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煜 周晓英

　　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商品交换，商品经济的问题，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一个最基本的理论问题。自从社会主义制度在世界上出现以后，各国共产党人都在探讨这个最基本的理论问题。对这个问题的正确认识和解决，不仅关系到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发展，而且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成功。1956年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基本建立以后，中国共产党人对这个问题也作了艰辛的探索，其中包括党的第一代领导人毛泽东。虽然毛泽东在探索过程中既有正确的方面，也有失误的方面，但无论哪一方面，都对我们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新的探索具有开拓性的启示。

　　（一）

　　毛泽东对社会主义条件下商品经济的探索，是他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的组成部分，他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生产思想的发展轨迹分四个阶段：

　　一、1956年《论十大关系》到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前后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有步骤地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在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党根据我国实际情况，开创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并取得了很大成功。但是，在改造的目标模式上，由于缺乏经验，由于把商品经济与资本主义视为一体，我们逐渐形成了一种与苏联模式基本类同的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这种体制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既显示出了它可以集中国家的财力、物力、人力办大事的优越性，又逐步暴露出了它过度集中的弊病。1956年4月，毛泽东以苏联经验为戒鉴，并总结了我国的经验，在《论十大关系》一文中，初始提出了一些商品生产的思想。他在谈到国家与农民的关系问题时指出：“苏联的办法把农民挖得很苦。他们采取所谓义务交售制等项办法”。我们对农民的政策不是苏联的那种政策。“工农业品的交换，我们是采取缩小剪刀差，等价交换或者近乎于等价交换的政策。”①这里，毛泽东就提出了不能剥夺农民，必须按照等价交换原则进行工农产品交换的思想。这表明毛泽东当时已经意识到工农之间的经济联系还要通过商品交换。

　　接着，在9月召开的党的八大上，陈云提出了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应是“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思想，这个思想为毛泽东和大会所接受，其基本点被写进了大会的决议。按照这一方针，中共八大以后我们党初步调整了经济关系，使自由市场明显活跃，个体工商户明显增加，同时也出现了一些“地下工厂”、“地下商店”。对此，毛泽东在1956年12月同工商联和中央统战部的负责人多次谈话，指出：“现在我国的自由市场，基本性质仍是资本主义的，虽然已经没有资本家。它与国家市场成双成对。上海地下工厂同合营企业也是对立物。因为社会有需要，就发展起来。要使它成为地上，合法化，可以雇工”②。并指出，现在合作工厂做衣服质量差，最好开私营工厂，同地上的作对。只要有原料，有销路，这样的工厂还可以增加。“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③。他把这称作“新经济政策”。可见，他已意

　　识到，过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存在着某些弊端，通过发展一定的私营经济，自由市场，既可以使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有个对立面，保留一定的竞争机制，又可以满足社会的需要。同时，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占统治地位之后，自由市场，私营经济的地位和作用已与资本主义私有制占统治地位时有很大不同，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主义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这里就显露出毛泽东的搞一点私营经济，自由市场，即搞一点商品生产，商品交换对搞活社会主义经济有利的可贵思想，使毛泽东对商品生产思想的探索有了一个好的起点。

　　二、1958年冬到庐山会议前期

　　这是毛泽东和党中央针对“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浮夸风，“共产风”等“左”倾错误，初步纠“左”的时期。也是毛泽东通过纠“左”，其商品生产思想获得充分发展的时期。1958年的“大跃进”不仅导致经济建设上的急于求成，违背了客观经济规律，而且推动着生产关系方面急于向更高级的形式过渡，使人民公社化运动一哄而起，出现了混淆两种所有制界限，否定商品、货币，主张取消商品生产，直接过渡到产品经济的错误倾向。毛泽东及时察觉到这些错误，头脑开始冷静下来。在纠正失误的过程中，他号召各级干部联系中国经济建设的实际，认真学习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等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并身体力行。这使他能够在思想上摆脱一些空想色彩，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落在中国国情这个现实基础之上，提出了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生产、遵守价值规律的许多闪光的思想。在当时，这些闪光的思想，集中地代表了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思想探索的最高水平。

　　第一，社会主义必须利用还有积极意义的商品生产、商品交换，为发展生产服务。

　　针对党内有些人企图过早地取消商品生产、商品交换的错误观点，毛泽东在1958年11月的郑州会议上明确指出：“在社会主义时期，废除商品是违背经济规律的，我们不能抛开一切必须使用的还有积极意义的诸如商品、价值规律等经济范畴来为社会主义服务，中国是商品经济很不发达的一个国家，商品生产不是消亡的问题，而是要大大发展”④。

　　对于为什么还要利用商品生产，毛泽东首先特别强调了这是巩固工农联盟的需要。他接受了斯大林的思想，认为“只要两种所有制没有变成单一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商品生产就还不可能废除，商品交换也还不可能废除”⑤。因为，这是两种所有制条件下，农民可以接受的，与工人进行经济联系的唯一形式。在社会主义现阶段，两种所有制的关系，主要反映的就是城乡之间、工农之间的关系。毛泽东无论是从事革命，还是从事建设，都是从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民人口占80％以上这个实际出发。因此，他曾反复说过，“中国革命的问题，始终是农民同盟军的问题”⑥。他批评那些号称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家“不懂得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利用商品生产的重要性，不懂得社会主义的现阶段，价值、价格和货币在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中的积极作用。这些表明，他们根本不认识无产阶级对五亿农民应该采取什么态度”⑦。他指出。我们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前，利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来团结几亿农民，现在，我们还要利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来团结五亿农民。“想废除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实行物资调拨。这样做，就是剥夺农民”⑧。对农民“只能贸易，不能剥夺”⑨。因此，我们必须经过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去引导农民大大发展社会生产，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毛泽东强调“只要还存在两种所有制，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就极其必要，极其有用”⑩。我们应当充分利用这个有利工具。

　　其次，毛泽东从实践中已经看到了发展商品生产、商品交换对于满足人民生产和生活需要，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积极作用，是农民走向富裕的一条道路。他指出，公社应该多搞商品生产，“要尽可能多地生产能够交换的东西，向全省、全国、全世界交换”（11）。这样，既可以满足社会日益增长的需要，又可以换回等价物资，满足公社生产上和社员生活上日益增长的需要。他强调，不发展商品生产、商品交换，生活不可能富裕，他说，“京、津、沪郊区农村所以比较富裕，是因为这些地方商品生产比较发展，商品交换比较发达”（12）。中国原来是商品生产很不发达的国家，比印度、巴西还落后。“很需要有一个发展商品生产的阶段，否则，公社货币收入很少，很难有钱分给社员。”（13）通过发展商品生产，全国农民才可以逐步富裕起来。因此毛泽东强调，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必须大大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应当利用这些形式来促进生产的发展，这是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所必需的。虽然毛泽东对社会主义条件下商品生产作用的认识还带有很大的局限性，但他从中国国情出发，对商品生产在巩固工农联盟中的作用和促进社会生产发展的作用的分析却是正确的，对当时澄清思想混乱，纠正“左”的错误起了重要作用。

　　第二，社会主义商品生产与资本主义商品生产有本质区别。

　　毛泽东针对有的人一提商品生产就认为这是资本主义的东西的思想，指出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有本质区别。他赞成斯大林的观点，认为决不能把商品生产看作是某种不依赖周围经济条件而独立存在的东西，要看它与什么经济相联系。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相联系，是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和社会主义相联系，是社会主义商品生产。他指出：“我国现在的情况是，已经把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所有制变成了全民所有制，已经把资本家从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中排挤出去，现在在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领域中占统治地位的是国家和人民公社，这同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是有本质区别的”（14）。他还认为，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是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地进行的，而不是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上无政府状态地进行的。这就从所有制和有计划性两个方面阐明了两者的本质区别。因此，他很明确地指出，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不会引导到资本主义，因为已经没有了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它可以乖乖地为社会主义服务。同时，毛泽东也看到商品生产也会有消极作用，对此要限制，否定。

　　第三，商品生产的命运，归根结底取决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

　　斯大林认为，商品生产存在的原因是由于存在两种不同的所有制，毛泽东同意这一观点，但认为，这个阐述是不全面的。他指出：“两种所有制存在，是商品生产的主要前提，但商品生产的命运，最终和社会生产力的水平有密切关系。因此，即使是过渡到了单一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如果产品还不很丰富，某些范围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仍然有可能存在”（15）。这样，他就突破了斯大林的观点，指出了商品生产存在与否是由社会生产力的水平最终决定。当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还较低，产品还不丰富的时候，商品生产就有存在的必然性。这就从更深的层次上揭示了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存在的原因。因此毛泽东强调指出，继续发展商品生产和继续保持按劳分配的原则，对于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是两个重大的原则问题，必须在全党统一认识。

　　对于社会主义条件下商品的范围，毛泽东也突破了斯大林的观点，提出，商品不仅限于个人消费品，有些生产资料也属于商品。他举例说，卖给公社的拖拉机等农业生产资料，以及为了公社办工业，卖给公社的一部分工业生产资料都是商品。可见，毛泽东根据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把对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某些认识向前推进了一步。

　　第四，价值规律仍然是客观存在的经济规律。

　　毛泽东在肯定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商品生产、商品交换的同时，也肯定作为商品生产基本经济规律的价值规律仍然存在，并且是不能违反的客观经济规律。他在批评“共产风”时尖锐地指出，价值法则，等价交换，这是个客观规律，客观法则，违反它，要整得头破血流。他还提出，价值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只有利用它才有可能教会我们的几千万干部和几万万人民，才有可能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否则一切都不可能”（16）。这是毛泽东总结“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经验教训得出的正确结论。关于价值规律的作用问题，他基本赞成斯大林的观点，认为，在社会主义国家，价值规律发生作用的范围受到了严格的限制，它对生产不起调节作用，即不起决定作用，起决定作用的是计划。但“所有的经济单位（包括国营企业和集体企业），都要利用价值规律，作为经济核算的工具，以便不断地改善经营管理工作，合理地进行生产和扩大再生产”（17）。毛泽东把价值规律的作用主要看作是在流通领域中起作用的认识显然带有局限性，但是他提出价值规律是一个大学校；是客观存在的经济法则；要利用价值规律进行经济核算，改善经营管理的思想对于我们总结经验教训，注重利用客观规律，以纠正“左”的错误，意义是重大的。

　　从以上可以看出，在这一时期毛泽东形成了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一系列思想，其中许多思想虽然是从斯大林那里引发的，但他结合中国实际，继承和发展了这些思想，使他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思想前进了一大步。

　　三、庐山会议以后到1962年七千人大会

　　由于经过庐山会议后期的错误地批判彭德怀及紧接着的反右倾运动，毛泽东的注意力又开始转向阶级斗争，“左”的指导思想也有所抬头。因此，在1959年底到1960年初他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其思想出现了微妙的变化。这主要反映在两个方面：

　　首先，他对按劳分配表现出了消极态度，对否定商品经济的供给制仍然留恋。他说，彻底运用按劳分配的经济规律，“‘彻底’两字，带来个人主义危险”（18）。他认为，我们党连续打了二十多年的仗，长期实行供给制，大体是过着平均主义的生活，大家工作都很努力，打仗很勇敢，这完全不是靠物质刺激。“这些历史经验，对于我们解决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有着很大的意义”（19）。

　　其次，毛泽东在提出要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大大发展商品生产之后仅隔一年多时间，就把注意力从强调商品生产、价值规律的积极作用方面转到强调按劳分配、商品生产、价值规律总有一天要完结自己的命运方面。

　　他说，“难道我们能让这两种所有制‘彻底巩固’下去吗？在社会主义社会里面的按劳分配、商品生产、价值规律这些经济范畴，难道是永生不灭吗？难道它们只有生长、发展而没有变化、死亡吗？”（20）

　　毛泽东思想上的这种变化就为后来进一步否定商品生产打下了伏笔，但由于当时面临国内严峻的经济形势，从总的方面来说，他还是肯定商品生产、价值规律的。他说：“社会主义社会里面的按劳分配、商品生产、价值规律等等，现在是适合于生产力发展的要求的”（21）。1962年七千人大会期间，他在修改党的工作报告时，特意增加了这样一段话“按劳分配和等价交换这两个原则，是在建设社会主义阶段决不能不严格地遵守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两个基本原则”。这是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的理论总结。

　　四、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到“文化大革命”

