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冲及

　　当历史发生重大转折的时刻，对站在时代潮流前列的领导人来说，是一次严峻的考验。人们不难从事实中清楚地判明：他是不是具有那种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和驾驭全局的领导才能，是不是能迅速地对他所面对的复杂局势进行正确的估量，能不能从千头万绪的现象中抓住关键，作出具有深远影响的重大决策。

　　新中国的诞生，毫无疑问是中国几千年历史发展中的重大转折时刻之一。它的形成过程和俄国十月革命有着明显的不同：是依靠人民军队，先在一块块解放区内建立政权，积累起经济建设和政权建设的初步经验，培育出一批管理人才，再夺取全国政权的。但这决不意味着可以把新中国的诞生简单地看成只是把一块块解放区政权连成一片。事实上，从原来那种分散的、没有中央政府的、主要在农村的政权，到建立起全国性的新政权，并经过通盘筹划，把新国家的经济结构、政治体制、对外政策原则等基本格局确定下来，这是一次质的飞跃。

　　中国革命的胜利来得那么快，远远超出人们的预料，没有留下充裕的时间给中国共产党人从容地去作准备。在新中国诞生前夜那些日子里，整个局势以令人目眩的速度向前猛进，纷至沓来的无数难题需要立刻作出处理，战略决战、土地改革、接管新区等极端繁重的任务不能不占用中共中央的绝大部分精力。要在如此忙碌而紧迫的状况下有条不紊地把一切处理好，在前一阶段为后一阶段作好准备，实在是一件极不容易的事情。

　　可是，越是在这样不寻常的时刻，对毛泽东说来，似乎倒使他那过人的才智发挥得比平时更加充分，更加得心应手，带领全党和人民群众创造出一个个人间奇迹。

　　一、建立新中国的问题开始被提到现实议事日程上来

　　建立一个新中国，是中国人民多少年来梦寐以求的理想。但在长时间内，由于反动力量远远大于人民革命力量，这种目标还只是个美好的前景，难以在近期实现。把建立新中国提到现实议事日程上来着手准备，至少需要两个条件：一个是人民革命力量能在总体上取得优势，另一个是建立新中国已成为全国大多数人的普遍要求。准确地把握火候，要有很高的政治洞察力。

　　当人民解放战争进入第二年后，以1947年7月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为起点，中国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双方的力量对比开始发生深刻的变化。这个变化立刻被毛泽东敏锐地察觉到。

　　10月8日，他起草的给山东兵团的电报中说：“自从你们转入反攻后，我军业已无例外地全面转入反攻，敌人已没有任何一处再能进攻。”①他从这个变化中，又从全国大多数人包括广大中间群众政治态度的变化中，得出极端重要的结论。两天后，由他改定的给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训令中，响亮地喊出“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的口号②。

　　这年12月下旬中共中央在陕北杨家沟召开会议。“中国人民的革命战争，现在已经达到了一个转折点”，是毛泽东在会议报告中开宗明义作出的断语。他在会议的结论中进一步阐明了作出这个断语的根据：“二十年来未

　　解决的优势问题，今天解决了。局面开展，胜利可期。”从这个判断出发，这次会议的报告（即《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中提出了建立新中国的经济和政治纲领。毛泽东在会议结论里说：“这篇文章是当做一个时期的纲领，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的纲领，比《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更进一步。”

　　历史现象往往错综复杂，并不是谁都能很快透过现象看清事情的实质的。当时，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还没有进行，国民党军队在数量上暂时还大于人民解放军，毛泽东却从全国人心向背、军事形势发展和国民党区域经济崩溃状况这三方面的综合分析中敏锐地觉察出：国共双方谁占优势的问题已经解决，下一步将要面对的就是建立一个新中国了。从这时起，作为一个高瞻远瞩的战略家，对新中国的构想便在毛泽东的思考中占着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二、对新中国社会经济形态的思考

　　新中国的社会经济形态是新民主主义的社会。这个问题在抗日战争时期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著作中，已经从原则上得到解决。

　　《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根据发展了的客观形势，又作出新的概括。它写道：“没收封建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没收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为首的垄断资本归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所有，保护民族工商业。这就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经济纲领。”它所提到的这个垄断资本，在中国的通俗名称叫做官僚资本。报告中又说：“新中国的经济构成是：（1）国营经济，这是领导的成分；（2）由个体逐步地向着集体方向发展的农业经济；（3）独立小工商业者的经济和小的、中等的私人资本经济。这些，就是新民主主义的全部国民经济。”

　　这里包含的最重要的新内容，就是宣布要没收蒋、宋、孔、陈为首的垄断资本归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所有。中国共产党在过去很长时间内一直认为，现阶段革命的主要对象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而没有提出没收官僚资本的问题。这是当时的历史条件所决定的：第一，这种垄断资本是在近20年间加速发展起来的，在抗日战争期间和日本投降以后达到最高峰。它本身有一个发展的过程，而人们对它又有一个认识的过程。毛泽东在第二年的九月政治局会议上讲到过：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民族资本和官僚资本的区别，当时还没有在我们脑子里明朗。第二，在抗日战争期间，国共两党是合作的。就是到解放战争初期，尽管全面内战已经爆发，但在明确提出“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的口号前，也不宜把没收官僚资本列入革命纲领。到十二月会议时，解决这个问题的历史条件成熟了。

　　没收官僚资本，是一项牵动全局、影响深远的大政策。这个官僚资本已集中价值达100亿至200亿美元的巨大财产，垄断了全国的经济命脉。把它收归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所有，便使国家经济在新中国经济构成中立刻成为“领导的成分”，能够有力地推动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方向发展。10多年后，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讲到：“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长时期内是反帝反封建。在解放战争时期，我们又提出了反对官僚资本主义。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斗争，包含着两重性：一方面，反官僚资本就是反买办资本，是民主革命的性质；另一方面，反官僚资本就是反对大资产阶级，又带有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这些话，把这项新政策的重大战略意义说得很清楚了。

　　到1948年九月政治局会议时，毛泽东已经想得更深更远。他不仅考虑到新中国诞生时的社会经济形态应该是怎样的，而且更多地考虑到新中国的未来，考虑到新民主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两者的关系。在未来，要在中国建设一个社会主义社会，这是共产党人历来明白宣告的奋斗目标。当前面对的问题是：既然现阶段中国的革命性质仍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它所建立起来，的新民主主义社会是不是一种“新资本主义”社会？毛泽东在报告中回答说：“外面有人说是‘新资本主义’，我看这个名词是不妥当的，因为它没有说明，在我们社会经济中起决定作用的东西是国营经济、公营经济，这个国家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所以这些经济都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农村个体经济加城市私人经济在量上是大的，但是不起决定作用。我们国营经济、公营经济在量上较小，但它是起决定作用的。”③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新民主主义社会内部的主要矛盾，这个问题是刘少奇在会上提出来的。他先分析了中国新民主主义经济构成的几个部分，接着说：“分析这些问题，其目的在于发现社会经济中的矛盾。在新民主主义经济中，基本矛盾就是资本主义（资本家和富农）与社会主义的矛盾。在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胜利以后，这就是新社会的主要矛盾。”④毛泽东这时插了一些话，意思是：在现阶段不能忽略同资产阶级有联合的一面，所要限制的是它不利于国计民生的方面，提出这些问题的出发点是为了发展生产⑤。这就把问题说得更完整了。在会议的结论中，毛泽东肯定了刘少奇关于新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看法。他说：“现在点明一句话：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完成之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就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外部就是与帝国主义的矛盾。”“在经济上完成民族独立，还要一二十年时间。我们努力发展国家经济，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过渡到社会主义。”⑥显然，毛泽东谈这个问题，是从新民主主义社会是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一个阶段来着眼的，是从中国国内社会关系这个层面来分析矛盾的。这是他在几年后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的理论依据。当时，他把这个过渡时期的时间估计得比较长，还要一二十年，后来却把这个看法改变了。

　　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经济成分是什么，实际上是对中国基本国情的分析，也是党制定对各种经济成分应该采取什么政策的具体依据。这个问题毛泽东早有论述，在九月政治局会议上也进行过讨论。但为了慎重，会议没有立刻对它作出结论。毛泽东在总结时说：“至于经济成分的分析还要考虑。”⑦会后，中共中央东北局将张闻天起草的一个报告送给中央。当时，东北解放区内有哈尔滨等重要城市，城市工作的实际经验比其他解放区要多。他们这个报告中说：“东北经济在彻底消灭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及取消帝国主义在东北的经济特权以后，基本上是由五种经济成分所构成，这就是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小商品经济。”

　　⑧它立刻受到中共中央的极大重视，并经刘少奇、毛泽东修改后加以肯定。于是，新民主主义社会由五种成分所构成这个分析就肯定了下来。既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公有制经济，是领导的因素，起着决定作用；又有其他多种经济成分，在很长时间内可以并存和共同发展，以利于新中国国民经济的发展。这是一种前人没有提出过的富有创造性的大胆构想，是一项重大决策，也是适合我国实际国情、有利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多种经济成分同时并存、共同发展，这是经济落后的国家在革命胜利以后，为发展社会生产力，建设一个富裕强盛国家的必由之路。

　　可以这样说，对新中国社会经济形态的基本分析和经济建设的指导方针，到九月政治局会议前后己大体上得到解决。1949年1月举行中央政治局会议时，毛泽东已显得成竹在胸。他用肯定的语气说：“经建方针，九月讨论了一下，基本方针是决定了的。国营，合作社，国家资本主义（公私合营、租借），私人资本，个体。东北有个文件，基本上对的，与九月讨论的相符。”⑨这些基本方针，在三大战役结束后不久举行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以更加完备的表述得到通过；而在建国前夜举行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经过充分协商并丰富补充后，用《共同纲领》这种庄严的形式确定下来，终于形成一幅新中国社会经济形态的完整的蓝图。它是经过长时间的审慎探讨后得出的结论，而不是仓促提出的。三、对新中国国体和政体的思考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谈到了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国体和政体问题。国体是指国家体制，也就是社会各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政体是指政权构成的形式。

　　中国共产党人对新中国国体的看法，有一个发展演变的过程。在大革命时期提出的是“联合战线”，但当时实际上是把政权交给国民党。1927年国共分裂后，在中共六大政治决议案中，认为民族资产阶级和城市上层小资产阶级都已背叛革命，“中国革命底动力，已经只有无产阶级和农民”，因此应该建立“以苏维埃为国家政权形式的工农民主专政”⑩。抗战期间，由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工农民主专政”的提法自然不适用了。但当时国内的政治状况很复杂，不确定的因素还很多。所以，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是这样写的：新民主主义国家的国体，不是资产阶级专政的共和国，也不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共和国，而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共和国。在《论联合政府》中，他提出新中国是“几个民主阶级联盟的新民主主义国家”，要“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当时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创立了“三三制”的政权。因为这些根据地几乎都在农村，“三三制”所包括的除工农外主要是开明绅士，也就是一些赞成抗日、赞成民主的地主。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国共关系重新破裂。在这个过程中，毛泽东一度曾考虑重新采用“工农民主专政”的提法，他给吴玉章的信中说：“宪草尚未至发表时期，内容亦宜从长斟酌，以工农民主专政为原则。”但他对民族资产阶级在中国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性和他们政治态度上所发生的变化是充分注意到的，主张应该有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参加新中国的政权工作。

　　“人民民主专政”这个名词，最早可能出现在1948年6月1日中共中央宣传部的《关于重印“左派幼稚病”第二章前言》中。对人民民主专政作出明确而完整的阐述并确定下来的，是毛泽东。他在1948年九月政治局会议的报告中说：“我们政权的阶级性是这样：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但不是仅仅工农，还有资产阶级民主分子参加的人民民主专政。”这个报告是在党内讲的。同年年底，他在《将革命进行到底》中，便向全国人民公开发出“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的号召。

　　接着，毛泽东又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说：“人民是什么？在中国，在现阶段，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互相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这就用明确而概括的语言把新中国的国体问题完全说清楚了。

　　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是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依据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学说，从中国的国情出发独创出来的东西。它极有利于团结占全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各个阶级、阶层和社会力量，而把必须实行专政的对象限制在尽可能小的范围内，并且正确阐明了民主和专政的关系。这个政权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是那样地广泛，代表着广大人民的利益，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因而它的巩固和稳定是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社会和政权所不能比拟的。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重要发展。

　　关于新中国的政体问题，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已经说得很明确；在《论联合政府》中讲得更加具体而完整了。他说：“新民主主义的政权组织，应该采取民主集中制，由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决定大政方针，选举政府。它是民主的，又是集中的，就是说，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这些指导原则，在以后不曾有过改变。

　　但如何在中国国土上建立起这种政权构成形式，在实践中仍有一个摸索的过程。概括起来说，就是随着中国革命的发展，由农村到城市，由小块根据地到大片解放区，由局部政权到全国政权，并适应革命统一战线内部阶级构成的新变化，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形式。究竟以什么形式为好，这不仅要考虑到专政的需要，更重要的是要考虑到如何有利于加强人民政权同群众的联系，发扬人民民主。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确定，在中国，政权组织形式既不能照搬苏联的苏维挨，也不能照搬西方国家的议会制，而是在一个短时间内在新解放地区先建立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作为准备，然后通过普选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人民代表大会制，体现了新中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通过各级代表大会来行使这种权力；又保证国家机关能迅速有效地领导和管理国家的各项工作，不致陷入混乱的无政府状态。这又是一个伟大的创造。

　　这里要特别提到，早在1948年毛泽东就指出中国不能搞西方式的国会制和三权鼎立。他根据中国的实际国情，分析了中国近代历史上不止一次地经历过的资产阶级议会制试验失败的教训，在九月会议上肯定地说：“中央政府的问题，十二月会议只是想到了这个问题，这次会议就必须当议事日程来讨论。”“我们可以这样规定，不必搞资产阶级的国会制和三权鼎立等。”

　　这是中国人民从自己亲身实践中得出的一个重要结论。它在新中国诞生一年前就决定下来了。但在这以后，仍有极少数对中国实际国情懵然无知而只醉心于照搬某些外国模式的人，反对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这个根本政治制度，主张搞西方式的国会制和三权鼎立。此时此刻，重温一下40多年前毛泽东说过的这段话，确实使人感到更有兴味。中国很早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50多个民族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形成了相互依存的不可分离的关系。这是中国在民族问题上经过长时间发展所形成的重要特点。在建党初期到30年代中期，由于机械地搬用苏联的经验，中国共产党曾提出实行民族自决、由各民族组成中华联邦共和国的设想。但随着对中国实际国情了解的加深，这个看法逐渐改变。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报告中提出：各少数民族与汉族有平等的权利，同汉族联合建立统一的国家。1941年5月，由毛泽东主要起草并定稿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中提出要“建立蒙、回民族的自治区”。1947年10月，毛泽东起草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中写道：“承认中国境内各少数民族有平等自治的权利。”新中国诞生前夜，周恩来向前来参加政协会议的代表作报告，特别提到：“关于国家制度方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国家是不是多民族联邦制。”他详细分析了中国民族关系的特点后指出：“我们国家的名称叫中华人民共和国，而不叫联邦。”“我们虽然不是联邦，但却主张民族区域自治，行使民族自治的权力。”在政协所通过的起着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中，把民族区域自治作为新中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确定了下来。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处理民族问题上的成功创造。这个决定是英明的，具有长远意义的，这一点，随着历史进程的推演，人们看得越来越清楚了。

　　四、把工作重心由乡村转到城市

　　城市和乡村的地位，是关系到新中国基本格局的又一个重要问题。新中国决不是依靠小生产所能建设起来的，必须依靠社会化的大生产，首先是工业生产。旧中国的工业很不发达，主要集中在少数大中城市内。新中国的根本任务既然将由革命转入建设，自然就要求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到城市。

