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必珍 刘怀玉

　　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以后，如何巩固和发展它，用什么方式推动它不断前进，也就是说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动力究竟是什么？对于这样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的认识和解决，经历了一个曲折的探索过程，大致可分为三个历史阶段。这就是从本世纪30年代斯大林提出的“和谐动力论”（或“一致动力论”），到50年代毛泽东提出的“矛盾动力论”，再到70年代末邓小平提出的“改革动力论”。

　　总的来说，这三个阶段是一个逐步趋于真理性认识并不断完善的辩证发展过程。但在严格意义上说，“矛盾动力论”才是科学地揭示社会主义发展动力问题的真正开端，而“改革动力论”则是对这一问题在理论方面的历史性突破和实践方面的根本性解决。因此，回顾和比较这两种在不同时期所形成的社会主义发展动力论，对于加深理解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增强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的自觉性，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

　　在社会发展思想史上，马克思恩格斯首先指出，社会基本矛盾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是一切社会形态发展的根本动力，并指出社会主义和其他社会一样，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但是，由于当时还不存在完善的现实形态的社会主义制度，社会实践和历史条件的局限，使马克思和恩格斯不可能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性质、特点及其解决途径作出明确系统的阐述，因而关于社会主义发展动力问题的探索和解决只能留给后人。

　　列宁在十月革命后领导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时候，曾经想到这个问题。他当时就认为“今后在发展生产力和文化方面，我们每前进一步，都必定同时改善和改造我们的苏维埃制度。”①然而，由于列宁过早去世，当时社会主义改造还未进行，来不及考察社会主义社会内部的矛盾运动状况，当然也就不可能明确提出和解决社会主义发展动力问题。

　　斯大林在领导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很长一段时间，回避或否认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的客观存在。他认为，苏联社会，由于剥削阶级已经消灭，各种利益完全一致，是一个没有矛盾、一切都非常和谐的社会。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同生产力状况完全适合”，因此，“道义上和政治上的一致是苏联社会发展的动力”②。毫无疑问，斯大林的“一致动力论”或“和谐动力论”，是针对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与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有本质不同而提出的。就此而言，他的观点有一定的道理。但问题在于，他断言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完全适应生产力发展，不承认它们之间仍然存在着不相适应的一面，这就从根本上否认了社会基本矛盾是推动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显然是违背客观事实的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表现。由此导致的严重后果是：由于认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完全适合生产力发展，因而看不到事实上那些束缚生产力发展的因素，这就铸成了高度集中统一的僵化体制。后来，虽然斯大林逐步察觉到了这种矛盾，直到他逝世的前一年，“才吞吞吐吐地谈到了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说如果政策不对，调节不好，是要出问题的。”但是仍然没有把这些矛盾，“当作全面性问题提出来，他还没有认识到这些矛盾是推动社会主义社会向前发展的基本矛盾。”③斯大林逝世后，本世纪50年代社会主义国家相继发生了一些惊人事件，暴露出各种矛盾，在相当程度和范围引起思想混乱，甚至惊慌失措。这就促使人们不能不思考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及解决途径问题。毛泽东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首先对这些问题作出了系统的分析和明确的回答。

　　1956年至1957年，毛泽东创造性地运用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观点，分析了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他首先在《论十大关系》中研究了当时国内社会经济、政治、文化领域存在的各种矛盾现象，并指出了苏联模式的种种弊端。在此基础上，他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部重要著作中，不仅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充满矛盾的社会，而且系统地阐明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的状况、性质和特点，创造性地提出正确区分和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问题。毛泽东明确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系统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仍然是社会的基本矛盾；这种基本矛盾，同旧社会的基本矛盾，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和状况。“它不是对抗性的矛盾，它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地得到解决”，以推动社会主义社会向前发展。因为，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以工人阶级、农民阶级、知识分子为主体的广大人民，是国家的主人。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存在的矛盾，从总体性质来说，不是对抗性矛盾，而是属于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的人民内部矛盾。从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总体状况来看，基本上是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能够促进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是经济基础得以巩固和壮大的有力保证。但是，由于反映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各种具体制度尚不完善，还存在种种缺陷和弊端，某些环节和方面也存在着与生产力发展要求不相适应的问题，因而在一定程度和范围会阻碍生产力发展，少数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以权谋私、搞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甚至出现某些腐败现象，很容易引起人民群众的不满，因而会产生党群之间和干群之间的矛盾。这些矛盾是局部的、暂时的，有时可能激化，但是只要解决得及时和得当，不仅不会构成严重的政治危机，而且有利于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和发展。矛盾的性质不同决定着解决矛盾的方法也不同。在资本主义社会，由于社会基本矛盾具有阶级对抗性质，始终存在着根本利害冲突，因而这种矛盾靠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是无法解决的，必须通过彻底革命的方法，否定其自身、建立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新的政治经济制度来解决。而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是属于各方面根本利益一致的非对抗性矛盾，完全可以通过改革和调整生产关系、上层建筑与生产力之间不相适应的环节和方面，使社会主义制度得到自我完善和自我发展，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巩固和壮大其经济基础。

　　毛泽东提出的社会主义发展自我完善和发展的思想，虽然尚不完全却是极为珍贵的。他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学说的一系列精辟论述，为探索社会主义发展规律指出了正确方向，奠定了理论基础，无疑是创造性的巨大贡献。

　　然而，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指出这些矛盾，并不就完全解决了问题，还需要就此作深入的具体的研究。”④事实就是如此，尽管毛泽东指出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某些方面和环节上的缺陷，但是由于他没有对此进一步作出切合实际的深入具体的分析，没有看出基本矛盾的具体表现形式和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症结所在，抓错了主要矛盾，因而犯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倾错误。他过分严重地估计了当时国际国内阶级形势，把本来是社会主义条件下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非对抗性矛盾看成是新旧制度之间的对抗性矛盾，错误地认为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之间的两个阶级和两条路线的斗争是主要矛盾，主要用阶级斗争和政治运动的办法来解决，企图以此作为推动社会主义发展的动力。其突出地表现在：一是认为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主要在于所有制不大、不公、不纯，因此要“不停顿地变革生产关系，要割资本主义尾巴”追求“一大二公”，搞穷过渡，由此造成单一的所有制和高度集中统一的管理体制；二是认为上层建筑不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主要表现为“党内有资产阶级”，从中央到基层都有“走资派”，所以必须“以阶级斗争为纲”，搞所谓“继续革命”。历史证明，这样搞的结果，不仅没有也不可能解决社会基本矛盾，没有也不可能达到所谓“抓革命，促生产”的目的，反而使基本矛盾更加突出，严重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破坏了经济建设，致使中国在长达20年的时间内基本上处于动荡、徘徊的停滞状态。

　　造成长时间失误的主要原因并不在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学说本身，而是对社会主义基本矛盾运动的特殊规律缺乏深入具体的研究，思想认识上产生了片面性。长期以来，人们没有切实从中国生产力发展水平不高这个最基本的国情出发，来观察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具体表现，因而只看到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的优越性，看不到无论是公有制本身还是计划经济体制，都还有一个如何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问题。就毛泽东本意而言，并不是不想发展生产力，遗憾的是片面强调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的作用，忽视了生产力的最终决定作用，始终没有切实把发展生产力当作根本任务，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理论被“生产关系大过渡”和“上层建筑大革命”等错误做法所扭曲，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干扰了经济建设，导致社会主义发展失去了根本动力。

　　几十年来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和教训表明，尽管毛泽东提出的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学说以及社会主义制度自身改革和完善的思想，尚不完全，在实践中又被“左”的错误所扭曲，但毕竟揭示了社会主义发展的性质、方向和道路，为我们继续认识社会主义发展规律，把握社会主义发展的内在动力，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途径，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

　　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深刻地总结了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和教训，纠正了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实现了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坚持以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学说作为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论依据，紧紧抓住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一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创造性地揭示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特殊规律，提出改革是社会主义发展的根本动力的思想，形成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把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推向了蓬勃发展的新阶段。

　　二

　　邓小平关于改革是社会主义发展动力的思想，在充分肯定和坚持毛泽东

　　“矛盾动力论”的前提下，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作了切合实际的深刻分析和具体把握，发现了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内部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与生产力的突出矛盾，找到了阻碍生产力发展的症结所在，提出了一系列改革思想和方针政策，有力地推动了生产力迅速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从而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学说和社会主义实际运动，作出了卓越的历史贡献。

　　首先，邓小平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深刻总结了国内国外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和教训，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以此作为理论和历史的出发点，他深刻指出：现阶段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集中表现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而要解决这个主要矛盾，必须进行全面改革，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僵化体制，建立充满生机与活力的新体制，极大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从而不断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为此，邓小平充分揭露了旧体制的种种弊端，指明了改革的对象。他曾一针见血地指出：“现在我国的经济管理体制权力过于集中”，这“同我们长期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和计划管理体制必须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都实行中央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有密切关系”，“我们的各级领导机关，都管了许多不该管、管不好、管不了的事”⑤。因此，“要大幅度地改变当前落后的生产力，就必须要多方面地改变生产关系，改变上层建筑，改变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和国家对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使之适应现代化大经济的需要。”⑥其次，邓小平还从社会主义中国生存和发展的前途命运的高度论证了改革的紧迫性。他多次强调，改革也是一场革命，也是解放生产力，是中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⑦1987年他在一次谈话中深有感触地指出：“我是主张改革的，不改革就没有出路。旧的一套，经过几十年的试验不成功，过去照搬外国模式，再加上我们的一些错误，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导致思想上的僵化，并且妨碍了人民和基层发挥积极性。”⑧他在1992年初视察南方的重要谈话中，又一次严肃地指出：“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水平，只能是死路一条。”⑨邓小平这些重要论述，既抓住了主要矛盾，又指出改革是正确解决社会主义社会基矛盾的方法和途径，其出发点和归宿，都是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推动社会全面进步，从而真正找到了社会主义发展的根本动力。

　　实践上的巨大成功，从来都是理论认识上的创新的表现和结果。从“矛盾动力论”到“改革动力论”，不仅是人们对社会主义发展动力的具体把握，而且标志着人们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运动规律认识的深化。

　　第一、“改革动力论”坚持和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的原理，从而把社会主义发展动力问题的认识和解决建立在科学的客观实践基础之上。毛泽东虽然揭示了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既相适应又不相适应的矛盾运动，但片面地强调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先进性和巨大作用，忽视了在落后的生产力基础上是不可能真正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这一基本历史规律。这种思想认识上的偏差，在实践中导致两种后果：一是看不到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具体形式即体制束缚生产力的严重性，盲目固守超越现实生产力水平的某些方面，使人们的思想认识和管理体制日益僵化，妨碍了生产力的发展；二是把是否有利于生产力发展从衡量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成败得失的标准中排除出去，一味追求“生产关系大变革”和“上层建筑大革命”，严重地破坏了经济建设。而“改革动力论”，则是坚持在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结构中，始终把生产力看成是主要的、决定性因素，认为解决和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中心环节，是改革和完善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的出发点和归宿，并作为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根本任务，深刻地反映了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这样，就使人们更加自觉主动地通过改革不断克服与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环节和方面，从而使社会主义制度永远处于自我调节、自我完善、稳定发展的良胜循环状态。

　　第二，“改革动力论”的科学性和现实性还在于，它不仅一般地坚持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而且抓住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具体表现――僵化的管理体制与生产力发展的矛盾，并且提出通过改革解决这个矛盾，实现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推动社会主义发展。这就纠正了那种脱离客观实际，把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和主要表现的实质简单地归结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矛盾的错误作法，把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理论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具体实践统一起来，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解决了社会主义发展的动力问题。几十年来的社会主义运动实践表明，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性质、状况能否正确认识和把握，决定着能否真正抓住社会主义时期的主要矛盾，找到社会主义发展的根本动力，关系到社会主义发展方向和道路的选择。如前所述，把无矛盾的完全一致看成是社会主义发展的动力，显然是不符合事实的形而上学表现；简单地把矛盾看成是社会主义发展动力，也是不完全的，并不能解决问题。如果抓不住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症结所在，解决矛盾的方法不对头，反而会使矛盾更加尖锐起来，阻碍社会主义发展；至于在国际国内复杂多变的环境下，像某些国家面对严峻挑战。迷失方向，变质易帜，另找出路，只能葬送社会主义事业，使社会历史倒退；只有正视矛盾，抓住根本，通过自身的不断改革和完善，正确地解决矛盾，才能把社会主义推向前进。

