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体华
经济的发展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决定全部历史进程的第一性的东西。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这本名著的“共产主义”一节中，曾明确说明：建立共产主义实质上具有经济的性质①。这一点，在建国40年后，显然我们有了更为清醒的认识。
本文将围绕经济发展主体的问题，展示毛泽东建国以来的艰难探索。
毛泽东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主体观，有着深厚的历史唯物主义基础。然而正像德国哲学家黑格尔所说的那样：“真理不是一种铸成了的硬币，可以现成地拿过来就用。”这句话不幸为我国几十年来探索的坎坷历程所证实。毛泽东深邃的思考，以及各项政策的实施，曾使几亿人为之震撼、参与其中，并为之奋斗。伟大的成功和轰轰烈烈的失败，不仅浸透着开创性历史活动的艰难，同时也孕育着独具特色的毛泽东的发展观。
“人民”的构思
毛泽东在把他的坚实的信仰――“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化为他的社会主义实践时，是颇具匠心的。
毛泽东历来主张：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因素，参加到我们的事业中来，是我们的事业胜利的保证。社会主义建设同样需要如此。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深刻分析了中国现存的经济关系和由此而产生的各个阶级。然而他没有满足于这一水平。他所投身的中国的实际，要求他以无产阶级战略家的气魄，吸引更多的人加入他所引导的洪流。毛泽东不仅重视人的经济地位和阶级属性，同时也很看重人在不同环境下的政治态度，以及在不同政治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他以辩证的逻辑，思考着对立阶级的政治态度的转化，以便在一定的条件下吸引他们，参加自己的队伍，壮大自己的力量。中国国情的复杂性，给毛泽东的无产阶级大无畏战略提供了一个可以驰骋的大舞台。
在建国前夕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深入分析了我国现存的经济状况，以及由此而存在的不同社会集团的阶级属性。唯物主义的详实的分析，同时也提出了问题：在先进工业只有百分之十的这个国度里，能否搞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在数量不多的情况下，可否居领导地位，谁又是建设新中国的依靠力量呢？马克思设想的无产阶级要建立的社会主义社会，并不是立足于这样的一种落后的经济结构。马克思预言东方民族有可能跨越资本主义完整发展的“卡夫丁”峡谷，走向共产主义理想社会时，也不可能说明如何操作，怎样跨越。但是毛泽东在新中国诞生之时，是必须回答这些问题的。要实现马克思论证的人类理想，就不能仅仅站在马克思已经铺设好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地基之上原地踏步。毛泽东勇于结合中国的实际，去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真正价值。他在采用经济标准分析阶级结构以后，又慎重地分析了不同阶级的政治态度，以及这些阶级同我们一起走向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在此基础上，他用“人民”这个范畴，把推动新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创造主体概括起来了。
这就是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明确划入“现阶段”人民范围的四大阶级。他指出：“人民是什么？在现阶段，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②这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鲜艳国旗上大星周围的四颗小星。正是这四颗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构成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阶段经济活动的主体。
