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w1028
lw1028
lw1028
lw1028
lw1028



伟大的创造科学的理论






  ――论毛泽东军队政治工作思想

  何理 岳忠强 王长存

  毛泽东创立的、并在长期革命和建军实践中得到极大丰富和发展的军队政治工作是我军的生命线。它从根本上保证了我军永远是一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民军队性质,是我军完成作战、训练和各项任务的强大动力,是人民军队政治优势、革命本色和优良传统的重要体现。

  毛泽东军队政治工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战争和军队建设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反映人民军队本质和政治工作规律的科学,内容丰富、博大精深。毛泽东提出的关于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建军宗旨的思想;关于整个军队的方向就是政治工作方向的思想;关于政治工作的总方针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的思想;关于政治工作的根本任务是保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和提高战斗力的思想;关于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瓦解敌军是政治工作三大原则的思想;关于掌握思想教育是我军政治工作中心环节的思想;关于发扬三大民主,加强革命纪律的思想;关于党的三大作风就是政治工作作风的思想;关于政治工作要从中国革命和军队的实际出发,力戒教条主义、形式主义的思想;关于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的思想,等等,构成了一个严密而完整的科学理论体系,是我军政治工作的根本指导思想。

  毛泽东军队政治工作思想,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具有崇高的历史地位和伟大的现实指导意义。它科学地回答和解决了如何建设一支由无产阶级先进政党领导的、具有强大战斗力的新型人民军队的问题,从而使它成为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宝库中的一颗璀璨明珠。在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作为我党我军政治工作一代宗师毛泽东的伟大创造――军队政治工作思想,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仍然是我军建设和政治工作的科学指南。当前我军所面临的时代以及所担负的任务,与过去相比已经有了根本性的变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和发展毛泽东军队政治工作思想,最根本的就是要完整、准确地学习和领会毛泽东军队政治工作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研究解决军队建设中的实际问题。这也是本文所要着重论证的主要内容。

  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建设一支新型人民军队,是毛泽东军队政治工作思想的核心

  马克思主义认为,无产阶级专政的首要条件就是无产阶级的军队。“任何取得胜利的革命的第一个信条就是打碎旧军队,解散旧军队,用新军队代替它”①。毛泽东根据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特点指出:中国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不同。“在中国,主要的斗争形式是战争,而主要的组织形式是军队。”②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全国人民夺取革命胜利的斗争中,首要的和起决定作用的是必须创立并拥有一支能够完全适应伟大革命战争需要的人民军队。“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③。毛泽东军队政治工作思想正是在波澜壮观的人民战争和人民军队建设实践中应运而生、丰富发展的。

  军队作为阶级斗争的工具,其根本性质,归根到底是关于它的阶级属性问题,即归谁掌握、为谁服务的问题。一切反动的旧式军队尽管服装不同,旗帜各异,具体的阶级归属和服务对象千差万别,但在本质上都隶属于剥削

  阶级的统治集团或其中某一派别,都是为少数人或狭隘集团的利益服务的。我军与旧式军队的本质区别就在于它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共产党领导的、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军队。这是毛泽东给人民军队本质作出的科学规定,也是毛泽东军队政治工作思想所要解决的最基本的政治原则和政治立场问题。

  (一)毛泽东军队政治工作思想阐明了党与军队的关系,保证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为建设新型人民军队指明了方向。

  毛泽东认为,在军阀分裂割据的旧中国,历来是有军则有权,军多则权大。旧军阀统治的特点就是军事支配政治,武力控制政权。但人民军队不能走旧的军阀主义的老路。我军是中国共产党创建和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从它诞生的那一天起,就在党的直接领导和指挥下,为实现党的历史任务而战斗。因此,军队的一切行动必须无条件地服从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决不允许同党闹独立性,决不允许任何个人向党争夺兵权。他指出:“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军事只是完成政治任务的工具之一。”④因此,军队政治工作应从组织上、政治上、思想上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在组织上,建立健全党委制、政治机关制、政治委员制和连队党支部制,并不断完善党的组织生活制度。在政治上,坚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切实保证党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在军队中的贯彻执行,努力完成党在各个时期的中心任务。在思想上,对广大官兵进行马克思主义革命理想和革命精神教育,用无产阶级思想克服非无产阶级思想。总之,全军一切组织、一切人员和一切行动都必须绝对听从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统一指挥。

  为了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必须克服一切“左”的或右的错误倾向,坚持正确的思想原则,警惕和反对资产阶级与党和人民争夺兵权。从建军开始,毛泽东就主张必须反对和抛弃各种企图削弱、摆脱党的领导的军阀主义倾向和单纯军事观点,并在“古田会议决议”中阐明了必须坚持党领导军队的重要思想,规定红军的一切工作都要“在党的讨论和决议之后,再经过群众去执行”⑤。在反对张国焘拥兵自重,分裂红军的斗争中,他进一步地提出了“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⑥的著名论断。抗日战争爆发后,毛泽东及时纠正了在红军改编后曾一度出现的某些削弱和放弃党的领导的新军阀主义倾向,拒绝了国民党向我军派遣军事指挥人员的无理要求,坚持了共产党对八路军、新四军的领导和独立自主的抗日游击战争方针。抗日战争胜利后,毛泽东针锋相对地挫败了国民党妄图让共产党交出军队的罪恶企图,并在人民解放战争胜利发展的形势下,强调了坚持和健全党委制,反对党和军队内部存在个人独断专行和分散主义倾向。在建国后的和平建设时期,毛泽东又多次指出,枪杆子必须永远掌握在党和人民手里,绝不允许它成为个人野心家的工具,粉碎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妄图分裂军队,篡夺党权军权的阴谋,坚持了党对军队的集中统一领导。我军发展的历史表明,坚持和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建设新型人民军队的首要前提和决定性因素。

  (二)毛泽东军队政治工作思想阐明了人民军队的根本宗旨,保证了我军是一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队伍我军的性质不但决定于党的领导,同时也取决于我军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军队的宗旨是关于这个军队是为谁服务的根本方向问题。

  在建军初期,毛泽东就十分注重军队的服务方向,并通过对广大官兵进行新旧军队性质对比和政治教育,批评当时存在的那种“不认识红军和白军是根本不同的”⑦雇佣观念,在官兵中树立为自己为人民打仗,为工农阶级而作战的思想;要求军队同时担负起打仗、筹款和做群众工作三大任务,开展土地革命,建立革命政权。1945年,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报告中,全面审视我军成长壮大的历史过程,集中而深刻地论述了我军的根本宗旨。指出,这个军队“不是为着少数人的或狭隘集团的私利,而是为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着全民族的利益,而结合,而战斗的。紧紧地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就是这个军队的唯一的宗旨。”⑧根据这一思想确定的我军政治工作的根本职责之一,就是教育全军官兵认真学习、深刻理解我军的宗旨,真正做到一切言论行动都合乎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并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

  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是我军来自人民、属于人民、服务于人民的性质决定的。作为人民子弟兵,我军战士从入伍的那一天起就接受为人民当兵,为人民解放事业而战斗的思想教育,树立了正确的革命理想和人生观。通过这种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生动的而不是教条的思想政治教育,使广大官兵能把自身的解放与人民的解放、党的事业、军队的任务有机地联系在一起,并自觉地为之英勇奋斗。因此,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仅是关系我军建设方向的重要政治原则,而且也是一个重要的实践原则,它具体地生动地体现在我军的全部历史和全部活动之中,也体现在我军每个成员的一言一行上。我军官兵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祖国的高度政治觉悟;为人民革命事业不怕困难、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以革命利益、人民安危为生命的自我牺牲、英勇献身精神;与人民休戚与共的血肉不可分割的联系;爱护群众的一草一木、一针一线的自觉的群众纪律等等,都是其具体表现。几十年来,正是由于军队政治工作认真地坚持和贯彻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才使我军为人民立下了不朽功勋,成为一支举世无双、深受人民爱戴和拥护的人民子弟兵队伍。

  (三)毛泽东军队政治工作思想阐明了政治工作的三大基本原则,保证了我军良好的内外关系

  古往今来,军队中官长与士兵的关系,以及军队与民众的关系,都是与军队及其所进行的战争的性质直接相联系的。毛泽东从揭示和批判旧军队官兵对立、军民对立的反动本质出发,把建立良好的官兵关系、军民关系作为新型人民军队建设的必然要求,提出了著名的官兵一致、军民一致和瓦解敌军政治工作三大基本原则。

  官兵一致的原则,是人民军队内部关系的本质规定,是人民军队性质在官兵关系方面的具体化。我军所有官兵都是为着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而战斗的,在政治上一律平等,人格上互相尊重,生活上互相关心,只有职务分工的不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在我军创建初期,毛泽东即针对旧军队中官长压迫士兵,官兵严重对立以及当时我军内部存在的旧的军阀主义作风,提出了“中国不但人民需要民主主义,军队也需要民主主义。军队内的民主主义制度,将是破坏封建雇佣军队的一个重要的武器。”⑨他明确规定军队内部严格实行“官长不打士兵,官兵待遇平等,士兵有开会说话的自由,废除繁琐的礼节,经济公开”⑩等制度,从而奠定了我军新型官兵关系的基础。后来我军坚持实行的尊干爱兵和政治、经济、军事三大民主,就是本着这个原则不断完善和发展的结果。实践证明,坚持官兵一致的原则,就能形成官兵平等、上下一致、同甘共苦、互相友爱的新型内部关系,有效地增强军队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军民一致的原则,是人民军队正确处理军政、军民关系的基本准则,是人民军队性质在对人民群众和政府关系方面的具体化。毛泽东认为,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军队只有与人民打成一片,才能无敌于天下。他明确提出,我军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要担负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和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等项任务,即学会消灭敌人和唤起民众两套本领。在长期革命斗争中,我军充分发挥了既是一个战斗队,同时又是一个生产队和工作队的伟大作用,开展生产运动,实行生产自给,减轻人民负担;组织和帮助人民群众参加革命斗争,进行经济建设;拥护政府、热爱人民,广泛开展拥政爱民和拥军优属活动,模范地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从而使我军受到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和爱戴。正如毛泽东所说: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只要军民团结一致,那就是任何力量都打不破的铜墙铁壁。

  瓦解敌军的原则,是在军事打击的同时,依靠政治攻势分化瓦解敌军的一种策略手段,是人民军队和人民战争本质的必然要求。毛泽东说:“我们的胜利不但是依靠我军的作战,而且依靠敌军的瓦解”(11)。瓦解敌军工作的政治基础是我军所从事的战争之正义性和进步性。开展政治攻势,宣传我军战争之正义和自卫防御的性质,揭露敌方战争的反动性、侵略性,说明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指明其必然失败的趋势,以动摇敌军官兵的信心和意志。大量事实表明,在国内革命战争中,大多数敌军士兵,包括一些下级军官都是被反动统治者欺骗和强迫驱赶到战场上卖命的,因此,他们可以在正义战争和革命政治工作的感召下觉醒。即使在民族革命战争中,对来自异国的敌军士兵也能够收到好的效果。宽待俘虏,是瓦解敌军的重要政策,也是人民军队实行革命人道主义的重要方面。它可以有力地揭露敌军的反动宣传,争取广大被蒙骗敌军官兵放下武器,投诚起义站到人民方面来,最大限度地孤立和打击敌人。

  毛泽东军队政治工作思想所阐明的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政治工作三大基本原则,是人民军队本质属性的规定,是创建新型人民军队并始终保持其性质的三块主要基石。这三个方面是紧密联系、相辅相成、不可或缺的。坚持党的绝对领导是人民军队性质的决定性保证,是实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的前提条件,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则是我军建设的根本出发点和全部工作的归宿。政治工作三大原则,乃是人民军队本质的外在表现。毛泽东在总结我军政治工作的基本经验时指出:“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就不可能有彻底拥护人民利益的军事工作与政治工作,而如果没有这种军事工作与政治工作的军队,就不可能是彻底拥护人民利益的军队”(12)。

  依靠群众,充分发挥我军政治优势,从根本上提高战斗力,是毛泽东军队政治工作思想的基本着眼点

  我军长期面对着在数量上和装备上比自己强大得多的敌人,充分相信和依靠群众,发挥人民军队特有的政治优势,是战胜敌人,完成我军肩负的伟大历史使命的可靠保证,这也是毛泽东军队政治工作思想的基本着眼点。

  毛泽东以伟大哲人的眼光,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方法,分析历史上各种形式战争的经验教训,比较敌我双方的优劣条件,揭示出我军特有的政治优势在于人民军队及其所从事的革命战争之正义的、进步的性质,它能够把广大人民群众(军内和军外的、武装和非武装的)最大限度地动员和组织起来,形成一切优势装备都无与伦比的强大战斗力。列宁说:“在任何战争中,胜利属于谁的问题归根到底是由那些在战场上流血的群众的情绪决定的”(13)。世界战争史无可辩驳地表明,在群众中蕴藏着巨大的战争潜力和革命威力,是任何一种力量都无法战胜的。政治工作作为党在军队中进行的思想工作和组织工作,它是党与群众的纽带和桥梁,是把人民群众中的战争潜力转化为现实战斗力的中介和重要激发机制,是发挥人民军队特有政治优势的必要条件和可靠保证。毛泽东军队政治工作思想十分注重发挥人民群众对战争胜负的决定作用;注重发挥先进思想对群众行动的先导作用和动力作用;注重发挥党组织在群众中的核心领导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并以此形成自己区别于其它各种军队的思想教育、精神教育的明显特点。

  (一)动员和组织群众支援战争、参加战争

  毛泽东认为人民群众是战争胜负的决定力量。他说:“武器是战争的重要的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力量对比不但是军力和经济力的对比,而且是人力和人心的对比。军力和经济力是要人去掌握的。”(14)由战争性质而造成的人心向背,是战争胜负的决定因素。只有革命军队所进行的进步正义战争才能真正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反动的、非正义战争,因其脱离人民,必然遭到人民群众的反对。我军所从事的人民革命战争以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的彻底解放为目标,战争的胜负直接与广大人民的命运联系在一起,所以必然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空前广泛的同情和拥护。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证明:“兵民是胜利之本”(15)。“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16)因此,我军政治工作的头等重大任务,就是动员和组织人民群众支援战争、参加战争,夺取革命战争的胜利。中国革命战争正是在广泛动员、组织人民群众的基础上取得胜利的。正如毛泽东反复强调的那样,在敌强我弱,物资条件异常艰苦困难的条件下,这个政治动员军民的问题,实在太重要了,如果没有这一点就没有胜利。“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17)。

  (二)掌握思想教育,培养官兵成为自觉的革命战士

  毛泽东说:“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如果这个任务不解决,党的一切政治任务是不能完成的。”(18)同样,思想教育也是军队政治工作的中心环节。这是因为,“思想的进步是一切工作进步的枢纽”(19),军队中一切工作都必须坚持思想领先的原则。

  掌握思想教育,首先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党的纲领路线教育。毛泽东强调,“政策是革命政党一切实际行动的出发点,并且表现于行动的过程和归宿。一个革命政党的任何行动都是实行政策。”(20)我军官兵是执行革命政治任务的自觉的战士。党的纲领、路线是革命利益的集中体现和全党全军的行动准则,没有对党的纲领、路线的正确理解,就没有正确的自觉的革命行动。因此,毛泽东十分注意用党的纲领和政策统一全党全军的行动。他昭告全军将士:“必须提高纪律性,坚决执行命令,执行政策,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军民一致,军政一致,官兵一致,全军一致,不允许任何破坏纪律的现象存在”(21)。

  掌握思想教育,必须坚持对官兵进行革命理想和正确人生观的教育,提高官兵的思想政治觉悟,自觉抵制各种错误思想,保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

  毛泽东指出:“军队的基础在士兵”(22)。没有革命的政治精神的军队是没有战斗力的,甚至是腐败的军队。但是这种革命精神不是自发、自然产生的,它要依靠革命的政治工作向广大官兵进行贯注。教育部队树立明确的革命目标,提高思想觉悟,激发广大官兵为人民而战的积极性。教育部队树立敢打必胜的信念,敢于压倒一切敌人,不怕牺牲,不怕困难的战斗意志。教育部队自觉服从革命大局,个人利益服从革命利益,树立为了革命的整体利益奉献一切,甚至牺牲生命的思想。教育部队苦练杀敌本领,提高官兵的练兵热情,熟练掌握手中武器,最大限度地发挥现有武器装备在战场上的威力,实现武器与人的最佳结合。(三)充分发挥党组织在群众中的核心领导作用和干部的骨干带头作用,以