　　三

　　“改革动力论”不仅解决了社会主义发展史上长期使人困惑的一个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而且深化了人们对矛盾在事物发展过程中作用的理解，丰富和发展了唯物辩证法的理论内涵。

　　第一、它使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矛盾在不同领域里物质运动形式中的作用问题。从一般意义上说，“矛盾是事物运动变化的根源”，无疑是正确的，是唯物辩证法的一个根本观点。但是，据此就简单地认为“矛盾是事物发展的动力”，是不完全的、不科学的。因为，运动、变化的概念不等于发展的概念。一般说，运动或变化不具有确定的方向性和上升性，它可以指的是数量变动、机械重复、“返祖”或倒退等现象；也可以指的是质的飞跃、前进过程和上升趋势。事物的生成、发展和死亡，均可称为是运动和变化；而发展则不然，它是由事物内部矛盾所构成的一种自我更新、自我完善的机能，具有确定的前进方向，即总体方向的上升性和具体过程的曲折性，是无限运动中一种前进的方式和趋势。由于事物的运动变化与发展并不是同一概念，矛盾在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作用性质、范围和程度也不一样。对于人类社会

　　来说，矛盾虽然也是社会运动的力量源泉，但是井非所有的矛盾都可以成为社会发展的动力，有些社会矛盾和斗争还会破坏社会文明和进步，致使历史倒退。因此，只是笼统他说矛盾是推动社会前进的根本动力是不够的，还必须自觉地把握在具体历史条件下矛盾运动的特殊规律，对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作出正确的分析和判断。

　　第二、它使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能否对不同历史阶级的社会基本矛盾的性质、状况及其运动规律的正确认识和具体把握，直接关系着能否真正找到社会发展的动力，决定着社会发展方向和道路的选择。社会基本矛盾在不同时代和社会制度下，其性质、状况和具体表现形式是不尽相同的。这要求我们，只有严格区分和正确认识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和状况，具体分析社会主义初级阶级基本矛盾运动的具体表现形式，才能抓住影响全局的主要矛盾，紧紧围绕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个中心环节，以经济建设作为中心，推动社会主义发展。

　　第三，它使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仅仅承认矛盾是推动事物发展的动力源泉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抓住主要矛盾，并采取正确方法和途径解决矛盾，才能推动事物发展，促进社会进步。这里，解决矛盾的方法和途径是极为重要的。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如果解决矛盾的方法和途径不对头，不仅解决不了矛盾，反而使之尖锐起来，形成一种破坏的力量。因此，只有将对矛盾的正确认识和解决历史地具体地统一起来，按照事物发展的规律，形成自觉的矛盾运动，才能推动事物发展，促进社会全面进步。

　　（作者单位：河南省社会科学院）

　　注释

　　①《列宁全集》第33卷，第83页。②见《斯大林选集》上卷，第202、237页。③毛泽东1957年1月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④⑤⑥⑦《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168页，第135、287―288页，第125―126页，第140页。⑧《邓小平同志重要谈话》（1987年2月―7月），第32页。⑨《邓小平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论述专题摘

　　江虹

　　140多年前，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经济活动的国际化已成为不可抗拒的潮流。任何一个国家要兴旺发达，必须对外开放，充分利用外国的资金、技术，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经济落后的国家尤需这样。

　　毛泽东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目光远大，锐意进取，反对闭关自守，固步自封，主张“向外国学习”，“一万年都要学习”①，“全部开放，全部交流”②，他领导全国人民，经过极其艰苦的斗争，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我国在独立自主、平等互利的原则下对外开放创造了条件。新中国成立后，他在发展我国与外国的友好合作关系和经济、文化交流方面作出了开拓性的贡献。他在对外开放问题上的许多论述、见解、构思，是十分宝贵的精神财富，值得我们深入研究、总结、继承和发展。

　　近年来，一些过去曾对我国进行政治、经济、军事封锁的国家的政治家、学者，倒打一耙，胡诌什么毛泽东实行“锁国政策”。我们的一些同志，也误以为毛泽东自觉或不自觉地搞“自我封闭”。这种看法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错误的。

　　毛泽东是对外开放的倡导者

　　毛泽东思想奔放，胸怀广阔，放眼世界。他在青年时代，力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便主张“将中外古今的学说刺取精华，使他们各构成一个明了的概念”③。他曾看过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亚当斯密的《原富》、赫胥黎的《天演论》、孟德斯鸠的《法意》、卢梭的《民约论》以及许多西方国家的地理、历史书籍和古典文艺作品。五四运动前后，他和蔡和森等四出奔走，组织数百名湖南青年赴法勤工俭学，并介绍任弼时、肖劲光等去苏俄留学。毛泽东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后，深刻地认识到“在资本主义时代，特别是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各国在政治上、经济上和文化上的互相影响和互相激动，是极其巨大的。”④更是悉心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广泛学习、研究西方国家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著作，吸取对我们有益的东西，并尽力争取外国对中国革命的支持和援助。

　　在夺取全国政权之前，毛泽东就富有远见地提出，中国获得独立后要和外国进行经济、技术合作与引进外资，并努力争取把这一主张在解放区付诸实践。1936年，陕北苏区还是白色海洋中的一个红色孤岛，毛泽东在和美国作家斯诺的谈话中就明确指出：“当中国真正获得了独立时，那末，外国正当贸易利益就可享有比从前更多的机会。四忆五千万人民生产和消费的力量，不是一件能完全由中国人来管的事情，而必须要许多国家来参加。”⑤我们“欢迎外国资本的投资”⑥。

　　抗日战争爆发后，我党领导的解放区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与世界隔绝的状态，不少反法西斯国家的友好进步人士曾到延安等地访问、考察和参加抗日战争。毛泽东利用这一有利条件，努力发展解放区和外国之间的经济文化交往。1941年5月1日，经毛泽东修改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中规定：“在尊重中国主权与遵守政府法令的原则下，允许任何外国人到边区游历、参加抗日工作或在边区进行实业等”。1944年8月18日，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发出《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提出：“在双方有利的原则下，我们欢迎外国投资与技术合作。”同年7、8月间，毛泽东在和美军观察组成员谢伟思的谈话中说：“在中国，工业化只能通过自由企业和在外国资本帮助之下才能做到。中国和美国的利益是相同和互相关联的。他们可以在经济上和政治上互相配合。我们可以而且必须合作。”“我们并不害怕民主的美国影响，我们欢迎它”，并建议美国在延安建立领事馆。1945年1月9日，毛泽东在和美军观察组负责人包瑞德上校的谈话中提出，如果美国政府同意，他将和周恩来一起或单独访问美国⑦。为了更好地了解外国、学习外国和培养外交人才，在毛泽东提议和支持下，中共中央于40年代初在延安成立了国际问题研究室、外文书籍编译部和外国语学院。在此前后，还聘请一些外国友好人士担任八路军的电讯、广播技术顾问；在新西兰友人路易・艾黎的支持帮助下，成立了延安工业合作事务所，以发展陕甘宁边区的军用工业和民用工业；聘请英国人乔治・何克在甘肃山丹创办培黎学校，培训工业技术人才

　　⑧，开了中国共产党和西方人士进行经济技术合作的先河。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胜利结束后，中国革命已处于全国胜利的前夜，毛泽东即着手绘制新中国建设的蓝图。在对外关系方面，他主张在平等互利的原则下和一切国家建立邦交和进行经济、文化交流。1949年2月，他和苏共中央的代表米高扬会谈时就提到，我们不急于解决香港、澳门问题，“利用这两地的原来的地位，特别是香港，对我们发展海外关系、进出口贸易更为有利些。”

　　⑨为我国与西方国家进行贸易和友好交往留下了一个“中介所”。他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明确指出：“我们是愿意按照平等原则同一切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我们必须尽可能地首先同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民主国家做生意，同时也要同资本主义国家做生意。”由他主持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实际上起着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中，把“内外交流”列为新中国的一项基本国策。建国初期，毛泽东为发展中国与外国的经济合作和争取外国的援助，作出了巨大的努力。新中国刚成立，毛泽东就于1949年12月亲赴苏联访问。在此前后，刘少奇、周恩来、刘亚楼、李富春、叶季壮、肖劲光、徐向前、伍修权等党政军领导人也先后赴苏访问、考察。1950年2月，中苏两国政府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苏联向中国贷款三亿美元的协定和两国进行经济技术合作的协定。其后几年间，中国聘请了3000多名苏联和其他人民民主国家的专家来华工作，派出7000多人到外国留学、进修，并和苏联、波兰、捷克等国建立了石油、有色金属、造船、航空、海运等6个合资企业。

　　当时，由于两大阵营的对立，我国在政治上不得不“一边倒”，站在以苏联为首的和平民主阵营一边。但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在经济方面不搞“一边倒”，而是想方设法冲破封锁，和西方国家恢复、发展贸易，争取他们来华投资。1949年12月22日，毛泽东自莫斯科电告中共中央：“在准备对苏贸易条约时应从统筹全局的观点出发，..同时要准备和波捷德英日美等国做生意”⑩。1950年3月10日，《中共中央关于中苏合股公司协定公布消除群众波动的指示》中指出：“为了利用外国资本促进中国的工业化，某些事业的和外资合营及成立这种股份公司甚为必要，不独和苏联，和各新民主主义国家，甚至和某些资本主义国家还可能在适当条件下订立这种合营合同甚至租让合同。”1953年4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纠正“技术一边倒”口号的指示，指出：“技术问题和政治问题不同，并没有阶级和阵营的分别，..在技术上并不存在不是倒向这边就倒向那边的问题。”学习苏联的先进科学和技术，“并不排斥可以吸收资本主义国家中技术上某些好的对我们有用的东西。”为了打开和西方国家友好交往和经济合作的局面，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在坚持平等互利的前提下，采取了灵活的策略。1950年夏，由于我国的航运设备有限，不少出口货物难以运出，中南地区商业部门要求开放汉口港，让外轮直驶汉口装货。毛泽东于8月7日批示：“请周［总理］找有关人员一谈，予以解决。”1953年8月，英国来华贸易的一些商船遭到国民党军的袭击，英商要求我国派海军护航，并准予在我国领海内航行。毛泽东于8月4日批示：“请周［总理］酌处。似只能这样办。”当时，我国和西方国家政府间的经济合作有困难，我们就实行“民间先行，以民促官”的方针，西洋人不肯投资，我们就设立华侨投资公司，吸引侨资。结果收到很大的成效。1950年，我国已和18个国家其中包括芬兰、丹麦7个资本主义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并和英国、荷兰、挪威等国进行建交谈判。同年，我国与资本主义各国的贸易总额超过了抗日战争前的1936年。1952年我国和英、荷、法、比、芬、意、日、瑞士、西德等国家的商人签订了一批贸易协定、合同，总值达2亿美元以上。1956年，海外华侨在中国大陆的投资额比1951年增长10.4倍。毛泽东的对外开放政策，使我国从外国引进了一批急需的资金、工业设备以及农药、化肥等物资，对我国国民经济的恢复、发展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胜利完成起了很大的作用。

　　1956年4月，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这篇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纲领性文件中，鲜明地提出：“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不但在第一个五年计划要向人家学习，就是几十个五年计划之后，还应当向人家学习。一万年都要学习嘛！”“我们一定要把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的一切积极的因素，直接的、间接的因素，全部调动起来，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毛泽东把全面地、永远地向外国学习和调动国外的一切积极因素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方针和重要条件，标志着他的对外开放思想有了新的发展。为了更好地学习外国，毛泽东刻苦学习英语，并号召“中央和省市的负责同志学一种外国文”。