民族资产阶级不仅不是向社会主义前进的阻滞力量，反而走入了推动阵营的一方。这不能不说是对马克思的一种“超越”。正是在这一分析的基础之上，毛泽东完成了他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显然，这是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中国化。建国后，正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实施，保证了人民――经济活动主体的创造性活动，也保证了他们在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中，不断地改造着自己，顺利地步入了社会主义。
毛泽东在这个历史阶段对活动主体的认识，有着以下几个特点：1.毛泽东所说的动力即主体，是推动社会发展的群体。他把这个群体概括为“人民”。
2.这个“人民”是历史范畴，是在特定历史阶段基本利益一致的不同阶级的集合。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既基于又不拘于马克思的阶级分析方法，在把握各个阶级行为背后深层动机的条件下，又精心地触摸到一定历史环境中特定阶级政治态度转化的契机，化敌为友，扩大了“人民”的范围。3.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因素，是上述思想的主旋律。它突出了中国共产党在引导工人阶级从一个自在的阶级转化为一个自为的阶级过程中，在客观条件提供可能情况下的选择意识和凝聚力。4.毛泽东既考虑了前几代人留给我们的“遗产”，也考虑了历史发展的大趋势。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规律面前，审时度势，带动了可以携手前进，到达社会主义彼岸的各路大军。5.在毛泽东看来，在改造世界的同时，“人民”中的不同组成部分也必须经历各自的改造过程。只有通过这种改造，“人民”才能充分发挥出主体的作用，并以一个全新的面貌步入社会主义。在这个总的思想指导下，中国共产党立足于自己的国情，对人民群众主体作用的弘扬是十分壮观的：引导个体的、分散的、古老的农业，从农民可以接受，甚至是自己创造的各种互助组、合作社，过渡到了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农业合作社。在很短的时间内，5亿农民自己起来丢掉延续3000年的旧的生产方式压在身上的包袱，完成了惊天动地的一项伟大事业；而城市手工业，也从供销环节入手，采取多种形式，完成了合作化；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则运用了一系列从初级到高级的国家资本主义形式，最后，在民族资产阶级可以接受的条件下，完成了马克思和列宁曾经设想过的对资产阶级的和平赎买。这样急骤的转折，牵动着几亿人关于自己利益的思索。不仅如此，他们还要在思索中去参与变革。是积极，是消极？是去创造，还是去抵制？每个人都必须选择。虽然在这个大变革中有急躁，有失误，但是，在毛泽东对中国现阶段人民由四大阶级组成的论断基础上，中国共产党通过调查研究积极从人民群众的创造性活动中吸取营养，把具有生命力的新生事物理论化，上升为政策，再回到群众中去，如此引导和政策艺术，使得潜含着暴风骤雨，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的两条道路的选择，竟在和风细雨中变为亿万人对于社会主义理想的追求。
在这场伟大而具有深远意义的变革中，人民群众的参与是史无前例的。人民群众作为社会前进推动者的主体作用的弘扬，是毛泽东在那个特殊历史阶段对我国社会和经济发展主体认识的真理性的一个很好的检验。
主仆辨
为人民服务，做人民的公仆，这是毛泽东作为一个治国安邦最高决策者的社会价值观。在毛泽东的“为人民服务”的思想里，占主导地位的是人民群众，而党和政府的领导，则是人民的勤务员。毛泽东曾多次强调过这种“主仆”关系。但是随着单一的公有制，特别是国家所有制的建立，毛泽东发现，作为主人的人民群众，其主动性、创造性并不能很好地发挥出来；仆代主行事，主是当家不做主。如何解决这一问题？这是毛泽东的一个十分有价值的、意味深远的大胆探索。
原来设想，国家所有制，意指全体人民是资产的所有者。人民对资产的经营和管理权力，将通过国家和政府来行使。国家和政府是人民利益的代表，是人民权力的执行者。这完全符合毛泽东的社会价值观。
这种高度集权型的经济管理体制并非我国独有，它是从苏联引进的。在建国初期面临资金不足、技术水平极为落后的情况下，这种体制将生产的计划、指挥、组织、监督、调节等各种权力集国家之手，使国家得以迅速动员和集中起全社会的人力、物力、财力，统一使用，为建立起国家工业化的基础，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然而，就在国家作为经济活动指挥者、管理者的角色独揽大权的同时，在经济活动的中层和低层，却悄然无声的发生着如下一系列变化：
