影响开始减弱。后来他叹惜道：1931年到1934年期间，我在中央没有一点声音。他的作用更多地局限在起草新婚姻法之类的民政事务上，1931年1月28日公布了由毛签署的新婚姻条例的决议、

　　“应确定婚姻以自由为原则，而废除一切封建的包办、强迫与买卖婚姻制度。

　　“但是女子刚从封建压迫之下解放出来，她们的身体许多受了很大的损害（如缠足）尚未恢复，她们的经济尚未能完全独立，所以关于离婚问题，应偏于保护女子，而把因离婚而起的义务和责任，多交给男子担负。

　　“小孩是新社会的主人，尤其在过去社会习惯上，不注意看护小孩，因此关于小孩的看护有特别的规定。②

　　第一次“围剿”之后，仅用了4个月的喘息时间，蒋便在春天发动了他的第二次“围剿”，被派去捣毁苏区的军队翻了一番。但共产党仍然成功地运用了他们的老战术，毛写了另一首词，来纪念粉碎第二次“围剿”：

　　白云山头云欲立，白云山下呼声急。枯木朽株齐努力。枪林逼，飞将军自重霄入。七百里驱十五日，赣水苍茫闽山碧，横扫千军如卷席。有人泣，为营步步嗟何及！

　　这次只用了一个月喘息时间，蒋就亲自率领30万大军――差不多是毛的军队的10倍，发起了第三次“围剿”。可是，蒋的“长驱直入”，快速占领苏区心脏的战术，却给共产党提供了充分发挥游击战术的条件。到10月份，蒋不得不撤退，后来毛引用一个敌军将领的评论，是“肥的拖瘦，瘦的拖死”。在夏季的战斗期间，留驻上海的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由于蒋的破坏，已不再是安全的了，因而纷纷前往内地各地区。周恩来假扮一个留胡子的天主教神父，首先到达了江西根据地的首都瑞金。他一旦到此，毛作为党内的下级，就不可避免地变成一个只是在江西的赤色共和国的名义上的主席。周是一个与毛有着完全不同特征的人。他比毛小5岁，出生于一个满清官吏家庭，他的优雅气度使得他在共产党同伴中显得十分突出，而且他也许还把他的谦谦君子意识传染给了他们。1920年至1921年间，他在法国组织了中国共产党小组，从那时起，他在外交和协调政治方面表现了卓越的才华。

　　此间对毛的行为和政策的批评越来越频繁。1931年9月1日，周在一份给根据地政府的训令中，反对毛有关战略、军队管理和土地改革的观点，毛被迫签署了一项土地法，而他本人关于对待富农的思想遭到了驳斥。他曾经主张过的关于没收土地的激进理论，现在，由党的新领导推广到各地。

　　在自身的沉浮之中，毛还必须以铁石心肠去面对他的朋友和妻子所遭受的令人毛骨悚然的命运，除了早些时候他的妻子和妹妹被杀害，1931年的此刻，他又得知了蔡和森在香港被捕遇害的消息，蔡是他的同窗好友，党内最亲密的同志，他曾多次住在蔡的家中，蔡被捕后，被港英当局引渡到广州，据传，在广州，反革命侩子手扯开他的四肢，把他钉在墙上，惨无人道地毒打致死，并剖开他的胸膛，把脏腑剁成碎片。

　　9月间，日本人展示了他们预谋征服中国的野心，用武力侵占了满洲，并强化了在华北已取得的各项特权。显然，只有进行全面抵抗，否则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很快就会扩展到整个中国。

　　毛起草并签署了一封红军致国民党军的公开信，号召他们起义：“士兵弟兄们！你们必须另想出路呵！你们的出路是有的――这出路就是革命！你们手里现在有的是枪炮，你们首先把你们的反动长官杀掉，然后你们同当地的工人农民与一切劳苦群众联合起来，把国民党的鸟政府打倒。”③

　　毛强烈要求新的政治局讨论这些重大的民族政治问题。例如，1932年卫月，日寇进攻上海之后，他主张建立联合政府，将所有愿意抗日的军队整编为一支统一的军队――这是一个受莫斯

　　袖博古和洛甫，从上海到达瑞金，一道来的还有共产国际的德国顾问奥托・布劳恩，他的中国名字叫李德，从此，毛在数量上也不占优势了。

　　第四次“围剿”之前，1932―1933年间的冬季，红军抢先发起进攻。5月，”周取代毛任第一方面军总政委，成为红军中的高级权威。同时，

　　周的支持者在根据地政府年，也攻击毛的土地政策是“右”倾。尽管有这样的窘迫困扰，但毛仍专心致力于经济和社会问题的立法工作，并提出了很好的、细致的设想。8月，在一次经济建设工作会议上，他作了题为《必须注意经济工作》的演讲，强调共产党治理区域内的300万群众，必须自力更生。他责备那些以为在革命战争时期，不可能从事经济建设，经济建设要等到最终胜利后的和平条件下才能进行的意见是不对的。他特别强调必须做好土特产品的生产。我们必须“恢复钨砂、木头、樟脑、纸张、烟叶、夏布、香菇、薄荷油等特产过去的产量，并把它们大批地输出到白区去”。④他还继续关注国际事务，在反对国联调查团报告书的通电中，表达了他对李顿报告书在中日问题上的虚伪态度的轻蔑：“国际联盟是各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强盗联盟。”⑤第四次“围剿”在僵持中结束，毛作了一首词，谈论它的结局：赤橙黄绿青蓝紫，谁持彩练当空舞？雨后复斜阳，关山阵阵苍。当年鏖战急，弹洞前村壁。装点此关山，今朝更好看。11月，共产党取得了一次侥幸的胜利。国民党十九路军在福建举行兵变，试图建立一个与蒋介石对立的民治政府。起义之前，十九路军的领导人在上海与共产党有所接触，可是，过于谨慎的共产党人未作出明确反应。红军和根据地政府――即毛和朱――签署了一件与这个非共产党起义者联合的文件，但是，政治局却认为福建的起义者主张的是虚伪的民主，不值得支持。毛和朱则希皇福建事变的发动者能真正给予该省人民以自由权利，并与共产党结成真诚的联盟。

　　正当毛朱争取实现联合时，兵变已被忠于国民党的军队镇压了。在结成有成效的联盟机会丧失后，毛也加入了对政治局的公开抨击。假如更为迅速地采取行动，福建的兵变军队就可以得到红军的支援，这样兵变就有可能成功，就可能控制相当大的领土和资源――尽管瑞金的军事战略家必须斟酌，从苏区派出援军，会不会危及自身的安全。后来毛抱怨他的党内对手，错误地处理了福建事变。

　　毛40岁生日后不久，1月中央委员会召开了中央全会，毛的所有政策都被攻击为右倾路线。毛已预料到会上将发生些什么，所以就通知一个同伴，以健康原因，未参加会议。可是，德国顾问奥托・布劳恩的回忆却说：“博古讽刺地说，毛又犯了‘外交病”。使毛感到愤忿不平的原因是《中国苏维埃运动与它的任务》的报告，将不是由他而是由洛甫来作；另外，他希望进入政治局常委会的要求，没有被批准。’⑥

　　在中国革命处于紧要关头之时，在瑞金所有的主要中国领导同志中，奥托・布劳恩发现：“给我印象最深的当然是毛泽东。他是一个身材修长的，几乎可以说是很瘦削的40来岁的中年人。他给我的最初印象，与其说是一个政治家和军人，不如说是一个思想家和诗人。在很少的几个庆祝会上，我们见面时很随便。在这种场合，他总是保持一种咸严而又谨慎的态度，总是鼓励别人喝酒、说话和唱歌，他自己则在谈话中插进一些格言，这些格言听起来好像是无关紧要的，但总有一定的含义，有时还含有一种恶意的暗示。..当有人第一次提出，我们的主力是否应当突破敌人对中央苏区的封锁这个问题时，他用一句毫不相干的盾（我想可能是老子的话）回答说：‘良庖岁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今臣之刀19年矣，所解数千牛矣，而刀刃若新发于硎’。..类似这样的格言和比喻，我们还可以随意举出一些例子，这暴露了他的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的思维方法，但其效果还是明显的，因为它们毕竟适合了一定的具体情况。毛不仅在私人谈话中或小范围里运用这些格言和比喻，而且还把它们引用到他的讲话中，并以革命的激情从中引出令人铭记的口号。我自己就经常亲眼看到，他是怎样用这种办法深深地影响听他讲话的农民和士兵。

　　“..他的马克思主义的知识是很肤浅的。..毛从来没遭贬有在国外生活过，不懂外语；中国又非常缺少马克思主义著作，有限的几本至多也是第二手的，原著更是屈指可数。（然而，市劳恩自己就不懂中文，充其量仅认识不多的几个字。――作者注）糟糕的是，毛用折衷主义的方法，曲解马克思主义的概念，并加进其他的内容。例如他常常讲无产阶级，但是他所理解的无产阶级不仅仅是产业工人，而且包括所有最贫穷的阶层――雇农、半佃户、手工业者、小商贩、苦力，甚至乞丐。..”⑦

　　但是，博古和他的朋友，以及共产国际都不想抛弃毛，他们意识到他在根据地已建立了广泛的群众基础。

　　1934年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尽管三年以来毛派不断遭到斥责和排挤，毛还是再次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

　　但是，这一次他只是一个傀儡。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在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主席目中超过半数，并选举了自己团体的人担任主席。这样，他们就敢于选举毛，如果他不与他们合作，就可以随时撤换他。毛的职务是名誉性的，没有实权，而洛甫实际上差不多成了一个拥有无限权力的政府首脑。

　　毛在大会上所作的结论中的两段话，表明了他仍代表着的力量。

　　“我郑重地向大会提出，我们应该深刻地注意群众生活的问题，从土地、劳动问题，到柴米油盐问题。妇女群众要学习犁耙，找什么人去教她们呢？小孩子要求读书，小学办起了没有呢？对面的木桥太小会跌倒行人，要不要修理一下呢？许多人生疮害病，想个什么办法呢？一切这些群众生活上的问题，都应该把它提到自己的议事日程上。应该讨论，应该决定，应该实行，应该检查。要使广大群众认识我们是代表他们的利益的，是和他们158第9章呼吸相通的。要使他们从这些事情出发，了解我们提出来的最高的任务，革命战争的任务，拥护革命，把革命推到全国去，接受我们的政治号召，为革命的胜利斗争到底。

　　“国民党现在实行他们的堡垒政策，大筑其乌龟壳，以为这是他们的铜墙铁壁。同志们，这果然是铜墙铁壁吗？一点也不是！你们看，几千年来，那些封建皇帝的城池官殿还不坚固吗？群众一起来，一个个部倒了。俄国皇帝是世界上最凶恶的一个统治者；当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起来的时候，那个皇帝还有没有呢？没有了。铜墙铁壁呢？倒掉了。同志们，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⑧

　　可是，毛在政治上所受的屈辱仍然存在。2月间，他彼免去人民委员会主席的职务，这样，又失掉了一个更有实权的职位。（同一个月，他的勤务员找到了一个搪瓷饭盒，因此，他不再使用他的喝水缸子吃“三层饭”了。）3月，洛甫以同一个委员会的名义发布训命，批评了由毛主持的查田运动。

　　与此同时，蒋介石发动了他的第五次，也是最后一次“围剿”，用毛自己的话来说，敌人动员了近百万军队，采用了新的战略战术。第四次“围剿”时，蒋已经开始使用他的德国顾问推荐的堡垒体系。在第五次“围剿”中，他把希望都寄托在堡垒政策上了。

　　共产党试图以阵地战来抵抗强大的敌人，这显然是灾难性的。1934年4月，广昌战役失败后，共产党内对于军事战略的主张出现了分歧。毛称广昌战役是一次“大灾难”。

　　他指责来取分散兵力的堡垒战术是消极防御，并在没有胜利把握的情况下，就轻率发动进攻。布劳恩回忆说：“他利用一切机会，不断重复数落着这些罪名，甚至不惜进行人身攻击。他在公开会议上很少这样说，但在背后同他的亲信交谈时，就竭尽诽谤之能事。”

