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清 严爱云
从1956年至1966年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10年中，上海曾以其经济发展的速度和取得的成就受到举世瞩目。回顾这段历史，是毛泽东在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审时度势，及时地提出了“利用和发展沿海工业”以促进内地建设的战略思想，为上海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赢得了一次重要机遇。上海人民在党中央、毛泽东关怀指导下，及时地抓住了这次机遇，充分用好机遇，从而使上海经济建设迈上了一个新台阶。这一时期凝聚的历史经验，对于今天我们正在进行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对于把握好又一次难逢的发展机遇，无疑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确立“利用和发展沿海工业”战略思想的历史背景和依据
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其历史的特点是反对教条主义。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在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就一直坚持同那种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进行不懈的斗争，谱写了一曲农村包围城市，最终武装夺取全国政权的凯歌。建国后，毛泽东又从中国国情出发，创造性地对民族工商业采取和平赎买的政策，成功地实现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1956年前后，中国社会主义改造进入高潮，在行将跨入全面开展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新阶段之际，毛泽东又率先在党内提出了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问题。毛泽东认为我国在取得建国头七年经济建设经验后，不应再照抄照搬被当时社会主义阵营奉为金科玉律的苏联建设模式，而应总结自身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以苏联经验为借鉴，寻找自己的建设道路。在一段时间里，毛泽东身体力行，带头深入基层了解第一手资料，集中听取了中央34个部委办和部分省市的汇报，在一系列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形成了以《论十大关系》为杰出代表的许多新思路。“利用和发展沿海工业”战略思想是毛泽东在科学地论述沿海工业与内地工业关系时提出来的，具有深刻的历史背景和重要的主客观依据。
（一）对国际形势走向的科学分析，是确立“利用和发展沿海工业”思想的前提条件。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部署与国际形势紧密相关。建国之初，帝国主义对我们新生的政权采取了军事挑衅和经济封锁的高压政策，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把战火烧到鸭绿江边，并派遣第七舰队驻扎在台湾海峡，形成对我国东海岸的包围，妄图迫我就范；不甘失败的台湾国民党当局也窥伺在侧，企望借美国援助反攻大陆。当时战争威胁时刻存在，因此国家考虑处于战争前沿的沿海工业为应付突发事变，以恢复与维持为主，不作大的扩建和发展，有些行业甚至压缩内迁。这是根据当时形势所决定的。然而，随着朝鲜停战，以及1955年万隆的亚非会议和日内瓦会议的召开成功，显示了世界和平与合作力量的加强，国际形势趋向缓和。党中央、毛泽东及时把握国际形势这一重大变化，经过对国际形势走向的科学分析，认为新的侵华战争或世界大战短时间内打不起来，可能出现十年或者更多一点和平时期。据此，毛泽东认为“如果还不充分利用沿海工业的设备能力和技术力量，那就不对了”①。他针对当时有些格守沿海不能发展，主张对沿海采取消极态度的同志的认识说：“不要说三千公尺上空没有原子弹就是一万公尺上空也没有原子弹”②。毛泽东还根据沿海工业发展的特点，指出了利用和发展沿海工业的迫切性和重要性：“不用说有十年，十二年，我们应当办好沿海的工厂，就算只有八年、七年、六年，甚至只要有五年时间，我们也应当在沿海好好地办四年的工业。