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雷英夫的成长和工作上取得的每一个成绩都得到了毛泽东与周恩来的关心与帮助，那么，后来毛泽东错误地发动了“文化大革命”便将他亲自发现的“洛阳才子”推下了深渊。尽管毛泽东与周恩来亲自出面保护，在那样的形势下仍然作用有限，雷英夫几乎被彻底毁灭。
早在延安“抢救”运动中，周恩来就曾亲自出面保护雷英夫。到了庐山会议之后，雷英夫又一次遇到麻烦。
彭德怀和黄克诚受到错误处理，总参作战部成了某些人瞄准的目标，部长王尚荣和副部长雷英夫受到恶意攻击。
那段时间雷英夫很苦闷，很想找周恩来诉说委屈。抗美援朝时到总参作战部任副部长，曾给周恩来写信，想专心搞作战。周恩来批示：“同意。但你必须住我这里（西花厅），随叫随到，不能摘帽子。”所以，雷英夫到总参作战部后，始终兼任了周恩来的军事顾问。他随时可以向周恩来诉说委屈，137但没有这样做。他认为这样做不太符合组织原则。怎么能因为个人的事情越过组织直接去找总理呢？
不过，他心里还是希望总理能表示个态度，毕竟总理是了解他的。
一天，周恩来在西花厅召集李富春、陈毅、贺龙等同志开会，叫王尚荣和雷英夫一道参加。
会前，周恩来用他那温和的带些淮安味道的口音说：“王尚荣、雷英夫和作战部，与中央是一条心的。他们和彭德怀、黄克诚同志是正常的工作关系，毛主席也清楚此事，外面有些议论是不妥当的。”
陈毅快人快语，立刻接下一句：“总理呀，雷英夫的情况你是最清楚的了。”
贺龙跟着点头：“他怎么会反党呢？毛主席也是清楚的么。”
李富春吸着香烟说：“是呀，谁都知道雷英夫一直在总理身边工作，他的情况总理最有发言权。”
会前的这些谈话，使王尚荣和雷英夫很快获得解脱，放下包袱，集中精力重新投入工作。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北京大学的聂元梓在康生授意和指使下，写了第一张大字报，使北京大学成了当时运动的一个热点，到了七月底八月初，北大校园闹得厉害。两种观点两派意见激烈交锋，有几十名学生联合写大字报反聂元梓。江青和康生去北大坐镇支持聂元梓，这些反聂元梓的学生选出两名代表与江青展开激烈辩论。这两名学生，一名是贺龙的女儿，一名就是雷英夫的女儿。她们后来被抓了起来。
江青被几十名高干子女围住质问、辩论3个多小时，憋一肚子气。回来就要求见毛泽东。
8月7日，毛泽东接见江青和康生。江青一进门就夸大其词说：“主席啊，我在北大整整被围困3个多小时，那真是一场恶战，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相当猖狂的呀..”