  形成无坚不摧的强大战斗力

  我军是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武装集团,因此,必须根据革命战争的需要和党的组织原则把全体官兵组织成为一个高度团结统一的战斗集体。与其它军队不同,我军官兵不是单枪匹马的个人英雄,而是革命的集体英雄主义者。所以,我军战斗力主要来自组织的力量,团结的力量和集体的力量。全军统一领导和团结的核心不是任何个人或其他宗派,而只能是共产党及其各级组织。

  毛泽东历来非常重视发挥党组织在部队中的核心领导作用,要求各级党组织必须成为部队的“领导中枢”。建军之初,他尖锐地批评了当时红四军中一度存在的极端民主化倾向,指出“极端民主化的危险,在于损伤以至完全破坏党的组织,削弱以至完全毁灭党的战斗力。”(23)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毛泽东提出了加强党委领导,实行党委统一的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注意党委会的工作方法,在连队建立党的支部,发挥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等一系列重要理论原则,并特别强调,党的各级组织必须在军队建设和组织官兵完成各项任务中起核心领导作用。其主要体现在:一是党组织必须认真宣传和贯彻执行党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使广大官兵了解党在各个历史时期的任务和目标,掌握开展军事、政治斗争的方针、原则和方法,提高实现党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的自觉性。二是党组织必须宣传和贯彻人民战争的思想,组织广大官兵进行人民战争战略战术的研究与演练,提高打赢人民战争的本领。三是党组织必须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及时解决干部战士遇到的各种实际问题和思想问题,协调关系,化解矛盾,鼓舞士气,凝聚军心。四是党组织必须大力做好作战中的思想工作和组织工作,进行战场宣传鼓动、开展军事民主、进行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教育,发扬我军群威群胆,英勇顽强,不怕牺牲,坚决夺取胜利的革命精神,并根据作战任务的变化,及时调整组织,配备干部。

  发挥党组织核心领导作用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充分发挥干部在群众中骨干带头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带头作用。毛泽东指出:“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24)党组织必须认真抓好干部队伍建设,旗帜鲜明地清除山头主义、宗派主义对于部工作的影响;实行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坚持德才兼备的干部标准,选拔配备好各级领导班子,反对任人唯亲。同时要在作战、训练和完成各项任务中充分发挥各级干部的骨干作用和模范带头作用。在毛泽东军队政治工作思想的指引下,我军政治工作紧紧抓住干部队伍的组织、思想、作风建设不放,通过各种形式培养和造就了成千上万思想觉悟高,联系群众好,能征善战的各级军政后干部。党“依靠着这些人而联系党员和群众,依靠着这些人对于群众的坚强领导而达到打倒敌人之目的”

  (25)。他们无论在强敌压境、艰难困苦的反围剿、反“扫荡”斗争中,还是在胜利进军的解放战争和保卫国防、实现国防现代化的进程中,都是部队工作坚强的领导者、组织者和实施者。他们以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冲锋在前,退却在后的模范行动和高超的军事指挥才能与勇敢坚定的革命精神,在广大官兵心目中树立了崇高的人格和指挥威信,教育、团结和带领部队完成了党交给的作战和其他各项艰巨任务。实事求是,群众路线,是毛泽东军队政治工作思想的根本方法毛泽东军队政治工作思想是一个党性、实践性很强的科学体系。如上所述,他不但提出了一整套军队政治工作的理论、原则,而且还形成了自己优良的独具特色的政治工作作风和方法。毛泽东说,“如果我们真正懂得了马列主义的方法论,如果我们善于从中国革命实际与中国军队的具体任务出发,善于调查研究,善于联系群众,那末,政治工作(与军事工作、后勤工作)的全般任务就能完成,团结自己,战胜敌人的目的就能达到”(26)。坚持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反对教条主义、形而上学的主观主义方法论,坚持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这就是毛泽东军队政治工作思想的最根本的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也是我军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

  (一)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中国革命和我军的具体情况出发

  毛泽东指出:“中国共产党的武装斗争,就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战争”(27)。可以说,这是人民军队建设和我军政治工作面临的最基本的“实际”和最大的国情、军情。它一方面决定了中国革命战争和革命军队无可比拟的先进的革命性质,同时也说明了,我军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必将是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军队,它不可避免地会把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和旧军队的作风,如军阀主义、流寇主义、盲动主义、个人主义、享乐主义、平均主义、极端民主化等带到革命队伍中来。如果不解决在部队中存在的这些十分错误的倾向,就不可能把这支军队改造成为无产阶级性质的、具有严格纪律的、同人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的新型人民军队,党领导的革命战争就可能重蹈黄巢、李自成式的农民起义的覆辙,使革命归于失败。军队政治工作必须从这个根本实际出发,坚持用无产阶级思想教育部队,开展正确的思想斗争,克服农民小生产者的落后保守意识和错误思想,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反对错误的不良倾向。

  军队政治工作必须根据各个时期具体任务的变化,确立正确的方针、内容和方法。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我军在党的领导下,进行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革命战争,也经历了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国内革命战争,以及保卫社会主义祖国和参加国家经济建设的伟大革命实践。在这些斗争中,军队政治工作都能根据革命形势的重大转变和军队任务的发展变化,创造和确定自己新的具体工作方针、内容和方法。从不拘泥于一成不变的固定模式。正如毛泽东指出的那样:“如果我们犯了主观主义的毛病,我们就会无力以高度的革命精神去教育军队”(28),就无法完成政治工作担负的艰巨任务。

  军队政治工作必须从广大官兵的思想实际出发,加强针对性,提高实际效果。毛泽东强调思想政治工作要“有的放矢”。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就必须掌握部队的思想动态,具体了解干部战士在想什么、干什么,以及他们的情绪、愿望、困难、问题,分清哪些是正确的积极的东西,哪些是消极的、甚至错误的东西。部队思想政治工作要立足于发扬积极的、正确的思想,批评和克服消极的、错误的思想。只有这样,我们的思想政治工作才能是具体的、生动的、理论联系实际的,才能避免空洞抽象的教条主义毛病,同时毛泽东还指出,在思想教育中必须坚持民主的方法、说服的方法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他曾形象地说,对敌人是打击、消灭,是用“霸道”;对同志、士兵、人民、朋友则要用“王道”。对思想方面的问题,决不能采取简单粗暴和压服的办法,只能采取治病救人的方针,通过耐心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循循善诱、启发自觉,以逐步提高官兵的思想政治觉悟,达到解决问题的目的。

  (二)贯彻群众路线,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群众观点是毛泽东军队政治工作思想的基本观点。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和方法论在党的领导和政治工作方面的具体运用和展开,是毛泽东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的一个伟大创造。毛泽东认为,政治工作从一定意义上说,就是党的群众工作,因而必须树立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的思想。在军队中首先是依靠、尊重广大的士兵群众,相信他们的聪明才智和革命创造精神。

  军队政治工作要把贯彻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作为整个工作过程的起点和归宿,并在实际工作中自觉地搞好领导骨干与广大群众,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的有机结合。这是因为,政治工作决不单是少数政治工作干部的事,它必须依靠广大群众去做。可以说,没有广大群众的参与就没有坚强的政治工作。所以,在任何一项工作中,都不能只有领导和少数骨干的积极性,而没有广大群众的积极性。要注意充分发挥领导骨干的积极性和带头作用,但又不能超越群众的觉悟程度,犯强迫命令的错误;也不能落后于群众的觉悟程度,放弃正确的思想原则,犯自由主义、尾巴主义的错误。在工作指导上,一方面要充分发挥政治工作在普遍号召与广泛动员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同时更要对所属部队加强个别的具体的指导。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把工作落到实处。

  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是坚持实事求是,贯彻群众路线的重要环节,也是政治工作了解情况,解决问题的主要途径。毛泽东号召,“一切实际工作者必须向下作调查”(29)。军队政治工作机关和领导干部要把调查研究,了解情况作为一项经常性的重要工作,对各个时期部队所担负的任务以及完成任务的情况,官兵的思想状况等方面进行周密的具体的调查研究。领导者必须先当学生,后当先生,放下架子,虚心向战士学习,向下级学习。这种认真的而不是表面的,实在的而不虚假的调查研究,即是了解情况,向群众学习的过程,也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调查就是解决问题”(30)。这就是毛泽东的结论。

  (三)在实践中总结,在实践中发展

  毛泽东军队政治工作思想是适应了人民军队的创建而创立,并在人民军队和人民战争的长期革命实践中完善发展,是我军建设和政治工作经验的科学总结,在我军创建初期,为了把以农民为主要的成分的军队改造成为一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完全适应中国革命战争需要的新型人民军队,毛泽东在总结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我党从事军事运动和井冈山斗争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明确地提出了首先和着重从政治思想上建设军队的伟大思想,并于1929年12月主持制定了建党建军的纲领性文献――“古田会议决议”。“古田会议决议”,总结了建军两年多来我军革命斗争的实践和党内不同意见的争论,从根本上划清了旧式军队与人民军队的界限,提出了正确的建党建军和军队政治工作的原则,奠定了新型人民军队建设的基础,也标志着毛泽东军队政治工作思想的形成。在其后的十几年里,我军政治工作在革命实践中得到巨大发展,同时也受到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张国煮军阀主义等错误思想的影响。1944年由毛泽东亲自主持修改的谭政《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则进一步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总结了土地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时期军队政治工作的经验,更加系统地阐明了军队政治工作的方针原则、方向任务和工作方法;批评了政治工作中的主观主义、形式主义、孤立主义等不良作风;提出了必须根据形势任务的变化不断变更政治工作的组织形式、工作方式等问题。这标志着毛泽东军队政治工作思想达到了完全成熟的阶段。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领导恢复了军队中党的各级委员会,并在总结一些部队结合土地改革运动和整党运动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经验的基础上,指导全军开展了以“诉苦”、“三查”为内容的新式整军运动和军队内部的民主运动。新式整军和在军队内部普遍开展的政治民主、经济民主和军事民主,是我军群众性思想政治工作的新创造,它极大地提高了广大官兵的战斗热情,有力地保证了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建国后,毛泽东根据我军所担负的任务和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要求,进一步明确了政治工作在社会主义时期仍然是我军的生命线。军队政治工作必须与这种新的形势任务相适应,必须统一政治工作领导体制,加强和健全政治工作机构,制定和完善政治工作的条例、法规,加强探讨训练和完成各项任务中的政治工作等。不容否认,在六七十年代毛泽东军队政治工作思想也曾受到“左”的错误思想的影响,但是,毛泽东军队政治工作思想最本质的品格,理论联系实际,在实践中发展创新,以及他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解决我军建设问题的根本立场、观点、方法,却是青春永驻,永远不会过时的。

  新时期军队政治工作的全面发展,是邓小平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毛泽东军队政治工作思想的结果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辟了我党我军历史发展的新时期。在邓小平的主持和倡导下,实现了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和我军建设指导思想的转变。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进入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逐步实现国家四个现代化的新时期。同样,我军也进入了建设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的新的历史阶段。全面地继承和发展毛泽东军队政治工作思想,研究和做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军队政治工作,探讨现代战争中政治工作的特点和规律,已经成为新时期军队政治工作的主要任务。据此,邓小平深刻地指出,“我们政治工作的根本的任务、根本的内容没有变,我们的优良传统也还是那一些”(31)。在新形

  势下,我们仍然必须继承和坚持毛泽东关于政治工作的理论和传统作风。但是,现在“时间不同了,条件不同了,对象不向了”(32)。因此,政治工作没有新的内容不行,解决问题的方法也应有所不同。遵循这一基本思路,邓小平创造性地解决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和发展毛泽东军队政治工作思想这一重大课题,把毛泽东军队政治工作思想推向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一)邓小平提出了新时期军队政治工作的根本指导方针是坚持和继承

  毛泽东军队政治工作思想和优良传统,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

  1978年邓小平在新时期军队政治工作的纲领性文献――《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说:“我们是历史唯物主义者,研究和解决任何问题都离不开一定的历史条件”(33)。由于客观情况的变化,“我们应该也只能采取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方法,总结过去的经验,分析新的历史条件,提出新的问题、新的任务、新的方针”(34)。他深刻地分析了当时我军面临的新的历史条件,明确地提出了新时期军队政治工作的基本方针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研究和解决军队建设中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恢复和发扬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提高我军战斗力。在他的指导下,科学地阐发了毛泽东关于政治工作是我军生命线的思想,正确地确立了政治工作的地位作用。既否定了林彪、“四人帮”“突出政治”、“政治冲击一切”的谬论,也纠正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出现的忽视和轻视思想政治工作的倾向。他特别指出,军队政治工作要加强,要从战士入伍的第一天起就注意这个问题。强调一定要把军队教育好,使军队坚定不移地维护党的基本路线,并根据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出现的新情况,有针对性地抓好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定共产主义信念和艰苦奋斗为主要内容的思想政治教育,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以及极端个人主义、拜金主义等腐朽思想的影响。同时指出:“革命精神是非常宝贵的,没有革命精神就没有革命行动。但是,革命是在物质利益的基础上产生的,如果只讲牺牲精神,不讲物质利益,那就是唯心论”(35)。从而提出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必须一手抓革命精神教育,一手抓群众的实际利益,贯彻物质利益原则的重要思想。

  (二)邓小平提出了军队政治工作必须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反对主观主义、形式主义

  自60年代以来,我军政治工作曾一度受到党内左倾错误思想影响和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其主要表现是理论脱离实际,形而上学猖蹶,教条主义、主观主义、形式主义谬种流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在领导全党实现历史性的伟大转折时反复强调,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是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因而,我军政治工作必须自觉地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工作作风。否则,我们就只能说空话,什么问题也不可能解决,我们的事业就没有希望。他要求各级领导和政治机关一定要深入实际,调查研究,解决问题,创造性地做好新时期的政治工作,决不当“收发室”。他严厉批评了政治工作中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做表面文章,甚至弄虚作假的形式主义现象。他说:“解决部队的思想问题,也要实事求是。要针对每个单位、每个人的不同情况去做思想工作”(36)。“领导者必须多干实事。那种只靠发指示、说空话过日子的坏作风,一定要转变过来”(37)。1992年在南巡谈话中,邓小平又进一步指出:“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形式主义多。..形式主义也是官僚主义。要腾出时间来多办实事,多做少说”(38)。邓小平的以上论述,无疑对转变和改善政治工作的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三)邓小平提出了新时期军队政治工作要发扬老红军的革命传统,保证我军在政治上永远合格

  我军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坚强柱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军将受到多种复杂的政治环境的考验。能否使我军在政治上合格,永远保持人民军队的性质不变,这是邓小平给新时期军队政治工作提出的重要任务。1989年在接见参加首都戒严部队领导干部时,他高兴地说:军队经过这次风波的考验证明是合格的,“我讲考试合格,就是指军队仍然是人民子弟兵,这个性质合格”

  (39)。同年10月,他在离开军委领导岗位时又满怀信心地说,“我确信,我们的军队能够始终不渝地坚持自己的性质”(40)。“政治合格”从根本上说,就是共产党绝对领导的人民军队的性质不能改变。邓小平明确指出,我们的军队是党的军队、人民的军队、国家的军队。我国和西方资产阶级国家不同。我们是由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军队作为国家政权的主要成分,理所当然地也必须由共产党来领导。党领导军队非但不会改变军队的国家政权属性,恰恰是保卫人民民主专政,维护国家和社会稳定的必要条件。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那样,我们国家所以稳定,军队没有脱离党的领导的轨道,这很重要。同时对于军队自身来说,要保持人民军队的本色不变,就必须继承和发扬红军的革命传统,自觉抵制国内外敌对势力的渗透和腐朽思想的影响,保持艰苦奋斗,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保持部队高度的团结一致和严格的组织纪律。必须坚决克服“文化大革命”遗留的“派性”和山头主义、宗派主义倾向。军队任何时候都要坚决听中央的话,听党的话,任何时候都不能搞小集团、小圈子,不能把权力集中在几个人身上。军队不能打自己的旗帜。如果一旦脱离了党的领导,背离了红军的革命传统,人民军队的性质就必然会改变。

  (四)邓小平提出了新时期军队政治工作要为以现代化为中心的国防建设服务,保证提高部队战斗力

  邓小平认为,国防现代化是国家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必须与整个国家现代化进程相适应,并服从和服务于国家的经济建设。军队装备的真正现代化,只有国家经济有了比较好的基础才有可能。因此,军队政治工作既要保证国防建设服从于国家经济建设的大局,又要保证军队现代化任务的完成,为不断提高我军战斗力服务。在当前国家不可能把更多的财力、物力投入国防建设的情况下,要教育部队正确对待国家现代化与国防现代化、国家经济建设与军队建设的关系,积极参加和支持国家经济建设,自觉地服从大局,在这个大局下面行动,做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保卫者、建设者。