　　在城市和农村的问题上，中国共产党曾走过一条迂回的道路：它是在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上海诞生的。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由于中国的具体国情和阶级力量对比的实际状况，党的工作重心只能转入反动统治力量相对薄弱的广大乡村中去，走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独特道路。这在当时是完全必要的，但从历史的长河来看又只能是暂时的。

　　毛泽东看得很远。他认定新中国必须建立在工业化的基础上，早在抗日战争后期就明确地指出：“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是机器，不是手工”，并且断言：“这是马克思主义区别于民粹主义的地方。”他又说：“现在的农村是暂时的根据地，不是也不能是整个中国民主社会的主要基础。由农业基础到工业基础，正是我们革命的任务。”在党的六届七中全会和七大上，根据当时准备对日本大举反攻的形势，他又多次说到城市工作的重要性。

　　随着中国人民革命战争转折点的到来，这种新的历史局面使毛泽东期待已久的战略重点的转移开始有可能实现。它要求党下大决心一反20年来的做法，把先乡村后城市改变为先城市后乡村。1948年2月，中共中央从陕北发出《关于注意总结城市工作经验的指示》，提醒各地要准备“将党的注意力不偏重于战争与农村工作，而引导到注意城市工作”，责成各地领导机关对本地区内人口在5万以上的城市逐一作出工作总结，限三至四个月内电告中央。这项措施，显然是为党的工作重心从乡村到城市的转变进行准备。

　　明确地规定“使党的工作的重心逐步地由乡村转到城市”是当前任务的是1948年的九月政治局会议。会议要求各地加强城市和工业管理工作。当时解放区许多地方在土地改革完成后流行着一种农业社会主义思想，幻想在孤立的单个小生产经济的基础上，采取绝对平均主义的办法，来实现社会主义。这种思想的出现，是因为党长期生活在乡村，许多一直在农村工作的干部完全不熟悉城市，也不懂得现代化的大生产，常用农民小生产者的观点来看待问题。毛泽东早就指出过马克思主义和民粹主义的区别所在，在这次会上又严厉地批评了这种农业社会主义思潮。他说：“我们反对农业社会主义，所指的是脱离工业，只要农业来搞什么社会主义。这是破坏生产、阻碍生产发展的，是反动的。但不能误解，将来在社会主义体系中农业也要社会化。”

　　很清楚，毛泽东一直认为决不能离开工业化来谈社会主义，并且把那种从农民小生产者的狭隘眼光出发所提出的农业社会主义斥为是反动的、破坏生产的。这是毛泽东一贯的立场，从新民主主义时期到社会主义时期，都是如此。有一种说法，认为毛泽东的思想是民粹主义的。这种说法实在同事实相去甚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工作重心转移的问题成为会议讨论的突出主题。毛泽东为这次全会改定的公报说：“全会着重地讨论了在现在形势下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城市的问题。”并且向全党和全国人民宣布：“从现在起，重新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重心转移后，城市工作的中心是什么？是恢复和发展工业生产。公报明确地写道：“全会认为，管理和建设城市的中心关键是恢复和发展工业生产，”其他工作“都应当为恢复和发展工业生产这一中心工作而服务”。社会化的大生产是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物质基础。当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城市后，毛泽东在城市工作中突出地抓住恢复和发展生产，在恢复和发展生产中又突出地抓住恢复和发展工业生产，这就抓住了要害中的要害。

　　毛泽东把发展社会生产力、改善人民生活看作党在新时期工作的中心环节。他用鲜明的语言警告说：“如果我们在生产工作上无知，不能很快地学会生产工作，不能使生产事业尽可能迅速地恢复和发展，获得确实的成绩，首先使工人生活有所改善，并使一般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那我们就不能维持政权，我们就会站不住脚，我们就会要失败。”在他看来，只有坚定不移地紧紧抓住发展社会生产力、改善人民生活这个中心环节，其他千头万绪的问题才能迎刃而解，新政权才能站住脚跟，革命胜利成果才能得到巩固和发展。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以后八大路线得以提出的思想脉络。

　　把工作重心转移到城市，是不是意味着可以忽视农村？不是。旧中国是一个农业国。农民占全国人口80％以上。这是中国的基本国情。城市和乡村的关系，在相当程度上也就是工业和农业的关系。没有农业的发展，工业的发展是不可能的；没有粮食，城市人民也无法生存下去。城市离不开乡村而且要继续依靠乡村，工业离不开农业而且要以农业力基础。这样，新社会才能稳定地、总量均衡地、持续地向前发展。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公报中写道：“毫无疑问，城乡必须兼顾，必须使城市和乡村、工人和农民、工业和农业密切地联结起来。决不可丢掉乡村，仅顾城市。如果这样想，那是完全错误的。”这是毛泽东将辩证法在城乡关系、工农业关系上的运用，也是他以后提出“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这个战略方针的先导。

　　这以后不久，鉴于迅速扩大的新解放区的实际情况，中共中央又确定一些新区的工作重点在一段时间内仍须放在农村，以便发动群众，有步骤地实行土地改革，为城市的发展，特别是城市工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创造先决条件。这自然不是违背而正是按照实际情况正确地执行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总方针。

　　五、对新中国外交工作基本原则的思考

　　外交工作主要是处理国家之间的关系，主要对象是各国政府及其当权者。中国共产党一向关注国际形势的发展，曾同不少外国人士有过接触，积累了初步的经验。抗日战争即将结束时，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已提出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但那时在解放区没有建立中央政府，也没有外国政府设立的外交机构，因此，还不能说已经有了完全意义上的外交工作。

　　随着解放战争的迅速发展，一些有外国侨民居住的城市相继解放，在将要解放的地区和城市中还会遇到更多的外国侨民以至设立在当地的外国领事馆。这是一个新问题。中国共产党采取十分慎重的态度，在1948年初发出指示：“只要他们承认遵守我民主政府及人民解放军的法令条例，即容许他们继续居留于我解放区，进行业务或其他正常活动，并受我民主政府之保护。”

　　三大战役的胜利，使国内局势急转直下，新中国即将诞生。如何确定新中国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自然被提到现实的议事日程上来。1949年1月，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的报告中说：我们不要忙于求得帝国主义国家的承认。我们是反帝。将来我们要做生意，才发生承认与否的问题。我们也不忙承认他们，忙的是同苏联及民主国家建立外交关系。不承认外交关系，只是保护侨民。周恩来在这次会上的发言中，也着重谈到外交问题。他说：“总的观念：百年受压迫，站起来了，民主联合。这个承认，那个承认，是旧观念。有些气概，才能摆好。”对具体政策，他说：“外交关系不承认为好。”“外贸关系一件件作，不受束缚。”“总之，有利的解决，不成熟的过一下解决。”会后10来天，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毛泽东在这个指示中加写了两段重要的话：“凡属被国民党政府所承认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大使馆、公使馆、领事馆及其所属的外交机关和外交人员，在人民共和国和这些国家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以前，我们一概不予承认，只把他们当作外国侨民待遇，但应予以切实保护。”“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项，不允许任何外国及联合国干涉中国内政。因为中国是独立国家。中国境内之事，应由中国人民及人民的政府自己解决。”这些主张的根本点，就是中国人民一定要实现国家的完全独立。毛泽东以大无畏的气概，提出不承认国民党政府同各国建立的一切旧外交关系，将这些国家的原有外交人员只当作侨民加以保护，不急于同帝国主义国家建交，要求他们在新的基础上同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也就是“另起炉灶”和“打扫干净房子再请客”。这样做，可以使新中国在外交上立于主动的地位，不受任何过去屈辱的外交传统所束缚，也有利于清除帝国主义在华的特权。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完全同意毛泽东的主张，并作出了相应的决议。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后，南京解放，美国大使司徒雷登却留着不走。这是值得注意的。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电报指示：“黄华可与司徒见面”，应该向司徒“表示任何外国不得干涉中国内政，过去美国用帮助国民党打内战的方法，干涉中国内政，此项政策必须停止。如果美国政府愿意考虑和我方建立外交关系的话，美国政府就应当停止一切援助国民党的行动，并断绝和国民党反动残余力量的联系。”“对于（司徒的秘书）傅径波所提司徒愿意继续当大使和我们办交涉并修改商约一点，不要表示拒绝的态度”。不久，司徒雷登报告美国国务卿：黄华在6月28日同司徒见面，“他说他接到的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口信说，如果我希望访问燕京大学，他们会欢迎我到北平的。”司徒雷登本人似乎倾向于作这样的访问，但因遭到美国国务院反对而作罢。

　　在纪念中国共产党28周年的日子，毛泽东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毫不含糊地宣布新中国必须“一边倒”。他所说的“一边倒”，不是指某一个具体国家，而是指“倒向社会主义一边”。新中国的发展前途是走向社会主义。当时，国际上正出现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同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的尖锐对立。美国政府不但长期支持国民党政府打内战，并仍在企图威胁、孤立以至扼杀新中国。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对中国革命采取的是同情和支持的态度。在这种情况下，明确宣布新中国“倒向社会主义一边”是完全必要的，符合中国人民实现国家完全独立的根本利益。“一边倒”决不等同于依附某种外国势力。有着高度民族自尊自信并已站起来了的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的领导下，始终坚持独立自主原则，对这个大是大非问题从来没有含糊过，更没有屈从过，这已为历史事实所充分证实了。

　　到新中国诞生前夜，由政协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中就把新中国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以纲领的形式确定了下来。

　　六、结束语

　　将近半个世纪的岁月过去了。当年毛泽东深谋远虑，运筹帷幄，以宏大的气魄迎接新中国诞生所做的一切，回顾起来依然令人为之神往。

　　领导的重要表现是有预见，要在走前一步的时候就想到下一步，为下一步创造条件。新中国诞生是中国历史上翻天覆地的社会大变动，许多问题既没有现成的答案，也缺乏成熟的经验。它的基本格局一旦确定下来，对中国日后的发展会产生深远的影响。如果匆忙地甚至轻率地作出一些不正确的决定，它们所造成的恶果将十分严重。

　　毛泽东是善于掌握时机的大师。他目光犀利，反应敏捷，决策果断，善于透过使人眼花缭乱的复杂现象准确地把握时代脉搏的跳动，看清楚历史潮流的趋向。1947年最后一个季度，尽管还存在许多严重困难，他却判明：中国人民革命战争的转折点已经到来，旗帜鲜明地喊出“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的口号，开始筹划如何建立一个新中国。和三大战役这个战略决战的号角吹响同时，他主持召开九月政治局会议，在党的领导核心中对新中国经济和政治体制的一系列根本问题取得了基本一致的认识，为了慎重又不立刻加以公布。三大战役刚结束，他便立刻主持召开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提出促进革命迅速取得全国胜利的各项方针，规定了党在全国胜利以后在政治、经济、外交方面应当采取的基本政策。毛泽东在会上所作的报告和随后所写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构成了在新中国成立后起着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的政策基础。它的基本内容，事实证明是适合中国实际国情的。这一切，都不失时机地进行得那样井井有条，一环紧扣一环，仿佛是瓜熟蒂落、水到渠成。这在毛泽东一生中，可算是得意之笔。

　　当然，对新中国的基本格局这样完整的设计，决不可能由任何人先验地或一次地完成。为此，中国共产党曾进行长时期的探索。这像是一场不停顿的接力跑。毛泽东从来不采取割断历史的态度。他在九月政治局会议时曾要求与会同志阅读：中共六大政治决议案全文；《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第四节第二、四项，第五节，第六节；《新民主主义论》第六章；《论联合政府》第四章（“我们的一般纲领”）等。七届二中全会时，他又叮嘱：将六大政治决议案印发与会同志，“以为讨论经济政策问题的参考”。同时，他又不囿于已有的看法，而是随时仔细观察并研究正在剧烈变动中的中国国情，坚持把客观实际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因而在认识上有许多新的突破。在近代中国社会中，如何对待资产阶级是一个关键性的问题。毛泽东这时在认识上最重要的突破正是在这个问题上。他在九月政治局会议时说：“六次大会的决议基本是对的，其中有错误。”在六大决议中，没有提到没收官僚资本，对政权性质的规定是工农民主专政。毛泽东说：“1928年六大时，中国官僚资本尚未形成到这个样子。中国资本的集中，官僚资本的形成，主要是在最后二十年中，所以当时未提出是有原因的。”他又说：“那时对资产阶级在经济上根本不动它，在政权中根本不要它。现在是有一条比较缓和，有一条比较过去激烈。”他不只是提出许多重要的基本原则，并且对实际工作的进行做出十分具体的规定：什么是可以做的，什么是不可以做的，在做的中间应该注意些什么。没有这些界限分明的具体政策规定，即便基本方针正确，在实际工作中执行起来仍可能会走样。毛泽东在这个时期内适时地发出的一系列具体指示，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实际工作的强有力领导。他自己的看法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如果必要，他可以毫不犹豫地根据实际情况改变原来的看法。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还会注意到：对新中国这些重大问题的确定，在中共中央的领导集体中，毛泽东毫无疑问地居于主导的地位，刘少奇、周恩来、张闻天等其他中央领导人又分别作出自己的贡献。这也有力地说明，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毛泽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和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建立的功勋将永远不会磨灭。他被称为新中国的主要缔造人，是当之无愧的。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注释

　　①中共中央致华东局转许谭及各纵电，1947年10月8日。②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中国人民解放军训令》，1947年10月10日。③毛译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1948年9月8日。④刘少奇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1948年9月13日。⑤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刘少奇讲话时的插话，1948年9月13日。⑥⑦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结论，1948年9月13日。⑧中共中央东北局：《关于东北经济构成及经济建设基本方针的提纲》，1948年9月15日。⑨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1949年1月6⑩中共六大：《政治决议案》，1928年7月9日。毛泽东给吴玉章的信，1947年11月18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272页，第1375页，第1475页，第1238页，第1347页，第1428页。《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1941年5月1日。周恩来：《关于人民政协的几个问题》，1949年9月7日。《毛泽东书信选集》，第239页。中共中央：《关于注意总结城市工作经验的指示》，1948年2月25日。《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公报》，1949年3月23日。中共中央：《关于对待在华外国人的政策的指示》，1948年2月7日。周恩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1949年1月8日。中共中央：《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1949年1月19日。中央致南京市委并告华东局电，1949年5月10日。司徒雷登致国务卿，1949年6月30日，见《被遗忘的大使司徒雷登驻华报告》，第306页。毛泽东，《中央政治局九月会议参考文件目录》，1948年9月9日。毛泽东给周恩来的信，1949年3月3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1948年9月8日。

　　钟哲明

　　毛泽东，这位斯诺认为“看上去很像林肯”，晚年却自称生就一张“大中华脸”的世界伟人，在领导中国共产党找到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取得全国革命胜利以后，又于1956年开始全面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纪念毛泽东诞辰百年，研究他在这方面的思路或思想火花，以正确理解它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前后继承和发展关系，无疑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否定格式一律，注重调查研究中国特点

　　这是毛泽东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社会主义的出发点。当时苏联推行“统一的社会主义式样论”或“社会主义单一模式论”，同马列主义大相径庭。

　　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认为：“我们的理论不是教条，而是对包含着一连串互相衔接的阶段的那种发展过程的阐明”①。由于事物无不在一定的时空中发展，一般寓于特殊之中并通过特殊表现出来，因而不同事物和事物的不同发展阶段必然具有不同的特点、特色。《共产党宣言》阐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这些基本原理的实际运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②。“宣言”的某些部分便带有德国的特点。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俄国特色一目了然。他说“一切民族都将走向社会主义”，但“走法却不会完全一样”，“各个民族都会有自己的特点”③。“在东方那些人口无比众多，社会情况无比复杂的大国里，今后的革命无疑会比俄国的革命带有更多的特色”④。可见真正符合马列主义的绝不是“统一式样论”、“单一模式论”，而是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的民族特点论、各国特色论。