　　毛泽东对“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失误下决心予以纠正，但他并没有从根本指导思想和发展战略上认识“左”倾错误，他始终认为“三面红旗”是正确的，丝毫不能动摇。而随着纠“左”进程的逐步发展，势必触及到对根本指导思想的重新估计。这样，他就对纠“左”中党内的一些不同认识和经济调整中的一些措施愈来愈不满意，甚至认为这是阶级斗争的表现。七千人大会之后，他的注意力日益从经济工作转向阶级斗争，到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其阶级斗争扩大化错误理论进一步系统化。但在这个期间，毛泽东毕竟没有让经济工作受到过多干扰。他采纳了刘少奇的意见，提出不要因为强调阶级斗争而放松经济工作，要把工作放在第一位。因此，使经济调整工作基本上能按原计划继续进行，到1965年胜利完成。但由于“左”的指导思想的发展，逐步达到了支配全局的程度，终于导致了“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是以“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为指导的、向所谓“党内走资派”夺权的一场“革命”，当然也要向经济领域中的所谓“资本主义自发倾向”，“资本主义尾巴”开战。因此，这一时期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商品生产持限制、否定的态度。这表现在下述两个方面：

　　首先，他提出了一个没有商品生产的自给自足的社会主义发展的组织形式。他在1966年5月7日给林彪的一封批示信中，要求全国各行各业都要办成亦工亦农、亦文亦武、又批判资产阶级的社会组织，在这种社会组织中当然就不需要商品生产、商品交换，而是在经济上自给自足或半自给自足了。这个被称为“五七指示”的构想实际上是他1958年关于人民公社的一些构想的继续发展。这个构想显然是要在社会主义社会取消商品生产、商品交换。

　　其次，他把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商品交换看作是旧社会的残余，是产生资本主义的土壤和条件。1974年他在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中就说，社会主义的商品制度、货币交换、按劳分配和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必须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否则，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这样，他就把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货币交换、按劳分配看成是资本主义性质的或者是容易产生资本主义性质的东西。这是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商品生产认识的一个倒退。

　　（二）

　　毛泽东在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关于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要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思想是正确的。在实践上，对克服“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所出现的“共产风”等严重剥夺农民的“左”的错误，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在毛泽东探索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过程中，他根据当时中国的实际情况，不满足于苏联的经验，进行了理论思考，确实提出了一些难能可贵的但又有待充分发展的符合中国情况的理论观点。这些有待充分发展，尚不成熟、尚不彻底或有所失误的理论观点，主要有以下一些：

　　1.对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存在的原因、条件和范围的认识，尚不彻底，有待发展。毛泽东和斯大林一样，认为社会主义制度下之所以存在商品生产的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社会主义存在着全民和集体两种所有制。他们认为这两种所有制之间的经济联系，还必须利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形式，因为只有这种形式，才会被农民所接受；才能巩固工农联盟；才能使集体所有制的形式过渡到单一的全民所有制；发展生产，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一思想无疑是正确的，但又是很不够的。这是因为在商品生产和交换的范围上，仍然局限在全民所有制与集体所有制、集体所有制内部之间的生产和交换上。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主体，即全民所有制内部不存在商品交换，只能根据国家的计划来组织生产和交换。因此，他认为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仍然是计划经济，而不是商品经济。社会主义经济是不是商品经济，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史上有过一个从否定到部分肯定再到肯定的认识发展过程。马克思、恩格斯预测社会主义是没有商品和商品生产的社会。列宁解决了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仍然需要保留商品生产的问题。1952年斯大林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又在理论上前进了一大步，部分肯定了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历史必然性。这是斯大林对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一大贡献。但斯大林的理论仍然是不彻底的，他不承认全民所有制内部的商品关系，不承认生产资料也是商品，不承认价值规律在生产领域中也起调节作用。毛泽东和斯大林相比，根据中国的具体情况，在某些个别问题上有所前进，但在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存在的原因、条件和范围这个问题上，仍然停留在斯大林的认识上。

　　承认不承认全民所有制内部的经济关系是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关系，是承认不承认社会主义经济是不是商品经济的关键。毛泽东和斯大林主要是从所有制关系来分析商品生产存在的原因和条件的。这是很不够的。商品生产存在的原因和条件固然和所有制关系有关，但社会主义经济离不开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社会主义时期还必须承认人们在物质利益上的差别。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是不同的。社会主义时期由于生产力还没有极大的发展，物质财富还没极大丰富，人们的思想觉悟还没有极大的提高，社会主义时期劳动的性质还是一种谋生的手段，没有成为人的第一需要。社会主义实行了生产资料的公有制，人们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但仍存在物质利益上的差别。不承认人们物质利益上的差别，不承认物质利益上的你我界线，办得好的企业不因此多得，办得差的企业不因此少得，这正是传统社会主义缺乏活力的根本原因。承认全民所有制企业之间的先进与落后，承认全民所有制企业内部职工物质利益上的差别，承认他们之间的生产与交换仍然需要等价交换，这是全民所有制内部存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根本原因。1984年，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根据新的实践经验，得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科学结论，突破了把计划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发展，也是对毛泽东社会主义商品生产思想更高层次上的开拓和创造。

　　2.对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在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认识，还不成熟。毛泽东认识到在社会主义时期，废除商品生产是违背经济规律的，必须利用商品生产为社会主义服务；对发展商品生产与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关系也有所认识，但认识还不深，他还没有认识到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不可逾越的阶段，是实现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是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在漫长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里，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在自然经济中，社会生产缺少分工和交换，劳动者的生产是为了满足剥削阶段的消费和自身的需要。与商品经济相比，自然经济是落后的经济形式，它墨守陈规，固步自封，排斥技术进步和劳动在社会范围内的按比例地分配，排斥各个部门的交换和流通，生产力的发展是非常缓慢的。而商品经济则要求生产在科学技术基础上不断增长，要求各经济单位密切配合，通过交换和流通，完成生产任务；要求通过经济核算，提高效益，以最小的劳动付出获取最大的收益，成为发展生产力的强大动力。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十月革命成功以后的社会主义实践，已经充分证明，离开了社会化大生产，离开了商品经济的发展，社会主义是建设不起来的。从本文前一部分中，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对发展商品生产与发展生产力的正比例关系是有所认识的。但在认识的深度方面，由于受传统社会主义观点的束缚，是很有限的。例如，他在读《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谈到发展商品生产的目的时说：“我们发展商品生产，不是为了利润，而是为了满足社会需要，为了五亿农民，为了巩固工农联盟，为了引导五亿农民从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22）。其着眼点，仍停留在处理好工农关系，使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上，并没有把大力发展生产力，实现生产的社会化和现代化作为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目的。

　　在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动力问题上，毛泽东还片面强调生产关系，特别是所有制关系的变革，对于发展生产力的反作用。在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的看法中，非常重视生产关系，特别重视所有制标准，在多次讲话中，他认为，“社会主义，它作为社会制度，就是生产关系。我们建立了一种关系，跟过去的关系不同..过去是资本家和工人的那么一种关系，地主和农民的那么一种关系；现在，我们建立成为一种社会主义的关系，用这样一种相互关系去进行生产”（23）。毛泽东在1958年11月21日的武昌会议上说：“建成社会主义的一个主要标准，是全国的全民所有制..我们建成社会主义，是所有制合为一个标准，都是全民所有制。我们以完成全民所有制为第一标准”

　　（24）。“建成社会主义的集中表现是实现社会主义的全面的全民所有制”（25）。从这些思想观点出发，毛泽东非常关心从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的过渡，他认为人民公社制度，就是这样一种向全民所有制、将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一种好形式。他批评苏联、斯大林没有找到这样一个好的形式。毛泽东认为中国有了人民公社，就能够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速度，他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说：“人民公社将来从基本队所有，经过基本社所有，转变为全民所有以后..会大大促进生产力发展”（26）。他不完全同意教科书说的两种公有制是富强的根源的观点，认为“在实现了单一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以后，这种源泉还会更加强大..到了共产主义所有制实现以后，那就更加强大得多了”（27）。毛泽东在谈到斯大林关于建成社会主义的三个先决条件时，认为基本不坏，缺点是没有讲政治条件，没有政治挂帅，没有定期的整风运动，没有逐步废除资产阶级法权的斗争。在这些讲话中，毛泽东过分强调了生产关系、所有制关系的变革和政治工作对发展生产力的反作用。认为，只要所有制公有化程度越高，就越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毛泽东对社会主义认识的一个理论误区，也是妨碍他认识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在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的原因所在。

　　3.对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性质的认识，仍不坚定，有摇摆。由于毛泽东没有从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区别上来认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历史必然性；没有从根本上确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地位，搞清楚社会主义和商品经济的关系，因而他不可能在理论和实践上彻底坚持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思想和政策。当客观经济形势严峻的时候，毛泽东主张发展商品生产，按价值规律办事。在这种时候，他往往认为商品生产和社会主义相联系，是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是没有资本家参与的商品生产，搞社会主义商品生产不要怕，不会引导到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可以乖乖地为社会主义服务。但当经济形势有所好转的时候，毛泽东往往忽视商品生产，过多地强调商品生产的消极作用。在这种时候，他往往把商品生产看作是产生资本主义、产生新生资产阶级分子的土壤；看作是复辟资本主义，搞修正主义的经济基础。这种又相区别又相混淆，自相矛盾的状况，正说明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商品生产性质的认识的不彻底性，在实践中，使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经常出现反反复复，进进退退的情况。4.否定价值规律对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调节作用。毛泽东强调价值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强调只有自觉地利用它，才能教育干部和群众，才有可能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这一点是十分可贵的。但同时他又认为，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不能起生产调节者的作用，起作用的是根据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的要求而制定的国民经济计划，计划第一、价格第二。价值规律是计划的工具，但不是计划工作的主要依据。价值规律是商品生产的规律，是不以人们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规律是不受限制的，要限制也限制不了。例如农产品

　　的价格长期偏低，是违反价值规律的，影响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不管时间多长，最后还是要解决的。只要有商品生产的存在，价值规律就必然起调节作用。这种调节作用指价值规律要求社会劳动在不同部门的分配，要按一定的比例分配，通过投资效果，通过价格来调节生产。毛泽东否定价值规律对生产的调节作用，只承认在流通领域中起作用。他认为利用价值规律的目的，在于作为经济核算的工具，以便改善经营管理，合理地进行生产和扩大再生产。与部分肯定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相对应，毛泽东只是部分地肯定价值规律的作用。

　　5.怀疑按劳分配原则，否定物质利益原则，欣赏供给制，是毛泽东社会主义商品生产思想中的一个重大失误。承认生产者应当有自己的物质利益，使生产者从物质利益上关心生产，提高生产的数量和质量，调动他们的生产积极性，这是我们发展社会主义生产的强大经济原动力。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动力问题，除了上面提到的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发展的反作用以外，毛泽东没有正面地系统地论述过这个问题，只是在讲提高劳动生产率，讲开展社会主义劳动竞赛，讲国家、集体、个人三者的关系时，顺带地提一下，但他强调的侧面是政治、是精神、是国家和集体的利益。很多场合、很多时候他却把物质利益原则当作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加以批判。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严厉地批评了教科书说的“在社会主义阶段，使工作者从个人的物质利益上关心劳动结果是刺激生产发展的决定因素之一”，毛泽东认为决定性动力不对，“物质利益是个重要原则，但总不是唯一的原则，总还有另外的原则”（28）。他认为讲物质利益这种倾向，“是资本主义时期无产阶级队伍中的经济主义，工团主义在社会主义时期的表现”（29）。“强调物质刺激，一定会走向自己的反面”（30）。毛泽东认为在经济工作中要强调政治挂帅，精神鼓励，要“尚贤”，要经过批评，提高觉悟。毛泽东在批判物质刺激的同时，对按劳分配的政策，有时也提出责难，他认为彻底实行按劳分配，会带来个人主义的危险，不适当地将物质利益原则视为个人主义。他还留恋根据地时候的供给制，说实行供给制，人还“健康”些。进城以后实行工资制，是一个倒退，是向资产阶级让步。供给制具有共产主义性质，供给制生活是马克思主义的作风。他很希望在社会主义社会实现战争年代那样的人与人的平等关系。