毛泽东不动声色，坐在那里吸烟，他知道江青的毛病。
“挑头的两个人，一个是贺龙的女儿，一个是雷英夫的女儿。”
“都是娃娃儿。”毛泽东淡淡一句。
“问题就在这里。出头的是娃娃，他们这么闹，说明背后有人，就是贺龙和雷英夫这些人支持！”
毛泽东把手一摆：“你不要讲了，雷英夫从小在我身边长大的，你不要把阵营搞乱了。贺龙的情况中央也是知道的啊，快把娃娃们放出来。”
这样，毛泽东保护了贺龙和雷英夫，保护了他们的子女。江青碰了壁，灵机一动，把毛泽东的讲话传达给了贺龙、雷英夫等，目的无非是“拉过来”。当然，目的并未达到。
康生要比江青有头脑。江青向毛泽东告状时，他不多言语。他明白，靠几个娃娃的表现来定案，是根本不可能的，叫嚷多了徒惹毛泽东恼火。
康生不露声色，从毛泽东那里回来，立刻组织力量收集材料，罗织“罪名”，不出一个月，抛出一份“战略特务”的“罪证材料”，那是足以定死罪的“证据”。
江青和康生首先把这份厚厚的“罪证”材料送到周恩来手中，他们要将周恩来的军。当时的混乱局面，有些问题一时查不清，周恩来在问题搞清之前确实不好表态，便将材料转送毛泽东。毛泽东看过这些材料，在当时形势下也不好一口否定，便抓笔批下8个字：“不可不信，不可全信。”这是有保留的态度，使江青和康生的打算落了空。
但是，他们也得到了进一步迫害雷英夫的机会，将他关起来审查，并抄了家。
抄家中，他们抄到一张雷英夫1946年在军调部工作时的照片。那时，在军调部工作的我军代表穿的衣服与国民党一样，还带军衔。江青一见照片，如获至宝，立刻驱车去钓鱼台，向在那里开会的周恩来发难。
一进会议室门，江青便大声宣布：“雷英夫反林彪，反康生，他就是要篡夺毛主席对军队的指挥权！”参加会议的人都被这没头没脑的一番宣布闹得莫名其妙。正发愣间，江青把照片一举：“我有证据！你们看，这就是铁证。红卫兵小将立了大功，抄出来了，挖出一颗定时炸弹，一个国民党的战略特务！”
突如其来的变化，参加会议的人不明情况，见江青手拿“证据”，都不免有些吃惊，谁也没做声。
江青得意地一笑，边往里走边望着周恩来说：“总理呀，雷英夫早就是国民党的小军官，他在你身边这么久，你知道吧？”
“我看看。”周恩来很冷静。
“你看，你看这张照片。”
周恩来接过照片，只看一眼便提高声音说：“不对。这是军调部的照片。你看，他还戴着军调部的章么，这不是国民党的官，是毛主席的官。”
江青怔住了，望着照片不作声。
恰好叶剑英这个时候走进会议室。周恩来立刻招呼：“叶帅，你看这照片是不是在军调部照的呢？”
叶剑英接过照片眯细了眼看，点头说：“是的，是在军调部。”他瞟一眼江青，又说：“这还是我给照的呢。”
会议室里哗然，江青很有些下不来台，勉强说：“我们还有许多证据，他的问题多了，迟早会向你们公布。”
为了搞出过硬的“证据”，他们整整关了雷英夫8年，用了许多酷刑，把雷英夫的脊柱都打得流出了脊液，伤处最后变成一个瘤子。医生向专案组报告：最多能活3个月。
专案组决定给雷英夫开刀，雷英夫不同意。心里明白，自己现在的情况，以“待罪”之身去开刀是没有任何保证的，一开刀必死无疑。
专案组把雷英夫的爱人刘革非召来，叫她签字同意开刀。刘革非也坚决不签，厉声驳斥道：“雷英夫被关了8年，你们不叫见，现在要死了，你们想叫我负责这个历史责任？办不到！”
回到家，刘革非情绪难平。当时已经是1973年了，她觉得该讲讲心里话了，便悄悄给叶剑英写了一封信，诉说了雷英夫的冤屈和现在的危境。直接送给叶剑英。
叶剑英看过信，当即提笔写下四个字：“解除监护”。然后，把批过的信送去给周恩来。
周恩来当时已确诊患了膀胱癌。看到刘革非的来信，眼睛立刻湿润了。由于病魔的折磨，他写字手已经有些抖，却仍然抓笔，写下了十几条意见。从政治问题到医疗和家属陪护，全想到了。他写道：“你们不能用对待敌人的态度对待雷英夫同志。政治上解除监护，由刘革非同志陪住。凡属刘革非能听的报告和文件，都要给雷英夫同志看，让他听。要组织专家和医生为雷英夫会诊，手术问题要等中央批准周恩来的批示下来了。医生们看到后都落了泪。
经过医生精心医治，“最多能活3个月”的雷英夫奇迹般地远离了死亡，一直活到今天。而保护了他，给他第二次生命的周恩来，却过早地离开了人间。
每念及此，雷英夫便会泪如泉涌，不能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