　　50年代末以来，中苏关系逐步恶化，我国和外国的经济交往陷入十分困难的境地。毛泽东和党中央想方设法，打破封锁，以促进我国经济的发展。60年代初、中期，经毛泽东批准，我国花了2.8亿美元从西方国家引进了一些急需的石油、化工、冶金、电子和精密机械等技术和设备。70年代初，毛泽东、周恩来审时度势，作出富有远见和胆识的重大决策，打开了我国外交的新局面。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应邀访华，中美两国由对抗走向对话，西方国家对我国的经济封锁亦自始结束。在此前后，包括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内的60多个国家同我国建立或恢复外交关系，我们的对外贸易大幅度增长。我国选派了一批学生到英、法等西方国家留学，并从日本、西德、美国等十几个国家引进包括13套化肥、4套化纤、2套石油化工、43套综合

　　采煤机、武钢1.7米轧机等大批先进技术和设备，总值43亿美元。毛泽东的这一重大决策为我国今天的全面对外开放奠定了基础。

　　毛泽东对外开放的基本原则

　　毛泽东在学习外国、对外开放问题上提出了许多正确的方针原则，概括起来，主要是四个坚持。

　　（一）坚持以我为主、“洋为中用”

　　毛泽东主张对外开放，但又有着强烈的主体意识，放眼世界，志在中华。在学习、引进的目的上，坚持“洋为中用”。他一再强调“要向外国学习科学的原理。学了这些原理，要用来研究中国的东西。”“把学的东西中国化。”“我们接受外国的长处，会使我们自己的东西有一个跃进。”在学习的方法上，强调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从中国的国情出发，“以中国人民的实际需要为基础”，“学那些和我们情况相适合的东西，即吸取对我们有益的经验”。反对生吞活剥、盲目照搬。

　　历史证明，毛泽东是善于把外国经验和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的典范。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吸收了俄国和欧洲的一些国家无产阶级革命以武装夺取政权的理论，但又不照搬他们“以城市为中心”，先夺取城市后占领农村的经验，而是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开辟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新中国成立时，毛泽东既不照搬苏联的一党制，也不采用欧美国家的多党制，独辟蹊径，实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时，毛泽东认真研究了苏联的经验教训，对资本家没有采取没收、驱逐、镇压的政策，而是实行和平赎买的方针。

　　（二）坚持学中有创、立足于赶超

　　毛泽东主张对外开放、吸收外国的先进文明成果，着眼点在于发展、创新，赶超世界的先进水平。他历来强调“继承和借鉴决不可以变成替代自己的创造”。“外国有用的东西，都要学到，用来改进和发扬中国的东西，创造中国独特的新东西。”“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可能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

　　毛泽东承认中国落后但不甘落后，自逊而不自卑，虚心而不灰心，拜别人为师而不步人后尘，要有敢于赶超的决心和气魄。他强调对外国先进的东西不能简单地模仿，更不能让人家的东西框住自己的头脑，而要坚持“一学二用三改四创”的方针，在实践中消化、吸收、改造、提高，创造和发展有中国特色的东西。一句话，就是学列强以自强，以引进促跃进。他的这一指导思想曾激励我国广大的科技工作者奋发进取，在一些项目、领域上赶上或接近世界的先进水平。（三）坚持“一分为二”的观点，既反对盲目排外，又反对盲目崇外

　　毛泽东是个卓越的哲学家，善于把唯物辩证法运用到革命和建设的各个领域，他的对外开放思想处处闪耀着辩证法的光辉。他坚持以一分为二的观点看待外国的东西，反对肯定一切和否定一切，反对盲目排外和盲目崇外。他一再指出：“对外国的科学、技术和文化，不加分析地一概排斥，和前面所说的对外国的东西不加分析地一概照搬，都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都对我们的事业不利。”要坚持“批判地继承”的方针，“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华”，“外国资产阶级的一切腐败制度和思想作用，我们要坚决抵制和批判。”在实践中，毛泽东十分注意了解党内、国内在如何看待外国问题上的思想动向，适时地进行引导。在抗美援朝战争时，他针对国内一些人存在的亲美、崇美、恐美思想，在全国普遍开展仇视美帝、鄙视美帝、蔑视美帝的教育，从而大大增强了我国人民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终于打败了不可一世的美帝国主义。1953年，在我国取得土地改革、恢复国民经济特别是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胜利的情况下，党内盲目自大、唯我独尊的情绪有所滋长。毛泽东又适时地给全党敲响警钟：“中国是大国，党是大党，也没有理由看不起小国小党。对兄弟国家人民要永远保持学习态度，..在对外贸易方面，有些人骄傲，妄自尊大，这是不对的。要在全党特别在出国人员中进行教育。”还引导大家不要保守，不要什么都讲民族形式，拒绝吸收外国先进的东西。他说：“木船是民族形式，要不要用轮船代替？为什么人们不喜欢旧茅厕，要有抽水马桶？飞机、汽车、坦克哪一样是民族形式？这是说，要提倡进步，反对保守。”他多次指出，要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1964年6月，国家经委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借鉴美、英、法、日等国的经验，决定在一部分工业、交通企业中试办托拉斯，取得了初步的成效。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毛泽东在总体上是否定的，但又进行具体分析，肯定其中某些积极、合理的成分可供我们借鉴。他曾说：“对资产阶级民主不能一笔抹杀”，法国1946年宪法“可代表较进步较完整的资产阶级内阁制宪法。”要求各中央委员阅读，在制定我国宪法时作参考。他还说过：美国“搞成这么一个发展的国家总有一些原因。它的政治制度是可以研究的。”“美国的州可以立法，..看起来，我们也要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毛泽东这种辩证的、科学的态度和方法，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和继承。

　　（四）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独立自主”、“自力更生”

　　是毛泽东思想的一个根本观点。毛泽东一向认为：“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中国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大国，要改变中国的面貌，必须坚持“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无论是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都十分重视外因的作用，利用一切可能的条件，争取外国的支持和援助，但始终把立足点放在自力更生上。从土地革命战争到解放战争，我们的军队除在东北从苏军手中接收过缴自日军的部分武器外，未得到外国一枪一弹的援助，却打败了穷凶极恶的日本侵略军和得到近60亿美元援助的国民党军。从50年代到70年代中期，我国只得到极其有限的外国贷款，即使在中苏关系处于“蜜月”阶段的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我国所得到的国外贷款也只有36.4亿元，占同期财政总收入的2.7％。却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解决了某些洋大人预言的没有哪一届中国政府能够解决的占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的吃饭问题，还解决了当时世界上只有几个国家能够解决的“两弹一星”（原子弹、导弹、人造卫星）升天的问题。由于我们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实现主要工农业产品的基本自给以至完全自给。西方国家不得不承认“中国人并不非常依赖外国，实行封锁，他们对我们的损害比我们对他们的损害大”（英国前首相艾德礼语），从而逐步解除对我国的政治、经济封锁。

　　毛泽东是中国人民忠诚的儿子，有着高度的民族自尊心、自爱心和责任感，善于把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紧密结合起来。他在实行对外开放，接受外国的援助时，始终坚持独立自主、平等互利的原则，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的完整，决不听从别国的摆布，决不允许别国干预我们的内部事务。1949年12月至1950年2月，毛泽东访苏期间，在争取苏联的贷款和技术援助的同时，和苏联政府签订了《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协定规定苏联政府于1950年将大连移交中国管辖，1952年将长春铁路的一切权利和财产无偿移交中国政府，苏军于1952年从旅顺口撤退，顺利地解决了这几个历史遗留的有关中国领土、主权的问题。如果毛泽东和党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当时稍有犹豫，等到斯大林逝世以后才提出这个问题，那将会变得十分棘手。1958年，赫鲁晓夫提出在我国建立中苏共管的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毛泽东断然拒绝。他义正辞严地指出：“要讲政治条件，连半个指头也不行。”上面所列的毛泽东关于对外开放的四个基本原则，虽然还不能说已构成完备的对外开放理论，但它已涉及到对外开放的宗旨、态度、方针、方法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并为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对我国今天的对外开放仍有着重大的指导意义，可以使我们在对外开放中保持清醒的头脑，避免犯“左”或右的错误。

　　毛泽东对外开放思想未能贯彻始终的原因

　　毛泽东在对外开放问题上作过极其有益的探索，但他的对外开放思想在许多方面未能真正付诸实践，其中一些观点后来他也未再坚持以至自我否定。从新中国成立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20多年中，我国基本上处于封闭半封闭的状态。

　　究其原因，从客观上讲，是由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我国的封锁。新中国刚成立，美国政府便把我国看作是“一个‘邪恶的’非法的政权”，宣布“美国决不要承认北京，也不和它做生意。与此相反，美国必须创造种种条件，促使这个政权垮台。”他们还认为：“共产主义理论同中国具体现实之间第一个冲突，大概会具体在经济领域中产生”，因而把经济封锁作为“对付中共政权最有效的武器”。它极力拉拢甚至以断绝经济援助胁迫别的国家参与对我国的全面经济封锁，并于1951年5月操纵联合国大会，作出对中国实行禁运的决议。1956年，美国政府还颁布了不许美国人访问中国的禁令。从60年代初开始，原苏共领导人把中苏两党的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上，撕毁合同，撤走专家，参与西方国家对我国的经济封锁，甚至挑起边界武装冲突，我国向各社会主义国家开放的大门也被堵塞了。正如邓小平所说的：

　　“毛泽东同志在世的时候，我们也想扩大中外经济技术交流，包括同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经济贸易关系，甚至引进外资、合资经营等等。但是那时候没有这个条件，人家封锁我们。”从主观上讲，其一是“先天不足”。旧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商品经济很不发达，毛泽东出身于农民家庭，革命战争年代又长期生活在基本上属于自然经济的农村，对市场经济缺乏感性认识，使他在这方面的理论视野受到一定的限制。新中国成立后，由于缺乏经验，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只能仿效苏联的模式，一直把计划经济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把市场经济看作是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因而没能从参加国际市场的交流、合作、竞争的高度来认识对外开放的重要性和迫切性，没能把对外开放看作是发展社会主义的重要条件和巨大动力。历史的局限使毛泽东的对外开放思想还不够成熟，还没有形成完整的理论，因而在实践中不那么自觉和坚定。

　　其二，从50年代末开始，毛泽东“左的思想逐步滋长。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决心通过抓阶级斗争，铲除资本主义、修正主义孳生的土壤，建立一个纯而又纯的社会主义社会。在“左”的思想的影响下，毛泽东放弃以至改变了自己在对外开放问题上的一些正确的观点、构想。例如，过去他积极主张兴办中外合资企业。1970年8月11日，他在接见外宾时却说：“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既然叫社会主义，就不应要求跟你们（指资本主义国家）搞合营。”在中苏两党公平论战时，我们党还把南斯拉夫向西方国家出口原料，与他们办合资企业，搞来料加工等，说成是“出卖自己的独立主权”，“沦为帝国主义的附庸”。由于拒绝接受办合资企业、补偿贸易等国际经济活动中通行的做法，大大地限制了我国和外国的经济交流，使我国的经济建设长期停步不前。

　　其三，我国的“三大改造”和第一个五年计划胜利完成后，在一片赞扬声中，毛泽东和党中央的一些领导同志产生了骄傲自满情绪，夸大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夸大了自己的力量。1958年，毛泽东发动大跃进运动，认为只要全国人民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就能用十几年以至几年的时间“超英赶美”。60年代初，苏联政府对我国逼债后，毛泽东和党中央没能正确地总结经验教训，片面地强调自力更生，决心“还完了债以后，..再也不借外债了”。1965年1月27日，毛泽东在接见外宾时的谈话中曾说：“断绝外援最好。”60年代以来，毛泽东很少再提向外国学习和争取外援，而是一再强调破除对外国的迷信，不怕孤立，不怕封锁。在对外关系某些策略上也不像以前那么灵活，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我国与外国交往的发展。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对外开放的思想，把对外开放作为一项不可动摇的基本国策。党的十四大又把对外开放、吸收和利用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国家所创造的一切先进文明成果来发展社会主义，作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一个重要内容。10多年来，我国对外开放的内容和规模逐步扩大，已经初步形成了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经济开放区一内地这样一个多层次、多渠道、全方位的对外开放新格局，大大加快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步伐。这个对外开放新格局的形成，主要归功于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而毛泽东的对外开放思想，无疑地起了重要的先导作用。

