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摄影家协会副主席徐肖冰与中国文联委员、中国摄影家协会名誉理事侯波是夫妻，也是两个时代的摄影合作者。他们的摄影作品组成了中国革命的历史画卷和伟人系列。
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将为他俩出一本画册：《路》。这《路》看来亲切、熟悉，但又无比新鲜。因为我耳畔听着他们的述说。
这也是他们自己走过的路，一条追求、探索的路，一条解放、胜利的路..徐肖冰：那时候，我既称不上名人，也不是明星。1932年，我与司徒慧敏来到电通影片公司。刚成立，条件极简陋。江青大约是1934年来到“电通”，记不真切了。反正那时公司已经有一定规模。公司里进步人士很多。我是摄影助理，在摄影棚工作。参加过《桃李劫》、《马路天使》等电影的拍摄工作，和演员接触较多。
145我喜欢拍摄人像，演员们也乐意叫我拍。“电通”自己出杂志，可以发表，上海各杂志也愿意要这些照片稿件。江青来到“电通”后，我也为她拍过一些照片，投稿发表，所以比较熟。但是说不上话。因为江青算是一个明星，我只等于学徒似的，谈不到一起。
当摄影助理是比较辛苦的。工作开始前，我们须提前做好准备工作，等候导演和演员。他们拍完戏就回去了，我们还要到暗房冲片子，看调子。有天拍完片子，我正收拾器材，听到有人叫我。回头一看，是江青。她那时不叫江青，叫蓝萍。“小徐，你帮我个忙好不好？”她问。“行啊，什么事？”我迎过去。“你帮我把这件衣服当了去。”我明白，演员去当铺总是不大光彩。便痛快答应：“行，给我吧。忙完了我就去。”从这次开始，我先后帮她当过三次衣服。冬天当夏衣，夏天当冬衣。由此我知道，她在“电通”的时候还是很穷苦的。她后来和唐纳结婚了，不久又闹翻分了手。这件事我是知道的。电通公司关门后，我们到明星二厂。里面“电通”的人不少。“明星”关门后，我跟吴印咸来到太原，在西北电影公司工作。这个公司的政治背景是阎锡山。干了半年多，发生了卢沟桥事变。日本人轰炸太原，我就跟公司提出去前方拍抗战影片。真正的中国人，血都是热的。公司同意，给我一个小机器，拿一些片子就去了。一起去的有上海记者沈逸千和摄影记者吴昌硕。
我们拿了阎锡山给开的护照向雁门关、平型关方向走。一路都是国民党的溃兵和逃难百姓。这些溃败的国民党军队根本不理睬那张阎锡山开的护照，我们吃不上、喝不上，也找不到路。远远听到炮声，碰到一位国民党的县长。他那个县也被日本人占了。他说：“别往前走了，你们什么也拍不到。前边再也没有咱们的兵了，这些当兵的听到炮声就跑，哪里还能拍上抗战！”
我们只好跟县长往回走。半路又遭国民党的溃兵抢劫，还朝我们头上开一枪，幸好没打中。东西也抢了，钱也抢了，再没那么狼狈的。幸好摄影机他们没要。我们扛着机器，又饿又累，脚像踩了棉花垛似的。
走到一座大山，又看到了部队。反正身上已被抢光，摄影器材当兵的绝不会要，大起胆子往前走吧。
这个部队人不多，却很抱团，不便国民党兵那么溃散。一打听，是八路军的一个连队。那个时候八路军还没在全国叫响，只是感到他们纪律严明，朝气勃勃。知道我们是记者后，很热情。给我们吃，给我们喝，给我们看地图，告诉我们怎么回太原。
沿途又遇几次八路军，都是纪律严明，同仇敌忾，朝着日本兵进攻的方向迎上去。我开始激动了：这才是民族的希望！
回到太原，火车站上全是往前线开进的八路军部队，唱着慷慨悲壮的歌，多少老百姓跟着掉泪啊！
我跑回电影公司，他们已经打箱准备往四川撤。吴印咸也准备去上海。他问我：“你打算怎么办？”我愤然道：“我不愿往后跑，现在往后跑的人太多了。我要往前走，我投八路去！”
打听到八路军办事处在盛仁中学里面，我就赶了去。赵品三同志（后来任朱德总司令的秘书）在红军里演过阿Q，多才多艺，和我谈得来，便带我去见处长彭雪枫。彭雪枫婉言拒绝：“八路军没有拍电影的条件，你跟西北电影公司到大后方去不是很好吗？”
我一次次去磨，感动了赵品三。他说：“今天我带你去见一个人，准能行！”
他把我带到了学校里面一个小院子，于是我见到了周恩来。
实在说，我那时并不知道周恩来是什么人？那时共产党里名声在外广为人知的主要是毛泽东，其次是朱德。
但是，周恩来立刻吸引了我。他具有一种天然的吸引人的魅力：仪态亲切，平静、优雅而又热情洋溢。他的眼睛特别明亮有神，听我讲话时总是紧盯着我，显出理解和重视。
我介绍了自己的职业和经历。我说：“我要参加抗战，打日本。我希望到前线去。我去过一次，自己要求去的。我看到的都是逃兵。国家养兵千日，为了用兵一时。可他们听见炮响就往后逃。我总算看到了往前走的军队，就是八路军。我要参加这支往前走的军队！”
周恩来不时点点头。我的话一完，他立刻用肯定的语气说：“欢迎你来！”接着，他降低一些讲话的声音和速度，以此加强话语的份量：“我们这个队伍很艰苦，你又是南方人，又是搞电影工作，不一定吃得了我们的苦..”
“我能吃！”我枪着说。
“我们有时衣服也没的穿，饭也没的吃，现在拍电影的条件我们也没有。”
“只要抗日，我什么苦也能吃！”
“那好。我们欢迎你。我们眼光放远些，将来条件好了我们也是要搞电影的，对于你这样有特长的同志我们是非常欢迎的。不过，你还得先到部队，听听枪炮声也好么。”
我就这样参加了八路军。我回到西北电影公司，把这个情况告诉吴印咸。他给我一个照相机。我想起周恩来谈到八路军还没有条件拍电影，就向公司建议，把小电影摄影机留给我，拍了抗击日寇的片子也可以拿去给西北电影公司冲洗放映。公司同意了，还送给我300米长的一盘片子。
带了这些“财富”，我住进八路军招待所。恰好丁玲、田间他们西北战地服务团也住在招待所里，我就给他们拍了不少照片。丁玲他们先去了前线，我随后也到了五台地区，穿上军装，成了一名正式的抗日军人。
侯波：
我是山西夏县人，日本人打来的时候刚小学毕业。我参加了牺牲救国同盟会。后来，组织上送我去延安，先在安吴堡的青训班学习一段时间，听过胡乔木、冯文彬等同志讲课。1938年11月，我刚14岁便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后由组织上送到了延安。
我被分配到保安处。
保安处归康生负责，他来做报告，我坐在边上，他恰好从我身边过，忽然停下脚朝我看了一眼。我不知为什么一阵莫名其妙的紧张，身体不由得缩了缩。
在青训班时，我听过胡乔木和冯文彬的报告，他们举止文雅，带着学者的风度，讲话或者热烈或者温和，使人自然而然生出亲切和尊敬的感情。康生有些不同，瘦削黝黑，面孔像青石一般严峻，带棱带角。没有笑，眉毛微蹙，虽是戴了眼镜，却不像学者像名解剖尸体的法医，目光黑森森地朝人注视，不由人不抽缩。
“她是什么时候来的？”康生问。
“新来的。”有人介绍，“从青训班分来的。”
“这么小懂什么？”康生直视我两眼。
我心里忽然起了潮。我懂什么？我父亲被国民党兵杀害，爷爷受刺激暴亡。母亲哀痛过度病逝，奶奶哭瞎双眼。我12岁参加牺盟会，宣传抗日救亡。我几乎是讨着饭从山西走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来延安时，正是严冬，别人都有棉被，我什么也没有，后来捡了别人丢弃的一个棉花套子，就这么裹在身上走到了延安！可是这位首长却用这种眼光和口气对待我..
我用突然的动作挺出胸膛，喊了一声：“革命！”
康生一怔，两眼在镜片后面眨了眨，难得笑了：“看不出你还挺厉害吗，多大了？”
“15。”我回答。
旁边有人介绍：“她参加过山西的牺盟会组织，在青训班表现不错，已经入了党。”
“嗯，不简单。以后要好好干。”康生表扬两句。我那时是把他当首长来尊敬信任的，我压根没想到30年后他会给我们党和人民带来那么大的灾难，并且把我也打成了假党员在保安处，我学会了骑马、射击、投弹。大概是马背上颠的，我腹痛难忍，很快又发起高烧。送医院一查，是阑尾炎。我动了手术。医疗条件差，每天除小米之外别无营养品，我住了一个多月医院才恢复。
从医院回来，我要求去学习，组织上送我进了边区中学，离延安50里，学校里烈士子弟很多，现在的李鹏总理就是其中一个。学校分男生班，女生班。我那时黑瘦，短发藏在军帽里，人又没发育起来，老师误会了，把我编在男生班，安排我住男生宿舍。我愣了好半天，才伤心地朝老师喊：“我是女生啊！”
我先后在边区中学，延安女子大学学习。毕业后，分配到延安中央医院当护士。
延安中央医院在当时是边区最好的医院。记得院长叫何穆，是从大后方来的医学专家。中央首长们有病都是到这里来医治。江青在这里生下李讷，几次住院看病也是在这个医院。徐肖冰同志和江青30年代初就认识，有时来看望江青，我就在医院当护士，经常见面。接触多了，渐渐产生了感情。
江青住院一般都是特护，自己住一个窑洞，条件比较好。徐肖冰和她聊过去，也聊前线的事情。那时延安成立了电影团，徐肖冰是创始人之一，常为首长们拍照，与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等许多首长都熟悉，常给我讲些首长们的故事。那个年代，能背个照相机是很惹人注意的，他又认识那么多首长，讲起故事来非常吸引人。1942年底，我们结婚了。我那时是很崇拜他的。特别是他在太行山拍摄的照片，深深吸引了我。我爱他，也暗暗爱上了摄影艺术。
徐肖冰：
我到五台山不久，周恩来知道了。派人通知我：先到延安去。
我在延安后方政治部宣传科当了一名摄影干事。政治部主任是谭政。1938年春，延安成立抗敌电影社，我任技术部长。康生、沙可夫都是电影社的成员。延安报纸上也正式发了消息。
康生担任电影社顾问。他说：“我就不担任什么具体职务了。当个顾问吧，给你们出出主意。”
康生这个人好像生来就喜欢“顾问”这一角色，喜欢在台后出主意。延安整风、“文化大革命”，他也是当顾问，出主意。他没什么好主意，好像活着就是为了整人。延安整风前后，许多同志提起他就骂，有的同志提起他就怕。他看人总是目光黑森森，总像是在考查你、琢磨你，叫你全身不自在。我不是因为他现在臭了，才这样说他。他就是这么个人。他喜欢把捷尔任斯基挂在嘴头上。我不认识捷尔任斯基，但是看过电影。电影中的捷尔任斯基叫反革命分子害怕，康生令革命同志不安。在他眼中，延安和共产党队伍中，都是“洪洞县里没好人”。