  同时,军队政治工作还必须保证以国防现代化为中心的教育、训练任务的完成,提高我军战斗力。邓小平提出要把教育训练放到战略的地位上来,加强合成训练和军队的质量建设,不断提高我军在现代战争条件下的作战能力。军队政治工作必须服从和服务于这个中心,切实保证军队现代化的实现。要通过政治工作,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提高官兵政治觉悟,造就“四有”革命军人;调动官兵练兵习武的积极性,提高教育训练水平和作战本领;发动和组织部队学习现代战争知识和科技文化知识,全面提高部队的政治素质、军事素质和科技文化素质,以适应未来反侵略战争的需要。邓小平根据形势的发展进一步指出,即使在未来的高科技战争中,技术装备虽然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但也不能认为什么都是技术决定的,“不要完全迷信这个”(41)。

  我们还是要坚持人民战争,还是要立足于发挥自己的政治优势,用劣势装备打败装备优势的敌人。“军民团结一致,敌人要消灭我们的人民是不可能的”

  (42)。因此,军队政治工作还要积极研究和探讨未来高技术战争条件下政治工作的特点和规律,为夺取反侵略战争的胜利做好充分准备。从毛泽东到邓小平,代表了我军政治工作发展的两个相互联系的历史时期。邓小平创造性地解决了在当前国际国内环境条件下,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保持人民军队性质,发挥人民军队的政治优势,提高我军战斗力,以及适应国家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的要求,进行军队政治工作的改革创新等问题。他提出和倡导的关于培养军地两用人才;关于开展军民共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活动;关于加强艰苦奋斗和共产主义理想教育,培养“四有”新人;关于按照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方针加强干部队伍建设;关于思想政治教育要从实际出发,坚持以理服人,贯彻少而精的原则;关于军队要整顿,要有严格的纪律和统一行动等,都是新时期邓小平对毛泽东军队政治工作思想的重大发展和丰富。但就其基本的立场、观点、方法而言,两者则是完全一致,一以贯之的。

  毛泽东军队政治工作思想光辉永存。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

  注释

  ①《列宁选集》第3卷,第669页。②⑥(11)(14)(15)(17)(22)(24)(27)《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543页,第547页,第379页,第469页,第509页,第480页,第511页,第526页,第609页。③⑧(18)(29)《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1074页,第1039页,第1094页,第791页。④⑤⑦⑨⑩(16)(23)(25)(30)《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86页,第88页,第87页,第65页,第65页,第136页,第88页,第277页,第110页。(12)(19)(26)(28)《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军队政治工作学习文件》,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出版社1978年8月第1版,第54页,第41页,第64页,第63―64页。(13)《列宁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杜1958年8月第1版,第117页。(20)(21)《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286页,第1239页。(31)(32)(33)(34)(35)(36)(41)(42)《邓小平文选》(1975年――1982年),第114页,第114页,第114页,第113页,第136页,第335页,第74页,第74―75页。(37)(38)(39)(40)《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21页,第381―382页,第304页,第334页。
lw1028
lw1029
lw1029
lw1029
lw1029
lw1029



试论市场经济条件下坚持和发展毛泽东关于军民一致的思想






  殷宝洪

  毛泽东军民一致的思想,是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在领导我党开展武装斗争、夺取和巩固革命政权的长期实践中形成的。1937年10月,毛泽东明确提出:“军队政治工作的三大原则:第一是官兵一致,第二是军民一致,第三是瓦解敌军。”①军民一致,作为我军政治工作三大原则之一,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基本内涵是:军队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唯一宗旨,军队要爱护人民,保护人民利益,尊重地方政府,遵守群众纪律,同人民群众保持血肉联系;政府和人民要爱护军队,支援前线,拥军优属,成为军队的坚强后盾。军政军民在维护人民根本利益的基础上紧密团结,鱼水相依,共同奋斗。这些基本精神,无论在战争年代,还是和平时期,无疑都是规范和处理军政军民关系的根本原则。过去,坚持军民一致的原则,对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发挥了重大作用。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以后,特别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由于社会环境和政府职能发生了某些变化,一些人对坚持军民一致原则在思想上产生了困惑,甚至出现某种背离这一原则的情况,在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后,邓小平就告诫我们:“军民一致,这个原则不能变。”“我们就是要按照新的情况,从各方面搞好军民关系,正确地解决军民关系问题。”②我们必须按照这一思路,寻求坚持和发展军民一致原则的新思路、新办法,巩固和发展新型军政军民关系,为社会稳定,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为顺利实现党的新时期的总目标、总任务,军民携手,共同奋斗。

  一

  在新的历史时期,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必须坚持军民一致的原则,并引导广大军民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认清坚持军民一致原则的极端重要性,从根本上打牢巩固和发展新型的军政军民关系的思想基础,使军民凝心聚力,团结奋进。

  (一)军民根本利益的一致性,决定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必须坚持军民一致的原则

  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指出:“这个军队之所以有力量,是因为所有参加这个军队的人,都具有自觉的纪律;他们不是为着少数人的或狭隘集团的私利,而是为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着全民族的利益,而结合,而战斗的。紧紧地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就是这个军队的唯一的宗旨。”③这一宗旨,集中地体现了我军是一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具有严格纪律的、同人民群众保持亲密联系的新型人民军队的本质。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条件下,社会环境发生了变化,但我军的性质没有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没有变,人民军队的职能没有变。除了为人民、为国家服务外,军队没有独立于人民利益之外的利益。军队来源于人民,服务于人民,总是以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最高利益,在革命战争年代,军民利益一致体现于实现劳动人民要翻身求解放这个革命目标上。军队既打仗消灭敌人,又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为解放劳苦大众而战斗,群众拥护军队,支援前线,争取自身的解放,军民之间坚强团结、密切合作,从而保证了革命战争的胜利。和平建设时期,我军在履行捍卫国家安全和领土完整、保证人民和平生活和劳动环境职能的同时,紧紧围绕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宏伟目标,通过多种形式支援国家建设,为提高全国人民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水平作出贡献。在这方面,军队和人民的利益是完全一致的。可以说,无论战争年代,还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人民的利益就是军队的利益;同样,军队的利益也是人民的利益。军民利益又统一于国家利益。党的十四大提出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目标,从根本上反映了军民的共同利益。军民之间在国家利益和人民长远利益这种根本上的一致性,是军民一致的前提和依据,不能有丝毫的怀疑和动摇。

  (二)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军队建设根本目的的一致性,决定了市场经济条件下必须坚持军民一致的原则

  国防现代化是四化建设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也不能忽视国防和军队建设。它们是互为条件,密切相关的,根本目的是一致的。经济建设是军队建设的基础,经济建设发展了,才能为军队建设提供物质条件;军队建设是经济建设的保证,军队建设搞好了,才能为经济发展提供安全稳定的环境保障。我军从创建之日起,一刻也离不开地方提供物质支援。战争年代,人民群众在生活极度困难的情况下,仍省吃俭用,尽其所能,保证了部队打仗的需要。解放后,地方在恢复和发展经济的同时,继续从多方面关心支持部队建设,使我军的生活和装备条件逐步得到了改善,保证了作战、训练、战备等各项任务的完成。与此同时,军队不仅是保卫祖国的重要力量,也是建设祖国的重要力量。军队建设搞好了,对经济建设的发展也是一种促进力量。部队一方面生产自给,减轻人民负担,一方面抽出一定的人力、物力,帮助人民群众发展生产,支援国家经济建设。近年来,军队为适应地方经济建设需要,国防科技和国防工业实行平战结合,军民兼容,在保持一定的军工生产能力的同时,向地方转让科技成果,生产部分民用产品;积极参加抢险救灾,减少国家的经济损失,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的安全和生产的正常运行;在确保国家安全和军事需要的前提下,腾让一些机场、港口和码头等军事设施和场地,实行军民两用或对外开放,并且集中参加了一批大型的工程建设,为国家经济发展作出了应有的贡献,所有这些充分说明,经济建设和军队建设在其发展过程中互相依存、互为保证、互相促进。扩大改革开放、发展市场经济、同样离不开地方与军队共同努力,离不开经济工作与军事工作的协调发展。正如毛泽东所说的,“中国必须建立强大的国防军,必须建立强大的经济力量,这是两件大事。这两件事都有赖于同志们和全体人民解放军的指挥员、战斗员一道,和全国工人、农民及其他人一道,团结一致,协同努力,方能达到目的。”④因此,必须坚持用毛泽东军民一致的原则来统一广大军民的思想,做到在实际工作中胸怀全局,相互配合、相互支援,使经济建设与军队建设互相促进、协调发展。地方在抓好经济工作的同时,增强国防观念,为提高部队战斗力创造条件;军队在完成战备训练任务的基础上,力所能及地支援地方经济建设,为发展生产力多做贡献,使军民一致的原则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得到新的发展。

  (三)巩固国家政权,维护社会稳定的需要,决定了市场经济条件下必须坚持军民一致的思想

  毛泽东曾提出了“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的著名论断。军民团结,是不可战胜的力量,和平建设时期,最重要的是社会稳定,没有稳定的政局,什么也搞不成。而军民一致、军民团结是实现社会安定的根本保证。近年来,由于进一步发扬“拥军优属、拥政爱民”的光荣传统,针对新形势提出了处理军政军民关系的一系列方针和要求。为适应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需要,在全国、全军普遍开展了军民共建活动,开辟了密切军政军民关系的新途径。为把拥军优属、拥政爱民活动引向深入,近年来邓小平亲自倡导开展了创建“双拥模范城(县)”的活动,江泽民总书记反复强调军政军民要“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要像爱护眼睛一样,爱护军政军民团结”⑤。这些方针和要求,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军民一致的思想。通过贯彻这些方针要求,使军政军民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断达到新的团结,保证了党的工作重点顺利转移;有力地促进了国家与军队的稳定与发展。在我国发展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西方敌对势力仍会从政治上、经济上、意识形态上进行渗透,制造民族分裂,破坏国家统一。国内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维护社会稳定的任务还相当艰巨。因此,必须依靠坚强的军政军民团结,充分发挥军队在巩固国家政权、维护社会稳定中的柱石作用,保证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

  (四)抵御外敌入侵,实行打现代人民战争的战略,决定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必须坚持军民一致的原则

  我国革命战争的实践证明,“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⑥我们之所以在历次革命战争中能以弱小的军力战胜强大的敌人,关键一条就是在党的领导下相信和依靠人民,动员和组织人民群众,进行人民战争。由于各武装力量与群众团结一心,紧密配合,使我军不断发展壮大,形成了无难不克,无坚不摧的强大优势,最终造成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在当前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下,虽然大战一时打不起来,但我国依然面临现实的和潜在的军事威胁,不排除发生武装冲突和局部战争的可能。应付未来反侵略战争,尽管其具体形式和手段随着武器装备和战争样式的变化而变化,但都将是现代条件下全国人民参加和支援的人民战争。正如邓小平讲的,“经验证明,只要我们坚持人民战争,敌人就是现在来,我们以现有武器也可以打,最后也可打胜。我们有这样多人口,军民团结一致,敌人要消灭我们的人民是不可能的。”⑦因此,这就特别需要广大军民无论在平时还是战时,都要用人民战争的根本思想和原则作指导,坚持军民团结,努力形成打现代条件下人民战争的强大优势。随着军事技术的发展,现代战争呈现一系列新的特点,对人民战争提出了新的要求。现代条件下人民战争要具有新的表现形式,敌我双方的正规交战将成为主要的作战手段,我军在战争初期的任务和驾驭大量技术复杂、专业性强的武器装备的特点,决定了军队在人民战争中的骨干作用更加突出。但是,现代战争的总体性质仍然要求广大民兵相配合,解放军、武装警察部队、民兵预备役部队相互协调、密切配合,以形成整体合力。由于现代战争的战场范围广阔,作战形式多样,物资器材补给量大,武器装备破坏率高,交通运输保障任务繁重,人员伤亡率空前增大,需要动员全社会的力量给予军队以人力、物力的保障,人民群众参战支前的形式和方法将更加多样化。很显然,要适应现代条件下人民战争的新特点新要求,归根到底需要坚持军民一致的原则。离开了这一原则,离开了广大军民的紧密团结和配合,实行人民战争战略,赢得战争胜利是不可能的。

  二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运行,给我们处理和发展新时期的军政军民关系,创造了新的条件和新的机遇。同时,由于军民之间的社会分工、生活环境、职业特点的不同,加之人们的交往方式和价值观念等发生了新的变化,使军政军民关系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需要我们认真加以研究和解决。

  (一)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主战场,军地双方应紧紧围绕党的中心任务,做到服从大局,相互支援

  随着我国由长期的战争环境转入和平环境,进而转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军队和地方能否从思想上、行动上真正适应这种转变,摆正所处的地位,正确处理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的关系,成为影响军政军民关系的一个重要因素,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主战场”是军事斗争,军队在完成军事任务的同时,还担负着建党建政、土地改革、组织群众等各项任务。那时地方的干部大多是由部队选派,军队同政府和人民战斗生活在一起,政府和人民群众时时处处给部队以支援,一切为了前线的胜利,军队必然要处于主导地位。进入和平建设时期,党的工作重心转移,“主战场”是经济建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强调军队服从经济建设大局,同时,我军的现代化建设,离不开地方的协作支援,部队的许多事情,需要地方帮助解决。在这种情况下,容易对军队的地位和作用认识不足,把军队服从经济建设视为其地位的削弱,因而往往只关注发展经济,对国防和部队建设不够关心,对军人不够理解和尊重,甚至军人的一些正当权益容易受到损害;同时,有些军人认为,和平时期军队的职能和作用得不到充分发挥,对树立良好的自身形象和密切军民关系态度不够积极。有的在遇到实际问题时,往往过于苛求地方,地方帮助解决得少一点,慢一点,就认为部队的地位低了,产生埋怨情绪。因此,在新的历史时期贯彻军民一致的原则,军地双方都要认识到,军队和地方是在党的统一领导下的不同群体,不存在地位上的高低,战时一切服从战争需要,现阶段服从经济建设需要,是不同历史时期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和国家根本利益决定的,都是军民团结的共同政治基础。军队和地方虽然职能分工不同,担负的具体任务有侧重,但政治地位是平等的,不存在谁高谁低。当前,军地处理相互关系,应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互相尊重,互相支援,携手前进。正如江泽民总书记最近在华东六省一市经济工作座谈会上所指出的,我们都在一条航船上,这是一条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方向驶进的航船,我们所有的地方、所有的军队、所有的同志,不管你在这条航船上所处的位置如何,都要风雨同舟,和衷共济。作为军队,贯彻国防建设和军队建设指导思想上的战略性转变,必须克服用战争年代军队地位的尺子来衡量现实的习惯心理。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一方面在当前国家经济不宽裕,军费有限的情况下,要继续坚持勤俭建军、勤俭办一切事业的方针,对地方决不提过高要求;另一方面,“要自觉服从国家经济建设的大局,积极支持和参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为国家的发展和繁荣贡献力量。”⑧对地方的工作,只要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有利于提高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就要无条件地给予肯定和支持,要在搞好部队训练、提高部队战斗力的同时,主动投入人力物力,积极承担地方的建设项目。作为地方,要看到军队是国家安全的保证,它在国家政治生活保障社会稳定方面所处的重要地位,支援军队建设同样是关系国家根本利益的大局。各级政府“要一如既往地关心国防建设,支持军队完成各项任务。”⑨在经济增长的基础上,兼顾国防建设、军队建设的需要,积极提供财力、物力,帮助改善部队的装备和生活条件。各单位、各行业和广大人民群众都要做到像战争年代那样关心军队,爱护军队,努力为国防和军队建设多办好事,多办实事,积极主动地帮助部队解决各种实际困难,促进在经济建设的基础上军队建设能够协调发展。

  (二)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使基层的自主权增强,政府的调控功能发生变化,必须在密切军政关系的同时,把军民一致的工作重点放在基层