　　毛泽东比陈独秀、王明等高明，正在于他不改“脱不开‘中国’这个地盘..加以实地的调查及研究”⑤的初衷，不抄袭欧美，不照搬苏联。早在20年代末，他提出马列主义是规定了世界革命的基本原则，但中国革命的具体做法要我们在实际中创造。l938年他倡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反对“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1956年他修改的中共八大政治报告稿中指出：不可能设想，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具体发展过程和表现形式，只能有一个千篇一律的格式。我国是一个东方国家，又是一个大国。因此，我们不但在民主革命过程中有自己的许多特点，在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也带有自己的许多特点，而且在将来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以后还会继续存在自己的许多特点。这一段话可以说是对他一贯坚持的中国特点论的总结。

　　坚持中国特点论，就是坚持唯物论和辩证法，尤其注重矛盾的特殊性。毛泽东论述中国革命战争的经验说：“我们不但要研究一般战争的规律，还要研究特殊的革命战争的规律，还要研究更加特殊的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

　　⑥。同样，边建设边探索建设中国特点社会主义的规律，也不能不经历类似的层次和过程。建国初学习苏联，使我们一开头就从第二层次研究“特殊的”社会主义建设规律。1956年否定格式一律的“统一式样论”，是要更好地在第三层次上探索“更加特殊的”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规律。毛泽东提出“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⑦，从第一层次研究“一般”建设规律，落脚点仍是第三层次。

　　他在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说，今后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主要应该从中国的情况、处境和所处的时代等特点出发。在新的历史时期他更加注重中国和整个时代的特点，继续运用“古今中外法”作系统周密的调查研究，坚持“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1956年初找华北九省的书记和中央34个部的部长来汇报和讨论问题，1961年又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自己主持三个组去三省调查。这些都是为了寻找一条“反映中国客观经济规律”的“适合中国的路线”。他晚年的失误，恰同缺少调查、疏远群众有关。而年老体衰和“我一去，人都围了上来，是我看工厂，还是工厂看我”的客观情势也对他不无影响。

　　国内外有人问：坚持中国特点论的毛泽东，为什么1949年号召“一边倒”，“走俄国人的路”呢？南京一解放，司徒雷登就说美国有可能发动一个解放运动，把中国人民从共产主义中解放出来。联系西方的封锁禁运和斯大林心存疑虑，不难理解当时“一边倒”是“必须”的。它意味政治上只能同社会主义国家站在一边，不能一脚跨在社会主义方面而另一脚跨在西方资本主义方面。中国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

　　然而，毛泽东从来认为“走什么路”同“怎么样走”，是两个有联系更有区别的问题。斯大林怀疑他是“铁托第二”，另有人说他搞民族主义，都是不承认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然性”与社会主义格式（模式）的“多样性”的辩证关系，将列宁说的“走向”与“走法”混为一谈。毛泽东始终不忘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把必由之路同民族特点统一起来，这就同教条主义、修正主义和民族主义等分道扬镳，在实践中发展了马列主义。特别是50年代末60年代初，面对苏联领导人的高压，他宁可决裂，也不走老路、不当附庸，坚持独立自主，继续新的探索。邓小平弘扬这种精神，在80年代初明确提出“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前几年从莫斯科开始倒下的多米诺骨牌效应，为什么对中国“不灵”？“奥秘”之一正在于此。

　　鉴戒苏联经验，寻找社会主义建设新路

　　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召开，4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论十大关系》报告，开宗明义：“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强调要“引以为戒”，正确处理重工业、轻工业、农业等关系，开始提出自己的建设新路。《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以下简称《正处》）中公开阐述了工农业同时并举的“中国工业化的道路”。随后又构思了实现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和“两步走”的发展战略。我们今天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便是它的延伸和发展。

　　毛泽东对适合中国国情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思考，首先是同如何鉴戒苏联经验相联系的。

　　他历来提学习苏联先进经验，反对提“技术一边倒”。以苏为戒，也不是一切反其道而行之。总结“大跃进”的失误后，他发觉对苏联的经验破得太多，又带头读书包括学斯大林的有关著作和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以下简称《教科书》）。后来还说苏联的领导变了，我们仍要学习苏联党和人民的好经验。这种不肯定一切或否定一切，反对完全以“风”为准、好走极端的“风派”，主张实事求是，洋为中用的态度，是值得学习的。

　　以苏为戒，不等于对苏联的一切鉴别得那么清楚；探索新路，更非不会再有弯曲。他看到苏联20年中钢只增加1400万吨，思索中国是否可以用更多更快更好更省的办法建设社会主义。1957年冬受苏联宣布15年超过美国、内部规定从1959算起在12年内达到共产主义以及集体农庄并大后很多事情好办了一类“经验”的影响，他提出中国15年超过英国，并随即发动“大跃进”和大办人民公社。1958牢因赫鲁晓夫要控制中国致使中苏关系闹翻后，他那样要加快经济发展速度，尔后又那样激烈反对修正主义，动因固然复杂，但不愿国穷受压，坚决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安全这些因素，的确起了重大作用。

　　可是经济上以苏为戒，另辟途径，引发了“三年困难”；政治上以苏为戒，“反修防修”，导致了“十年内乱”。说明历史走“S”路，由合力促成而不以任何个人意志为转移。欲速不达，求直反曲。前车之覆，后车可鉴。但只有自己经过多年开车包括翻车的实践，“从本身的错误中、从痛苦的经验中学习”⑧，才能驾轻车而就熟路，从必然走向自由。可见师人之长或戒人之短，既要“知彼”更要“知己”。敢走新路的大抵是强者，尽管一次成功的少，而路终究是人走出来的。

　　毛泽东对适合中国国情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思考，又同如何看待“显著特点”密切关联。

　　他说“中国六亿人口的显著特点之一是一穷二白”。1956年1月他开始用“穷”与“白”表述经济文化落后这一基本国情时，就说它“有两面性”。以后多次说它是“两条缺点”，又是“两条优点”；是“坏事”，也是“好事”。意在提高民族自信心，引导人民全面地发展地看问题，依靠“社会主义制度和人民团结一致的奋斗”，使坏事转化为好事，“穷国将变为富国”

　　⑨。他对这一转变的艰巨性曾估计不足，但并未将穷与白简单说成“优点”。1957年2月他在一个讲话提纲中写道：外国人富与智（文化高）的二重性。他讲“富的革命就困难”，是要说明资产阶级思想、作风对革命的影响和腐蚀作用。认为中国“将来富了，也一定会发生问题”，仍是就富的“二重性”而言，并无怕富乐贫的意思。正是他，1955年提出要积极“领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使农民群众共同富裕起来”⑩。1956年又将赶超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作为百年奋斗的长远目标，并把它同证明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免从地球上开除“球籍”和中华民族对人类的贡献联系起来。早在1944年就强调区别马克思主义与民粹主义，而1957年冬嚼了卫士带回的黑窝头竟为农村的贫困难过得流泪的毛泽东，绝不想搞贫穷的农业社会主义。他渴望广大群众早日脱贫，夙夜求索“中国式的建设道路”，正是要更快地使祖国富强、人民富裕而又避免蜕变腐化和两极分化。

　　面对世界之最的众多人口，他不苟同于“人越多国越穷，国越穷人越多”的恶性循环论，也不像美国艾奇逊那样把它看作“不堪负担的压力”或赫兽晓夫那样骂它不过是核战争中的“炮灰”。他认为“我国人多，是好事，当然也有困难”（11）。唯其困难，他先主张“饭匀着吃”，50年代中期提出“计划生育”。“大跃进”中一看“人手”不够，又片面颂扬“人多议论多，热气高，干劲大”，致使我国人口严重失控。但在经济落后而首先进入社会主义的东方大国，他不怨天尤人，也不拿原则作交易，锐意进取，要依靠“一穷二白”的“六亿人口”改变“六亿人口”的“一穷二白”。这种自立自强的骨气和改造中国的志气是很可宝贵的。为此：

　　他提出想问题、办事要从“六亿人口”出发，统筹兼顾，适当安排，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变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倡导艰苦创业，勤俭建国，教育人民为了集体、后代、社会前途而努力奋斗。

　　着眼于我国是农业国，绝大多数人是农民，他制定了“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以农轻重为序”发展国民经济的方针。说工业总产值即使占工农业总产值70％，也不像苏联那样宣布实现了工业化，而应在长时期内叫做工农业国。强调“不抓粮食，总有一天要天下大乱”。“就在农村大办工业，使农民就地成为工人”。不同意苏联那种不重视农业、不相信农民和竭泽而渔的政策。

　　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和日内瓦会议、万隆会议后，国际环境有利于我们，他提出“一定要争取这个和平建设的时间”（12），并构思了加速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大战略。实现工作重点转移。制定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同时指出对它还要看几年。但实践中急于求成。总结教训后，强调经济建设要量力而行，经济指标要留有余地，不要务虚名而遭实祸。说社会主义社会是不是也有一个周期率，就是生产也好，建设也好，若干年比较低，若干年比较高，这么波浪式地发展。经过几年调整并鉴于世界科技迅猛发展，1964年他指出：“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我们所说的大跃进，就是这个意思”。对比1958年的“小土群”和“放卫星”，这是他对“大跃进”的重新解释。纵观全过程，毛泽东立足中国，面向世界，抓住时机，加快发展，出了问题，调整总结，挫而不折，继续奋进的大视野、大毅力是令人敬佩的。

　　他认定“六亿人口”是我们的“本钱”，说斯大林那个时候，没有什么别的指靠，只有靠群众。后来有了点东西了，就不那么依靠群众了。他探索新路，强调发动群众和尊重群众首创精神。却又从坚持群众路线，发展到一切大搞群众运动，沿用革命战争年代的经验来搞经济建设，从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发展到对“只有想不到的事，没有做不到的事”也肯定它有“两重性”，并为此同哲学家李达辩论一场。类似这些真理过了头就变为谬误的事，的确带有“左”的特征，但不能由此断言他是唯意志论者。因为许多问题的发生，源于缺乏经验；不少问题“始作俑者”是他，发现最早、纠正最快最坚决的也是他。而总结后形成的共识如：破除迷信，尊重科学；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反对本本主义，提倡读书调查；相信人民群众，加强党的领导；冷与热结合；虚与实结合；政治与经济统一；政治与业务统一；社会主义提高劳动生产率靠技术加政治等等，至今仍熠熠生辉。

　　黑格尔说人们并不能从历史中学到什么。毛泽东则认为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确实，经过“大试验”，交过“高学费”，历尽磨练，有了比较的中国人民，今天更聪明更坚强了。这就是历史上一种形式的支付，常带来另一种形式的补偿吧！。

　　突破苏联模式，求索新的社会主义体制

　　这是毛泽东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社会主义的另一重要思路。1956年4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他提出，要研究“社会主义整个经济体制的问题”。《论十大关系》揭示的十对矛盾，说到底就是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体制影响同中国国情实际的矛盾。当时我国是区别基本制度与具体制度，着手改革具体制度即体制较早的。从这年春到1966年夏，时断时续地有过三次改革探索。毛泽东在这方面留下许多论述和设想。

　　经济方面，坚持生产资料公有、按劳分配和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在所有制结构上，他提出只要社会需要，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私营大厂20年不没收，华侨投资20年、100年不要没收。突破了苏联单一公有制模式，思考社会主义条件下允许部分非公有制存在。当时这是需要政治胆略和理论勇气的。

　　在分配问题上，他对“资产阶级法权”有过误解。但不满意苏联过分强调物质鼓励，提出物质鼓励和精神鼓励都是社会主义的重要原则，反对把个人物质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和“钱能通神”，强调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

　　在管理体制上，他提出不能像苏联那样把什么都集中到中央。说中央集权太多了，是束缚生产力的。1958年向地方分权，企业下放多了快了，造成混乱，有点半无政府主义，便适当收。1966年3月又说收多了，中央还是“虚君共和好”。这种“分”与“集”、“放”与“收”的反复，表明对原体制的改革尚未找到真正的症结。但他强调企业应有一定的“独立性”。当时国有企业都是国营企业，所有权不能变，“独立性”只能在经营权方面，实际上触及到所有权同经营权相分离的问题。他认为公有制建立后，最重要的问题是管理问题。由他制定的“两参一改三结合”的新的企业管理制度，至今有的西方国家仍在研究。1964年他赞同试办工业托拉斯，说按行政方法管理经济的办法不好，要改。要按经济法则办事，按经济渠道办事。

　　在计划工作上，他开始突破苏联所谓计划就是客观比例反映，就是指令性计划，就是法律等传统观念，认为经济计划“又平衡又不平衡”，是一种相对平衡的计划。吸取“大跃进”中基本上没有宏观控制的教训，他强调全面规划，综合平衡，使国民经济有重点地协调发展。

　　在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问题上，他1958年一度困惑。随后批驳了“废除商品生产”、否认价值规律的主张和做法。斯大林认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的活动范围只限于个人消费品；价值规律只在流通领域内起作用；并用全民与集体两种所有制的存在说明商品生产存在的必要性。他则进一步使用了“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概念，提出生活资料、生产资料都是商品；价值规律在流通领域、生产领域都起作用，价值规律“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利用它才有可能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商品生产的命运最终和社会生产力水平有密切关系。这些都很有见地。

　　他说为什么怕商品，无非是怕资本主义。商品生产与资本主义相联系，就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相联系，就不是资本主义，就是社会主义。我国原来商品生产很不发达，要有计划地大大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商品生产有没有消极作用呢？有，就限制它。这些论述很精辟，仍有现实性。但他将价值规律同计划需要相对立，这是不正确的。政治方面，指出人民民主专政进入社会主义后，其性质已是无产阶级专政。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列宁关于无产阶级政党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决没有像有些人说的那样‘已经过时’”（13）。

　　政府体制，继续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而不是苏联的“苏维埃”或西方的“三权鼎立”。同时强调一定要守法，不要破坏革命的法制；要精简机构，建议党政机构砍掉2/3。国家结构，继续实行同民族区域自治结合的单一制。1958年3月他在成都会议上说，苏联俄罗斯族占50％，少数民族占50％；而中国汉族占94％，少数民族占6％，所以不能搞加盟共和国。但1956年就指出：“在苏联，俄罗斯民族同少数民族的关系很不正常，我们应当接受这个教训”（14）。必须搞好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着重反对大汉族主义。政党体制，提出“搞两个万岁”，共产党和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确立了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它不是西方的两党制，也不是苏联那样把其他政党搞光，很少能听到不同意见的一党制。

　　多年的实践，特别是苏东剧变而我国稳定的事实表明，上述政治体制适合中国国情，有利于“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15）。

　　为了改变政治体制中权力过于集中的状况，他提出要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最根本的权利。要正确处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有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但要巩固中央的统一领导，以不至于出现地区割据。要加强集体领导，中共八大前他向中央提出不再担任下届国家主席，并准备适当时候不当党的主席。这是对当时社会主义国家普遍存在的终身任职的领导体制进行改革的最早酝酿。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他中心讲了民主集中制问题。提出一人称霸，不让他人讲话，听不得相反意见，难免要跨台，要“别姬”。党内并不纯粹，这一点必须看到。认为没有民主集中制，无产阶级专政不可能巩固，社会主义经济不可能建立。这就从政体上把问题说深讲透了。

　　总结苏联和波匈事件的教训，他在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提出：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谁犯了官僚主义，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骂群众，压群众，总是不改，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他多次尖锐批评等级森严，居高临下，三风五气，猫鼠关系，做官当老爷等严重脱离群众、败坏党和政府声誉的现象。强调党和国家的干部是“人民公仆”，应以普通劳动者姿态出现，以平等态度待人，与群众同甘共苦，并接受群众的批评和监督。同时制定了学习、整风、干部下放、将军当兵、调查蹲点、参加体力劳动等制度。这些反腐防变措施在当时起了良好作用，党风、社会风气比较正。

　　思想文化方面，他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鉴于苏联教条主义盛行和行政粗暴干涉学术问题，他认为：学术问题和任何领导人有不同意见，也不应加以禁止”（16）。1956年4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他提出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应该成为我国发展科学文化的方针。后又论证要以此发展马克思主义，并宣布领导我们国家应当采取“放”的方针，放手让大家讲话，发扬民主。