我在1938年4月，进“抗大”学习。你看这些照片，这是毛泽东主席在延安抗大讲课时，我为他拍的照片。都是抓拍。为领袖拍照是不能像给农村娃娃们拍照那样摆弄来摆弄去的，只能悄悄追踪观察，抓住机会抢拍。
在我接触的领导人中，毛泽东是极富诱惑力的。这不仅因为他在历史上的无法替代的重要性，而且也因为他情感热烈，表情丰富。这种热烈和丰富绝不是没有限度的。相反，他讲课效果好恰恰是取决于当他牢牢控制自己时，又能够自然地“深入角色”，表现出真实的感情色彩。他的湖南话北方同志不好听懂，但他那种湖南腔调在北方人听来又像一首歌曲那样迷人。他的成功和业绩配了那身旧衣服上的大小补丁，使他更加笼罩在一层神秘的迷雾中。他可以恰到好处地做出一些简捷的手势，可以激情澎湃地将头向侧方一甩又一甩，让满头长发像黑色的火焰一样闪烁起来。他可以随心所欲地让所有听课的人同他一道高兴、激动或者悲哀、愤怒。我在捕捉镜头时，深深感觉到：他之所以能鼓舞起群众的心，是因为他本人首先为他所奋斗的理想所激励。他头脑里的一切都是活生生的，所以他的形象也是活生生的，所以这些照片也是活生生的。
我就这样认识了毛泽东。不曾交谈已经为他拍了照。他在我眼中是一首神秘而又磅礴的诗。
8月中旬，吴印咸等同志在周恩来的引导下，带着许多电影器材到了延安。我们一道拍摄了《延安与八路军》这部纪录片。
其间，周恩来副主席每次回到延安，都要看望我们，同我们聊天。这一年日本飞机多次轰炸延安。我们住在西北旅社，平房，而非窑洞。有天炸弹落头上，轰隆一声巨响就啥也不知道了。清醒过来，才发现被压在倒塌的房子下。
第二天，周恩来与康生来慰问我们。周恩来风趣地说：“徐肖冰啊，敌人知道你要去前线，先给你演习演习呢。”
1939年1月，我就到了前线，那时，我拍前方，吴印咸拍后方，合起来就是一卷抗日全景图。
我去了晋中平原吕正操的部队，又到了太行，在陈赓和陈锡联的部队里时间最长。拍了不少照片，也拍了一些电影。我拍摄的《烽火太行》记录了朱德、彭德怀、刘伯承、邓小平、左权、罗瑞卿、陈赓等高级将领的喜与忧、战与憩，我还化妆到敌占区拍摄了游击队的实际战斗生活。
这三张照片是我的得意之作，我可以给你讲三个小故事。
这一张你大概很熟悉了，朱总司令在太行。他骑的这匹大白马，据说建国后放养在内蒙古，一直到死。它也是功臣呢。
那时，老百姓对这位身经千百战的“红军之父”流传了各种说法：眼观百里之外，耳听天上地下；呼风唤雨，刀枪不入。我当然不会相信这些说法。但也想象他是很厉害很凶狠的，常和戏剧中那些“哇呀呀呀”咆哮如雷的花脸将帅联系起来。
见面后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他有一张类似山区农民一样的纯朴、健康、温厚的面孔。他沉默谦虚，说话总是轻声慢气，简直像个饱经沧桑而变得超脱的人。即便是向部队作战前动员或下达战斗命令，他的声音也决不是“打雷一般”，而是像截断钢筋一样坚定、干脆。
我终于明白，朱德不是绿林好汉，而是仁义之师的统帅。他不是靠威力驾御军队，而是用理想、智慧、品德和那颗火热的心赢得了人民和军队的一致拥护，心甘情愿追随他去一道奋斗。
韦尔斯女士曾经说：“朱德的那种难能可贵的个性几乎能立刻博得人人的爱戴。看来产生这种个性的由来是他的谦虚，而这种谦虚也许又是渊源于他个人诚实可靠的品质。”
康克清也曾经说过：“我认为他的基本特点就是天性极端温和。”
有件事给我留下的印象很深。那是一次高级军事会议开会之前，八路军的将领们陆续来到，三三两两地站在屋前聊天。这是抓拍人物的好机会，我便忙碌起来。
气氛忽然热烈起来，原来是陈赓到了。
陈赓是出名的乐天派，爱开玩笑，也善开玩笑。他到哪里哪里就“开锅”。由于他的到来，一向严肃沉静的朱德和刘伯承也表现出少有的热烈开心，竟笑得神采飞扬。我急忙跑过去捕捉精彩镜头。
可是，取景框里的刘伯承忽然朝我伸出一只手：“你拍我们两个，你可知道我们两个是对头，曾经交过手的？”
我的心思只在照相上，随口问：“下棋还是打球？”“下的啥子棋哟，我们是真枪实弹地交过手哩。”刘伯承那只好眼睛在镜片后面认真地睁大了。
我一阵惊讶，放下照相机问：“真的？..开玩笑吧？”“哪个跟你开玩笑，你问总司令。”
“要得。打过几仗。”朱德慢条斯理说。
“你说我们俩个，哪个能打赢？”刘伯承笑着问。我尴尬无言又十二分好奇。这两位名震中外的将领，一位被誉为红军之父，一位被誉为战神，都是身经千百战，攻无不克，战无不胜，随便和敌人的任何将领做比较，这个问题都好回答，要在他们两个之间做比较..
我绕山绕水地说：“我不信你们俩会闹误会。”
“你不信我，你还不信总司令？”
“那个时候，我们两个都在四川，属于两个不同系统的军阀部队。”朱德微笑着说，“那个时候还没有中国共产党，我们也不懂马列主义。我们是‘各为其主，，打过几仗。”朱德总司令能在我这样一名小青年面前话当年，而且是讲在军阀部队时的生活，使我又感动，又新奇，急切地问：“谁打赢了？”
“战神”指着“红军之父”笑道：“总司令打了6个月的胜仗，升为精锐混成旅的旅长，名震天府。可是我刘伯承打败了他，打了他一个落花流水..”
我目瞪口呆！刘伯承的口气是开玩笑的样子，这玩笑未免开过了头。如果确有其事，就更不该在大庭广众，特别是像我这样参加革命不久的年轻人面前说了。总司令就是脾气再好，这样的场面这样的话，不发怒也要生怨的。
然而，朱德却呵呵地笑起来，笑得轻松自在，坦诚开心！带着回忆往事的甜美的神情，仰天眨眨那双大眼，缓声说：“我们遭受了重大损失，因为我的部队纪律还不好，跟当地老百姓关系不好，我们驻了5年就返回了云南。那个时候没有共产党，不懂马列主义。打仗不光是要讲战术，更要讲人心。”朱德做个肯定的手势：“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今天的朱德！”
刘伯承跟着朱德呵呵笑，诙谐他说：“那个时候你要有了马列主义，我刘伯承就该倒楣了，非捉了俘虏不可，”
这件事后，朱德在我心目中更加高大，更觉可亲近。他仁慈、宽厚、诚实，任何虚伪和做作都与他无缘。须知，刘伯承是位机智而又谨慎的将领，说话很有分寸。也只有在朱德总司令面前，他才会毫无戒备与顾忌，可以自由自在，袒露一切！这无疑是人与人之间最大的信任，最真挚的情感。
我一心想用摄影艺术表现出朱德的精神面貌。这幅照片不该是导演出来的，应该是自然的写实。我追踪着，观察着..终于拍摄了这张照片。
但是，在那个年代，并没有“作者”的意识，也不存在投稿发表之类的事，那时想的只是抗战。照片交上去办个展览，起到宣传鼓舞的作用就很好了。建国后，这幅照片发表出来，广为流传。作者自然成了投稿人，我当时没有争。因为我也不能拿出证据证明是我拍摄的。但我在拍摄这幅照片时，是同时拍了电影的。影片送去苏联冲洗，由于爆发苏德战争而失落。不久前我们的同志从苏联找回来了我拍摄的这段纪录片。我拿到有关单位放映，全过程与那张照片全部吻合。而那次拍摄，周围再无第二个摄影者。由此，我的名字才出现在这幅照片的作者栏里。
这是讲了一段小插曲。
你再看这幅照片。这是1940年彭总在关家恼指挥战斗。我的快门按下来时，正有两颗子弹从彭老总耳边擦过，可你看他的神态，有一点受惊的样子吗，你看他举着望远镜，一脚蹬在壕边的土块上，你仔细看，看清了吧？土块上有几个弹眼？少说四五个！子弹就往脚底下钻。子弹钻土是噗噗的声音，彭老总却毫不理会。我曾对警卫员说：“太危险了，你们快把他拉下来。”
警卫员朝我翻一眼：“找挨骂呀？小心‘著’你！”
彭德怀是湖南人，揍你说“著”你。警卫员学得活灵活现。
彭德怀实在是大将风度，往那里一站，不怒自带三分威。我前面说过陈赓爱开玩笑，他是天不怕，地不怕，拍朱德的肩膀，拿周恩来与邓大姐恋爱的故事逗笑话，啥也不在乎。但也有例外，就是见了毛泽东和彭德怀立刻变者实。甚至见了彭德怀比见了毛泽东还要规规矩矩。
我在陈赓的部队里呆的时间最长。他生性豪放，洒脱不羁。生活中的趣事最多，而且十分感人。
我到太行之前，陈赓的妻子王根英刚牺牲。据说他们恋爱时，充满了革命的浪漫主义。在上海平民夜校，陈赓看准了王根英，便毫不犹豫写了一张纸条：“我爱你！”递给了王根英。王根英更出人意外，在纸条上啐一口，便“叭”地贴到了墙上。这一来，陈赓反而更热烈了，一张纸条接一张纸条递去。王根英便一张接一张阵了唾沫往墙上贴。“不打不成交”，他们终于结成了夫妻。王根英牺牲后，陈赓发誓：“我要为她守节三年！”
你再看这张照片，这是演戏呢。可那断墙残壁不是布景，是真的。日本人的炮弹炸的。倚墙这位女演员就是陈赓后来的妻子，叫傅涯。当时在抗大文艺工作团。王智涛团长精心安排了陈赓和傅涯的“巧遇”，尔后便真的成为伴侣，当然是在“守节三年”之后。
彭德怀的性格与陈赓的性格大不相同，可他们还是成了朋友，甚至彭德怀的妻子浦安修，也是陈赓给牵线说合的。他们合得来的原因，我想重要的一条就是同样的英勇善战。能打仗的人总是欣赏能打仗的人。陈赓救过蒋介石，也救过周恩来，很有些传奇色彩。他喜欢打硬仗，彭德怀也是以打硬仗著称的。
我离开陈赓时，他拍打着我的肩膀说：“你拍什么电影呀？你到我的连队里去当个指导员吧，一听枪响就往前跑，我看你是块当指导员的料。”
我离开彭德怀时，彭老总为我写了一首诗，表扬我勇敢，富于献身精神。可惜这首诗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抄走，丢失了。
离开太行山时，彭德怀、刘伯承、邓小平、罗瑞卿和左权，都在报纸上给我写了字。去年，我把这些资料全交给了中央文献研究室。
这是第三张照片，《榆社战斗胜利结束》.那是1940年8月25日下午，我军向敌人侵占的榆社县城发动了第四次强攻，摧毁敌人一个又一个碉堡，插入到敌人核心阵地。我是跟着战士们一道冲上去的，可我拿的不是枪，而是照相机。剩最后一个碉堡了，几名战士拉过来一门缴获的野炮，不料其中还有一颗炮弹，受到震动，突然飞出来在我身边爆炸了。我被埋进土里晕过去。民兵把我刨出来，我睁开眼睛，晃晃脑袋，发现敌人最后一座碉堡刚被掀去半截。我旁边都是战士们的尸体，热血涌上来，我爬过几具尸体，举起相机，迅速拍下这张照片。你看见这个战士了吗？正往揭了盖的碉堡里扔手榴弹呢！旁边躺的这个是我们牺牲的战士。梯子上的这个战士正往碉堡上爬呢，这边这个拄着枪的战士是受了伤..