1.企业本来是经济运行中独立活动的经济实体，但是，在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下，一切计划都由国家决定，企业生产什么、怎样生产必须按指令进行。企业完全处于执行命令的被动地位。即使计划下达的任务无科学依据，与企业的实际情况和市场的需要相脱节，企业也必须去无条件地完成任务。当然，企业也不需要为产品的无销路和任何形式的亏损担忧。企业在国家父爱的温情中，独立经营的功能和主人翁责任感都严重退化。2.通过淡化企业独立自主性这个中介，实际上也淡化了广大职工自己管理生产，行使管理主体的权力。因为，企业中的职工就是有充分的民主权力，也无权决定企业的计划、经营和产品的分配。另外，企业中的分配制度也没有把企业经营的好坏和职工的物质利益挂起钩来。在这种情况下，企业中职工的主人翁意识自然逐渐淡漠。实际上，这种体制告诉我们，经济管理权力越是集中，劳动者共同占有生产资料就越是远离劳动者，成为劳动者听得到而摸不到的空泛的东西。国家和政府成了经济活动真正的主体。“仆人”反客为主。毛泽东非常敏感。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改造尚处高潮时，他就发现了上述问题的苗头，加上苏共二十大的召开，暴露了苏联模式的一系列问题，毛泽东联系中国的实际情况，深感问题不容忽视。他高瞻远瞩，决定不再跟在老大哥的后面亦步亦趋，而要开辟一条中国自己的道路。他看到高度集权型管理体制束缚人们积极性的一面，主张改革它、完善它。而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就是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使得人民群众真正作为主体，其主动性、创造性得到充分弘扬。
从这一时期毛泽东的讲话和实践来看，在如何弘扬人民群众主体精神问题上，他思路活跃，敢于抛弃旧模式，另辟溪径，但是也存在探索中的自我矛盾和逻辑悖论。
毛泽东非常担心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束缚地方、企业、单位和个人的独立创造性。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中，他正视实践中暴露出来的中央集权过多的弊病，并把解决这个问题的设想概括为两个重要关系予以论述。
首先，他提出了打破苏联大一统模式，中央与地方分权的思想。他谈到：“应当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给地方更多的独立性，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情。这对建设我们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比较有利。我们的国家这样大，人口这样多，情况这样复杂，有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比只有一个积极性好得多。我们不能象苏联那样，把什么都集中到中央，把地方卡的死死的，一点机动权都没有。”③毛泽东注意到照顾地方利益。他所强调给予注意的特殊地方利益，是适合当地情况的特殊。所以，毛泽东的分权思想所追求的是一种维护全国整体利益前提下，各个地方展示其多样性、适合本地特点、各显其能的生动活泼的建设局面。
关于在经济建设中中央和地方分权、允许地方有一定独立性的思想，在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通过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中，以集中领导、全面规划、分工协作条件下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同时并举的基本方针，纳入了总路线的实施。这一年，仅仅在几个月内，就把各部门所属的企业、事业单位80％下放给了地方，由地方进行管理。
这次权力下放，由于强调的仍然是维护全国整体利益、追求的是不同地方利益的一致性，不承认各地方也是一个层次的利益主体，代表着一方人民的相对独立的利益；也不承认不同地方的利益差别，所以，这是在原体制不变情况下的一种简单的行政权力下放。地方象孩子，原体制不变，他就仍然没有独立自主的能力，给他一部分权力，看管得稍松一点，他就无序地乱动，甚至触动整体利益，因此1961年只好回收一部分权力。这样试验性地探索，1964年又进行了一次，结果几乎是1958年探索的简单重复。人们把这种现象概括为：“一放就活，一活就乱，一乱就收，一收就死，一死就放。”因为这样的改革，并没有真正触动原有体制，所以，放也容易，收也容易。几经试验，毛泽东始终没有解开这个怪循环之谜，也没能弥补他的理想化构思和现实操作之间的断裂。