　　对外开放方面，《论十大关系》中提出“向外国学习”。当时有些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囿于两个阵营和“两个世界市场”的理论，是不愿提或不敢提的。他强调“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同时要坚决抵制和批判西方“一切腐败制度和思想作风”，反对“感觉事事不如人，在外国人面前伸不直腰”的奴隶思想和“一概照搬”的教条主义。1958年他制定的“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由于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的封锁和压力，难以全面实现。但他仍不放过一切同外国经商、交往和寻找突破口的机会。1964年他表示只要日本企业家愿意，他们可以来大陆投资设厂、开矿。70年代初又提出“三个世界”理论，打开阻隔中美20多年的屏障，使我国全面走向世界和更快奔向现代化。他从来认为中国是世界一部分，社会主义“是国际的”，没有也不会”终生搞自我孤立和闭关锁国”。

　　毛泽东通过上述设想和变革，试图消除苏联僵化体制的影响，探求一种有利于发展生产力、建设社会主义的新经济体制，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以使“中国变成一个大强国而又使人可亲”（17）。在阐发这些思路时，又总结概括了判断我们言论和行动是非的六条政治标准（18），论证了“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这些都是高瞻远瞩，影响深远，至今仍有指导意义的。由于种种原因，总的说来他还只在计划经济体制为核心的社会主义传统模式中进行改进和调整。其思路有些实现了，有的浅尝辄止，有的中途改变，有的始终停留在字面上。特别是“文革”搞了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更远离了改进社会主义体制的初衷。经过拨乱反正，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出现全面改革开放的崭新局面和万千气象。

　　坚持两线作战，更新社会主义理论观念

　　毛泽东对适合中国国情社会主义的探索，是同他对传统社会主义理论的更新紧密相联的。进入社会主义后的许多新情况和新问题，使他深感不开动脑筋、活跃思想，不突破旧观念、形成新理论是不行的。他长期批判教条主义，反对思想僵化。苏共二十大后，他敏锐地看到俄国人“把斯大林丢了，把列宁也丢得差不多了”（19），这意味什么，交走向何方？修改《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便增写了对“一切修正主义者”的批判内容。这是在两条战线作战中反思传统理论，坚持和发展科学社会主义的思路。

　　他的重大思考之一是社会主义社会有没有矛盾？如何处理？

　　苏联的历史经验，波匈事件和我国某些地方的“闹事”，冲击着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不再有矛盾的理论。由毛泽东主持讨论，于1956年4月5日发表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也是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中进行着的”。同年他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说，阶级消灭了，社会制度还要改革，还会用“革命”这个词。当然，那时革命的性质不同于阶级斗争时代的革命。那个时候还有生产关系同生产力的矛盾，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的矛盾。1957年1月他在一个会议上又说，斯大林在一个长时期里不承认这些矛盾，“没有认识到这些矛盾是推动社会主义社会向前发展的基本矛盾。他以为他那个天下稳固了”（20）。《正处》系统阐述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说这些矛盾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调整、完善而不断得到解决。认为我们的根本任务已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第23条中有“允许并且鼓励群众的那些打破限制生产力发展的规章制度的创举”的规定，联系“生产力起来造反”的提法，实际上开始思索社会主义下仍有解放生产力的问题。

　　这样，毛泽东就对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推动力量、社会改革和根本任务等，提出了和斯大林不大一样并为当时苏联官方所不容的看法，揭开了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史的新篇章。

　　1956年12月4日他致黄炎培的信中，第一次将社会主义社会的社会矛盾从政治上区分为“敌我之间”和“人民内部”两类，前者用“镇压”的方法，后者用“说服”的方法解决。《正处》指出敌我之间的矛盾是对抗性的矛盾。在我国条件下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的对抗性矛盾如果处理得当，可以转化为非对抗性的矛盾，第一次把这一矛盾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又说人民内部矛盾一般情况下不是对抗性的。但是如果处理得不适当，或者失去警觉，麻痹大意，也可能发生对抗。这就否定了斯大林不讲同一性，不承认互相转化的形而上学观点，发展了列宁关于“在社会主义下，对抗将会消失，矛盾仍将存在”（21）的论述。

　　怎样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的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他认为这是一门科学，值得好好研究。强调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以避免斯大林理论上否认矛盾而实践中混淆矛盾的错误。考虑国内敌我矛盾基本解决，人民内部矛盾日渐突出和大量存在，而我们又经验不足，他将正确认识和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和“提起一切工作的纲”。修改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报告稿时，一度把总路线的文字表述改写为：“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鼓起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这些思路和提法是很可贵的。

　　在人民内部矛盾中，他指出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府同人民群众之间也有一定的矛盾。必须兼顾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正确处理积累与消费的关系，不能像苏东国家那样只讲“利益一致”而忽略了群众的正当利益。必须正确处理领导同被领导的关系，学会“治天下”即建设人民国家的本领。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他尖锐批评有些人“好像得了天下，就高枕无忧，可以横行霸道了”。有些同志“对待人民内部问题动不动就想‘武力解决’，这是非常危险的，必须坚决纠正的”。

　　毛泽东关于两类矛盾及其解决办法的学说，至今仍是我们的宝贵财富。可惜“文革”中他自相背离了。正确理论提出不易，任何情况下都身体力行、一以贯之可能更难啊！

　　怎样认识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他总结东欧一些国家的基本问题就是阶级斗争没有搞好。1957年1月第一次提出社会主义社会仍然有对立的阶级，有阶级斗争（22）。《正处》发表时增写了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他否定了斯大林关于阶级斗争愈来愈尖锐、反革命愈来愈多的谬说。又指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23）。联系后来的苏东剧变看，他这一论断是有远见的。但前进中他犯了夸大阶级斗争的严重错误。他从世界上两种制度的对立出发，指出美国军事基地的箭头都是朝向社会主义各国的；杜勒斯还推行和平演变战略。认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最后胜利有待于全人类的解放。这就突破了斯大林只讲资本主义武装干涉危险和赫鲁晓夫断言资本主义包围不再存在等观点，提出了一些振聋发聩的问题。

　　他的重大思考之二是，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我国社会处于什么发展阶段？

　　他原说“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属“小过渡”论。后来将“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建成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分成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24）。相应的时间为15年，50―75年，100多年。1956年1月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他指出：社会主义已经进入，尚未完成。他在中共八大政治报告稿修改稿和《正处》中都有“过渡时期”的提法。中共八大政治报告、决议和领导人讲话中也都未宣布过渡时期已经结束。这样做，不仅由于工业化尚未完成，而且想避免苏联过早宣布过渡时期完结，新经济政策结束而带来的诸多弊端和问题。

　　1958年1月，他有了“过渡时期完结、彻底消灭了阶级以后”（25）的新提法。读《教科书》时更说：马克思讲从资本主义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有一个“革命转变时期”。我们现在就是处在这样的革命转变时期。这样，他就采用《哥达纲领批判》中的过渡标准，转为“中过渡”论了。

　　可是，什么叫彻底消灭阶级、建成社会主义呢？他看到斯大林1936年宣布剥削阶级消灭，1937年又杀了那么多人，认为消灭阶级这个问题还是让它先吊着，不忙宣布为好。我国1958年的遇挫，使他深感建设不易，“建成社会主义”不要讲早了，向共产主义过渡更不能轻谈。苏共二十二大提出“全民国家”和20年内将基本上建成共产主义社会，更使他思索：马克思说无产阶级专政是四个“达到”（26）的过渡阶段，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实现四个“达到”没有？当今国内外条件下能取消无产阶级专政、建成共产主义吗？

　　1962年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公报写上：“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包括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从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这两个过渡的“大过渡”论面世了。当时竟以为这有利于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高标准，同“全民国家”和超越阶段等错误划清界限。

　　从“小过渡”到“中过渡”再到“大过渡”的思路，反映毛泽东等第一代探索者经历的曲折、艰辛和传统观念、历史条件对他们的影响、限制；也透露他们已看到现实社会主义同经典社会主义的差异性、一国或几国建设社会主义的艰巨和长期性。本想坚持马列并反对一种错误倾向，却走到另一极端：过渡时期越推越后，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越拉越长，再当提出“阶级斗争为纲”，便导致“天下大乱”了。

　　但是，毛泽东1956年起始终认定我国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是社会主义国家。对这一基本国情并未“搞错”。马克思曾说共产主义社会有“第一阶段”、“高级阶段”。列宁1920年提作“低级阶段”、“中级阶段”、“最高阶段”。他称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第一阶段”为“社会主义”或“发达的社会主义”，而把过渡时期的社会主义成分叫做“最初级形式”的社会主义。毛泽东从中国情况出发，认为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社会主义可能分为“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和“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两个阶段；共产主义一定会有很多的阶段。这是创见。中共十四大报告中的“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可理解为毛泽东说的“不发达的社会主义”。但今天以1956年为过渡时期终点和初级阶段起点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标志我党对社会主义发展阶段问题的认识，已达到新的高度。

　　毛泽东壮丽一生的后期，主要献给适合中国国情社会主义这一前无古人的探索事业。万事开头难。有了第一，才有第二、第三..。最近全国总工会一调查中有问：“你最崇拜哪种类型的人？”人数最多的回答是：“毛泽东式的领袖人物”（27）。但他同一切先行者一样不能超越他的时代，探索中正确的趋向与错误的趋向交织。我们应如邓小平讲的恢复他“正确的东西”，把他“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28）。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继承和发展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以这一理论为指导的党的基本路线，团结在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目标一致，同心协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就能战胜困难险阻，不断推向前进。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

　　注释

　　①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59页，第458页。②（2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28页，第479―480页。③《列宁全集》第28卷，第163页。④《列宁选集》第4卷，第692页。⑤《新民学会资料》第63页。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171页。⑦⑨（11）（13）（14）（15）（18）（23）《毛泽东著作选读》第742页，第794页，第782页，第734页，第733页，第757页，第789页，第785页。⑩（12）毛泽东：《农业合作化的一场辩论和当前的阶级斗争》，1955年10月11日。（16）《毛泽东书信选集》第510页。（17）1957年3月写的讲话提纲。（19）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1956年11月15日。（20）（22）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1月27日。（21）《列宁全集》第60卷，第281―282页。（24）毛泽东：《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农业合作化的一场辩论和当前的阶级斗争》。（25）毛泽东：《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27）1993年1月21日《光明日报》。（28）《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264页。

　　刘国光

　　1840年鸦片战争的隆隆炮火打开了古老中国封闭的大门。这炮火使我们的国家和民族沦入屈辱、痛苦、贫困的悲惨境地，同时，也使中国人觉醒和奋起。自那时起，一批批仁人志士为寻求救国之路，为中华民族的富强，上下求索，勇敢抗争，不懈奋斗，但得到的却是一次次痛苦的失挫。中国社会在血与火中发生着剧烈的变动，长期处在混乱之中。五四运动的爆发和中国共产党的建立，才使中国革命的面貌为之一新。中国人民有了正确的领导力量，形成汹涌澎湃的革命洪流，中华民族终于站起来了。革命胜利以后，又向着更高的目标奋斗。在这一过程中，虽然出现了一些失误，但毕竟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成就。20世纪初期以来，中国社会发生的这一切，都与毛泽东这个伟大人物紧密相连。在此毛泽东诞辰100周年之际，我们谨以回顾总结毛泽东经济思想的产生和发展作为对这位历史巨人的缅怀和纪念。

　　一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陷入半殖地、半封建社会。中国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没能使我们的国家摆脱困境，资产阶级经济理论也没有提出真正能够救国富民的“良方”。中国社会需要进行革命性变革。这就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武装起来的以毛泽东为杰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

　　毛泽东经济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是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观察认识中国社会经济性质，并依据对这种性质的科学把握，对中国社会经济进行有步骤的革命改造的理论；是中国在革命胜利后形成一个什么经济形态和这个形态如何向更高的形态转化的理论，是中国如何摆脱贫困落后状态，走向工业化和现代化的理论。这一理论是在革命斗争中产生的，是在不断探索的过程中发展的，是在与“左”、右倾错误倾向的斗争中成长的，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集体智慧的结晶。

　　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革命运动，是要按照社会自身的性质和发展规律促进社会的变革和发展。因此，要促进中国社会的转化和发展，首先必须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和特征，“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就是说，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①而要科学认识中国社会的性质和国情，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这条唯一正确的认识道路。

　　毛泽东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观察认识中国的社会和经济。到1939年末和1940年初，他总结了二、三十年代我国社会性质问题研究的成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和《新民主主义论》中对中国近代社会经济形态的性质有了完整的科学认识和表述。

　　毛泽东指出，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也同样受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共同规律的支配。中国封建社会的解体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中国封建社会内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②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一方面对中国封建经济起了很大的解体作用，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不论是自然经济基础的破坏，还是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都力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造成了某些客观的条件和可能，使早已孕育在封建社会内部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得到了一定的发展。另一方面，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又阻碍着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这就是帝国主义为了自身的利益，勾结中国封建势力，压迫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使它不能正常地发展壮大，始终“没有成为中国社会经济的主要形式”，没有使中国进入资本主义社会。这样，近代中国便逐步演变为一个微弱的资本主义经济和严重的半封建经济同时存在的半封建社会。

　　毛泽东又指出，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不仅把中国变成了半封建社会，而且把一个独立的中国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的国家。“帝国主义列强侵入中国的目的，决不是要把封建的中国变成资本主义的中国。帝国主义列强的目的和这相反，它们是要把中国变成它们的半殖民地和殖民地。”③鸦片战争以来近百年的历史，就是帝国主义运用各种手段把一个封建的中国变为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血迹斑斑的历史。

　　中国社会形态的这种性质和状况，决定了其主要矛盾是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决定了中国革命的主要对象是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毛泽东根据对中国社会性质的科学分析和整个世界历史进程的变化，准确地把握了中国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历史进程，揭示了中国革命最基本的规律。他指出，由于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社会的革命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这就决定了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必须分为两步，其第一步是民主主义革命，其第二步是社会主义的革命，这是性质不同的两个革命过程。第一步是要推翻帝国主义列强和封建主义在中国的统治，改变这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形态，使之变成一个独立的民主主义的社会。第二步是要依据科学社会主义的原理和社会发展的规律，使革命向前发展，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社会，从而真正实现一个世纪以来无数仁人志士和中国人民的强国富民之梦。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目的就在于解放生产力。因而在确定这一革命的阶段性和对象时，是严格依据生产力发展要求的。毛泽东指出：“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④毛泽东提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经济纲领和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经济构想，都是在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制定的。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经济纲领，就是对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经济制度进行革命性改造的基本纲领。这一纲领的形成经过了一个长期探索和酝酿的过程。新民主主义经济思想在土地革命时期萌发后经过艰难的探索和正反两个方面思想材料的积累，到抗日战争时期就已经初步形成了一个体系。到解放战争时期又得到了进一步的充实，逐步走向成熟。三大经济纲领的提出就是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经济思想经过长期发展走向成熟的集中表现。毛泽东在1947年12且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中说：“没收封建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没收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为首的垄断资本归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所有，保护民族工商业。这就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经济纲领。”⑤三大经济纲领从总政策的高度克服了过去长期存在的“左”和右的、特别是不断冒出的“左”的倾向，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没收封建地主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这一基本经济思想和基本经济政策，是我们党和毛泽东早已提出并实践的。封建土地制度的变革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任务之一，是中国社会的基础结构具有巨大历史意义的变化。这种经济上基础性结构的变化，不仅使反动的旧政治、腐朽的旧文化失去了存在的根基，而且开通了发展新民主主义的新政治、新经济、新文化的道路。它为中国由长期处于停滞状态的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创造了必要的前提。