　　毛之所以选择布劳恩作为他的主要攻击对象是可以理解的，布劳恩对此解释说，他毫不含糊地在他的同胞中煽动民族自尊心和仇外情绪，进而推论没有一个外国人能够理解中国革命的特殊情况。⑨

　　广昌失败后，5月初中央委员会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会议白博古主持，提出了一个张慌失措中拼凑的计划。毛建议进行四面反攻，虽然这会把红军分成四部分，但每一支在不同方面的进攻都可以吸引国民党军队，从而创造打破“围剿”的机会。他的建议也未得到支持。最后，会议接受了周恩来的折衷方案，在石城以北建立强大的防线，并派遣一支红军先遣队越过敌人防线袭扰闽浙，以及秘密组织从中央苏区撤退。

　　如果说毛在军事政策的纷争中，对未来有所预示的活，但他于1934年夏所写的一首词却并未表现出他对未来的这种预见性：

　　东方欲晓，

　　莫道君行早。

　　踏遍青山人未老，

　　风景这边独好。

　　会昌城外高峰，

　　颠连直接东溟。

　　战士指看南粤。

　　更加郁郁葱葱。

　　因此，他仍坚持自己的立场，以北上抗日来为撤出江西根据地辩解，因为日本在华北的扩张正在加剧。当时，日本人已经越过了长城，击败了在长城抗战的中国军队，并扶植从前的小皇帝溥仪为新的“满洲”国的傀儡统治者。

　　然而，当第五次“围剿”残酷地推进到苏区时，毛突然再度屈辱地遭到中央委员会的斥责，说他在土地问题和军事问题上犯有严重错误，被排挤出所有党的会议。他可能是和他的湖南同乡刘少奇一起，隐居在瑞金城外儿英里远的名叫沙洲坝的村子里，刘也是被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排挤的。

　　8月，毛在距瑞金以西60英里的县城干部的住所中遭到监禁，第三次被从中央委员会中清除出去。由于在莫斯科的王明和在瑞金的博古的共同努力，此时，毛面临被永久排除出中国共产党高级领导层的前景。由于身患疟疾，发着高烧，只得请一个名叫傅连障的教会医生治疗，所以毛没有作出反应。

　　当听到他披监禁的消息后，一个后来脱党的老伙伴龚楚，带了一些酒和鸡看他，他们一边吃一边回忆上井冈山之前第一次会面的情形。日落后，他们又喝了很长时间，当他的朋友要回去时，毛打着手势说：“唉，井冈山同志的天下一去不复返了。”⑩

　　但是，城镇乡村仍然不断落入敌人手中，10月初，毛由于他的谨慎和作为红一方面军政治委员的有限职权，参加了有周恩来、博古、布劳恩，以及其他领导人的高级负责会议，决定撤出江西根据地。两个星期后，长征就开始了。

　　注释

　　①坟德加・斯诺，《西行漫记》，第153页。②《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关于暂行婚姻条例的决议》，1931年11月28日。③《中国工农红军为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告白军士兵兄弟书》，1931年9月25日。④《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21页。.⑤《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反对国联调查团报告书通电》，1932年10月6日。

　　⑥奥托・布劳恩・《中国纪事》，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版，第65页。⑦同上书，第73―75页。⑧《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38―139页。⑨奥托・布劳恩：《中国纪事》，第95页。⑩约翰・E・鲁易，《作为反对派的毛泽东（1927―1935年）》.斯坦福1966年版，扉页。

　　自学生时代以来，毛第一次能够过一种较稳定的生活。他在陕西的红色根据地呆了八年多，头几年是住在有着旧城墙的保安镇，这个地方曾是帝国抗击蒙古人和其他游牧民族的一个要塞。其它时间毛都住在延安，这使延安天下闻名，并在毛的与众不同的共产主义特征中印上了延安的名字。在那11年当中，毛躺在长征的荣誉簿上，安全地生活在一个受到很好保护的大根据地里。在这里，他关于改造和革命的思想得以实施；从这里，他不仅可以对中国的其他地方说话，还可以向外部世界发出自己的声音。后来，人们对延安的岁月是带着眷恋之情来回顾的。在保安，毛拥有一所两个房间的窑洞，主要的奢侈品是一顶蚊帐和墙上的地图。虽然当了多年党的领导人，尽管千百次地没收了地主和官员的财产，毛的个人财物还装不满一只箱子。虽然他是红军的指挥员，但他所佩的领章，也不过是普通红军战士所佩的两条红领章。

　　毛和其他人吃一样的伙食，唯一的例外就是他有湖南人“爱辣”的嗜好。他甚至用馒头夹着辣椒吃。除了这一嗜好外，他对于吃的东西很随便。有一次吃晚饭的时候，来访的客人听到他阐发爱吃辣椒的人就是革命者的理论。

　　“他首先举出他的本省湖南就是因产生革命家出名的。他义列举了西班牙、墨西哥、俄国和法国来证明他的说法，可是后来有人摆出意大利人也是以爱吃红辣椒和大蒜出名的例子来反驳他，他又只得笑着认输了。”他非常喜欢一首叫做“红辣椒”的滑稽歌曲。在这首歌里，辣椒痛心自己活着只是供人吃食的命运，它嘲笑白莱、菠菜和青豆的浑浑噩噩、没有骨气的生活，辣椒最后“领导了一场蔬菜的起义。”

　　①然而，毛的消化功能并不适应西北的定居生活，他便秘的毛病在保安人所共知，以至于埃德加・斯诺报道说：“毛每周解大便一次也成了值得庆贺的大事”。有一次当被问到是喜欢过国家首脑的定居生活，还是喜欢过转战南北的战场生活时，毛如实地回答说：“我更喜欢过战斗生活，我在长沙战役期间、肠胃消化再好不过了。”②

　　但在其它方面他很适应。一个刚从欧洲学医回来的中国留学生对毛进行了全面的身体检查，宣布毛身体非常健康。彼得・弗莱明散布说毛得了肺病或其它“不治之症”，但这不真实。一个体检的见证人说：“他的肺部是完全健康的，尽管他跟大部分红军指挥员不一样，吸烟没有节制。”③

　　没有烟抽是毛在长征中最大的缺憾之一，沿途他遍偿各种各样的植物以寻找香烟的眷代物。他的牙齿都熏黑了，几年后当一个德国牙医到延安时，这个牙医不得不来了10次给毛补牙。

　　毛的不拘小节――对处于他这种地位的中国人来说，很是少有――还扩及到第一次在陕西见面的外国人。一个美国客人在与毛谈话时，曾“看见他心不在焉地松下了裤带，搜寻着什么寄生物”――即捉虱子。还有一次，这个美国人与林彪在一间小屋里谈话，毛也在场，房里很热。“妈的，太热了！”毛骂道。边说边脱掉裤子，一屁股坐在地下，那种神态和甘地缠着腰布时一样自然。正是在这次访问中，采访者报道说，毛“每天工作十二、四个小时，

　　常常到深夜二、三点钟才休息。他的身体仿佛是铁打的。”④

　　充沛的体力对毛后来的政治斗争非常有利。

　　自遵义会议以来，尽管毛由于走运和判断力强而经受住了领导长期的艰苦行军的考验，但从政治方面来说，他的领袖地位并未得到普遍的承认。毕竟他领导的军队在长征结束后几乎丧失了一切――地盘、重型武器和政府的象征，甚至他们最好的武器和服装。毛和张国煮在四川会合时，他在这些方面就明显不如张，当时，他对此就已经感到很屈辱。在陕西，毛又面临着几乎完全相同的形势：当毛的部队被赶出江西时，陕西的地方红军领袖们不仅一直固守阵地，而且还扩大了他们的阵地。当破衣烂衫的长征红军于1985年走完长征路时，他们对陕西的共产党是欠了很大情的：因为没有他们的这些成就，长征红军连一块安身的地方也没有。

　　从毛个人的立场看，幸运的是陕西的红色领导人碰巧也发生了分裂，而且与在江西发生的分裂和长征路上的分裂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两个“土生土长”的游击队领导人刘志丹和高岗与党中央从陕西以外派来的更教条的亲俄的领导人有摩擦。毛处于调解的位置，他自然是支持刘与高，因为他们的立场和他的一致。这又使刘、高欠毛的情。

　　即使这样，他们的品格和他们的追随者也使他们成为角逐全党领导人的可怕的人选。毛到达陕西不久，刘就在战场上阵亡了，但高仍是延安统治集团中的一个重要人物，后来他又去莫斯科短期受训，回来后成为靠近俄国边境并具有战略地位的东北工业区的红色掌柜。

　　在延安时，毛总是小心地称赞高岗：“他执行了正确路线，为红军和革命在陕西创建了一个根据地。”⑤毛在一些地区性问题上听从高的意见，但高对毛的挑战直到50年代才到来。在延安，既然党和红军疲惫的长征已经结束，于是毛集中精力对付博古和宣称有俄国支持的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企图重掌领袖大权的挑战。

　　第一次冲突发生在1935年冬圣诞节期间召开的瓦窑堡政治局会议上。当时日本再次侵犯中国领土，爱国的非共产党的中国人义愤填膺。为什么我们不和他们一起抗战，进而影响他们，使他们更为同情共产党在中国要达到的目标？这是毛的观点，但布尔什维克则被吓呆了。

　　毛指责他的批评家们采取关门战术。他模仿他们的腔调说：“哪有猫儿不吃油，哪有军阀不是反革俞？知识分子只有三天的革命性，招收他们是危险的。因此，结论：关门主义是唯一的法宝，统一战线是机会主义的策略。”

　　⑥后来他在一次讲话中强调，党不应该再依附莫斯科，听莫斯科的指挥，“共产党人现在已经不是小孩子了，他们能够善处自己，又能够善处同盟者。”⑦

　　他宣称：“问题是一民族资产阶级是否能改变。我们相信它能。”进而他又详细阐述了对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来说，什么是极端重要的理论鉴别力：

　　“工人阶级的利益同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也是有冲突的。..但是民族资产阶级如果参加反对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那未，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就有了共同的利害关系。人民共和国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时代并不废除非帝国主义的、非封建主义的私有延安财产，并不没收民族资产阶级的工商业，而且还鼓励这些工商业的发展。任何民族资本家，只要他不赞助帝国主义和中国卖国贼，我们就要保护他。在民主革命阶段，劳资间的斗争是有限度的。”⑧毛试图通过领导一次横渡黄河的军事远征，与日本文战，从而使抗日民族同盟在他的同志们面前变为一个现实。当时日军占领了河北，控制了北京，以作为他们蚕食中国战略的一部分。但国民党军队挫败了红军的这次东征，红军不得不退回陕西。也正是在这时，毛写下了他最著名的诗篇《雪》，抒发了他自比中国历史上伟大皇帝的雄心壮志：

　　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娩。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

　　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来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国民党的飞机此时正在撒传单，告诉毛的士兵说：“杀死毛泽东赏大洋10万元。”后来这一赏格提高到25万元。

　　根据共产党当时在中国面临的政治形势，毛确定了他的基本策略，然后，他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的身份积极活动起来。1936年5月他通电国民党政府，敦促它与共产党合作。建立抗日统一战线。他许诺给中国的穆斯林以自治权，如果他们支持这样的统一战线的话。他还建议召开所有爱国抗日力量参加的会议。他甚至还向哥老会发出强烈呼吁，请求他们的支持。哥老会是著名的秘密组织，著名的共产党人如朱德、贺龙都曾是它的领导人。

　　毛过去因与土匪和帮会头子联系，一直受到政治局的批评。但现在他提出在抗击日本对中国的威胁中，要尊重这些人。“你们主张打富济贫，我们主张打土豪分田地；你们轻财仗义，绪纳天下英雄好汉，我们舍身救中国，救世界，..”⑨《水浒》正在变成现实。但毛和其他共产党人致蒋介石的一封敦促两军停战共同抗日的私人信件，则遭到了蔑视。

　　1936年7月一个密苏里州出生名叫埃德加・斯诺的美国人急匆匆地到达延安，这是第一个到毛在陕西总部的西方记者。他从中国为《纽约先驱论坛报》和其它报刊写了好几年的报道。斯诺发现毛是个：“面容瘦削、看上去很像林肯的人物，个子高出一般的中国人，背有些驼，一头浓密的黑发留得很长，双眼炯炯有神，鼻梁很高，颧骨突出。我在一霎那间所得的印象，是一个非常精明的知识分子的面孔..