毛泽东注意的第二层次，是企业的积极性问题。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中，他仍然是在维护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这个大前提下，来谈工厂、企业的独立性问题的。他认为：“把什么东西统统都集中在中央或省市，不给工厂一点权力，一点机动的余地，一点利益，恐怕不妥。中央、省市和工厂的权益究竟应当各有多大才适当，我们经验不多，还要研究。原则上说，统一性和独立性是对立的统一，要有统一性，也要有独立性..各个生产单位都要有一个与统一性相联系的独立性，才会发展得更加活泼。”④毛泽东是从哲学角度来论述这个问题的。然而，从这一高度抽象的理论层次，一回到经济学，回到经济活动领域，高度集中管理体制在没有一个大的改革的情况下，马上会碰到财政预算软约束、企业的物质利益等等一系列难以解决的问题。虽然1958年国营企业开始实行利润留成制度，企业可以留一部分利润自行使用，然而这部分是极少的。国家对企业的深厚的父爱，泯灭了企业用自己的双脚走路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企业对国家的依附性和地方对中央的依附性一样，是高度集权体制所维系的利益一致性的必然产物。要给地方和企业真正松绑，唤起它们作为某个层次的主体的主体意识，创造性地参与经济活动，必然要重新从理论到实践探索全民利益一致性的本质和内容。而在那个时候，这个问题在毛泽东的思想中似乎是一个不存在问题的封闭领域。所以，他在高度抽象的哲学王国里描绘出的高度集权下的企业的相对独立性，在现实中是无法实现的。
毛泽东注意的第三层次，是基本的工农劳动群众。
50年代初，毛泽东看到苏联在企业中实行“一长制”，领导权力过于集中，不利于工人积极性的发挥，就提出异议。他认为，在我们的工厂里，“一长制毫无疑义的是不要了”。党的八大决议，以党委领导的厂长负责制代替一长制，同时建立党委领导下的职工代表大会制。1961年9月试行的《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即《工业七十条》，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和职工代表大会制一并列为国营企业的规章制度，正式实行。毛泽东十分欣赏这一制度，认为职工参加管理应当是社会主义企业管理的一项根本内容。
由于我国是一个农业人口占多数的农业国，所以，毛泽东十分注意工农联盟，重视农民在工业中的积极作用。鉴于苏联在工业化过程中，为了积累资金，把农民挖得很苦，使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受到了极大的损害，毛泽东特别指出，我国的政策要兼顾国家和农民的利益，避免重犯苏联的错误。要在工业化过程中，保护和发挥广大农民的积极性、主动性。
但是，在毛泽东的探索中，也显现出了与以上作法背向的思路。
毛泽东十分警惕农民的自发势力，以及小生产印在农民身上的狭隘性和落后性。他希望通过集体化，使工人和农民紧挽着手一起走入社会主义的理想世界。然而，他忽略了在我国现阶段生产力状况下，劳动仍然是工农群众谋取生存、获得温饱的手段。集体化实现了联合劳动，但是，个体劳动的差别仍然是客观事实。劳动的谋生性质，要求承认个体劳动的差别，并在个人物质利益的实现上体现这种差别。毛泽东没有从理想回到现实中来，客观地体察这种差别在劳动者潜能释放上的重要的驱动作用。他的注意力转向了另外两方面的、似乎对他来说更重要的问题。
一是农业所有制形式的进一步公有化。从互助组到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再到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全国五亿农民是在短短两年时间内完成的。这一跨越，是一个伟大的历史性转折。中国广大热恋着土地的农民，从此摆脱了小块土地私有制的束缚，走上了农业现代化的广阔的发展道路。但是，在毛泽东“社越大、优越性越大”的思想指导下，集体化的每一个台阶都没有来得及认真探索，而是一味求大求公，甚至在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刚刚成立两年后，便又催生似地完成了人民公社化。人民公社化出现的“共产风”引起了毛泽东的警惕。