办了四年以后，等到第五年打起来了再搬家，也完全合算”③。毛泽东对国际形势趋缓的准备判断，为沿海工业特别是上海工业的发展带来了契机。（二）“利用和发展沿海工业”是总结“一五”经验教训后的客观要求。我国历史上形成的上海、天津、广州等沿海中心城市，地理位置优越，工人阶级集中，技术力量雄厚，轻重工业和商业发展的基础都较好。据统计，占国土总面积12％的沿海地区占了全国工业总产值的70％。当时国内供应的设备、材料和大部分轻工业品都是上海等沿海工业城市生产的。全国销售的纱布、卷烟有1/3是上海生产的，日用工业品有60％是上海生产的。沿海城市还向内地输送了大量技术、人才，支援国家重点建设。从1953年到1956年，仅上海支援外地工业建设的工人、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及政工干部达21万人。与沿海工业所能发挥作用相矛盾、掣肘的是“一五”计划中对沿海工业限制发展的方针。当时，由于对上海工业潜力以及它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估计不足，对客观情况分析不够全面，因此在实际工作中对上海究竟是发展、还是维持或缩小，曾经发生过摇摆，从发展方面打算得少，从维持方面考虑得多，甚至有时还考虑缩小。这就在实践中产生了一些突出的问题，例如不少行业的生产潜力得不到充分发挥。从当时上海40种主要工业产品设备使用来看，除重工业方面设备利用率较高外，35种产品的设备利用率均在80％以下，其中有16种在20―40％之间，利用率在20％以下的有八种，这抑制了上海的经济发展。“一五”时期上海工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14.5％，低于全国18％的发展速度。特别是1955年，全国工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5.6％，上海反而下降2.8％，是影响上海工业发展速度的关键年份；上海工业总产值占全国的比重，从1952年的19.8％下降为17.4％。其他沿海城市也有类似现象。天津市38种主要工业品的设备利用率，在40％以下的有15种，60％以下的有17种，达到70％至80％的只有6种。毛泽东由此认识到：原有方针应该改变一下，“沿海地区要充分合理发展，不能限制”④，需要确定一条适合上海等沿海工业实际情况的建设方针，才能更好地发挥沿海优势，以促进内地发展。毛泽东在数年后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还一再反思这一教训：“过去我们计划规定沿海省份不建设新的工业，整整耽误了七年时间”。
（三）“利用和发展沿海工业”是实现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必要条件。我国要逐步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不仅需要技术设备，而且需要大量资金。上海等沿海城市加工工业集中、技术水平高、协作面广、生产成本低、加工利润大，可以为国家工业化积累资金。“一五”计划期间，上海市努力贯彻“投资少，收放大”⑤的方针，实现的利润占全国基本建设投资总额的20.9％，接近同期国家对上海工业投资额的6倍。上海资金积累速度超过了工业生产增长速度。5年内全市财政收入达177亿元，其中90％以上上缴国家，有力地支援了国家重点建设。在1953年―1956年的四年内，上海工业基本建设投资每亿元可增加产值8.7亿元，比全国的两亿
元高出3倍以上。但是这并不表示投资越少越好。事实上在实践中已出现不正常情况，上海工业的投资已经不足以补偿固定资产的磨损，以致使固定资产的净值有所下降。因此，不改变限制政策，终将影响上海等沿海工业城市优势的发挥。另外，扩建改建现有企业，可以比新建企业投资节省25―50％。这是充分利用当地资源、发挥现有企业潜力，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产品成本的正确途径。可见在厉行节约，处理好积累与消费关系等原则之外，利用和发展沿海工业不失为国家获得资金的捷径。调查研究使毛泽东获得了许多新认识，特别是对发展沿海工业与发展内地工业以及实现国家工业化的关系有了深刻的认识。毛泽东说：上海赚钱可帮助内地建厂，这和工业布局合理化需要把新建厂放在内地的根本方针并不矛盾，上海可考虑做大的扩建。他还指出：沿海轻工业发展可以回笼资金，就是上海的重工业虽然破破烂烂，集中一下，不花很多钱，作用也很大。如钢铁公司一年上交的利润就达3000万元。