　　“他有着中国农民的质朴纯真的性格，颇有幽默感，喜欢憨笑。甚至在说到自己的时候和苏维埃的缺点的时候他也笑得厉害――但是这种孩子气的笑，丝毫也不会动摇他内心对他目标的信念。他说话平易，生活简朴，有些人可能以为他有点租俗。然而他把天真质朴的奇怪品质同锐利的机智和老练的世故结合了起来。”⑩

　　接着斯诺描写毛是“一个精通中国旧学的有成就的学者，他博览群书，对哲学和历史有深入的研究，他有演讲和写作的才能，记忆力异乎常人，专心致志的能力也不同寻常，个人习惯和外表落拓不羁，但是对于工作事无巨细都一丝不苟，他精力过人，不知疲倦，是一个颇有天才的军事和政治战略家。”毛“个人自尊心极强，他的态度使人感到他有着一种在必要时候当机立断的魄力。”

　　斯诺发现毛对当前世界政治相当了解。“他对英国的工党很感兴趣，详尽地问我关于工党日前的政策，很快就使我答不上来了。”

　　他不理解，像英国那样工人有投票权的国家，为什么仍然没有一个工人的政府。他对于拉姆塞・麦克唐纳表示极端的蔑视，另一方面他又把罗斯福当作反法两斯主义者，认为中国可以跟这样的人合作。他问斯诺关于印度的许多问题，认为印度不经过土地革命就不会实现独立。他还问到美国少数民族的问题。

　　毛同意回答斯诺的问题，斯诺描述了这一场面：“1936年7月16日，我坐在毛泽东住处里面一条没有靠背的方凳上。时间已过了晚上9点，熄灯号已经吹过，几乎所有的灯火都已经熄灭。毛泽东家里的天花板和墙壁，都是从岩石中凿出来的；下面则是砖块地。窗户也是从岩石中凿出的，半窗里挂着一幅布窗帘，我们前面是一张没有上油漆的方桌，铺了一块清洁的红毡，蜡烛在上面毕剥着火花。毛夫人在隔壁房间里，把那天从水果贩子那里买来的野桃于制成蜜饯。毛泽东交叉着腿坐在从岩石中凿成的一个根深的壁龛里，吸着一支前门牌香烟。”

　　在一次毛结束与斯诺谈话的时候，已是凌晨2点了，斯诺精疲力尽，这时出现了一个愉快的插曲：”他们”两个都俯过身去，看到一只飞蛾在蜡烛旁边奄奄一息地死去，高兴得叫了起来。这确是一个很可爱的小东西，翅膀是淡淡的苹果绿，边上有一条橘黄色和玫瑰色的彩纹。毛泽东打开一本书，把这片彩色的薄纱般的羽翼夹了进去。”

　　当问到一个最敏感的问题，即他与俄国的关系时，毛回答说：

　　“虽然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成员，但这决不意味着苏维埃中国受莫斯科支配..我们的斗争当然不是解放中国后再把它交给莫斯科..。

　　“当许多国家都建立了苏维埃政府，可能要出现建立国际苏维埃联盟的问题，看看这个问题如何解决是很有意思的。但今天我不能提出解决方案――这个问题还没有出现，也不能事先解决它。在今天的世界，由于不同国家和人民之间的经济和文化联系日益密切，有一个联盟似乎是非常必要的，如果是在自愿的基础上建立的话。”实际上当他私下与斯诺谈话时，毛有点想“损”俄国人：“毛在和我的交谈中称苏联为他的‘忠实的盟友’”。他把酸梅做的甜食讽喻为“口惠而实不至的俄国援助”。

　　毛在一次与斯诺谈话时，告诉他说：“对于一个被剥夺民族自由的人民，革命的任务不是立即实现社会主义，而是争取独立。如果我们被剥夺一个实践共产主义的国家，共产主义就无从谈起。”

　　在回答了政治问题之后，毛勉强转到斯诺提的个人问题上。这个美国人敦促毛纠正流行的关于他的歪曲的不真实的传闻。最后毛说，“如果我索性撇开你的问题，而是把我的生平的梗概告诉你，你看怎么样？”“我要的就是这个！”因而在以后的4个晚上，他们“真像搞密谋的人一样，躲在那个窑洞里，伏在那张铺着红毡的桌子上，蜡烛在我们中间毕剥着火花。”斯诺埋头记录，直到倦得要倒头便睡为止，翻译坐在他旁边，把毛的柔和的南方方言译成英语。“在这种方言中，‘鸡’不是说成实实在在的北方话的‘chi’，而是说成有浪漫色彩的”ghii’，‘湖南’不是‘Hunan’而是‘Funan’，一碗茶念成一碗“tsa’，还有许多更奇怪的变音。毛泽东是凭记忆叙述一切的，他边说我边记。”

　　这样在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的前一部分就有了毛泽东告诉世界的唯一的一份自传，它在最早出的左派图书俱乐部的版本里占54页。这个故事对毛自己的同事产主的兴趣就像对西方读者产生的兴趣一样大。斯诺指出：

　　“在毛追述往事的时候，我注意到，有一个旁听者至少和我同样感兴趣，这就是他的妻子贺子珍。很明显，他谈到的有关自己和共产主义运动情况，有许多是她以前从来没有听见过的；毛泽东在保安的同志，大多数也是这样。

　　“后来当我向红军其他领导人搜集传记材料的时候，他们的同事常常围拢来兴趣盎然地聆听他们第一次听到的故事。尽管他们已经在一起战斗了多年，他们多半不知道彼此在参加共产党以前的日子的情况，他们往往把这些日子看做一种黑暗时代，真正的生命只是在成为共产党人以后才开始的。”

　　1936年秋，张国焘和朱德将军衣衫不整地从四川回到陕西的根据地，与毛呆在一起。张不仅得承认在长征的紧要关头，他南下是错误的，而且承认他还犯了一个错误，这就是在到达陕西前不久，他派遣他的红四方面军最精良的部队在西线进行野鹅式的追击，结果被消灭。他希望带领他自己的人马来扩大陕西根据地，但结果却是不光彩地请求毛帮助解救他的部队。毛拒绝冒这样的险，因为当时是几面受敌，他还谴责张损失了宝贵的力量而没有达到任何目的。这一事件使得毛在后来的几个月里很容易处置对他的领导地位构成严重威胁的对手。

　　朱德将军，毛的老搭裆，无疑与毛关系和睦，当红色“土匪”贺龙不久之后带领他的部队从南方进入陕西这个根据地时，共产党在陕西集中领导权的过程也就完成了。所有使共产主义决定性地走向全中国的工作已在这个西北根据地准备就绪。

　　“1936年12月12日上午，保安出现了不寻常的活跃情景。”冯・布劳恩（李德）后来追述道。“毛的住地同党政军最高领导人进行联系的电话铃声急促地响着。就连习惯于夜间工作、次日睡到中午的毛泽东也一大早就出来了，周恩来来到他这里，过了一会儿，洛甫、博古和其他几个人也来了。发生了什么事？”发生了毛泽东、蒋介石争夺对中国控制的22年斗争中最富有戏剧性的插曲：北方的主要军阀之一――在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持“中立”态度――在蒋总司令到西安视察的时候扣留了他。所谓“西安事变”的消息很快传遍了全世界，惊动了各国朝野。毛很激动，要求把蒋介石押到保安来就他对中国人民欠下的债进行审判和惩处。但斯大林持不同的看法，他打来的电报称，蒋介石是中国建立抗日统一战线中唯一可能的领导人。因而毛应争取使蒋得到释放。毛派周恩来去西安，以使事件朝着有利于共产党的方向发展。12月19日为安慰斯大林，毛致电蒋介石，敦促他召开各党派会议，讨论联合抗日的政策问题。周恩来后来说：我们一个礼拜都没有睡好觉..这是我们一生中最难作的一个决策。

　　最后，这个军阀在蒋总司令许诺与共产党停火、更坚决地抗日、更民主地管理中国之后予圣诞节释放了他。毛在如何处置蒋的问题上无法压制政治局内的分歧，但国民党领导人至少在现在公开表示为了共同的目的要与共产党合作。

　　与此同时，红军扩大了地盘。它占领了延安，因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首都移到这个较大、较方便的城市。延安是座古城，面临一条河流，周围都是黄土山，窑洞都是凿山修建的。延安是座集镇，有很多历史古迹，包括一座建于宋代的宝塔。

　　在延安，毛搬进一处有3个房间的住所，还有一个“胜利花园”，园里种着蔬菜和烟叶。后来在日本飞机开始轰炸延安的时候，他又搬到杨家岭山上一个完全防空的大窑洞里居住，但他仍在原先住的地方开会。冯・布劳恩回忆说：“住在窑洞里非常舒适，冬暖夏凉，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可以防御日本飞机的轰炸，只是跳蚤和老鼠使我们很伤脑筋，以后我们慢慢地习惯了。”

　　但毛的个人生活并不美妙，他的妻子贺子珍从来没有完全从她在长征路上可怕的经历中恢复过来，长征途中她正要生毛的第四个孩子时突然遭受空袭，受伤很重。她到陕西时，身体和精神都处于崩溃的状态：6000英里路她多半是在担架上度过的。在毛的新大本营她也从来没有完全安定下来。她曾经被说成是执拗的妇女，从来就不理解毛的政治世界。他们的第5个女儿是在陕西怀上、于1936年夏埃德加・斯诺访问期间出生的。毛非常喜欢这个女孩，她长大后叫李敏，在文革期间很出名。

　　正因为毛的家庭生活不大理想，才使他在陕西这个不同寻常的道德氛围下进行积极的社交活动。这里毕竟是一个力图使他们的生活建立在一定的理性基础之上的共产党人的社会。这时，大量学生、青年知识分子和文艺界人士带着各种各样的理想从上海和中国各地涌入延安，对于那些经历过物质和精神生活极为贫乏的长征的士兵来说，这是令人愉快的事。

　　有伙儿学生因建立一个自由恋爱俱乐部而被抓了起来。但冯・布劳恩指出：“体现红军面貌的严格的纪律和严谨的生活方式，在延安随着时间的推移也慢慢松弛了。”他和另一个外国人乔治・哈特博士（黎巴嫩籍美国人）曾在周末招待过各种类型的文艺界人士，“我们海阔天空，无所不谈，主要谈艺术和政治，也打乒乓球，有时甚至还跳舞，在这以前跳舞一直是彼当作外国的恶习被禁止的”。

　　时间一年年过去，社会气候也更为宽松了，周末梨园舞会成为人人期待的活动。音乐是搜寻来的一些唱片，或是乐队伴奏，什么乐器都有，从中国古老的二胡，广东的板胡到脚踏风琴（传教士留下的），口琴和西洋小提琴。传统的中国乐曲与西方的狐步乐和华尔兹一同演奏，但最引人注目的是妇女自己挑选自己的舞伴，这是违背中国传统，显示妇女解放的举动。毛自己也不是没有受到这些新风尚的影响，女同志也有权走到毛的眼前，邀请他共舞一曲。