　　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半封建性质，使资本的产生、生存和运行处于一种非常复杂的状态。这种复杂性决定了认识和处理这个问题的难度。毛泽东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也是不断深入的。过去虽然确立了新民主主义革命不是一般地消灭资本主义，而是让资本主义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适当发展的基本思想，并且也确定了对关系国计民生的大资本要“节制”、要收归国有的政策，但对中国特定形态的大资本与一般中小资本在性质上的区别，认识上还不具体。在三大经济纲领中，毛泽东着重分析了官僚资本和民族资本的不同性质及其对生产力发展的不同作用，在此基础上，规定了对待官僚资本和民族资本的不同政策。官僚资本是一种垄断性、买办性、封建性的国家垄断资本，又是和独裁政权结合在一起实行超经济剥削和掠夺的资本。这种特征决定了它对社会生产力发展起着严重的阻碍作用。没收官僚资本归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所有这一经济纲领，就是根据官僚资本的性质和历史作用，依据“剥夺剥夺者”的原则提出的，是从整体上铲除腐朽的生产关系、扭转整个国民经济发展方向的一项极其重要的纲领。由于其对象本身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中的多重联系和特定性质，它具有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双重性质。

　　保护民族工商业这一经济纲领是中国共产党对民族资本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以及向未来社会转变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认识的集中概括。民族资本主义在中国经济的发展中还有着没有充分发挥的积极的历史作用。毛泽东指出，由于中国经济的落后，“即使革命在胜利以后，在一个长时期内，还是必须允许他们存在；并且按照国民经济的分工，还需要它们中一切有益于国民经济的部分有一个发展；它们在整个国民经济中，还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⑥。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经济思想的又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关于新民主主义经济结构的构想。新民主主义经济结构是对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经济形态进行新式民主革命后的结果。毛泽东提出，新民主主义经济结构的特征是多种经济成分并存。他认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以及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后，社会经济是由国家经营、私人经营和合作社经营三者组成的。国家经营，即由在无产阶级领导下“为一般平民所共有”的新民主主义国家掌握和经营，这种经济的性质已经是社会主义的。合作社经营也已带有社会主义的因素。私人经营，包括私人资本主义经营和劳动人民个体经营。此外，还有国家和私人合作经营的国家资本主义。这样，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劳动者个体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五种经济成分就构成了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形态。毛泽东的上述新民主主义经济基本构想已经在革命根据地实现，并取得很大的成功。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在实践中充分展开，形成了内容丰富的根据地经济建设思想。根据地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的思想和实践，对革命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并为革命胜利后的经济建设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启示。毛泽东指出，新民主主义经济的性质是非资本主义的，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一个过渡的阶段”⑦。

　　二

　　革命胜利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如何向社会主义过渡？建立一个过渡性的新民主主义社会，作为向社会主义转变的中介，这是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前就提出的一个设想，这是他的革命转变理论中最具特色和独创性的地方。早在1940年3月，毛泽东就指出，新民主主义是暂时的，过渡的，是一个楼梯，将来还要上楼。对于决定和支配这一转变的条件，毛泽东也很早就从原则上作出了明确的回答。他在1935年12月就指出：“不到具备了政治上经济上一切应有的条件之时，不到转变对于全国最大多数人民有利而不是不利之时，不应当轻易谈转变”⑧。1949年3月，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报告中分析了旧中国经济中现代工业只占10％左右，农业和手工业占90％左右，指出这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在经济上的表现，是中国革命和革命胜利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一切问题的基本出发点。从这一点出发，认为我国建国后应该建立的是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形态。毛泽东指出：由于中国的经济遗产是落后的，所以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之后的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必须谨慎地、逐步地而又积极地引导分散的个体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向着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大力发展经济，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创造出雄厚的经济基础，否则就不可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发展到将来的社会主义社会。这里对实现转变的经济条件的认识和把握，虽然不能说非常具体，但有实现工业化这个有实在内容和客观标准的基本内涵，应该说是已经有相当实在和具体的认识和把握了，这种认识和把握是严格依据生产力的发展程度的。至于需要多长时间，毛泽东和党内一些领导人都预计，至少要10年，多则15或20年。

　　到1952年，完成了国民经济恢复并超过预计的目标，经济生活中出现和积累了一些新的矛盾，需要有明确的方针和系统的政策来加以解决。这些矛盾主要表现在土改后农民分散落后的个体经济难以满足城市和工业对粮食和农产原料的不断增长的需要，而贫富分化的出现又使共产党人不能不考虑个体经济究竟向哪个方向发展的问题。而在城市中，工人阶级和国营经济同资产阶级之间限制和反限制的斗争已经经历几个回合，斗争并未结束而是时起时伏，对国家经济生活有很大影响。工业化的大规模发展引起了这些矛盾的加剧，使党和毛泽东不能不考虑加紧和扩大农村的互助合作运动和城市中限制资本主义的措施。这就不可避免地把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提到日程上来。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党中央认为，制定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明确地向全党和全国人民提出向社会主义逐步过渡的任务，预计用15年或者更长一点的时间来完成，现在是适时的和必要的了。原来的设想是建国后继续搞一段新民主主义，若干年后再考虑向社会主义转变的问题，总路线的提出使原来的理论设想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变化，向前推进了一步。原来所说的新民主主义建设阶段，同时也就成了从新民主主义转变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

　　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是发展生产力和变革生产关系的有机统一，是一条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并举的路线。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发展生产力，是主体；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变革生产关系，是两翼，是为实现工业化服务的。完成这个过程当时预计需要三个五年计划即15年时间，加上3年恢复时期，共18年。这同原先所设想的先进行15年或20年新民主主义建设，然后一步实行和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具体步骤和方法有了变化，而预计要用的时间仍大体相同。

　　中国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一场在经济文化落后的东方大国，把拥有5亿农民的个体私有制改变为合作社社员的集体所有制的极其广泛和深刻的伟大社会变革。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民消灭封建剥削制度以后，很快就又将他们引上互助合作之路，是从使农业的发展与国家工业化相配合、使农民的小生产逐步走上大生产从而由贫穷走向富裕这一目的出发的，也是从防止农村的两极分化、在新的基础上巩固工农联盟，更有效地同私人资本主义作斗争，从而消灭城乡的剥削制度出发的。这个发展生产力和建立公有制的基本出发点，反映了历史前进的方向和人民群众的要求。关于农业合作化的战略部署就是在这个指导思想上确立的。

　　在实行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毛泽东遵循马克思主义对待个体农民的基本原则，坚持教育、示范和社会帮助的途径，实行自愿原则，创造出一条中国式的农业合作化道路。在对小农经济和农民的性质和趋向进行了具体分析和科学把握的基础上，领导农民创造了由互助组到初级社、再到高级社这种循序渐进的过渡形式，并且取得了成功。特别是初级社这个过渡形式更具有中国特色，它以土地入股、统一经营等特点，是自然而不强制地吸引农民走上社会主义的过渡形式。不足之处是，上述循序渐进的正确原则和做法没能贯彻始终。1955年夏季以后，特别是农业社会主义改造高潮掀起之后，没有坚持逐步前进的方针，而是急于求成，出现了“左”的错误。

　　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是通过由低到高的三种形式，即手工业生产小组、手工业供销合作社、手工业生产合作社，逐步走上合作化道路的。同农业合作化进程和出现的倾向类似，也是起初步伐稳健，后期出现了一些毛病，主要是集中过多、社过大，没有顾及手工业分散灵活、适应性强的特点。

　　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用和平“赎买”的办法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曾设想过的一种代价较小的、较为理想的方式。由于俄国资产阶级不接受列宁的政策，列宁的赎买设想未能实现。而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却开拓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这就是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建立联盟的条件下和平地改造资产阶级、消灭剥削制度。我们党历来对本国的民族资产阶级采取区别对待的政策。民主革命胜利后，民族资产阶级仍具有剥削工人阶级和拥护《共同纲领》与宪法、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两面性。在人民民主政权和国营经济日益壮大的情况下，加之工人阶级与广大农民建立了巩固的联盟，这样，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和平改造，就有必要也有可能了。

　　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明确提出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政策，明确了由低级到高级的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是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必由之路。所谓国家资本主义的各种形式，低级的是收购产品、加工订货、统购包销、经销代销；高级的是个别企业和全行业的公私合营。到1956年底，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在这一过程中，创造了由工缴费、四马分肥到定息、高薪等一系列赎买形式，同时实行企业的改造与人的改造相结合，既把资本主义企业逐步改造成为社会主义企业，又把剥削者中的绝大多数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在这一过程中，也存在着不足，主要表现在要求过急、速度过快；过分强调集中，不适当地“裁并改合”；大批小商小贩和小手工业者被当成“资产阶级工商业者”卷入公私合营，混淆了剥削者和劳动者的界限。

　　当我们回顾建国初期这一段发展路程时，确实感到在这一段不算长的时间内，关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时机与步骤的理论设想发生了某些变化，向社会主义转变和改造的实际进度也大大加快。根据革命的目的是发展生产力这一标准，生产关系的改变步伐应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程度相适应。可是实际进程却是生产关系的改造进程超越了生产力的发展。固然，原来设想的新民主主义社会本来就是过渡性的社会，过渡时期总路线的理论内涵与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设想在性质上并未发生冲突，而社会主义改造从总趋势上也是符合我国社会发展的基本趋向的。况且当时的客观环境也在促使加快改造的步伐。但是，社会主义改造的“要求过急”、“改变过快”，不能不说是对生产力标准的某些偏离。从理论根源上讲，毛泽东已经由在制定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时严格依据生产力的要求、坚持生产力标准开始变得在生产力发展和生产关系改革的关系问题上有些把握不准。这是今天才能看得较为清楚的一点，它也是我们总结整个理论发展过程的一条基本线索。当然，全面地看，在中国这样一个情况极其复杂的大国，在保持了经济基本上稳定发展并得到人民群众普遍拥护的情况下，顺利地创造性地实现了这一伟大的社会变革，其巨大历史意义是不可磨灭的。

　　三

　　1956年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标志着一种新的社会制度的建立和一条新的社会发展道路的开启。建设我们党多年为之奋斗、人民群众盼望已久的社会主义，这是使全党振奋、令人民鼓舞的开天辟地的大事。但是，由于缺乏足够的理论和思想准备，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新的理论只能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不断总结经验，在实践中摸索和发展，必然要走过一段成就与失误并存的崎岖道路。

　　在理论创造上极具独创性的毛泽东很早就提出要走出一条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虽然在开始建设的时候，党号召过“学习苏联”，但是，很快毛泽东就提出要对苏联经验采取分析的态度，要结合中国的情况来学习。1956年4月，毛泽东发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讲话中指出，对于外国的经验，也不能不加分析地一概排斥，或者一概照搬。“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⑨《论十大关系》是在确定了要走自己的建设道路的背景下，对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社会基本矛盾和复杂经济关系进行的分析。这种分析虽然还是初步的、总括的，逻辑和层次还不太分明，但是其中蕴涵着丰富的辩证思想。十大关系的前三条对产业关系、地域经济关系的分析，实际上是要开辟一条与苏联不同的中国工业化道路；第四、五条讲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实际上已开始涉及到对过分集中的经济体制进行改革的问题。后五条是属于政治生活和思想文化生活中调动各种积极因素的问题。毛泽东自己认为，从提出十大关系起，开始找到一条适合中国情况的建设道路，“原则和苏联相同。但方法有所不同，有我们自己的一套内容”，“开始反映中国客观规律。”

　　社会主义社会在自身运动中逐步出现了一些新的现象和新的问题，不仅国际上苏共二十大召开和波、匈事件的爆发，暴露了社会主义国家的许多矛盾，我国国内也出现了一些令人深思的问题。毛泽东敏锐地抓住了这些问题，从社会主义的整体性质和矛盾的把握上，提出和解决了一系列的重大的理论问题，作出了巨大的理论贡献。

　　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总结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运用对立统一规律剖析社会主义社会，创立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学说。这一学说的主要内容有：（一）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及其性质特征。毛泽东肯定了矛盾仍然是社会主义前进的动力，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它们之间既有基本适应的一面，又有不适应的一面，可以通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得到解决。这一思想为以后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奠定了基础。（二）社会主义社会存在两类社会矛盾，即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社会主义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三）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要用民主的方法，具体化为“团结――批评――团结”这个公式。在这个总方法的基础上，还提出了一系列具体方针和政策，在经济方面的就是实行统筹安排，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利益和走一条中国工业化的道路。

　　中国的工业化道路问题，是毛泽东早在民主革命时期就关注和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在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以后，毛泽东就更重视这个问题，提出了许多重要的至今仍有指导意义的思想。

　　毛泽东指出：“我国是一个大农业国，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发展工业必须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⑩。而不能像苏联和某些东欧国家那样片面强调重工业。他把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关系问题，上升为中国工业化道路问题。毛泽东一方面指出：“重工业是我国建设的重点”（11）。另一方面强调工业的发展要以农业为基础。从农轻重相互制约、协调发展的角度，提出用多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的方法来真正发展重工业。他说：“农业和轻工业发展了，重工业有了市场，有了资金，它就会更快地发展。这样，看起来工业化的速度似乎是慢一些，但是实际上不会慢，或者反而可能快一些。”（12）实践证明了毛泽东这一思想的正确性和重要性，“一五”期间的情况证明了这一点，凡是农业增产比较大的年份，第二年工业的发展就较快，财政收入就较高，为国家提供的资金积累也较多，否则，结果就相反；以后的经济发展状况也一再证明这一点。最近，中央强调要十分重视农业问题，要确立农业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基础地位，要坚定不移地把农业放在经济工作的首位，也是在这一思想的基础上提出的。

　　在经济管理体制方面，毛泽东认为，在所有制问题解决以后，最重要的问题是管理问题，即全民所有制企业、集体所有制企业如何管理的问题，这也就是一定的所有制下人与人的关系问题。这方面是大有文章可做的。在这一理论基础上，毛泽东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必须处理好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国家和企业关系的精辟见解。对于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他指出：“我们的国家这样大，人口这样多，情况这样复杂，有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比只有一个积极性好得多。我们不能像苏联那样，把什么都集中到中央，把地方卡得死死的，一点机动权也没有。”（13）要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

　　对于国家与企业的关系，他指出，“把什么东西统统都集中在中央或省市，不给工厂一点权力，一点机动的余地，一点利益，恐怕不妥。..各个生产单位都要有一个与统一性相联系的独立性，才会发展得更活泼。”（14）但是企业的性质和权益到底应该怎样确立才恰当，仍然没有彻底解决。毛泽东也承认，我们的经验不多，还要研究。

　　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商品经济与价值规律问题是一个关系到社会主义经济运行基本机制的重要理论和实践问题。毛泽东在纠正1958年出现的混淆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界限，纠正“一平二调三收款”的共产风时，建议各级干部学习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使自己获得一个清醒的头脑，以利指导我们伟大的经济工作。”（15）毛泽东自己带头读书，结合中国经济建设的实际，冷静深入地思考了这一重大理论问题，针对否定商品、货币关系的错误思想，提出和阐述了许多有价值的观点。

　　首先，毛泽东从历史的角度和商品生产的历史作用出发，指出：中国原来是商品生产很不发达的国家，比印度、巴西还落后，很需要有一个发展商品生产的阶段。他着重论证了保持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这个城乡经济联系的唯一形式，是使小农占优势的国家获得社会主义胜利的唯一道路这个重要观点。他认为，在生产力水平较低的情况下，如果否定商品生产、商品交换、把集体所有制变为全民所有制，由国家无偿地调拨农民的产品，又没有充分的工业品去满足广大农民的生产和生活的需要，这样做，实质上就是剥削农民，必然引起农民的不满，阻碍生产的发展和影响工农联盟的巩固。毛泽东并不局限于从两种不同所有制这个层次去认识商品生产存在的根源，他还从更深的层次上思考了这一问题。他认为，商品生产的命运，最终和生产力的水平有密切关系。因此即使过渡到了单一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如果产品还不很丰富，某些范围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仍然有可能存在。这一观点是相当深刻的，触及到了问题的根本，可惜没有再作进一步的阐发。