　　6.对恩格斯“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的公式的教条式理解，是毛泽东社会主义商品生产思想不能彻底的最大的理论障碍。在读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时，毛泽东肯定斯大林对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提出的“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而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也将随之消除”的解释，认为斯大林对恩格斯的公式“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不是指占有部分生产资料，而是占有“一切生产资料”，占有“全部生产资料”包括把农业中的生产资料都转归全民所有的分析是正确的。毛泽东对恩格斯这一公式的深信不疑，是毛泽东社会主义商品生产思想不能彻底的根本原因。（三）

　　毛泽东在60年代初，特别是在七千人大会上，非常强调我们搞社会主义没有经验，包括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在内，还有一个很大的盲目性，还有一个很大的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我们还没能深刻地认识它。他经常用江西人的话：“蒸酒煮豆腐，不敢称师傅”来形容我们搞社会主义缺乏经验。毛泽东的这一思想是十分正确的。他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思想是毛泽东在艰辛探索过程中的一个认识阶段。既然是探索，就会有可能产生两种发展趋向，一个是正确的或比较正确的发展趋向；另一个是不太正确的或错误的发展趋向。正像《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一书中所说，“正确的发展趋向和错误的发展趋向并不是截然分开的，许多时候都是相互渗透和交织的，不但共存于全党的共同探索的过程中，而且往往共存于同一个人的认识发展过程中”（31）。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认识，正是这样一种相互交织的情况，表现出来的那种正确的错误的两种发展趋向的反反复复，进进退退，正是探索过程的一个特征。在认识问题上不能苛求毛泽东。不能要求毛泽东做因缺乏实践经验或历史条件限制而不可能做到的事情。认识的发展总是要有一个过程，我们分析这个过程，只是为了更好地了解党和领袖在对待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这一重大理论问题的认识发展中的一个阶段；为了客观他说明毛泽东提出来的一些正确的理论观点，由于没有在实践中坚持和发展，由于它本身的不成熟、不彻底，终于没有力量阻挡得住错误趋向的进一步的发展，导致“文化大革命”这样一种错误性质完全不同的探索的历史原因。

　　毛泽东和其他伟大人物一样，他们的理论观点不可能不受到时代的局限。马克思、恩格斯生活的年代，社会主义制度还没有诞生，他们对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问题的看法，只是一种预测，预测就不可能不带有某些理想主义的因素，列宁和斯大林也只能够解决他们面临的问题。毛泽东在探索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年代，正是以苏联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为标志的东风压倒西风的年代，是社会主义为世界人民所想往的年代。在这样的时代条件下，不能不影响毛泽东理论思考的角度和重点，影响他对真理的追求和认识。他不可能完全破除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的理解和一些附加在马克思主义下的错误观点；也不能完全清除某些空想社会主义，包括他年轻时受到的“新村”思想和农民起义中的原始共产主义的思想。

　　建国以后，毛泽东谦虚谨慎，卓有成效地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迅速恢复了受到战争破坏的国民经济，接着又成功地在中国大地上完成了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毛泽东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作了艰辛的探索，从1956年4月讲《论十大关系》到1966年6月发动“文化大革命”，这是毛泽东积极探索的十年。在这十年中，毛泽东作为党的领袖亲自领导了各方面的社会主义建设工作，思想非常活跃，非常注意倾听实践的呼声。这一时期虽然产生了大跃进那样严重的失误，但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有许多理论建树。对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起到很好的作用，也为后人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珍贵的精神财富。在毛泽东的一生中，有过“大跃进”和发动“文化大革命”两次严重的失误，但与他对中国革命和建设所作出的贡献相比，终究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所犯的错误。不能把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思想，不加分析地完全地和空想社会主义、农业社会主义混同起来。要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现代化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是毛泽东毕生为之奋斗的事业。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

　　注释

　　①《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27、728页。②③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册，第433页，第434页。④转引自中共中央党校《理论动态》第915期，1990年9月10日。⑤⑥⑦⑧⑨⑩（11）（12）（13）（14）（15）（17）（22）《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22），第517页，第567页，第565页，第566页，第567页，第571页，第565页，第565页，第569页，第568页，第572页，第572页，第569页。（16）《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8册，第172页。（18）（19）（20）（21）（26）（27）（28）（29）（30）《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23）第277页，第278页，第280页，第280页，第280页，第280页，第276页，第275页，第275页。（23）（24）（25）《毛泽东经济年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3月，第397页，第463页，第433页。（31）《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第419页。

　　黄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刘少奇作为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领导全国开展了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同时从理论上、实践上对新中国经济建设的方针方法进行了深入探索，共同或分别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思想。比较他们对新中国经济建设的思路，深切感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来之不易，并从中得到许多有益的启示。

　　（一）关于经济建设要从国情出发

　　毛泽东、刘少奇都很重视研究国情，努力寻求一条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这是他们的共同特点。中国的国情，主要是人口众多，农村人口比例大，经济基础落后，发展不平衡。毛泽东、刘少奇都富有长期社会实践的经历和经验，因而对国情特点的观察十分透彻。毛泽东对旧中国的落后面貌有一个简明的概括：“一穷二白”，即经济上穷，文化上白。刘少奇也一再指出中国“是一个小生产占极大优势的国家，还是一个农业国”①，“是一个产业落后，发展又不平衡的大国。”②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原则，毛泽东、刘少奇都强调经济建设要从中国国情出发。

　　从毛泽东、刘少奇的许多论述中可以看出，所谓经济建设从国情出发，具有两重含义。

　　一是中国的经济发展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能一蹴而就。毛泽东还多次预测过中国建成发达国家的时间。1954年他提出15年左右打基础，50年左右实现，后来又提出要100多年。

　　二是要走中国自己的建设道路，不能照搬外国。从50年代中期起，毛泽东、刘少奇等中央领导同志总结了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效法苏联模式的经验教训，深感经济建设从本国国情出发的重要性，明确提出必须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道路。毛泽东《论十大关系》的发表，是这一认识付诸实践并取得初步成果的标志，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讲过的一句话，可以看作当时中央核心领导层的共识，“我们应该学会自己走路，应该根据中国的特点，采取适合中国情况的方法来进行建设。”③在经济建设要从国情出发的问题上，我们国家也有教训。例如“大跃进”时期，就犯了基本建设规模超过国力的错误。这是严重脱离国情的。毛病出在哪里？难道忘掉中国人口多，底子薄的国情了吗？不是的。正因为看到中国经济落后，就想早点甩掉贫穷帽子，赶上发达国家，于是提出所谓“超英赶美”等口号，忽视了经济规律和自然规律，结果是欲速则不达。这是对国情认识上的一种片面性。对此，毛泽东、刘少奇都有责任。

　　（二）关于经济建设的目标

　　把中国建成一个先进的现代化的强国，这是毛泽东、刘少奇等共同为我国经济建设确定的宏伟目标。

　　最初的提法是实现工业化。毛泽东在建国前就提出中国要工业化。建国后，刘少奇在1950年写的一份研究经济的论文中，在阐述党和政府的基本任

　　务时写道：“这就是使中国逐步地走向工业化和电气化。只有工业化和电气化，才能建立中国强大的经济力量和国防力量。”④1952年后在全国贯彻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过程中，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成为全民的口号，写进了宪法和党章。毛泽东1954年6月在关于宪法草案的报告中说：“我们是一个六亿人口的大国，要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要实现农业的社会主义化、机械化”⑤。在宣传工业化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现代化”的提法。周恩来1954年9月在向一届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如果我们不建设起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我们就不能摆脱落后和贫困”⑥。但这里还没有把这几个现代化作为经济发展的目标。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提到：“使我国在几十年内变为现代化的工业强国”⑦。刘少奇1957年11月在庆祝十月革命的群众大会上宣布：“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⑧这就把“三个现代化”提到了国家发展战略目标的高度。1958年5月刘少奇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又重申了“三个现代化”的目标。1959年底，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说：建设社会主义，原来要求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现在要加上国防现代化。1960年5月，刘少奇在全国机械工业技术革新技术革命现场会议上也说：“更快地实现我国工业、农业、科学文化和国防的现代化”。这样，刘少奇1962年1月在七千人大会上的报告中，在讲到国家发展的目标时，正式把三个现代化增加为四个现代化：“我们一定能够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科学文化和现代国防的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⑨在以后的一段时间里，虽然四个现代的顺序有所变化，如把工业放在农业的后面，把国防调到科学的前面，但这四个方面的内容一直没有变。例如周恩来在1964年三届人大、1975年四届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都重申了四个现代化的口号，提法是：“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

　　毛泽东、刘少奇等提出的工业化、现代化的目标，曾经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投身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性。但这个提法也有不全面的地方，主要是缺乏民主和文化方面的内容。刘少奇建国初期曾将民主化和工业化并提，说：“我们的基本口号是：民主化与工业化！”⑩但由于多种原因，民主的内容逐渐不再强调，四个现代化中的“科学文化”也改为“科学技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民主建设和文化建设重又得到重视。因此，在关于新时期奋斗目标的提法中，增加了“高度民主和高度文明”的内容。在中共十二大、十三大通过的党章和同期全国人大制定的宪法中，都规定：“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在中共十四大和八届人大修订的党章、宪法中，又进一步简化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显然，这一提法，比过去工业化或四个现代化的提法更为全面而且简明了。

　　（三）关于经济建设的步骤

　　刘少奇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就研究提出了“我们进行经济建设的大体步骤”，后来又在题为《中国共产党今后的历史任务》的提纲中再次阐述了他对“经济建设步骤”的思路。他认为：第一步应以发展农业、轻工业为重心，其次是建立和发展重工业，然后利用重工业来武装和发展轻工业、农业（11）。毛泽东的主张与此不同。他认为国民经济基本恢复后即应优先发展重工业，在此前提下安排好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的比例关系。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我国的经济建设执行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在“一五计划”期间，工业基本建设投资中重工业占88.8％，轻工业占11.2％，对农业的投入更少。这在当时重工业设施严重滞后的情况下是正确的，实践的结果也是成功的。1957年同1952年相比，重工业增长220％，轻工业增长83％，农副业增长24.7％。但这一方针在“一五计划”以后没有随着时间、条件的变化及时调整，带来了恶果。特别是在“大跃进”时期，实际上仍旧按照重、轻、农的顺序安排经济建设，在工农业关系上重工轻农，在轻重工业关系上重重轻轻。1958年重工业产值比上年猛增78.8％，比“一五”时期重工业平均增长25.4％的速度还要快两倍多。在重工业中又片面突出钢铁工业，强调“以钢为纲”、“让钢铁元帅升帐”。结果把农业、轻工业挤到了一边，使国民经济比例失调，一些主要农产品的产量大幅度下降，造成了严重的经济困难。后来，毛泽东察觉了这里的失误并着手纠正。1959年7月，他在庐山会议前期明确提出要以农、轻、重为序，1960年又提出要以农业为基础。应该说，以农、轻、重为序的方针比较符合刘少奇原先的思想。因此，刘少奇60年代在主持国民经济调整工作中，坚决地推行了压缩重工业，加强农业、轻工业的一系列措施。他指出：现在不是工业战线踏步和前进多少的问题，而是要后退，要退够，“要坚决缩短工业战线，延长农业战线和轻工业战线。”（12）

　　由此可见，在关于经济建设步骤的问题上，毛泽东、刘少奇的思路一开始并不一致。在经历了曲折的实践之后，他们的主张又趋于一致，统一到“农、轻、重”的方针上。多年来，我国在处理农、轻、重关系上有过不少教训。一直到现在，这个问题也不能说就已经很好解决了。近年来，工农业产品剪刀差扩大、农民负担过重、收购农产品打白条等现象的出现，实际上是忽视农业的倾向在新形势下的暴露。因此，毛泽东、刘少奇经过长期探索得出的以农、轻、重为序安排经济建设的结论，值得我们认真记取。