　　外国客人非常喜欢周未晚会，一个外国人描写道：“你可以看见头发浓密的毛泽东穿着衬衫和延安大学漂亮的女学生跳着快速的一步舞。”毛也能和中国的女共产党人消磨时间，他特别欣赏生活豪放不羁的女作家丁玲――毛的湖南同乡，也是杨开慧的老校友。

　　毛还第一次有机会与西方妇女亲密交谈。两个美国记者，一个是为《法兰克福时报》和《曼彻斯特卫报》写稿的艳丽的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另一个是埃德加・斯诺的妻子海伦・福斯特・斯诺，她的笔名叫尼姆・威尔斯。她们俩都是较早访问延安的人。她们俩不喜欢呆在一起，并为了博得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信任而成为对手，但她们都经常见到毛，毛也喜欢有她们作伴。

　　后来又来了王安娜，她是一个金发碧眼的德国女郎，在欧洲嫁给了一个年青的中国共产党人。她到延安几天后，有一次正与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在她的院子里喝咖啡，突然，毛闲逛过来，加入她们的谈话。当他得知王安娜有一个儿子时，马上问道：

　　“你儿子的头发是金色还是黑色？眼睛像妈妈一样吗？是蓝色的，还是黑的呢？”

　　王安挪略感意外，解释说她的男孩是黑头发、黑眼睛。然后，毛间得更细：“皮肤是白色的，还是接近中国人的颜色？”

　　“接近中国人的颜色。”

　　“这真有趣！”毛泽东道，诡秘地一笑。“你的同胞李德的太太是中国人，他们的孩子也是黑头发、黑眼睛，肤色也和中国人一样。一般说来你们德国人总是以德国的强大而自豪；可是，似乎怎么也敌不过我们中国人！我们的人种好像比你们强呢！”

　　1937年春，史沫特莱到延安的第一天，她半夜去拜访毛，后来她描写道：

　　我..掀开一个窑洞的门帘，进入一个黑洞。洞中阴沉黑暗，中央一张粗笨的木桌上面点着一支巨烛，巨烛光在一堆一堆的书报和低矮的窑洞顶上晃动着。一个人影，一只手按桌而立，脸朝门口，面目不清，我见到一堆黑衣服上面盖着一件宽大有补钉的大衣。那个个子很高，令人生畏的人物向我们移动了脚步，并且大声说：“欢迎！欢迎！”接着两只手紧紧握住我的手，手很长，也很敏感，就像女人的手一样。我们互不说话，互相打量着。他的脸又黑又长，莫测高深，前额宽阔而高，嘴唇女性化。他是一个审美大师，

　　且不说其他方面的造诣。实际上，他身上的女性气和洞中阴暗的景象令我不安，心里本能地产生了一种敌意..。

　　后来，史沫特莱发现：

　　最初令我强烈地感受到的那种气质，后来证明是一种心灵的孤独。朱德受爱戴，毛泽东受尊重。最了解他的人很少喜欢他。他的灵魂独存，并且使他孤独，..他没有朱德的谦逊风度，即使他风流潇洒，但他总流露出个性刚强，眸阮一切、当机立断的性格。我有这么个印象：他可以等待、观望许多年，但最终他要为所欲为。

　　第一次见面后，毛经常去史沫特莱的窑洞，史沫特莱和伍莉莉合住一个窑洞――伍莉莉被史沫特莱选作自己的翻译，被说成是延安唯一一个有永久的窑洞住的女孩。

　　史沫特莱回忆说：“我们3人一起吃便饭，纵谈几个小时。因为他从来没有出过国，所以他提出了成堆成堆的问题。我们谈到印度，谈到文艺。有一次他还问我是否爱过什么人，为什么爱，爱对我意味着什么。有时他朗颂中国古代诗人的名句，有时他低吟他自己写的律诗。”

　　在许多方面，毛的个人品格并不足以使他成为一个群众组织的领袖。埃德加・斯诺在他的访问中对这点很有感触：

　　“在个人意志服从群众意志达到迷信的地方，毛显然是个个人主义者。抽烟在共产党人中被视为缺乏个人纪律的标志，受到劝阻，但毛从不间断抽烟。保安人大多数天一亮就起床了，而毛习惯晚上工作，白天睡觉，中午以前很少能爬起来..

　　毛的大多数追随者都留着普鲁士式的短发，而毛却讨厌理发，头发留得很长..。与周恩来等其他人的清洁、机智和军事忍耐力不同，毛走路时没精打采，肩弯背驼，像个老农。我给他和林彪照检阅军校学员的相片时，我看见毛的敬礼最是无力。周恩来是直接对着你的眼睛看你，无论他说什么，他总是显出渴望你相信他的样子。毛是侧着头看人，等着他的话产生效果，他的逻辑被理解，一副怀疑的神态。表面上看起来心不在焉，实际上这是毛为了掩饰他那始终警觉而富于联想的头脑而戴的面具。”

　　但斯诺也正确地看到了毛作为党的领袖的积极成分：

　　毛的记忆力好得惊人。他能回忆得起来多年以前与人谈话的日期，客人的姓名，谈话的确切内容和事件的细节。他领导很有艺术，不是采取明显的方式，而是采取间接、微妙的方式。他经常同各种委员会的成员磋商问题，一谈就是几个小时，试探他们的意见，然后把人家的看法和自己的看法统一起来。他先跟他们一一进行个别谈话，等到他确信意见一致时，方说出自己的看法作为结论。他自信命中注定要当领导。但是，他待人接物很随便，不装腔作势。他对于忠于他的人开诚相见，因而取得他们的信任。对与自己持有不同意见的人，他也宽宏大量，反对他的人会渐渐失掉影响。但他们不会像斯大林的个人对手那样遭到大规模清洗和肉体消灭的命运。

　　毛开始更经常地处理对外事务，并反映出他在党内新的卓越才能。1937年5月15日，他在写给西班牙人民的信中说：“如果不是因为我们眼前有着日本敌人，我们一定要参加到你们的队伍中去的。”几个星期后，他又致信美国共产党领导人埃尔・白劳德，称他是中国人民的好朋友。延安又有一批外国客人来访问他，想了解他对当时国际问题的看法。除了斯诺和史沫特莱外，他在陕西的初期阶段，还会见了欧文・拉提摩尔、T・A・比生、詹姆士・贝特兰，以及瓦列特・克特茜一玛尔克丝。克特茜一玛尔克丝小姐对中国政治并不太了解，所以最初和毛谈话时出现了一些紧张气氛。“你听说过我什么吗？”毛问。“当然只听说过正面和反面的宣传。”这个英国女探险家回答说。“哪些正面的宣传？”“说你人特好，你正在改善大批中国人的生活，你不会犯错误。”“那你听过哪些反对我的宣传？”毛又问。“说你血洗了许多市镇，把8岁以下、40岁以上的人都杀了。还说你是土匪，是流氓。”克特茜一玛尔克丝记得，说到此时屋里所有的人都不作声。当她的话翻译出来时，椅子背后、手里拿着一把明晃晃的大刀的士兵身子轻轻地抖了一下。她说话时，毛一动不动，眼睛盯着妙。突然他笑了，“不，午饭我不吃小孩肉。”寒冰也随之消融。

　　注释

　　①埃德加・斯诺，《西行谩记》，第66页。②《斯诺文集》第1卷，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198页。③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第63页。④同上书，第68―69页；《斯诺文集》第1卷，第198―199页。⑤《高岗事件与中苏关系》，载于《评论》（东京）国际关系学院第10期，此段话未查到中文资料。

　　⑥《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54―155页。⑦同上书，第157页。⑧同上书，第159页。⑨《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对哥老会宣言》，1936年7月15日。《六大以来》（上）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766页。⑩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第61、65页。同上书，第65页。同上书，第66―67页。同上书，第79页。同上书，第88页。埃德加・斯诺：《复始之旅》，纽约1958年版，第169页。《斯诺文集》第1卷，第202页。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第374―375页。同上书，第104―105页。同上书，第125页。奥托・布劳恩：《中国纪事》，第249页。同上书，第297页。同上书，第339页。大卫・巴罗特：《美国南部各州使团》，伯克利1970年版，第51页。王安娜：《中国――我的第二故乡》，三联书店1980年版，第150页。《史沫特莱文集》，第1卷，新华出版社1985年版，第157―159页。此处引文与中译本文字略有不同。同上书，第159页。此处引大与中译本文字略有出入。斯诺：《复始之旅》，作者注中来说明页码。

　　《斯诺文集》第1卷，第200页。此处引文与中译本文字略有出入。《新中华损》，1937年5月19日第一版。瓦列特・克特茜一玛尔克丝：《中国之旅》，伦敦1940年版，第163―164页。

　　毛的勤务员回忆道：毛和二十几个人走出于部北门往西一拐，“一条宽大的河流出现在我们面前。我们顺着河水往上走去。滚滚的河水带着黄色的泡沫翻腾着，大声地发出呼啸，像吹起了进军的号角。太阳落了，冷风一阵一阵地扑来，寒意很浓。主席没有穿大衣，只穿了一身灰布军装，戴一顶八角红军帽。他迈着大步，带领我们前进”①。10月的一天下午5点钟，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开始了。

　　疟疾高烧之后的毛，被描述得瘦弱而憔悴，他的勤务员解释说：“由于他患病”，大部分时间“不得不骑马”。所骑的还是6年前缴获的那匹毛喜爱的暗褐色战马。除勤务员补充说，毛的队列中包括他的第二个妻子贺子珍，虽然她已有几个月的身孕了；一个男卫生员钟福昌，是在毛患疟疾时派给他的：还有秘书黄有风。

　　但是，贺子珍所生的两个孩子大小，不能随队行军，只好寄养在江西农民的家里。15年后，人民解放军叉回到这一地区，尽管毛派部队四处寻找，但未能得到他们的消息。他的小弟弟毛泽罩与其新婿妻子（贺子珍的妹妹），胃下掩护。他的大弟弟毛泽民作为银行行长，随队长征，负责根据地政府的货币、金银和印钞机器。

　　后来毛泽东声称，长征是在我们犯错误的时期进行的，前有堵截后有追兵。他拿丧失江西根据地与失败的俄国1905年革命相比较。还有一次他断言长征是完全不必要的，假若有更高明的指挥才干，是可以击破第五次“围剿”的。，长征开始时，红军并不真正清楚他们的目的地在哪里。后来毛被问到这个问题时，他回答说：“假如你以为我们有过确实的计划的话，答案是我们不曾有过这类的计划。我们只是打算突围，与其他根据地会合。此外，唯一有意识的打算就是转移我们的阵地，以便可以与日本人作战。”②

　　毛能否参加长征也是有争议的。假如他的疟疾没有痊愈，就有可能和其他生病的领导人例如像瞿秋白（也可能像他们一样被国民党抓获），一样留下来作掩护。即使他康复了，考虑到领导层中有强大的反对毛及其派别的力量，决计把他留在江西也不是不可能的。如同他的许多亲密同志和支持者，其中包括陈毅、谭震林、萧华”和邓子恢等被留下来一样。显然，控制党的那些人这样做是希望避免路途上的各种争吵，因为在突围之前，他们的士气已经大大低落了。但毛曾任第四军政委的这一资历，又使他不得不去。据一种解释说，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中的一些人曾想把毛留下，但林彪和其他将领却坚持他应该随从。

　　红军损失了大部分力量，才冲破了国民党的包围圈，而唯一通向最近的贺龙的共产党根据地的道路，也被蒋介石堵住了。贺龙的根据地位于北部250英里的地方。这时，毛的运气发生了首次改变。毛建议放弃与贺龙会师的计划，改向敌人薄弱的贵州方向前进，沿一条很长的弧形路线芽过贵州，渡过长江，红军就萧华没有留在江西，――译注可以摆脱国民党军队的围迫堵截，到达张国焘的四川根据地。张曾是毛的老对手，后来也一直是他的对手。当时军事指挥员们已开始怀疑布劳恩的指挥才干，毛的意见被采纳了。