　　大家知道，长期以来，人们对社会主义制度下实行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心存疑虑。毛泽东针对一些人的思想顾虑提出：“现在有些同志怕商品，无非是怕资本主义。”但是，“不能把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混为一谈”，这是因为，商品生产并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会导致资本主义的，它是需要特定社会经济条件的，而社会主义制度已经不存在这样的条件。对于商品生产的消极作用，毛泽东认为，有，就限制它。对于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在这里实际上开始摆脱姓社姓资的争论，而着眼于发展生产力，从商品生产可以调动人们的生产积极性，可以增加社会财富、满足社会日益增长的需要等方面，来认识其重要性。正是在这一基础上，毛泽东提出了价值规律是一个伟大的学校的著名的论断。他严肃地告诫全党，价值法则，等价交换，这是客观规律。违反它，要整得头破血流。这个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只有利用它，才有可能教会我们的几千万干部和几万万人民，才有可能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否则一切不可能。毛泽东关于价值规律的作用的这些论述，讲得非常生动、鲜明和深刻。这反映了毛泽东在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问题的思考中曾经达到了相当的高度，并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关于商品经济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命运和作用的认识有所突破。令人遗憾的是，毛泽东以务实的态度、从促进生产力发展的角度出发进行理论探索所取得的成果和达到的高度，却没能坚持和继续发展下去，而另一种思路却逐步扩大和发展起来。

　　从前面毛泽东关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认识的变化中，已经可以看出他对社会主义所需要的生产力高度和物质基础的认识已经有所淡化；而到开始探索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时，更出现了偏重生产关系方面的倾向。毛泽东自己曾在1962年1月说过：“我注意得较多的是制度方面的问题，生产关系方面的问题。”（16）当这种思路进一步发展到对上层建筑和国家政权变为修正主义的忧虑，从而错误地估计了国内阶级斗争的形势，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时，就逐渐偏离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这个中心。1957年后，“左”的思想开始抬头，逐渐占了上风，暂时压倒了正确的思想。这种“左”倾错误的积累和发展终于导致“文化大革命”的发动，使中国式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完全中断。

　　由于在探索中国式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出现的偏离、失误和一度发生的中断，就使毛泽东和我们党提出的把我们国家尽快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迅速强盛和富足起来的美好愿望的实现遇到了挫折。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是毛泽东和我们党在新中国成立后就提出的战略目标。在1954年召开的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和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毛泽东提出：将我们现在这样经济上文化上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化程度的伟大国家。关于实现战略目标的步骤，毛泽东设想，先用三个五年计划，即15年左右，打个基础，然后再用七个五年计划，即到2000年，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强国。1956年召开的党的八大，把第一阶段的任务具体化了，即在三个五年计划或者多一点的时间内，建成一个基本上完整的工业体系。虽然发生了1958年“大跃进”的“左”的错误和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党和毛泽东追求的建设现代化强国的战略目标是始终没有改变的。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周恩来在1964年12月召开的全国人大三届一次会议和1975年召开的全国人大四届一次会议上，又更完整地阐明了这一战略目标。他说：“我们的总目标就是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和现代化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同时，又明确提出了实现这个战略目标的两步设想：即第一步，用15年时间，即在1980年以前，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发人深思的是，在这20年里，虽然经济建设也取得了许多成就，但总的来讲，却是处于发展迟缓和徘徊的状态，这个宏伟战略目标没有如期一步步实现。

　　四

　　四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毛泽东经济思想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也就是剔除“左”的错误，批判“两个凡是”，拨乱反正，总结历史经验，实事求是，解放思想，进一步创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阶段。正如邓小平所说：“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就是

　　恢复毛泽东同志的那些正确的东西嘛，就是准确地、完整地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嘛。基本点还是那些，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好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是做这件韦。当然，我们也有发展，而且还要继续发展。”（17）邓小平作为新时期我国改革和建设的总设计师，对创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作出了突出贡献。这一理论，就是毛泽东思想的新发展。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和我们党对毛泽东经济思想的坚持和发展是多方面的，内容十分丰富。但是最根本的一点，就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这一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点，就是重新恢复从发展社会生产力的要求出发观察和判断一切问题的基本思路，就是在这一根本原则和基本思路指导下，全面构筑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邓小平明确指出了这一点：“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18）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到中共十三大，又到十四大，我们党在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道路上实现了第二次历史性飞跃。这次飞跃也是经过长期探索和积累，在总结建国三十多年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实现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用新的思想观点，继承和发展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新时期毛泽东经济思想的发展，首先是在一些理论基本点上的重新确立和更为明确、坚定。

　　在发展道路问题上，以更加自觉的态度坚持毛泽东早就提出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建设必须走自己的路的思想。所谓走自己的路，就是要有创新，要有自己的特色。这就要求在理论上不能把书本当教条，在实践经验上不能照搬外国模式，而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思想路线上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在出发点上坚持把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放在首位，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在伟大的改革和建设实践中，党领导人民群众共同去探索，去创造。

　　在发展阶段问题上，以更加清醒的态度坚持毛泽东早在民主革命时朗就提出的要从基本国情出发的思想。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之所以能够走出一条独特的而且被实践证明是非常成功的道路，正是由于坚持了从基本国情出发这一原则，由此正确把握了革命的性质和发展阶段。而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过程中，曾经出现跨越阶段的“左”的失误，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没有冷静客观把握和认识我国的国情和社会发展的基本阶段。现在，经过探索中的曲折，我们客观冷静地作出了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级的科学论断，强调这是一个至少要有上百年的很长的历史阶段。因此，制定一切方针政策都必须以这个基本国情为依据，干什么事情都不能超越这个基本阶段。

　　在根本任务问题上，以更大的理论坚定性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点――生产力标准，毅然抛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左”的错误方针，把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转换到经济建设上来，把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任务确定为发展生产力，把全国人民的奋斗目标确定为集中力量实现现代化。邓小平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强调现阶段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因此，必须把发展生产力摆在首位，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推动社会全面进步。这就决定了判断各方面工作的是非得失的标准，归根到底，就是要以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来判断。

　　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政治保证方面，更为集中和概括地提出了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邓小平说：“我们要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19）党的十四大报告指出，“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是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健康发展的保证”。

　　以上这些当然都是对毛泽东经济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续和发展。但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最重要、最突出、最有创造性的发展是改革开放。党的十四大报告在总结14年的基本实践和基本经验时指出：新时期最鲜明的特点是改革开放。14年来，我们从事的事业，就是通过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从理论变为现实的过程中，曾经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是，它在自身的矛盾运动中逐步出现了一系列问题，缺乏活力，效率低下，官僚主义成为痼疾，腐败现象滋生，各种弊端日益严重。毛泽东作为一位伟大的革命家和理论家，曾经敏锐地看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他虽然始终把为人民谋利益作为根本出发点，试图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但是在解决问题的思路上，却日趋严重地出现了“左”的偏差。他试图用“文化大革命”的形式解决这些问题，结果原有的问题非但没有解决，还使整个社会蒙受了一场严重的灾难。邓小平作为当今世界上极具独创性的战略思想家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改革家，以其非凡的政治胆识和理论勇气、科学的求实精神和洞察历史进程的远见卓识，总结了我国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为在我国革除弊端、复兴发展指出了一条必由之路，这就是改革开放。邓小平说：“不改革就没有出路，旧的那一套经过几十年的实践证明是不成功的。过去我们搬用别国的模式，结果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在思想上导致僵化，妨碍人民和基层积极性的发挥。我们还有其他错误..中国社会从1958年开始到1978年20年时间，实际上长期处于停滞和徘徊的状态，国家的经济和人民的生活没有得到多大的发展和提高。这种情况不改革行吗？”（20）“除了走改革的道路，中国没有别的道路，因为只有改革才能导致中国的发达”（21）。

　　改革开放是建立在对社会主义基本矛盾运动和经济规律的更深刻更全面的认识基础上的。邓小平正是从这一理论基础出发，科学地规定了改革的性质和意义，明确地提出了“改革是一场革命”这一重要而深刻的基本命题。

　　毛泽东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提出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学说，并进一步作出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科学论断。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与生产力相适应的，社会主义的基本政治制度也是与经济基础相适应的。但在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具体形式、具体环节上，又存在着不完善的方面，必须进行调整和变革。不过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毛泽东对这种不完善的方面还没有作出准确具体的界定。后来，历史的曲折发展，使得这一蕴涵着改革的思路未能继续深入下去，从而推迟了中国体制改革这一迫切的历史课题。邓小平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的这一思想，在中国第一次提出必须对原有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进行全面改革，并且把这种改革建立在对社会基本矛盾现实运动的全面、具体、深刻的分析和把握上。他指出，社会基本矛盾在当前的主要表现形式就是发展生产力与僵化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科技体制和教育体制等的矛盾。因此，他认为改革“是一场革命。..不是对人的革命，而是对体制的革命。这场革命不搞，..不只是四个现代化没有希望，甚至要涉及到亡党亡国的问题”（22）。这种亡党亡国的可能性，就在于僵化的不能发挥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体制的长期存在，形成了对生产力的严重束缚，滋生了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中各种消极现象，有可能危及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存在。当从这样的理论深度，如实地承认我国传统体制中存在着严重束缚生产力的状况，科学地提出“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这个重大理论命题时，就使我们对改革开放的意义的认识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

　　改革开放不仅打通了发展生产力、实现现代化，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希望之路，而且开辟了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发展的康庄大道。在邓小平和我们党确定的基本理论和基本路线的指导下，在不断发展的改革实践所提供的新鲜丰富的理论养料的基础上，在理论和实践相互作用、相互促进的过程中，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冲破种种条条框框的束缚大胆地借鉴和吸收世界上各种经济学说中的有益成分，获得了长足的发展。这种发展的理论基点是对社会主义的再认识，在再认识过程中，我们突破了过去对社会主义的一些教条式的简单化的理解，抛弃了过去曾经产生过极大危害的“左”的唯意志论，冷静地审视了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存在的弊端。这种发展的理论集中点是对新的经济体制目标模式的探求。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逐步摆脱了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特有的东西、计划经济才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特征的传统观念，对社会主义与商品经济的关系问题开始了新的探索，形成了新的认识。党的十二大提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指出商品经济是社会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商品经济；党的十三大提出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体制应该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后，提出建立适应有计划商品经济发展的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特别是邓小平1992年初南巡讲话，进一步明确指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这个精辟论断从根本上解除了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看作属于社会基本制度范畴的思想束缚，使我们对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的认识有了新的重大跃进。这样，党的十四大就有可能在实践发展和认识深化的基础上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个总体目标，是我们对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经济运行机制各个方面重新认识的理论结合体。10多年来，我们对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各个领域包括所有制结构、企业制度、市场体系、收入分配制度、宏观调控体系等方面探索的理论成果都包容在这个目标模式中，充实着目标模式的内容。最近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又将这一长期探索的成果，体现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总体框架的阐述中，为今后改革的深化开展提供了指导的蓝图，并决定着这个模式的属性和运行方向。

　　如前所述，建设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是毛泽东和我们党早已确定的战略目标。这一宏伟战略目标的实现，不仅要有坚强的决心，而且更需要有正确的路线方针来指导，需要有合理的经济体制作保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我国经济发展中不断出现的“高速度”、“高指标”，虽然表现了强烈的愿望和决心，但由于没有从实际出发，没有体制保证，由于阶级斗争为纲错误路线的干扰，实现现代化建设的战略部署不可能得到落实，预想中的经济增长并没有实现，反而出现了长达20年的波动和徘徊的局面。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决定把全党全国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接着确立了分步骤分阶段地实现现代化的目标，并采取改革开放的方针，努力为现代化建设提供必要的体制条件。在所有这些方面，邓小平都作出了重大的杰出的贡献。作为我们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从我国国情出发，提出了我国经济发展战略目标和三步走的总体构想。这就是第一步，1990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到本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在前面的基础上，再用30年至50年的时间，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或者接近发达国家水平。

　　经过14年的改革，拥有11亿人口的中国正在创造着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我们无论在经济发展还是体制改革等方面都取得了具有历史意义的进展。80年代我们已经提前实现第一步发展战略目标，90年代我们正在奋力向提前实现第二步战略目标前进，并将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0多年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成就都是在作为毛泽东经济思想新发展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下取得的。这一理论将在今后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不断丰富发展，引导中国人民从一个胜利走向一个胜利，最终达到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

　　注释

　　①②③⑦《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633页，第626页，第628页，第1254―1255页。④《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1079页。⑤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253页，第1254―1255页。⑧《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160页。⑨⑩（11）（12）（13）（14）（16）《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20―721页，第796页，第721页，第797页，第729页，第727页，第829页。（15）《毛泽东书信选集》，第552页。（17）（18）（19）（22）《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264页，第372页，第150页，第352页。（20）《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37页。（21）1985年10月23日，新华社讯

　　宗寒

　　马克思逝世的那一天，恩格斯在给李卜克内西的一封信中写道：“我们之所以有今天，都应归功于他；现代运动当前所取得的一切成就，都应归功于他的理论和实践的活动；没有他，我们至今还会在黑暗中徘徊”①。这句话，同样适用于毛泽东。没有毛泽东，没有毛泽东思想，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中国的今天。这是中国人民从长期切身经验中得出的共同结论。毛泽东对中国人民、对马克思主义的贡献是多方面的，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引导世界东方这样一个落后大国，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是他最重要的贡献。今天，由于邓小平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执行“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我国社会大大前进了，我们对社会主义的理解也更丰富和全面了。但是，在我们纪念毛泽东诞辰100周年的时候，我们不会忘记他作为新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开创者和奠基者的巨大贡献。他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和实践也存在一些不足和失误之处，这些失误在经过认真总结之后也已成为我们的财富。从毛泽东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经过了一个相当长的过程，有丰富的经验，也有沉痛的教训；主要是科学、正确、必须肯定、今后需要继续坚持的东西；有一些是在当时条件下是比较正确的，而条件变化了就变为不够完整、不够正确的东西；还有一些是本来就不正确，应该否定的东西，这都是值得我们回溯和探索的。

　　一、提出“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的思想，是毛泽东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重大贡献

　　中国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对于我们今天来说，已不是什么问题，但在建国以前，甚至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前，却不是这样。人们都知道，近百年来，在中国走什么道路的问题上，先进的中国人进行了艰苦的探索。他们为了找到一条救治贫穷落后旧中国的出路，向西方学，向日本学，什么书都拿来读一读，进行了卓越的斗争和壮烈的牺牲，但一直得不到正确的答案。是在中国共产党诞生以后，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引下，毛泽东具体地分析了中国的情况，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才峰回路转、豁然开朗了。这就是，旧中国作为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革命必须分两步走：第一步，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解决中国人民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矛盾，建立一个独立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第二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社会，将来要走共产主义道路。《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中，毛泽东透彻地论述了这一问题。

　　实践表明，毛泽东“两步走”的理论是完全正确的，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大贡献。马克思对资本主义这一“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作了科学解剖，得出了资本主义制度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制度必然取代资本主义制度的科学结论，但是他没有、我们也不能要求他对每一个国家怎样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做出具体回答。列宁分析了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规律，抓住俄国这个资本主义链条中的薄弱环节，领导俄国人民取得了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十月革命的经验是极其宝贵的，它照亮了中国革命的道路，但旧中国的社会性质与苏联不同，生产力水平比苏联低得多，列宁也不能具体回答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这一问题是毛泽东解决的。他没有教条式地照搬马克思列宁的社会主义思想，而是运用马克思的基本原理和方法，通过对中国社会矛盾的具体分析，得出了中国必须走和怎样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结论。正是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共产党采取了一系列正确的方针政策，团结和动员广大群众，经过长期奋斗，终于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