　　（四）并于经济建设在国家生活中的地位

　　刘少奇历来主张应该把经济建设作为执政党和国家政权的中心任务，把发展社会生产力放在首位。建国前夕他就斩钉截铁地强调：“只要第三次世界大战不爆发，经济建设的任务就不变。二十年甚至于三十年不爆发战争，我们的任务就一直是经济建设，要把中国工业化。”（13）建国后，他一再重申：“一切工作和其他建设均配合经济建设，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14）“经济建设现已成为我们国家和人民的中心任务。”（15）在中共八大上，他提出：“现在，革命的暴风雨时期已经过去了，新的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斗争的任务已经变为保护生产力的顺利发展”（16）。对以后发生的一些政治运动和意识形态方面的批判运动，刘少奇的态度是不积极的，相反，只要有机会，他就强调经济建设的重要性，对“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做法有所抵制。1959年在庐山会议上毛泽东发动批判彭德怀和“反右倾”的斗争后，刘少奇曾主张只把“反右倾”的决议发到省一级，另搞一个继续纠正经济工作中“左”倾错误的决议，但后来没能在中央提出。在全国开展反右派、“反右倾”斗争的背景下，他仍认为阶级斗争不是主要的，提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是社会生产和社会需要的矛盾，中间夹杂着阶级矛盾（17）。60年代，刘少奇和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一起集中精力抓国民经济调整工作，很快取得成效。1962年9月，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提出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刘少奇虽然受到批评，但仍果敢地建议：会议精神的传达应该有个范围，不向下面传达，免得把什么都联系到阶级斗争上来分析，也免得把全党的力量都用去对付阶级斗争。这一建议为毛泽东和全会所接受。关于经济建设在国家生活中的地位，毛泽东的主张有一个变化过程。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各项工作应围绕生产建设这个中心工作。他是在阐述城市工作时讲的，还没有把它作为全国性的方针。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和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他在实际工作中是支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1956年中共八大提出，国内的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确定把党的工作重点转到经济建设上来。毛泽东当时是同意的。1957年3月他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还相应地提出“向自然界开战”。后来由于反右派斗争的严重扩大化，毛泽东改变了看法。1957年10月他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批评了八大决议，说：“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18）此后，虽然毛泽东在1958年又提出“把党的工作的着重点放到技术革命上去”和“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但对社会主要矛盾的看法始终坚持未变，这就实际上把经济建设和发展生产力推到次要地位。1962年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进一步提出党在整个社会主义阶段的基本路线，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这就使经济建设降为“纲”下面的“目”。到了“文化大革命”中，刘少奇的一些主张被批判为“唯生产力论”，经济建设在国家生活中的地位就更等而下之了。

　　总起来说，毛泽东在建国后头几年和1958年后的一段时间里是比较重视经济建设的，虽然没有明确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强调的程度同刘少奇相比也稍为逊色，但基本上是支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在其余的大部分时间里，毛泽东并没有把经济建设放在首位。1958年他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说：“搞了八九年了，实际上我们这些人没有抓工业，重点不放在这里，放在革命上了，搞什么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三反五反、整风反右、公私合营、合作化，这都是属于革命范畴，忙那些事情忙得要死。现在我们要转过方向。人有两只手，一手抓农业、一手抓工业。我是个共产党的第一书记，我就这样。我没有抓工业，所以在北戴河作了自我批评，从现在起要真抓工业。”（19）这表明毛泽东真心希望把工作重点转向经济建设，但这一愿望实际并未兑现。这确实是一个深刻的教训。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果断地中止“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方针，作出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这是对过去党在这个问题上经验教训的根本性总结。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一直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所取得的历史性成就是有目共睹的。

　　（五）关于经济建设中几个方面的关系

　　1956年毛泽东发表《论十大关系》的报告，主要阐述了经济建设中的五个重大关系：工业和农业，沿海和内地，中央和地方，国家、集体和个人，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这篇杰作的诞生，是毛泽东、刘少奇先后和共同探索的成果，同时也是中央领导集体智慧的结晶。

　　《论十大关系》是在听取中央30多个部门工作汇报的基础上总结出来的。这次以汇报座谈为主要形式的调查研究活动，是刘少奇首先进行的。1955年12月5日，刘少奇主持召开有各省市和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的高级干部会议，布置中共八大的准备工作。他在讲话的最后宣布：“为起草中央向八大的报告，我准备在最近找各部门的同志个别谈话，请各部同志预作准备。”从12月7日到1956年3月8日，刘少奇先后召集中央工交、财贸、农业、文教卫生系统32个部、委、局的负责人汇报，就这些部门的基本情况和工作方针进行座谈讨论。刘少奇在座谈中发表了许多重要意见，其中已经提出或涉及经济建设中的若干重大关系，如沿海和内地的关系，手工业、轻工业和机器工业的关系，发展民族工业和学习外国先进技术的关系，国营企业和集体企业的关系，积累和消费的关系等等。刘少奇在座谈中提出：在发展内地工业的同时要注意发挥沿海工业的潜力；不要因为搞机器工业而把手工业打倒，应该把轻工业的制造技术和手工业结合起来；要敏感地注意世界上最新的技术，但不要抛弃本国的传统，对外国应该有所学有所不学等等。

　　1956年1月，毛泽东从外地回京，偶然听说刘少奇正在组织中央各部门汇报座谈，认为很好，决定也这样做。于是，从1956年2月14日到4月下旬，毛泽东先后听取了34个部门的工作汇报。刘少奇也多次参加了毛泽东召集的汇报会。这30多个部门向毛泽东、刘少奇汇报的内容大致相同，除各部门主管范围内的业务外，均反映了经济建设中若干带全局性的关系。

　　34个部门汇报结束后，中共中央政治局针对汇报中提出的问题开了几次会议，讨论归纳出十个问题，即十大关系。4月25日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集中概括了大家的意见，第一次作《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之后，政治局扩大会议连续讨论了3天。5月2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第二次讲《论十大关系》，吸收了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提出的意见，使这篇讲话的内容更加充实，理论性也更强了。

　　《论十大关系》中阐述的正确处理经济建设中几个方面关系的方针，由于1958年“大跃进”的影响而未能得到真正贯彻。到了60年代，刘少奇、周恩来等在主持国民经济调整工作中，重又按照《论十大关系》的精神指导工作，取得明显成效。1962年1月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的报告中，就用新的语言阐发了处理经济工作中各种关系的原则。1965年12月，为了在即将开始的第三个五年计划建设中继续执行《论十大关系》的方针，刘少奇提议将这篇讲话印发给干部学习。他致信毛泽东说：“此件我又看了一遍，觉得对于一些基本问题说得很好，对现在的工作仍有很重要的指导作用。建议将此件作为内部文件发给县、团级以上各级党委学习。”毛泽东表示同意。

　　从以上过程可以看出，《论十大关系》中阐述的思想原则，特别是关于经济建设中几个方面关系的处理原则，是由刘少奇首先提起，由毛泽东发挥和完成的。他们在这些问题上的思路是一致的。当然，《论十大关系》还吸收了其他许多同志的意见。这篇讲话对今天的经济建设仍有指导作用。

　　（六）关于计划与市场

　　长期以来，世界各社会主义国家在经济形式上仿照苏联模式，实行计划经济。中国也不例外。毛泽东、刘少奇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坚持不懈的探索，但在实行计划经济这一点上，他们都没有突破。毛泽东有一个论断：“社会主义经济即在公有制基础上的计划经济。”（20）刘少奇也说：“社会主义经济，要有统一的国家计划。”（21）这些论点，大体反映了他们对社会主义经济及其形式的基本看法。但这并不等于说，他们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认识就是一成不变的。事实上，毛泽东、刘少奇都对计划经济体制暴露出来的弊端有所察觉和分析，并且提出和采取了许多革故鼎新的措施，努力探索改革的新路。

　　毛泽东1956年在《论十大关系》中，就对计划经济体制中权力过分集中的问题提出了严肃批评。1958年，他在阅读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时，针对“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的法则”批道：“我们是否研究了、掌握了、学会熟练地应用了这个客观法则？我们的计划是否完全反映了这个客观法则？”表达了他对计划体制的疑虑。他还针对书中所说社会主义商品“活动范围只限于个人消费品”批道：“限于个人消费品吗？不，在我国，农业和手工业生产工具也是商品。是否会导致资本主义呢？不。”（22）当时有人提出取消商品交换，实行统一调拨，把人民公社的经济办成自给自足的经济。这实际上是一种否定和取消市场的观点。毛泽东对此作了尖锐批评。1958年11月他在第一次郑州会议上修改文件时指出：“在商品流通过程中，价值、价格和货币仍然将起它们的积极作用。”（23）他还提出价值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和“计划第一，价格第二”等著名观点，实际上已经在探讨计划和市场互相补充、结合的可能性。以后，毛泽东又多次试图进行旨在调动各方面积极性的经济体制调整，但由于总体上“左”的思想的发展，这些尝试都未能取得实质性进展。到了“文化大革命”中，更是把自由市场等作为资本主义的尾巴统统割掉，致使市场调节极度萎缩，其恶果是众所周知的。

　　同毛泽东的探索相比，刘少奇走得更远。1955年底刘少奇在听取中央30多个部门汇报时，就提出走向市场的问题。他举例说：捷克斯洛伐克的皮鞋有几百种样子，我们就统统买来看看，搞出各种式样的产品来；服装设计也要搞，不要以为搞时装就是资本主义；要专有一些人研究消费者的需要，想出许多新产品新花样。1957年4月刘少奇在一次南巡中，一路大讲计划和市场，提倡开发自由市场。4月7日他在广东说：“自由市场开放，可以使经济生活组织得更好一些，计划经济更完善。”“社会主义搞计划只能搞个大的项目，凡我们计划不到的，自由市场就可以钻空子。”（24）4月27日他在上海说：社会主义经济的特点是有计划性，但是计划性把多样性、灵活性搞掉了；计划只能计划那么多样，而实际上社会经济生活是几千种、几万种、几十万种，结果搞得简单了、呆板了。他提出：社会主义经济应该即有计划性，又有多样性，灵活性（25）。怎么样才能使经济具有多样性、灵活性呢？刘少奇认为，就是要利用自由市场，“不止商业上有自由市场，还有地下工厂，另外，农业上还有家庭副业、自留地。我们要允许一部分资本主义商业、工业、地下工厂，让他钻空子。”（26）他还说：有些东西我们没有规定价格，是自由市场的价值法则指挥着生产，指挥着农民进城；我们用计划不能指挥生产的东西，就让价值法则来指挥。1959年11月刘少奇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又议论这方面的问题。他明确表示：武汉、郑州会议时，有些同志认为商品将要很快地消灭，这种看法是错误的，只要不取消按劳分配，商品生产就不能取消。

　　刘少奇还较早地提出许多生产资料可以作为商品在市场上流通。他亲自抓生产资料流通的改革工作，派工作组到石家庄等地调查，指导国家物资管理部门在北京、无锡、株洲、徐州等地进行改革试点，按照市场的运行规律管理生产资料。从1962年3月到1965年9月，他先后八次召集国家物资管理部门研究这个问题，提出：物资部门实际上是管理生产资料的商业部，它的重要任务就是组织和完善生产资料市场，“物资工作就是个市场，是生产资料的市场。”在此期间，刘少奇还提议林业部门通过调整价格来刺激木材合理生产；要求劳动部门少用固定工，多用临时工、合同工；组织企业试办托拉斯以推动走向市场等。这些举措的实质，就是探索用市场机制来改革旧体制。可惜，“文化大革命”的爆发使这些改革试验中途夭折了。

　　历史进入了90年代。现在我国的经济建设规模和改革局面，同毛泽东、刘少奇在世时相比，无论广度还是深度，都大大超过了。但历史不能割断。如果没有毛泽东、刘少奇等老一辈领导人50年代以后取得的建设成就和积累的经验教训，就不可能有80年代以来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我们今天在经济建设上实行的一整套卓有成效的方针政策，不正是他们几十年间辛勤探索的继续和发展吗！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注释

　　①《刘少奇论合作杜经济》，第3页。②《刘少奇选集》上卷，第426页。③④⑨⑩（12）（15）（16）（21）《刘少奇选集》下卷，第423页，第3页，第416页，第60页，第341页，第60页，第253页，第362页。⑤⑦《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11―712页，第795页。⑥《周恩来选集》下卷，第132页。⑧刘少奇1957年11月6日在北京各界庆祝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11）参见《刘少奇选集》下卷，第4页。（13）刘少奇1949年8月28日在东北局干部会上的讲话。（14）刘少奇：《中国共产党今后的历史任务》，1951年7月5日。（17）刘少奇1959年11月讨论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的发言。（18）《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75页。（19）转引自《党的文献》1991年第6期，第16页。（20）毛泽东：《文汇报在一个时期内的资产阶级方向》，1957年6月14日。（22）毛泽东1958年读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批注。（23）毛泽东1958年11月对《十五年社会主义建设纲要四十条》初稿的修改。（24）刘少奇1957年4月7日在听取广东省委汇报时的讲话。（25）刘少奇1957年4月27日在上海市党员干部大会上的讲话。（26）刘少奇1957年5月7日关于高级党校学员整风问题的谈话。