正是基于以上这些思考和认识，毛泽东逐步形成了利用和发展沿海工业者底子，以促进内地工业迅速发展的战略思想。毛泽东在1956年4月25日《论十大关系》的著名讲话中，阐述了正确处理沿海工业与内地工业关系的基本原则：“好好地利用和发展沿海的工业老底子，可以使我们更有力量来发挥和支持内地工业。如果采取消极态度，就会妨碍内地工业的迅速发展。”
⑥毛泽东《论十大关系》的正确思想得到党中央其他领导的共识，被中共八大进一步确定，并贯彻到国民经济发展的各种规划中。在中共八大上刘少奇代表党中央所作的政治报告中指出：在“二五”计划中应当充分利用沿海各省的有利条件，继续适当发展那里的工业，以帮助内地工业的发展。在周恩来《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中亦指出，“一五”教训是：“这几年，我们在建设事业中，对中央和地方的关系、近海地区和内地的关系，也作了大体适当的安排，但是我们在这方面还是有缺点的。有一段时间，我们重视了中央建设事业的发展，而对地方建设事业的发展注意得不够；我们重视了内地建设事业的发展，而对近海地区建设事业的发展注意得不够。”“利用和发展沿海工业”的思想由此在中央有关经济方针政策中得到体现。国家对上海工业建设投入的资金逐年有增加。“二五”计划期间，上海工业基建投资达36亿元，平均每年投资额比“一五”时期增加6倍。二、贯彻“利用和发展沿海工业”战略思想，使上海经济建设获得了10年的大发展上海作为我国最大城市，重要的经济中心，它的工业规模和实力居全国之首，对我国的经济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论十大关系》发表后，党中央、毛泽东正式确定了“利用和发展沿海工业”战略思想。1956年5月，陈云带着毛泽东“上海有前途的，要发展”的重要指示来到上海，向中共上海市委和上海工商界人士进一步阐明了党中央关于利用和发展沿海工业老基地的方针政策。这对于上海的经济建设来讲无疑是获得了一次重要的历史机遇。所谓历史机遇，是历史发展过程中赋予的一种大发展的机会，它的出现有主观和客观原因，即主观的需要和客观的可能。毛泽东确定的“利用和发展沿海工业”的战略思想以及党和国家根据这一思想作出的相应的经济政策，给上海经济建设提供的正是这样一个重要机遇。
上海人民在中共上海市委的领导下，深入领会“利用和发展沿海工业”的战略思想，及时地把握时机，把贯彻这一思想与上海的实际结合起来，全面推动上海工业的发展。1956年7月，在中共上海市第一届代表会议上，市委以“利用和发展沿海工业”战略思想作指导，实事求是地总结了“一五”期间的经验教训，深入地分析了上海的具体情况，提出了“充分利用，合理发展”⑦的上海工业建设方针并得到会议的确认。这一方针为上海工业建设注入了新的活力，有力地推动了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上海经济建设的大发展。
（一）“充分利用、合理发展”方针的内容是“充分利用上海工业潜力，合理地发展上海工业生产”⑧。其中心环节是充分利用上海近百年来形成的工业基础，利用它原有的设备和技术力量，使之更好地满足国家和人民的需要。同时对上海工业进行积极的改造和合理的发展，解决落后的设备、技术与社会主义生产发展要求的矛盾，对现有的工业进行必要的经济改组和技术改造，在此基础上进行适当的必要的扩建和改建。根据国家需要，上海的重工业除充分利用已有设备外，还要进行必要的发展。其中上海的机电工业逐步发展成为全国制造中小型机械，特别是精密机械的基地之一：钢铁工业发展成为利用附近的地区铁矿的生产小型钢材的基地。其他如化学工业、建筑材料工业、电力工业等都有适当的发展。轻工业方面，在有可靠的原材料供应的基础上，对国内外需要量较大的行业，扩大生产，同时努力试制和生产新产品。
（二）“充分利用，合理发展”方针的手段是使上海工业结构合理化，进行必要的工业大改组。上海老工业基地的特点是，原有工业企业规模很小、数量众多。因此根据生产发展的需要正确地进行工业改组对上海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在开始全面建设的十年中，上海先后进行了三次工业大改组。“充分利用，合理发展”方针确定后，首先为了改变私营工业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产品重复、技术落后和管理分散等不合理状况，使他们在生产关系变革以后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上海在1956年至1957年进行了第一次工业改组，有计划地合并、集中、联合，把全市2万多家工厂，按行业成立了83个行政性专业公司，实行归口领导，从而对工业组织结构实施大调整。