　　走第一步不容易，走第二步更加复杂和困难。因为中国受帝国主义压迫太久太重了，不推翻三座大山，人们实在活不下去，所以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目标和步骤都是比较清楚的；社会主义制度怎么建立就不那么十分清楚。如怎样对待建国初期在国民经济中占绝对比重的资本主义工商业？怎样对待汪洋大海般的个体农业？等等，开始都不是很有数。更加困难的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任务基本完成后，要不要走第二步，中国是停留在新民主主义阶段，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在党内外存在着不同的看法。有的人主张停留在新民主主义阶段，“确立新民主主义的社会秩序”；有人对资本主义抱着幻想，提出必须“确保私有财产”，不必对民族资本进行限制改造；有人认为还是应该把“德先生、赛先生”放在第一位，其他都是“第二位的事”。毛泽东在关键关头，严厉地批评了这些糊涂思想，顶住了这种种名为“确立新民主主义秩序”，实际上是反对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要把中国引向资本主义道路的逆流，坚定不移地领导中国人民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他大声疾呼：“我抗这个潮流”②！他批评一些共产党员“群居终日，言不及社会主义，好行小惠”。指出：所谓“‘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怎样‘确立’？要‘确立’是很难的哩！比如私营工业，正在改造，今年下半年要‘立’一种秩序，明年就不‘确’了。农业互助合作也年年在变。过渡时期充满着矛盾和斗争。我们现在的革命斗争，甚至比过去的武装革命斗争还要深刻。这是要把资本主义制度和一切剥削制度彻底埋葬的一场革命。”③企图把中国留在新民主主义阶段，不论从当时的情况看，还是从今天的情况看，都是一些人脱离中国现实的幻想。1958年，毛泽东在同巴西记者谈话时，深刻地剖析了这一问题，他说：“我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讲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不可能出现基马尔式的土耳其；殖民地和半殖民地资产阶级，要就跟帝国主义走，要就跟社会主义走，没有第三种情况。”有一部分民族主义国家，“它们不是帝国主义国家，也不是社会主义国家”④。

　　他的一个重大贡献，是在正确揭示建国后我国社会矛盾的基础上，不失时机地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和发展了社会主义公有制，奠定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基础。

　　建国初期，虽然由于通过没收官僚资本，形成了一部分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企业，但是私营经济还是我国经济的主体。1949年，我国工业总产值中，私营工业占48.7％，个体手工业占23％，合计占71.7％，社会还是过渡性质的，既可向资本主义发展，又可向社会主义发展。正是基于这种情况，毛泽东适时地提出，新中国的建立，就是向社会主义转变的开始。1952年，根据他的建议，党中央提出了经过三个五年计划，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在总路线的指引下，经过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改造，到1957年底，私营工业和个体手工业分别下降到占0.1％和0.8％，而全民所有制工业上升到占53.8％，合营和合作工业占35.3％。这样，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就在我国基本上得到了确立。

　　变革生产资料资本主义所有制，确立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对我国来说是一件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所有制的变革是根本性的变革。生产资料所有制作为人们之间通过物的占有而发生的生产关系，是生产关系总和中最重要的关系，是社会经济关系的核心和基础。不建立公有制，社会主义就是一句空话。生产资料公有制在中国的建立，从根本上动摇和铲除了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生产关系的基础，建立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基础，意味着占人类近1/5的亿万劳动者，第一次掌握了生产资料所有权，从此可以不再任人奴役和剥削，而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不再由于失去生产资料任人随意支配，而可以掌握自己的命运，根据自己和社会的需要，安排和支配自己的劳动了。

　　所有制的变化决定着分配关系的变化，决定着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变化。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性质从根本上决定了，人们之间的关系不再是剥削与被剥削、占有别人的剩余劳动与自己的剩余劳动被少数人占有的关系，而原则上是社会范围和企业范围联合劳动的关系；国民收入和消费品的分配，不再由资本的意志和占有资本的多少决定，而是当家做主的劳动者根据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和他们自己劳动贡献的大小决定。这些都是对生产力及其运行的巨大的带根本性的解放，都必将成为生产力发展的巨大的动力和源泉。在新的生产关系确立时，它各方面还不完善，这种动力作用还发挥不出来；随着经验的积累，生产关系和经济管理体制的逐步调整、改革和完善，它促进生产力的作用肯定会日益充分表现出来。正如毛泽东所说：“事实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社会主义促进了我国生产力的突飞猛进的发展，这一点，甚至连国外的敌人也不能不承认了”⑤。

　　不进行所有制的变革，就没有社会主义制度，就没有新中国的发展和中国的今天，中国就会是另一个样子。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建国以后，如果我们不搞社会主义，而走资本主义道路，中国的混乱状态就不能结束，通货膨胀、物价极不稳定、到处贫困落后的状态就不能改变。”⑥“中国要解决十亿人的贫困问题，十亿人的发展问题。如果搞资本主义，可能有少数人富裕起来，但大量的人会长期处于贫困状态，中国就会发生闹革命的问题。中国搞现代化，只能靠社会主义，不能靠资本主义。”⑦这是客观规律，决不是耸人听闻之谈。

　　毛泽东引导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给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增添了重要内容，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重大贡献。第一，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是在一个原来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生产力极其落后的社会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它表明在当代社会条件下，即使资本主义并不高度发达，只要条件具备，有党的正确领导，也能够而且客观上要求绕过痛苦的“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在当今社会条件下，生产力落后国家走社会主义道路是社会发展的重要规律，是这些国家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生产力的一定发展为新的制度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前提，摆脱少数剥削者的剥削和压迫，当家做主，走共同富裕道路，是新制度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无产阶级政党的正确领导和一整套适合国情的政策，是新制度建立的政治基础。这些都是生产关系适合生产力要求的表现。第二，在像中国这样生产力落后的大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有一般规律，有特殊规律。“首先造成舆论，夺取政权，然后解决所有制问题，再大大发展生产力”；“生产关系搞好了，上了轨道了，就为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道路”⑧，这属于一般规律。特殊规律是，中国社会阶级矛盾与生产力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不同，因而生产关系的变革要采取不同的道路和方法。毛泽东分析了这些矛盾的特点，如他对民族资本的两面性的分析，对中国农民的分析，都是马克思、列宁所没有涉及到的，或者涉及不多的，都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独到贡献。第三，中国社会主义新的生产关系建立的步骤方法有独创性。比如对民族资本的改造经过三个步骤（加工订货、统购包销、公私合营），最后是全行业赎买，让资本家拿定息，使他们感到有希望、有出路，“高高兴兴”地接受社会主义改造。改造过程没有引起生产力的巨大波动，而是明显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合作化的步骤开始也是稳妥的，只是后来才急躁冒进了。第四，在建立新的生产关系的过程中，一方面抓住时机，趁热打铁；另一方面，当发现问题，意识到走过头的时候，又及时地做了一些调整。如1958年全国普遍建立人民公社后，毛泽东发现所有制变得太快，在1959年郑州会议上，他提出退回到“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他说：“如何过渡到大集体？总要有一个过程，我看不要急忙过，搞几年再看。现在还不能过，将来也不能用这个办法。我看要另一种办法，要使得每个人不吃亏”⑨。又如发现养猪减少，农民对自留地有顾虑的时候，规定集体养猪和家庭养猪并重，规定自留地长期不动，等等。

　　当然，今天看，我们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搞得是急了些，步子按理可以慢一些，走一步看一看，再前进会更好；所有制的结构不合理，管理体制学苏联的一套，搞得很死。这与我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有偏差有关，这个问题下面再谈。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有些事情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新中国建立后，一方面由于我们没收官僚资本，已经有了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另一方面，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日益激化。当时全国各地的劳资纠纷一年比一年多，一年比一年激烈；新中国的工人深感自己的地位变了，不愿继续受资本家的剥削，私有制明显地阻碍了劳动者的积极性。同时，资本家凭借私人占有的生产资料，扰乱市场，干扰国民经济，一次又一次地展开向社会主义经济和新生政权的进攻。农村两极分化也越来越严重，财富和土地迅速向少数人手中集中，卖地讨荒的农民越来越多。怎么办？让其自然发展下去，一步步地走向资本主义？还是采取适当的步骤走向社会主义？这是新生政权面临的最大课题。从当时的情况看，让资本家继续扩大剥削，让资本主义自发发展下去，在中国是行不通的；进行三大改造，走社会主义道路，是形势使然，是全国人民的愿望和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毛泽东不过是正确地反映和集中了这种愿望和要求，并抓住时机实现了这种要求。我认为把走社会主义道路说成是“毛泽东的空想”，是违背实际的。

　　有人提出：“为什么不可以多搞一段新民主主义，慢一点搞社会主义？今天我们不是提出多种经济成分长期共同发展吗？”事物的发展和人们对事物的认识是有一个过程的。今天的非公有制经济成分与当时的多种经济成分并不一样。一个根本不同是，目前我国公有制经济占主体地位，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补充，而那时恰恰相反。在当时情况下，不发展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必然发展起来，你不吃掉它，它就会吃掉你，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不进行所有制的改造，很难设想有今天的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不发展社会主义，新民主主义巩固不下去，政权的性质也会发生变化。另一方面，生产资料私有制的主要部分中国民族资本又有两重性，即有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一面，它不能离开而必须依靠国营经济，逐步向社会主义过渡是可能的。这说明，这种“要搞一段新民主主义”的主张，恐怕才真正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

　　二、怎样走社会主义的道路的重要探索

　　毛泽东的另一个贡献，是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问题上，作了一些带根本性的理论上和实践上的重要探索。

　　在确定了社会主义方向，建立起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基础以后，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我们缺乏经验。虽然有苏联的样子可供借鉴，但我国与苏联差别太大，不能照搬。毛泽东很快就意识到这一点，提出对苏联的经验要一分为二，进行分析。他也没有完全受经典作家一些个别论断的束缚，而是强调从中国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提出了一系列理论观点和政策措施，力图找到一条具有中国特点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这个任务他没有完成，并且他的有些观点是错误的，以至后来成为“左”的路线的依据。但他提出的许多理论和论断，今天看来也是十分可贵的、有重要价值的，应该看成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比如：

　　（一）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阶段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第一次提出共产主义社会分为第一阶段即社会主义社会和高级阶段的理论。列宁进了一步，提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也会经历“初级形式的社会主义”和“发达的社会主义”的思想，但列宁没有对“初级形式的社会主义”作具体分析。斯大林过早地宣布苏联已进入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毛泽东不同，他对社会主义社会作了比较具体的分析。

　　他先把“进入社会主义”与“建立社会主义”分开，又把“基本建立社会主义”与“建成社会主义”分开。1956年他在全国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讲话时说：“说我们现在已经进入社会主义，对不对呢？比如北京市，我们进入是进入了，你说还没有进入？比如北京这么一个城，火车从天津开进了城没有呢？进了城了。完成没有了？还没有。这个社会主义社会已经进入，尚未完成”。三大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他深感我国生产力水平低，新建立的生产关系还很不完善，提出“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还刚刚建立，还没有完全建立，还不完全巩固”⑩。尔后，他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时候，又明确地把社会主义社会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个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后一阶段可能比前一阶段需要更长的时间。经过后一阶段，到了物质产品、精神财富都极为丰富和人们的共产主义觉悟极大提高的时候，就可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了”（11）。他还认为共产主义社会也会有很多很多的阶段，阶级存在的社会不过几千年，而地球还会存在多少万年，因此共产主义社会“可能要经过几万个阶段。能够说到了共产主义，就什么都不变了，就一切都‘彻底巩固’下去吗？”（12）

　　他对诞生不久的中国的社会主义社会作了剖析，指出中国的社会主义还处于不发达阶段。他说：“我国的特点是什么呢？第一，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第二，人口众多，地区辽阔；第三，经济落后，文化落后”（13）。1958年他在同巴西记者谈话时又指出：“我们的经济都不发达。要求发展经济的愿望，在你们那里是迫切的，在我们这里也是迫切的”（14）。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他又概括道：“我们一为‘穷’，二为‘白’。‘穷’就是没有多少工业，农业也不发达。‘白’，就是一张白纸，文化水平、科学水平都不高”（15）。他还说，“中国经济落后，物质基础薄弱，使我们至今处在一种被动状态，精神上感到还是受束缚，在这方面我们还没有得到解放”（16）。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比较，有许多优越性，我们国家经济的发展，会比资本主义国家快得多。可是，中国的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要使生产力很大地发展起来，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百多年的时间，我看是不行的。也许只要几十年，例如有些人所设想的五十年，就能做到。果然这样，谢天谢地，岂不正好。”

　　（17）“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在中国，五十年不行，会要一百年，或者更多的时间”（18）。（二）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

　　毛泽东不赞成那种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不存在矛盾的观点，他坚持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分析社会主义社会，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矛盾，矛盾仍然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他把社会主义的矛盾分为两类：一类是敌我矛盾，具有对抗性；一类是人民内部矛盾，在劳动人民内部是非对抗性的，在被剥削和剥削阶级之间，有对抗性的一面和非对抗性的一面。他把工人阶级内部、农民内部、工人与农民之间的矛盾以及经济发展过程中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同个人利益之间的矛盾等，都作为人民内部矛盾，指出人民内部矛盾是在人民利益根本一致基础上的矛盾，能够得到正确处理。他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不过社会主义社会的这些矛盾，社会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有不同的性质。他指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它是和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但是，它又还很不完善，这些不完善的方面和生产力的发展又是相矛盾的。除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发展的这种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以外，还有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这一分析是极重要的，为我们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而又不断改革那些与生产力和经济基础不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不完善的方面，奠定了理论基础，使得我们至今受益。

　　（三）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和商品经济关系

　　马克思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已经不存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和商品生产，价值决定只是在调节和分配劳动时间中起作用。列宁从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初步实践中得出结论：奠定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发展正常的工农业品的商品交换是不能缺少的。斯大林进下一步，提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由于存在两种公有制形式，消费资料仍然是商品，但他又认为生产资料是商品的外壳，价值规律只在一定的范围（主要是流通领域）起调节作用。毛泽东不这么看，他对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作了更大胆、完整、接近实际的论述。他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商品生产与资本主义商品生产有原则区别，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生产是十分重要的。他说：“现在我们有些人有消灭商品经济之势，一提商品生产就发愁，觉得这是资本主义的东西。他们没有区分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本质差别。”“我国现在的情况是，已经把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所有制变成了全民所有制，已经把资本家从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中排挤出去，现在在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领域中占统治地位的是国家和人民公社，这同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是有本质差别的”。他认为，商品生产与资本主义相联系就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相联系就不是资本主义，就出社会主义。不要怕商品生产，它不会引导到资本主义，因为已经没有了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因此要有计划地大大地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生产。他说：“中国原来是商品生产很不发达的国家，比印度、巴西还落后”，因此，“很需要有一个发展商品生产的阶段”，“要尽可能地生产能够交换的东西，同全省、全国、全世界交换”。他认为斯大林所说的社会主义条件下存在的两种公有制形式是商品生产存在和发展的原因是正确的，但不够完整。他说：“两种所有制存在是商品生产的主要前提，但商品生产的命运，最终与社会生产力的水平有密切关系。因此，即使过渡到了单一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如果商品还不很丰富，某些范围内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仍然有可能存在。”这是很有远见的。

　　他提出，社会主义社会存在商品生产，等价交换就是不可避免的，无偿占有别人的劳动是违背客观规律的。他反对随意平调农民财产的“共产风”，尖锐地指出：“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成果，是不能被许可的。我们只无偿剥夺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财产（生产资料）”，“我们对民族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采取了赎买政策。我们怎么能对农民采取无偿占有他们的一部分劳动成果呢？”（20）他又说：“大家都读过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和政治经济学，办起事来却在长时间内不认识公社的集体所有制要有一个由小到大、由量到质的变化过程，几乎普遍否认价值，价格和等价交换的经济法则。这不是很奇怪吗？”（21）

　　他不赞成斯大林关于价值规律只在流通领域起作用，而不在生产领域中起作用的观点，认为价值规律是一个“大学校”，在流通领域和生产领域中都起作用；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都是适合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发展要求的。他说：“算账才能实行那个客观存在的价值法则。这个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只有利用它，才有可能教会我们的几千万干部和几万万人民，才有可能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否则一切都不可能。”（22）