对人民公社的考察，使他意识到：人民公社中实行的供给制，劳动力强的吃亏，劳动力弱的占了便宜，这种制度不会给生产带来好处，反而会带来坏处。毛泽东立刻动手刹“共产风”。接着在12月召开的党的八届六中全会上，通过了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这个决议明确了人民公社仍然是集体所有制，不是全民所有制，人民公社的建立并不等于进入了共产主义。决议针对一些公社在分配上搞全面供给制的现象，指出，在社员的收入中，按劳分配的工资部分，在长时期内必须占有重要的地位。但是，以上作法仅仅使共产风的风力有所缓解。这不仅在于这个决议坚持保留了部分供给制，更重要的是，人民公社的大与公，在更大更深的层次上，把原来的高级社就没能解决的“大锅饭”巩固下来了。这种平均主义和供给制一起强化了对社员个体劳动差别的平抑，压抑着个人物质利益的实现，使得社员的主人翁责任感和主动精神在快速实现的越来越公、越来越均的“理想”中，变得越来越淡漠。
毛泽东注意的第二个问题，是警惕小生产在集体所有制内部的重新滋生。包产到组、到户，是自合作社诞生以后，不少合作社的干部和农民群众对于生产责任制的一种积极的探索。在我国农业劳动生产力低下的情况下，这样一种劳动方式给传统的家庭劳动方式注入了新的活力，体现了个体劳动的差别；分配上又很自然地把个人劳动的强弱和物质利益挂起钩来。在承包的范围内，劳动者是主体，起码可以在怎样生产上充分发挥自己的独立自主性和创造性。正因为这种劳动方式适合我国的国情，所以，虽然几经砍压，仍然出现几度苏荣。甚至是一提出调整农业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生产关系，就会引出农民群众自发地搞“包产到户”。实际上，富有创造性的广大农民，只不过希望那越来越大、越来越公的过于理想化模式，从天上掉到地上来，真正在他们的乡土上扎根、生长。农民群众的选择引起高层决策者的思索。1961年，中共安徽省委首先肯定了这种作法，主张加以支持，并引导其向保证主要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在生产计划统一的条件下，健全为一种“定产到人、责任到人”的责任制度。中央决策层中有一些同志赞成进行这种探索。邓小平1962年7月在中央书记处和接见共青团干部的两次谈话中，也明确表示赞同。在他看来，生产关系究竟采取什么形式为最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
就在这一年的7月，“包产到户”的劳动方式像旋风似地为约20％的农民所采用。
然而，在事过两个多月后的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当毛泽东重提阶级斗争的时候，这些倾听了农民的呼声，总结了农民群众经验，代表了农民群众希望的有益探索，却被视为妄图毁灭集体经济的一股单干歪风，予以取缔。
毛泽东力求在刚刚诞生的社会主义新体制下，辩明主仆，使其各自到位。然而他没有意识到，自己脑中的空想成分，竟成了实现目标的障碍。
在如何发挥不同层次主体的积极性问题上，毛泽东做了大量的探索，但是，总的来说是不尽人意的，除了上面说到的一系列原因外，最重要的原因恐怕是毛泽东不敢引入市场经济的驱动机制。他没有意识到，我们可以绕过完整的资本主义经济形态这个“卡夫丁峡谷”，却无法绕过商品经济的宽阔地带。
跳出“周期率”的探索
毛泽东一方面力求人民群众的主人翁精神得到充分弘扬；另一方面也思考着人民的“勤务员”怎么样才能成为人民群众利益的真正代表者。这后一个问题，在毛泽东的晚年，几乎成了他注意的核心。
早在建国初期，当毛泽东东体察到代表人民群众利益的人民公仆队伍中，出现了高高在上、脱离群众、脱离生活实际的官僚主义现象时，他就以高度的警惕把这种现象列入了执政党建设中的一大公害。
毛泽东熟知中国历史，深谙这个问题在新中国兴亡天平上的分量。所以，在浴血奋战28年后，将要进北京时，毛泽东的重负犹如进京赶考。正象他的警卫回忆的那样：进城的车即将出发，毛泽东上车之际，幽默地对周恩来说道：“进京赶考去！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希望考个好成绩！”
毛泽东此话的深刻含义就在于：一定要跳出古今“其兴也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率。早在1945年，毛泽东答黄炎培的一席话，已经道出了真谛。当黄炎培问及中共诸君想如何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兴亡周期率的支配时，毛泽东充满信心地回答道：“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⑤