  在市场经济体制运行过程中,社会资源配置和经济运行主要以市场为导向,政府的职能,主要是宏观调控和政策导向。基层部门、企业单位的自主性明显增强。政府职能的这种转变使其对军政军民关系的调控功能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减弱。过去那种政府通过行政控制或直接干预来统一指挥,统一步调的做法将会减少。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基层有权决定人力、物力、财力的调配使用,加上个体或集体经营成分逐步扩大,一些过去由军政之间协调解决的问题,如军队干部随军家属的就业安置、住房分配、子女入学入托及其它优抚政策的落实等,现在则需要由军民之间、军队和基层单位之间来协调解决。过去只要有地方政府部门的指令就可落实,现在找到基层单位还往往解决不了。针对这种变化,协调处理军政军民关系,必须强调上下并重的原则。首先政府在宏观调控中,要把支持部队建设纳入地方改革和社会发展的总体规划。对涉及军队具体利益的问题,要考虑到部队的特殊性,从政策上给予保证,在军地关系上,要加强对基层的监督指导,对部队需要地方办的事主动出面协调,对必须基层解决而不兑现的,政府应采取相应的行政手段强制兑现,真正强化政府在协调军地关系上的权威。同时,要把密切军地关系工作的重点放在基层,切实把加强军民关系的工作纳入基层工作的轨道,注意从工厂、学校、街道、商店、乡村和连队抓起,从平时抓起,从解决实际问题抓起。按照“组织健全,政策落实,活动经常,关系融洽”的要求,规范基层单位的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工作。军地基层单位都要建立健全双拥协调组织和群众性服务网络,负责组织协商经常性双拥活动。做到每年有计划安排,节日有联谊走访,平时有互帮互学,切实通过军民共建、双向服务等多种形式,加强相互了解,增进思想感情,把实事办在基层,把问题解决在基层。做到党政军机关、各社会团体和广大军民共同努力,促进双拥工作社会化。

  (三)市场经济条件下,军地之间物质利益关系和矛盾日益增多,必须注意保持军政军民关系的纯洁性

  地方和军队在任何时候根本利益都是一致的。在发展市场经济过程中,军队作为特殊的群体,在军费有限的情况下,为了增强保障能力,减轻国家和人民的负担,同样需要在国家政策允许的范围内,从事一些生产经营,从而使军地双方的经济交往越来越多,出现了军地物质利益矛盾问题,影响着军政军民关系。市场经济给人们的价值观念带来变化,有些人甚至把等价交换的经济原则套用到军民交往中。如:军地双方打交道,有的片面追求自身的经济利益,利大大干,利小小干,无利不干。军队在与地方的交往中,有的嫌贫爱富,对群众的态度也因贫富而异。这就容易使军民关系变为狭隘的功利关系,使纯洁的军政军民关系染上“铜臭”气,打上庸俗的拜金主义的烙印,军民之间的感情因而受到影响。我们既要充分看到市场经济对军民关系的促进作用,也要防止市场经济带来的消极因素玷污纯洁的军政军民关系。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处理军政军民关系,要注重政治原则和社会效益,防止把等价交换原则搬套到军民一切交往活动之中。当然,军地双方在经济交往中,也应该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律办事,遵循互利的原则和按劳取酬的原则,对涉及生产经营、交换分配等经济利益的问题,要遵循价值规律。军队参加经济建设也可适当体现有偿原则,按规定收取报酬,军民互利。但是要坚持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统一。军队从事生产经营活动要考虑到群众的经济利益,防止与民争利,必要时让利于民;要坚决克服和纠正军队在参加经济活动中损害地方和群众利益,损害军政军民关系的现象。参加经济建设,可根据不同项目及地方的补偿能力适当进行有偿服务;而一旦当人民群众遭灾遇险时,就不能讲条件、讲价钱,要挺身而出,救援人民群众,随时准备做出流血牺牲,以实际行动实践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无私奉献精神。作为地方,要看到军队是国家、人民的军队,是“吃皇粮”的特殊群众。当军队遇到特殊困难的时候,同样需要给予无私援助。只有这样,才能使军政军民关系不断得到纯洁和巩固。

  (四)市场经济的发展,使地区之间、军地之间的经济反差拉大,坚持军民一致应注重优势互补,共同发展

  我国地域辽阔,地区之间自然条件很不平衡。在对外开放、发展市场经济的过程中,由于受客观条件的限制,经济发展的状况差别较大,比如沿海和内地呈现出很大差异。市场经济条件下,允许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地区之间,人与人之间贫富差距仍有逐步拉大的趋势。这种经济上的反差,给部队带来一定的影响。驻在富裕地区的部队官兵与驻地群众相比,房子旧、票子少、生活条件差、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心理上的失衡。而贫困地区的部队又往往感到支援地方不实惠。面对这种经济上的差距,如不加以引导。很容易使军民之间产生感情上的隔阂。面对这种实际,要协调处理好军政军民关系,必须首先通过思想教育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同时,正确认识坚持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原则,允许一部分地区先富,通过先富带动后富,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重大现实意义。在军地关系方面,富裕地区在带动贫困地区改变经济落后状况的同时,应主动地为部队的发展多提供一些经济上的支援。这一点,有许多富裕地区已经树立了样板,通过支援部队建设,帮助部队办工厂、上经营项目、给优惠政策,取得了明显的成绩。特别东南一些沿海市(县),随着经济迅速发展,在进行城市建设时,也拨出资金对部队营区进行改造,帮助部队办家属工厂、按装闭路电视等,这些生动的事例极大地鼓舞了部队官兵,促进了部队思想的稳定,坚定了部队官兵保卫国防的决心。就军队方面,应充分看到地方支援部队的成果,多体谅地方的难处,不能对地方提过高的要求。同时,为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在支援地方经济建设中也要注意区分不同情况,采取不同方式。对贫困地区特别是革命老区,不仅要主动支援,而且提倡以无偿支援为主,帮助驻地脱贫致富,使战争年代形成的鱼水相依的军政军民关系得到巩固和发展。事实证明,军民之间坚持优势互补、共同发展,就能防止和消除因经济反差而形成的感情隔阂,军民一致的原则就能在共同利益基础上不断得到新的体现和发展。

  (五)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要完善和运用法律手段,维护军民双方的合法权益

  对比战争年代和计划经济时期,市场经济条件下军地之间的经济、民事纠纷明显增多。市场经济呼唤法制,用法制手段规范和调节军政军民关系显得尤为重要。竞争是市场经济的要素。军队搞生产经营,难免要和其他经营集团发生竞争。部队在房地产开发,合办企业、有偿承包地方工程等各种生产经营活动中,需与地方单位和工人、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企业、外商、侨商、还有个体户、专业户,建立大量的经济协作和竞争关系。在这种复杂的经济关系中,军地双方或因竞争发生利益冲突,或因不善经营造成经济损失,或因一方不履行合同等酿成纠纷的现象时有发生。这些都需要通过有关经济法规来仲裁解决。同时,由于和平时期国防观念容易淡薄,军队的利益和军人权益、政治地位有时受到侵害。如军队转业干部的安置困难,少数群众无视军事禁区,有的甚至侵占破坏军事设施;一些地方把驻军视为额外负担,粮、煤、油价格放开,需增加地方财政补贴的情况下,在供应上不能保质保量,等等。上述问题,有时仅靠感情和协商是不能解决的,必须运用体现国家意志、维护军民共同利益的法律手段强制执行才能解决。否则,军地双方的权益就难以保障,从而影响军民关系。因此,要注意加强法规和制度建设,切实使军民交往的各个环节、各个方面有章可循,有法可依。现在,法律日渐完备,有关规范市场经济的法规正陆续出台,国防法正在制定,军人地位权益保护法、军官转业安置法也在呼吁中。同时,我们还应根据市场经济发展的进程,对军地关系方面可能出现的矛盾和问题搞好调查预测,及时作出政策规定,并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使军地掌握协调军民关系、维护自身权益的法律武器。在军地经济交往中,军队要带头遵纪守法,严格用军纪法规规范各种交往行为,做到处处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尽量避免或减少军地利益冲突。一旦发生协商解决不了的纠纷和案件,要通过仲裁机关或司法机关,依照法律给予公平合理的解决。

  总之,市场经济条件下在军民关系上出现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只要我们坚持军民一致的原则,实事求是地加以解决,军政军民团结就一定能得到不断巩固和发展。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解放军济南军区)

  注释

  ①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512页,第511页。②⑦《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115页,第74―75页。③《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1039页。④《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0―31页。⑤庆祝建军63周年《江泽东发表电视讲话》。⑧⑨《江泽民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lw1029
lw1031
lw1031
lw1031
lw1031
lw1031



论毛泽东的军事问题方法论的普遍价值






  军事科学院毛泽东军事思想研究所

  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无不受一定思想方法的制约。而任何一种理论,也只有被用作方法论意义上的工具时,才能进入实践过程,在改造世界中发挥作用。因此,马克思主义历来强调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强调贯穿于自己全部理论中的方法论的功能。恩格斯指出:“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所提供的不是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的方法”①。也就是说,当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点运用于实际时,它便成了观察问题和处理问题的方法。我们党先后两次成功地实现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历史性飞跃,共同的根本经验,都在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而不是具体结论,去回答解决问题。今天,我们要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需要大力加强全党同志,特别是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人员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建设。思想方法素养提高了,可以从根本上增强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开创各项工作新局面的能力。邓小平从批判两个“凡是”,到南巡讲话中一再强调要坚持“实事求是”,其精神显然都是要求我们切实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观察和处理问题的科学思想方法,所谓“换脑筋”,说到底是个端正思想方法的问题。而结合工作实际,学习和应用毛泽东的军事问题方法论,即毛泽东当年用以研究和指导中国革命战争的一整套思想方法,正是我们各行各业的同志学习和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方法,提高思想方法素养的有效途径之一。

  所谓毛泽东的军事问题方法论,并不是指军事上的具体原则和具体作法,而是指贯穿于毛泽东军事理论中的基本方法。这些方法是与马克思主义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根本方法,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直接相连的。因而具有共性的意义。人们知道,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显著特点和主要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当时主要是与革命战争实际相结合。而中国革命战争历时之长,规模之大,矛盾之错综复杂,历程之艰难曲折,特别是力量对比之悬殊,又属中外战争史上所罕见,非有超乎寻常的认识和改造世界的能力,无法驾驭到胜利彼岸。因此,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与实践,不能不围绕武装斗争这个中心而展开;毛泽东运用马列主义原理解决中国问题的巨大创造和丰富经验,不能不在战争指导领域得到淋离尽致的发挥和体现。正如马克思的经济学说是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最深刻、最全面、最详细的证明和运用”②,毛泽东的军事问题方法论堪称一部用军事语言写成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的活教材,是毛泽东用以成功地研究和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科学思想方法的集中表现。特别是由于毛泽东是一位兼军事家与哲学家于一身的人物,他的军事问题方法论兼有哲学上的高度成就,因而也就尤其具有长期而普遍的学习与应用价值。事实上,具有方法论意义的方法从来都有触类旁通的共性意义,各种科学的思想理论体系,其方法论价值往往都能超越它们最初赖以产生的那个时代和领域,广泛地向外辐射;所提供的方法层次越高,可应用的历史跨度就越大,领域范围就越广。孙子兵学是这样,毛泽东的军事问题方法论更是这样。

  毛泽东研究和指导中国革命战争的基本方法,内容丰富多采,可供我们学习和应用的东西很多。当前尤其需要着力掌握的,我们感到主要有这样一些:

  一、研究和指导战争,应着眼其特点和发展

  矛盾问题的精髓在于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道理,毛泽东在《矛盾论》中的这一著名论断,可以说是对十年土地革命战争基本经验所作的哲学概括。他指出,指导中国革命战争,不仅要研究一般战争规律,尤其要研究革命战争的特殊规律;不仅要研究一般的革命战争规律,尤其要研究更加特殊的中国革命战争规律;不仅要研究中国革命战争的今天,而且要研究它的昨天和明天。而研究的根本方法和根本要求,在于熟识敌我双方各方面的情况,从中找出其行动规律,并运用这些规律于自己的行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揭示中国革命战争必须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运用的就是这一方法。后来,他也是从分析敌我双方相互对立的根本特点及其演化趋势入手,深刻揭示并科学预见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等先后三场不同战争的规律、进程和结局。综观他研究、指导上述各场战争的理论与实践,这一方法包含四条主要原则:一是充分承认国情的特殊性,不照搬照抄外国经验。二是不把对国情特点的了解本身作为目的,而是通过对国情特点的深入研究,找出本国革命战争特定的客观规律性,并应用这些规律于自己的行动,构成用以克敌制胜的指导规律。三是不搞“坐井观天”,眼光囿限一域,而是放眼中外对照,进行特点比较,从比较中求得对本国国情和本国革命战争规律性的真知深识。单纯就本国国情谈论国情,是难以吃透国情特点、找出本国革命战争特殊规律性的。四是重视国情的流动性,从国情特点的发展变化中引出动态的规律性认识,反对一劳永逸,不使认识停留在旧阶段,今天,我们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有必要借鉴毛泽东的上述方法论原则,用以深入研究我国国情的特点,不断加深我国现代化建设特定规律性的认识。例如,各个地方、各个行业究竟怎样适应发展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是当前面临的一个大题目。我们在探索有关规律的宏观思路上,就特别需要把中外比较搞深搞透,切实吃透我国社会经济状况与发达国家相比的共同点和不同点。既要大胆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决不能因为社会制度上的差别,就拒不尊重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同时,又充分考虑国情的差异,包括我国实行按劳分配和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制度,人口负担沉重,东西部地区发展水平不一,自然经济的传统观念比较浓重等特点,据以筹划适合我国国情的市场经济发展战略。特别要防止把资本主义条件下市场经济的种种痼弊,当作市场经济的一般通律,盲目地照搬过来。同样道理,对于一个地区、一个系统或一个单位来说,也必须从自己的特殊情况出发,正确地学习外地外单位的经验。不能凡是上面点了头的、报上出了名的做法,都一阵风地简单效仿。再如,对国情特点的认识怎样随时跟上客观实际的发展变化,也是我们在当前经济体制改革中需要特别注意的一个问题。为克服我国经济体制上长期存在的过分集中、统得过死的弊病,我们多年来的改革路子,基本上是上面对下头放权。这当然是正确的。但是,在改革的过程中,当中央的政令贯彻不畅,“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现象屡禁不止时,我们就必须把如何有效地防止和克服这种现象,纳入深化改革所应解决的问题范围。总之,国情特点以及由此决定的经济发展规律既有相对稳定的一面,同时又有不断变化的一面。旧的矛盾基本解决了,新的情况和问题又会出现。我们的认识和改革的举措一定要相应地同步演化,力避落后于变化着的实际。

  二、从战争学习战争

  战争从来不是预演室内的活动,中国革命战争更不是事先学成、有了现成答案之后才进行的,毛泽东的名言“从战争学习战争――这是我们的主要方法”③,曾经是革命战争年代全党全军的座右铭。正是靠着这一条,我们党从战争实践中逐步摸索到战争的制胜法则;我们军队从“土包子”中涌现了一大批灿若群星的帅才、将才,创造了中外战争史上的许多奇迹。我们今天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同样没有现成的范例或模式,同样要靠“从战争学习战争”,即从建设中学习建设。为此,我们必须像邓小平在南巡讲话中指出的那样,“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机遇难得,时不我待。要实现我国国民经济的加快发展,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人必须依据党的基本路线,带头实行并激励人们鼓勇气,树信心,敢于中流击水,勇当弄潮儿,比干不比看。坚持实践标准,不搞空洞的理论争论,摈弃过多的评头品足,在积极探索中开拓成功之路。

  规律之为物,有个独特的品性:当顺应规律办事、事情进展顺利时,人们往往不大会感到它的存在;相反,常常是在违背了规律、受到惩罚时,才能对它产生感触尤深的认识。毛泽东所说的“从战争学习战争”,不仅包括从正面经验中认识战争规律和战争指导规律,还尤其包括总结反面的教训,从教训中得出规律性的认识。他本人就十分善于做到这一点。正是从秋收起义部队向长沙进攻严重受挫的现实中,他开始深切地懂得了中国革命战争不能搬用俄国革命城市起义的搞法,毅然率部转向井冈山进军,从此走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斗争道路。后来,他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等著作中就如何正确指导我国革命战争所阐明的种种规律性认识,很大程度上也是通过对几次“左”倾教条主义军事路线的失败教训进行科学总结而得出的。今天,我们要在各项现代化建设事业中获得更多的自由,同样需要发扬毛泽东的这种科学精神。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创造了丰富多采的新鲜经验。对此,我们必须百倍珍视,充分总结。同时,对某些工作中的失误之处,也必须高度重视,从中汲取教益。以求在“从建设中学习建设”的过程中,做到“打一仗,进一步”,避免在一种事情上反复多次地“交学费”。也就是说,我们要过“河”,经验和教训这两种“石头”都要摸,而且都要“摸”透。切不可把以积极的态度正视工作中的缺点和失误,藉以总结教训,视为“给大好形势抹黑”,看成是“否定”本地区、本单位改革开放的成就。须知对于我们执政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人员来说,这种思维方式是极其危险的。