　　张文清 严爱云

　　从1956年至1966年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10年中，上海曾以其经济发展的速度和取得的成就受到举世瞩目。回顾这段历史，是毛泽东在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审时度势，及时地提出了“利用和发展沿海工业”以促进内地建设的战略思想，为上海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赢得了一次重要机遇。上海人民在党中央、毛泽东关怀指导下，及时地抓住了这次机遇，充分用好机遇，从而使上海经济建设迈上了一个新台阶。这一时期凝聚的历史经验，对于今天我们正在进行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对于把握好又一次难逢的发展机遇，无疑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确立“利用和发展沿海工业”战略思想的历史背景和依据

　　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其历史的特点是反对教条主义。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在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就一直坚持同那种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进行不懈的斗争，谱写了一曲农村包围城市，最终武装夺取全国政权的凯歌。建国后，毛泽东又从中国国情出发，创造性地对民族工商业采取和平赎买的政策，成功地实现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1956年前后，中国社会主义改造进入高潮，在行将跨入全面开展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新阶段之际，毛泽东又率先在党内提出了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问题。毛泽东认为我国在取得建国头七年经济建设经验后，不应再照抄照搬被当时社会主义阵营奉为金科玉律的苏联建设模式，而应总结自身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以苏联经验为借鉴，寻找自己的建设道路。在一段时间里，毛泽东身体力行，带头深入基层了解第一手资料，集中听取了中央34个部委办和部分省市的汇报，在一系列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形成了以《论十大关系》为杰出代表的许多新思路。“利用和发展沿海工业”战略思想是毛泽东在科学地论述沿海工业与内地工业关系时提出来的，具有深刻的历史背景和重要的主客观依据。

　　（一）对国际形势走向的科学分析，是确立“利用和发展沿海工业”思想的前提条件。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部署与国际形势紧密相关。建国之初，帝国主义对我们新生的政权采取了军事挑衅和经济封锁的高压政策，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把战火烧到鸭绿江边，并派遣第七舰队驻扎在台湾海峡，形成对我国东海岸的包围，妄图迫我就范；不甘失败的台湾国民党当局也窥伺在侧，企望借美国援助反攻大陆。当时战争威胁时刻存在，因此国家考虑处于战争前沿的沿海工业为应付突发事变，以恢复与维持为主，不作大的扩建和发展，有些行业甚至压缩内迁。这是根据当时形势所决定的。然而，随着朝鲜停战，以及1955年万隆的亚非会议和日内瓦会议的召开成功，显示了世界和平与合作力量的加强，国际形势趋向缓和。党中央、毛泽东及时把握国际形势这一重大变化，经过对国际形势走向的科学分析，认为新的侵华战争或世界大战短时间内打不起来，可能出现十年或者更多一点和平时期。据此，毛泽东认为“如果还不充分利用沿海工业的设备能力和技术力量，那就不对了”①。他针对当时有些格守沿海不能发展，主张对沿海采取消极态度的同志的认识说：“不要说三千公尺上空没有原子弹就是一万公尺上空也没有原子弹”②。毛泽东还根据沿海工业发展的特点，指出了利用和发展沿海工业的迫切性和重要性：“不用说有十年，十二年，我们应当办好沿海的工厂，就算只有八年、七年、六年，甚至只要有五年时间，我们也应当在沿海好好地办四年的工业。办了四年以后，等到第五年打起来了再搬家，也完全合算”③。毛泽东对国际形势趋缓的准备判断，为沿海工业特别是上海工业的发展带来了契机。（二）“利用和发展沿海工业”是总结“一五”经验教训后的客观要求。我国历史上形成的上海、天津、广州等沿海中心城市，地理位置优越，工人阶级集中，技术力量雄厚，轻重工业和商业发展的基础都较好。据统计，占国土总面积12％的沿海地区占了全国工业总产值的70％。当时国内供应的设备、材料和大部分轻工业品都是上海等沿海工业城市生产的。全国销售的纱布、卷烟有1/3是上海生产的，日用工业品有60％是上海生产的。沿海城市还向内地输送了大量技术、人才，支援国家重点建设。从1953年到1956年，仅上海支援外地工业建设的工人、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及政工干部达21万人。与沿海工业所能发挥作用相矛盾、掣肘的是“一五”计划中对沿海工业限制发展的方针。当时，由于对上海工业潜力以及它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估计不足，对客观情况分析不够全面，因此在实际工作中对上海究竟是发展、还是维持或缩小，曾经发生过摇摆，从发展方面打算得少，从维持方面考虑得多，甚至有时还考虑缩小。这就在实践中产生了一些突出的问题，例如不少行业的生产潜力得不到充分发挥。从当时上海40种主要工业产品设备使用来看，除重工业方面设备利用率较高外，35种产品的设备利用率均在80％以下，其中有16种在20―40％之间，利用率在20％以下的有八种，这抑制了上海的经济发展。“一五”时期上海工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14.5％，低于全国18％的发展速度。特别是1955年，全国工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5.6％，上海反而下降2.8％，是影响上海工业发展速度的关键年份；上海工业总产值占全国的比重，从1952年的19.8％下降为17.4％。其他沿海城市也有类似现象。天津市38种主要工业品的设备利用率，在40％以下的有15种，60％以下的有17种，达到70％至80％的只有6种。毛泽东由此认识到：原有方针应该改变一下，“沿海地区要充分合理发展，不能限制”④，需要确定一条适合上海等沿海工业实际情况的建设方针，才能更好地发挥沿海优势，以促进内地发展。毛泽东在数年后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还一再反思这一教训：“过去我们计划规定沿海省份不建设新的工业，整整耽误了七年时间”。

　　（三）“利用和发展沿海工业”是实现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必要条件。我国要逐步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不仅需要技术设备，而且需要大量资金。上海等沿海城市加工工业集中、技术水平高、协作面广、生产成本低、加工利润大，可以为国家工业化积累资金。“一五”计划期间，上海市努力贯彻“投资少，收放大”⑤的方针，实现的利润占全国基本建设投资总额的20.9％，接近同期国家对上海工业投资额的6倍。上海资金积累速度超过了工业生产增长速度。5年内全市财政收入达177亿元，其中90％以上上缴国家，有力地支援了国家重点建设。在1953年―1956年的四年内，上海工业基本建设投资每亿元可增加产值8.7亿元，比全国的两亿

　　元高出3倍以上。但是这并不表示投资越少越好。事实上在实践中已出现不正常情况，上海工业的投资已经不足以补偿固定资产的磨损，以致使固定资产的净值有所下降。因此，不改变限制政策，终将影响上海等沿海工业城市优势的发挥。另外，扩建改建现有企业，可以比新建企业投资节省25―50％。这是充分利用当地资源、发挥现有企业潜力，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产品成本的正确途径。可见在厉行节约，处理好积累与消费关系等原则之外，利用和发展沿海工业不失为国家获得资金的捷径。调查研究使毛泽东获得了许多新认识，特别是对发展沿海工业与发展内地工业以及实现国家工业化的关系有了深刻的认识。毛泽东说：上海赚钱可帮助内地建厂，这和工业布局合理化需要把新建厂放在内地的根本方针并不矛盾，上海可考虑做大的扩建。他还指出：沿海轻工业发展可以回笼资金，就是上海的重工业虽然破破烂烂，集中一下，不花很多钱，作用也很大。如钢铁公司一年上交的利润就达3000万元。

　　正是基于以上这些思考和认识，毛泽东逐步形成了利用和发展沿海工业者底子，以促进内地工业迅速发展的战略思想。毛泽东在1956年4月25日《论十大关系》的著名讲话中，阐述了正确处理沿海工业与内地工业关系的基本原则：“好好地利用和发展沿海的工业老底子，可以使我们更有力量来发挥和支持内地工业。如果采取消极态度，就会妨碍内地工业的迅速发展。”

　　⑥毛泽东《论十大关系》的正确思想得到党中央其他领导的共识，被中共八大进一步确定，并贯彻到国民经济发展的各种规划中。在中共八大上刘少奇代表党中央所作的政治报告中指出：在“二五”计划中应当充分利用沿海各省的有利条件，继续适当发展那里的工业，以帮助内地工业的发展。在周恩来《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中亦指出，“一五”教训是：“这几年，我们在建设事业中，对中央和地方的关系、近海地区和内地的关系，也作了大体适当的安排，但是我们在这方面还是有缺点的。有一段时间，我们重视了中央建设事业的发展，而对地方建设事业的发展注意得不够；我们重视了内地建设事业的发展，而对近海地区建设事业的发展注意得不够。”“利用和发展沿海工业”的思想由此在中央有关经济方针政策中得到体现。国家对上海工业建设投入的资金逐年有增加。“二五”计划期间，上海工业基建投资达36亿元，平均每年投资额比“一五”时期增加6倍。二、贯彻“利用和发展沿海工业”战略思想，使上海经济建设获得了10年的大发展上海作为我国最大城市，重要的经济中心，它的工业规模和实力居全国之首，对我国的经济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论十大关系》发表后，党中央、毛泽东正式确定了“利用和发展沿海工业”战略思想。1956年5月，陈云带着毛泽东“上海有前途的，要发展”的重要指示来到上海，向中共上海市委和上海工商界人士进一步阐明了党中央关于利用和发展沿海工业老基地的方针政策。这对于上海的经济建设来讲无疑是获得了一次重要的历史机遇。所谓历史机遇，是历史发展过程中赋予的一种大发展的机会，它的出现有主观和客观原因，即主观的需要和客观的可能。毛泽东确定的“利用和发展沿海工业”的战略思想以及党和国家根据这一思想作出的相应的经济政策，给上海经济建设提供的正是这样一个重要机遇。

　　上海人民在中共上海市委的领导下，深入领会“利用和发展沿海工业”的战略思想，及时地把握时机，把贯彻这一思想与上海的实际结合起来，全面推动上海工业的发展。1956年7月，在中共上海市第一届代表会议上，市委以“利用和发展沿海工业”战略思想作指导，实事求是地总结了“一五”期间的经验教训，深入地分析了上海的具体情况，提出了“充分利用，合理发展”⑦的上海工业建设方针并得到会议的确认。这一方针为上海工业建设注入了新的活力，有力地推动了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上海经济建设的大发展。

　　（一）“充分利用、合理发展”方针的内容是“充分利用上海工业潜力，合理地发展上海工业生产”⑧。其中心环节是充分利用上海近百年来形成的工业基础，利用它原有的设备和技术力量，使之更好地满足国家和人民的需要。同时对上海工业进行积极的改造和合理的发展，解决落后的设备、技术与社会主义生产发展要求的矛盾，对现有的工业进行必要的经济改组和技术改造，在此基础上进行适当的必要的扩建和改建。根据国家需要，上海的重工业除充分利用已有设备外，还要进行必要的发展。其中上海的机电工业逐步发展成为全国制造中小型机械，特别是精密机械的基地之一：钢铁工业发展成为利用附近的地区铁矿的生产小型钢材的基地。其他如化学工业、建筑材料工业、电力工业等都有适当的发展。轻工业方面，在有可靠的原材料供应的基础上，对国内外需要量较大的行业，扩大生产，同时努力试制和生产新产品。

　　（二）“充分利用，合理发展”方针的手段是使上海工业结构合理化，进行必要的工业大改组。上海老工业基地的特点是，原有工业企业规模很小、数量众多。因此根据生产发展的需要正确地进行工业改组对上海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在开始全面建设的十年中，上海先后进行了三次工业大改组。“充分利用，合理发展”方针确定后，首先为了改变私营工业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产品重复、技术落后和管理分散等不合理状况，使他们在生产关系变革以后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上海在1956年至1957年进行了第一次工业改组，有计划地合并、集中、联合，把全市2万多家工厂，按行业成立了83个行政性专业公司，实行归口领导，从而对工业组织结构实施大调整。这次改组的方法是以按行业合并为主，辅以必要的外迁。通过改组，扩大了企业规模，促进了工业生产的集中化，初步改变了上海工业分散落后和布局不合理的状况。1958年至1960年，上海进行了第二次工业改组，改组范围遍及各工业局。一方面通过大规模基本建设，建成一批重工业大型骨干企业，同时，对原有国营、公私合营企业进行裁并、改建、扩建组成大型企业，从而形成了大批量的、能成套生产的能力；另一方面在改组中发展了部分新产品和新兴工业，扩大了上海的工业门类。这次改组，在推进上海工业的专业化和协作方面获得了积极的成果；某些行业和某些企业，在工业布局、结构或协作条件方面获得了合理调整，企业的领导和管理得到加强，收到了较好效果。但是这次改组是在“以钢为纲、全面跃进”的背景下进行的，因此产生“重重轻轻”倾向，即重视重工业，轻视轻工业，造成国民经济比例失调。1962年至1965年，上海在贯彻“八字”（调整、巩固、充实、提高）调整方针中与贯彻“充分利用，合理发展”方针结合起来，进行了第三次工业改组。在这

