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六届六中全会虽然批评了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但在文件上、记录上都没有点他的名。这是毛泽东等对王明认识错误、改正错误的一种等待。让他自己从实践中逐步来认识错误，慢慢地提高觉悟来改正自己的错误，以便和全党同志一道切实贯彻执行六中全会决议。
贯彻、执行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关于学习问题的决议，毛泽东身体力行。他遵循马列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统一的原则，总结中国革命经验，写下《〈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和《新民主主义论》，对中国社会特点和中国革命规律作了深刻阐述，系统地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为全党学习马列主义指明了方向。同时，以此来启迪、帮助王明等逐渐认识自己右倾投降主义和教条主义的错误。
但是，王明并不认为自己犯了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并不承认自己是教条主义者，而认为是贯彻共产国际“新政策”的使者。由于全党的马列主义学习运动的掀起，王明越来越感到六届六中全会提出“把马列主义中国化”对自己的威胁了。于是，他对党中央、毛泽东的帮助耍两面派进行反扑。
等待认错与耍两面派
王明留在延安工作，继续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具体担任中央统战部部长和中央妇女运动委员会主任等职务。他一方面做了一些工作，根据形势的发展变化，改变了自己的一些看法，并极力说毛泽东的好话；另一方面却又坚持自己的错误观点，继续美化国民党和蒋介石，坚持“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错误主张，并且说，这“是最标本的执行政策的办法”。
王明看到，自己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受到不指名的批评，而毛泽东的领袖地位进一步得到巩固，这是难以抗衡的历史事实。于是，他就耍起两面派来，表面上极力赞扬、讨好毛泽东，背地里却又极力加以攻击和污蔑。
王明在很多报告和文章中，一反傲慢、自大的前态，举起了“学习毛泽东”的旗帜。大讲毛泽东是“中共领袖”，是“我们最敬爱的”同志，“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共中央”等等。尤其在1940年5月3日延安“泽东青年干部学校”开学典礼大会上，王明作了“学习毛泽东”的报告。他言不由衷地说：
“毛泽东同志现在不仅是共产党中央和共产党全党团结的核心，不仅是八路军和新四军团结的中流砥柱，而且是全中国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众望所归的团结中心”；“在农民工作中，他是一个有名的农民工作大王，在军事工作中，他是伟大的战略家，在政权工作中，他是天才的政治家，在党的工作中，他是公认的领袖”；在理论上，毛泽东“比我们党内任何同志都学得多，比我们党内任何同志都学得好，真正地学习了马列主义，真正地善于把马列主义灵活地应用到中国革命的实践中”，“是伟大的理论家”；《新民主主义论》“不仅是中国现阶段国家问题的指南，而且是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关于建立革命政权问题的指针，同时也就是对马列主义国家问题的新贡献”。
王明在《学习毛泽东》的讲话中还说：“对于青年学生学习问题，我只贡献五个字：‘学习毛泽东！’青年干部学校既以毛泽东同志的光辉名字来命名，那就要名符其实，就是要学习毛泽东同志的生平事业和理论。”还从五个方面论述了如何学习毛泽东。
第一，“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始终一贯地忠于革命的精神”。
第二，“学习毛泽东同志勤于学习的精神”。
第三，“学习毛泽东同志勇于创造的精神”。
第四，“学习毛泽东同志长于工作的精神”。
第五，“学习毛泽东同志善于团结的精神”。
这篇讲话稿事先送毛泽东看过，毛说理论一点不好，不要发表。后来王明还是发表了。