进城以后，毛泽东忠诚地实践着自己的诺言。1951年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就是让人民来监督、揭发执政党和政府肌体上的腐败，以铲除公害。他决心之大，坚决、果断地处决刘青山、张子善俩人就是证明。毛泽东以行动向人民表明：决不允许李自成的悲剧重演。
然而随着公有制的独占鳌头，和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的实现，毛泽东发现，国家不仅依旧存在，而且社会主义制度也没能避免官僚主义在其肌肤中悄悄地产生出来。毛泽东在困惑中激发了另一方面的思考，即过分地夸大了现实中官僚主义的滋生及其作用，以至事与愿违，最后导致了一场“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悲剧。
社会主义国家在实现现代经济发展的同时，如何避免国家与社会的官僚化，是迄今为止的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包括以前的苏联和东欧诸国在内，都未能解决的一个大问题。毛泽东的大胆探索和深刻的思考，有着深远的意义。然而，他却从一个正确的起点走向了谬误。如何理解这正确与谬误的转换？
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的思考，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在建国初期。“三反”运动中，虽然三个反对的对象中，有一个是官僚主义作风，但是在毛泽东这个时期的注意力似乎更集中在如何抵御糖衣炮弹的袭击。
第二个阶段，自1956年始，生产资料所有制改造出乎意料地加速完成，并没有给毛泽东带来轻松感。因为恰恰就是这一年，苏共二十大召开，波匈事件连续发生。无独有偶，中国也发生了人民群众发泄不满的罢工、罢课和农民闹退社的事件。这些事件在毛泽东的头脑中激起了难以平静的波澜。他知道，群众闹事的直接原因，是一些物质上的要求没有得到满足，而这些要求，有些是可能解决的，有些则是不适当的，要求过高。但是，他没过多地责怪群众。他认为：“发生闹事的更重要的因素，还是领导上的官僚主义的错误，有一些是要由上级机关负责，不能全怪下面。闹事的另一原因，是对工人、学生缺乏思想政治教育。”⑥毛泽东从社会主义的角度，面对1956年国际社会主义阵营和国内的矛盾，突破社会主义社会无矛盾的神话，毫无畏惧地孜孜探求，并以哲学的深思凝成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政府、执政党和人民群众之间的矛盾问题，作为政治生活中的一大主题，鲜明地提了出来。而毛泽东认为立刻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最好方法，就是发动全体人民帮助执政党整风。
整顿党的作风，是1956年9月召开的党的八大提出来的，而在1957年4月底正式开始，则是以毛泽东1957年2月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精神进行的。毛泽东清楚地意识到，官僚主义作风问题不是几次突击的运动就能解决的，必须长期坚持下去。但是，这是可以通过和风细雨的思想教育，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式来解决的人民内部矛盾。
直到这里，毛泽东的思路都是明朗、清晰、正确的，是指导我们今后探索的思想财富。
第三阶段，是反右斗争以后。随着反右斗争的扩大化，毛泽东的思想开始偏离了他原来的正确轨道，得出错误的结论：“整风运动和反右斗争的经验再一次表明，在整个过渡时期，也就是说，在社会主义社会建成之前，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始终是我国内部的主要矛盾。”⑦从此，毛泽东开始把官僚主义作风，逐渐和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联系起来。
标志着这一思想变化的，是50年代末毛泽东读《国家与革命》与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思考。他注意到两个问题，一是“资产阶级权利”；二是“既得利益”问题。他开始思考在生产资料公有制中仍然存在的人们在社会生产中的地位及分配关系的不平等。正是这种不平等，使得权力会带来利益，既得利益使得一部分当权的党员迷恋于“官位”，这样，人民的利益比起个人的特殊利益，就不再是重要的了。在他看来，这正是进城以后，官僚主义者不断生长出来的经济根源。官僚主义者保有自己的“既得利益”，他们往往不愿意支持群众的改革热情，而更安于现有的制度、趋于保守。由此开始，在他再谈到社会主义社会还有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时，他又加上了一层意思，即还有保守的阶层，还有类似“既得利益的集团”。