这次改组的方法是以按行业合并为主，辅以必要的外迁。通过改组，扩大了企业规模，促进了工业生产的集中化，初步改变了上海工业分散落后和布局不合理的状况。1958年至1960年，上海进行了第二次工业改组，改组范围遍及各工业局。一方面通过大规模基本建设，建成一批重工业大型骨干企业，同时，对原有国营、公私合营企业进行裁并、改建、扩建组成大型企业，从而形成了大批量的、能成套生产的能力；另一方面在改组中发展了部分新产品和新兴工业，扩大了上海的工业门类。这次改组，在推进上海工业的专业化和协作方面获得了积极的成果；某些行业和某些企业，在工业布局、结构或协作条件方面获得了合理调整，企业的领导和管理得到加强，收到了较好效果。但是这次改组是在“以钢为纲、全面跃进”的背景下进行的，因此产生“重重轻轻”倾向，即重视重工业，轻视轻工业，造成国民经济比例失调。1962年至1965年，上海在贯彻“八字”（调整、巩固、充实、提高）调整方针中与贯彻“充分利用，合理发展”方针结合起来，进行了第三次工业改组。在这
次改组中，注重纠正“大跃进”和第二次工业改组中造成的失调，在调整中结合做了许多巩固、充实、提高的工作，按照“瞻前顾后，统筹兼顾”原则进行稳妥的处理，做到“下中有上”，“退中有进”取得明显效果。在一次全国计划会议上国务院副总理、国家计委主任李富春曾讲：就全国地区来看，上海在“大跃进”期间损失最少。原因盖出于此。此外，这次改组还对部分生产任务不足、原材料供应无保证、设备陈旧落后、产品质量差的工厂实行关、停、并、转的措施，其中重工业企业占重要比重，并改变了某些工业部门的生产方向和产品结构，精简了多余职工，压缩了部分成本高、质量差、效益不好的工业企业的生产。第三次改组不仅达到了工业布局合理的目的，而且保持了长远发展实力。
（三）“充分利用，合理发展”方针的方向是上海工业向“高、精、尖”的发展。根据中央对沿海城市工业的要求和贯彻“充分利用，合理发展”上海工业的方针，上海在制定“二五”计划过程中就提出了工业生产要向“高级、精密、尖端”方向发展。这是因为上海工业既有基础雄厚，门类较齐全，配套协作条件较好，科技力量较强，地理位置优越，交通便利等有利条件，但是，也存在缺乏自然资源、原材料和能源，市区工厂过度密集、市内交通、住宅、“三废”污染问题严重等不利条件。因此确定“高、精、尖”为上海工业发展方向，较好地解决了在贯彻“充分利用，合理发展”方针中利用什么、发展什么以及怎样才算合理等问题。60年代初，上海针对工业生产部分落后于国内的先进水平，大部分落后于国外发达国家的“两落后”状况，提出了“两赶超”口号，即赶超国内先进水平，赶超国外先进水平。“两赶超”口号，实际是上海贯彻“充分利用，合理发展”方针，工业向“高、精、尖”方向发展的行动口号。为了“两赶超”，上海工业战线进行了大规模的技术改造和技术革新，并获得了前所未有的重大成果。
（四）“充分利用，合理发展”方针的目标是把上海建设成为我国一个先进的工业和科学技术的基地。1963年，市委在上海市第三届党代会上总结了在调整中继续贯彻“充分利用，合理发展”方针的经验。指出：上海是我国重要的工业基地，“具有适应性、灵活性、多样性的特点，充分利用这个基地就能加快上海的工业生产，更好地支援全国建设”⑨。同时强调：充分利用上海这个基地，“必须根据国家建设的需要和上海现有条件出发，有计划地对上海工业进行必要的调整和改组，进行适当的改建和扩建，建立一些必要的骨干企业，加强某些薄弱环节，这样，就可以使上海工业在合理发展的基础上得到充分利用”⑩。所谓合理发展，就是在发挥上海工业基地特点的时候抓重点，“首先解决国家建设要求上海实现的迫切任务”（11）。在这次会上，根据全国经济建设对上海的要求，正式提出了“把上海建设成为我国一个先进工业和科学技术基地”（12）的目标。并突出一个“新”字，确定了以发展新材料、新设备、新技术、新工艺为中心，重点发展6个重点新兴工业和18项重大新技术。为实现这一目标，当时上海把高等院校、科研部门与工厂相结合组成专题攻关小组，从而在许多方面取得突破性成效，到1965年上海不仅已成为门类比较先进齐全的工业基地，形成大中小企业相结合，主副配套，整机、部件、零件完备的协调的工业体系，而且还成为全国重要的科学技术基地。
三、“利用和发展沿海工业”战略思想在理论上与实践中留下的历史启示
邓小平曾高度评价和赞扬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它所蕴含的宝贵思想“对当前和今后都有很大的针对性和指导意义。”（13）“利用和发展沿海工业”战略思想留下的历史启示有：