有次看电影，陈锡联将军见到了我，马上对纪登奎介绍：“这位就是打起仗来不要命的摄影记者。”
其实，要不是曾经生活在朱德、彭德怀、陈赓等将军身边，我是不会这样勇敢的。近朱者赤，我是受了他们的影响和教育。
侯波：
日本投降后，我随徐肖冰一道去东北长春市，参加接收日本人的“满映电影公司”。我被分配在照相科任科长，由此开始了摄影生活。
1949年北平解放。徐肖冰随“四野”进北京，不久我也接到调令，来到北京，参加接收国民党的中央电影第三制片厂，仍然是担任照相科科长。
毛泽东进城后，开始住在香山。6月，徐肖冰上香山，住了一星期。那段时间，毛泽东频繁接待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及社会知名人士，商讨建国大策。徐肖冰负责拍电影及照片。每天拍摄完，由专人送到我这里，由我负责冲洗影印。在当时这些照片都属保密范围，由我独自完成。白天上班忙科里的事情，晚上洗像，确实紧张。
一天，组织上通知我上香山，和徐肖冰一道完成拍摄任务。我怀着激动、喜悦的心情来到香山双清别墅。
那天，毛泽东接见苏联一个代表团。我和徐肖冰共同为他们拍摄了许多照片。客人送走后，毛泽东转回头，目光落在我和徐肖冰以及新华社记者陈正清的身上。
拍照时，有客人在，我们是不可能跟毛泽东说话的。但我们心里无不存着说话的念头。现在机会来了，我们三人几乎异口同声地问候一声：“主席，您好。”
毛泽东笑了，似乎什么都明白。用手指点院子里那座凉亭说：“来吧，咱们一块坐坐。”
在延安，我常见到毛泽东。去东北之前，他还为我们做过报告。但那毕竟距离远，更不曾这样面对面的讲话。现在站在毛泽东身边，我简直不会走路了。
毛泽东的卫士组组长李银桥拿来了削好的水果，请我们吃。我又紧张，又不好意思，不肯去拿。于是，毛泽东拿起一个桃子递给我。
“拿着，拿住么。”毛泽东看我接过了桃子，便问：“你是哪里人哪？”
“山西夏县。”
“啊，你是关云长的老乡哟。”毛泽东风趣地笑着点头。我也跟着笑。他又说：“那是个好地方，你们晋南比较富裕。抗日战争时陈赓同志和薄一波同志就在你们那个地区打过仗。同日本人打了几场恶仗，打了几场胜仗。在1940年前后，国民党那个朱怀冰部队也驻在那个地区，他不抗日，同我们闹磨擦，结果，陈质同志把他收拾了..”
毛泽东笑的时候，可以将内心的愉悦生动鲜明地反映在脸上，使人会心，使人消除紧张，变得轻松自在。我说：“陈赓打仗的时候我已离开山西到了延安。”我讲述了我的经历。
毛泽东说：“很好，你是吃陕北的小米长大的！”这时，我不知怎么流下了泪水。这泪水从毛泽东同我说第一句话时，已经在我眼圈里转了。那种激动幸福的感情不是一下子能够说清的。
徐肖冰拿了一些照片请毛泽东看，那是前几天他为毛泽东拍照，我冲印出来的照片。毛泽东看得很仔细，大概是出于职业性的敏感吧，我迅速拿起相机，为他们接连拍了几张相。
当时，娇娇（即李敏）也在旁边，我又为她拍”摄几张照片，还为李银桥等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照了一些相。就要辞别了，毛泽东看出我的心思，说：“咱们大家合个影吧。”
陈正清立即架起照相机，我和徐肖冰一左一右站立毛泽东身边。毛泽东笑着说：“女同志，半边天，你站中间！”照相机的自拍器响了，陈正清赶过来，站好。“咔嚓”一声响，我们和毛泽东这次轻松愉快的会面便永远地留在了相片上。喏，你看，就是墙上挂的那张。
从这一天起，我的摄影生活便揭开了辉煌的一页。中南海里有了什么活动，组织上便通知我去。拍照回来，我便独自来到暗房负责洗印。这些照片是不供发表的，洗印好只给首长本人一套，再留一套做为资料保存好。
江青对照相洗相是有兴趣的，有次我正在洗照片，她从香山坐车赶来看。暗房里看不清表情，只能靠语言来交流。从她口气里可以听出她还是兴致勃勃，很新奇，很满意的。我边洗边做些讲解，她偶尔也要动一下手。谈了照片好坏，谈了人物表情上像不上像之类的话，也聊了聊工作。
临走，她指着那些为了判定曝光时间而用的试验纸头说：“这些东西不要乱丢，弄完了烧掉。”
试验纸头上的人物形象都是不完整的，自然不能乱丢。事后我照江青说的把试验纸头全烧掉，并且感到她这个人心挺细。
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我作为摄影记者也登上了天安门城楼。我拍下了毛泽东主席向全世界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的伟大的历史性场面。
陈毅同志曾在开国大典上说：“看了这些，总算不虚此生了！”我深有同感。我已年过花甲，有时静静回忆这一生，最感激动人心、波澜壮阔的一天还要算开国大典那一天。
那时我年轻，身体好，激动起来真有一种不可遏制的感觉。时而登上高石阶，时而攀上琉璃瓦，捕捉最精彩感人的镜头。我看到人民群众对共产党和毛主席，对刚刚诞生的共和国的无比热爱的心情，欢呼的浪潮整日不息。我更在咫尺之间看到了共和国领袖人物们的风貌甚至是内心世界。
我在开国大典上第一次感受到毛泽东是位感情丰富，容易激动的领袖。当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他的胸脯开始起伏，用很大的声音脱口喊出：“升得好！”
他面对群众的欢呼时，神情庄严凝重，两只大手轮替举在肩上，感情累积到一定程度便有力地挥动几下。当群众涌向天安门，万岁声响彻云霄时，毛泽东的激动振奋是显而易见的。他如火山喷发一般高呼出声：“人民万岁！”“同志们万岁！”
比较起来，周恩来是激动而不失文雅，热烈而不失稳重。天安门城楼上的领导同志们并不是站立一处不动，也是互相走动互相交谈的。我攀上琉璃瓦拍摄毛泽东，有人忽然拉住了我的衣角。回头一看，是周恩来。他怕我摔下去啊！我感动得想说什么，他却示意我抓紧时机为毛泽东拍照。我一边吞咽泪水一边按下快门。就这样，接连几次，每当我“涉险”时，周恩来即使正与别人谈话或正向欢呼的群众招手，都能及时注意拉我一下，保护我完成拍照任务。陈云同志还微笑着不时提醒：“小心，小心点！”
我深切感受到周恩来对同志的关心。他对琐事也从不放过，既关注又不会沉湎其中放过大事。无论大事小情，你都可以鲜明地感受到他那颗温暖慈爱的心。
开国大典之后，我被正式调入中南海。
那时，中南海里的拍摄任务越来越多，有时任务来得突然，临时通知怕耽误工作。汪东兴就和中央办公厅讲了，说要在中南海成立摄影科，归中央警卫局管（中央警卫局归中央办公厅管）。汪东兴提出叫我负责摄影科的工作，这样，开国大典结束后，我们全家就搬入中南海，我就在中南海里上班了。
开始，摄影科里就我一个人，叫我侯科长，其实是光杆司令。一桌一凳，我整天守在电话机旁。中央领导人哪里有事我就去那里。到1951年，我应付不过来，就推荐几名我熟悉的同志来中南海。于是，吕厚民等同志陆续调入，添买机器，最多时我们达到十几个人。
1957年以前，我们摄影科只归中央警卫局管。新华社记者拍摄的照片可以发表，我们拍摄的照片保密，特别是生活照，都不能发表，保存在中南海。1957年以后，精简机构，我们划归新华社，算双重领导吧，过去拍摄的照片才陆续拿出一些来发表。不过，生活照基本还是不发的，直到近些年才开始向外发出一些。
徐肖冰：
毛泽东刚进城时，住香山双清别墅。我去拍照，在毛泽东那里住了一个多星期。跟我一道去的是庄唯同志，一个胖胖的小鬼。
我在延安时，去太行山根据地之前，临出发毛泽东请我们吃过饭。现在进了城，发现他还是保持着延安时代的作风，生活很简朴，除了辣椒，吃的方面没什么讲究。要说“讲究”，那就是“讲究”吃点粗粮，吃些青菜。肉食以猪肉为主，也吃点鱼。他吸烟厉害，一支接一支的，但是不能喝酒。招待我们也只是准备了一点绍兴酒，这是一种黄酒，温和醇香，不像“茅台”那么烈。毛泽东给庄唯倒酒倒满盅，给自己倒的少。他不善饮，喝一盅就脸红。
那段时间，刘少奇、周恩来、林彪等领导人到毛泽东那里去的多，汇报请示工作。毛泽东对党内同志，一般不讲过多礼节。不槁迎送，不留吃饭。每逢他们谈工作，我就退出。
毛泽东对党外人士是很注意礼节的，常常是人未到，他已立候在院子里。人到了，他有时甚至上前去搀扶客人上下车，上下台阶。特别是对上岁数的民主党派负责人，那是很客气，很尊重的。
你看这两张照片，这是我在双清别墅拍摄的最得意的两幅作品，也是影响比较大的两幅作品。
这张是毛泽东在双清别墅看解放南京胜利捷报的照片。有人以为这是故意摆出来姿式拍的，说不然怎么连报纸上的“南京解放”这一标题都拍那么清楚？其实根本不是摆的。哪个摄影师敢去摆弄主席？开玩笑。我是抓拍的。
那天早晨起床后，我和庄唯想拍点资料片，毛泽东还没睡觉，大概是准备睡了。因为他来到院子里散步，他有睡前散散步的习惯。正是春天，又是早晨，景色十分宜人。院里池水清冽，竹影扶疏，毛泽东走过几圈，走入凉亭，坐到椅子上小憩。秘书来了，兴冲冲的，递给毛泽东一张号外：“主席，解放南京的捷报出来了。”
我马上意识到一个良机到来。可是没带电影机，跑回去取已经来不及了，只好打开照相机，悄悄地摸上去，边靠近边选角度。毛泽东左手拿报纸，我立刻“摸”到左边。毛泽东右手轻轻拍在膝部，恰好报纸在晨风中垂下一角，“南京解放”的大字标题赫然景框中，而毛泽东又看得那么聚精会神，现在讲起来慢，当时动作却异常迅速。“咔嚓！”我按响了快门。
于是，一张有历史意义的照片留下了。
你再看这张照片，毛泽东与毛岸英在一起，也是在那个凉亭下。毛泽东日理万机一与子女见面不多。岸英来看父亲，毛泽东询问他学习工作情况，两个人谈得正开心，我又悄悄“摸”上去。毛泽东正讲到热烈处，笑到开心处，觉得有动静，朝我这边转了一下头..
就在这转脸的刹那，我的照相机快门又响了。一张充满天伦之乐，父子之情的生活照便这样产生了。
毛泽东喜欢和老人交朋友。我是指的私交。特别是同民主人士，社会贤达之士交往。与我们这些年轻的共产党员，革命干部，他更多的是以长者和导师的面貌出现，是工作关系，同志关系。谈不到私交或朋友关系。
周恩来则又不同。周恩来风度翩翩，待人接物热情宽厚，体贴入微。和他在一起，除了把他看作领袖之外，还会从内心里感到一种朋友之情。
我的感觉，周恩来身居总理高位而不困守办公室中。他喜欢同政界军界以外的人广泛交友。特别喜欢和文艺界、体育界的人士交朋友。比他大20岁或小40岁，都可以同他结为真正的朋友。
我给周恩来拍摄的照片中，最让我得意的是这一张，他和邓大姐的合影。周恩来同志也格外欣赏这一张。
进城不久，周恩来和邓大姐请几位朋友去游颐和园。记得有乔冠华、白杨、张瑞芳、宫朋、张听和我一家人。那天玩得痛快尽兴，恩来和邓大姐请我们吃螃蟹。螃蟹肉是不易吃干净的，边吃边聊，3个多小时才结束“战斗”。
酒足饭饱，出来漫步，走到了石舫。周恩来招招手说：“来来来，一起拍个照片吧。”
我和侯波当时带了儿子徐建林一道去的，徐建林那时还小，周恩来几次抱他。我们知道他一只胳膊有伤残，不让他多抱。我们孩子的小名叫小焱，周恩来的记性就是那么好，抱了这么一次就记住了。60年代和70年代，几次见面都问：“小焱长大了吧？”“现在在哪里上学？”“干什么工作了？”他曾深情地说：“我抱过他，有感情呢。”每当这时，我总忍不住泪水..