　　次改组中，注重纠正“大跃进”和第二次工业改组中造成的失调，在调整中结合做了许多巩固、充实、提高的工作，按照“瞻前顾后，统筹兼顾”原则进行稳妥的处理，做到“下中有上”，“退中有进”取得明显效果。在一次全国计划会议上国务院副总理、国家计委主任李富春曾讲：就全国地区来看，上海在“大跃进”期间损失最少。原因盖出于此。此外，这次改组还对部分生产任务不足、原材料供应无保证、设备陈旧落后、产品质量差的工厂实行关、停、并、转的措施，其中重工业企业占重要比重，并改变了某些工业部门的生产方向和产品结构，精简了多余职工，压缩了部分成本高、质量差、效益不好的工业企业的生产。第三次改组不仅达到了工业布局合理的目的，而且保持了长远发展实力。

　　（三）“充分利用，合理发展”方针的方向是上海工业向“高、精、尖”的发展。根据中央对沿海城市工业的要求和贯彻“充分利用，合理发展”上海工业的方针，上海在制定“二五”计划过程中就提出了工业生产要向“高级、精密、尖端”方向发展。这是因为上海工业既有基础雄厚，门类较齐全，配套协作条件较好，科技力量较强，地理位置优越，交通便利等有利条件，但是，也存在缺乏自然资源、原材料和能源，市区工厂过度密集、市内交通、住宅、“三废”污染问题严重等不利条件。因此确定“高、精、尖”为上海工业发展方向，较好地解决了在贯彻“充分利用，合理发展”方针中利用什么、发展什么以及怎样才算合理等问题。60年代初，上海针对工业生产部分落后于国内的先进水平，大部分落后于国外发达国家的“两落后”状况，提出了“两赶超”口号，即赶超国内先进水平，赶超国外先进水平。“两赶超”口号，实际是上海贯彻“充分利用，合理发展”方针，工业向“高、精、尖”方向发展的行动口号。为了“两赶超”，上海工业战线进行了大规模的技术改造和技术革新，并获得了前所未有的重大成果。

　　（四）“充分利用，合理发展”方针的目标是把上海建设成为我国一个先进的工业和科学技术的基地。1963年，市委在上海市第三届党代会上总结了在调整中继续贯彻“充分利用，合理发展”方针的经验。指出：上海是我国重要的工业基地，“具有适应性、灵活性、多样性的特点，充分利用这个基地就能加快上海的工业生产，更好地支援全国建设”⑨。同时强调：充分利用上海这个基地，“必须根据国家建设的需要和上海现有条件出发，有计划地对上海工业进行必要的调整和改组，进行适当的改建和扩建，建立一些必要的骨干企业，加强某些薄弱环节，这样，就可以使上海工业在合理发展的基础上得到充分利用”⑩。所谓合理发展，就是在发挥上海工业基地特点的时候抓重点，“首先解决国家建设要求上海实现的迫切任务”（11）。在这次会上，根据全国经济建设对上海的要求，正式提出了“把上海建设成为我国一个先进工业和科学技术基地”（12）的目标。并突出一个“新”字，确定了以发展新材料、新设备、新技术、新工艺为中心，重点发展6个重点新兴工业和18项重大新技术。为实现这一目标，当时上海把高等院校、科研部门与工厂相结合组成专题攻关小组，从而在许多方面取得突破性成效，到1965年上海不仅已成为门类比较先进齐全的工业基地，形成大中小企业相结合，主副配套，整机、部件、零件完备的协调的工业体系，而且还成为全国重要的科学技术基地。

　　三、“利用和发展沿海工业”战略思想在理论上与实践中留下的历史启示

　　邓小平曾高度评价和赞扬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它所蕴含的宝贵思想“对当前和今后都有很大的针对性和指导意义。”（13）“利用和发展沿海工业”战略思想留下的历史启示有：

　　（一）在工业化建设上正确处理了沿海工业与内地工业的辩证关系。我国历史原因形成的工业绝大部分分布在远离原材料基地的沿海，具有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建国后国家经济发展采取的重大举措是将新建工业重心放在内地，这是合乎调整地域经济结构需要的。然而。以此忽视利用沿海工业者底子的良好基础，放弃合理发展沿海工业所能取得的事半功倍的效果，则不利于我国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大业。“利用和发展沿海工业”的战略思想，科学地论证了发展沿海工业与内地工业的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利用和发展沿海工业与重点发展内地工业既相矛盾又相依赖：实践证明充分利用沿海工业底子好的优势，积极合理地发展沿海工业，会使国家有更多的力量来发展和支持内地工业建设，反之，对沿海工业采取消极态度只能是牵制内地工业的迅速发展。

　　在毛泽东“利用和发展沿海工业”战略思想的指导下，国家在重视发展内地工业的同时，也注意了充分利用沿海工业的有利条件，上海、辽宁、天津等工业区，在这期间进一步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在实践中取得了重大成就。在人力、财力、物力和技术方面，起了内地建设和实现全国工业化的根据地作用。上海在开始全面建设的十年中，扩充了工业门类，建立了一批新兴工业，并逐步按集约化规模经济的原则建立了一批新兴工业区。到1965年，上海已建成为冶金、机电、仪表、化工、轻工、纺织、手工等门类比较齐全的先进工业基地和科学技术的基地，取得很多举世瞩目的成就。50年代后期，诞生了我国第一代轿车；刚跨入60年代，就成功地发射了当时只有极少几个国家能研制的探空火箭，造出了万吨水压机。1965年，上海已有70多项产品赶上和接近当时世界先进水平。其中有人工合成胰岛素、10万千瓦双水内冷发电机组、20万倍大型电子显微镜、每秒运算20万次的电子计算机等。还建立了高温合金、稀有金属、石油化工，合成树脂塑料、合成纤维、半导体材料以及激射光、高温陶瓷等一批新兴工业。1966年与1956年相比，全市工业总产值增长了31.6倍，平均每年增长10％，这在世界工业发展史上也是不多见的。上海综合经济能力远远超过当时的台湾、香港。上海工业生产的发展，也更有力地支援了全国的经济建设。

　　（二）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是实现这一战略思想的坚实基础。《论十大关系》提出的十个关系问题，都是围绕着一个基本方针，就是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毛泽东认为，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必须把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包括党内外、国内外的一切积极因素，直接的、间接的积极因素，人的、物的积极因素，全部调动起来。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基本方针符合我国国情，是毛泽东把群众路线运用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上来的体现。根据毛泽东这个基本方针的要求，除物的和其他各方面有利因素外，首先要调动人的积极因素。1957年，毛泽东围绕着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这个主题，又提出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不久他亲自南下，在沿海地区的天津、济南、南京、上海等大城市向干部作“正处”问题的报告，这为干部群众领悟新形势，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调动一切积极因素

　　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在这期间，毛泽东曾多次亲临上海，视察工厂企业，接见工人、知识分子、民主人士，鼓励他们积极投身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历史事实证明，上海在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顺利的贯彻“充分利用、合理发展”工业方针的成功经验，主要是调动了工人、知识分子、工商业者等各方面的积极因素，锻炼造就了一支思想、技术、作风较好的职工队伍，为上海经济大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群众基础。当时，上海市委认识到，搞好工业生产的关键在于依靠工人阶级，充分发挥职工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在全市职工中开展了社会主义劳动竞赛，掀起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热潮，并取得了重大的成效。这期间上海工人阶级创造了我国的许多“第一”。例如1956年制造了第一只手表；1957年研制了第一台精密磨床；1958年第一艘万吨轮下水；1960年成功地发射第一枚探空火箭，等等。这都是充分调动人的积极因素，实现工人、技术人员、干部三结合的成果。

　　（三）对当前改革开放的借鉴意义。“利用和发展沿海工业”战略思想如同毛泽东其他许多正确的思想一样，在实践过程中经受了历史的考验，包含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因此成为后人宝贵的财富。在开始全面建设的十年间，由于贯彻了这一思想，沿海工业在获得自身发展的同时，有力地支援了内地工业的建设；进入60年代中后期，由于又对国内外形势作出不符实际的估计，认为战争威胁随时存在，再度对沿海采取压缩内迁的方针，违背了“利用和发展沿海工业”的正确思想，使上海经济发展受到影响，建设速度受到抑制。从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代领导人毛泽东到第二代领导核心邓小平，他们都努力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探索走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毛泽东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新发展。新时期改革开放历程进一步验证了“利用和发展沿海工业”战略思想的科学性，并使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有了新的发展，赋予了新的内涵，从工业发展扩展到整个经济领域。兴办深圳、珠海、汕头、厦门经济特区是我国对外开放起步的重大部署，也是利用和发展沿海优势的具体体现。此后又相继开放沿海十几个城市，在长江三角洲、珠海三角洲、闽东南地区、环渤海地区开辟经济开放区，两亿人口的沿海地带迅速发展，有力地推动了全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

　　进入到90年代，党中央、国务院作出开发浦东的重大决策：“以上海浦东开发开放为龙头，进一步开放长江沿岸城市，尽快把上海建成国际经济、金融、贸易中心之一，带动长江三角洲和整个长江流域地区经济的新飞跃”（14）。这一决策正是要充分利用和发挥上海特有的地域优势、人才优势、经济基础优势，立足上海，面向全国，走向世界，以上海经济的大发展辐射沿江、内地城市的经济发展，并早日实现与世界经济接轨。可以说，这一决策进一步深化发展了毛泽东“利用和发展沿海工业”以促进内地建设的战略思想，成为时代赋予上海人民的又一次空前重大的历史机遇。察往知来，我们可以从历史中汲取当年上海人民贯彻这一思想的重要经验，这样，才能做到江泽民所指出的，用时代的紧迫感抓住机遇，用高度的历史责任感珍惜机遇，用科学的态度用好机遇，进一步解放思想、改革开放，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走自己的道路，促进上海经济建设的腾飞。（作者单位：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

　　注释

　　①⑥《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70页，第270―271页。②③④（13）《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第487页，第478页，第483页，第491页。⑤《上海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发展简史》第210页。⑦⑧《中国共产党在上海（1921―1991）》第461页。⑨⑩（11）（12）《中国共产党在上海（1921―1991）》第495―496页。（14）江泽民《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陈向东

　　新中国成立后的50年代，毛泽东为了探索中国社会主义道路问题，经常巡视祖国大江南北，深入了解各地情况，进行卓有成效的调查研究工作。在此期间，毛泽东来天津更为频繁。这不仅是由于天津地理位置优越，可谓京畿门户；更为主要的是由于天津是北方最大的工商业城市、经济中心和国际港口，无论是经济地位还是战略地位，都十分重要，在全国举足轻重。因此，毛泽东在50年代对天津尤为关注，曾多次来天津调查研究。特别是1957年前后，他在天津视察了汽车制配厂、天津第一机床厂、仁立毛纺厂等厂，在人民礼堂向全市党员干部作重要讲话，参观天津工业技术革命等展览，在南开大学、天津大学了解教育革命和技术革命的情况。毛泽东这一时期在天津的调查研究活动，是他在社会主义时期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重要组成部分。他在天津调查研究时的指示和讲话的主要精神，体现了他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总结自己的经验，借鉴外国的经验，在实践中如何开拓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重要思考和探索，是毛泽东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理论的重要内容。今天，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00周年的时候，重温他的这些重要思想，对于我们总结历史经验，坚持和发展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仍然有重要的意义和启示。现仅就毛泽东在天津调查研究的实践与思想最主要的内容概括为以下五个方面：

