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6月5日，《光明日报》发表了一篇署名“项晴”的文章，题目是《“合二而一”不是辩证法》。当天，康生请江青将这篇文章送毛泽东看。过了三天，在北京中央工作会议上，康生在毛泽东面前提到《光明日报》发表的“合二而一”的文章。毛泽东说道：“看了。一分为二是辩证法，‘合二而一’恐怕是修正主义，就是讲阶级调和吧。”不管人们是否意识到，从这时起，文艺界的批判之火开始向学术界蔓延，扩大到哲学、经济学、历史学、教育学等各个领域。
“项晴”的文章是康生指示写的，作者是由关锋等人组成的“反修哲学小组”。这是康生搞的一个阴谋。
“合二而一”的观点是哲学家杨献珍提出来的，他当时任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副校长，曾长期在高级党校从事领导和教学工作。他认为，列宁所说的“统一物之分为两个部分”和“统一物是由两个对立面组成的”，是关于“对立统一”的两种说法。后来，他注意到明朝方以智的著作《东西均》里有“合二而一”的提法，认为“统一物之分为两个部分”的说法可以用“一分为二”来表达，“统一物是由两个对立面组成”的说法可以用“合二而一”来表达。1964年4月，杨献珍在给高级党校新疆班学员讲课时，讲述了毛泽东关于对立统一规律的思想，既讲了“一分为二”的表述，也提到“合二而一”的说法。
高级党校哲学教研室教员艾恒武、林青山根据对杨献珍观点的理解，写了《“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的文章。文章说：“对立面的统一和斗争是事物发展的最根本的规律。 ‘一分为二’的两分法，是认识事物的根本方法。”文章认为：“事物是由对立的两个方面构成的，对立的两个方面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这种情况反映到人们的头脑中，中国古人是用‘合二而一’来表达的。”“‘合二而一，正是表达了辩证法的最基本的规律――对立统一规律。”“事物本来是‘合二而一’的，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我们就要按照事物的本来面貌来认识事物。”文章说：“用什么方法来分析。研究 ‘合二而一’的事物呢？这个方法就是‘一分为二’的两分法。”“正因为事物是‘合二而一’的，所以认识事物的方法就是‘一分为二’，这是普遍的。”文章说：“我们用‘一分为二，的方法来分析事物，认识了 ‘合二而一’的事物的发展规律，就要根据客观事物本来的规律来制定改造世界、办理一切事业、处理一切问题的路线、方针、政策、办法等等，贯彻到群众的实践活动中去，推动事物转化、发展。”艾、林的文章在1964年5月29日的《光明日报》上发表。
艾，林的文章在哲学是提出了一个新的见解，是一个可以探讨和争论的学术问题。但是在对毛泽东个人迷信日甚一日的年代里，“合二而一”的提出无疑被作是对领袖尊严的触犯，甚至被视作是对领袖思想的歪曲与抵触。还要看到，60年代中苏两党在意识形态方面的争论已经公开化，中国共产党正在尖锐地批判苏共的一系列主张和观点。特别是批判苏共的“和平过渡”、“和平竞赛”、“全民党”、“全民国家”的所谓“阶级调和”的观点，而“合二而一”似乎正是强调“调和”，因而被认为同国际修正主义思潮有思想上的沟通与联系。事情的微妙还在于，当时“一分为二”被人们当作“斗争哲学”来说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化，“合二而一”则有同“一分为二”相对抗的嫌疑。
因此，“合二而一”的观点一提出来，马上受到一些人所指责。而最善于在阴暗角落里“观察”阶级斗争“动向”的康生，更像是瞄准了“猎物”一般。他很快就组织了前述的反对“合二而一”观点的那篇文章，那篇文章颇有用心他说：“‘一分为二’同‘合二而一’是对立的”，“‘合二而一’必然调和矛盾。”当康生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摸清了毛泽东对“合二而一”的态度之后，先是玩弄“引蛇出洞”的阴谋，在报上登一些赞同“合二而一”观点的学术讨论性质的文章，然后大打出手，掀起一场对“合二而一”的观点及其提出者的围剿。一时间，报纸杂志批判“合二而一”连篇累犊。这一完全属于学术探讨而且本来应该成为学术争鸣的争论，从一开始便被康生导演成一场政治批判。由康生组织人写的、在1964年第16期《红旗》杂志上发表的《哲学战线上的新论战》一文，说得非常直露：