周恩来招呼我们照相；他和邓大姐正是站在石舫上。我忙叫侯波抱孩子，拿起相机。周恩来立刻明白了我的意思，像热恋中的小伙子一样朝邓大姐靠过身去..
“咔嚓！”我如此及时地按下快门，并且兴奋地叫起来：“太棒了！”
照片洗出来后，果然精彩！这张照片没有任何背景，但是，你从中可以看到青春、理想和爱情，可以强烈地感受到热情、文雅、谦恭、善良等等人类最优美的品德。
我将照片送到周恩来手中时，他久久地凝视，最后笑着喃喃了一句：“把我们也拍成电影明星了呢。”
我和周恩来总理见面很多。那时没有电视，我常去周恩来家里放电影。反正都住在中南海、很方便。周恩来喜欢看新闻纪录片，我正好负责搞新闻纪录片，去得很勤。接触中，有两个比较深的感受。
有人喜欢用平易近人来赞扬领导干部，我以为用这句话来赞扬周恩来并不准确，周恩来与群众交往时，并不是把自己做为官，恩赐似地去“近人”。他自然而然地把自己放在这个“人”的范围里。就是从内心把自己看作普通人中间的一个。用你们搞文学的话来讲：大家同周恩来谈话都无须“仰着脸”。他不是高高在上，他就在你我他之间。
周恩来工作之余，喜欢出去随便走走，随便逛逛，随便聊聊。他喜欢去红墙之外的小吃店，我曾多次跟他去西四吃点小食品。这种时候，他步履轻盈，兴致勃勃。在繁华街道上也会像一切逛大街的人一样东张西望，目光里露出新奇或喜悦的神色。在他吃那些小食品时，也会像千百个在这里吃过的人那样，咂响嘴，点着头说：“不错，这个你也尝尝。”
有一天，电话铃声响了。我抓起电话，听筒里便传来周恩来那清晰悦耳的声音：“肖冰同志吗？你到我这里来一下。”“什么事？”我不知道要不要带照相机。“老家来人，送来点东西。请你来做客呢。”我去了。一见面，周恩来便春风满面地招呼：“今天专门请你们来吃吃陕北老家送来的东西。”这时我才注意到，周恩来还邀请了朱光同志（曾任广州市市长，在延安给朱德总司令当过秘书）。
原来，延安给领袖们送来了小米、豆子和玉米面。周恩来看到这些东西很激动，立刻想到我们也在延安生活过很久，便邀请我们来吃家乡饭。那天吃的是包米糊糊和小米饭。饭桌上，大家都用怀旧的心情谈起延安时的生活，越谈越动感情，便呼噜噜地吸着玉米面糊糊，喝得有声有色，津津有味。那呼噜噜的喝糊糊声把我们带回一个遥远而美妙无比的时代..
在沉想中喝完一碗，大家抬起头，彼此发现眼睛都是湿漉漉的。“我们不能忘了延安哪。”周恩来轻轻地感叹了一声。对我感受深的另一件事，就是周恩来对毛泽东的尊敬和关心。在我的印象中，毛泽东参加什么活动，身边总是有周恩来。他们在一起的时候最多。中南海每个星期六都有舞会，就是跳舞的时候，我也总是看到毛泽东与周恩来在一起。有时是周恩来请示汇报工作，有时是毛泽东向周恩来询问事情或征求什么意见。
记得有一次毛泽东要在勤政殿召开会议，周恩来去检查会场布置情况。听卫士长介绍过，周恩来熟悉毛泽东的一举一动。在陕北，毛泽东走的路，周恩来常要先走一趟，毛泽东要住的地方，周恩来也要亲自检查一遍，有时连床下都要检查是否藏有不安全因素？听过这种介绍，我便注意观察了一下果然，周恩来从进门，便按照主席入场后将走的路线走了一趟，一边观察着脚下。就这样走到台上，走到麦克风前。按照做报告人的憎况朝台下望望。他忽然把眼一眯，举起了手。
“那个灯不行，射到主席眼睛了。调一下，把方向调一下。”周恩来用手指点着工作人员调整好灯，而后又照毛泽东做报告时的习惯动作检查了周围环境。
当他离开麦克风往主席团座位上走时，又指着地上的电线说：“电线不行，主席讲过话不从那边走，会从这里走。电线绊一下怎么办？对，挪到那里就行了。”
开会时，毛泽东的一切动作，果然都如周恩来预想的那样。事后我曾想：可以说，毛泽东每办成一件事，都注入了周恩来的不少心血。侯波：好吧，按照你的意见，我也从照片上讲起。行，从毛泽东开始，顺序讲我所知道的领袖人物。这是毛泽东在南海划船的照片。坐在中间这位穿黑呢制服的就是程潜将军。
这张照片是1952年拍摄的，就我所见，这是程潜第二次来中南海做客。
1949年9月7日，毛泽东要去火车站迎接已经起义的国民党湖南省主席兼湖南战区司令程潜。有人不明白毛泽东何以给程潜如此高的规格？毛泽东说：“我们是老乡，过去还在一起读过书。他是我的私人朋友，难道你们的朋友来了，你们是叫别人去接吗？”
毛泽东稍稍一顿，笑了：“那样我看你就没朋友了。什么是朋友？国民党恐怖统治最厉害的时候，我们两个还保持着联系！”
那天晚上，程潜下火车后，毛泽东侠步迎上去，握住他的双手。就在握手的刹那，程潜将军的泪水哗地便流下来。第二天，毛泽东在中南海宴请程潜。人席前，毛泽东用朋友的口气说：“颂云兄，你为家乡人民做了一件好事，免了一场战祸。现在我们才好谈谈家乡，谈谈往事，享受这种欢乐。”
宴会开始时，因为朱德、刘少奇、周恩来都在，带有一定政治性，工作性，毛泽东祝酒时的话就又是一种口气了：“程潜将军领导全体官兵起义，和平解放湖南，带了一个好头。使湖南人民免遭战争灾难。你们立了功，向你们祝贺，向你们致敬。”
毛泽东办事就是这么公私分明。
1952年，毛泽东请程潜到家里做客。吃过饭，毛泽东说出去走走。边走边聊，到了南海边，毛泽东提议划划船。
警卫人员把船扶稳，照顾毛泽东和程潜登船。上船排定坐位时，程潜说：“我给主席划船。”毛泽东说：“岂有此理？你是客，还是我来划。”
就这样，毛泽东荡起双桨，将船划离岸边。我在他可以自由摇桨了的时刻，按动快门，摄下了这张照片。
毛泽东是个感情外露的人，“不牺牲真我，不拿自己做傀儡”。他很少掩饰自己的喜怒哀乐。在他心情不好，情绪不高的时候，我们是不去“自找麻烦”的。主席脸色不好，你照出来算怎么回事？搞不好还会惹主席发脾气。
但是，问“主席情绪好不好？”显然不合适，伟大领袖还闹情绪？这在当时是不可想象的。所以我们总是问：“主席休息的好不好？”
毛泽东有时失眠，失眠后情绪肯定不高。这样，我们一问“休息好不好？”卫士马上明白是什么意思。说休息好了，就是说情绪很好，来照相吧。要是说没休息好，就是说情绪不好，你们别来了。
我们常和毛泽东的贴身卫士取得联系，决定我们的行动。可也有“情报”不准的时候。因为毛泽东的情绪也是随时可能有变化的。记得1954年有位部队首长晋见毛泽东，在颐年堂谈话。我听卫士说“主席休息好了”便拿了照相机兴冲冲赶去，想拍一些资料片。
一进门，就发现气氛有点不对头。那位军队的首长直挺挺立正在那里，罚站的一般。毛泽东坐在沙发里，两手抓着沙发扶手，正声色俱厉地训他。不过，毛泽东训人并不是什么“雷霆之怒”，没有那么厉害，用声色俱厉，言词尖锐来形容更恰当。
那位军队首长表情紧张，惶恐，这种情况是不可能再照相了。我悄悄地，悄悄地溜了出来。
一般情况下，毛泽东还是配合我们工作的。特别是接待外宾时，每个动作都有个小停顿，以给我们拍照的时间。
一次，有个东欧国家的代表团来，毛泽东和代表团团长边走边谈话，中间还有位翻译，我必须选择他们情绪都比较好的时候按快门。我在他们前面退着走，一边从取景框里注视着他们的表情。退着退着，脚绊了一下，坐个屁股墩。客人没发现，毛泽东发现了，马上立住脚，做着手势讲几句话。我乘机在卫士封耀松帮助下一轱辘爬起身，继续退着走，继续选镜头。后来终于拍下比较满意的镜头。
这些照片都是毛泽东外出视察时照的。外出视察未必都是检查工作，也包括巡视山川湖海，参观历代遗迹和风景名胜。1954年，毛泽东在杭州休养。那时还没修起游泳池，毛泽东的运动主要就是爬山。有一夭爬山，毛泽东边走边同我聊起来。他是喜欢聊天的。“你现在看什么书啊？”毛泽东引出话头，每次聊天总是他主动。“红楼梦。”我说。“看得懂吗？”“看故事呗。”在毛泽东身边工作久了之后，我们说话就随便多了。“你要看五遍才有发言权哪。”“我一遍还没看完哪。”“那样的社会，那样的家庭，你们没看到过。只能看看故事。”上得山，回头一望，山下有个房子着火了。南方的草房见火就扑不灭，这种临时性的草房当年还是常能见到的，几根木架，席子一围，茅草盖顶，着了火只须把房里值点钱的东西抱出来就行，灭火没多大实际意义。我喊：“哎呀，房子着火了！”毛泽东在山坡的石头上坐下来，不慌不忙说：“着火好。烧了好，烧了好。”“着火..还好？”我很惊讶毛泽东的话和说话的口气。“不烧他就总住茅草房。”
“烧了他住哪里去呀？他盖不起瓦房才住茅草房的。”“嗯，看来是你说的有理。那怎么办呢？烧了到哪里住呢？”毛泽东沉思不语。良久，自言自语哺哺：“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山下的火已经燃尽，只剩一缕袅袅的青烟。“唉，烧了好。烧了三年盖瓦房，不烧十年住草房。我看朝鲜还是有希望的。”毛泽东思想太活跃，他怎么就想到了停战不久，还是一片废墟的朝鲜？他考虑的问题与我们想的事情实在不是一个层次。
我到石头缝里采来许多野花。毛泽东常常苦恼的事情是脑子无法不想事。只是从1953年开始游泳后（他自小就会游，战争年代中断了），他想找到不想事的办法――游泳。他说他只有游泳的时候可以不想事。所以他酷爱游泳。现在在杭州不能游泳，我们为了使他少想事，总是千方百计跟他多聊天。
“主席，你看，这里都开花了。”我递去花，说：“北京现在还下雪呢。”毛泽东只从中拿了两朵花，凝视着：“这是叫什么花呀？”“南方的花，不知叫什么花。”“那就叫侯波花吧。”毛泽东笑着打趣。我说：“咱们建两个首都才好呢。夏天在北方，冬天在南方..”