　　（作者单位：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党史研究室）

　　注释

　　①（17）（21）（23）（24）（26）《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85页，第288页，第402页，第287页，第97页，第127页。②毛译东1956年9月30日同来访的印度尼西亚客人的谈话。③毛泽东《致周士钊信》，1920年3月14日。④（29）《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303页，第302页。⑤斯诺：《西行漫记》，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77页。⑥《毛泽东在一九三六年同斯诺的谈话》第129页。⑦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党史研究资料》1993年第6期，第28页。⑧《中国革命根据地史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80页。⑨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380页。⑩（12）《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第197页，第460页。（11）《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3册，第615―616页。（13）（27）《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4册，第294页，第438页。（14）《方方文集》，广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506页。（15）（19）（20）《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48页，第751页，第849页。（16）（18）《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1083页，第860页。（22）《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707页。（25）1953年2月19日毛泽东和中共中中央中南局领导同志的谈话。（28）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第488页。（30）《党的文献》1989年第4期，第13页。（31）《当代中国外交》，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13―114页。（32）［美］迈克尔・沙勒：《二十世纪的美国和中国》，光明日报出版社，第149页。（33）《党的文献》1990年第5期，第85页。（34）《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122页。（35）《中共党史研究》1989年第2期，第76页。

　　张伯里

　　“综合国力”，20世纪80年代出现的一个新术语，尽管目前尚无统一的定义，迄今在任何辞书（《不列颠百科全书》、《苏联百科辞典》、中国《辞海》等）也都未列入这一概念。然而作为近年来各国国际问题专家、学者竞相研究的成果，“综合国力”概念毕竟有了一个基本的轮廓和较为丰富的内容。因而这一术语近年来也开始出现在各国领导人（包括我国领导人）的讲话、报告中，甚至被列为国家战略。

　　任何一个科学思想，都是在前人思想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此人们往往要追溯思想渊源，这是自然的。综合国力思想也不例外。人们不是把国力理论追溯到二次大战前后尼古拉斯・斯拜克曼那里、汉斯・摩根索那里吗？其实作为今天综合国力理论的许多基本思想――如国力是诸种因素的综合的思想，经济是国力的基础的思想，国力由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两大部分构成的思想，国力竞赛此长彼消不平衡发展的思想，综合实力需要综合努力的思想，等等――在毛泽东三四十年代的著作中（特别是在他的专门比较了中日两国国力的《论持久战》一书中），已有丰富的内容。有必要对毛泽东的综合国力思想给予珍视和发掘研究。本文结合当代综合国力研究，试对毛泽东关于国力的思想进行评述。

　　一、国力是综合的、全面的

　　国家实力（NationalPower，或译为国家权力），简称国力，历来是国际政治分析中占有十分重要地位的概念。产生了世界政治研究，同时就产生了实力分析方法。然而，在传统的国际政治研究中，国家实力虽然也不能说是纯单一性的，但人们往往偏重于军事实力一个因素，把军事实力置于国家实力的主导地位，或者把军事实力作为衡量其他形式实力的最终尺度，以至于说到实力通常总是指军事实力。

　　现在情况发生了变化。战后以来，随着军事实力使用范围的缩小，随着军事实力使用效能的减少，随着军事实力使用代价的增大，可以说，军事实力虽仍然重要，但其意义已经大为下降，国家在世界上的地位和作用已不单纯取决于，甚至也不主要取决于军事实力；国家实力已不单纯归结于，甚至也不主要归结于军事实力；国力竞赛已不单纯表现于，甚至也不主要表现于军事实力竞赛。到了七八十年代，连最看重军事实力的西方学者也认识到，“国家实力或能力包含的内容比单纯的军事实力要多得多。”①并且开始从各种因素综合的角度，来研究国力。

　　1975年，美国前中央情报局副局长雷・克莱因出版《世界实力评估》一书，尽管他仍从研究发动战争的能力的角度出发，研究实力，但这里的国力已经是综合性的了――实力由基本实体（人口＋领土）、经济能力、军事能力、战略意图、国家意志五大因素构成。1980年，日本大平内阁的“政策研究会”提出《综合安全保障战略》报告，从研究国家安全战略的角度出发，研究国力。不仅其内容也是综合的，即保障国家安全不能仅仅运用军事力量，而是要“综合”运用政治、军事、外交、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实力，而且连战略的名称都冠以“综合”一词。1987年，日本经济企划厅综合计划局发表《日本的综合国力》报告，专门研究综合国力。该报告把“综合国力”分解为三大类要素，包含着经济、科技、政治、教育、军事、外交、文化、人口、国土等国力要素。自此，“综合国力”一词在国际政治领域风靡全球。

　　其实在30年代的毛泽东那里，国力已经是综合性的，尽管他没有用“综合国力”一词。1938年5、6月间，毛泽东发表了《论持久战》的著名讲演，为了说明中国的抗日战争是必胜的也是持久的，他对日中两国的国力做了详尽的比较分析。归结这个国力比较就是：“日本的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是强的，但其战争是退步的、野蛮的，人力、物力又不充足，国际形势又处于不利。中国反是，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是比较地弱的，然而正处于进步的时代，其战争是进步的和正义的，又有大国这个条件足以支持持久战，世界的多数国家是会要援助中国的。”②这是地地道道的综合国力分析！这里比较的，用今天的话说，叫“综合国力要素”，而非片面的单一实力；用当时毛泽东自己的话说，是“全部基本要素，不是残缺不全的片段”③。概括这些国力要素，共包括军事、经济、政治、人口、地理自然条件和国际关系六大类。这差不多道出了今天的研究者刚刚揭示的综合国力的全部基本要素。尽管今天的研究者对国力要素的侧重点不尽相同，对国力要素的诠释不尽相同，对国力要素构成的排列组合不尽相同，对国力要素之间相互关系机制的看法不尽相同，但其国力要素构成不也正是这些大的方面吗？

　　以下更为具体的分析，将进一步说明毛泽东关于综合国力思想的丰富内容。

　　二、经济是国力的基础和核心

　　相应于战前帝国主义列强凭借武力爪分、重新瓜分世界的斗争，相应于战后相当长一个时期美苏两个超级大国通过军备竞赛争夺世界霸权的斗争，过去的国力概念一般归结为军事国力概念，经济实力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是现实强制人们越来越重视经济实力在国力中的意义。在80年代日本的综合国力研究中，对国力诸要素的重要程度的评估，经济力居首位，为77.9分，科技力次之，为67.7分，军事力排政治、教育之后的第五位，仅为22.1分。在60年代联邦德国教授威廉・富克斯《国力方程》那里，更是贬低军事实力的意义，主要是以钢铁和能源来设计其“国力方程”。如果说日本、联邦德国出于其本国经济实力强大而军事实力相对弱小的实际国情，而在其国力要素评估中过于看轻了军事实力的意义，那么在最看重军事实力的美国，而且还是在美苏军备竞赛方兴未艾的70年代，军事实力在国力中也已不再是居独占鳌头的地位――克莱因对其国力中物质要素的评估，经济能力和军事能力并列，各为200分，人口和领土各为50分。因此，尽管对经济实力具体的评估存在分歧，然而仍可以说人们已经对经济实力在国力中的意义有了基本的认识：未来的主要对手和威胁，来自经济、科技方面而非军事、政治方面；未来的国力竞赛，是以经济（或经济科技）为核心的综合国力竞赛而非军事实力竞赛；未来一个国家在世界上的地位，取决于它的以经济（或经济科技）为核心的综合国力状况而非军事实力状况。这种看法特别是在美苏争霸格局崩溃以后，已成为人们的共识。其实，经济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经济决定政治、军事等，并非今天才有的“新观点”而是马克思恩格斯早在140多年前发现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现在连西方学者都接受了唯物史观。他们只是受客观实际所迫，接受了经济起决定作用的现

　　实）。而毛泽东在其30年代前后的著作中，基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论述了经济在国力中的基础和核心地位，特别是论述了经济对于政治、军事的基础作用。

　　关于经济是政治、军事胜败存亡的物质基础这一点，恩格斯在批判杜林的政治暴力决定论时作过精辟的论述。他指出：“暴力本身的‘本原的东西’是什么呢？是经济力量，是占有大工业这一强大的手段。”④“暴力的胜利是以武器的生产为基础的，而武器的生产又是以整个生产为基础，因而是以‘经济力量’，以‘经济情况’，以暴力所拥有的物质资料为基础的”⑤。

　　即便是在战争年代，毛泽东也是十分重视经济的物质基础作用的。早在1928年井冈山斗争时期，他就把“有足够给养的经济力”同其他政治的、军事的、地理的条件一并（这无疑是综合实力的雏形）作为工农武装割剧存在和发展所需具备的条件⑥。以后又在革命战争的各个时期，都把经济作为苏区（或根据地或解放区）存在与发展和战争胜利的不可或缺的物质基础。在中央苏区反“围剿”时期，他指出：“只有开展经济战线方面的工作，发展红色区域的经济，才能使革命战争得到相当的物质基础，才能顺利地开展我们军事上的进攻，给敌人的‘围剿’以有力的打击”⑦。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时期，他指出：“认真地精细地而不是粗枝大叶地去组织各根据地上的经济，达到自给自足的目的，是长期支持根据地的基本环节。”⑧在解放战争时期，他指出：“减租和生产两大任务是否能够完成，将最后的地决定解放区政治军事斗争的胜负，各地切不可疏忽。”⑨在经济建设不是中心任务的战争时期，毛泽东尚且极为重视经济的物质基础作用，那么，对于和平建设时期，他更是把经济作为国家昌盛的物质基础、国力强大的核心内容。在抗日战争即将胜利的前夕，毛泽东规划着未来新中国的建设蓝图。他指出：“没有工业，便没有巩固的国防，便没有人民的福利，便没有国家的富强。一八四○年鸦片战争以来的一百零五年的历史，特别是国民党当政以来的十八年的历史，清楚地把这个要点告诉了中国人民”⑩。因此，“在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条件获得之后，中国人民及其政府必须采取切实的步骤，在若干年内逐步地建立重工业和轻工业，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11）

　　战后那些迷信军事力量、追求军事霸权的国家，尽管其军事实力一时得到膨胀，但拖累了经济发展，破坏了其赖以存在的经济实力基础，必然的结果是削弱了国力。严酷的事实迫使他们正视经济这一国力和国家地位的物质基础。于是，人们开始感到《社会科学国际百科全书》“有关于‘军事实力潜力’而没有关于‘经济实力潜力’的词目”，“不那么令人鼓舞”，希望下一版的《国际百科全书》补遗（12）。

　　三、精神因素同物质因素一样，是国力构成不可缺少的两大要素之一

　　过去西方学者和政治家，尽管其世界观一般是唯心主义的，但其对国力的看法却很“唯物”：或者唯军事实力为重（“唯武器论者”属此类），或者唯地理自然条件为重（“地缘政治学”），而忽视精神因素。现代国力研究者和政治家则有不同，不管列出了多少种国力要素，有多少种国力要素的排列组合方式，国力要素构成一般都可以归结为两大类：物质要素与非物质要素（或称精神要素），即国力构成的“硬件”与“软件”。譬如，美国的雷・克莱因“国力方程”构成，除了“基本实体（人口加领土）”、“经济能力”、“军事能力”三大物质要素外，还有“战略意图”和“国家意志”两大精神要素。塞缪尔・亨廷顿1988年“与保罗・肯尼迪一论短长”的文章中论述的美国国力除了人口、资源、经济、军事、技术等物质要素以外，还有“教育”、“社会凝聚力”、“政治稳定”和“外交联盟”等非物质要素。甚至当时作为美国总统的里根也于1984年1月16日发表的一次讲话中说：“实力不仅仅是军事力量。经济力量举足轻重。..同样重要的是我们的精神力量，还有我们国内人民的团结以及我们同国外盟友的团结。”1987年《日本的综合国力》报告中庞大的国力要素体系，除了物质力量，也包括诸如“政策力”、“外交力”、“国民意识”、“同盟友好关系”等精神力量。