　　红军在艰难地穿越贵州期间，受到贵州军阀的堵截，到黎平暂驻休整，并在那里召开了政治局会议，会上，军事指挥上的不同意见公开化了，毛在这次会议上重返中央委员会。会议决定继续向遵义前进。在这段长征路上，毛的妻子贺子珍在低空轰炸机的轰炸扫射中负伤。据说有20块开花弹片留在她身上，但她还是活了下来，并产下一个婴儿，走完了长征的全程。在长征路途的前半部分中，毛写了三首十六字令，盛赞大自然的伟力。

　　其一山，快马加鞭未下鞍。惊回首，离天三尺三。其二山，倒海翻江卷巨澜。奔腾急，万马战犹酣。其三山，刺破青天锷未残。天欲堕，赖以拄其间。在遵义，他们暂时摆脱了敌人的进攻，得以休整12天，招募新兵，并继

　　续讨论他们之间的不同意见。他们在此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除政治局成员外，部分中央委员会成员，以及红军的指挥员或政治委员也参加了这次会议。

　　会议一开始、毛就展开了攻势，提出以博古为首的政治局和军事委员会在第五次反“围剿”中的策略是错误的。最终，会议采纳了毛的意见，并把它写入了会议决议：

　　“在目前中国国内战争的阶段上，在我们还没有大的城市工人的暴动、由军士兵的哗变的配合，在我们红军数量上还是非常不够，在我们苏区还只是中国的一小部分，在我们还没有飞机大地等特种兵器，在我们还处于内线作战的环境，当着敌人向我们进攻与举行‘围剿’时，我们的战略路线，当然是决战防御，..“我们对于进攻的敌人不应该即刻与之进行无胜利把握的决战，我们应当以..主力退至适当距离或转移到敌人侧翼后方，隐蔽集结，以寻求有利时机，突击敌人。在内线作战下，当敌人以绝对的优势乓力向我们前进时，红军的退却与隐蔽，足以疲劳敌人，..应该待它进至适当距离，然后包围消灭之（即诱敌深入）。为了求得胜利，即使暂时放弃一部分苏区的土地，甚至主力暂时离开苏区根据地，都是在所不辞的。’③博古因没有纠正“在作战指挥上所犯的路线上的错误”和拒不接受批评而受到了毛的指责。毛在遵义告诉他的同志们，现在要做的是彻底纠正这些错误，继而“在云贵州三省广大地区中创造出新的苏区根据地，将使我们恢复老苏区”，最后夺取全国胜利。周意识到，事态正朝着预料的方向发展，他承认了人们指责他的那些错误，并建议由毛接替他任革俞军事委员会主席。这是一种有效的先发制人的做法，致使博古和其他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除了接受周的建议外别无其他选择。这意味着毛现在成了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的成员。因为考虑到武装斗争的重要性。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通常就是政治局常务委员会成员，这在过去的几年里已成为党的惯例。在被排挤出党的高级领导层两年之后，毛又进入了党的领导核心。从此他再也没有被罢免。这使他在后来的10年中扶摇直上。现在他成了党的5或6人最高领导中无可争辩的一员。

　　一般认为，在大约20名遵义会议的参加者中，也许仅有2人是毛的支持者：即林彪和聂荣臻。但是毛还可以利用正在增长的对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的不满。政治保卫局局长邓发可能已经失却了生杀大权，因为领导上谴责他采用残酷屠杀的方式镇压反革命。彭德怀将军和刘伯承将军对于过去制定出的军事决策十分恼火。再者，由于要扔掉从江西带出来的、不利于军事行动的过于笨重的民用设备，张惶失措地撤离根据地，同时又不知道要去的目的地，致使干部们士气沮丧。

　　毛之所以能够利用这些失望情绪，一方面由于他特有的朴实的军事策略，另一方面也由于他像丘吉尔一样，能提出近乎冒险的，但同时又是明确的爱国主义的呼声。像丘吉尔一样。他知道如何把握国民的最深层的本性，激励他们去战斗、去忍耐，去持久地反对一切不平等。

　　但是，也许功劳必须归之于洛甫，在遵义会议上，正是洛甫对达成妥协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在决议中，确认了旧领导的“正确的政治路线”，以抚慰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但同时也抛弃了旧领导的”错误的军事路线”，以得到不满的将领们的谅解。毛后来评价洛甫时说：“遵义会议他起了好作用，那个时候没有他们不行。”④

　　这样，当毛从后门溜进政治局时，也就是说，作为他成为新的军事委员会主席的结果，洛甫取代了博古任总书记，成了党的最高领导人。从这一天起，毛得到了一个永久性的称呼――毛主席。洛甫走上了当时党内最高的职位，毛也登上了通往权力顶峰之梯的第一步。很可能在1935年1月8日政治局决议之前，毛和周就曾有过某些谅解，因为从那时起周再也没有试图制定有关军事或意识形态方面的决策，并在以后的40年间一直是毛忠实的副手，从未对他的最高权威提出过挑战。诚然，遵义会议的一些与会者之所以会考虑在非常时期转向毛，希望毛出来领导，是有实际原因的。此时他们已深入中国内地，在那里，以前那些受外国训练和只有城市经验的领导人是不适应的。他们需要一个来自人民之中的人，一个天才的农民领袖来领导，这位领袖至少应领导他们到能够再次起来占领城市之时。此刻，毛主要关心的是前进途中将会遇到的军事挑战，这就必定要依靠周在组织上的支持和刘伯承的军事谋略。到遵义时他的部队仅存30000人，招募了20000新兵后，红军人数上升到50000人左右。下一个问题是如何渡过防守严密的长江，到达张国焘的川北根据地。第一次尝试过长江用了5个星期，但没有成功。2月底，毛的部队再次占领遵义。而且，他们至少在这里取得了一次重大胜利，毛为庆贺重占娄山关，写了一首词：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霜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然而，毛从红军的老式收音机里得知，在敌人的压迫下，张国蔗不得不放弃他的四川根据地，向西撤退，这样，渡过长江已无助于毛的计划了。3月，毛率领部队进行了一系列复杂的穿梭运动。毛指挥部队三渡赤水。迷惑国民党把军队集结在长江北岸。但共产党却很快掉头，再渡赤水，挥师向南佯攻贵州首府贵阳。

　　经过这些锗综复杂的佯攻、强行军和运用计谋，红军终于在皎平波渡过长江，这段长江当地又称金沙江。江中流急滩险，难以航行。共产党成功地从江对岸缴获了6只小船，部队一批批摆渡过长江，达9天9夜，胜利地闯过了天险。

　　毛的勤务员描写金沙江，“水急浪大，凶龙般地翻腾着”。无快拂晓，他和毛一道过江，此后，在安排毛能办公前，他去安顿临时的床铺和烧开水，毛对他发了脾气。

　　“这里连张小桌子也找不到”，陈随口答道：“您，您先喝口水吧！”“现在重要的是工作”，毛用他那严肃的但又温和的语调说：“吃饭喝水都是小事，江那边有我们两三万同志在等着哪！这是几万同志的性命呀！先去找块木板架起来也行！”陈飞也似地跑着囚处搜寻，好容易找到一块小木板。毛亲启动手和他把它架了起来，摆上了办公用具。⑤

　　巧渡金沙江靠的是胆子大和运气好。除此之外，似乎还因为云南车阀龙云并不是一个国民党的真心支持者，他最后反叛了蒋，在1949年建立的人民共和国中，得到了一个荣誉职位：当时，云南是国民党军队还未进入的省区之一，仍处在各地方军阀的复杂的政治统治之下。

　　此刻，毛进入了对大部分中国人来说是完全生疏的区域。毛后来回忆说，我们回师南向，渡过金沙江后，就陷入毒蛇、蚊虫、炎热的气候和食品短缺之中。”但他至此，对于他的成功仍然是洋洋自得的，在会理，举行了政治局会议，洛甫给予军事指挥以明确地支持。

　　可是毛却严厉地批评林彪，在执行命令时表现得不够坚决。林在给彭德怀将军的电话中曾这样讲：现在的领导不成了，你应当出来指挥。林也写信给毛解释，他认为所有这些迂回转向，是毫无必要地削弱了部队。

　　毛回答他：你是个娃娃，你懂得什么！在这个时候直接跟敌人硬顶不行，绕点圈子多走点路，这是必要的。

　　下一个冒险行动是抢渡大渡河，这是一道在山间奔腾的急流，是整个长征途中最为困难的障碍。红军打算在安顺场渡河，19世纪的太平天国起义军就是在那被消灭的，《三国演义》中描写的许多英雄也是在那被打败的。

　　这时出现了一个难以置信的机会，一个敌军指挥官以为共产党还要过好几天才能从他们预计的位置到达这里，所以他仍去南岸他妻子的亲戚家赴宴。一支红军先头部队活捉了他，缴获了他乘坐的一条小船，然后过河又夺取了另二条船。红军就使用这三条小船渡河，过了三天三夜。但是，春水开始上涨（已时至5月底），增大了渡河的困难。每渡一次，就要费越来越多的时间，同时，在天上蒋的麦炸机不断袭击，在地上敌军正从至少两个方面赶来。他们决定夺取更靠北一些的沪定桥，这也许是他们渡河到中国北部的最后机会。在那些绝望的日子里，毛甚至与布劳恩讨论穿越西康和青海，到新疆靠拢俄国人的可能性：这个德国人劝阻了他。

　　夺取沪定桥是又一次英雄主义的壮举。这座桥由13根铁索组成，底下9根上铺桥板，作桥窗以供行走，另外4根分列两边为护栏。当共产党到达时，敌人已拆除了大部分桥板，以为没有人会愚蠢到试图从光铁索上过河。

　　在他们缴获的敌人的一道命令上声称：朱德和毛泽东“已面临石达开（太平天国领袖）第二的危境。”“前有大渡河，后有金沙江，消灭共军，在此一举。”⑥

　　可是，毛的战士的作为是他们所想象不到的。他们手把着铁索，身体悬吊在空中，一把一把地过河，尽管前面有敌人猛烈的射击，下面是奔腾的急流，但是他们仍然冲了过去，占领了北岸桥头。敌人点燃了留在他们一侧的桥板，即使如此，也未能阻止共产党。紧随在后的红军工兵们，在铁索上由南向北铺上木板、树棍，作为新的桥板。

　　毛全神贯注地观察着渡河。假如此刻在桥头系上一磅炸药，就有可能结束他的事业和运动。

　　毛后来回忆说：过了大渡河，我们应该向何处前进呢？我们拍着头思索。

　　⑦事实上，已经无法选择了，他们只能继续向北，沿着已经开化了的中国的边缘，到达陕西苏区。但是，自然界的困难是极其巨大的。首先遇到的就是大雪山。途中，穿过一片开阔谷地时，他们突遭三架敌人飞机的俯冲扫射。站在毛身边的警卫班班长被击中，无声地倒下，当毛蹲下青他时，他正用手捂着自己的腹部。

　　“没关系，你会圩的！胡长保同志，”毛说：“你不要紧，坚持一下，我们把你抬到水子地，找医生治疗一下就会好的。”可是，他的头垂了下去：他的眼睛闭上了。毛慢慢地从他的脖子底下抽出手来，然后站起来，拿出一条夹被，小心翼翼地盖在胡长保同志的身体上，低头肃立默哀，然后掩埋了他的尸首。⑧毛距离死亡仅仅只有几英寸之远。

　　翻越大雪山，红军必须爬上1.6万英尺的高度。许多人在山上长眠不醒。毛的疟疾文发作了，部分路途不得不躺在担架上。他与了一首词，以磅礴的气势将当时环境和政治地理融汇在一起：