“你这个想法不错吗。”毛泽东随口说着已经立起身，继续朝山上走。
山上有个庙，大概是警卫人员已经采取过安全措施，庙里只剩下了一个瞎眼和尚。
供桌上有个木筒，里边装了竹签。那是抽签算命的。毛泽东拿手一指木筒：“侯波，你替我抽支签吧。”我上去抱住木筒摇一摇，抽出一支。签上只有号码，要用号码去对照。我跑过去对照，真糟糕，是说命不好的，家里家外不安宁。这个签是不能给主席看的，我不按号码另找了一个说好话的签给毛泽东拿去。毛泽东看后哈哈大笑。我们就是想法叫他休息好。
可是，他确实家里不安宁。江青也到了杭州，到一起不过三天就开始大吵大闹。那次吵架的原因和内容我们不知道。就见江青哭哭啼啼跑出来，去找罗瑞卿。罗瑞卿是陪同毛泽东一道来杭州，负责安全及生活。江青一见罗瑞卿就喊：“给我安排飞机，马上安排，我现在就走！”
罗瑞卿尽力劝解江青。希望她冷静冷静，尽力克制一些。
事后我问卫士怎么回事？卫士说：“又吵架了，把主席气得够呛。”
就这么一句，再没多说。
江青一年很少跟毛泽东在一起，平时毛泽东身边只有李银桥和几名卫士。我们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人都觉得老人的家庭生活很不幸，没有任何乐趣。
毛泽东感到孤独寂寞时，就同我们工作人员一道吃饭，由着我们说说笑笑，增添一些乐趣。我们都希望能力主席解闷，和他开开玩笑。但是警卫局那位负责同志看不惯，训过我们几次。他就是要我们在主席面前老老实实，规规矩矩。
不过，背着他，我们还是尽量设法跟毛泽东说说笑笑，让老人轻松愉快些。
这张照片你没见过吧？从没发表过。
1956年，毛泽东在广州提出游长江。先乘飞机到了长沙，游湘江，算是游长江的准备活动吧。
毛泽东搞任何活动，我都要跑他前面，只有跑在前面才能回头为他照正面像。这次游湘江也不例外。
下车后，湖南省公安厅厅长跑最前边，他要去安排船，毛泽东游泳是先坐船，船行到深水处，再下水。
公安厅长跑最前，我紧跟着他，跑过一片草地时，被蛇咬了。他大概是太紧张激动了，对于蛇咬根本没在意，他的心思都在毛泽东身上。几步跑到江边，才喊一声：“准备好，来了！”便一屁股坐到地上了。眨眼的工夫那条腿已经全肿了。立刻被大家拾上车送往医院。还算及时，后来救活了。
毛泽东上船了，船行到河中，他便下水游泳。我不会游，捧着照相机守候在岸边。毛泽东往下游游，我也朝下游走。岸边有个粪池子。南方就是这条讨厌，粪池子总是和地面水面平着，不仔细辨认不出。我只顾追踪毛泽东，结果扑通一下掉进粪池子。幸好不深，爬出来跑到河里去洗，湿着洗要比干了再洗容易洗干净。
刚洗好，看到毛泽东要上岸，我立刻又赶到前面去抢镜头。当年我们的工作热情就是这么高。
毛泽东上了岸，披了一件浴衣，踩着稀泥走。满腿是泥，浴衣下摆也全拖了泥。他兴致勃勃，在泥里踩得很来劲，大概是又体会到小时候玩泥的乐趣了吧？
岸边出现一条小路。毛泽东上了路，顺路走到一户人家门前。家里没有大人，只有几个娃娃。尽管娃娃眼尖，尽管这家人家屋里挂着毛泽东的肖像，几个娃娃却没有谁认出毛泽东。也难怪，他们心目中的毛泽东是不可能光着身子，踩了满脚稀泥的。
“给我点支烟吸。”毛泽东烟瘾是很大的。
一名卫士给递烟点烟，另一名卫士就借来把椅子请毛泽东坐下歇歇。娃娃们围着毛泽东看热闹，毛泽东逗一个小娃娃。小娃娃不知道拿了个什么东西，毛泽东间：“给爷爷看看好吗？”那孩子鬼机灵，双手捂得紧紧，往起一举：“你猜不着！”
多好的画面啊！咔嚓，我又按下了快门。你瞧，毛泽东腿上不是糊满泥了吗？浴衣下摆上也全是泥。他和娃娃的神态都是那么自然、朴实。若不是睡衣“现代化”了一些，真可以说是“农家乐”了。
游过了湘江游长江。你已经写过毛泽东第一次游长江，是发了脾气，排除“阻力”后才实现这个愿望的。我再为你补充一点内容。
当时，长江大桥正在打桥墩，中间第三个桥墩据说是因为水流过急被冲垮了好几次。毛泽东乘了游艇，斥退围拢来准备救护的小船，就从桥墩那里下了水。开路的是副卫士长孙勇。他身体好，水性极佳。听韩桂馨讲，不久前他虽已年过花甲，还在北戴河的海底捞上了被淹的人。
毛泽东顺流而下，畅游长江。我不会游泳，为了赶拍老人家游长江的照片，急忙跳上一只小木船追上去。周围同志喊着，叫我小心。我早忘了危险，一心只要拍出满意的照片。老船工技术熟练，船行似箭。我用最快的速度换上一卷胶卷，空盒扔到水里。那空盒滴溜溜顺水飘去，飘到毛泽东面前。这时，我看到了一件很稀奇的事情：毛泽东拾起纸盒，身体一翻，躺在了水面上，大声念起英语来，念的是柯达胶卷盒里的英文说明！
“快，快呀！靠上去，快靠上去！”我情急地大喊大叫。立在船头上希望能拍下这一精彩场面。
船工是尽了力的。可惜，靠过去时，毛泽东已经丢掉了装胶卷的空盒，继续向前游去。我只拍下了现在你看到的这张照片，是一般的游泳照。
毛泽东还曾躺在水面上抽过烟。完全如诗中所写，“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可惜我未能留下照片。对毛泽东这样的领袖人物，我们不可能“摆弄”他，只能寻找机会抓拍。所以漏掉过不少精彩内容。
毛泽东上岸后，曾指着我笑问：“你没有下江吗？”我说：“我不会游泳。”毛泽东说：“喝几口长江水就会了。”
这张毛泽东在飞机上办公的照片过去发表过，全国人民都比较熟悉。这是1957年春拍摄的。
我一直想拍摄一张富有特色的毛泽东办公的照片。他有躺着办公的习惯，这种照片又无法拍。毛泽东生活严谨，只有男卫士可以随便进出他居住的房间，女工作人员是不可以的，要有卫士们批准引领。这种情况直到他晚年，因病行动不便后，考虑女同志心细，组织上才决定有女同志帮助卫士们一道照顾他的生活。
1957年春，毛泽东在山东视察后，乘飞机继续甫下。飞机升上高空时，许多同志感觉不适应，我也觉得难受。强打精神整理胶卷准备好下一站的工作。我偶尔从隔幕缝中向毛泽东乘坐的前舱探望一眼，脑子里忽然闪过一道
亮：大家都有些不适应，甚至闭了眼不敢动一动。毛泽东却什么事也没有。他连大衣也没脱就聚精会神地看起了文件。手中一支烟已经燃了很长一段，好久都没有抽一口了..
这不正是拍摄毛主席办公照片的最好机会吗？
我立刻调整好照相机的光圈和速度，悄悄地、悄悄地靠近过去，在距离毛泽东两米左右的距离，摒住呼吸，按下快门。然后悄悄地，悄悄地溜回自己的座位。
坐下时，我才大喘气，恢复了呼吸。
这张照片发表后，郭沫若同志还为照片配了诗。
此后，由于中央的决定，毛泽东外出视察都改乘专列，再不曾坐过飞机，也再不可能拍出他在飞机上办公的照片了。
对于摄影，我并不满足于客观地记录新闻事件，总是力求有艺术的表现。表现出人物的神态特征和内心世界。在这方面我比较满意的有两幅照片。
《毛主席接见维吾尔族老人库尔班・吐鲁木》这幅照片，人们都是熟悉的了。特别是在新疆，至今许多家庭里还悬挂着这幅照片。
库尔班是新疆和田的一位贫农。解放后，他的生活一天比一天好起来。他决心要骑着毛驴到北京，去感谢毛主席。新疆老人纯洁、善良、质朴，他的大背袋里装得满满当当，他要让毛主席尝尝他做的葡萄干，他要把家织的粗布献给毛泽东。带着这种纯朴真挚的感情，老人从和田骑着毛驴走到了乌鲁木齐。新疆党政领导知道了这件事，深受感动，特意派飞机把老人送到北京。
这件事一传入我的耳朵，心灵便受到强烈震撼。我预感到见面时会有一个纯洁动人的感情火花爆发出来。我到处打听库尔班的情况，临接见的时候我紧跟着他一步不离。果然，在他见到毛泽东主席的那一刻，忘记了准备好的礼物，忘记了一肚子的心里话，一双暴满青筋的手握住毛泽东的手，那张伟大而生动的劳动者的面孔上，便流出最纯洁、自然、虔诚、质朴的梦幻般的幸福微笑。而毛泽东也在这样的老人面前受到一次感情洗礼，露出感动、鼓舞、谦恭的笑容。
我成功地抓住了这一瞬间。
表现人物神态和内心世界比较好的另一幅照片就是这张《毛主席和亚非拉朋友在一起》。
1959年，毛泽东接见一批亚非拉朋友。照合影时，周恩来亲自排列队伍。我架好了照合影的大相机，然后跟周恩来一道安排人员位置。
国外本来就富于浪漫情调，何况这些亚非拉朋友并非国家领导人，没有官场上那种庄严甚至死板。他们都年轻，感情奔放，周恩来便独出心裁，把毛泽东“设计”到外国朋友们的中间，打着手势让朋友们尽管去亲近毛泽东。毛泽东和亚非拉的朋友们都为周恩来的安排和风趣的手势言语逗乐了，笑得十分开心，朋友们也果真拼命簇拥着毛泽东，放心大胆去亲近。这样的感情场面是难得的，我来不及等排列好再照合影，我必须捕捉“瞬间”！
于是，我果断地离开大照相机，疾步跑到周恩来身边，举起随身携带的小照相机，迅速按下快门。这是人物情绪被推向最高潮的一瞬间！是人物情感交流得到最充分体现的一瞬间！
周恩来听到快门的响动声，高兴地笑了。他小声说：“这一张拍的好！”
1957年11月，我跟随毛泽东去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40周年庆祝
活动和世界共产党工人党莫斯科会议。来到莫斯科，苏联举行盛大国宴，我被拒之门外。只有克里姆林宫的记者可以进去拍照，其他记者不许进，什么照片也没拍成。
《莫斯科宣言》签字时，会场是圆桌，记者只能在外面拍照，无法进里边去。我急坏了，在外面是拍不到好照片的。当记者久了，胆子是比较大的。毛泽东在来莫斯科之前，曾参观武汉棉纺厂。当时我为了拍照，曾爬到两名工人的肩膀上去抢镜头。这次我也想这么干，可是总不能踩着这些共产党领导人的肩膀抢镜头呀..