　　作为辩证唯物主义者的毛泽东，从来都坚持物质和精神的辩证统一：“我们承认总的历史发展中是物质的东西决定精神的东西，是社会的存在决定社会的意识；但是同时又承认而且必须承认精神的东西的反作用，社会意识对于社会存在的反作用”（13）。从这个基本原理出发，毛泽东在力量对比分析中，十分注重物质力量与精神力量两大因素的辩证关系。他不仅指出力量对比，是两方面因素的对比：“力量对比不但是军力和经济力的对比，而且是人力和人心的对比。”（14）他也指出力量对比的变化，是两方面因素作用的产物：“竞赛结果，有胜有败，除了客观物质条件的比较外，胜者必由于主观指挥的正确，败者必由于主观指挥的错误。”（15）20年后的1957年，基辛格在他的《核武器与对外政策》一书中，指出了毛泽东物质、精神两因素的军事学说与美国单纯军事考虑的战争思想的不同：“毛泽东的军事学说反对那种以纯军事考虑为基础进行速决战的观念，而这种观念在很大程度上却是美国战争思想的基础。毛泽东军事学说再三说明，在战争中精神因素与物质因素同样重要。”

　　就国力中精神因素本身，我们前面曾列举的当今人们研究国力时所提出的精神力量（“国家意志”、“国民士气”、“国内政治稳定性”等等），毛泽东几乎都论及过，尽管其用词和含义不尽相同。下面我们具体看看几个主要因素。

　　1.“政治动员”――国家战略与贯彻这个战略的国民意志毛泽东十分重视政治动员这种精神力量的作用。他说：“这个政治上动员军民的问题，实在太重要了。我们之所以不惜反反复复地说到这一点，实在是没有这一点就没有胜利。没有许多别的必要的东西固然也没有胜利，然而这是胜利的最基本的条件。”（16）那么，什么是政治动员？“首先是把战争的政治目的告诉军队和人民。必须使每个士兵每个人民都明白为什么要打仗，打仗和他们有什么关系。抗日战争的政治目的是‘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建立自由平等的新中国’，必须把这个目的告诉一切军民人等，方能造成抗日的热潮，使几万万人齐心一致，贡献一切给战争。”（17）另外，“单单说明目的还不够，还要说明达到此目的步骤和政策，就是说，要有一个政治纲领。”（18）国家的“政治目的”、“政治纲领”、动员全民族去实现这个目的、纲领，这其实就是今天的国力研究者所说的“国家战略与贯彻这个战略的国民意志”因素。

　　2.“人心”、“士气”按照毛泽东的实力观，“力量对比不但是军力和经济力的对比，而且是人力和人心的对比。”（19）因此，在他具体比较中日实力时，总是把“人心”、“士气”这个精神要素放进去。譬如，他在分析中国比之日本是相对劣势而非绝对劣势时指出：“中国方面，虽然在力量的强度上是劣势，因此造成了战略上的某种被动姿态，但是，在地理、人口和兵员的数量上，并且又在人民和军队的敌汽心和士气上，却处于优势，这种优势再加上其他的有利因素，便减杀了自己军力、经济力等的劣势程度，使之变为战略上的相对劣势。”（20）而日本，在人心、士气方面却是一个消极因素。例如，它在中日战争的第一阶段（即日本战略进攻阶段），“士气已开始表现颓靡”（21），到了战争的第二阶段，“国内人心更加不满，士气更加颓靡”，日中力量对比将发生巨大的变化（22）。

　　3.“政治组织力”――政府能力、国民凝聚力毛泽东比较的日中实力的第一点，是“日本的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是强的”，“中国反是，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是比较地弱的”（23）。这里面，军力、经济力是物质力量，政治组织力是精神力量，且是一种十分重要的精神力量。从日本方面看，“日本军队的长处，不但在其武器，还在其官兵的教养――其组织性”。（24）从中国方面看，“过去土地革命战争时代的中国红军，以弱小的军力还常打胜仗，得力于组织起来和武装起来的民众是非常之大的。民族战争照规矩应比土地革命战争更能获得广大民众的援助；可是因为历史的错误，民众是散的，不但仓卒难为我用，且时为敌人所利用（25）。“日本敢于欺负我们，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克服了这一缺点，就把日本侵略者置于我们数万万站起来的人民之前，使它像一匹野牛冲入火阵，我们一声唤也要把它吓一大跳，这匹野牛就非烧死不可。”（26）以上毛泽东所分析的“政治组织力”，其实就是今天人们研究国力时提出的“政府组织、动员能力”和“国民凝聚力”要素。

　　四、地理自然条件是一种重要的国力因素

　　应该说，国力研究者从来没有忽视地理自然因素，尽管因时异而重视的程度不同；国力研究者一般都不忽视地理自然因素，尽管因人异而重视的程度不同。汉斯・库根索8项国力要素的第1项为地理，第2项为自然资源。尼古拉斯・斯拜克曼10条国力要素的第1条为领土状况，第2条为边界特征。威廉・富克斯国力方程的第1个要素为国土。雷蒙・阿隆国家权力3大基本要素的第1要素为政治单位所占空间，第2要素为人力物力资源。雷・克莱因“综合国力方程”的第1个因素“基本实体”为人口加领土。日本综合研究所综合国力3方面之一的“生存力”其第1个构成要素是地理（领土、领海、领空、战略位置）。

　　特别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形成的地缘政治学，把地理自然环境视为国家实力的决定性因素。例如，“地缘政治之父”、德国的弗里德里克・拉采尔的“生存空间”是国家权力的关键的理论，美国的阿尔弗雷德・马汉的“海权理论”，英国的哈尔福德・麦金德的“陆权理论”，等等。对国力要素中的地理自然环境怎么看？一方面，地缘政治学把地理自然环境视为国力构成中的最主要或决定不性因素，这一理论原则是不科学的；另一方面，不能否认诸如地理位置、领土面积、地形地貌、自然资源、气候生态等等地理自然环境，是很重要的国力要素。

　　毛泽东始终把地理自然条件当做一种重要的实力要素，他尤其重视中国的“地大”因素，视其为中国国家实力的一大优势。他在《论持久战》中所作的日中力量对比，其中有一项是“日本是小国，地小、物少、人少、兵少，中国是大国，地大、物博、人多、兵多。”（27）这里面，“地小”、“地大”（领土面积）和“物少”、“物博”（自然资源）就是地理自然因素。毛泽东既把“地大”作为中国国力的一个重要方面，因而他所制定的抗日战争的战略战术，除了出于军事、经济、政治等等实力状况的考虑，也出于“地大”等地理自然条件的考虑。譬如，持久战――“在第一第二阶段，敌强我弱，..拚国家命运的战略的决战则根本不干，例如最近之徐州撤退。这样就破坏了敌之‘速决’计划，不得不跟了我们干持久战。这种方针，在领土狭小的国家是做不到的，在政治太落后了的国家也难做到。我们是大国，又处进步时代，这点是可以做到的。”（28）

　　除了“地大”、“物博”，毛泽东也没有忽略“地理位置”的意义――“中苏两国是地理接近的，这一点加重了日本的危机，便利了中国的抗战。中日两国地理接近，加重了中国抗战的困难。”（29）

　　五、国力竞赛，此长彼消不平衡发展

　　毛泽东在战争时期多次强调“战争是力量的竞赛”（30）。他所说的力量，实际是指综合国力。他除了在比较分析了日中两国军事、经济、政治、人口，地理自然条件和国际条件等实力的特点之后，指出“战争就是这些特点的比赛”（31）；他还更具体地指出，“战争不但是军事的和政治的竞赛，还是经济的竞赛。”（32）以及战争是“军力财力等项物质基础”之上的“主观能力的竞赛”（33）。

　　如果说战争是力量的竞赛，那么，和平时期的发展同样也是力量的竞赛。而且，在这个综合国力中，过去占有突出地位的军事实力的意义下降，其他实力的意义上升，特别是经济科技实力成为核心。这种综合国力竞赛的激烈程度和意义的重大，一点也不亚于战争时期的以军事实力为核心的实力较量。所以我们必须注重增强实力，以赢得国力竞赛。

　　既然是力量竞赛，就有一个你追我赶、此长彼消、东升西落等等平衡与不平衡的问题。列宁对进入帝国主义时期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规律作用下各国实力此长彼消不平衡发展，作过深刻的理论揭示。

　　毛泽东的实力竞赛说，也包含着丰富的平衡与不平衡问题的论述。甚至在中美两国相互敌视的1957年，时任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顾问的基辛格博士也赞佩道：“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和《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都是在三十年代抗日战争开始的时候写的，这两篇文章在平衡观念以及使列宁主义的正统学说适应中国情况的巧妙上，是很出色的。”（34）

　　毛泽东在对日中两国诸种国力要素的优劣作了比较分析之后，指出：“现时敌我强弱的程度悬殊太大，..所以平衡不能出现，而出现的是不平衡。”

　　（35）根据这样的实力对比情况，中国的抗日战争只能是持久战，而且在其第一阶段采取战略守势、防御的方针。在战争的第二阶段内，“敌我力量对比将发生巨大的相反的变化，中国将逐渐上升，日本则逐渐下降。那时中国将脱出劣势，日本则脱出优势，先走到平衡的地位，再走到优劣相反的地位。”（36）当出现这种实力地位易位的情况，战争地就到了中国战略进攻阶段。即毛泽东所说的“敌我总的形势走到平衡，再由平衡走到我优敌劣。那时，就是我们实行反攻驱敌出国的时机了。”（37）我们看到，中日战争这场力量竞赛，此长彼消，实力对比发生了由不平衡到平衡再到实力地位易位的新的不平衡，从而决定了这场竞赛的进程和趋势。历史已经验证了中日战争以及在这之前、之后发生的力量竞赛此长彼消、东升西落、你追我赶的发展不平衡状况及其结果。例如，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德国的国力之跳跃式发展并赶超英国、法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的迅速崛起并使国力跃居资本主义世界的第二位；新中国建立后经过四十多年的迅速发展使其综合国力位次逐步上升等等。因而，若看不到后进可以赶超先进、弱可以变强，或者过于看重落后、弱点、劣处，视落后为永远落后，这在理论上是形而上学，在实践上则是悲观消极。毛泽东批判了抗战中以亡国论为主的悲观论者，这对于今天综合国力竞赛时代的悲观论者也是适用的――“亡国论者看重了强弱一个矛盾，把它夸大起来作为全部问题的论据，而忽略了其他的矛盾。他们只提强弱对比一点，是他们的片面性；他们将此片面的东西夸大起来看成全体，又是他们的主观性。所以在全体说来，他们是没有根据的，是错误的。那些并非亡国论者，也不是一贯的悲观主义者，仅为一时候和一局部的敌我强弱情况或国内腐败现象所迷惑，而一时地发生悲观心理的人们，我们也得向他们指出，他们的观点的来源也是片面性和主观性的倾向。但是他们的改正较容易，只要一提醒就会明白，因为他们是爱国志士，他们的错误是一时的。”（38）