毛泽东逐渐从经济和政治两个方面充实着对官僚主义者的认识。
从经济上说，他找到了权力――物质利益之间的关系。“资产阶级权利”的土壤孕育出一个“既得利益集团”。于是，官僚主义在理论上不再是仅仅取决于个人品质的一种漂浮不定的作风和习气，而是植根于经济关系之中的一种人与人之间的物质关系了。而且，他认为，它确实是从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中生长出来的。正是基于此，1964年12月毛泽东在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指示中指出，存在一个与工人、贫下中农尖锐对立的官僚主义者阶级，在理论逻辑上只不过是必然罢了。
从政治上说，毛泽东把他认为的政治态度上的保守性，或者说“右倾机会主义”，和“既得利益”也联系起来了。在他看来，这些人之所以右倾、保守、不愿意变革，就是因为他们做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这即是官僚主义者阶级的政治特点，也是他认为的“右倾机会主义者”的政治特点。这一认识，使得他在1964年底，最终把他认为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即“修正主义者”、“党内的民主派”和“官僚主义阶级”归成一路人，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又明确称其为“党内资产阶级”。
应该说，在毛泽东的探索中，对于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的分析在他的思路转换上有着重要的影响：1.他开始以一个全新的角度审视社会主义的阶级关系。如果说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中，他对于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的阶级和阶级斗争仅仅以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以及残余的剥削阶级的存在为来源的话，1959年之后，他竟然逐渐找到了新的剥削阶级从社会主义滋生的土壤。这种社会主义阶级关系的新认识成了他观察一切重要问题的基点，也是他失误的深层原因。2.人民群众和官僚主义者、右倾机会主义者的矛盾在毛泽东的思想里，也从人民内部矛盾、党内的路线斗争，转化为敌我矛盾。处理这种矛盾不能再用和风细雨的思想教育、以及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式。党内的这部分当权派，已经构成了和平演变的核心力量，是社会主义的主要危险，只能用自下而上的群众大革命的形式，打倒他们，
把他们手中的权力重新归还给人民。“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就是沿着这一思路逐渐形成的。“文化大革命”的悲剧正是依据这一理论导演下来的。
毛泽东关于如何跳出“周期率”的答卷，以恢弘的气魄、正确的思想开始，却以轰轰烈烈的失败而告一段落。其留给后人的教训深刻而且沉重，可以归纳为以下三点：
1.反对人民公仆的队伍官僚化、凌驾于人民群众之上，是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应当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怎样把由国家攫取的权力真正复归于人民群众，则是今后从理论到实践探讨国家消亡的一个长期的、由几代人来完成的历史任务。毛泽东对于执政党中的官僚主义，以及由此带来的争官位、争待遇等腐败现象深恶痛绝，是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正气。但是夸大这种现象的存在，把反对官僚主义纳入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轨道，甚至把官僚主义者视为一个阶级，则步入了难以自拔的迷津。2.在反对官僚主义作风的斗争中实行民主，动员人民起来监督政府和各级当权者，保证人民当家做主的权力，是对的。但毛泽东忽略了体现人民主体地位的民主也要用法律来完善和保护。不注意法制建设，期望自下而上发动群众，像搞土地改革或打一场人民战争那样操作，来反对官僚主义，或搞党内斗争，都是“文化大革命”这场悲剧所以能在新中国历史上演出的重要原因。3.毛泽东对马克思“资产阶级权利”的误解，所以能够构成他“党内资产阶级”理论的一块重要基石，是和他的公平分配的思想有关的。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所说的“资产阶级权利”，意指按劳分配中等量劳动交换的权利。这种平等权利消除了提供同等劳动，得不到公平分配的不公平，却没有消除不平等的个人天赋、不同等的工作能力，以及家庭人口多少而形成的分配不均。这一点和毛泽东理想的大同社会显然是不一致的。