　　（一）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

　　1957年3月17日，毛泽东来到天津。当他和市委主要负责同志谈话了解情况后，决定给全市党员干部讲话。当时，正是社会主义改造已胜利完成，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刚刚建立。在这种重大的历史转折关头，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什么？我们党和国家的根本任务是什么？这些关系到社会主义前途和命运的重大的理论问题，正是这一时期毛泽东重点探索和思考的问题，也是干部和群众不甚明了和关心的问题。3月17日晚，毛泽东在人民礼堂向全市党员干部的讲话中，对这些问题作了深刻的分析和明确的回答。毛泽东在讲话中，首先明确提出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大规模的群众性的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主要矛盾已发生了重大变化。这是毛泽东在当时的一个重要的判断，是他提出和肯定，后来未能坚持的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他说，过去几十年我们主要工作是搞阶级斗争，就是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打败蒋介石，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土地改革，城市的民主改革，都属于阶级斗争的范围。从有我们这个党以来，一直到去年上半年的社会主义改造高潮，我们党的精力主要放在这一方面。从1840年反对帝国主义的鸦片战争算起，到去年1956年就达116年之久，才把旧的生产关系改变为新的生产关系；把旧的上层建筑改变为新的上层建筑。生产关系主要指的是所有制。..现在大规模的群众性的阶级斗争已经结束①。

　　毛泽东的分析无疑是十分重要和正确的，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在阶级矛盾已经不是主要矛盾的情况下，必须明确回答我们党今后的根本任务是什么，据此，毛泽东提出，全党的工作重点应转移。他说，全党来搞建设，学科学，跟自然界作斗争，要把中国的面貌加以改变。政治面貌改变以后，必须要使经济面貌加以改变。为了改变政治面貌，我们花了几十年时间，要改变经济面貌，大体上改变一下，跟过去有所不同，也要有几十年的时间②。毛泽东在这里十分明确地回答了在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以后，要实现工作重点转移，要全党集中力量搞经济建设，发展社会生产力，改变中国的经济面貌。

　　毛泽东关于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思想，是他在50年代深入调查研究，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一个重要的结论。毛泽东在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对工作重点转移问题作了深入的思考。他在党的八大期间曾指出，这次大会的空气，是反映人民的希望，建设工业。他还说，客观形势已经发展了，社会已从这一阶段过渡到另一阶段，这时阶级斗争已经完结，人民已经用和平的方法来保护生产力，而不是通过阶级斗争来解放生产力③。随后毛泽东在1957年2月写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指出，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性的阶级斗争已基本结束，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毛泽东这次来天津的讲话，对工作重点转移问题作了进一步的深入分析和发挥，他是把这一问题当作中心内容讲的，讲得不仅明确，而且通俗生动，对听众有极大的感染和号召力。特别强调全党来搞建设，学科学，跟自然界作斗争，这种提法比以前更为突出。同时提出要改变经济面貌，就是大体上改变一下，也需要几十年的思想。毛泽东在这里认识到搞经济建设的艰巨性和长期性，要全党干部思想上要有准备。这种思想认识是符合中国的国情的，中国的人口多，底子簿，工业基础差，经济发展不平衡，要改变经济面貌，非得全国人民长期艰苦奋斗不可。从上述材料和分析可以看出，毛泽东在天津讲话中关于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思想，是对他在党的八大期间关于工作重点转移思想的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当然，由于国内、国际的，主观、客观的种种原因，这一重要思想毛泽东后来未能坚持，十分令人遗憾。尽管这样，毛泽东关于工作重点转移，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思想，包括在这一问题上毛泽东后来失误的教训，仍是我们党宝贵的精神财富。

　　（二）党员干部要学科学，学会管理城市

　　毛泽东十分重视干部的学习，除了要求干部要学习政治理论外，强调干部，特别是党员干部要学自然科学和学会管理城市。毛泽东来天津视察时，十分强调干部学会管理城市。他在视察仁立毛纺厂、第一机床厂、汽车制配厂等单位时向陪同的市领导及工厂负责人都强调了这一问题。他在汽车制配厂与陪同的干部说：我们这些人都是农村来的，打仗，搞土改，还有些经验，现在我们夺取了大城市，解放了全中国，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当前我们的主要任务，是依靠工人阶级发展生产，学会管理城市，学会领导生产，做好经济工作，不这样，我们就站不住脚，就会失败的。并指着黄敬说：你这个部长（黄敬原为天津市长，当时已调任机械工业部部长）学管理城市，钻研业务，是带了头的。毛泽东谈到这里又转身对黄火青、吴德、李耕涛等说：天津是个大城市，工商业仅次于上海，你们要在这个好的基础上，把天津工商业搞好，我们要依靠工人阶级，要教育他们学文化，学技术，学政治，使他们真正成为发展生产，管理经济，治理国家的主人④。毛泽东1957年3月17日在天津人民礼堂的讲话中，在讲到要把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时，着重强调了党员干部要学科学，学会当教授，学会当工程师、技术人员，学会当医生，要跟自然界作斗争。毛泽东在讲这一问题时首先提问：在坐的有没有大学教授？大学教授请举手！台下只有两人举起了手。毛泽东说，少得可怜呀！现在有些人说，共产党搞科学不行，在医院当医生不行，在工厂当工程师、技术人员不行。这话讲得合乎事实，就是我们党内没有什么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医生、大学教授。中学里当教员的也少。毛泽东在列举了一些事例后又说，过去阶级斗争高潮的时候，我们在建设、科研、办学校方面不懂，人们原谅这方面的缺点。现在问题就暴露出来了，在大学里怎么教书？医院里怎么开刀？科学研究怎么解决？..这一套我们就不会，我们才开始学习。这种情况的改变得需要一个时间，大概需要三个五年计划，至少十五年才会有一个改变。有些人认为共产党永远学不会，我看是可以学会的⑤。

　　毛泽东在这里提出了一个十分尖锐的问题，就是随着工作重点的转移，全党要集中力量搞建设，需要大批懂科学、懂技术的干部，才能适应这种新的形势。因此，毛泽东特别强调我们的干部要学科学，要学会管理城市。只有这样，我们的干部才能担负起建设社会主义的重任。

　　现在有一些人认为毛泽东对自然科学不重视。这种认识是不符合实际的。毛泽东强调干部学习科学技术，由来已久。早在民主革命时期，他就十分重视科学技术问题。1940年，他在延安亲自参与发起成立了自然科学研究会，并在成立大会的讲话中提出“自然科学是人类争取自由的一种武装”的观点，他认为“要在自然界中得到自由，就要用自然科学来了解自然，克服自然和改造自然。”⑥建国前夕，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指出，建国后，我们面前将是严重的经济建设任务。他号召干部要学习原来不懂的东西，学习自然科学和技术，以适应新的形势的要求⑦。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后，毛泽东一再强调，干部不仅要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而且要学习苏联先进的科学技术来建设我们的国家⑧。在1955年党的代表会议上，他在讲话中再一次要求干部为工业化，为现代国防钻研科学技术⑨。1956年党中央专门召开知识分子问题会议，毛泽东在讲话中号召全党努力地学习科学知识，同党外知识分子团结一致，为迅速赶上世界先进科学水平而奋斗⑩。在党的八大的一次预备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一个十分新鲜的观点，他说，我们对新的科学技术还不懂，还要做很大的努力。现在的中央委员会是一个政治中央，还不是科学中央，将来，中央委员会就是科学委员会了（11）。从以上所引材料可以看出，毛泽东是十分重视对自然科学的学习的。特别是1956年前后，对学习科学技术的重要性，更为强调，这与毛泽东这时把注意力着重放在经济建设上有关。他强调重点转移，把经济建设搞上去时，也就十分重视和强调对科学技术的学习。毛泽东1957年3月在天津的讲话，因为听众是党员干部，因此他集中强调了党员干部要学习科学技术的问题。在这一点上，毛泽东的这次讲话比以前讲得更为集中和突出。毛泽东关于党员干部要学习科学技术，学会管理城市的思想，是符合天津乃至全国的实际情况的，对于我们建设一支宏大的又红又专的干部队伍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三）“双百”方针和中国特色

　　毛泽东在1957年天津人民礼堂的讲话中，还讲了双百方针和要把马列主义的原则在中国实行，就要有中国的色彩等问题。他讲这些问题的背景是这样的：

　　1956年是一个高奏凯歌的年代。社会主义改造即将胜利完成。在这一时期毛泽东开始深入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问题。从1955年开始毛泽东进行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总结我国建国以来和苏联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的经验教训。在建国初期，苏联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我们学习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也是很有必要的，但在学习过程中也有一定的教条主义。苏共二十大之后，毛泽东在许多方面批评了斯大林，这起到了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作用。在总结我们建国以来的经验时，毛泽东提出了“以苏为鉴”的问题，觉察到我们建设中照搬苏联的经验是不恰当的，是不符合我国的国情的。因此，毛泽东从我国的国情出发，总结历史经验，探索一条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毛泽东在1956年初，用两个多月时间，倾听了34个部委的汇报，并去外地作了调查。在这个基础上，经过理论思索，发表了《论十大关系》的重要讲话。随后在1957年2月又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一光辉著作。这些都是毛泽东在这一时期探索的重要理论成果。

　　在我国科学文化领域，也同样受到苏联学术批评中的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危害。特别是在苏联遗传学、生物学界，用粗暴的方法，强制推崇李森科学派，禁止摩尔根学派。学李森科、米丘林的学说姓“社”，摩尔根的学说姓“资”。在文学艺术方面对待不同流派也有类似问题。有鉴于此，毛泽东为了推动我国科学文化领域内的自由争论空气的形成，在1956年4月28日讨论《论十大关系》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了要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问题。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作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毛泽东于1957年3月17日来天津讲了“双百”方针问题。他说，对于社会上许多议论，我们采取什么方针？我们应该采取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方针，在讨论辩论中去解决，分清是非。现在我们党内有一种情绪，就是用过去那种简单的方法，或者叫“军法从事”，你不听话呀，那就正军法，拉出去砍了，这是对付阶级敌人的。其实对待阶级敌人也不是那么简单，还有许多细致的方法。现在不是对付敌人，而是人民内部问题。对待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大学教授、医生等等，这个简单方法就不行了。对于各种不同的意见，在科学方面的，不论我们懂不懂，都要采取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方针，不能“军法从事”。一门科学还可以有几个学派，去争鸣，这样才能出真理。社会科学也是这样。凡属于科学方面的，都用辩论的方法，而不是用我们看不顺眼就去整一下的办法。对思想精神方面的问题，比如学习马克思主义，资产阶级世界观，还是无产阶级世界观，艺术方面的问题，都不能用粗暴的方法。应该采取说服，而不是压服的方法（12）。

　　毛泽东讲“双百”方针的主要用意，是针对我们的干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解决思想方面的问题，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他是把“双百”方针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结合起来阐述的。因此，毛泽东对“双百”方针的应用范畴有了新的延伸和扩展。其主要特点是：不仅对科学和文学艺术的方针是“双百”方针，在解决思想方面的问题（包括世界观）也要用“双百”方针；用过去处理阶级斗争的方法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不可行的，正确的方法是讨论、辩论，充分发扬民主，说服、教育的方法。目的是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文明、富强的国家。

　　毛泽东关于“双百”方针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思想在党的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于我们今天在改革开放中，如何重视“双百”方针的作用，进一步解放思想；如何正确处理日益突出的人民内部矛盾，仍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毛泽东在讲“双百”方针时，特别提出要用实事求是的思想来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也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和中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他说，马克思主义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现在还要发展，马克思主义原则在中国实行，就要有中国色彩，就要按具体情况来具体解决（13）。毛泽东所说的中国色彩，实际就是中国特色。他的这一提法，无论是从概念上，还是从这一时期探索的内容上来看，已经产生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思想的萌芽。

　　（四）通过技术革命，赶超世界先进水平

　　毛泽东在天津视察，进行调查研究的过程中，对技术革命十分关注。1956年1月12日，他在天津视察时，参观了仁立毛纺厂和天津第一机床厂。在参观中，毛泽东仔细询问了技术革新技术革命的情况，鼓励工人、技术人员和干部要开展技术革命。