　　另一方面，一个后进国家实力的上升，由劣势到平衡到优势，不是简单的事情。特别是对一个老大的落后国家，更是如此，即使你的发展速度总是保持优势，那要赶超一个实力强大得多的国家，也是要假以时日的。何况发展是曲折的，而且竞赛对手也是在发展的。因此，过分的性急是不行的。毛泽东在批判了抗战中的亡国论、悲观论之后，指出：“然而速胜论者也是不对的。他们或则根本忘记了强弱这个矛盾，而单单记起了其他矛盾；或则对于中国的长处，夸大得离开了真实情况，变成另一种样子；或则拿一时一地的强弱现象代替了全体中的强弱现象，一叶障目，不见泰山，而自以为是。总之，他们没有勇气承认敌强我弱这件事实。..这里也是主观性和片面性作怪。这些朋友们的心是好的，他们也是爱国志士。但是‘先生之志则大矣’，先生的看法则不对，照了做去，一定碰壁。”（39）当然，不能速胜，“不是说中国的事情只能慢吞吞地去干，中国的事情要勇猛地去干，亡国的危险不容许我们有一分钟的懈怠。”（40）如果说在战争的力量竞赛中，不心存紧迫感，不发奋努力，有亡国灭种的危险；那末在今天的综合国力竞赛中，不只争朝夕，不发奋努力，则有落伍衰亡之虞。

　　应该指出，这种为赢得国力竞赛而进行的努力，是各个方面的综合努力。日本于70年代末80年代初提出的“综合安全保障战略”，其“综合”的含义一方面是指威胁本身就是“综合”的、多方面的和相互关连的，另一方面是指用以对付威胁手段也必须是“综合”的，即“综合”运用政治、军事、

　　外交、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力量，以发挥确保国家安全的综合效果。而在这之前40多年的毛泽东《论持久战》那里，除了分析的国力已是综合的外，也指出来自外部的亡国威胁是综合的――“敌人的这一掠夺的即灭亡中国的政策，分为物质的和精神的两方面，..在物质上掠夺普通人民的衣食，使广大人民啼饥号寒；掠夺生产工具，使中国民族工业归于毁灭的奴役化。在精神上，摧残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41）因而毛泽东还指出，改变敌我力量对比，赢得胜利的方法、手段、努力，也是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各方面综合的――“努力于作战多打胜仗，消耗敌人的军队，努力于发展游击战争，使敌之占领地限制于最少的范围，努力于巩固和扩大统一战线，团结全国力量，努力于建设新军和发展新的军事工业，努力于推动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进步，努力于工、农、商、学各界人民的动员，努力于瓦解敌军和争取敌军的士兵，努力于国际宣传争取国际的援助，努力于争取日本的人民及其他被压迫民族的援助”（42）。

　　综合国力，需要综合努力。毛泽东关于综合国力的丰富思想，不仅是今天综合国力研究的重要理论渊源，也是今天综合国力竞赛的重要指导方针。

　　综合上述，毛泽东国力思想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静态的国力要素综合论（本文第一至四部分）与动态的国力发展不平衡论（本文第五部分）。在我国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正如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一样，毛泽东国力思想的两个方面在邓小平那里也得到了继承和发展。首先，毛泽东分析了战争时期的国力竞赛并指出这种国力是诸种因素的综合，而非片面的单一要素。而在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当今时代，各国也进行着其意义不亚于战争时代的激烈的国力较量。如何看这种当今时代的国力，邓小平指出：“衡量一个国家的国力，要综合地看，全面地看。”（43）其次，邓小平把综合国力摆在了判断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备方面工作是非得失的三项标准之一的高度――“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44）这无异于把增强综合国力作为我们国家、民族、社会主义孜孜以求的奋斗目标之一。再次，邓小平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并抓住时机、加快发展，这抓住了增强我国综合国力的关键。综合国力的基础和核心是经济寒力，一个国家经济实力上不去，政治、军事等等实力以至整个综合国力都上不去。而经济实力大小的变化，取决于经济增长速度的快慢。增长速度对于中国这样的原本落后的发展中大国尤其至关重要。停滞不行、慢了也不行，低速度就等于停步、甚至等于后退，因为这样只会使我们的经济实力以至整个综合国力永远落在发达国家后面。最后，邓小平提出的百年奋斗三个阶段的构想，是把我国综合国力一步一步搞上去的切实可行的战略。只要抓住时机、加快发展，必定会使我们的综合国力得以增强并逐步缩小同发达国家的差距，同时还要看到我们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赶超发达国家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毛泽东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曾提出，“中国的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要使生产力很大地发展起来，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百多年的时间，我看是不行的。”（45）可惜从1966年开始，我们陷入了长达十年的“文革”政治动乱之中，耽误了赶超发达国家的进程。是邓小平把在生产力、综合国力、人民生活水平上赶超发达国家的一百年（从建国算起）具体化为三步走的战略，并在实践中，已经实现了第一步的目标并将在本世纪内实现第二步目标，这就是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最近所强调指出的，“我们要抓住机遇，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努力在本世纪末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现达到小康水平的第二步发展目标，使我国综合国力登上一个新的台阶。”（46）作到了这一点，就为在下个世纪前50年实现第三步战略目标，基本实现中国的现代化打下坚实的基础。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党校）

　　注释

　　①（12）（美）威廉・奥尔森、戴维・麦克莱伦、费雷德・桑德曼编《国际关系的理论与实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第136页，第157页。②③⑧（14）（15）（16）（17）（18）（19）（20）（21）（22）（23）（24）（25）（26）（27）（28）（29）（30）（31）（32）（33）（34）（35）（36）（37）（38）（39）（41）（42）《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449―450页，第450页，第768页，第469页，第490页，第513页，第481页，第481页，第469页，第489页，第463页，第468页，第449―450页，第503页，第492页，第511―512页，第452页，第506―507页，第456页，第470页，第450页，第490页，第460页，第468页，第478页，第458页，第458页，第455页，第470―471页。④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213页，第206页。⑥⑦（13）（40）《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57页，第120页，第326页，第153页。⑨《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176页。⑩（11）（32）《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1080页，第1081页，第1024页。（34）（美）亨利・基辛格：《核武器与对外政策》，世界知识出版社1959年，第317页。（43）《人民日报》1990年2月26日（44）《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2页。（45）《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828页。（46）《人民日报》1993页12月27日。

　　梁柱

　　在我国，对外开放是相对于封建时代后期的闭关锁国而言的。实行对外开放政策，是同一个国家与社会的进步和发展紧密关联着的，也是近代世界历史潮流所要求的。近些年有的论者把毛泽东晚年失误绝对化、扩大化，进而认为在中国和外国的关系上他是搞闭关锁国的，甚至冠以“封建”、“倒退”一类的字眼。其实大谬不然。虽然毛泽东晚年的严重失误曾使我国一个时期在政治经济和科技文化发展上处于封闭状态，造成了令人痛心的损失，但纵观他的全部理论和实践活动，应当说恰恰是他奠立了我国对外开放的指导思想，他的许多具有远见卓识的主张和做法，推动了我国与世界的交往。在深入扩大对外开放的今天，认真研究毛泽东在这一方面的思想和实践，仍然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

　　当1935年中国工农红军还行进在艰难的长征途中，毛泽东率领这支奇异的队伍登上了夏日的岷山，他极目远望，面对那横空出世、阅尽人间春色的莽莽昆仑，思绪万千。他征尘未洗，慨然命笔，一曲《念奴娇》，直抒胸臆：“而今我谓昆仑：不要这高，不要这多雪。安得倚天抽宝剑，把汝裁为三截？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后来他对此加了一段说明：“改一句：‘一截留中国’改为‘一截还东国’。忘记了日本人民是不对的，这样英、美、日都涉及了。”作为一位诗人，毛泽东有着丰富的感情世界，常常触景生情，遐想联翩，邀游在诗的王国里；作为一位杰出的思想家和政治家，又往往在他的优美的诗章里，透露出自己的哲学思想和政治抱负。上引词句，可谓充分表达了他放眼世界的恢宏气魄和崇高的精神境界。

　　还在青年时代，毛泽东就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己任。他处在新旧潮流交替的社会大变革时期，具有强烈的开放意识和奋进精神，他痛恨那种用“闭锁一个洞庭湖”的做法，不给青年人用武的余地①。他发起组织新民学会，激励会员要立志“向外发展”，主张大留学政策，组织留法勤工俭学，并计划组建游俄队，游历“世界第一个文明国”的苏俄，学习世界各国的进步思想，寻求改造中国的科学真理。他反对封闭的、落后的部落思想，主张取世界主义，谋全体人类的幸福，认为：“世界主义，愿自己好，也愿别人好，质言之，即愿大家好的主义。”②随后他在致蔡和森等的信中，则明确把这种世界主义称作社会主义，并说：“凡是社会主义，都是国际的。”③可以说，毛泽东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之后，就始终认定中国是世界的一个组成部分，应当同世界各国有广泛的联系，取得国际的援助，同时又对世界事务作出自己的积极贡献。这是毛泽东观察和思考问题的一个重要思路，而贯串于他一生的全部理论和实践活动之中。

　　由于中国革命走的是一条农村包围城市的特殊道路，在两种政权的长期对峙中，革命政权是处在严酷的农村游击战争环境中，因而很难实现和外部世界的有效接触与交往。即使这样，在毛泽东主持下，也力求打破封锁，制定正确的外交政策，争取发展与外部世界的交往。1931年11月，第一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华苏维埃宪法大纲》和《对外宣言》，明确规定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宣布中国民族的完全自主与独立，不承认帝国主义在华的政治上经济上的一切特权。宣布一切与反革命政府订立的不平等条约无效”。表明了中国人民在对外交往中的原则立场。同时又明确宣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并不反对与世界各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重新订立完全平等的条约。在苏维埃区域内，这些国家的人民在不违反苏维埃一切法令条件之下，可以有经营工商业的自由。”

　　④这表明即使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毛泽东领导的革命政权仍然是主张对外往来的，而不是自我封闭。30年代德、意、日法西斯侵略活动的日益猖獗，极大改变了世界的格局，中国国内的阶级关系也发生了极大变动。这时中国革命大本营已转移到陕北，中国共产党也已形成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稳定的第一代领导，因而有可能根据形势的变化深入研究党的对外政策。1936年深秋，毛泽东在保安的窑洞同美国记者斯诺探讨“中国共产党和世界事务”的问题时，就充分表达了党对发展与友好国家交往的愿望和基本主张。在这次谈话中，毛泽东根据世界局势的变化，在政治策略上，提出了中国苏维埃和中国人民要同各国、各国人民、各党派和各群众组织团结起来，组成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的思想。他认为日本的侵略政策不仅指向中国，而且也指向美、英、法、苏等国，是这些国家的共同敌人，因而能够组成一个包括不同类型的国家，即反战国家、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社会主义国家的反侵略、反战、反法西斯的世界联盟。党对这些友好国家都采取欢迎的态度。他特别强调，在中国抗战实现后，英、美等国如能对中国抗日力量提供切实的援助并对日本进行封锁，“中国人民同美国人民和英国人民之间将会建立起最牢固的友谊和同情。”同时毛泽东在谈话中还阐述了中国共产党与友好国家发展经济合作的主张，他说，如果中国取得真正独立和民主之后，“外国人在中国的合法贸易利益将会有比过去更多的机会”，“中国将同友好国家商订互助、互利和互相同意的条约”。“欢迎外国资本的投资”；人民政府对“外国借款和外国投资应就只能被用来发展中国经济生活中的基本生产能力――特别是全国范围内建设基础工业和引进科学的农业方法和农业组织，”而对影响中国独立政治权利的外国投资，则“一概不予承认。”⑤等等。这些论述，虽是初步地但确是比较清晰地勾勒了在政治和经济活动领域内党的对外开放的构想和政策，也大体展示了毛泽东对外开放思想的轮廓。