虽然毛泽东已经意识到，在社会主义阶段废除商品生产、实行产品的平均分配是不现实的，超越了现实的生产力和人们的觉悟水平，然而他仍然怀念革命战争时期在干部中实行的供给制，欣赏这样的公平。当他认为有条件时，他愿意促进这样的公平尽快实现。人民公社化运动中他对出现供给制的态度，以及在以后的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中虽认识到不妥，但又保留一部分供给制的态度，都说明了供给制所体现的公平分配，在毛泽东观念深层的理想社会里占有多么重要的地位。
如果仅仅作为一种理想，那么对现实的影响尚且遥远。然而毛泽东对大同理想的真挚地追求，热切地期望其尽速地实现，使得他在观念中经常是以这样的公平分配为参照系，来评价现实中的分配制度的。所以他认为，八级工资制是一种不平等的分配制度，物质刺激，奖金也都是要不得的。
毛泽东的比较并没有仅仅限制在分配领域。他和供给制所体现的人际平等关系相对照，误认为资产阶级权利的核心是等级制度，而加以反对。他认为：“资产阶级权利⑧，一部分必然破除，如等级森严、居高临下、脱离群众，不以平等待人，不是靠工作能力吃饭，而是靠资格、靠权力，这些方面必须天天破除..”⑨。等级特权，是封建主义的特权观念，与按劳分配中存在的“资产阶级权利”毫无关系。但是，正是从这种误解出发，使“资产阶级权利”成了“官僚主义者阶级”滋生的经济根源。
毛泽东用马列主义原则不断地改造中国传统的平等观，然而，在他的公平分配的思想里，仍然留有农民均富思想的痕迹。这种平等观，连按劳分配中实际上存在的不平等也不能兼容，带有很强的空想色彩。用空想的标准去校正现实，是毛泽东构思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失误的重要原因。
在对待“资产阶级权利”的问题上，还反映出了毛泽东公平分配思想的另一个侧面。他知道商品生产和交换、按劳分配有利于生产的发展，但他却担心由此会产生一个既得利益集团，会复辟资本主义，所以，始终不能落落大方地接受商品生产和交换以及市场经济，并大胆地启动利益驱动机制。在他的思想深处的天平上，经济发展和公平分配各为两端的话，他总要把砝码更多地加在后一方。他思考的是两极分化，产生一个既得利益集团，会葬送社会主义，却没有想到普遍的贫穷也会自掘社会主义的长堤。这就是他在六、七十年代，置经济发展的时机于不顾，却用心地去导演一场“文化大革命”的原因。然而，历史无情，苏东剧变告诉我们的，却是与毛泽东相反的结论：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竞争中，经济竞争始终是第一位的，它将决定社会主义的存亡。
毛泽东关于经济发展的主体的思索与实践，是留给我们的不朽的精神财富。虽然其中有悲壮的失误，甚至会给几代人留下沉痛的回忆，但是，当人们从噩梦中醒来，深深地进入理性的沉思，会意识到，这位站在历史之巅的伟人，其成就与失误都会像历史交响乐章的不同旋律那样，长久地撞击着后人的心灵，指导并校正着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航向。
（作者单位：北京市社会科学院）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79页。②《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475页。③④⑥《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75页，第273页，第395页。⑤引自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第156―157页。⑦引自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第359页。⑧“资产阶级权利”原译为“资产阶级法权”。“文化大革命”后经讨论译为“资产阶级权利”。⑨引自李君如著：《毛泽东与当代中国》，第287页。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一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