主张事物的根本规律是 ‘一分为二’的，站在唯物辩证法一方；主张事物的根本规律是“合二而一”的，站在反唯物辩证法一方。论战的双方阵线分明，针锋相对。这是当前国际国内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在意识形态上的一种反映。
文章说：
为了与国际国内阶级斗争的形势相适应，我们党在报刊上加强了关于“一分为二”的唯物辩证法的宣传。
可是，正在我们党加强宣传“一分为二”的革命辩证法的同时，杨献珍同志却大讲其所谓“合二而一”论，同党大唱对台戏。
这场哲学上的论战是由杨献珍同志这样挑起来的。文章还说：
杨献珍同志在这时候大肆宣扬“合二而一”论，正是有意识地适应现代修正主义的需要，帮助现代修正主义者宣传阶级和平和阶级合作，宣传矛盾调和论。同时，也是有意识地适应国内资产阶级和封建残余势力的需要，给他们提供所谓“理论”武器，对抗社会主义的教育运动。
1965年9月，经中共中央批准，撤销了杨献珍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副校长等职务。
学术界的批判还不止是在哲学领域。
1964年下半年，经济学界搞对经济学家孙冶方经济思想的批判。50年代末60年代初，孙冶方针对当时经济管理工作中暴露出来的问题，提出了一些重要的有价值的见解，他认为要重视计划经济中的价值规律；提高经济效果是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关键；要正确运用经济杠杆，提高利润指标在经济管理中的地位；要扩大并适当规定企业经营管理的权限，正确处理国家集中领导和企业独立经营的关系；要提高国有资产折旧率，加强对现有企业的技术改造等等。孙冶方的这些经济观点，是正确分析中国经济体制运行中的弊病的结果，它对于改进经济工作、改革管理体制。纠正“大跃进”以来忽视和违背客观经济规律的错误，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然而，康生对孙冶方的经济观点大加挞伐。1961年，正当国内经济学界就价值、利润、奖金、企业自主权等问题进行讨论时，康生曾对孙冶方说：“听说你在经济学上有许多新的观点，可以打报告嘛！我负责给你转上去。”当康生得到报告之后，又像是抓到了批判“靶子”。当1964年批判了杨献珍的“合二而一”论之后，又在这年下半年掉转枪口，把火力对准了孙冶方和他的经济学观点。60年代初，苏联理论界进行了关于商品生产、利润以及物质利益等问题的大讨论，利别尔曼等经济学家主张强调利润的作用。因此，孙冶方的观点被批判为“修正主义”理论观点。康生说孙冶方“比苏联的利别尔曼还利别尔曼”，并将其报告给了毛泽东。
1965年，历史学界批判了历史学家翦伯赞的历史观点。60年初，翦伯赞针对当时历史学研究中的一些片面观点，指出这几年“史学革命”的后果“总起来说，片面性、抽象性、简单化、绝对化、现代化，是这几年教学和研究中突出的缺点”，提出既要重视阶级观点，又要注意历史主义。他主张，历史研究要从历史的实际出发，在研究大量史料的基础上，得出合乎规律的马克思主义结论，反对片面强调“以论带史”的提法，反对狭隘地理解历史学要为政治服务的口号，翦伯赞还就一些具体的历史问题，发表了见解。他关于历史研究的一些主张，应该说是正确的，值得重视的，而一些关于具体历史问题的见解，完全属于学术探讨的范围，有不同意见也可以进行学术争鸣。
但是，翦伯赞的历史观点也遭到了批判。1965年底到1966年春，成本禹连续发表文章，批判剪伯赞。戚本禹说翦伯赞的历史观点反对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和阶级分析的方法，是“现实阶级斗争在史学界的反映”。翦伯赞同杨献珍一样，实际上也是被看作触犯了当时盛行的“阶级斗争”理论（实际是阶级斗争扩大化理论）。“阶级斗争”的理论在当时被奉为“经典”，谁触犯了就难逃被讨伐的厄运。而这一点在毛泽东看来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无怪乎，当1965年12月戚本禹第一篇没指名批判翦伯赞的文章发表后，毛泽东说了这样一句话：“戚本禹的文章很好，我看了三遍，缺点是没有点名。”
的确，对60年代前期意识形态领域大批判的风风雨雨，毛泽东是肯定和支持的。从1962年以后，他的注意力逐渐转到了阶级斗争方面。当然，他仍未满足于意识形态领域所抓的阶级斗争，他在继续思考。一场从意识形态领域开始的更大的“阶级斗争”风暴正在酝酿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