　　实行对外开放，就有一个学习外国、如何对待外来文化的问题。1940年毛泽东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正确而深刻地回答了这个问题，从而为对外开放奠定了一个重要的理论基础。他指出：“中国应该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原料，这种工作过去还做得很不够。这不但是当前的社会主义文化和新民主主义文化，还有外国的古代文化，例如各资本主义国家启蒙时代的文化。”他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原则，这就是：“凡属我们今天用得着的东西，都应该吸收。”在这里，毛泽东强调了大量吸收外国进步文化的必要性。但是，对待外国文化又必须是有批判、有分析的，要重在吸收。他说：如同我们对于食物一样，必须经过自己的口腔咀嚼和胃肠运动，送进唾液胃液肠液，把它分解为精华和糟粕两部分，然后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华，才能对我们的身体有益，决不能生吞活剥地毫无批判地吸收。这是对待外国文化应取的正确的学习态度。毛泽东坚决反对了所谓“全盘西化”和形式主义的错误倾向。他严肃指出，前者，实际上是属于奴化思想的文化，是极端错误的；而形式主义地吸收外国的东西，在中国过去是吃过大亏的，也是有害无益的。毛泽东的这些论述，已深刻地表达了他后来所概括的“洋为中用”的思想。

　　毛泽东上述对外开放的思想，在抗战时期我们党所处的环境中具备了一定的付诸实践的条件。这不仅在敌后抗日政府制定的法规中有相应的明确规定，如经毛泽东修改审定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中就有“在尊重中国主权与遵守政府法令的原则下，允许任何外国人到边区游历，参加抗日工作或在边区进行实业等”的条款，而且还在国统区集中一批党的外交干部，积极从事对外联络工作，争取国际社会对中国抗战事业的同情和援助。当然，我们党在对外工作中，首先是发展同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争取同西方国家特别是英美等国的友好交往，也同样给予足够的重视，在一定意义上说，这也是毛泽东对外开放思想的一个重点。当时，为了打破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为了“增进中美两大盟邦的团结，并加速最后战胜日寇的进程”，在重庆的周恩来曾多次向美国官方人士表示，欢迎美国政府派代表访问延安和敌后解放区。我们党希望并相信通过实地考察，“会使美军统帅部对于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团结抗战、实行民主的政策，和共产党领导下的敌后抗日力量，获得真实的了解，并据以决定正确的政策。”⑥经过许多周折，1944年7月，美军观察组得以成行。这是美国官方的代表第一次访问延安。中共中央对此十分重视，这时发出的《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把这次访问看做是我们外交工作的开始，强调我们的外交政策首先必须站稳民族立场，外交工作的中心任务应放在扩大影响和争取国际合作上面，“我们一方面应加强民族自尊心自信心，而不是排外，另一方面要学习人家的长处，并善于与人家合作，决不是惧外。”并在发展对外经济合作方面规定：“在双方有利的原则下，我们欢迎外国投资与技术合作。”

　　这时，毛泽东对发展同美国的交往给予了足够的重视，他在修改《解放日报》欢迎美军观察组的社论时，热情地加上了“战友们”的亲密称呼，并称这是中国抗战以来最令人兴奋的“一件大事。”⑦毛泽东在同观察组成员谢伟思的多次谈话中，不仅表达了在抗击日寇中中共军队将与美军积极合作的愿望，而且更多地涉及战后中国的形势和美国应采取的对华政策问题。他明确表示：中美利益是相互联系的，有共同的地方，我们能够而且应当在政治上、经济上合作共事。他深刻估计了战后国民党政策走向，指明战后中国存在着国民党发动内战的极大危险性，希望美国不要片面援助和支持一个腐朽无能、失道寡助，仅可与当年北洋政府并论的国民党政府，希望美国政府对国民党、共产党采取正确的态度和政策，促进国民党内部的改革，避免内战。他通过对大量事实的分析后指出，美国与中国共产党的合作，对各方面来说，都将是有益的；与国民党比较而言，共产党是更容易合作的。他在谈话中还表达了发展中美经济合作的愿望，指出通过外国资本的援助是实现中国工业化的一个重要条件。这些都体现了共产党人愿意发展中美友好合作关系的善良愿望。当时，观察组成员根据广泛的实地考察，向美国国务院写了大量报告，比较客观地介绍了解放区的实际情况，断定未来中国的命运将掌握在受到人民广泛而积极支持的共产党人手里，要求美国政府“不能无限期地担包一个政治上破产的”国民党政权。但是，美国决策者的对华政策出于帝国主义利益和意识形态的考虑，最后选择了“扶蒋反共”的错误道路。美国决策者这个错误而又是必然的选择，导致了在一个长时期内关闭了同中共及随后诞生的新中国的交往的大门。这就是后来美国某些研究者所称的一次“在中国失落的机会”。

　　综上可知，在革命战争年代，在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上，毛泽东就是明确反对自我封闭，主张对外开放的。虽然毛泽东这时还没有提出对外开放这一概念，但他所涉及的对外开放的内涵和原则是明晰的，从而为新中国的对外交往奠立了一个重要的指导思想。

　　二

　　新中国成立伊始，在国际关系上，毛泽东明确宣布了“一边倒”的方针，即表明“我们在国际上是属于以苏联为首的反帝国主义战线一方面的。”⑧这在当时国际上存在两大阵营尖锐对立的格局下，特别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主要国家对新中国采取敌视和封锁政策的情势下，实行这一方针是完全必要和正确的。在这个问题上，那种把“一边倒”方针与自我封闭混同起来的观点，显然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但因此而认为“一边倒”只是一种政治方针或政治态度，而不是外交政策，也是有失偏颇的。诚然，“一边倒”的宣布，确是表明了我们鲜明的政治态度和政治方针，打破了西方国家对新中国的幻想，也消除国内某些人要求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幻想。但同时又必须肯定，“一边倒”确是当时对外政策的一个重要方面，只不过它不是对外政策的全部，不能加以绝对化的理解。

　　建国初期，当时任总理兼外交部长的周恩来在一次关于外交问题的重要讲话中，就全面阐述了毛泽东外交政策的思想，指明我们要在政治上建立独立自主的外交关系，实行“另起炉灶”的方针，即不承认国民党政府同各国建立的旧的外交关系，而要在新的基础上同各国另行建立新的外交关系。这是对于发展同东西方外交关系都同样适用的一条重要原则。在这个讲话中，周恩来在阐明“一边倒”外交方针的同时，还阐述了毛泽东提出的“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方针，即先把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军事、经济以及文化领域中的残余势力清除掉再建立外交关系。这表明，我们在首先同民主阵营国家发展外交关系的同时，还要同西方各国在内的一切国家发展外交关系；对西方国家，在坚持上述原则的前提下还是要请客的，而且在客未请或请而未来之前，还可以“互通有无”，根据平等互利的原则同外国做买卖⑨。所以，“一边倒”的方针决不意味着关闭同西方的往来，恰恰相反，这时中国的大门却是被美国的禁运政策所封锁。这正如毛泽东在建国前夕写的《“友谊”，还是侵略？》一文所揭露的：“现在，只有广州、台湾等处一小片地方的门户，还向艾奇逊们开放着，第一个神圣的原则在那里‘仍然维持’着。其余的地方，比如上海吧，解放以后本来是开放的，现在却被人用美国的军舰和军舰上所装的大炮，实行了一条很不神圣的原则：门户封锁。”⑩我们只要认真研究毛泽东在建国前后对新中国发展对外关系的思考，就会清晰地看到，他十分注意从实际出发，把原则的坚定性同策略的灵活性巧妙地结合起来，善于利用矛盾，区别对待，多方位、多层次地发展和扩大对外关系，尽可能地为新中国的建设创造有利的国际环境和条件。1949年3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论述党在全国胜利后应当采取的基本政策时，指出我们愿意按照平等原则同一切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同时估计到帝国主义决不能很快地就以平等的态度对待我们，因此，“只要一天它们不改变敌视的态度，我们就一天不给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以合法的地位。”但即使这样，“同外国人做生意，那是没有问题的，有生意就得做。”“我们必须尽可能地首先同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民主国家做生意，同时也要同资本主义国家做生意。”

　　随后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他在论述“一边倒”的主张之后，同样明确地提出：“生意总是要做的。我们只反对妨碍我们做生意的内外反动派，此外并不反对任何人。”并且确信在革命胜利之后，我们不但有生意可做，而且有可能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之上和一切国家建立外交关系。这些外交方面基本政策的重要构想，建国后在具有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中都有了相应的规定。事实上，新中国成立后，在同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民主国家以及一些民族独立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后不久，就在英国、挪威、丹麦、芬兰、瑞典、瑞士和荷兰等资本主义国家承认新中国中央人民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的前提下，分别同这些国家建立了不同级别的外交关系，同时还尽最大可能地同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和地区发展经济关系。对于后者，毛泽东也给予了充分的重视，他在1949年12月访苏期间，曾两次就对外贸易问题致电中央，提出要从统筹全局的观点出发，在苏联是第一位的情况下，要准备和波、捷、德、日、美等国做生意，还特别提出注意统筹苏、波、捷、德、匈及英、法、荷、比、印、缅、越、罗、澳、加、日、美各国在1950年全年出入口的种类及数量。由上可见，建国后毛泽东仍然是十分重视发展对外往来的，他着眼于新中国建设的需要，致力于发展同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往来。但是，新中国发展同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的往来面临着重重障碍，障碍来自美国在一个长时期内坚持敌视新中国的政策。在当时世界政治格局下，美国的这种对华政策在西方起了恶劣的带头作用。为了打破美国的封锁，毛泽东以他高超的斗争艺术，在首先发展同社会主义国家、民主国家和民族独立国家合作关系的同时，对西方世界则灵活而巧妙地把美国与其他西方国家、政治与经济、官方与民间，加以区别对待，多渠道、多层次地发展和扩大对外往来。这样，使新中国赢得越来越多的朋友，同越来越多的国家建立了不同层次的合作关系，有力地打击了美国政府的对华封锁政策。毛泽东这种广泛的国际合作、对外开放的思想，正如他在1954年8月会见英国工党代表团的谈话中所表示的：我们走的是两条路，让我们作朋友吧，不仅在经济上合作，而且在政治上也合作。新中国同外部世界，需要联系，需要作生意，不要孤立。尽管由于美国奉行对华门户封锁政策，导致了中美关系长达20余年的非正常状态，但在这漫长的过程中，毛泽东仍采取积极的步骤以期实现中美之间政治经济交往的正常化。他深刻了解中美关系正常化的重要意义。早在建国之前，当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解放南京的时候，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仍留在这里并试图与我方接触，毛泽东、周恩来等对美方的这个信息是重视的，当时曾派黄华以南京军管会外国侨民事务处处长的身份与司徒会晤，表达了我们希望美国从此停止对国民党政府的支持，改变对华政策，从而在新的基础上建立中美关系的愿望，并欢迎他按惯例北上参加燕京大学毕业典礼和过生日。但是，当时的美国政府仍然坚持敌视中国共产党的立场，致使这次微弱的联系很快便被其掐断了，而随之而来的，是美国对新中国实行的政治上孤立、军事上包围和经济上封锁，并且随着朝鲜战争的爆发更加变本加厉。面对这一险恶的情势，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以大无畏的精神作出了抗美援朝的英明决策，同时，又对国际形势及其走向作了缜密而冷静的分析。

　　1951年1月，毛泽东在中央关于对朝鲜战争宣传应注意之点的电报槁上，删去了原有的“帝国主义发动世界战争的狂妄打算已遭受严重的打击”这句话，并在旁边加了一句批语：“美国并没有准备在目前发动世界战争。”这个判断无疑是十分正确的，它对于我们党对包括中美关系在内的国际问题的决策是有重要意义的。朝鲜停战协定签订之后，毛泽东就开始考虑与美国缓和关系，并为中美关系正常化作了许多努力。1954年1月，毛泽东就通过同印度总理尼赫鲁的谈话透露了这个信息，他表示，我们也愿意同美国合作，只要美国愿意。后来经过中国政府的努力和许多国家的促进，从1955年8月开始，中美两国先后在日内瓦和华沙举行大使级代表会谈，结束了中美双方不接触的局面。这次会谈前后延续了15年之久，虽然没有在实质性问题上取得任何进展，但在中美关系非常化的情况下，为两国开辟了保持某种接触和沟通意见的渠道，仍然是有意义的。