忽然，我看到一张熟悉的面孔，他是法国共产党代表团的团长，曾经参加中国共产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所以认识。他显然看出了我的为难和焦急，便朝我招手，自己从座位上立起身。
我飞快地跑过去，却还是让一名苏联大胖子记者抢了先。那个大胖子一弯腰，手脚并举钻到桌子下，一下子把空档塞满了。他又胖又笨，爬得极困难。我等不及，一只脚踏上椅子，第二只脚就上了圆桌，身轻如燕地跳进圈子里。
“噢！”一声大叫，我看到赫鲁晓夫竖起大拇指，喊了一串嘟噜嘟噜的俄语，接着又发出聒耳大笑。我哪里顾得上他喊什么？对准他就按下了快门。接着便抓紧时机连续按快门，以毛泽东为主，拍照会场实况。而那位苏联大胖子，还在桌子下边拱呢，大概是卡住了，进不来出不去。那真是一次紧张而激动人心的抢拍。
红场阅兵时，毛泽东上了列宁墓，我上不去，而且屁股后边跟了位苏联人，管着我，这里不准去，那里不准走，态度又凶，简直一筹莫展。
彭德怀率军事代表团在观礼台上，转脸之际，我又蹦又跳地招手喊他。彭老总发现了我，注目片刻，对身边工作人员交待了几句什么。于是，那名工作人员就过来把我接上了观礼台。跟在我屁股后边的苏联人想干涉，毕竟不敢得罪彭老总，只好无可奈何地耸耸肩膀作罢。
有了这些经验教训，我也有了心眼。离开莫斯科的前一天，苏联举行告别宴会。我知道关在门外就再也进不去，索性不吃饭了。当克里姆林宫的卫士长进门时，我哧溜一钻，跟在他屁股后边就进了门。“看管”我的那名苏联人措手不及，没能抓住我。他想进来拉我出去，但是卫兵不放他进，只好在门外拿眼瞪我。我得意地笑着朝他挤挤眼，就跟他“拜拜”了。
等了一段时间，毛泽东与赫鲁晓夫，宋庆龄同福尔采娃肩并肩走过来，后面还有一大群高级领导人。我冲上去抢拍，却哪里挤得过那些牛高马大的苏联记者？只一撞，我就叽哩轱辘“滚”到了一边。只有我一个记者跟毛泽东来克里姆林宫，不抢拍一些镜头带回去怎么行？可是苏联记者霸道得很，一个个排列开，横了一堵墙似的。我摒一口气，从两名粗大的苏联记者之间硬钻进半截身子，举起相机就照。可那两个家伙稍一用力，我的肋骨像断了似地，便尖叫起来。赫鲁晓夫朝这边望了一眼，那两个家伙才老实一些，不再挤我。
我就这样抢拍下了一些宝贵的镜头。
回国后，毛泽东问我：“你这次的活动怎么样？”
“不怎么样”我嘟着嘴抱怨：“他们大国沙文主义，太厉害，哪儿也不让去，尽欺侮我。”
毛泽东笑了，说：“你觉得这不好吧？所以我们以后要注意，不要学他们。”
后来，周恩来总理专门为此跟我谈了一次话。他说：“己所不欲，勿施与人。有了在苏联的感受，以后你们在接待工作中就要注意，不要学他们的样子。”又说：“人家跑那么远来，采访拍照，也是为我们做宣传么。你们是同行，要给国外来的同行朋友提供方便，创造好条件。宁肯自己少拍些，也要先满足外国同行的要求，这样才像个好主人。”
以后的外事活动中，我们都是认真遵照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教导去做的。
你再看这幅照片。这是毛泽东1958年4月10日在四川郸县合兴乡红光农业社视察时拍摄的。这个拿水烟袋的大娘姓温。
毛泽东在村里走，看到这家养的两头猪肥大光亮，很高兴，就走了进去。这户人家的主人就是照片上的温大娘。见到毛泽东，她没有表现出乡里人见到大人物时所容易表现出来的手足失措，或惶恐不安，或受宠若惊。温大娘落落大方，谈吐自然，这使我很惊讶，拍下了这幅照片。
她是一个见过世面的人，很可能有文化，有阅历。我是这样想。事后一打听，果然不一般。有说她是地主婆的，有说她是国民党军官的小老婆的。虽然没弄准，反正是有些来历。
把毛泽东和这样的女人拍在一张照片上，虽然不是坐在一条板凳上，可也气氛融合宁静，不符合阶级斗争的观点..
我跟毛泽东说了这个温大娘背景可能复杂，毛泽东说：“她已经是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了，两头猪养得很好。”就这样，这张照片便保留了下来。
从四川回来，乘火车，毛泽东看报纸，我坐他对面，想为他拍照。正在那里等待机会，注视他的表情时，他忽然从报纸上方掀起眼皮，一本正经叫：“侯波，”
“哎。”我也抬起头。
毛泽东皱起眉头：“你怎么总是拿一只眼睛看我？”
“我的取景框只能放下一只眼睛。”
“噢，”毛泽东笑了：“一只眼的照相，两只眼的看报。眼不在多，而在用的是地方，天下一个理。”
毛译东讲话就是这么风趣，永远充满了哲理。
1958年毛泽东视察河南。那年棉花大丰收，墙壁上的漫画，棉花山上坐着喜眉笑眼吸旱烟袋的老农民。而实际生活中的棉花也确实堆得小山一样，毛泽东很兴奋，说：“我们也上去坐坐！”
毛泽东上棉花山，上了一点发现不对劲，陷得厉害，忙由卫士搀扶着下来了。我一心想爬上去坐坐，快上到顶时，陷进去出不来了。越挣扎陷得越深，急得大呼“救命”。
毛泽东看见了，急得叫起来：“快救人哪，你们快救人！”
上来几个小伙子，拎小鸡似地把我拎出来，扶下棉花山。我惊魂未定地拍打沾满一身的棉花絮，毛泽东走过来，笑道：“乐极生悲不无道理。看来我们还得要谨慎哪。”
在毛泽东身边工作起来有劲，生活也紧张愉快。可是从1960年开始，发生了一些不愉快的事。这事与江青不无关系。
江青这个人，初接触时还可以，久了就不行了。她也喜欢照相，用外汇从香港买回一个高级照相机。她摆弄照相机的时候说：“侯波，你用那么个照相机，以后换换吧。我想给你也买一台，我先试试好用不好用。”
说完就完了，后来再也没提。她拿了高级照相机，基本没给毛泽东照过相。不像王光美，王光美给刘少奇照过许多高水平的艺术像。江青和毛泽东关系不好，毛泽东说她是“刀子嘴，是非窝。”总是躲着她。他们在一起的时候不多。
江青一个人精神空虚，就向身边人发脾气，卫士和护士就跟着倒楣。我们工作人员是都不敢得罪江青的，只能悄悄到毛泽东那里去告状。毛泽东对江青是有看法而没办法，有时就叹气说：“唉，她有病，你们看我的面子，不要跟她一般见识。”
江青几次拉我陪她一道出去玩。我随她出去过几次，她在广州闲得无聊，一是养猴子玩，二是玩照相。跟着她总是提着一颗心，很累。何况我的主要任务是为毛泽东照相。有几次她叫我跟她出去，我借口离不开主席拒绝了。她很生气，记仇了。她是有些爱记仇。
1960年，她跟卫士长李银桥为打扑克的事大哭大闹一场。事后一组整顿，从北戴河整顿到北京。后来警卫局一位负责人又以叶子龙、李银桥出去吃过请饭等事为理由，在中南海搞了个小整风。此后，就把一组的人全换了。我也在小整风中挨了批，被调离中南海。
那是1961年4月，警卫局一位负责同志踉我谈了话，决定我走。我当时在广州，朱德和康大姐也在广州。我去看康大姐和老总，康大姐对我说：“听说你要走，很好。在那里老是那么委屈，干什么呢？他们对你们那个样子，像个小媳妇似的。”
我眼里含了泪。康大姐说的“他们”是指江青和个别领导我们的负责人。我经由武汉回到北京。接到新华社来的调令，我请值班卫士告诉毛泽东，我要走了。卫士很快通知我：“主席叫你去谈谈。”毛泽东还躺在床上看报呢，还没吃早饭。他醒来后总要躺在床上吸烟喝茶，看一段时间的报纸。他还从来不曾这样随便地接待过我。显然，卫士一报告，他就立刻传下话来要见我。“怎么，你要走了？”毛泽东放下报纸问。“是呀，这些年工作没搞好..”我心里有一点委屈，尽量使自己平静平静，然后又说：“感谢，你的，教育..”毛泽东吮一吮下唇，用缓慢的声调说：“你在我身边10多年，给我们照了许多相..你有功劳么。”我说不出话。留恋、委屈、惆怅，各种复杂情感一起涌上心头，鼻子一酸，掉眼泪了。毛泽东见不得泪。我一哭，他眼圈立刻红了，略一停顿，用手拍拍床沿，声音有些黯哑：“坐，坐下说。”
我坐在床边，眼泪扑簌簌地一个劲掉，抽泣着说不出话。于是，毛泽东侧身面壁，也悄悄擦了泪。他带着鼻音说：“你去了，你以后还可以经常来看我么。有时间还可以给我写信，不要难过..”
毛泽东又问了问我家里的情况，调到哪里工作？有什么困难没有？我一一做了回答。他又鼓励我下去后努力工作。要夹着尾巴做人。我泪水流得止不住，便站起来说：“主席，那我走了。”我转过脸去，抹着泪刚走出一步，身后响起毛泽东的声音：“你回来。”
我回到床边，不敢看主席。泪水太多了。
沉默片刻，毛泽东叹口气：“唉，不要难过了。我刚才说的话你记下来了没有？”
“记下来了。”
“你在这儿呆这么些年，你的心情我是理解的，我也不好受。你是个好同志，你们夫妻都是很善良的，你们对我很好..”
我抬起头，看到毛泽东睫毛还是湿的，眼圈红红的。我终于控制住自己，小声说：“主席，你还没吃饭..你吃饭吧，我走了。”
1962年，卫士长李银桥把我生病的消息告诉了毛泽东。毛泽东第二天写了清平乐《六盘山》这首词，叫李银桥送到我家里。
李银桥代毛泽东向我表示问候。此后，我再没见过毛泽东，也没有联系。
病好后，我到农村去摄影，先到家乡山西夏县，在那里碰到新华社一位女记者，这位女记者问我：“江青怎么样？”我随口说一句：“不怎么样，典型的资产阶级。”离开夏县，我又到了彭真同志的家乡。彭真也是晋南人，过去就熟。招待所发月饼，我去看望老太太，把月饼带给了彭真的母亲。
就是这两件事，“文化大革命”中我倒了媚。要不就说祸从口中出呢，那名新华社的女记者在运动中揭发了我，贴出大字报，指责我“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江青），投靠资产阶级司令部（彭真）。”
我被隔离审查，后来又送去五・七千校劳动。有人劝我给毛泽东写信喊冤，我没写。我知道写了也到不了毛泽东手中。我在中南海呆十几年，里面的情况还是了解的。1974年从干校回来，我打报告要求重操旧业搞摄影，社领导训斥说：“你应该有自知之明。你是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你在家里等着，听从组织安排。”
一等等到1978年，我才获解放重拿摄影机。
徐肖冰：
侯波倒媚与我不无关系。
那个时候，特别是50年代，60年代初，共产党的干部在我心目中都是高大光辉的形象，特别是中央的高级领导干部，我在接触中看到他们的优秀模样，打心眼里对他们无比崇敬。我认为世界上一切最美好的东西都在他们身上得到了充分的集中的体现。
可是，有次我上庐山，准备为毛泽东拍摄一些资料片。下车走不远，看见两名卫士扛着一根大竹竿走过来。大竹竿上挂满一串各式服装，西服，裙子、布拉基，料质高级，做工精细，一眼就能看出都是高档货。
我认识这两名卫士，他们常跟随江青。
“这么多高级衣服，谁的呀？”我站住脚。
“江青的。”两名卫士匆匆走过，还朝我挤了挤眼。
那一刻，我受到的震动是无法形容的。我想起三十年代替江青去当铺当衣服的情景。夏天当冬衣，赎夏衣；冬天当夏衣，赎冬衣..
我又想起毛泽东，老人家制服破了织补，内衣破了补补丁，就连袜子上也补了许多补丁块。他多少年来就是那两身衣服，一双棕色大头皮鞋，没换过什么新。他严厉告诫身边工作人员：没有我的允许，不许做新衣服..
