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7月，毛泽东的《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反对本本主义》、《被敌人反对是好事而不是坏事》、《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四篇文章公开发表。为使《语录》中有这部分内容，并改进过去编排和所选内容的不足，我们提出了再版意见。正值这时，康生和毛主席秘书田家英也分别打来电话，提出《语录》
中有三条语录虽是毛的指示，但摘选的文章不是以毛泽东名义发表的，希望再版时删去。
“我们的意见得到批准。再版《语录》编选，主要是内容的增减，原有的30个专题，没作大的改动，只是新增了三个专题。
“当时《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发表，我们认为《毛选》第四卷主要反映了中国人民在解放战争时期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英雄气概和我人民解放军所向披靡的革命气势，《语录》没有反映出来。而这种精神不仅在革命斗争中需要，在和平环境里以及一切工作中也都适用。所以决定增设‘敢于斗争、敢于胜利’专题。
“当时我们党强调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我们认为没有一个正确的学习态度和方法是学不好的，因此，又增设了一个‘学习’专题。
“我们又采纳邓颖超同志提出设‘妇女’专题的意见，增设了‘妇女’专题。
“这样，再版的《语录》由30个专题增加到33个专题，所收语录也由355条增到433条。
“1965年5月，决定《语录》再版本命运的时刻到来了。
“那天，总政领导和各部部长们在三座门开会，会议结束后，临时决定在军委办公厅小会议室集体讨论审定再版本《语录》。
“报社领导通知我马上到会。当我赶到会场时,总政各部领导都已落座等待了。没等我喘过气来,已在会场的唐平铸就说：‘你快点介绍一下选编《语录》的原则、指导思想，以及‘前言’的修改，内容的调整、增减和存在的问题。’听了他的话,开始我真有点蒙头了，我原是准备来听会的，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但又意识到，这次会将决定再版本《语录》的命运，我想：这么多领导意见不会少。再说，《语录》内容多少本来意见不一致，真担心通不过。已经到这分上了，我顾不了那么多,只想把理由说得充分一些。我迅速地调整了自己，把这些天来脑子里装的问题一股脑儿地抖了出来，把拿不准的问题提交会上讨论。
“最后会议对《前言》和全书的33个专题的设立一致通过，内容仅删去了六条语录，定为427条，共8800字。
“这本再版本《语录》能这样如此顺利地通过，我是没想到的。当时我愉快、激动的心情是无法形容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