  三、依靠和发动群众进行革命战争

  毛泽东把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运用于中国革命战争实践,作出了“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④的著名论断。这既是他的人民战争理论与实践的根本观点,同时也是他指导战争的根本方法之一。在长期的战争生活中,他始终把克服一切困难、战胜国内外强大敌人的主要立足点,放在相信和依靠广大兵民群众战争伟力的基点上。中国革命战争之所以能在力量对比敌强我弱、武器装备敌优我劣的条件下赢得胜利,靠的就是充分而正确地发挥广大兵民在战争中的自觉能动性。同样道理,我们今天一个系统、一个地区也好,一个单位也好,要把各项建设事业搞上去,归根到底要靠充分调动和发挥群众的社会主义建设积极性和创造性。这是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人员作好一切工作的基本功。“借鸡下蛋”是完全正确的,开放的步子今后还应更大;上头给一些优惠政策,在某些情况下也是完全必要的。但是,决不能由此目光一味向外、向上。领导的主要精力,无疑应始终用在充分调动和发挥群众的主人翁精神和聪明才智上。

  毛泽东认为,调动千百万群众的战争伟力,归根到底要靠一切从人民利益出发。在战争条件下为人民群众谋利益,毛泽东一贯坚持的原则是:①既谋求政治利益,同时也谋求物质利益。对广大农民群众,一方面在根据地,解放区普遍建立工农政权,使亿万农民在政治上翻身当家;另一方面,大力开展土地革命,解决劳动农民世代梦寐以求的最大物质利益要求――土地问题。②把谋求长远利益与照顾眼前利益统一起来。在优先满足战争需要、一切为了前线胜利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减轻人民负担,尽最大努力给群众以看得见的物质利益。③兼顾各部分群众的利益,以调动最大多数人民群众支持和参加革命战争的热情。④兼顾中有重点,重点增进广大农民的利益。因为,中国革命战争的主体力量是广大农民,农民在战争中作用最大,贡献最多,负担和牺牲也最重。今天,我们要调动广大群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需要在改革开放中正确地贯彻社会主义的物质利益原则。为此,有必要借鉴上述原则。一是兼顾广大群众的长远利益和现实利益。类似打白条等损害群众现实利益、挫伤人民群众积极性的作法,今后务必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禁令,再也不能重复了。二是统筹各个不同劳动者群体的利益。既允许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先富,同时以更大的努力促进共同富裕。避免不同劳动者群体之间个人收入的不合理差距过大,以便更好地调动全社会绝大多数劳动者的社会主义建设热情。三是以得力的措施,解决好各类劳动如简单劳动与复杂劳动之间、财富创造劳动与财富流通劳动之间收入比例合理化的问题,真正体现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的原则。尤其是要遏制非正当收入。把社会分配的重点,进一步向对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稳定、繁荣与发展发挥了支柱性作用的那些劳动者阶层和劳动者群体倾斜。

  四、军事上的相反相成方法

  如何正确处理保存自己与消灭敌人、进攻与防御、主动与被动、优势与劣势、内线与外线、持久与速决、集中与分散、作战方向的流动性与固定性、连续作战与休整部队等军事活动领域的种种矛盾,历来是战争指导上最感吃力的难题。古今中外的许多军事统帅,往往由于用机械的线性思维方式去认识和处理这些问题,而招致失败。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对立统一观点和中华民族历代兵学的辩证思维精神运用于战争指导实践,一贯强调处理军事上的各种矛盾时,不要企求以径情直遂的方式去实现目的,而应注重把握矛盾两个方面之间的联结与转化,通过“相反”达到“相成”。例如,以消灭敌人作为保存自己的主要手段;以战役战斗上的外线速决进攻,达成战略上的内线持久防御;通过无数局部的优势和主动,逐步改变战争全局上的劣势和被动;通过巧妙的必要分散去调动和扯散敌人,以便使己方在决战时节和决战地点达成集中优势兵力;通过必要的“走”,为有把握地“打”创造条件,等等。从中国革命战争的实际过程看,这种相反相成的方法,贯穿在毛泽东关于人民战争战略战术的整个理论与实践之中,构成了他用兵艺术的一大特色。

  构成矛盾的不同事物之间既相互对立、又相互依存并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这种情况同样也普遍存在于其它社会活动领域。学习、掌握军事上的相反相成方法,有助于我们正确地看待和处理当今改革开放中面临的许多问题。例如,用这种思想方法看问题,就易于明确,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导向和宏观调控都是不可或缺的。尤其是在我国新旧两种经济体制转轨时期,必要的宏观调控显得格外重要。舍此,无法保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全发育,把国民经济进一步搞活。我们的经济体制改革,是要更好地发挥市场在优化资源配置中的作用,而不是排斥必要的指导性计划。我们所应致力的,只能是探求市场导向和计划指导两种手段的最佳结合点,而不是用其中任何一者否定另一者。否则,就有可能误入“按下葫芦浮起瓢”、一放就乱、一乱就收的“怪圈”。多年来改革的实践表明,“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是我们正确认识和处理各种问题的大敌。学习和应用毛泽东在军事问题上的相反相成方法,将有助于我们在各项工作中防止这样那样的片面性,避免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

  五、关于认识战争情况两个过程的原则

  毛泽东历来强调,正确的战争指导,归根结蒂就是做到主观指导合于战争实际。为此,在指导战争的过程中,必须坚持好认识战争情况的两个过程。他指出,战争中对情况的认识过程,不仅存在于军事计划建立之前,而且存在于军事计划建立之后。制定军事计划时,要对敌我双方各方面的情况进行必要而周密的侦察和了解,对所得材料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表及里、由此及彼的思考分析,从中得出正确的判断,据以定下合理的决心,作出恰当的部署。军事计划确立并付诸实行之后,认识开始转入第二个过程。这时,指挥员必须继续不间断地跟踪情况的发展变化,以对原来的计划适时作出部分的乃至全部的修正,以实现不间断的正确指挥。原定决心和部署不需要作任何调整修改的情况,在战争中是极少有的。毛泽东还强调,在上述两个过程的每一过程中,指挥员都应当把个人才智与集体智慧结合起来,以保证决策的正确制定和实施。战争年代,他本人就堪称发扬决策民主、善于择善而从的模范。如解放战争中期,原定由粟裕率华东野战军三个主力纵队远出江南,继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之后作我军的第二次战略性跃进。当粟裕对该项设想电告了不同考虑时,毛泽东把陈毅和粟裕两位华野主要领导人专门请到中央开会面商,最终采纳了华野主力全部留在中原打大仗的建议。结果大大加快了战争进程。

  毛泽东的上述原则,为战争中怎样实事求是地认识情况、正确地制定和实施军事决策,提供了一套严整的规律性认识程序和方法,充满了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精神。他一生身经百战,所以能够每每料事如神,很大程度上

  有赖于此。这对我们今天在各项工作中提高科学决策水平,抓好正确决策的落实,很有现实意义。掌握了上述原则,除了有助于增强决策前坚持充分调查论证、坚持集思广益的自觉性外,还特别有助于我们更加自觉地重视决策付诸实施后的情况追踪和信息反馈。现实生活中的大量经验表明,只有同样重视决策后的第二个认识过程,才能及时发现和纠正决策本身的不完善乃至失当之处,也才能随时了解和解决执行过程中遇到的矛盾障碍,把正确的决策落到实处。否则,政策上或工作中的问题就难以及时发现;待到矛盾严重暴露出来、决心加以解决时,问题已经相当积重,解决起来势必耗时费力了。

  六、抓住枢纽,统筹全局

  局部与全局,是战争中普遍存在的一对矛盾关系。毛泽东作为大军统帅,历来强调战争指导者必须关照好全局,不能顾此失彼。但是,他所说的关照全局,不是半斤八两式地面面俱到,而是强调围绕枢纽去统一筹划全局。“抓住战略枢纽去部署战役,抓住战役枢纽去部署战斗”⑤,是他的名言。所谓枢纽,就是那些对全局具有关键意义的局部。先敌一步抓住枢纽,就能夺得全局上的主动地位,整个战局就活了。辽沈战役中先打锦州,淮海战役中攻取宿县,平津战争中控制张家口和塘沽两点,即是抓枢纽的范例。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大至国家,小至单位,都可以是一个全局,领导者也都应具有善于捕捉各个阶段和各项工作枢纽的本领。前不久,江泽民同志在分析当前全国经济形势时指出的几项重点工作,包括加强农业,加强经济总量和经济结构的宏观调控,保持社会总需求与总供给之间的基本平衡,深化全民所有制企业和投资体制、金融体制、财税体制等方面的改革,大力整顿好金融秩序,就是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持续发展创造良好条件所必须抓好的枢纽。总之,我们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掌握了抓枢纽、带全盘的艺术,有助于在各项工作中变被动为主动,变疲于应付为高屋建瓴。

  毛泽东所讲的“抓住枢纽,统筹全局”,还有一层含义,就是任何一级指挥员都要懂得:对于更大范围、更高层次的全局来说,本战区、本部队的全局只是其中的一个局部,本部队、本战区的“枢纽”是更大范围、更高层次的全局枢纽中的一个环节。因而,各级指挥员必须根据更大范围、更高层次的全局及其枢纽,来统筹本部队、本战区的全局,确定本部队、本战区的“枢纽”。也就是说,各级指挥员不仅要有本部队、本战区的全局观念,尤其要有全党、全军的全局观念。战争年代,我军所以能以弱胜强,屡屡以劣势装备打败拥有优势装备的国内外敌人,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全军指战员特别是各战区、各部队的领导人高度自觉地坚持以革命战争的整体利益为重,自觉以局部服从全局,紧紧围绕党中央、中央军委的战略意图和各项部署,统筹本部队、本战区的全局,抓住本部队、本战区的枢纽,实现了高度的团结统一和协调一致。只要是大局需要,再艰巨的任务也争着上,再大的局部利益也肯于牺牲,从不计较谁啃“骨头”谁吃“肉”。今天,我们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也需要以同样的态度,处理好局部与全局的关系。当前,尤其应强调局部服从全局,而防止和克服各种分散主义,加强中央的宏观调控。我们必须十分明确,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如果哪个地区、哪个部门或哪个单位只顾自己的局部利益有意无意地损害国民经济发展的整体利益,局部利益最终也会受到损害。

  七、立足最坏情况,争取最好结果

  毛泽东用兵打仗,之所以能每每在危险和困难时刻应付裕如,不失胜券,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坚持这一原则。他强调战争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活动形态,战争中的情况较之其他领域更带有所谓“盖然性”。因此,指挥员在制定军事计划,定下作战决心时,应考虑多种可能性,把计划的立足点放到最复杂最困难的情况基础上,以便争取最好的结果。当年,他在部署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部署济南、淮海、平津等重大战役时,都很强调这一点。指挥打仗是这样,搞经济建设也需要这样。大量事实表明,从“最坏情况”出发去争取最好结果,意味着充分预测论证,预有多种方案,把敢想敢于的建设热情同冷静的科学态度融合一体,一般能得到理想的结果。否则,如果一切从最好的可能性出发,往往会导致考虑不周,疏于准备,匆匆上马,一旦出现意外情况便束手无策。非但不能取得最好结果,还难免受到最坏情况的惩罚。

  八,军队建设必须坚持“人”的因素与“物”的因素并重

  毛泽东认为,军队战斗力的强弱既取决于武器装备等物的因素,更取决于人的因素,是“人”与“物”两种因素的结合。要提高军队的战斗力,就必须坚持两种因素的建设齐抓并进。对于执行革命政治任务的人民军队来说,人的高度政治觉悟和优良精神品质是较之旧军队的一大优势。要使我军在革命战争中越战越强,必须在重视不断改善部队的武器装备水平的同时,大力加强政治思想建设。为此,战争年代,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军事家,始终把政治工作作为我军的生命线,坚持用革命的政治和先进的思想教育人、武装人。在他们的长期培育下,人民解放军和解放区形成了一种截然不同于旧军队、旧世界的崭新精神风貌。解放区军民虽然物质生活艰苦,但精神上却充实富有。人民普遍有以天下为己任的远大抱负,有亲手创造一个新社会的崇高理想,有献身民族解放和人民解放事业的价值追求,有同心同德、甘苦与共的整齐步伐,有真正同志式的平等关系。大家以艰苦奋斗为本。以忠诚奉献为自豪,以奋勇当先、前仆后继为荣。旧世界比比皆是的各种丑陋现象,如弄权营私、倾轧内耗、投机钻营等等,在那里几乎没有公开市场。唯其如此,军队和解放区成为一切追求光明与美好的中华儿女心驰神往的一方净土。多少人辞别家庭,脱下长衫,跋山涉水甚至远渡重洋地争相奔往,心甘情愿地去住土窑洞,啃山药蛋,穿“土八路”军装。我党我军所以能赢得全国人民的衷心爱戴拥护,中国革命战争所以能在物质条件微薄的情况下夺得胜利,与这一切是休戚相关的。邓小平将我军的这些精神风貌概括为“五种革命精神”,即:“革命和拼命精神,严守纪律和自我牺牲精神,大公无私和先人后己精神,压倒一切敌人、压倒一切困难的精神,坚持革命乐观主义、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精神。”⑥他强调指出,在长期革命战争中,我们在正确的政治方向指导下,从分析实际情况出发,发扬这“五种革命精神”,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搞社会主义建设,实现四个现代化,同样要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大大发扬这些精神。今天,我们当然不需要恢复到战争年代军队和解放区人民的那种生活条件中去。但是,毛泽东当年关于人民军队必须“人”的因素建设与“物”的因素建设一起抓的理论与实践,是具有长期稳定的方法论指导意义的。我们如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必须坚定不移地坚持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两个建设一起抓,坚持精神文明重在建设,特别是要用好的党风带出好的社会风气。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现阶段尤其要坚决批判拜金主义的价值观、人生观,毫不手软地惩治以权钱交易为特征的各种腐败现象,大力恢复和发扬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须知在贫瘠芜杂的精神土壤上,是筑不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厦的。

  以上几条,远不是毛泽东军事问题方法论的全部内容。其总的精神,在于一切从实际出发,解决好主客观之间的矛盾,做到主观指导切合客观实际。这既是毛泽东当年指导中国革命战争的成功“秘诀”,同时也是我们今天搞好现代化建设各项工作所必须坚持和弘扬的。半个世纪前,毛泽东曾在延安整风运动中谈到,如果我们党内有一百个到两百个真正懂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中国革命的胜利将大大加快。今天,我们也可以说,如果我们的广大干部队伍中,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中,有越来越多的同志切实掌握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思想方法,再加上全党同志自觉地身体力行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我们的各项工作肯定会做得更有成效;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必将沿着邓小平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指引的道路,以更坚实的步伐高歌迈进。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第406页。②《列宁选集》第2卷,第588页。③④《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181页,第136页。⑤《毛泽东军事文选》(内部本),第70页。⑥《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327页。
lw1031
lw1030
lw1030
lw1030
lw1030
lw1030



对毛泽东作战指挥理论与实践的哲学思考






  左全颠

  毛泽东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军事家,经历战争实践之长,指挥战争、战役次数之多,取得胜利之巨大,都是前无古人的。他以其光辉的战争和战役指挥实践、高超的指挥艺术、富有无产阶级哲学特征的作战指挥理论而著称于世。对毛泽东的作战指挥理论与实践进行哲学思考,对我们继承和发展毛泽东军事思想,并运用于对未来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的研究和指导,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哲学是系统化、理论化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也是作战指挥理论与实践的理论基础。从哲学的角度看,作战指挥所要认识和解决的,诸如敌与我、强与弱、优势与劣势、主动与被动、进攻与防御、前进与后退以及最终的得与失、胜与败等等矛盾的范畴,实际上是认识和解决主体与客体、主观与客观、精神与物质、认识与实践的关系问题。因此,任何指挥员在实施作战指挥时,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受到其哲学观念的制约和支配。从这个意义上说,作战指挥理论无不浸透着哲学思想,有什么样的哲学思想,就会有与之相适应的作战指挥理论。我国古代《孙子兵法》中的“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不仅是作战指挥的要诀,而且是朴素唯物主义关于对战争和作战行动本质的认识。近代西方的作战指挥理论,也明显地表现出机械唯物论、唯心辩证法和唯意志论等资产阶级哲学思想的特征。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出现,开辟了人类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认识战争、研究作战指挥理论与实践的新纪元。马克思、恩格斯应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原理,考察了战争和暴力、战争和经济、战争和政治的关系,并分析预测了一些战争;列宁为发动俄国的无产阶级革命,从政治角度分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斯大林领导了反法西斯战争,并分析了这次战争的性质和苏联获胜的原因。毛泽东是战争史上,自觉地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运用于战争和作战指挥领域,并取得巨大成就的伟人,是他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战争和作战指挥中的运用,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树立了一个新的里程碑,毛泽东的作战指挥理论,融战争指挥、战役指挥和战斗指挥于一体,以丰富的战争实践为基础,以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核心,以主观符合客观为主线,充满了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他对战争认识之深刻,对作战指挥规律探索之深邃,是举世公认的。毛泽东的作战指挥理论和他的整个军事理论,远远超越了他所处的时代和国度,是人类共同的宝贵财富。