比较越多，心里越不是滋味。见了侯波，我们两口子不免有点关起门来的议论。都觉得江青是典型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
侯波心直口快，把两口子议论的话对外人也说出去了。有那么一些人是很爱赶风头的，或者是品质不好或者是幼稚，把个人思想感情上的交流拿到公开的甚至是政治场合去揭发，她一句话，别人就受十年苦。这种悲剧在我们国家实在是太多了。我比侯波倒楣早。我担任着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的副厂长，“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我就被揪出来了。
揪出来早也有早的好处。先打倒的容易先引起上边注意。毛泽东接见红卫兵之后，一个群众头头私下悄悄给我递话：“总理在天安门上还跟我们打问你呢。”
我是专政对象，不敢乱说乱动，心里却激动得厉害。我想多问问情况，终于还是忍住了。非常时期就需要非常的谨慎。“放心吧”，头头拍拍我肩膀，“总理交待了，说你们不能打他！”我不但激动，而且宽心了。文艺界的人，不论哪一派，绝大多数人对周恩来都有特殊的感情和尊敬。总理有了关照，我可以免受皮肉之苦。
但是精神上的痛苦还是沉重的。说我是国民党特务，连续几年受审。特别是我在西北电影公司工作时，背景是阎锡山，从阎锡山那里去了延安，不是特务是什么？
我有我的难处，历史上有些事情能说清，但不能说。30年代初在电通影片公司，江青可以为我做证。从西北电影公司到延安，周恩来可以为我做证，但是这两个人物在当时当地那特殊形势下，我一个字也不能吐啊。
我刚打倒时，侯波还没打倒。她劝我把江青和周恩来搬出来。我急了，说：“可不能搬，一个字也不能说！不搬我还有盼头，搬出来我可就到头了。”
你能说我考虑的没道理吗？你搬出江青，那些红卫兵能放过你？他们也想窥探大人物的秘密，会逼你说出内幕，然后再打你个恶毒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攻击“旗手”，再汇报到江青那里去邀功，我还不是活到头了？你如果搬出周恩来，中央斗争那么复杂，同样会有人企图利用我来挖点什么攻击周恩来的材料，何况他们认定我是国民党特务，我怎么能用这“不洁之身”去牵连周恩来呢？
我始终沉默。沉默到1969年。
这一年，周恩来接见新影厂的工宣队和军宣队负责人。听取汇报中，周恩来盯住军代表问：“你们厂的徐肖冰怎么样了？审查这么久了，到底查出了什么问题？”
军代表说：“他从西北电影制片厂到延安的一段历史不清楚，没有人介绍，不知怎么去的。怀疑他是国民党特务，是阎锡山派去的。”周恩来不动声色，继续平静地询问：“就这个问题，没有别的问题？”“没有。”“那么说，别的问题都查清了，只是从太原到延安一段历史不清？”“是的，这段历史没有证明人，他自己也交待不清，说明..”“哈哈哈，”周恩来忽然大笑起来，两眼闪闪发亮。大声说：“那么我现在告诉你吧，我就是他的证明人。你们不用再费力去找了，我到太原做阎锡山的工作，见到了积极要求抗日，渴望参加八路军的徐肖冰。我就介绍他去了延安。”
军宣队代表怔了半天，尴尬他说：“我们回去就解放他。”当天晚上，我被宣布解放，后来很快就分配了工作。候波：周恩来风度翩翩，生活情趣高雅。他对人体贴入微，能关怀到你心里去。周恩来住在中南海的西花厅、1950年5月，院子里的海棠花开了，香气袭人，烂如锦霞。周恩来遇有高兴事，从不独享，喜欢和朋友们分享。他便邀请朋友一道来赏花。那天，他又请了一些友好国家的大使到家里来赏花，这既是一种高雅的生活享受，又是交流感情，增进友谊，开展外交活动的好机会。
我也去了，给他们拍照。周恩来总理正在同苏联第一任驻华大使罗申在花前谈话。我上前拍摄照片，周恩来停止谈话，指着我说：“她是从延安来的，是我们自己培养出来的，拍过不少好照片。”
苏联大使频频点头，朝我投来赞赏的目光。我很有礼貌地朝大使笑一笑，又感激地望了一眼周恩来，便轻轻退出来。一出客厅，我便流下了眼泪。周恩来只说了一句话，但是说到我心里去了。我感受到了那种尊重、理解和鼓励。
毛泽东不大注意服饰，周恩来很注意衣冠整洁。因为周恩来负责外交，他的形象随时反映着中华民族的精神风貌。他衣服上的纽扣总是一颗不拉地扣得整整齐齐。但是有一次去海南参观幼儿园，他受孩子们的情绪影响，也像一名孩子似地活泼起来。笑得那么天真热烈，把衣服纽扣也全解开了，仿佛这样才能让那充满青春的胸怀获得解放自由。
我被周恩来的笑声和风貌强烈地感染了，迅速拿起照相机，抢拍下一个镜头。去年我们的摄影作品在国外展出，一位日本友人在这幅照片下停留很久，凝神瞩目，最后轻轻感叹一声：“我第一次见到周恩来敞开衣襟的形象，他的风度太迷人了。”
有一次，周恩来要出国访问。出国前，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在一起开了个小会。会后，毛泽东先走了。周恩来和刘少奇在一起继续谈事情，会前会后是我们摄影记者忙碌的时候。当时我们站在会议室一边，寻找拍照的机会。齐观山同志最先上去。那时，我们拍的照片不能发表，他是新华社的，拍新闻照片，可以发表。齐观山为周恩来和刘少奇拍照，新闻片更要抓拍，讲究一个迅速、准确、及时。齐观山走上前，举起相机，很快就按动了快门。可是，我们听到的不是熟悉的“咔嚓”声，而是惊心动魄的爆炸声。“砰！”我们吓得差点叫起来。警卫人员迅速冲过来，气氛非常紧张。一检查，是灯泡炸了。把桌子炸掉鸡蛋大一块皮。好危险！
周恩来和刘少奇都很沉得住气，弄清原因就继续谈事情。警卫人员可不干了，把我们狠狠训一顿，命令大家都把照相机拿出来检查。特别是对那些进口器材，害怕敌人在里面安装了什么，对中央首长造成威胁。
事后，我抱怨说：“一有什么事就说我们，又不是我们出的事。”
周恩来笑着问：“有意见了？侯波。”他接着放低声音，像说悄俏话似地：“你们在我们身边么，有事自然要先说你们。说近不说远，不能随便说外面来的同志，这个道理你明白吗？”
我的委屈情绪立刻消失得一千二净，连连点头：“明白了。”1962年过三八妇女节，周恩来和邓大姐邀请我们一批女同志去家里做客吃饭。大家都拿了照相机，一到西花厅就争先恐后地“咔嚓”起来。我照了几张就退到一边，不再照了。但是许多女同胞见一次总理不容易，围着周恩来你帮我“咔嚓”一下，我帮你“咔嚓”一下，没完没了啦！这时，邓大姐忽然朝我说：“侯波，你怎么老照不够啊？”我一怔，怎么说起我来了？我早就不照了，真正照不够的是..
可是，我忽然意识到了什么，心里一阵热。我在1962年已经调到新华社工作，离开中南海一年了。可是有了事还是说我，这是为什么？说明邓大姐始终没有生疏我，始终是把我看作身边的人哪！
于是，我不但不委屈，反而感到荣耀，感到激动幸福。那些女同胞们听到邓大姐说我，便都陆续停止了拍照。饭前，周恩来悄悄问我一个人：“挨批评了？”我笑着说：“大姐没拿我当外人。”
周恩来也笑了：“你永远是‘自己人’。”
1976年1月8日，敬爱的周恩来总理逝世了。我泪如泉涌，放声大哭。我要求去吊唁，可是当权的头头们不答应。我那时还是一个“只许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的“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人。但是这一次，我不老实了，我反抗了，我“乱说乱动”了。我哭着抗议，我流着眼泪去找朱穆之。朱穆之同志理解我，替我说了话，叫我跟图片社的人一起参加吊唁。
那时，上面规定不许戴黑纱。我愤怒，痛伤。我自己做了黑纱，那次去的人中只有我一个戴了黑纱，一路走一路哭..
对不起..我一想起总理就不能不掉泪..他是我最崇敬、最爱戴、最怀念的人..
唉，继续讲吧。
朱德总司令是我接触比较多，有着深厚感情，使我永远怀念永远热爱永远崇敬的又一位父亲般的亲人和领袖。
1973年12月21日，毛泽东接见参加军委会议的同志时，曾握着朱德的手说：“老总啊，你好吗？你是红司令啊！人家讲你是黑司令，我总是批他们，我说是红司令。”
就座以后，毛泽东又说：“朱毛啊！你是猪（朱），我是猪（朱）身上的毛啊！”
87岁的朱德元帅，听后很激动。这是对历史的真实叙述。
我初到延安，听到许多关于朱德的传奇故事。他的威望极高，仅次于毛泽东。
那时，我听说朱德眼观百里之外，耳听天上地下；能呼风唤雨，刀枪不入！他是日本人和国民党的克星，是穷苦人和中华民族的希望之星。我曾对朱德的模样做过各种激动的想象，却从没想到是我后来见到的那个样子。
在延安第一次见到朱德，我有些失望。他不像我想象中那么威风凛凛，不可一世。他长了一副慈祥和蔼的面孔，而且总是带着笑容！我只是远远地望着他，没有机缘接近，更没有机缘同他谈话。
进城后，特别是搬入中南海后，经常见面谈话，直到这时我才深深体会到，那曾经使我“失望”的感觉，其实正是朱德最感人的地方。他骑上战马，你可以听到历史隆隆的惊雷；他解去甲胄，又会像春雨一样滋润你的心。
他的人就像他的名字：朱德――红色的品德。
1952年，彭德怀从朝鲜前线回到北京汇报战况。结束时，已经快夭亮。走出丰泽园，他吩咐卫士：“回去洗个澡。”
“哎呀，换洗的衣服没带回来。”
“我说洗澡，没说换衣服么。”彭德怀已经大步走开。
立在台阶上的朱德笑了。他太了解彭德怀了。一张行军床，一身布军装，
两套换洗的内衣，再无多余。换洗的内衣带去朝鲜没带回来，难怪卫士犯愁。彭德怀洗过澡，正在擦干身子，卫上来报告：“朱德总司令来了。”彭德怀很注意军容风纪，见人时必要衣冠整齐。但是对朱德总司令例外，
像家里人一样不避讳，边穿衬衣边迎出来。
“什么事？这么晚了还来一趟？”彭德怀了解朱德生活很有规律，坚持早睡早起。但是毛泽东有夜里办公的习惯，大家要跟着熬夜。朱德年岁已大，熬一夜是很疲劳的，却不抓紧时间休息，又赶到这里来，可能有急事。
朱德把一套洗得干干净净又叠得整整齐齐的内衣递过去，用他那惯有的慢声慢调说：“我的，可能不合身，凑乎穿吧。”
彭德怀接过那套内衣，什么也没说。但是，他看了朱德一眼，目光在这位兄长的脸上略一停顿便滑开了，嘴角抿着，动手换衣服。脱下刚刚穿上身的留有汗碱的衣裤，换上散发出清新气息的衣裤。
“还行。”彭德怀低着头扯衣摆，喃喃这么一句。就这么一句，再没第二句，更没有谢谢之类的话。可是，目睹一切的卫士却眼圈发热，差点落泪。“这里有一种说不清楚却感人至深的情谊和气氛！”卫士这样说。他是1953年给我讲这个故事。因为朱德要和彭德怀去野游，我将跟着去拍照。
朱德不喜欢城里，喜欢野外。休息时，爱和几位四川者乡到香山或十三陵野游。那时北京市的人口还不像现在这么多得横流，那时的香山和十三陵清静得很。1953年彭德怀从朝鲜回来，朱德拉了邓小平等几位四川老乡，又叫上彭德怀这位“湖南佬”，一道去十三陵野游。去野外，彭德怀是一叫就应。每次外出，他们总要带上打猎的枪和望远镜，还要带上行军床、小马扎、象棋之类休息消遣的用品。
下车后，年轻人很快都跑远处玩去了。几位老同志也慢慢走散。我必须到处跑动着为大家照相。我发现，像是有一根无形的线牵着朱德和彭德怀，走不散。我想给他们照一张生活像，暗暗观察着寻找时机。“还干啥子嘛？”朱德立住了脚。“摆么。”彭德怀也立定不走了。这种对话含有某种默契，我是听不懂的。卫士们当然能听懂，立刻支起行军床，放下两个马扎，摆好象棋。朱德话不多，彭德怀话更少，但是他们之间的感情交流却是比语言还要丰富。朱德慢慢地蹲腿欲坐，彭德怀扶他一把，像舞场里跳领舞的一样，手头稍一动作便传递了意思：坐那边去！朱德望一眼彭德怀，也没说什么，便慢腾腾走到对面，在卫士们照料下重新坐好。
因为这一切都是在无声中进行，我自然不明白原因。卫士们看出了名堂：那边是红帅，这边是黑将。彭德怀尊敬朱德执红帅，自己执黑将――帅比将大。
朱德办任何事情都非常认真。他先仔细擦擦眼镜，战前擦枪一般。待眼镜架上鼻梁，眼皮便掀起来，瞳仁里漾出一股锐气，与彭德怀的目光撞出一团火花。那里有无声的对答：
动手吧？红先黑后。今天分输赢？
照三百回合杀！
彭德怀右手一抬，是“请”的意思，朱德咳一声，抓起一子举在脸侧。
砰！朱德走了当头炮。虽是老步子，却也气势不凡，棋子随着行军床的弹簧跳三跳。彭德怀不走马，也走当头炮，对着干的架势。如同他的打仗，喜欢进攻，喜欢拼杀，喜欢争主动。
邓小平踱着步子走过来，站立一旁，背了手看。朱德和彭德怀仍是没有言语，只有行动。下手都够“狠”。
彭德怀“吃”子，必要将自己的子狠狠砸在对方子的头上，砸完了才心满意足地将“吃”掉的子从下面捉出来放一边。
朱德不然，总是慢条斯理，不慌不忙，用自己的子将对方的子一推或一拨拉，便取而代之了。然后再像打扫战场似地将对方被“吃”掉的子捉住丢到一边。
邓朴方跑过来，挤到父亲身边，两手支在双膝上弯着腰观战，几名卫士和工作人员也环立四周看得入神。于是，行军床周围自成一番小气候。
机会差不多来了。我悄悄举起相机：画面上，人物布局已经很好，剩下的就是面部表情了..