　　横空出世，

　　莽昆仑，

　　阅尽人间春色。

　　飞起主龙三百万，

　　搅得周天寒彻。

　　夏日消溶，

　　江河横溢，

　　人或为鱼鳖。

　　千秋功罪，

　　谁人曾与评说？

　　而今我谓昆仑：

　　不要这高，

　　不要这多雪。

　　安得倚天抽宝剑，

　　把汝裁为二截？

　　一截遗欧，

　　一截赠美，

　　一截还东国。

　　太平世界，

　　环球同此凉热。

　　关于炮铜岗，毛回忆道：“在这个山峰上，有一个军团死掉了2/3的驮畜。成百上千的战士倒下去就没有再起来。”⑨在下一段长征路途上，毛感到是进入了神秘的奇境。

　　“在西康边界附近，”（毛回忆道）“没有渔民，所以鱼儿不怕人..我们杀我们的牦牛、马匹吃，把肉驮在仅存不多的驮畜背上，最后我们就吃驮言，而自己背肉。

　　“尽管条件极为艰苦，但与我们交战的最好对手只是当地土著部落――有苗、番、彝，也有汉。我们从他们那里学到的东西，要比在其他地方学到的更多..我们必须感谢总司令，把我们赶到这样神奇的地方――如果不是总司令，我们根本就不可能见到这些。”⑩

　　在危险神奇的西藏的山麓小丘的另一面，毛和他的对手张国煮相遇了，张是另一块共产党根据地的领导人，在党内与毛的地位相等，并指挥着红四方面军。两年前，他们撤退到西部

　　地区。7月20日，在倾盆大雨之中，两支部队在一个名叫两河口的村子里会师。

　　那天晚上，朱德将军步行和张一起去张的住所，与他彻夜长谈，向他解释了遵义会议时面临的紧迫困难，当时为解决眼前危机，选举毛出来担任党的领导工作，以缓和党内领导层的争论。朱要求张眼下支持只讨论军事的议程，不再重提政治问题。

　　可是，张肯定是从双方军队的比较中，增加了勇气。双方军队在人数上大致相等，各约4.5万人左右，但四方面军没有同国民党追兵正面作战，得到了良好的休整，有更好的士气、食品、服装和装备。一位长征亲历者这样评论张的部队：“他们的举止就像一个富人对待一个穷亲戚。”在宴请和大会演讲之后，领导人在政治局会议上就展开了暴风雨般的个人辩论。张主张继续向西撤迟，到新疆就有可能得到俄国的支持，结果遭到否决。加之他过于迫切地要求由他出任党的总书记，更是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这激起了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和毛派的一致反对。毛十分清楚，林彪和其他将领对他的指挥才干并不完全满意，后来他滚认，同张国焘的这场斗争，是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刻，党有可能分裂，甚至在意见分歧的党的领导人中间会进行内战。然而，他自己的一方面军的大多数同伴和大部分政治局成员还是接受了他的计划，由西康向北，朝着蒙古继续长征。

　　两支部队会师不久，又再次分成两支混编的部队，一支由毛率领，一支由张率领。这也许是朱德将军的一个妥协建议的结果，朱还建议任命张为合编部队的总政治委员，与他相并列，朱自任总司令。张后来声称他接受了这个职务，但毛继续加以干涉，以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名义，核阅所有文件，径行批准决定，交总司令部执行，而不是在军事委员会和总司令部之间划清职权，把部队交总司令部指挥。

　　8月初，两支部队沿不同路线向北行进，可突然被一条河分割开来，由于河水上涨，浪大流急，难以通行。张声称渡河是不可能的，因此他的左路军必须返回西康，并命令朱德将军和刘伯承将军，以及部队中唯一的一架电台，随他一起行动。朱和刘拒绝了，张即监禁了朱，命令他谴责毛，并断绝他与毛的一切关系。

　　“你可以把我劈成两半”，朱反复他说：“但你割不断我和毛泽东的关系。”

　　对此，张说，如果朱将军还拒绝服从他的命令，就枪毙他。

　　“你愿意枪毙就枪毙”。“朱回答：“我不能拦你。我决不接受命令！”

　　但是，张并未履行他的威胁，也许是害怕会导致忠于朱的部队攻击他的部队。由于不愿意看到两支共产党部队火的可怕惨剧，朱将军极不情愿地随张返回。

　　张在回忆中说，他电告毛的右路军，命令他们停止前进，而毛带走了他的部队，拒绝回来商议或帮助他的同志。此后，国民党集结了军队，防止张沿毛的路线北上，所以他转而南下。结果，在与毛及其他人在陕西再度会师之前，他率领他的部队在西南又坚持了一整年。

　　毛的右路军用了6天时间走出了青海草地。这里是海拔8000英尺的高原，一年中大部分时间都下雨（特别是在8月），由于积水无法排出，形成了一个绵延数百英里的大沼泽，不见一棵树木，一片荒凉，没有人烟，没有生气。

　　“如果我们掉头南下”，毛对他的干部们简明扼要他说：“就是逃跑，就会断送革命。敌人判断我们会东出四川，不敢冒险走横跨草地，北出陕、甘这一着棋。但是，敌人是永远摸不到我们的底的，我们偏要走敌人认为不敢走的道路。”

　　在进入草地之前，红军必须收集食品，他们用尽各种办法，从这一地区的藏民那里得到了数量可观的青稞、羊、牛和萝卜。

　　“这是我们唯一的外债”，毛在到达陕西根据地后幽默他说：“有一天我们必须向藏民偿还我们不得不从他们那里拿走的纷养。”

　　毛的勤务兵在回忆中这样描述草地：“那腐烂了的永远浸在污水中的野草，无边无际，踏在上面，发出使人厌倦的‘噗卿’、‘噗唧’的响声；一不留神，就会双脚深陷，甚至埋进这无底的泥潭中。在这种时候，要是没有同志们的帮助，想拔出腿来势比登天还难。”

　　长征途中最后翻越的一座大山是六盘山，在那里，毛忠诚的勤务员差点死于疟疾。登上六盘山后，毛写了一首词：

　　天高云淡，

　　望断南飞雁。

　　不到长城非好汉，

　　屈指行程二万。

　　六盘山上高峰。

　　红旗漫卷西风。

　　今日长缨在手，

　　何时缚住苍龙？

　　1935年10月底，毛和长征的亲历者们到达了目的地，陕西苏区的吴起镇。当他们第一次住进顺山坡挖成的窑洞里时，十分惊愕的发现，这里的朋友没有大米，只有金黄黄的小米。毛的炊事员不知道如何做小米饭，只好买了一只大羊杀了，煮了当饭吃，抬着一条羊腿给毛。“那很好办！要学嘛。”毛得知此事后说：“到了新的地区，就要学会新的地区的生活习惯！要不，我们就会饿死的。”

　　尽管天空纷纷地飘落着鹅毛大雪，毛还是立即率一队人去陕西根据地司令部所在地夏师湾，会见当地领导。

　　“主席穿着那件从江西带出来的、已经破了的大衣，”他的勤务员回忆道：“头上戴着那顶很旧的帽子，和欢迎的人群频频点头招手。这时，欢迎的群众让开了一条路，有数十位首长跑过来热烈、激动地和主席握手。”他们中间有刘志丹和红25军军长徐海东。

　　“是海东同志吗？”毛问，气质有些像斯坦莱。“感谢你辛苦到这来迎接我们。”一年前离开江西时，差不多近10万人的部队，一路上衣衫褴楼、饥饿疲惫地挣扎到陕西，仅有5000人活了下来。他们饿了吃树皮野草，渴了喝自己的尿，饱尝风雨霜雪，闯过沼泽险滩，经受住了各种严峻的考验。

　　毛的军事指挥得到一致拥护，他的政治指导也得到有保留地拥护。不久，他对长征作出了自己的评价，这就是著名的《七律・长征》一诗：

　　红军不怕远征难，

　　万水千山只等闲。

　　五岭连迄腾细浪，

　　乌蒙磅礴走泥丸。

　　金沙水拍云崖暖，

　　大渡桥横铁索寒。

　　更喜氓山千里雪，

　　三军过后尽开颜。

　　外部世界震惊了，共产党的支持者们高兴地得知毛的队伍仍在继续战斗。中国进步作家的领袖――鲁迅和茅盾，打电报赞颂毛：“在你们身上，寄托着人类和中国的将来。对于难以置信的史诗般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毛的更引人注目的结论，包含在几个星期后他向他的同伴们所作的报告中：

　　“十二个月光阴中间，天上每日几十架飞机侦察轰炸，地下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路上遇着了说不尽的艰难险阻，我们却开动了每人的两尸脚，长驱二万余里，纵横十一个省。请问历史上曾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吗？没有，从来没有的，长征..它向全世界宣告，红军是英雄好汉。”也许这读起来有点像丘吉尔式的夸张，然而，其经过完全是真实的。

　　注释

　　①陈昌奉：《跟随毛主席长征》，第20页。②罗伯特・佩恩：《毛译东》，纽约1950年版，第148页。此段话未查到中文资料。

　　③《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1935年1月。④斯图亚特・施拉姆：《毛泽东的创举》，伦敦1974年版，第268页。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汇报会上的讲话》，1966年10月24日。

　　⑤陈昌奉：《跟随毛主席长征》，第36―37页。⑥杨成武：《飞夺沪定桥》，《星火燎原》选编之三，战士出版社1980年版，第143―144页。

　　⑦《毛泽东思想万岁（1949―1968年）》第1卷，华盛顿联合出版研究社：共产主义中国译文。61269。第58页。此话未直到中文原文。

　　⑧陈昌奉：《跟随毛主席长征》，第49―51页。⑨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第175页。⑩罗伯特・佩恩：《毛泽东》，第86页。此殷话未查到相关的中文资料。(11)张国焘：《我的回忆》第3卷，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版，第252页，(12)史沫特菜：《伟大的道路》，第378―379页。(13)张国焘：《我的回忆》第3卷，第267―271页。(14)参见杨成武：《忆长征》，解放军文艺社1982年版，第176页(15)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第178页。(16)陈吕奉：《跟随毛主席长征》，第63页。(17)同上书，第71页。(18)同上书，第74页。(19)鲁迅书信集》上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年版，第1页。(20)《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50页。

　　除了女人和政治，毛在保安和延安这种安定的环境下，得以放纵自己的第三种激情，即读书与思考，他花费大量时间为自己的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寻找哲学基础。不难理解，由于要同其他受过更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训练的领导人竞争，因而他在陕西的头两年间――从容不迫地，也是第一次有这样的闲暇――阅读和消化了大量翻译过来的俄文哲学著作。由于他过去一直处于四处奔波的游击环境下，这样的时间对他是很少有的。

　　斯诺回忆了1936年夏天的一个晚上他采访毛时的情景：当时一个客人给他带了几本哲学方面的新书，“于是毛泽东就要求我改期再谈。他花了三、四夜的功夫专心读了这几本书，在这期间，他似乎是什么都不管了。”①

　　毛在陕西的最初行动是新创办了一个研究院，对干部进行军事和文化培训。他自己亲自到这个研究院讲课，既讲军事战略，也讲哲学，并根据这些讲演撰写了一些重要著作，其中第一篇是完全论述军事战略的文章：《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在这篇文章中，他具体总结了在江西和长征中获得的宝贵经验，这些经验现在又彼用来抵抗日本的蚕食。

　　毛认为游击战只是一种暂时的战术。“游击性在将来一定是可羞的和必须抛弃的东西但在今天却是宝贵的和必须坚持的东西。”②

　　毛并不放过抨击他的接受过苏联训练的对手的机会。他说：“我们固然应该特别尊重苏联的战争经验，因为它是最近代的革命战争的经验，..但是我们还应该尊重中国革命战争的经验，因为中国革命和中国红军又有许多特殊的情况。”③