  本文试图就毛泽东的作战指挥理论与实践问题作如下若干哲学思考。

  思考之一:战争是一个充满矛盾的复杂而有规律的事物。正确认识和把握战争规律和战争指导规律,并运用这些规律于自己的行动,是作战指挥要解决的首要问题

  战争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要驾驭战争,实施正确的作战指挥,首要的问题是,必须透过现象抓住其运动过程中必然的、内在的、本质的联系,即找出它的规律。只有正确地认识和把握战争规律,才能做到能动地指挥作战,并夺取胜利。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不知道战争的规律,就不知道如何指导战争,就不能打胜仗。”①

  正确理解毛泽东这一思想的哲学意义,应着重把握两个方面:其一,战争规律是客观的。客观实在性是一切物质的共性。战争是物质的,发生在不同时间、不同地域的战争,其形态可能改变,但它的规律却都是离开人的意识而独立的客观实在。当资产阶级军事家的认识还停留在直观阶段,不承认战争有规律时,马克思主义就揭示出战争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矛盾运动,它的发生和发展有其内在的、必然的、本质的联系,即有其规律性。不管人们是否承认,它的存在都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其二,战争规律是可知的。辩证唯物主义认为,客观实在是可以认识、可以反映的对象。战争现象虽然较之于任何别的社会现象更难捉摸,更少确实性,即更带所谓“盖然性”,但战争不是神物,仍是世间的一种必然运动。不管什么样的战争情况和战争行动,包括未来的高技术战争,其规律都是可以认识和把握的。人们认识了战争规律,就能用以指导战争,并从中把握实施这种指导的规律。据此,毛泽东第一次提出了战争指导规律的概念。

  那么,如何认识和把握战争规律的战争指导规律呢?毛泽东的作战指挥理论与实践告诉我们,最根本的方法,就是唯物辩证法的法则。

  第一,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那就是熟识敌我双方各方面的情况,找出其行动的规律”②。这种方法是从敌我实际情况入手,研究战争和作战特点,找出规律,并应用这些规律于自己的行动。这是一种实事求是的方法,其核心在于,在为认识战争规律而研究战争和作战特点时,必须注意“这些特点是事实上存在的,不是虚造骗人的;是战争的全部基本要素,不是残缺不全的片段;是贯彻于双方一切大小问题和一切作战阶段之中的,不是可有可无的。”③毛泽东作战指挥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总是从熟识敌我实际情况着手,一贯强调“知彼知己”,分析战争特点,并从中引出规律,然后据以确定战略战术,因此,他的决策就符合历次革命战争的实际,指挥我军作战总是取得胜利。

  第二,把握从现象到本质的认识方法。人们认识事物,总是先接触现象,尔后透过现象了解事物的本质,认识和把握事物的规律性。毛泽东有一著名论断:“不论做什么事,不懂得那件事的情形,它的性质,它和它以外的事情的关联,就不知道那件事的规律”④。这段话,深刻地揭示了人们从现象到本质认识规律的方法。其中,“情形”是事物的形象,属现象范畴;“和它以外的事情的关联”,是事物的外部联系,是规律存在的条件;“性质”则是人们通过抽象思考后对事物本质的认识,即事物的规律性。认识一般事物的规律是这样,认识战争规律也是这样。

  第三,把握一般与特殊的关系。与其他事物一样,战争规律也有一般与特殊之分。敌与我、人与物、主观与客观、攻与防等等,既互相联结又互相排斥的矛盾现象,这是战争的一般规律。然而,不同时间、地域和性质的战争,又有其特殊规律。因此,要正确地认识战争规律,就必须像毛泽东所强调的那样:“不但要研究一般战争的规律,还要研究特殊的革命战争的规律,还要研究更加特殊的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⑤不懂得这一点,就不能在中国革命战争中打胜仗。

  第四,坚持发展的观点。运动、变化、发展,是物质的根本属性,也是战争的根本属性。这一根本属性决定了一切战争指导规律,必然依照历史的发展而发展,依照战争的发展而发展。因此,毛泽东强调,研究各个不同的战争的指导规律,应着眼其特点和着眼其发展。要不断地研究战争中出现的

  新情况,从战争的时间、地域和性质的差别等情况出发,把握战争和战局发展变化的规律性,探求战争指导规律。

  第五,坚持实践的原则。战争实践是战争认识的来源,只有在实践的基础上,才能认识战争指导规律。同时,也只有通过战争实践,才能检验对战争指导规律认识和运用的正确与否。因而,从战争中学习战争,是指挥员认识和把握战争指导规律的根本方法。通过战争实践,“使他们能够理解贯串整个战争的内部的东西,即那个具体战争的规律性,懂得了战略和战术,因而能够有把握地去指导战争。”⑥这里所说有战争实践,有直接战争实践和间接战争实践之分。在相对和平时期,指挥员很难有机会人人进行战争实践,主要的办法是积极参加平时的军事实践,并认真、深入、系统地学习和研究间接的(前人的和他人的)战争实践经验。

  今天,战争已步入高技术阶段,战争的形态、特点和规律都发生了重大变化。要正确认识与把握这种战争的规律和指导规律,仍然要像毛泽东那样,坚持运用唯物辩证法的观点,实事求是地辩证地认识战争。既要看到战争的高技术要素,又要看到战争的全部基本要素;既要看到战争的不利条件,又要看到战争的有利条件;既要看到战争的当前情势,又要看到战争的尔后发展。从而揭示高技术战争的战争规律和战争指导规律,能动地指导战争。

  思考之二:主观与客观的矛盾,是作战指挥过程中最根本的矛盾。解决主客观之间的矛盾,做到主观指导与客观实际相符合,是实施正确作战指挥的关键所在

  从战争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指挥作战,使主观与客观相符合,不仅是毛泽东作战指挥理论与实践的一个显著特征,也是毛泽东作战指挥理论与实践的精髓和立场、观点、方法的哲学基础。

  (一)主观与客观是否符合,是作战指挥的根本问题

  主观指导与客观实际,是贯穿于作战指挥认识和实践活动全过程的一对基本矛盾。主观指导与客观实际的对立统一,推动着作战指挥问题的解决。客观实际是独立存在于指挥员意识之外第一性的、决定性的东西。正确认识客观实际,尊重客观实际,是实施正确指挥的基础。意识是客观实际的反映,是第二性的东西。主观指导依赖于客观实际,有什么样的客观实际条件,就应有什么样的作战指挥。指挥员只能在充分认识战争规律和全面了解战场实际的基础上,因势利导,而不能违背战争规律和无视敌我实际,一厢情愿地企求作战的胜利。

  正确解决主观和客观之间的矛盾,是夺取作战胜利的关键。毛泽东指出:“人们要想得到工作的胜利即得到预想的结果,一定要使自己的思想合于客观外界的规律性,如果不合,就会在实践中失败。”⑦如同工作一样,多打胜仗的关键,就在于使主观与客观相符合;而败者主要是因为战争、战役或战斗的指挥不适合于当时当地的情况,主观指导与客观实际不相符合,或者说没有解决主观与客观之间的矛盾。

  (二)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是实现主观指导与客观实际相符合的前提

  战争实际,是分析认识战争、制定作战决策的出发点。正确地科学地分析认识战争实际,既是实现主观指导与客观实际相符合的前提,也是实现主观指导与客观实际相符合的根本途径。没有对战争实际的正确认识,就不可

  能有正确的作战指挥。在这个问题上,从来就有两种不同的态度:一种把主观当作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出发点,只知根据理论原则、文件指示,主观地来分析解决作战问题;一种是把战争实际作为分析、解决问题的出发点,根据对于战争实际的研究,制定出正确的作战方针和指导原则。毛泽东一贯倡导的是后一种态度。

  毛泽东的作战指挥理论与实践告诉我们,要真正做到一切从实际出发,实现主观指导与客观实际相符合,一要尊重战争实际的客观性。对它既不漠视或否认,也不夸大或缩小,而是如实地反映其本来面目。否则,只能导致对战争形势的错误判断,造成作战指挥的失误。二要全面地分析战争情况。主要包括:政治、经济、军事形势,战场兵力、战场态势、各战场间的相互联系与影响、后方条件和支援作战的能力、天候地形情况等及其相互关系,以及军心士气、内部关系、战斗力水平、主观指导的正确与否等。要把直接与间接、近期与远期、前方与后方等方方面面的情况连贯起来分析,而不是片面地观察个别现象。三要注重战争实际的实质。要注意研究战争实际的总体,深入研究其内部联系,抓住实质,防止表面地看问题。四要辩证地看待战争实际。对强与弱、大与小、优与劣、主动与被动等形势,要辩证地看,要看到它们双方互相包含、互相渗透、互相联结又互相对立,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向各自的对立面转化。五要着眼于发展变化,要用发展的观点去认识战争情势,科学预测其发展。(三)实现主观指导与客观实际相符合,必须坚持辩证唯物论由浅入深的认识发展过程的理论

  主观符合客观是一个辩证的发展过程。通过这一过程,较好地解决认识情况中本质与现象、真相与假相、全局与局部、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以及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等诸矛盾,为制定正确的作战方针和作战计划奠定基础。在如何实现主观符合客观问题上,毛泽东运用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他的作战指挥理论与实践表明,实现主客观一致的认识过程的主要要求是:①坚持“熟识敌我双方各方面的情况”⑧的标准,即摸熟自己部队的脾气,摸熟敌人部队的脾气,摸熟一切和战争有关的其他条件。②掌握从侦察、判断、决心到部署的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程序和方法。这就是“指挥员的正确的部署来源于正确的决心,正确的决心来于正确的判断,正确的判断来源于周到的和必要的侦察,和对于各种侦察材料的联贯起来的思索。”⑨

  ③把握“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⑩的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的思维过程。④坚持作战指挥认识的两个过程的思想。第一个过程,是作战计划确立之前,侦察敌情、构成判断、定下决心、作出计划的过程。第二个过程,是作战计划付诸作战实践,并在作战实践中检验、修正和发展认识的过程。经过实践――认识――实践的多次反复,在作战过程中,逐渐实现主观与客观具体的历史的统一。上述要求给了我们这样的启迪:敌对双方战争认识优劣的比较,就在于哪一方比较地更接近于实际,以及哪一方更善于及时地发觉已有认识中不符合于实际的部分,并迅速地作出改变。从这个意义上说,在未来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中,指挥员认识过程的长短,作战决策和指挥过程中对重大问题处置的正确与否,同指挥员对战争情况的反应能力,同作战指挥的灵活性是完全一致和密不可分的。

  思考之三:人是进行战争的主体力量,战争就是作战双方以军力财力筹物质基础作地盘,互争优势和主动的主观能力的竞赛。在客观物质力量基础上,充分发挥主观能动作用,把胜利的可能变为现实,是作战指挥的本质要求

  主观能动性,是精神对物质的反作用和人对世界的认识和改造。战争中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必须以客观物质为基础,以遵循战争规律为前提,同时也受主观条件的制约。因此,人们不能脱离客观物质条件企图去争取战争的胜利;但在一定条件下,人的主观能动性,对战争的胜负可以起决定作用。就作战指挥来说,战争是两军指挥员以军力财力等为基础,互争优势和主动的主观能力的竞赛。竞赛结果,有胜有败,除了物质条件的优劣以外,胜者多由于作战指挥的正确。败者多因为作战指挥的错误。这一点,过去是这样,今后还是这样。在未来的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中,尽管战争的物质条件发生了重大变化,技术对战争的影响有增大的趋势,但要夺取战争的胜利,从作战指挥来说,指挥员在既定客观物质力量基础上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仍然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指挥员主观能动性的发挥过程,可概括为制定计划和实施计划两个环节。

  在制定计划的环节上,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科学地进行作战决策,实现由物质变精神的第一个飞跃。作战决策,是作战指挥的重要一环。正确的作战决策,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战场情况假相的大量存在,偶然因素的作用,使得战场情况呈现出不确实的特征;加之人们受自身认识能力的制约和客观事物本质暴露程度的影响,给周密计划带来了一定的困难。然而,这并不否定制定计划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毛泽东指出:“‘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没有事先的计划和准备,就不能获得战争的胜利。”(11)战争没有绝对的确实性,但有某种程度的相对确实性。我方是比较确实的。敌方很不确实,但也有征兆可循,有端倪可察,有前后现象可供思索。这就使战争的计划性有了客观基础。指挥员完全可以在此基础上制定出作战计划,能动地去争取胜利。为此,指挥员必须清醒地估量、对比敌我情势,从战场上纷繁复杂、纵横交错的矛盾中,区分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审时度势,区分轻重缓急,精心筹划作战。这一点在未来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中显得尤为重要。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的突然性增大,交战时间缩短,战争进程加快,战役往往具有战略决战的性质。作战决策是否快速、及时,作战计划是否符合实际,对战争胜败具有重要意义。

  毛泽东强调,战争、战役和战斗计划,不能超越客观条件许可的限度,如果把计划建立在一厢情愿的基础上,这种计划肯定会遭到失败的。古今中外战争史上,违背实事求是的原则,主观主义地进行作战决策,而导致打败仗的例子是不少的。我军历史上就有过这样的教训,如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第五次反“围剿”作战,博古、李德等无视敌之持久作战和“堡垒主义”的新战略,摒弃过去几次反“围剿”中行之有效的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反对红军战略退却,主观地作出了一系列错误决策:先是推行军事冒险主义,企图“御敌于国门之外”;继而推行防御中的军事保守主义;当不能打破敌之“围剿”而被迫实施战略转移时,又推行逃跑主义,结果遭到了失败,最后不得不退出江西革命根据地。现代战争中也不乏其例,如英阿马岛战争,阿根廷当局主观地作出“英国不会劳师远征”的错误判断,在没有充分准备的情况下出兵收复马岛,结果被英国所战败。从哲学的角度来考察,上述失败是他们主观主义战争指挥的必然结果。

  在实施计划的环节上,一切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灵活地实施作战指挥,实现由精神变物质的第二个飞跃。指挥员主观能动性的发挥,不仅体现在制定计划的环节,更体现在实施计划,即实施作战指挥的环节。前一个环节的核心是“计划性”问题,后一个环节的核心是“灵活性”问题,或者说是灵活地实施作战指挥的问题。按照唯物辩证法的观点,人的认识反映作战情况及其规律,是有效的但又是有限的,因而人们应当而且能够制定作战计划,而又不能机械地执行作战计划;作战过程是急剧变化、错综复杂的,确实性与随机性、有序性与无序性、必然性与偶然性同时存在。指挥员只有将计划性与灵活性结合起来,随时掌握、准确预测并临机处置作战过程中出现的情况,才能夺取作战的胜利。灵活的作战指挥,是指挥员主动性、积极性和聪明才智的展现,是其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的具体体现,是其“基于客观情况,‘审时度势’(这个势,包括敌势、我势、地势等项)而采取及时的和恰当的处置方法的一种才能,即是所谓‘运用之妙’。”(12)实现作战指挥的灵活性,主要靠实践经验和理论知识的日积月累,这就需要极大的主观努力。

  毛泽东作战指挥的灵活,是举世罕见的。其奥妙集中体现在一个“活”字上。在毛泽东的作战指挥“法典”里,一切都是活生生的,没有一成不变的东西。他说过,共产党打仗,是没有什么老样的,要根据对象、战场等不同的具体条件采取不同的战法。“马克思主义的最本质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就在于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13)对于毛泽东这种唯物主义的用兵艺术,朱德作了科学的概括。这就是“有什么枪打什么仗,对什么敌人打什么仗,在什么时间地点打什么时间地点的仗。”(14)兵无定势,谋贵从时;战无常规,战胜不复。仗要打得巧,打得好,关键就是一个“活”字。

  从毛泽东的作战指挥理论与实践看,实施灵活的作战指挥,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是灵活地使用兵力。毛泽东称它“是战争指挥的中心任务”