　　但到了晚年，他又提出商品生产、八级工资制与资本主义差不多的思想，甚至提出商品生产是产生资本主义的土壤。他一方面肯定价值规律的作用，另一方面又不把价值规律看作社会主义经济的内在规律。例如他说：我们搞大跃进，就不是根据价值规律的要求来搞的，而是根据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规律，根据扩大再生产的要求来搞的。说明他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解有一定的片面性。

　　（四）关于依靠群众建设社会主义

　　建设社会主义，必须依靠群众，相信群众，调动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这是毛泽东的一贯思想。在民主革命时期，他就一再强调：“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23）。“只要我们依靠人民，坚决地相信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是无穷无尽的，因而信任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那就任何困难也能克服”（24）。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他进一步申述了马克思主义这一基本观点。他告诫我们：“除了党的领导之外，六亿人口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25）。他强调要善于从本质上发现群众的积极性，而不要挫伤它。他说，必须关心群众，听取他们的意见，任何政策方针都必须反映他们的利益。1959年，当农村是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还是以生产大队为核算单位，省县两级有不同看法，而小队长主张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时候，他坚决主张按小队长的意见办。他说：“要按照群众的意见办事。无论什么办法，只有适合群众的要求，才行得通，否则终久是行不通的”（26）。又说：“我们的公社党委书记同志们，一定要每日每时关心群众利益，时刻想到自己的政策措施一定要适合当前群众的觉悟水平和当前群众的迫切要求。凡是违背这两条的，一定行不通，一定要失败”（27）。城市也是这样，“凡属大政方针的制定和执行，一定要征求基层干部（支部书记，车间主任，工段长），群众中的积极分子等人的意见。一定要有他们占压倒多数的人到会发表意见，对立面才能树立，矛盾才能揭露，真理才能找到”（28）。

　　自力更生的思想是由群众路线来的。相信中国人民群众，必然相信能够依靠中国人自己建设好自己的国家。他看了河北省“穷棒子社”的材料，说：“我看这就是我们整个国家的形象。难道六万万穷棒子不能在几十年内，由于自己的努力，变成一个社会主义的又富又强的国家吗？”（29）又说：“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破除迷信，独立自主地干工业，干农业，干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认真学习外国的好主张，也一定研究外国的坏经验――引以为戒，这就是我们的经验”（30）。他认为落后国家通过自己动手赶上先进国家是个规律。过去，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靠自己的努力赶上了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苏联也是这样，我们也一定能够做到。“全国尽量搞，以自力更生为主，自己尽可能独立地搞，以不依靠别人为原则。只有自己实在不能办的才不办。”（31）

　　他主张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力争外援和向外国学习。他的一些极为精彩的观点，如“每个民族都有它的长处，不然它为什么能够存在？为什么能发展？”又说：“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但也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运”（32）。这些精辟思想至今脍炙人口。但由于受国际环境的限制，当时这些思想不可能完全付诸实践。

　　（五）关于经济体制

　　他认为在生产资料所有制基本解决后，解决好体制问题，以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是一件大事。他提出，所有制的革命“是有底的”，不能无限地改下去，但体制怎么管理，怎么解决其中的矛盾，“难说有什么底”。他说，“在全民所有制中，也还有要解决的矛盾，至于劳动中人与人的相互关系和分配关系，更是要不断改进，这方面很难说有什么底。”（33）他提出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各方面的利益应作全面安排，统筹兼顾，不应只顾一头。“给生产者个人以必要的利益，给生产单位以一定的主动性，这对整个国家工业化好不好？应当是更好一些”（34）。

　　他反对高度集中，提倡扩大地方和企业的权利。他指出：“应当更多地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在中央的统一计划下，让地方办更多的事”。“地方的权利过小，对建设社会主义是不利的”（35）。“有两个积极性，比只有一个积极性好得多，不是从地方主义出发，不是从本位利益出发，而是从国家整体利益出发，要为国家利益争地，闹其可闹者。”（36）“一切统一于中央，卡得死死的，不是好办法”（37）。

　　他还对社会主义现代化中的一系列问题提出了重要见解，如工业为主导、农业是基础的思想，农业和工业、重工业和轻工业并举，以农轻重为序的思想，以大型企业为骨干、大中小企业并举的思想，正确处理积累与消费的关系，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的思想等等。正是在这些思想的指引下，动员和团结了全国广大群众，调动了他们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通过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奠定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物质技术基础。

　　三、理论上的主要失误

　　正如所有革命领袖和伟大思想家都不可能不犯错误一样，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也有失误。有些失误涉及到对社会主义的本质的认识和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判断，成为形成党的路线的理论依据，对社会主义事业造成了直接损失。值得研究的有下列几点：

　　第一，没有弄清楚社会主义的本质，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发展生产力。

　　“社会主义的本质是发展生产力”，这是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所作的本质概括。我们推翻旧的社会制度，建立新的社会制度，用生产资料公有制取代生产资料私有制，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改善人民的生活，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需要。社会主义社会仍然长期存在着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在某种条件下这种矛盾还可能激化，但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改造基本完成后，阶级矛盾已不是主要矛盾，主要矛盾已经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解决这一矛盾的方法是发展生产力。发展生产力需要继续解放生产力，坚持基本社会制度，解决新的生产关系许多不完善的地方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就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这就是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认识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它关系到社会主义发展的全局。

　　毛泽东对社会主义本质的判断可以分为1958年前和1959年以后两个阶段。1958年前，他对社会主义社会的认识是清醒的。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他指出：“从我们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我们的眼睛就要向着这个城市的生产事业的恢复和发展。务须避免盲目地乱抓乱碰，把中心任务忘记了”。“城市中的其他工作，..都是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一个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的。”（38）进行三大改造的目的也很明确，就是通过所有制的改造，促进生产力发展，满足人民需要（39）。三大改造基本完成，他又指出：“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40）。1958年，他全力以赴抓生产力，亲自抓工业，抓农业，抓国防，

　　抓“三线”建设，说“三线建设不好，我就睡不着觉”。他过问大江大河的治理，关心灾区；他指导密植、养殖、积肥，以至在强调“阶级斗争为纲”的时候，仍然提出“抓革命，促生产”，“备战、备荒、为人民”。

　　可是从1959年夏天起，特别是在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及其以后相当长的时间中，他对国内主要矛盾及当时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中出现的新形势没有作出正确的判断，未能把正确的思想贯彻到底，思想来了一个大转变，提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仍然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以后又提出阶级斗争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以至发动了“文化大革命”。由于对主要矛盾判断的失误，全党和全国人民的主要精力不可能用到社会主义建设上，使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走了弯路，造成了不应有的损失。

　　第二，没有完全弄清楚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关系，片面强调生产关系的反作用，把生产关系看成是高于一切、可以离开生产力状况而随意调整的东西。

　　他对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相互关系的一般原理的分析是透彻的，对我国现阶段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相互关系也曾尽力做了符合实际的分析。例如，1959年刮“共产风”的时候，他提出“开倒车”、“泼冷水”，反对急于过渡，反对贫富拉平，反对“共”农民的产。他提出切莫“误认社会主义为共产主义，误认按劳分配为按需分配，误认集体所有制为全民所有制”（41），提出改变所有制，“（一）不得群众同意不变；（二）变的时候一定要有利于生产队，不使生产队、小队、群众任何一个单位一个个人吃亏为原则”（42）。

　　但总的说来，他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认识并没有完全弄清楚，理解和处理有片面性。他把公有制的先进性绝对化，以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优越性是固有的，不管客观条件如何，似乎生产资料公有制程度越高，变革得越快，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越纯，越能促进生产力发展。他对生产力水平低条件下的非公有经济缺乏分析，认为非公有制经济一律不再适应生产力增长的要求。他出于对中国劳动群众早日过上好日子的美好愿望，希望尽快消灭一切私有制，最好一个早上就创造出一个没有剥削、没有贫困、共同富裕的新社会。

　　他没有充分意识到，任何社会形态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的关系都是具体的，生产力的决定性作用及其对生产关系的要求也是具体的。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的社会生产力虽然比过去有了发展，但仍然落后。我国的社会生产力是有不同层次的。我国有社会化大生产的同时，又存在大量落后的半机械化劳动和手工劳动。我国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所有制结构必须与这种状态相适应。他也没有科学地分析我国劳动者这一主要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要求。他过高地估计了农民的觉悟，过高地估计了农民要求集体化的一面。他看到了农民要求个体经营与集体经营两种思想的矛盾，但认为集体经营的要求占主要地位，把正确反映农民要求的思想斥为“小脚女人”。这是他不顾农村的客观条件，急于将个体农业改为人民公社，认为集体所有制中包含着全民所有制的因素，认为在几年内可以将农村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的基本原因。他关于人民公社的设想远离我国的现实。对于社会主义公有制，必须根据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要求，寻找适当的与发展商品经济相适应的经济机制和实现形式，对于这一点，他也没有来得及仔细研究。总之，他没有真正认识到，与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现实生产力相适应的生产关系，才是进步的生产关系。我们不能用抽象的公有化程度来评价生产关系的先进性，而只能用是否适合生产力发展的要求，能否促进生产力更快发展这一主要的客观标准，来判断生产关系的先进性，正如马克思所说：“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形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43）。

　　第三，他没有完全弄清楚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建设的客观规律，对于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过高过急。

　　他为了改变我国的落后面貌，努力探索现代化建设的客观规律。他下去调查，找各部门请教，博览群书，从《资本论》到种籽学，生物学，地矿学，上至天文，下至地理都读；他研究农业，研究工业，研究科学技术，研究电子、中子的结构。在三大改造基本完成到1960年的几年内，他写出了《论十大关系》、《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八字宪法》、《鞍钢宪法》、《工作方法六十条》、《党内通信》、《关于基本粒子的谈话》等著名篇章。这些充满辩证法和智慧的著作，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规律，不仅指导了我国当时的经济建设，今天读来也深切受益。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他一再告诫我们要尊重而不要违背客观规律，避免犯主观主义的错误。他说：“搞经济建设我们还是小孩，无经验。同地球作战，战略战术我们还不熟，要正面承认这些缺点和错误。关于反映客观规律，按比例发展，这个问题我是没有解决的”（44）。1959年他很谦虚地说：“我也是一个甚为不足的人。很有些时候，我自己不欢喜我自己。马克思主义各部门学问，没有学好。外国文，没有学通。经济工作，刚刚开始学。但我决心学，不死不休”（45）。

　　但是，他还是犯了主观主义的错误。他对社会主义建设要求过高过急，发动了明显违背客观规律的“大跃进”。理由只有一条：“像我们这样一个国家，有人多、大国、资源、苏联经验等条件，不会不跃进的”（46），而没有考虑客观能力如何。他提出“十年赶上英国，再有十年赶上美国”；“搞三亿吨钢，最好搞七亿吨钢，三万五千斤粮食。这要多少年，我看十五年就差不多”（47）。还提出“七年内消灭文盲、四害，完成乡电话网”（48）。“要求从一九五六年开始在七年内基本上消灭普通的水灾和旱灾”（49），等等。显然，这些都是做不到的。

　　四，理论问题十分重要

　　毛泽东理论上的某些失误，不会掩没他的社会主义理论的光辉和对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巨大贡献。社会主义毕竟是崭新的事业，我们的新制度建立不久，缺乏经验，许多客观规律还没有表现出来，因而出现某种程度的失误是不可避免的。正如我们不应仅用个人品质、智慧来解释毛泽东思想的伟大和正确一样，我们也不应该用个人品质来说明他对社会主义认识的某些失误。他的一些失误带有明显的时代的局限性。正如邓小平所说：“毛泽东同志自己多次说过，他有些话讲错了。他说，一个人只要做工作，没有不犯错误的。又说，马恩列斯都犯过错误，如果不犯错误，为什么他们的手稿常常改了又改呢？改了又改就是因为原来有些观点不完全正确，不那么完备、准确嘛”（50）。由于“好多东西当时还不具备提出来的客观条件”（51），因而认识不周在所难免。

　　但是，他的有的失误按理说是可以避免的（如明显的高指标和急于过渡），或者可以较快纠正的，而没有避免和得到及时纠正，显然有别的原因。根本原因，还是违背了事实求是的原则。毛泽东晚年脱离实际，不真正了解群众的要求和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情况。他对当时中国农民状况和要求的了解很不具体，仅凭主观愿望出发为群众谋福利，因而，许多判断不可能不带有主观随意性。他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形势也缺乏实事求是的分析，并且把国际的情况硬套到国内，导致了阶级斗争扩大化。晚年他又听不进不同意见，促使他对一些基本问题作出不正确的判断。

　　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理论的贡献和失误还告诉我们，理论问题是至关重要的。尤其是涉及全局、全社会的重大基本理论问题，能否作出正确判断，就更加重要。我们的党是执政党，理论对党的基本方针政策有决定性影响。正确的符合中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成正确的政策，能够正确的指导实践；错误的理论，形成错误的政策，会直接危害实践。不涉及全局的理论影响还小些，涉及全局的理论影响的范围既大，影响时间又长，并且贯彻易（因为有行政手段），纠正难，危害甚大。因此，我们一定要重视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力争在重大原则的理论问题上不犯错误。有些问题由于矛盾未充分暴露，一时看不准，说不清楚，宁可放一放，或者不说死，多听听各方面的意见，待比较成熟了再表示意见。

　　社会主义理论是科学理论，社会主义实践在发展，社会主义理论也必将不断得到补充、丰富和发展，它不可能是一成不变的。波澜壮阔的社会主义运动，丰富的经验和某些挫折都会丰富科学社会主义的内容。马克思说：“社会主义自成为科学以来，就要求人们把它当作科学来对待，就是说，要求人们去研究它”（52）。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和毛泽东的社会主义理论，我们也应该抱这样的态度。

　　今年是毛泽东诞辰100周年，逝世17周年。这在两段时间中，中国出现了巨大的变化，一个变化是在毛泽东领导下建立了新中国和社会主义制度；另一个变化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在总结过去28年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从毛泽东的社会主义理论到邓小平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是带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大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继承和发扬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纠正了毛泽东社会主义理论中失误的部分，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找到了符合中国国情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它明显地促进了中国的发展，使社会主义优越性得以发挥，说明正确的理论是多么重要。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是对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的重大贡献。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我们工作的总指针，是指引我们事业走向胜利的根本保证。我们今天坚持社会主义，必须是坚持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只有这样做，才是真正坚持了毛泽东思想，才能一方面同抛弃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思想划清界线；另一方面，又同墨守成规、脱离中国实际和时代发展的观点划清界限，使我们的事业更加大踏步地前进。

　　（作者单位：《求是》杂志社）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38页。②（48）《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81―82页，第263、471页。③《在农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55年）。④（13）（14）（16）（47）《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第370页，第340页，第373页，第51页，第388页。⑤⑩（15）（40）《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⑥⑦《邓小平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述专题摘编》，第23页，第41页。⑧（31）（35）毛泽东：《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笔记》。⑨（20）（21）（26）（27）（28）（41）（42）（44）（45）（46）《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8册，第139页，第63页，第104页，第111―112页，第124页，第167页，第67页，第180页，第34页，第523页，第32页。（11）（12）（22）见龚育之等著：《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第164页，第165页，第174页。（17）（18）《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2年1月）。（19）《（关于五级干部会议情况的报告）的批示》（1959年3月）。（23）（24）《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1031页，第1097页。（25）《介绍一个合作社》。（29）《书记动手、全党办社》按语。（30）《对“第二个五年计划指标”的批示》。（32）（34）《论十大关系》。（33）（37）《对冶金系统的指示》（1958年）。（36）《关于农业机械化的一封信》。（38）《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428页。（39）《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05页。（4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3页。（49）《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第4页。（50）（51）《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35页，第121页。（5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0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