　　这册军事指南最后以典型的、夸张的一段话结束，“我们的基本方针是依赖帝国主义和国内敌人的军事工业。伦敦和汉阳的兵工厂，我们是有权利的，并且经过敌人的运输队送来。这是真理，并不是笑话。”④

　　毛的哲学著作是通过这些年在陕西的读书和推理，又经过在红军学院的演讲而形成的，所以他的哲学著作势必会引起争议。他毕竟还没有，也不可能完全读遍并消化马列主义的全部信条――也许仅仅是因为所有的马列著作井没有都被译成中文。就拿他的《论辩证唯物主义》来说，一个西方学者发现，这篇文章基本上是抄袭苏联哲学著作的中译本。揭统计，在马克思主义理论这一专门领域，毛只阅读了1/3的思格期和马克思的著作，列宁的著作也只读了约4/5。毛后来否认他是《论辩证唯物主义》一文的作者，但不是所有西方学者都相信他的话。

　　毛撰写出版的两部最著名的理论著作是《实践论》和《矛盾论》，这两本书都于1937年出版。但西方评论家认为，从这两篇著作的文字上看，都很“平常”和“沉闷”。毛作为一个抽象的思想家天赋并不高。后来这些著作都由陈帕达整理出版，陈是中共知识分子，1937年下半年从国民党监狱中释放出来，后来到延安成为毛泽东的私人秘书。

　　在《实践论》一文中，毛具体阐述了他反对所谓教条主义者（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的观点，这些教条主义者力图劝说中国蓝苹同志照搬苏联的教条，而不考虑中国革命的不同特点和方式。毛详细阐述了这一思想，即要了解某一事物，你就必须实际地接触它，确实地变革它。

　　“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变革梨子，亲口吃一吃”⑤他引用中国的俗话说“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这一改造世界的实践过程，“在世界、在中国均已到达了一个历史的时节――自有历史以来未曾有过的重大时节，这就是整个儿地推翻世界和中国的黑暗面，把它们转变过来成为前所未有的光明世界。..所谓被改造的客观世界，其中包括了一切反对改造的人们，他们的被改造，须要通过强迫的阶段，然后才能进入自觉的阶段。世界到了全人类都自觉地改造自己和改造世界的时候，那就是世界的共产主义时代。”

　　⑥这是毛的唯意志论的超级乐观主义发展的顶点。《矛盾论》阐述了研究各种力量和事件之间的相互关系，分析由此而产生的矛盾的重要性。从特定意义上来说，毛试图对莫斯科发生的围绕德波林哲学学派而发生的争论提供一种答案。德波林学派否认在当时的苏联，在富农和农民之间存在着任何矛盾。

　　毛解释说：“这是矛盾的差别性问题，不是矛盾的有无问题。矛盾是普遍的绝对的，存在于事物的一切过程中，又贯穿于一切过程的始终。”存在于苏联的富农和农民之间的矛盾是非对抗性的矛盾，“不会激化成为对抗，不取阶级斗争的形态。”⑦

　　毛撰写这些文章时，日本军队正在进攻北京城外的卢沟桥，从而使几年来日本的挑畔和中国徒劳无益的姑息终于发展成为正式对抗。1937年7月7日，中日战争爆发，朱德将军奔赴前线。艾格尼丝・史沫特莱问毛，她是应该呆在延安以完成朱将军传记的撰写工作，还是到前线去，报道战争情况。毛建议她到前线去，“这次战争比过去历史更重要的多。”⑧

　　毛是对的。这场战争是阻止强大得多的国民党剿灭中国共产党的因素。后来，在60年代，当日本领导人就侵华战争向毛道歉时，毛回答说：

　　“不用道歉，没有你们的皇军侵略大半个中国，中国人民就不能团结起来对付你们。日本皇军使我们的军队发展壮大，达到100万人，解放区的人口达到1亿。”

　　毛顿了一下，笑着说：“你们说要不要感谢呀？”⑨

　　8月，日军对上海发动了大规模进攻，国民党立刻开始认真考虑与共产党建立统一战线问题，对毛的通电作出反应。9月，正式达成了共同抗击日本的协议，这使得在延安既可以穿国民党中央政府的军装，也可以穿红军军服。毛通过接见到延安来的访问者时戴国军军帽，而在参加共产党会议时则戴红军的五星军帽，来体现统一战线的性质。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红军也完全享受中央政府的军饲以维持八路军，毛现在每月从最高统帅那里领取相当于5美元的薪水。

　　8月底政治局在洛川召开会议，以决定新形势下的策略问题。在这次会议上，张国焘受到了最后的清算，他被谴责为“右倾”，他本人也（敷衍塞责地）承认了错误。第二年春天，他逃离延安，投向国民党。然而，当时的重大问题是共产党在服从中央政府的统一指挥的同时应保持自己多少独立性的问题。毛认为。共产党不应该接受国民党的任何命令，而要扩大自己的力量。

　　洛川会议对毛泽东的个人生活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为在洛川会议期间，毛第一次见到了一个对他的未来产生极大影响的人。在会议的第4天，一群来自上海文艺界的年轻人在日本侵略之后前往延安参加共产党，他们路经洛川。这群人中有一个23岁的女电影演员，这就是后来的江青，当时她叫“蓝苹”，即蓝色的苹果。

　　她当时搭乘给红军总部送大米的军车到达洛川。她和其他来自上海的人一起见到了毛和政治局其他成员。那天，她与毛眉目传情，从而导致了他们的婚姻和60年代文革期间风云变幻的政治伴侣关系。当时毛正驱车赶回延安，江青正好站在毛后面的卡车上。

　　江青1914年生于山东省，其父是个贫穷的手推车制造工。她的哥哥、姐姐比她大许多，因而她童年时代生活很孤独，也饱尝了其父发怒时的拳头。她从未穿过新衣服，总是穿她哥哥穿小的破衣烂衫。

　　她和其他几个来自工人阶级家庭的女孩一起被选入一所供“展览”，的贵族学校读书。当她全家迁到济南时，江青加入了这个城市的“实验艺术剧院”，第一次得到了免费学习戏剧和音乐（包括钢琴）的机会。

　　她表演很出色，因而参加了一个流动戏剧团到北平演出。“我走时没有告诉我母亲”，她承认，“只在火车快开动时在车站上给她寄了一封信。”当时她16岁。

　　她对北平的主要印象是，北平的冬天很冷。她没有衬衣、衬裤，她从家里带出来的最好的被子也因用得太久而磨薄了。不久她就到青岛去了，一个曾在济南教过她的男子已成为青岛大学的教务长。他设法为她安排了工作，流言说江青成了他的情妇。

　　在青岛，她喜爱上了小说和诗歌，并读了第一本马列著作：

　　列宁的《国家与革命》，她参加了各种左翼社团，并很快结识了当地共产党的创始人李达昌。她声称在1933年就参加了共产党，无论如何这表明，她要为此付出代价。

　　她在青岛跟一个叫俞启威的共产党员结了婚，这一消息很快就传开了，俞是江青前一个情人即青岛大学教务长的小勇子，那个大学教务长与国民党政府人士过从甚密。

　　中国每一个年青的艺术家迟早都会被号称“东方巴黎”的上海所吸引，因为西方文明的风尚正是从这里传入的，江青当然也不例外。在上海，共产党作家厨扬安排她在一个无产阶级剧团工作。后来，她又参加了“青年妇女基督教协会”的工作，为劳动妇女开办夜校课程。

　　这时，国民党开始怀疑她的政治背景，她遭到绑架，在监狱里关了8个月。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只是在一个外国人（美国人？）提出抗议并作保的情况下，她才被释放出狱。

　　1935年她在《玩偶之家》一剧中扮演娜拉的角色（“我全身心地投入进去”），此外还扮演了易卜生和果戈里剧中的其他重要角色。公司里的前辈都瞧不起她的表演，因而她拼命要提高自己的演技。

　　1936年她以“蓝平”的艺名进入电影界，她自己挑选的这两个字的意思是“蓝色的和平”。但使她恼火的是，她的老板给她改了第二个字，由“平”改为“苹”，“苹果”的“苹”，以使她的名字更具有刺激性。她在上海拍了好几部电影，最有名的是《王老五》，这部电影反映的是城市贫民窟中的社会压迫和爱国抗日运动。

　　在上海，流言传播得更加广泛，其中一则是说她曾与演员兼电影评论家唐纳结婚，但后来又无情地抛弃了他，使唐纳悲痛欲绝，几欲自杀。还说蓝苹在1937年又抛弃了另一个电影演员常明。当年下半年她离开上海去延安，陪她去的却又是前夫俞启威。有关这个5.5英尺高的漂亮女人的花边新闻随着她的到来，也传到了毛在大西北的地盘。

　　江青的传记作者罗克珍妮・威特柯写道，蓝苹自己说，她一到延安，毛就亲自过来问候，并给了她一张票，说他要在马列学院演讲，请蓝苹参加，蓝苹去了，她坐在前排，而且不断地提问，十分引人注目。

　　为开始新的共产主义生涯，蓝苹改名“江青”，意思是“蔚蓝色的江河”，她否认这是毛为她取的名字。

　　李德说，当江青到达延安时，人们一般都把她当作非党人士，虽然后来宣称康生在30年代初曾介绍她入党。

　　江青在后来的言论中非常明了地表白了她当年呆在延安的动机，她说：“性吸引在最初几个回合是重要原因，但维持长久兴趣的是对权力的渴望。”

　　毛希望能用现代的、革命的和非传统的标准来评判他的行为，而他的大多数同事则用非常古老的个人品德的观念来看待这件事。

　　王安娜在70年代的一本书中引过毛的话说：“我敬佩、尊重贺子珍同志，但说真的，我们不应该再用封建的眼光来考虑问题。按照封建观念，离婚总被认为是对妇女名誉和地位的损害。我不希望再这样了。”⑩

　　后来他又明确表示了自己对婚姻的非正统态度：“捆绑不成夫妻。他不爱你这个地方了，他想跑，就让他跑。”(11)

　　毛的辩白又由于贺子珍的孤僻执拗而加强。有一段时间，贺独自住在西安，坚决拒绝了周恩来、邓颖超要她回延安的请求，张国焘的夫人曾经和贺共居一室，发现她脸色苍白，对返回毛的总部有一种病态而强烈的反感。

　　江青的传记作家威特柯写道，“贺子珍抱怨说，泽东对我不好，我们经常吵架，不是他摔板凳就是我砸椅子。我知道，我们完了。”(12)

　　至于毛，斯诺写道：“我从来没有看见他生过气，不过我听到别人说，他有几次曾经大发脾气，使人害怕。在那种时候，据说他媳笑怒骂的本领是极其杰出的和无法招架的。”(13)按照史沫特莱的说法，他的幽默“总是讽刺挖苦和冷酷无情，像是从穷苦思索与世隔绝的无底洞里蹦跳出来的喜笑怒骂。我对他又有这么一个印象：他的心灵深处有一道门，从来不对任何人开放。”(14)

　　1938年江青搬进了毛的窑洞，开始是作他的秘书，后成为他的妻子。江青的同乡康生，毛的老资格的党内同事，可能帮助促成了这桩婚姻。

　　似乎没有人知道结婚的日期，显然没有举行婚礼。毛也许仅仅告诉了中央委员会的同志，就算这桩婚姻完成了。江青本人1972年在对威特柯讲述自己的生平时，故意不谈她与毛的婚姻是否办了手续，不告诉具体的日期。她自己在回忆与毛共同生活的头几年的情景时清楚地表明，毛特别冷漠，他不想反驳党内对江青个人历史的非议。当时，党内对江青的党员身份和早期活动议论纷纷，尤其是那些当年在上海曾与江青有过摩擦的人，现在在延安共产党根据地都是地位很高的官员。

　　后来据说毛的同事曾就毛离婚再娶江青提了一个条件，这就是江青不能参与公共活动或党的活动。江青自己后来否认了这一点，但有一点是明摆着的，江青至少有25年未在前台亮过相，直到文化大革命。