  (15),“是转变敌我形势争取主动地位的最重要的手段。”(16)其主要做法是因时、因地、因情集中、分散和转移兵力,并辩证地处理好集中、分散和转移的关系。二是灵活地运用和变换作战形式。游击战、运动战、阵地战三种基本作战形式,灵活选用,紧密配合。这种配合不是三者之间平分秋色,而是依照战争情况和战争进程,有主有次,互相结合,互相变换。三是恰当地运用和灵活地变换战法。把时机、地点、部队作为灵活运用和变换战法的三个环节,根据不同情况,不拘一格。思考之四:战争领域充满着敌对双方相互对立、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的辩证规律。把握这些规律并从中寻求制胜之策,促使战略上相对的敌优我劣向着我优敌劣的方向转化,是实施正确作战指挥的着力之处

  战争是一个多种矛盾激烈冲突的统一体,是敌我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的整体对抗。敌对双方斗争的焦点是互争优势和主动。斗争的结果,使取得主动、优势的可能变为现实,或使主动和被动、优势和劣势发生转化。主动权即军队的行动自由权。行动自由是军队的命脉,失去了这种自由,军队就可能被打败或被消灭。然而,主动或被动是和战争力量的优势或劣势分不开的。战争力量的优势或劣势,是主动或被动的客观基础。但是,它还不是主动或被动的现实事物,现实的主动与被动还和作战指挥的正确与错误密切相关。作战指挥的正确或错误,可以化劣势为优势,化被动为主动;也可以化优势为劣势,化主动为被动。

  优势与劣势、主动与被动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这种相对性,就是优势与劣势、主动与被动转化的条件。战争双方的客观条件是优势与劣势、有利与不利相互包含、相互渗透的统一体,优势一方优中有劣,劣势一方劣在有优;有利条件和不利条件同时存在。作战指挥的着力之处,就是要辩证地分析敌我双方的优劣长短,把握诸客观条件对敌我双方作战行动的影响和利弊得失,利用和创造有利条件,同时破坏敌人的有利条件和抑制敌人优势的发挥,以己之长,克敌之短,趋利避害,促成战局向着有利于我不利于敌的方向转化。

  第一,在战役、战斗中对敌形成优势,夺取战场主动权。战场上,敌对双方的作战力量始终处在不断变化之中,作战指挥需解决的基本问题,无非是将这种变化导向己长彼消、己强彼弱的方向。而要达到这一目的,关键在于战役、战斗中集中力量,形成优势。尤其是在战略上处于劣势的军队,只有在关键时机和重要地点集中力量,形成优势,才能变不利态势为有利态势,脱出被动地位而取得主动权。毛泽东为我军制定的“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原则,深刻地揭示了集中力量与夺取战场主动权之间的关系。他指出:“主动地位不是空想的,而是具体的,物质的。这里最重要的,是保存并集结最大而有活力的军队。”(17)从毛泽东的作战指挥理论和实践可以看出,他在集中力量问题上,不仅有“量”和“度”的规定,而且在力量集中使用的方式上更具特色。这主要是:集中力量于一个主要战场或一个主要作战方向;适时转用和连续使用力量;集结和保持强大的机动力量,灵活地变换作战方向等,以形成局部优势,一战而胜,再及其余,各个击破。

  第二,积小胜为大胜,通过战术上量的积累而最终达到变战略上的被动为主动,战略上的劣势为优势。这是毛泽东关于弱军战胜强军的基本指导思想。他指出:“集合很多这样的歼灭战,才能转变敌我形势,将敌之战略包围,即敌之外线作战方针根本击破,最后配合国际的力量和日本人民的革命斗争,共同围剿日本帝国主义而一举消灭之。”(18)按照这一思想,在战略上,采取积极防御的方针,实行内线的持久作战。在战术上,在具体战役、战斗上,实行进攻战、速决战和外线作战,即:当处于战略防御的被动状态时,通过战役、战斗的进攻夺取主动;当处于战略内线的被动态势时,通过战役、战斗的外线作战夺取主动;当处于战略持久态势时,通过战役、战斗的速决争取主动。集合了许多战场作战的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的胜利以后,就逐渐增强了自己,削弱了敌人,于是战略上相对的敌优我劣、敌主动我被动的形势,将向相反的方向转化。

  在未来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中,我面临的将是武器装备上相对的敌优我劣的形势。要战胜敌人,从作战指挥来说,仍然需要像毛泽东那样,切实把握敌对双方相互对立、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的规律,并从中寻求扬长避短、趋利避害,以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敌人的制胜之策。

  思考之五:只要有战争,就有战争的全局。全局与局部密切相关。关照全局,掌握关节,从战略的高度指挥战役,从战役的高度指挥战斗,是作战指挥的主要问题

  “只要有战争,就有战争的全局..凡属带有要照顾各方面和各阶段的性质的,都是战争的全局。”(19)战争的全局决定局部,局部要服从全局。关照战争全局,反映了抓住战争这个事物中的主要矛盾。作战指挥中,能否关照好战争全局,正确处理全局与局部的关系,是决定战争和作战胜败的主要问题。只有抓住主要矛盾,从全局上把握战争的特点和规律,统筹兼顾,妥善照顾战争各个方面与各个阶段之间的关系,才能自如地驾驭战争。因此,指挥员最要紧的,是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在照顾战争的全局上面。

  其一,要注意把握构成战争全局各个局部之间的关系。战争如同一盘棋,盘中诸子密切关联,相互影响。作战指挥就是要从战争全局的利益出发,巧用诸子,把各个战场、各个战役和战斗及其各个作战阶段有机地联系起来,发挥各个局部的作用。为此,作战指挥应通盘筹划、全面安排,像毛泽东要求的那样,主要是依据情况,照顾部队和兵团的组成问题,照顾两个战役之间的关系问题,照顾各个作战阶段之间的关系问题,照顾我方全部活动和敌方全部活动之间的关系问题。

  其二,要抓住对全局具有决定意义的关键环节。全局性的东西,不能脱离局部而独立,全局是由它的一切局部构成的。因此,作战中对局部问题处理得好与不好,直接关系着全局。有的时候,有些战术上或战役上的失败或不成功,常常不至于引起战争全局的变坏,但具有决定意义的某一、二个战斗或战役失败或胜利了,却会对全局产生决定性影响。为此,毛泽东强调,指挥员应把自己注意的重心,放在那些对于他所指挥的全局说来最重要最有决定意义的问题或动作上。什么是关键,什么是具有决定意义的东西,要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而论。抓关键环节,实际上是抓战争全局中的主要矛盾,它可以是主要战场、主要方向,也可以是主要的战役、战斗。

  其三,要善于照顾战争、作战的全过程和各个阶段。战争的发展具有连贯性,作战指挥要通观战争全过程,既要看到各个阶段的相对独立性,又要认清各个阶段的相互联系。一场战争是这样,一次战役和战斗也是这样。为此,毛泽东强调,在打第一仗之先,就要想到第二、第三、第四以至最后一仗的大体打法,不能走一步看一步。同时,注意搞好各个阶段的相互衔接,做到上一阶段为下一阶段进行必要的准备,创造有利条件;下一阶段又能及时、充分地利用上一阶段的作战成果,使战争和作战一环扣一环、有条不紊地进行。

  其四,要从战略的高度指挥战役,从战役的高度指挥战斗。关照全局,必须用全局统帅局部,使局部完全服从并服务于全局。毛泽东认为,懂得了全局性的东西,就更会使用局部性的东西。因此,他要求战役指挥员和战术指挥员都应了解某种程度的战略上的规律,将自己所指挥的局部与战争或作战全局联系起来,把局部置于全局中的正确位置上,并站在全局的高度,“抓住战略枢纽去部署战役,抓住战役枢纽去部署战斗”(20)。未来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受政治、经济、外交等因素的制约更强,局部服从全局尤为重要。指挥员不仅要站在战争的全局上,而且要站在国家全局的需要上考虑问题,每一个行动,每一个局部情况的处置,都应符合和服从中央军委的意图和决策。

  此外,关照全局,还要认识全局与局部的相对性,防止把全局与局部的区分绝对化。在一定条件下被认为是全局的东西,在另一条件下则可能只是一个局部。据此,指挥员要随着战争全局的变化,把自己的注意力自觉地由一个中心环节转移到变化后的中心环节,将战争和作战从一个阶段推向下一个阶段。

  毛泽东作战指挥理论的科学性已为战争实践所证明。它虽然没有穷尽真理,其中的某些东西也许需要补充,更需要发展,但融汇于这一理论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诸如认识、把握战争规律和战争指导规律,主观指导与客观实际相符合,在客观物质力量的基础上充分发挥主观能动作用,从敌对双方相互对立、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的辩证规律中寻求制胜之策,以及关照全局和掌握关节,等等,仍是我们揭示未来战争作战指挥规律和实施正确作战指挥的指南。随着历史的前进,特别是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必然使战争情况,特别是武器技术装备等方面的情况不断发生重大变化,作战指挥也将呈现出新的特点和规律。我们的任务就是要运用毛泽东作战指挥的立场、观点、方法,揭示出未来战争的作战指挥特点和规律,并运用这些规律于未来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中的作战指挥。这正是融汇于毛泽东作战指挥理论与实践之中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强大生命力之所在。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

  注释

  ①②④⑤⑥⑦⑧⑨⑩(13)(17)(19)《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171页,第178页,第171页,第171页,第289页,第284页,第178页,第179页,第180页,第187页,第223页,第175页。③(11)(12)(15)(16)(18)《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450页,第495页,第494页,第493页,第412页,第410页。(14)《朱德选集》,第168页(20)《毛泽东军事文选》(内部本),战士出版社1981年12月第1版,第70页。
lw1030
lw1032
lw1032
lw1032
lw1032
lw1032



毛泽东关于把山西作为敌后抗战战略支点的构想与实践






  杨小池 王乃德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历史舞台上,毛泽东导演出许多威武雄壮的活剧。在抗日战争初期,毛泽东关于把山西作为坚持华北敌后抗战战略支点的构想与实践,就是其中精采的一幕。

  一、关于敌后抗战战略支点构想的形成及其实践的成果

  在毛泽东看来,所谓战略支点,就是战争中的中心根据地,也就是像下围棋做的“活眼”。这个中心根据地,既是游击战争赖以执行自己的战略任务,保存和发展自己,阻击或消灭敌人的战略堡垒;又是向四周辐射,发展和壮大更广范围的武装根据地的后方基地。毛泽东关于战略支点的构想,是抗日战争时期由点到面,创建和发展抗日根据地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就是:抗日战争是全民族的持久战争;战争的基本原则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战争的基本手段是人民游击战争,它由辅助地位逐步上升为主体地位,进而陷敌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抗日游击战争必须以建立敌后根据地为条件,而根据地又必须以一个或数个中心为依托,向四周辐射;敌后根据地必须以党为领导核心,以武装为后盾,抗日政权、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日群众运动全面发展,从而使武装力量和人民抗日力量成倍、成十倍地发展,然后集聚力量向周边扩展,变游击区、敌占区为新的抗日根据地,最终取得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

  毛泽东关于把山西作为敌后抗战战略支点的构想,有一个提出――实践――再提出――再实践――直到完全成功的发展过程。

  1935年冬,长征后的中央红军落脚陕北之后,中国“处在亡国灭种的危急关头”,日本帝国主义“不但要把整个华北,而且要把全中国变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①。陕北是小红军的根据地,大红军的落脚点。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加紧侵华和蒋介石继续“围剿”红军的严峻形势,红军必须立足陕北向外发展,这是当时党内高层的共识。但如何向外发展?中共高层却存在向东(山西)、向南(陕南)、向西(宁夏、甘肃)、向北(绥远、内蒙古、察哈尔)四种不同的意见。其中,毛泽东力主向东发展,打通直接抗日的路线。在同年12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瓦窑堡会议上,毛泽东作军事战略的报告,强调:红军应当利用当前蓬勃发展的抗日形势,积极向山西发展,在发展中求得苏区的巩固;毛泽东还详细阐明东征山西的有利条件和发展战略。会议通过的《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体现了毛泽东的战略构想。决议指出,必须确定“把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的方针②,1936年“应准备直接对日作战”,“猛烈扩大红军”,据此,“即把红军行动与苏区发展的主要方向,放在东边的山西和北边的绥远等省份去。”③..

  瓦窑堡会议后,毛泽东进一步筹划东征山西的战略方针和军事部署,明确提出红军必须执行在发展中求巩固的方针,希望通过东征在山西吕梁山建立一块根据地,与陕北根据地互为犄角。1936年2月20日至5月5日,毛泽东和彭德怀统率中国人民抗日先锋军东渡黄河入晋,开辟以吕梁山为中心的根据地。可以认为,这是毛泽东把山西作为战略支点的最初的构想与实践。红军东征在山西播下了抗日的火种,也使毛泽东对山西的政治经济状况、自然地理环境以及人民的抗日要求,更增加了新的了解。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提出全民族抗战的路线与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军事战略方针。1937的8月22日到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陕北洛川县召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关于军事问题和国共关系问题的报告。他强调指出,抗日战争是持久战,当前日本进攻的主攻方向是华北,上海是其进攻的辅助方面;红军的主要作战地区是在晋察冀三省交界处,其基本任务是:1.创建根据地;2.箝制和相机消灭敌人;3.配合友军作战(战略支援任务,而不是战役战斗的配合);4.保存和扩大红军;5.争取民族革命战争的领导权。会议最后决定,将红军主力编为八路军开赴山西恒山抗日前线。1937年9月1个月内,毛泽东几乎连日致电山西前线八路军总部或北方局,反复重申在山西开展山地游击战争的战略方针,适时调整党与八路军在山西的部署,提出八路军“在山西应分晋东北、晋西北、晋东南、晋西南四区”展开④,“支持华北游击战争”⑤,并预见“山西将成为华北的特殊局面”

  ⑥。1938年2月21日毛泽东又指示八路军和中共中央长江局“长期抗战的重要战略支点有山西区、鄂豫皖区、苏浙皖赣边区、陕甘区、鄂豫陕边区、湘鄂赣边区等六处”⑦。在1938年4月、12月,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在巩固山西四区抗日根据地的同时,八路军大部主力先后开赴绥蒙、山东、河北,创建华北各抗日根据地。至此,毛泽东在实践中,完成了把山西作为敌后抗战战略支点的伟大构想,并取得完全的成功,它对于赢得山西抗战、华北抗战,乃至全国抗战的胜利,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第一,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以山西为敌后抗战的战略支点,在华北敌后扩展为晋绥、晋察冀、晋冀鲁豫和山东4大块巩固的抗日根据地,形成了彼此相连、互为依托的华北敌后战场。东自锦州、山海关、胶东半岛、黄海与渤海沿岸,西至黄河,北至热河之宁城,察哈尔之多伦、商都、绥远之百灵庙,南至陇海铁路,形成东西1100公里,南北900公里,总面积近100万平方公里,总人口5000余万人的广大地区。这个地区的抗日军民顽强地抗击日军,不仅打破了日军占领山西、占领华北的美梦,而且陷敌于四面包围之中。

  第二,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以山西为敌后抗战的战略支点,使党组织与人民武装力量在华北地区获得空前广泛的发展。以山西为例,到抗日战争胜利时,山西全省党员由抗战前夕的数百人发展到15万人,在各区党委领导下,建立了20个地委,111个县委。山西全省青壮年累计参加八路军和地方抗日武装的达60余万人。在华北各抗日根据地内,共产党处于执政地位,造就出一大批治党治国治军的卓越人才。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在新中国成立后,成为从中央到地方的领袖人物。

  第三,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以山西为敌后抗战的战略支点,进一步巩固和扩大华北地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战初期,中国共产党同山西地方实力派阎锡山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组建牺盟会、山西新军、战动总会和其它形式的统一战线组织。随后,华北各根据地普遍建立了参议会。参议会既是临时政权机关,又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组织。各抗日阶级、阶层、党派、团体在其中都是平等的一员,共商抗日救国大计。涌现出范筑先、续范亭、刘少白、牛友兰、王玉堂等一大批与共产党、八路军真诚合作的抗日爱国民主人士。

  第四,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以山西为敌后抗战的战略支点,还推动了全国敌后战场的猛烈发展。从1938年起,华北敌后游击战争四面开花,日军重兵被拖在华北,使华中新四军等抗日武装得以迅速发展。1940年8月至12月,八路军在华北战场发动百团大战,更打乱了日军南进的计划,挫败了日本对国民党政治诱降的阴谋。八路军一一五师和山东纵队陆续派出部分主力到华中敌后战场,和新四军一道,创造了苏北、苏南、苏中、皖中、皖东、豫皖苏、皖东北等抗日根据地。1944年,太行、太岳两个军区先后派出部分部队挺进豫西,开辟了豫西抗日根据地。至此,从华北到华中、华东、华南,构成了广大的敌后战场,抗击了侵华日军的大部和几乎全部伪军。抗战8年,全国各抗日根据地军民与敌军作战共12.5万余次,歼灭日军52.7万余人,歼灭伪军118.6万余人,解放国土近100万平方公里,人口达1.2亿人。