在1940年5月就如此颂扬毛泽东，恐怕党内还没有人当时超过王明的。不过，在暗地里恶毒攻击、咒骂毛泽东的，恐怕党内也没有一个人能超过王明的。自古道“诗言志”，尽管王明的诗不像个样子，但还是反映了他对毛泽东咬牙切齿的仇恨。例如标明1939年底他于延安作的口语体五律《新民主主义论――评毛泽东这篇论文的根本错误》一诗写道：“新民主主义，理论自托陈；资革成功后，资行社不行。苦心劝其改，怒意流于形。列义被修正，前途迷雾存。”又例如标明1940年10月作的一首口语体七律《亲法西斯的汉奸路线》说：
德意日苏盟何自？联汪联日费疑猜。
座谈虚报横行者，国际中央安在哉？！
愿作汉奸缘底事，策同托派胡乱来；
野心斗禹超斯季，马列离开路线歪！
王明在此诗下面特别加注胡说：“毛泽东主张在国际上实行德、意、日同盟路线，在中国实行联日联汪反蒋的统一战线，并宣布他‘不怕别人骂他实行亲法西斯的汉奸路线，也不怕做汉奸’。”这完全是一派颠倒黑白、凭空捏造的胡言乱语！
够了，够了，以上一些完全刻画出王明是一个活灵活现的两面派。
当然，毛泽东当时并不知道王明在暗地里搞的那些勾当，也不会因为凭他一些恭维话就放弃对其错误的纠正。1940年12月4日和25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从分析政治形势出发，提出要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教训，既批评了苏维埃运动后期的“左”的错误，又批评了抗战初期右的错误。他认为苏维埃运动后期“左”的政策使军队损失十分之九，苏区损失不止十分之九，所剩只有陕北苏区，实际上比立三路线时损失还大，是路线错误。同时，他也批评了抗战初期右的错误：在武汉失守前，国军溃退，我们可以猛烈发展，对蒋介石的办法应是先斩后奏和斩而不奏，在日军进攻时和靠近日军的地方，我军可以大发展。这个观点现在只有项英处没有了解，因此军队少，而且说没有钱用，这就是没有了解夺取政权的重要性。只是因为党内对苏维埃运动后期错误的认识还不完全一致，毛泽东又采取等待态度，所以他写《论政策》的党内指示，就不提苏维埃运动后期是路线错误。
1941年1月，蒋介石指使8万军队蓄意制造了皖南事变，使我新四军遭受惨重损失，除2000人突围外，其余7000人大部牺牲或被俘。这是项英深受王明右倾投降主义影响，过于相信国民党，不执行中央和毛泽东的提高警惕、从速行动的指示所致。因此，毛泽东在1月15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总结新四军失败的教训时指出：项英过去的路线是错误的，不执行独立自主政策，没有反摩擦斗争的思想准备。过去我们认为是个别错误，但现在错误的东西扩大起来，便成了路线的错误。抗战以来一部分领导同志的机会主义，只知片面的联合而不要斗争。有些同志没有把普遍真理的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联系起来，项英同志便没有了解中国革命的实际。也正如当月《中央关于项袁错误的决定》所指出：
三年以来，项英、袁国平对于中央的指示，一贯的阳奉阴违，一切迁就国民党，反对向北发展与向敌后发展，反对扩大新四军，反对建立抗日根据地，坚持其自己的机会主义路线。？？此次皖南部队北移，本可避免损失，乃项、袁先则犹豫动摇，继则自寻绝路，投入蒋介石反共军之包围罗网，？？由于项、袁领导错误，事先既少精神上之准备，临事复无机动作战之指挥与决心，递至陷于失败。此次失败，乃项、袁一贯机会主义领导的结果，非寻常偶然的战斗失败可比。
随后，得知项英在皖南事变中牺牲，对中央政治局成员震动很大，一些领导同志发问：项英在苏维埃运动后期执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在“赣南会议”、“宁都会议”都充当了急先锋，而在抗战初期又执行了王明右倾投降主义，连自己的生命都搭上去了，这是什么原因？这就不能不联想到错误路线头子王明的问题了。
可是，王明不但不承认自己错误，反而诿罪于人，作诗把罪过强加给毛泽东头上，说项英之死是毛泽东借刀杀人的“诡计”造成的。标明时间是1941年1月，他在延安写的一首七律《工人柱石――悼皖南事变牺牲的项英同志》，诗曰：
毛家诡计蒋家兵，主要目标杀项英。
举国劳工哭柱石，全民抗战损干城。
回思上海同风雨，直觉胸中尽刺针。
党事如今多邪道，无边忧虑望前程。
中国共产党、毛泽东站在全国人民的立场上，堂堂正正，并无“邪道”。倒是不承认错误、坚持错误的王明却处处行“邪道”，而且“邪道”甚多。比如：好话说尽、坏话讲绝的是他；自己犯了错误而诿过于人的也是他。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