己近残棋，双方都不轻松，都有危险。正是“一招不慎，满盘皆输”的时刻。朱德指指自己的相眼，打量彭德怀那匹过河马，而彭德怀也盯着朱德那门架到象位上的当头炮苦恩良策。邓小平旁观者清却是一言不发..
“咔嚓！”我按动了快门。
看吧，这就是那张颇有生活情趣的照片。林默涵同志还为这幅照片题了字：
朱总彭总相持不下，小平同志观棋不语。
朱德不抽烟，不喝酒，脾气好极了。我从来没见他发过脾气，你随便问所有在他身边工作过的人，恐怕不会有谁见过他发脾气。他年纪已大，动作总是慢慢的慢慢的，说话也是慢慢的，慢慢的。大家都是把他像父亲一样的看待；
朱老总有一子一女，儿子在铁路上工作，腿不太好，女儿在北师大当教员。朱德对子女要求很严，我亲眼见他提醒子女说：“过去旧社会里边，一些不学无术，不成材的都是有钱人贵族的孩子。我们要注意这个问题，对子女尤其要注意。”
朱德不是“有钱人”。他除了工资，别无收入。毛泽东有稿费，朱德没有什么稿费收入，就是那点死工资。他要求自己严格，就是在人民大会堂开会，喝一杯茶水，也是要交钱的。他虽然子女不多，但是家里吃饭的人不少，侄子孙子加上战友的孩子和烈士子弟，常常是一大帮。在延安时，他就常常是一张桌子吃饭坐不下人，就开两张桌。实行供给制时问题不大，实行薪金制后就常常发生紧张。
但是，他生活特别俭朴，不追求享受，除了辣椒不能缺，其他的没有什么特别爱吃或特别不爱吃的东西，所以紧张归紧张，钱还是基本够用。
1955年9月29日，毛泽东在怀仁堂为十位元帅授军衔。朱德成为共和国的第一元帅。
授衔的庄严气氛到了休息室便换成了轻松愉快。毛泽东容光焕发，缓步走到元帅们面前。他忽然向前倾斜了身体，直视着朱德的脸，用一种近乎孩子气的欢愉的口气打趣说：“啊，元帅升帐了。好神气！”
元帅们都开心地笑了。陈毅和贺龙还挺胸昂首，挥动双臂，迈着正步从他们面前走过，接受军委主席和总司令的检阅。
可惜，那时的许多照片都在后来发生的许多运动中失落了。
可惜，到了1959年的庐山会议，彭德怀受了错误的清算和处理。深深同情彭德怀的朱德总司令也受到了批评。
那天，毛泽东做形势座谈会的总结发言，他先批评了一些头脑发热，犯了“左”的错误的同志。然后扭头望一眼朱德，说：“大食堂不可不散，也不可全散。总司令啊，这一点我们略有分歧。”
批评完朱德，毛泽东又批评了彭德怀。彭德怀心里有气，他是严厉梗直诚实的军人，有意见敢说敢骂娘。比如中南海里的周末舞会，他从不跳，而且骂娘。他看不惯跳交谊舞。还下令解散了中南海的军乐团，骂娘，说是特殊化。
彭德怀没有坐在前排政治局委员就座的位子上，独自坐在会场后面一角。头剃得很亮。毛泽东没有看他，但话是批评他的，口气很严厉：解放军如果不跟我走，我可以上山打游击，可以下乡去另外组织军队。
庐山会议后，我几乎再没见到彭德怀。1966年4月，成昆铁路通车。我去拍照，参加了庆祝大会，台上台下照了许多相。还特意为台上的李井泉、程子华等领导照了几张。
我在台下寻找镜头时，忽然听到一个声音在轻轻叫我：“小侯，侯波同志。”
我扭回头，张望着。忽然发现有人用很小的手势示意叫我过去，仔细一看差点叫出声。是彭老总啊！
彭德怀穿一件黑呢子大衣，孤零零坐在台下，周围一个人也没有。我听说他当了三线副总指挥，可他没坐台上，不能在公开场面高高在上。他也没坐群众中，他本是为群众讲了真话，可是群众却认为他是什么什么“分子”。他就被孤立、冷落在那里。
我朝他走过去，忽然想起1957年在莫斯科，我在人群中朝他又蹦又跳地招手喊..唉，人生为什么会有这么不可思议的变化？我那时已过不惑之年，其实整个还是“易惑”之人。我那时也以为他是犯了严重错误，对不起党和人民呢。
但我还是走到了他的面前。
“你怎么也来了？”他悄悄间。
“工作。”
我只说了这么一句。唉，历史的悲剧，时代的悲剧，也是我个人的悲剧！
庐山会议后，朱德也起了一些变化。他仍然喜欢野外，喜欢爬山但是不带象棋了。他手中多了一根手杖，卫士除了为他带了枪和望远镜，还多带一架照相机。
进城后，因为拍摄任务重，一有大的活动，顾了这边顾不了那边，怕漏掉资料，我从1952年开始教领导人身边的工作人员拍照。毛泽东的卫士长李银桥等同志就是我教他们学会照相的。他们照完，我帮他们冲洗。
后来，许多首长也有了照相机。我想，要是调动起他们的兴趣，那么，照片资料就可以更全面更丰富了。
从1949年到1957年间，我们中南海摄影科摄制的大量照片都只是作为资料保存着，没有发表过。为了让首长们了解我们的工作情况并调动起他们对摄影的兴趣和爱好，组织上决定在中南海内部搞一个小型摄影展览。
影展在瀛台举办，住在中南海的人们都去看了，说是“大饱眼福”。许多人立刻迷上了摄影。中南海里很快组成了一支业余摄影队伍。其中有朱德、陈云、邓颖超、康克清、王光美及他们的秘书和子女。许多人主动跑来跟我学照相。
朱德有一架“基辅”牌相机，苏联朋友送的。康克清是一架捷克产相机。我们国家那时还生产不出这些东西。我动员朱老总学照相。我说：“陈云同志都在学呢，把记者叫去教他。老总，你也学学吧！”
我帮他把胶卷装好，再把速度、光圈、距离帮他对好，让他按快门。他照完相我帮他冲洗，然后拿给他看。他惊叹着说：“就这么咔嚓一下，全记录下来了？嗯，这张照歪了..这张好，这张我照的还是不锗么！”朱德戴着花镜，偏着头打量着，欣赏着，他的兴趣就这样起来了。我做了朱德的摄影老师，也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他总是笑呵呵的，我真是把他当父亲一样看待。
那天，朱德和康克清请我去家里吃饭。我去了，看到朱德把小口径步枪架在墙上，正眯细了眼睛瞄准。枪口前是一只落在树枝上跳来跳去的小鸟。
我悄悄立住脚，远远地摒了一口气等枪响，早就听说朱德枪法好，在西柏坡赛枪打了第一名..
可是，朱德久久地引而不发。片刻，闭上限。片刻，起身收枪，退出子弹。
“怎么了？老总。”我有些诧异。
“它唱得多好听。”朱德望着那只小鸟悄悄说，好像怕惊醒一个甜梦。
于是，我看清了朱德脸上的几块老年斑，看清了那双柔和湿润的老人的眼睛。
于是，我的眼睛也湿润了..
吃饭前，朱德指着墙根慢慢地说：“你看这些坛坛，都是我的手艺。我做的四川泡菜，今天要请你尝尝我的手艺。”我看到墙根下，沿墙一溜小坛坛罐罐。朱德拿了筷子和盘子，还是那种老人特有的柔和缓慢的动作，从那些坛坛罐罐往外夹泡菜。他像办什么大事一样认真仔细，每样泡菜都要夹一些出来，一边继续说：“过去国民党兵总误会我是伙夫，现在你可以尝尝伙夫的手艺了。”
红军时期，朱德多次在危境中以伙夫的面貌混过了国民党兵的盘查，我是知道这个历史的。现在听了朱德的话，心里三分甜倒有七分酸。我想起《西行漫记》中的一段话：“朱、毛的联合不是互相竞争的，而是相辅相成的。朱德没有任何政治野心..”
饭桌上谈论的只是照相。朱德询问我一些技术问题，而后说：“照相是一门很高的艺术，也是一种很好的休息。”朱德始终装不好胶卷，所以也始终不能完全脱离我们。我有时仍要跟他一道去野外，去爬山。
朱德照相不喜欢照人物，只喜欢照花草。他常常爬山，留恋在花草之间不愿回城。卫士仍然替他背着望远镜和枪。他的大半生是在枪林弹雨中渡过，他不能没有枪，每次外出必要带上。但是，他再也不曾“杀生”。
他只是蹲跪在树荫下，有时甚至匍伏在草丛中，欣赏那大自然创造的精品，那美的化身。他尤其喜欢兰花，小心翼翼地挖出来，带回家，栽人家中的花盆里。
兰花，多年生常绿草本。那纤细悠长的叶片，早春即由叶丛中抽出的肥嫩的花茎，那飘溢着清香的淡黄浅绿的花朵，无不给人以清静、淡雅、质朴的感觉。
他为兰花照了许多许多照片，又戴上眼镜一张一张欣赏这些照片。他为兰花搭了一个棚，让春兰、剑兰、墨兰、惠兰等等姐妹团聚一室，争艳斗妍。斯诺说：“他在一段的时间内，曾经高举解放的火炬，在那些为中国的人权自由而斗争的人中间，他的名字已经永垂不朽。”而晚年的朱德，只能把他的精神和情操寄寓在朴实无华，清馨淡雅的兰
花上。可是，他为了养兰花又受了批判。当那场“风暴”卷来时，他被警卫局某个领导责令去看大字报。他英雄
一世，今日本人和国民党兵闻声丧胆。可是晚年，竟受治于庸庸一些俗人，甚至是卑鄙小人！他拄着手杖，步履沉重，从一张又一张大字报前走过。他看到了打过红X的“黑司令”，他的手在抖，睫毛在抖，全身都在抖！
庐山会议时，他对秘书讲过替彭德怀抱不平的话：“谁还相信我们曾经在一个饭碗里吃过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