　　这时毛泽东注重发展新中国的对外往来，反映了他的对外开放思想。他不仅认为要广泛发展同各国的政治经济合作，而且明确提出要学习外国的长处。在他看来，向外国学习，不仅要向社会主义国家学习，而且也要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长处；不仅要学习他们先进的技术科学，而且要研究和借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政治文化方面的一切有用东西。1954年，在我国制定第一部社会主义宪法的过程中，毛泽东就研究了包括资本主义国家在内的各国宪法，并要求政治局委员和在京中央委员“抽暇阅看”，而指定阅看的内容就包括“法国一九四六年宪法”，并特别注明它“可代表较进步较完整的资产阶级内阁制宪法。”他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讲话中明确指出：“讲到宪法，资产阶级是先行的。英国也好，法国也好，美国也好，资产阶级都有过革命时期，宪法就是他们在那个时候开始搞起的。我们对资产阶级民主不能一笔抹杀，说他们的宪法在历史上没有地位。”当时周恩来也指出，作为剥削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国家制度我们不能学，但是，“西方议会的某些形式和方法还是可以学的，这能够使我们从不同方面来发现问题。”1956年，当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问题被揭露出来后，毛泽东就曾指出，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这里，就包含着对社会主义国家领导制度存在的弊端和借鉴西方资产阶级民主的深沉思考。

　　值得特别指出的，毛泽东对于学习外国、扩大对外开放的进一步思考，在1956年以后，就成为他提出要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这一历史性任务的一个重要方面。1956年是新中国历史发展的关键的一年，又是国际上风云骤起的多事之秋。毛泽东以苏联和东欧国家的经验教训为鉴戒，深刻论述了我国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十大关系，开始提出自己的建设路线。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中，他从指导思想的高度上谈到了中国和外国的关系问题，他指出：“我们提出向外国学习口号，我想是提得对的。现在有些国家的领导人就不愿意提，甚至不敢提这个口号。这是要有一点勇气的，就是要把戏台上的那个架子放下来。”“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并明确提出要“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在这里，实际上是把对外开放作为一个重要的方针提了出来。此后，毛泽东在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虽然经历了严重的曲折和失误，但在这方面还是提出了一些很好的想法。如

　　在这一年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他就提出可以消灭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并在设想可以开一些私营工厂的同时，还可以允许境外投资，华侨投资20年、100年不要没收（16）。他在1956年一次听取汇报时专门谈到派留学生出国学习问题，他说：一切国家的先进经验都要学。要派人到资本主义国家去学技术，不论英国、法国、瑞士、挪威，只要他要我们的学生，我们就去嘛（17）！1965年9月30日，毛泽东会见印度尼西亚来宾，当客人谈到现代科学技术已经不为帝国主义所垄断时，他高兴地说：是嘛。全部开放，全部交流，不要垄断（18）。这虽然是具体指科学技术而言的，但同样表达了他的世界应当是开放的思想。

　　毛泽东的晚年，由于思想认识上陷入了“左”的错误，这使得他的对外开放的主张没有能够得到很好的贯彻，同时也不能不使我们正常的对外交往受到严重影响。但是，毛泽东在对外关系的指导思想上仍然是慎重而清醒的，在“文化大革命”正在进行的70年代，他和周恩来力排极左的干扰，审时度势，运筹帷幄，实现了中美关系正常化，嗣后又同日本、加拿大、意大利、联邦德国等先后正式建交，从而为今天的对外开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诚然，由于当时的国际环境和国内条件的限制，以及毛泽东本人对外部世界还缺乏充分的了解，这都不能不使他的对外开放思想仍有一定的局限性。这是需要我们在今天新的条件下加以完善和发展的，而决不能因此而否定他的主导方面。

　　三

　　对外开放是一项大政策，在它实施过程中必然会涉及一些带根本性的问题，因而要正确处理与之相关的各种关系，要有一个正确的指导思想。如前所述，毛泽东不仅有着明确的对外开放思想，而且对如何对外开放的问题也同样有过很好的论述，值得认真研究。

　　首先，要正确处理独立自主与对外开放的关系。独立自主是毛泽东思想的一个基本点。1930年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针对党内严重存在的教条主义倾向，强调“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明确提出了独立自主的思想。遵义会议以后，这成为毛泽东处理党同外部关系的一个重要指导原则，从而使中国共产党能够排除干扰，独立自主地制定方针、政策，按中国情况办事。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不仅依据独立自主原则成功地处理了统一战线内部关系，而且也在外交战线上积累了这方面的经验。抗战后期，毛泽东曾概述了中国共产党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是在彻底打倒日本侵略者，保持世界和平，互相尊重国家的独立和平等地位，互相增进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及友谊这些基础之上，同各国建立并巩固邦交，解决一切相互关系问题，例如配合作战、和平会议、通商、投资等等。”又说：“中国人民欢迎许多外国政府宣布废除对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并和中国订立平等新约的措施。但是，我们认为平等条约的订立，并不就表示中国在实际上已经取得真正的平等地位。这种实际上的真正的平等地位，决不能单靠外国政府的给予，主要地应靠中国人民自己努力争取，而努力之道就是把中国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建设成为一个新民主主义的国家。”（19）这里已经包含了这样一个重要思想：即要正确处理独立自主与对外开放的关系。前面提到的毛泽东在建国初期提出的“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就生动地体现了这一原则。

　　毛泽东关于在对外关系中要坚持独立自主与对外开放辩证统一的思想，有着重要的意义。第一，这是对近代中国对外交往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体现了共产党人坚定的爱国主义立场。近代中国是在列强的炮舰政策下被迫开放的，是以丧失主权、备受凌辱为代价的。这种状况自晚清开始，又为北洋军阀和蒋介石统治时期所继续。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就是为了结束这种悲惨的局面，因而在处理对外事务中，既是主张对外开放的，又决不受任何外国势力的支配。抗战时期，毛泽东就明确表示欢迎包括美国在内的援助，但当抗战后期美方提出要中共接受蒋介石无理提案作为军事援助的交换条件时，他就在与美军观察组组长包瑞德的谈话中强调指出：“不能指望我们付出这样的代价”，“我们不像蒋介石，我们并非必须要别的国家的支持，我们能够挺立着象自由的人们一样靠自己的双脚行走。”

　　（20）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了有成效的反对美国封锁禁运的斗争，努力争取和扩大对外交往，同时他又明确表示：“我们不怕美国的封锁，我们也不急于要同美国建交，不急于进联合国，我们奉行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外交政策。”（21）这些都表明，我们主张对外开放，但中国事务必须由中国做主，事关国家领土、主权问题是决不含糊的。第二，使对外开放有利于维护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对外开放当然包括向西方世界开放，这是两种不同社会制度之间的交往。我国的社会主义的国家性质，要求我们在处理国际事务中必须坚持独立自主原则。坚持独立自主与对外开放的辩证统一，既有利于维护社会主义制度，又能为国家建设争取一个有利的外部条件。第三，体现了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精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是我们的立足点。毛泽东指出，中国的革命和中国的建设，都是依靠发挥中国人民自己的力量为主，以争取外国援助为辅，那种丧失信心，以为自己什么也不行，决定中国命运的不是中国人自己，因而一切依赖外国的援助，这种思想是完全错误的。其次，要正确处理学习外国与为我所需、所用的关系。毛泽东一向重视并提倡向外国学习，不仅向社会主义国家学习，而且要向资本主义国家学习。他强调：资产阶级的东西也要认真学，非学不可。但是这种学习不是照搬，而是要分析、研究、理解。他在1956年8月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中就指出：“学外国不等于一切照搬。向古人学习是为了现在的活人，向外国人学习是为了今天的中国人。”这就是他后来所概括的“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原则。在毛泽东看来，文化上对外国的东西一概排斥，或者全盘吸收，都是错误的。由于近代中国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历史，历来受人欺负，造成了一些人的民族自卑心理。“有些人做奴隶做久了，感觉事事不如人，在外国人面前伸不直腰，像《法门寺》里的贾桂一样，人家让他坐，他说站惯了，不想坐。”（22）“全盘西化论”就反映了这样的心理状态，毛泽东历来反对“全盘西化”的主张，强调指出：“不要全盘西化。应该学习外国的长处，来整理中国的、创造出中国自己的。有独特的民族风格的东西。”（23）同样，毛泽东也十分鄙视教条主义的学习，认为教条论是最无出息的，最可丑的。他强调学习外国“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运。他们的短处、缺点，当然不要学。”（24）他主张学习外国要重在消化，吸收它的长处，应该越搞越中国化，而不是越搞越洋化。他指出：“中国的面貌，无论是政治、经济、文化，都不应该是旧的，都应该改变，但中国的特点要保存。应该是在中国的基础上面，吸收外国的东西。应该交配起来，有机地结合。”（25）这些思想，无疑是深刻而富有教益的。

　　再其次，要正确处理对外开放与防止和平演变的关系。毛泽东提出向外国学习的口号，又明确指出外国资产阶级的一切腐败制度和思想作风，我们要坚持抵制和批判。在毛泽东看来，我们既要对此保持高度的警惕，同时又不要因此妨碍我们去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这无疑是十分正确的。50年代中期，西方反共势力利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出现的困难局面，大力向社会主义国家兜售和平演变战略，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共产党第三、四代人的身上，并断言“共产主义将从内部瓦解”。这首先引起了毛泽东的极大注意，及时敲响了防止和反对和平演变的警钟，并提出了一系列具有深远意义的防止和平演变的战略设想。诚然，毛泽东晚年由于错误地估计当时的党内外形势，使防止和平演变的斗争离开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恰当地重复“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在政治上、经济上导致了严重后果，使我国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处于自我封闭的状态。这是一个严重的教训。但是，就毛泽东提出防止和平演变的思想来说，对于我们正确处理对外开放与防止和平演变的关系却是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在新的历史时期，就是要坚定不移、全面准确地贯彻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在扩大对外开放的形势下，要善于抵制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模式、经济模式、价值观念以及腐朽思想和生活方式。

　　1958年6月，毛泽东在关于我国第二个五年计划要点报告的一个批语中，曾对我国实现现代化的路线作过这样的表述：“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破除迷信，独立自主地干工业、干农业、干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认真学习外国的好经验，也一定研究外国的坏经验――引以为戒，这就是我们的路线。”这里虽然主要是强调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思想，但同时也把争取外援和学习外国放到了一定的位置上，应该说，这是毛泽东在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时，对对外开放――争取外援与学习外国的一种思考。

　　邓小平曾指出：“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是做这件事。当然，我们也有发展，而且还要继续发展。”（26）就对外开放的思想和政策而言，同样是这样。在改革开放已成为强国之路的今天，重温毛泽东在这方面的论述仍然是富有教益的。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

　　注释

　　①②《毛泽东早期文稿》第294页，第560页。③《毛泽东书信选集》，第3页。④《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下卷，第一分册，第233―234页。⑤《毛泽东一九三六年同斯诺的谈话》，第126―130页。⑥《解放日报》1944年8月15日。⑦《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第317页。⑧⑩（11）（12）《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475页，第1507页，第1435页，第1473页。⑨（14）《周恩来选集》下卷，第85―87页，第208页。（13）（22）（24）《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127页，第287页，第285页。（15）（26）《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293页，第264页。（16）据1992年第10期《湖南老年》刊登的叶辉的文章记述：1956年夏秋之交，毛泽东到广州视察工作，陶铸等向他汇报工作时提出，为了加快沿海工业的发展，当前可抓住香港贷款利息很低的机遇，引进资金在广州某个地区开办工厂，毛泽东经过认真思考后向陶铸表示：敞开大门，引进外资，这个想法很好。你们赶快写个报告，我们到北京进一步研究。这个材料可作为我们了解这个时期毛泽东对我国对外开放问题思考的参考。（17）转引自石仲泉《毛泽东的艰辛探索》，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版，第163页。（18）（20）转引自《党史研究》1987年第6期。（19）《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1084―1086页。（21）引自王炳南《中美会谈九年回顾》，世界知识出版社1985年版，第18页。（23）（25）《毛译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53页，第75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