　　与此同时，战争也开始逼近红军的营盘，林彪在1937年9月取得了共产党对日军的第一个胜利，在平型关战役中打败了精锐的板垣师团。

　　但在此时，毛在共产党中的领袖地位又受到了新的威胁。1937年10月底，唯一一个能对毛的党内至尊地位产生严重挑战的人突然来到延安：王明乘俄国飞机从莫斯科飞到延安――这是自红军占领延安以来着陆的第一架飞机――并且带来了斯大林对中国同志的指示。毛和其他同志在机场为他举行了一个适当的欢迎仪式，给了适合他身份的安排：补选他为政治局委员，任命他为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正式代表，最重要的是王明还进入共产国际执委会，成为执委之一。

　　王明既是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团的老资格成员，又是在莫斯科长驻12年、深得斯大林信任的人，因而他对毛构成了强大的威胁。当毛看到俄国飞机在延安降落时，他心里一定产主了某种复杂的感情，因为飞机送来的既有受欢迎的高射炮、大功率无线电发报机和苏联的其他援助项目，也带来了他的老对手。他在当晚举行的欢迎宴会上以主人的身份发表了预料中的词藻华丽的讲话，说王明的到来是天降大福――始料未及..。

　　王明带来了斯大林的一系列新指示，这些指示总的来说有利于毛。俄国领导人更关心的是克里姆林宫控制下的势力范围的发展，而不是外部世界的存在。斯大林对中国同志的主要指令是撤销洛甫的总书记职务，因为他早期与托派有关系。这使直到最近以前还被认为是党的最重要职位的总书记一职出现空缺，王明可能认为自己是总书记的合适入选。然而，政治局最后决定让这一职位空下去。

　　至于其他领导人，斯大林要求停止反对张国焘的斗争（但他说得太晚了）。考虑到毛在过去8年取得的胜利，他作为党的高级领导人的地位得到承认，但同时接受过俄国培训的同志应该帮助毛克服他的理论错误和对马克思主义的含糊的理解。显然，斯大林希望他的意见能成为一个公式，把所有争吵的派别统一成一个团结、和谐的中国共产党。

　　因此，毛不得不为维持他的领导地位而付出代价：他不能不向王明报告对当前重大问题的看法，报告与国民党结成统一战线的工作。12月在延安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正是在12月，日本进行了“南京大屠杀”），王明所作的政治报告被通过，报告明确要求共产党服从国民党，两党长期合作抵抗日本侵略。

　　但毛为自己的让步获得了极其重要的补偿。他被选为下届党代会筹备委员会的主席，王明任书记。后来的事实证明，当党代会最终于1945年召开的时候，这一安排对毛获得最后的胜利是个重要的武器。

　　王明回国不久就访问了国民党的总部武汉，寻求改善中共在全国地位的方式和方法。随同他去的有博古、周恩来、项英和其他领导人，毛留在延安。毛一定明白，如果蒋介石精明到敢冒险的话，以王明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右翼很可能抱着改组的幻想与国民党合并。王明回来后说，红色政权应该进入蒋介石的联合政府，通过合法斗争在联合政府中逐步夺取权力。其基本假定是说中国社会己进入资本主义时期，因此无产阶级应该准备在不远的将来起来反对自己的敌人。毛由于出身于农民而对此有更深的认识。王明的知识分子优越感在延安绝不是毫无根据的。从学习的角度讲，王的书籍以及他那些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团的同伙的著作是延安唯一能得到的中文书、因而毛自己演讲的重要性也就显而易见――他把这视为打破王明的迷信，粉碎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集团“思想封锁”的唯一途径。

　　江青把这些年毛与王明的斗争称之为断断续续的、烦人的、冷嘲热讽的、唯心主义的、挖空心思的。斗争的每一方都以自己的方式取悦于斯大林――革命的家长，每个人都想使俄国教皇注意到他担当中国革命领袖所具备的权利和才能。

　　毛的王牌是他的土生土长。他后来讲：“中国这个客观世界，整个他说来，是由中国认识的，不是在共产国际管中国问题的同志们认识的。共产国际的这些同志们就不了解或者说不很了解中国社会、中国民族、中国革命。”

　　(15)1938年5月毛亲自登台演讲军事策略问题，题目是《抗日游击战争中的战略问题》，“动员了全国人民，我们就能创造吞没敌人的汪洋大海――人民群众是水，军队是鱼。”

　　毛还作了多次演讲，这些演讲后来汇集成一本很长的小册子《论持久战》。战争是政治的一种，毛引用了克劳塞维茨的话，进而指出：“因此可以说，政治是不流血的战争，战争是流血的政治。”

　　因此，战争最强大的源泉在于人民群众自己。

　　“日本敢于欺负我们，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克服了这一缺点，就把日本侵略者置于我们数万万站起来了的人民之前，使它像一匹野牛冲入火阵，我们一声唤也要把它吓一大跳，这匹野牛就非烧死不可。”

　　(16)最后，毛就第二次世界大战作出了大胆的预言：“我们可以预见这次战争的结果，将不是资本主义的获救，而是它的走向崩溃。这次战争，将比20年前的战争更大，更残酷，一切民族将无可避免地卷入进去，战争时间将拖得很长，人类将遭受很大的痛苦。..人类一经消灭了资本主义，便到达永久和平的时代，那时候便再也不要战争了。那时将不要军队，也不要兵船，不要军用飞机，也不要毒气。从此以后，人类将亿万斯年看不见战争。”(17)

　　毛为了写这本小册子，连续工作了一个星期，常常连饭也顾不上吃，到第7天，他的卫兵在他身边生了一个火盆，以抵御寒气。毛一下把脚放到火盆上，鞋子部烧了好几个洞，由此可见毛专心到何等程度。

　　毛在延安讲课时，完全征服了他的听众，维奥莱特・克列茜―玛尔克丝评论说，毛是她从未见过的演说家，他“从来也不打什么手势。”她描述了毛的一次讲话：

　　“他把手背在身后，讲了3个小时。他没有笔记，只是看着听众。外面一片漆黑，大厅内只在台前悬挂着一、二盏灯笼，室内其他地方也是黑的。大家神色庄重、严肃，一齐看着毛的脸，一刻也不离开，静得连根针掉在地上都能听见，毛分析国内外的形势，谈论他们的目标、统一战线带来的喜悦和持久的和平。指出，统一战线只要能坚持下去，就一定能打败日本。毛不停他讲着、讲着，他讲得很平静，但很清楚，完全是平心静气的。无疑，所有这些人都崇拜他，他是他们的领袖，他们尊敬他。毫无疑问他们都听从他的指示，信奉他的教条。只要毛泽东活着，他就能完全控制中国共产党。”

　　(18)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写道，毛的演讲“和他的谈话一样，都以中国社会的日常生活和丰富历史为根据，涌到延安的知识青年，习惯于从苏德等国的少数作家的作品中吸收精神养料，毛泽东对学生讲自己的祖国与人民、民族的历史和大众文艺。他引用《红楼梦》一类古典文学作品中的故事，..”。

　　(19)为同党的统一战线的官方路线保持一致，毛尽力缓和他的政治观点，例如1938年他在与克列茜―玛尔克丝谈话时，当玛尔克丝很尖锐地问到他对集体主义的看法时，他就很谨慎。

　　“你是不是认为，”玛尔克丝问，“妇女喜欢在一个灶上做饭，而不喜欢在自家的灶上做饭？你是否认为中国农民喜欢平分农具和土地收成？”

　　毛很小心地回答说：“如果没有足够的农具，就必须平分。”

　　“是不是说，如果你有很多农具，其他每个人也都应拥有自己的农具？如果这样的话，那么这种理想就不是公社所有制，而是个人所有制，就和资本主义国家一样了。”

　　“人们自己会解决这个问题的。”毛回答道。

　　“会允许他们这样做吗？”

　　“会的。但他们必须接受更良好的教育，知道如何投票。如果机器用来取代手工纺车，人们就会痛恨机器。英国考察者认为这实际上是强迫的问题。”(20)

　　9月底，毛再次热情地向总司令蒋介石致信，信中说：“周恩来和其他同志回延安后，都一致称赞您的盛情款待，对此我深表感谢。全国人民都尊重您的领袖地位，是您领导全国这场史无前例的民族革命战争..

　　在这一重要关头，国民党和共产党在共同的利益基础上联合起来了..无论敌人多么残暴，最终都免不了失败的命运：中国..一定能在东亚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这是我的信念，我相信您也会同意我的观点。谨祝安康并致以革命的敬礼。”(21)

　　慕尼黑协定的消息传到延安时，毛关于英国将背信弃义的预言得到了证实，他说张伯伦的政策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因而毛很快就挣脱了束缚，这一点儿也不奇怪。10月当日本正在快速推进，夺取武汉、广州时，中共在延安召开了一个时间很长的中央全会。经过一段时期的克制后，毛现在站出来公开攻击王明。他首先抨击王明提出的党对统一战线的路线：“在抗日战争中，在组织抗日统一战线中，国民党居于领导地位..国民党的地位是坚持抗战和统一战线的主要条件，据此人们可以预见到国民党辉煌的未来..”

　　然后，毛谈到了共产党的地位问题。首先他讨论了作为国际主义者在进行反对另一个国家的爱国战争时的顾虑问题。他指出：“爱国主义就是国际主义在民族解放战争中的实施。(22)

　　他又说，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国的实践相结合。

　　“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加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

　　“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联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的特点夫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井亟须解决的问题。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23)

　　在后来的一篇演讲中，毛谈到了武装问题。“每个共产党员都应懂得这个真理：‘枪秆子里面出政权。’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24)

　　许多事情都可以用枪杆子来创造。我们“还可以造干部，造学校，造文化，造民众运动。延安的一切就是枪杆子造出来的。枪杆子里面出一切东西..我们是不要战争的：但是只能经过战争去消灭战争，不要枪杆子必须拿起枪杆子。”(25)

　　毛认为红军应该对蒋介石统率的军队保持独立性，这一主张使毛在中央委员会中获得了多数人的拥护，尽管这一原则在当时没有公布，为的是不让国民党知道。王明虽然说服了他的同事为统一战线作出政治上的让步，但他作出军事让步的主张遭到拒绝。红军的将领们在高层领导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这一点毛知道得很清楚。就像10年前的遵义会议一样。这一次又是军队使天平倾向于毛。

　　共产国际完全支持中共在1938年底制定的统一战线政策，因而毛取得了圆满的胜利。与此同时，莫斯科的一份刊物第一次承认毛在中共政治局中实际的领袖地位，王明靠边站了。

　　注释

　　①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第67页。②《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30页。③同上书，第172页。④同上书，第237页。⑤同上书，第287页。⑥同上书，第296页。⑦此处引文与《毛泽东选集》第1卷《实践论》一文中的有关文字有出入。⑧《史沫特莱文集》第1卷，第157页。⑨埃德加・斯诺：《漫长的革命》，伦敦1973年版，第199页；理在德・H・索罗门：《毛的革命与中国的政治文化》，伯克利1971年版，第205页。⑩王安娜：《战士毛泽东》，汉堡1973年版，第112―113页。(11)《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27页。(12)罗克珍妮・威特柯：《江青同志》，第162―163页。(13)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第66页。(14)《史沫特莱文集》第1卷，第159页。(15)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2年1月30日。(16)《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11―512页。(17)同上书，第475页。(18)克罗茜・玛尔克丝：《中国之旅》，第188页。(191)《史沫特莱文集》第1卷，第158―159页。(20)克罗茜・玛尔克丝：《中国之旅》，第165―166页。(21)沃伦・高：《中国共产党历史分析》第3卷，台北1966年版，第507―508页。此信未查到中文原件。(22)《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21页。(23)同上书，第534页。(24)同上书，第547页。(25)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