  二、关于把山西作为敌后抗战战略支点的客观依据

  抗战初期,战争局势千变万化,各种矛盾错综复杂。毛泽东选择山西作为坚持华北敌后抗战的战略支点,基于下述4个相辅相成的条件。

  第一,基于日军侵华的部署和进攻的态势。

  日本帝国主义全面发动侵华战争后,提出“欲占领中国,必先占领华北,欲占领华北,必先占领山西”的战略部署,妄图“一个月拿下山西全省,三个月灭亡全中国”。1937年8月,日本参谋本部又从国内抽调第十四、第十六、第一○八,第一○九师团开赴华北战场,侵驻华北的日军达30余万人。从1937年9月起,华北日军主力沿平绥铁路、平汉铁路、正太铁路向山西进犯。10月上旬,日军突破国民党军队驻守的雁门关至平型关的内长城防线,驱兵南下,进逼太原。

  在此期间,在华北的国民党军步兵、骑兵、炮兵等部队共70余万人,虽曾几度设防,抗击日军,终因执行政府和军队片面抗战的路线和被动防御的军事方针,挡不住日军30万人的锐利进攻,导致失地、后撤的败局。

  正是依据上述战争态势,毛泽东提出全民抗战、持久抗战的路线和方针,把数量极为有限的八路军主力部队集结于山西这个战争热点地区,以山地游击战为主,配合国民党军队从侧翼阻击敌人。随着战局的急剧变化,山西日益成为类似围棋棋盘上的一个“活眼”。毛泽东以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的胆略和谋略,带领全党全军全力以赴做好这个“活眼”,使它带动华北抗战这盘棋。

  第二,基于国民党山西地方实力派阎锡山的政治态度。

  阎锡山是一个复杂多变、万变不离其宗的山西地方实力派和封建性很重的军阀、政治家。他在历史上追随蒋介石积极反共,在山西屠杀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1936年春又派兵阻拦红军北上抗日;但又同蒋介石有尖锐的矛盾,两次策动倒蒋战争,被蒋介石视为异己,早欲除之而不能。华北事变以后,日军步步进逼晋绥,他对日本既勾结,又防范。阎锡山自喻是在“三颗鸡蛋上跳舞”,处在平衡于降日抗日、拥蒋防蒋、反共联共的政治天平之中。在红军由山西回师陕北,蒋介石军队赖在山西不撤,日军日益危及山西之时,他的政治天平开始倾斜,越来越意识到只有守土抗战才能保住自己的统治;只有借助共产党才能发动山西民众守土抗战。在红军1936年东征期间,毛泽东摸透了阎锡山纵横掸阖、左右逢源的政治秉性。同年5月25日,毛泽东亲笔致阎锡山,提出了为抗日,红军“甚愿于晋军立于共同战线。”从此,毛

  泽东通过各种渠道,推进共产党与阎锡山的抗日合作。在一年之内取得超常的进展。1936年10月,中共北方局派薄一波等人回山西专做阎锡山的统战工作,广泛发展牺盟会组织;委托朱蕴山、张学良、杨虎城分别面晤阎锡山,一再转达中共合作抗日的诚意。先后派南汉袁、彭雪枫、周小舟同阎锡山谈判,双方达成在太原建立中共秘密联络站和中共秘密电台,以及开辟晋陕秘密交通线和晋陕通商等协议。1937年7月下旬,阎锡山还向中共驻晋秘密联络站负责人彭雪枫透露南京方面企图借日军之手歼击红军的计划,并建议红军在五台山一带创建根据地,答应红军入晋后补充枪支弹药和其他供给。实际上,在第二次国共合作实现之前,中共与阎锡山已经立于抗日的共同战线。八路军3个师入晋得到阎锡山的多方合作与支持,而这一点,实在是创建战略支点绝对不可缺少的政治条件。

  第三,基于山西表里山河的地理环境。

  山西省地处黄土高原,太行山、吕梁山、管涔山、恒山、太岳山横亘其间,山区占全省总面积80%以上。1937年9月,周恩来由山西抗日前线致电中共中央,指出“山西素为华北屋脊,东可瞰制平汉,远达伪满洲国境,既可阻断关东军与华北派遣军之联系,又可威胁平津;太行向东越平汉,跨津浦迄渤海之滨;南出豫北,跨陇海,弛聘黄淮江汉;北出平绥,挺进蒙古草原,可打通国际援助路线;西向连接陕甘。若突破三晋范围,由山地推向平原,由晋进而冀、察、绥、鲁、豫,再与山东、华中、华南连结,而成抗日战争的重心。山西群众基础好,人口稠密,物产丰富,有红军主力,阎与我合作抗日,将可造成数百万人民的游击战争。”周恩来从山西地势论及山西将“成为抗日战争的重心”,淋漓尽至地体现出毛泽东把山西创建为战略支点的战略构想。这是因为,雄据群山,辐射平原,是创建战略支点绝不可少的条件;山西失之于敌,则华北不保;山西据之于我,则华北复得。

  第四,基于党在山西的工作基础。

  山西党组织虽然建立于大革命时期,但由于国民党当局的血腥镇压,屡遭破坏和损失,不少优秀的共产党员倒在反动当局的屠刀之下。但党的红旗不倒,革命火种不灭。山西党组织在腥风血雨中苦斗。从1936年开始,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以刘少奇为书记的中共中央北方局把党的工作重点逐步放在山西,先后派张友清、赵仲池、赵振声加强中共山西工委工作,派薄一波等组建专做阎锡山统战工作的中共山西公开工委。山西党组织逐步纠正“左”倾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的倾向,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开创了抗日救亡的新局面,党组织自身也得到扩大和发展。截止1937年5月,全省有党员365人。抗战爆发后,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派出大批干部到山西,在各县建立党组织和游击队。1937年10月,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北方局按山西四区分别组建中共晋察冀省委,中共晋西北省委。中共冀豫晋省委和原有的中共山西省委,各省委下属特委、县委。山西党组织逐步成为创建战略支点的领导核心和联系广大群众的纽带。

  三、关于在山西创建敌后抗战战略支点的实施过程

  把山西建成敌后抗战的战略支点,需要诸多因素的组合与力量的配置。为了这一目的,毛泽东把握华北战局的瞬息变化,不断调整党与八路军在山西的部署。如果从八路军开进山西为起点,在大约一年时间内,毛泽东把构

  想化成了现实,进而发挥山西战略支点的作用,推动了华北乃至全国的抗战,最终赢得了中华民族反侵略战争的彻底胜利。

  第一,把党与军队的主要力量放在山西,形成创建战略支点领导核心和后盾。

  1937年7月,根据毛泽东指示,以刘少奇为书记、彭真为组织部长、杨尚昆为宣传部长的中共中央北方局由天津移驻太原,领导以山西为中心的华北地区党的工作。北方局从北平、天津、河北等地选调大批骨干到山西工作,充实中共山西工委、中共山西公开工委和各战略区党组织的领导力量。8月30日、31日,毛泽东两次急电途经西安准备到南京谈判的周恩来:“周宜即赴太原、大同晤阎,商好红军入晋后各事(活动地区、作战原则、指挥关系、补充计划等)”⑧。周恩来于9月5日到达太原,执行毛泽东嘱托的各事,直到1937年11月25日赴延安参加政治局会议,在山西工作122天之久。同年9月上旬到中旬,八路军总指挥部朱德、彭德怀、左权、任弼时、邓小平以及下辖3个师的首长林彪、罗荣桓、聂荣臻、贺龙、关向应、肖克、刘伯承、张浩、徐向前,分别率领八路军一一五师、一二○师、一二九师主力相继开进山西,分别布置于恒山山脉和正太路沿线。此时,毛泽东、洛甫、博古等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主要领导人留在陕北,以周恩来、朱德、刘少奇为首的党与军队的高级领导人云集山西,形成坚强的领导集体,以山西为中心,配合国民党军队部署华北的对日作战,同时,独立自主地开展山地游击战争,创建敌后根据地。

  第二,适时变更八路军的战略部署,在山西由一区集中变为四区展开,形成四面包围敌军的态势。

  1937年8月下旬,毛泽东在同朱德等人谈话时提出:我们打的是持久战,军队要到敌后去,和下围棋一样,先做活眼,准备在华北同敌人长期周旋,首先要占据晋东北,晋西北、晋东南这3个战略地区。9月上旬,毛泽东部署入晋的八路军集结恒山一线,阻击日军入侵晋绥地区。数日后,得知日本华北方面军以大迂回态势,企图夺取太原,进而夺取黄河以北。鉴于敌情的变化,9月17日,毛泽东电示八路军总部:“过去决定红军全部在恒山山脉创造游击根据地的计划,在上述敌我情况下,已根本上不适用了。此时如依原计划执行,将全部处于敌之战略大迂回中,即使第二步撤向太行山脉,亦在其大迂回中(设想敌占太原之情况下),将完全陷入被动地位。”⑨。为使八路军在战略上展开于日军之侧翼,钳制日军进攻太原与继续南下,援助阎锡山的晋绥军不过于损失力量,为真正进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为广泛发动群众,组织抗日武装,创造抗日根据地,坚持华北抗战,毛泽东适时变更原定部署,要求八路军总部“在山西应分为晋东北、晋西北、晋东南、晋西南四区,向着进入中心城市及要道之敌人,取四面包围袭击之态势,不宜集中于五台山脉一区,集中一区是难以立足的。”⑩八路军三个师很快改变原定计划,分别依托恒山、管涔山、太行山、吕梁山,在山西分四区展开,向着敌占交通要道和中心城市取四面包围的态势,摆脱了敌军的迂回包围,在开展山地游击战中,着手开创山西4块敌后根据地。

  从1937年9月中旬至1937年10月初,八路军首战平型关告捷;在敌军侧翼和后方作战,配合友军保卫忻口、太原;出击察南、冀西,打击晋东北敌军,切断敌张家口至代县的交通线;打击沿正太铁路西犯的日军,支援国民党军作战。

  此阶段,华北战场是以国民党军队为主的正规战争。因国民党政府执行单纯依靠政府和军队的片面抗战路线,军事上又采取被动防御的方针,结果连连失利。11月8日,太原失守,华北大部地区为日军所占领。面对上述变化,毛泽东于太原失守的次日指示八路军:在华北正规战争业已结束、游击战争转入主要地位的形势下,日军不久将以主力向我军所在的晋西北、晋东北、晋东南、晋西南各要点进攻。我在上述四区活动之部队,应控制一部,执行袭击敌人的任务,大部分散于各要点,组织群众武装,在统一战线基本原则下,放手发动群众,废除苛捐杂税,实行减租减息,筹办粮饱,实现自给,扩大部队,打击汉奸,发展左派;进一步发挥独立自主精神,期于一个月内取得显著成效,以便准备充分力量对付敌向我内线的进攻(11)。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确定华北党组织和八路军当前的中心任务是:以山西为主要阵地支撑华北抗战,立即实施战略展开,广泛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创建根据地。具体部署是:一一五师一部与中共晋察冀省委相配合,依托恒山山脉,继续创建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一一五师师部率三四三旅以及邓小平率领的八路军总部机关部分人员与中共山西省委相配合,依托吕梁山脉,创建晋西南抗日根据地;一二○师与中共晋西北省委相配合,依托管涔山脉,创建晋西北抗日根据地;一二九师主力和一一五师之三四四旅与中共冀豫晋省委相配合,依托太行、太岳山脉,创建晋冀豫抗日根据地。毛泽东在山西战场这盘围棋上,布下了四个“活眼”。使八路军在战略上处于主动地位。在把山西建成敌后抗战战略支点上,这是决定性的一着。

  第三,全面创建山西4个抗日根据地,把“活眼”做好。

  从1937年11月到1938年4月,前述山西4区进入全面创建抗日根据地的阶段。毛泽东连续电示八路军总部和北方局,要在粉碎日军进攻的同时,扩大兵源,发展党的组织,改造旧政权,建立统一战线组织和群众抗日团体,实行减租减息,合理负担,把根据地真正建成开展人民战争的铜墙铁壁。

  到1938年5月,山西4块抗日根据地的军民,连续粉碎日军的轮番“围攻”和“扫荡”,歼灭了敌人,发展了自己。各抗日根据地普遍建立党、政、军、统、群各组织系统,党员发展到1万余人,八路军扩展到7万余人,山西新军扩展到50个团,牺盟会、战动总会、工农青妇各群众团体的成员达20万余人。对此,毛泽东在作《论持久战》讲演时,有一个生动的描述:“在山西,我己三面包围了同蒲路(路之东西两侧及南端),四面包围了太原城”,“我之包围好似如来佛的手掌,它将化成一座横亘宇宙的五行山”,把“法西斯侵略主义者,最后压倒在山底下,永世不得翻身”。

  第四,以山西各抗日根据地为中心,八路军主力向周边省区迅速扩展,充分发挥山西战略支点的作用。

  1938年春,毛泽东等多次电示八路军,要以山西敌后根据地为依托,开展平原游击战争。同年4月至6月,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大力开展平原游击战的指示》,毛泽东发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和《论持久战》的讲演。截至1938年12月,八路军调集主力,从山西出发,开赴冀南、冀中、冀鲁豫边、冀东、大青山、山东等地,与当地党组织和人民抗日武装相配合,广泛开展游击战争,打击和钳制敌人,共作战千余次,歼敌2万余人,八路军发展到15万余人,创建了冀中、冀南、冀鲁豫、山东等抗日根据地,取得了在平原坚持游击战的初步经验,完成了以山西为支点向华北敌后实行战略展开的任务。

  第五,依托由战略支点辐射布形成的华北敌后战场,实行战役攻势,继而举行战略反攻,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1943年6月1日,毛泽东就华北敌后抗战的方针、任务致电彭德怀:“抗战还须准备三年”,“我党应在此三年中力求巩固,屹立不败。对敌应用一切方法去坚持必不可少之根据地,反‘扫荡’、反‘蚕食’之军事斗争与瓦解敌伪之政治斗争,均须讲究最善方案”。对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建设,“除坚持三三制外,应以大力发展农业、手工业,如人民(主要是农民)经济趋干枯竭,我党即无法生存。为此,除组织人民生产外,党政军自己的生产极为重要”。“对党内政策:一是整顿三风,二是审查干部,三是保存干部”。“如能实施上述各项,不犯大错,我党即可立于不败之地”。(12)包括山西在内的华北各根据地党政军领导机关根据这一指示,克服困难,依靠群众,广泛开展游击战争,粉碎了敌人的“扫荡”和“蚕食”,连续挫败了敌人的5次“强化治安运动”。至1943年,整个华北敌后根据地进入了恢复和再发展的新阶段。1944年12月15日,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上,发表了《一九四五年的任务》的演说,提出解放区军民的首要任务是:“消灭敌伪,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在华北的八路军和中共组织积极执行这一战略任务。各部队先后发起攻势,收复了大片国土。经过1945年的对日全面反攻,彻底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侵华战争。抗日战争结束时,党在华北的组织有北方局和4个中央分局(晋绥、晋察冀、平原、山东),17个区党委(省委),74个地委,6个市委,577个县委。与此相对应,有大区抗日民主政权机构――晋绥边区行政公署、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山东省政府和16个行政公署(省级),74个专员公署,6个市政府,577个县政府。党在各抗日根据地完全处于执政地位,积累了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丰富经验。

  四、关于创建敌后抗战战略支点的历史启迪

  毛泽东创建中心根据地的实践,源于土地革命战争初期的井冈山斗争。他的名著《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系统地总结了创建井冈山中心根据地的经验。由“星火”而“燎原”,便成为毛泽东指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基本思路。在抗日战争中,面对敌强我弱的战争局面,毛泽东提出创建敌后抗战战略支点的构想,并在实践中获得完全的成功,更把由“星火”而“燎原”的基本思路推向新高峰。

  在解放战争中,毛泽东由亲自部署上党战役、邯郸战役,到亲自指挥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平津战役,更把他的基本思路升华为高超的领导哲学和战争指导艺术,极大地推进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进程。因此,我们探讨毛泽东把山西作为敌后抗战战略支点的构想和实践,可以上升到领导哲学的高度来理解,从中获得历史的启迪。

  (作者单位:中共山西省委党史研究室)

  注释

  ①②③《中共中央文件选集》(9),第566页,第599页,第599页。④⑩(11)(12)《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第2卷,第35页,第35页,第48―49页,第355页。⑤⑥⑨《毛泽东军事文选》,第83―84页,第87页,第83页。⑦《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第160页。⑧《周恩来传》,第372页。
lw10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