（一）在工业化建设上正确处理了沿海工业与内地工业的辩证关系。我国历史原因形成的工业绝大部分分布在远离原材料基地的沿海，具有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建国后国家经济发展采取的重大举措是将新建工业重心放在内地，这是合乎调整地域经济结构需要的。然而。以此忽视利用沿海工业者底子的良好基础，放弃合理发展沿海工业所能取得的事半功倍的效果，则不利于我国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大业。“利用和发展沿海工业”的战略思想，科学地论证了发展沿海工业与内地工业的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利用和发展沿海工业与重点发展内地工业既相矛盾又相依赖：实践证明充分利用沿海工业底子好的优势，积极合理地发展沿海工业，会使国家有更多的力量来发展和支持内地工业建设，反之，对沿海工业采取消极态度只能是牵制内地工业的迅速发展。
在毛泽东“利用和发展沿海工业”战略思想的指导下，国家在重视发展内地工业的同时，也注意了充分利用沿海工业的有利条件，上海、辽宁、天津等工业区，在这期间进一步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在实践中取得了重大成就。在人力、财力、物力和技术方面，起了内地建设和实现全国工业化的根据地作用。上海在开始全面建设的十年中，扩充了工业门类，建立了一批新兴工业，并逐步按集约化规模经济的原则建立了一批新兴工业区。到1965年，上海已建成为冶金、机电、仪表、化工、轻工、纺织、手工等门类比较齐全的先进工业基地和科学技术的基地，取得很多举世瞩目的成就。50年代后期，诞生了我国第一代轿车；刚跨入60年代，就成功地发射了当时只有极少几个国家能研制的探空火箭，造出了万吨水压机。1965年，上海已有70多项产品赶上和接近当时世界先进水平。其中有人工合成胰岛素、10万千瓦双水内冷发电机组、20万倍大型电子显微镜、每秒运算20万次的电子计算机等。还建立了高温合金、稀有金属、石油化工，合成树脂塑料、合成纤维、半导体材料以及激射光、高温陶瓷等一批新兴工业。1966年与1956年相比，全市工业总产值增长了31.6倍，平均每年增长10％，这在世界工业发展史上也是不多见的。上海综合经济能力远远超过当时的台湾、香港。上海工业生产的发展，也更有力地支援了全国的经济建设。
（二）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是实现这一战略思想的坚实基础。《论十大关系》提出的十个关系问题，都是围绕着一个基本方针，就是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毛泽东认为，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必须把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包括党内外、国内外的一切积极因素，直接的、间接的积极因素，人的、物的积极因素，全部调动起来。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基本方针符合我国国情，是毛泽东把群众路线运用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上来的体现。根据毛泽东这个基本方针的要求，除物的和其他各方面有利因素外，首先要调动人的积极因素。1957年，毛泽东围绕着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这个主题，又提出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不久他亲自南下，在沿海地区的天津、济南、南京、上海等大城市向干部作“正处”问题的报告，这为干部群众领悟新形势，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调动一切积极因素