　　1958年8月10日至13日，毛泽东再次来天津视察。在这次视察过程中，他对技术革命极为关注。当他得知天津市工业技术革命展览会刚刚完成展品的装饰工作，即将开幕的消息后，便立即决定参观。这个展览会规模较大，展品是工人、技术人员在技术革命中试制的新产品。毛泽东先在“东风馆”看了天津拖拉机厂试制的热轧齿轮，这是一项新技术，它是用高周波电滚将齿轮毛坯加热以后，直接用机器轧成齿轮。采用这种方法，效率比用机床提高十多倍。这项新技术也代表了当时齿轮技术革命的方向。毛泽东看后十分称赞。接着他又看了国产矽胶，这种矽胶的吸酸能力达到60％，其性能已赶上了日本、英国的产品。随后毛泽东从“东风馆”出来走进了重工业馆，先看了新产品小型拖拉机，接着在天津钢厂的产品前，听取了钢厂总工程师关于转炉炼矽钢的情况介绍。总工程师介绍说，过去有些工程技术人员认为只有电炉才能炼矽钢，我们通过技术革新，用转炉炼出了优质的矽钢，并且冶炼时间缩短了百分之八十，成本降低了三分之一。毛泽东仔细看了轧制成的矽钢片后，十分高兴。毛泽东在看了其他新产品后，从重工业馆出来，又接连参观了化工、纺织、手工业三个展览馆，对新技术产品聚氯乙烯排水管、从海水中提取的盐和纯碱、聋哑教话器、玻璃布、人造革、不用染料染出的丝绸等一一仔细观察，询问了利用新技术的情况，并对陪同人员，现场的技术人员强调说，要创造新的产品，通过技术革命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第二天，毛泽东又去南开大学、天津大学参观，对两校师生开展技术革命和教育革命给予高度评价（14）。

　　毛泽东在这次来天津调查研究的过程中，对天津开展技术革命的情况十分关注，一再强调通过技术革命赶超世界先进水平。这是毛泽东这一时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从1953年起开始执行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从这时起，技术革命已开始成为毛泽东考虑的重要问题。这一年的12月，他在修改《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宣传与学习提纲》时，提出了“在技术上起一个革命”（15）的思想。在1955年3月召开的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毛泽东指出，我们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就是钻研社会主义工业化，钻研社会主义改造，钻研现代国防，并且开始钻研原子能这样的历史新时期（16）。在1956年1月召开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毛泽东把技术方面的创造和革新称为“技术革命”。并提出要进行技术革命、文化革命，把我国建成为世界上一个科学、文化、技术、工业各方面更好的国家，要有计划地在科学技术上赶超世界先进水平。1956年9月在党的八大决议中提出工作重点要转移到建设上来之后，毛泽东对技术革命问题考虑得更多，对技术革命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也愈加重视，提出了把重点转移到技术革命上去的思想。1958年1月，毛泽东在工作方法60条（草案）中指出：“现在要来一个技术革命，以便在十五年或者更多一点的时间内赶上和超过英国。”“提出技术革命，就是让大家学技术，学科学。”“我们一定要鼓一把劲，一定要学习并且完成这个历史所赋予我们的伟大的技术革命。”“从今年起，要在继续完成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把党的工作重点放在技术革命上去。”（17）紧接着毛泽东在1958年1月28日召开的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在整风以后，要准备把注意力逐渐转移到技术革命。”（18）1958年3月20日，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又指出：“过去我们在建设方面用的心太少，主要是搞革命去了，现在革命比较松了一口气，就要来搞建设，搞技术革命。”（19）

　　从以上材料可以看出，毛泽东在思索技术革命这一战略思想时思想发展的轨迹。它说明了毛泽东从1953年开始思考和重视技术革命问题，特别是从1956年到1958年上半年，他的关于技术革命的思想逐渐成熟。这时毛泽东把技术革命问题提高到战略地位上去考虑，因此他提出要把党的工作重点放到技术革命上去。毛泽东的这一思想，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毛泽东1957年前后在天津调查研究时为什么特别注重技术革命问题，这是与他上述思考分不开的。他的关于技术革命的思想促使他在天津（以及其他方面）调查研究时，把这一问题作为一个重要课题进行了解、研究，从而获得丰富的实际材料。反过来，这些丰富的实际材料，又帮助他使这一思想理论得到进一步的深化和发展。

　　毛泽东关于技术革命的思想，从他的主观愿望上来说，就是要通过技术革命，赶超世界先进水平，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国家。这一思想也得到全党的赞同。但是，毛泽东关于技术革命的思想，由于种种原因，在后来的实际工作中并未达到预期的目标。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毛泽东关于技术革命的思想重新放出光辉。特别是邓小平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观点，是对毛泽东关于技术革命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五）建立独立的工业体系

　　毛泽东在参观工业技术革命展览会休息时，很关切地询问了天津工业生产和技术革命出现的新情况。当陪同他参观的李耕涛市长说到当前的主要问题是原材料供应不足，与其他地区协作也有一定困难时，毛泽东说：“应该自己想办法建立独立的工业体系，首先是协作区，然后是许多省，只要有条件，都要建立比较独立的，但是情况不同的工业体系。”（20）这是毛泽东关于中国工业化道路方面的一个很重要的思想。当时《人民日报》以大字标题作了报道，因此，毛泽东关于建立独立工业体系的思想在天津、河北，以至全国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毛泽东为什么要提出建立独立的工业体系呢？这是与中国的基本国情分不开的。

　　中国的近代工业发端于19世纪40年代，从1843年上海出现第一家现代企业开始，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虽然经历了100多年，但是现代工业十分薄弱。外国资本在中国投资工业，主要是为了掠夺中国的资源和榨取廉价劳动力。因此，外国资本的投资集中在采矿业和轻纺工业，而钢铁工业和机械制造业得不到发展。因此，工业基础十分薄弱，而且分布极不平衡，门类不全，技术落后，根本构不成什么工业体系。改变这种落后的工业面貌的重任，历史地落在了中国共产党身上。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响亮地提出，要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1952年，他在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中，进一步提出实现工业化的总任务。随后，党中央在制定和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过程中，又提出了建立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的问题。1954年5月李富春在第二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根据中央和毛泽东的意见作《关于社会主义工业化问题的报告》。《报告》指出，只有社会主义工业化不断增长，才能够领导对私营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和把小农经济改造为合作的集体经济。我国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要经过逐步的相当长的时间，毛泽东提出大致15年左右。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标志，从数量上看是社会主义工业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60％左右，从质量上看，要有独立的工业体系和农业相应的协调发展（21）。这是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建立独立工业体系的问题。在1956年党的八大的决议中，也提出了这一问题：党和全国人民的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也就是要在三个五年计划或者再多一点时间内，基本上建成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22）。1957年12月31日，国家计委传达毛泽东关于经济计划工作的几点指示：（1）省市县都要搞规划，工业、交通、农业、商业、手工业、大专院校，培养工农知识分子，科学文化，城市规划都要搞一个象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那样的远景规划。（2）协作、联省办法，逐步过渡到经济中心，是否考虑过去的大区，以一个大城市为中心，结合周围省市考虑通盘的协作规划。如以沈阳为中心的东北地区；以西安、兰州为中心的西北地区；以天津为中心的华北地区；以武汉为中心的中南地区；以广州为中心的华南地区；以重庆为中心的西南地区等协作区域。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经济区（23）。在上述思想的基础上，毛泽东于1958年在天津视察时，针对天津及河北的工业发展问题，进一步提出了建立独立工业体系以及工业的布局和协作等问题。至此，毛泽东关于建立独立工业体系的思想基本形成。1963年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在制定国民经济的长远规划时，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任务，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提出了“分两步走”的设想。第一步，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使中国工业大体接近世界先进水平，第二步，使我国工业走在世界前列，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从这里可以看出，建立独立的工业体系是中国工业化道路通向四个现代化的必经之途。

　　毛泽东关于建立独立工业体系的思想对天津、河北以及全国工业发展的道路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天津市这个老工业基地，除对原有的工业基础不断进行技术改造外，发展了冶金、石油化工、电子、汽车等新的工业部门，使天津的工业门类进一步增多，工业技术水平进一步提高，工业布局逐步趋向合理。河北省在石家庄、唐山、邯郸、张家口等地建立新的工业区，重点发展冶金、化工、电力、轻纺、化肥、农机等工业。从全国来说，除了继续发挥沿海地区的工业优势外，在内地建立了一大批新的工业基地。这不仅使工业的门类增多，而且从地区的分布上，也更为合理。整个工业开始向独立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的方向发展。当然，由于“左”的思想的影响，使发展的速度受到了很大的限制。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毛泽东关于建立独立的工业体系的思想有了新的发展。在总结过去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逐步调整了工业生产和工业布局，主要是：进行了以开发能源为重点的工矿业和交通运输建设；调整了重工业和轻工业发展的速度和比例，把消费品工业的发展放到了重要的地位；对现有企业有重点有步骤地进行了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进一步使生产力布局合理化。处理好老基地与新基地、沿海与内地、原料产区和加工工业集中地区等方面的问题。国家在“七五”计划中，曾对我国自然资源分布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有差别的东部沿海、中部、西部三个经济带作出规划，要求它们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发展相互间的横向经济联系，逐步建立以大城市为中心的、不同层次、各有特色的经济协作区网络。在“八五”规划中，对原来的生产布局又作了某些调整，如特别提出了重点加强基础工业和基础设施，改组和改造基础工业，把发展电子工业放在突出的位置，积极发展建筑业和第三产业；在坚持全国一盘棋的统一市场的前提下，形成以省、自治区、直辖市为基础，以跨省区市横向联系为补充，有利于发挥地区特色和广泛开展协作的经济体系。综上所述，都是毛泽东关于建立独立工业体系及协作区思想在改革开放新时期的进一步丰富和发展。

　　经过40多年的艰辛开拓，毛泽东提出的，所要建立的独立工业体系，现在已经基本形成。其标志是工业门类比较齐全；工业技术水平不断提高；工业布局逐步合理。现在已形成了综合性的大型工业地区和工业带，主要有：沪宁杭工业基地、京津唐工业基地、辽中南工业基地；沿海工业带、长江沿岸工业带和陇海兰新工业带。现在中国的工业在已经形成独立的体系的基础上，正在向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前进。

　　结束语

　　毛泽东50年代在天津调查研究的实践，是他在建国后探索一条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重要组成部分。他在思想理论上提出的关于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和技术革命上来的思想；关于干部要学会管理城市，要学习科学技术的思想；关于提倡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思想；关于建立独立工业体系的思想；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要有中国特色的思想等一系列重要思想，是对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理论的重大贡献。当然，毋庸讳言，由于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他的这些重要思想未能一贯坚持，造成了令人痛心的失误。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的这些重要思想才重新放出光辉。

　　毛泽东在天津调查研究的实践中之所以能在思想理论上有这样重大的建树和贡献，这是与他本身的条件和在调查研究中的鲜明特点分不开的。首先，毛泽东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具有大无畏的革命胆略和气魄，思想解放，勇于开拓，提出了“以苏为鉴”，走自己的路，就是要开拓符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第二，毛泽东在调查研究中，始终贯彻了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是毛泽东创造和遵循的原则。第三，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在调查研究中，深入到群众中去，关心他们的生活疾苦，了解他们的思想情绪和要求，从群众中直接掌握大量的第一手材料。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这是毛泽东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形成的一条根本的工作路线和工作方法。

　　总之，毛泽东50年代在天津调查研究的实践中之所以能在思想理论上有重要的建树和贡献，是他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进行创造性的调查研究的实践，并使调查研究的成果升华为思想理论的结果。

　　毛泽东在天津调查研究的实践与思想，丰富和发展了他在50年代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思想理论。这一理论，对于我们今天坚定不移地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仍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作者单位：中共天津市委党史资料征委会）

　　注释

　　①②⑤（12）（13）1957年3月17日毛泽东在天津党员干部会议上的讲话。③转引自《党的文献》1991年第3期，第14页。④毛泽东视察天津汽车制配厂的谈话记录。⑥⑨（11）转引自《毛译东的读书生活》，生活・读书・新知书店1986年版，第108―109页。⑦《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480―1481页。⑧《新华月报》1953年3月号，第13页。⑩参见《新华半月刊》1956年第4号，第1页。（14）（20）1958年8月15日《天津日报》。（15）（17）（18）（19）转引自《党的文献》，1991年第6期，第15页，第12页，第13页。（16）《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144页。（21）（22）（23）转引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大事辑要》，第113页，第88页，第11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