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赣南会议之前，毛泽东在指挥红一方面军粉碎第一、第二、第三次“围剿”战争中，积累了丰富的作战经验，创造出一整套有中国红军特色的战略战术。这些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包括：在敌强我弱的现实状况下，“诱敌深入”是红军反“围剿”的基本战略方针；运动战是反“围剿”的基本作战形式；歼灭战是反“围剿”的基本要求，它的要点是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避强击弱，慎重初战，采取包围迂回、穿插分割的战术，制造并抓住敌军在运动战中暴露出来的弱点，出其不意地发动攻击，实行战斗中的速决战。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系统地总结了红军反“围剿”的丰富经验，作出重要的理论概括。他明确指出：“等到战胜敌人的第三次‘围剿’，于是全部红军作战的原则就形成了。”红军全部作战原则是在古田会议决议指导下形成的。完全可以说，红军的建军思想与作战原则相结合，就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的军事路线。

　　到这个时候，毛泽东关于“以农村为中心”实行“工农武装割据”的其他具体路线也都已形成。思想路线是在反对本本主义过程中形成的。他在广大农村的战争环境中，作了大量调查，从实际出发制定政策，反对把马列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写出《反对本本主义》一文，强调：“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离开实际调查就要产生唯心的阶级估量和唯心的工作指导，那末，它的结果，不是机会主义，便是盲动主义。”文章提出了“共产党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土地革命路线是在农村不断调查、总结经验过程中形成的。他从《井冈山土地法》到《兴国土地法》，到1931年初致信江西省苏维埃政府确定土地所有权“归农民所有”止，形成一条“没收一切地主土地”，以“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等原则分配给无地少地农民的土地革命路线。这条路线的阶级内容是：依靠贫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保护中小工商业者，消灭地主阶级，变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根据地建设路线是在反对流寇式的“只求扩大”、“不求巩固”的错误倾向中形成的。他总结了赣南、闽西“武装割据”的新经验，提出了波浪式的“伴着发展”的工作路线和“同时扩大同时深入”的工作方针。

　　无论从红军的建军思想和作战原则，土地革命的路线，根据地建设的方针，到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的思想路线，毛泽东都已提出明确而系统的、切合中国国情的主张。这是他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在中国社会的复杂环境中，严格遵循从实际出发的原则，坚持在实践中顽强探索的成果，终于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条中国革命的成功之路。

　　正是在第三次反“围剿”取得胜利之后，王明主持下的党中央8月30日《给苏区中央局并红军总前委的信》到达中央苏区。这封信，对中央根据地的批评进一步升级，除原则上肯定中央苏区成绩外，着重指出严重错误在于：“缺乏明确的阶级路线与充分的群众工作”。指责中央苏区和红军不够巩固、工人运动不发展，全苏大会至今未能召开；还提出土地改革中实行“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过左主张。中共中央这封信，是中央代表团召开赣南会议的指导思想。

　　11月初，中央代表团在瑞金主持召开中央苏区党组织第一次代表大会，史称赣南会议。毛泽东以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身份出席会议。这次会议主要贯彻中央8月30日指示信，根据地问题，军事问题、土地革命路线问题等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毛泽东坚持认为，中央革命根据地从实践中形成的一整套路线和方针是正确的，符合根据地实际情况的；提出要防止不顾根据地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毛泽覃等几个中心县委书记也举出大量事实，说明根据地现行的方针、政策是正确的，群众是拥护的，以支持毛泽东的主张。中央代表团不顾根据地干部的意见，坚决贯彻王明中央的“左”倾路线，围绕中央指出的中央苏区“缺乏明确的阶级路线与充分的群众工作”这一条，开展各方面的具体批评与指责。会议在“国际路线”的旗号下，凭借中央路线的政治声势和组织威力，通过了中央代表团成员起草的《政治决议案》、《党的建设问题决议案》和《红军问题决议案》等五个决议案，都“完全同意”中央指示信对中央苏区的“批评”，并从各方面加以展开。

　　在思想理论上，他们把毛泽东坚持调查研究、从实际出发、反对本本主义的实践经验指责为“狭隘经验论”。说道：“红军中狭义的经验论，在实际工作中有了不小影响，根本否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单凭自己的狭小经验和短小眼光来分析各种问题，这完全是农民的落后思想，事实上会要走到错乱的非阶级路线的前途上。”①在土地革命问题上，他们照搬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提出的“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过左主张。认为：“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二七会议’虽然反对了露骨的富农路线，虽然土地问题上进了一步，但其‘抽多补少’、‘抽肥补瘦’、‘分配土地给一切人’是模糊土地革命中的阶级斗争，也是同样的犯了富农路线的错误。”②在根据地问题上，他们把“傍着发展”的正确方针当作右倾保守来反对，要求中央苏区“必须于最短时间内同湘赣苏区以及赣南的零星苏区贯通，“再进一步与赣东北与湘鄂赣边苏区贯通，这样来扩大并巩固苏维埃根据地”。③

　　在军事方面，他们指责古田会议确立的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党包办一切”。决议写道：“党包办一切的结果，把红军中军事、政治机关，失去其独立系统的工作，变成了不健全的残废机关。这种由党来包办一切的根源，仍然是国民党以党治国的余毒。”④提出：“红军中包办一切军队行政的各级党的委员会应即取消。各级党的组织应由各军政治部管理。”⑤指责红一方面军保留着“游击主义传统”，忽视“阵地战”和“街市战”。

　　几个决议案最后都提出：“要集中火力反对右倾”；“在实际工作当中，要与一切立三路线影响和党内主要危险――右倾机会主义作最残酷的斗争。”⑥实际上是不点名地对毛泽东进行批判。

　　会议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设立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取消红一方面军总司令和总政委、总前委书记的名义。这就把毛泽东排除在中央苏区红军的领导地位之外。至于他的中央局代理书记一职暂时不动，是由于正书记周恩来即将到达中央根据地。

　　赣南会议从思想、政治、军事和组织四个方面否定根据地的正确路线和政策，推行王明“左”倾教条主义，把中央文件变成为实际行动，与“党内主要危险――右倾机会主义作最残酷的斗争”，把毛泽东排斥在中央苏区红军的领导岗位之外。这是符合王明亲自起草的中央9月20日决议――《由于工农红军冲破第三次围剿及革命危机逐渐成熟而产生的党的紧急任务》的精神的。这个决议，是王明“左”倾路线在全国范围内大打其所谓“右倾机会主义”的第一个纲领性文件。

　　尽管如此，中共临时中央仍认为赣南会议对毛泽东批判还很不够。在苏区中央局委员项英到上海向临时中央汇报时，临时中央常委认为：狭隘的经验论，毋宁说是机会主义障碍路线的执行；中央区的领导是脱离了布尔什维克路线的；中央区以为目前的革命是农民或贫民的革命，是“民粹派的观点”等。接着，临时中央连续发出批判“赣南会议”和苏区中央局的文件，如4月14日《中央为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瓜分中国给各苏区党部的信》，5月20日《中央给苏区中央局的指示电》。指示电批评“赣南会议”没有能完全贯彻中央的“进攻路线”和“反右倾”纲领，指出：自我批评的发展在大会及其前后都没有充分的发展，两条战线的斗争尤其非常薄弱，大会上反对所谓狭隘的经验论代替了反机会主义的斗争，这些都是党大会最主要的错误与缺点。这就明显地预示着，中共临时中央要加强对毛泽东的打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