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在这期间，毛泽东曾多次亲临上海，视察工厂企业，接见工人、知识分子、民主人士，鼓励他们积极投身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历史事实证明，上海在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顺利的贯彻“充分利用、合理发展”工业方针的成功经验，主要是调动了工人、知识分子、工商业者等各方面的积极因素，锻炼造就了一支思想、技术、作风较好的职工队伍，为上海经济大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群众基础。当时，上海市委认识到，搞好工业生产的关键在于依靠工人阶级，充分发挥职工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在全市职工中开展了社会主义劳动竞赛，掀起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热潮，并取得了重大的成效。这期间上海工人阶级创造了我国的许多“第一”。例如1956年制造了第一只手表；1957年研制了第一台精密磨床；1958年第一艘万吨轮下水；1960年成功地发射第一枚探空火箭，等等。这都是充分调动人的积极因素，实现工人、技术人员、干部三结合的成果。
（三）对当前改革开放的借鉴意义。“利用和发展沿海工业”战略思想如同毛泽东其他许多正确的思想一样，在实践过程中经受了历史的考验，包含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因此成为后人宝贵的财富。在开始全面建设的十年间，由于贯彻了这一思想，沿海工业在获得自身发展的同时，有力地支援了内地工业的建设；进入60年代中后期，由于又对国内外形势作出不符实际的估计，认为战争威胁随时存在，再度对沿海采取压缩内迁的方针，违背了“利用和发展沿海工业”的正确思想，使上海经济发展受到影响，建设速度受到抑制。从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代领导人毛泽东到第二代领导核心邓小平，他们都努力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探索走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毛泽东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新发展。新时期改革开放历程进一步验证了“利用和发展沿海工业”战略思想的科学性，并使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有了新的发展，赋予了新的内涵，从工业发展扩展到整个经济领域。兴办深圳、珠海、汕头、厦门经济特区是我国对外开放起步的重大部署，也是利用和发展沿海优势的具体体现。此后又相继开放沿海十几个城市，在长江三角洲、珠海三角洲、闽东南地区、环渤海地区开辟经济开放区，两亿人口的沿海地带迅速发展，有力地推动了全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
进入到90年代，党中央、国务院作出开发浦东的重大决策：“以上海浦东开发开放为龙头，进一步开放长江沿岸城市，尽快把上海建成国际经济、金融、贸易中心之一，带动长江三角洲和整个长江流域地区经济的新飞跃”（14）。这一决策正是要充分利用和发挥上海特有的地域优势、人才优势、经济基础优势，立足上海，面向全国，走向世界，以上海经济的大发展辐射沿江、内地城市的经济发展，并早日实现与世界经济接轨。可以说，这一决策进一步深化发展了毛泽东“利用和发展沿海工业”以促进内地建设的战略思想，成为时代赋予上海人民的又一次空前重大的历史机遇。察往知来，我们可以从历史中汲取当年上海人民贯彻这一思想的重要经验，这样，才能做到江泽民所指出的，用时代的紧迫感抓住机遇，用高度的历史责任感珍惜机遇，用科学的态度用好机遇，进一步解放思想、改革开放，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走自己的道路，促进上海经济建设的腾飞。（作者单位：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
注释
①⑥《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70页，第270―271页。②③④（13）《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第487页，第478页，第483页，第491页。⑤《上海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发展简史》第210页。⑦⑧《中国共产党在上海（1921―1991）》第461页。⑨⑩（11）（12）《中国共产党在上海（1921―1991）》第495―496页。（14）江泽民《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