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生死观的核心思想，是为人民而生，为人民而死。我们既要发扬不怕死的革命精神，勇于为人民的利益而献身，又要重视保健养生之道，保持健康以更好为人民服务。
不怕死的革命精神
共产主义者应当以怎样的态度来对待死呢?毛泽东的回答是：不怕死。他说，中国人民是
有骨气的，向有不怕牺牲的光荣传统，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中国共产党人更富有无所畏惧的自我牺牲精神。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写道：以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出发点的中国共产党人，相信自己的事业是完全符合正义的，而正义的事业是必然要胜利的。所以，不惜牺牲个人的一切，随时准备拿出自己的生命去殉我们的事业，“不论在任何艰难困苦的场合，只要还有一个人，这个人就要继续战斗下去。”[22]他还结合总结第一次国共合作所走过曲折道路的历史经验，对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作了如下壮烈感人的描述：一九二七年春夏之交，正当北伐战争向前发展的紧要关头，国民党当局背信弃义，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来一个突然的袭击，进行反革命大屠杀。“但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23]毛泽东号召全体共产党员和全国人民，继承为着人民的利益而英勇牺牲的成千上万的先烈的遗志，高举起他们的旗帜，踏着他们的血迹前进。
中国革命，面临着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强大敌人，斗争异常的艰巨、残酷、空前的复杂。夺取革命胜利，必须发扬不怕困难、不怕牺牲的视死如归的精神。1945年6月11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愚公移山》闭幕词中号召：“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24]1947年12月，正当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由防御转入了全国大规模进攻的历史性转折点时，他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报告中提出：“发扬勇敢战斗，不怕牺牲，不怕疲劳和连续作战(即在短期内不休息接连打几仗)的作风。”[25]1949年8月，针对着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封锁，他在《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中写道：“中国人死都不怕，还怕困难么?”[26]警告帝国主义用封锁来恐吓又有什么用呢?又怎能阻挡中国人民的前进呢?1946年8月，毛泽东在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说中，针对当时人们存在的恐美和恐惧原子战的心理，指出：“原子弹是美国反动派用来吓人的一只纸老虎，看样子可怕，实际上并不可怕。”[27]1964年1月，他在支持巴拿马人民反美爱国主义的谈话中又重申了这一思想，指出：“美帝国主义手里的原子弹、氢弹，是吓不倒一切不愿意做奴隶的人们的。”[28]打原子战无非就是死人。在毛泽东看来，对于革命者和爱好世界和平的人们来说，除了自己也要有一点原子弹外，最重要的还在于要有一种敢于斗争，不怕死人的英雄气概。这样，原子弹就成为帝国主义用来吓人的一只纸老虎了。
毛泽东所倡导的这种不怕死的革命精神，是对中华民族的革命风骨和中国共产党人对待死的正确态度的高度概括。这种不怕死的革命精神，在战争年代，鼓舞着无数革命志士前仆后继，英勇奋斗，造就了一支无往不前、无坚不摧的钢铁队伍。历史证明，中国革命之所以由弱到强，经过22年的武装斗争，最终打败了凶恶的强大敌人，推翻了三座大山，挫败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锁，建立了人民自己的政权，取得了革命的彻底胜利，就是因为有一支不怕困难、不怕牺牲的革命队伍，而这支队伍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
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死人的事仍是难免的。这不仅因为，社会主义时期，旧的制度虽已消灭了，剥削阶级已被推翻了。但是，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遗留下来的影响还没有消除，国内还有反社会主义分子、民族分裂分子和刑事犯罪分子的存在，阶级斗争作为一种社会现象还长期存在，而且在一定条件下还可能激化；国内还有资产阶级残余，国际上有资本主义包围；国际敌对势力也将长期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渗透、颠覆等和平演变活动，国际上两种社会制度的斗争也还将长期存在；就是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中，也要付出一些血的代价。所以，毛泽东说：“我赞成这样的口号，叫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过程中，仍然需要发扬不怕死的革命精神。
值得特别提到的是，毛泽东本人是中国共产党人不怕死精神的最杰出的典范。他的一生是不怕艰苦、不怕牺牲的一生，是一心为人民大众利益和共产主义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伟大一生。在战争年代，他不怕死，置个人的生死安危于度外；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为了振兴中华，寻找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道路，他不分昼夜，废寝忘食，呕心沥血，艰苦开拓，生命不息，奋斗不止。
1959年3月13日，毛泽东在武汉东湖客舍会见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和杜彼依斯等人时说过：“我已66岁了，我可能会病死，也可能乘飞机遇难，或是被蒋的某些特务分子暗杀。然而，怕死是没有用的。怕死不能制止死亡，只能导致死亡。我并不希望死，我希望能亲眼看到帝国主义的末日。但是，如果我不得不死，我也不害怕。”[29]这表现出了他不怕死、视死如归的精神。
毛泽东是一位蔑视死神的人。1965年，他在和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中，曾幽默风趣的说：死神过去一直是躲着我走。毛泽东谈到他的两个弟弟、他的第一个妻子、他的妹妹都在革命中被敌人杀死了，他的大儿子是在朝鲜战场上战死的，说他好几次都做了死的准备，有好多次曾以为是要死的了。有一次，身旁的战士被炸弹炸伤，满身是血，可是他却一点也没有受伤。1927年准备秋收起义的时候，毛泽东以中央特派员资格到铜鼓山领导驻军起义，走到浏阳时，被一伙与国民党勾结的民团抓住，要把他押到民团总部去处死。毛泽东在离民团总部大约200码的地方，伺机挣扎出来逃跑。跑到一块高地下面的水塘，在周围的草丛中躲起来。民团赶来追捕搜寻，有好多次走得很近，有一两次几乎可以碰到人，可是，还是没有发现，直至天黑，民团放弃了搜寻，毛泽东才爬起来，装做农民的样子，连夜逃走了。1948年4月，毛泽东率中共中央机关来到河北阜平县城南庄，工作异常紧张，常常忙得连饭也顾不上吃。一天，城南庄上空响起了B―25轰炸机隆隆的轰鸣声。警卫员发觉敌机临空，要毛泽东赶紧进防空洞。他正忙着，没有当一回事。直至飞机轰炸响声，好几位同志急着劝他赶快躲躲，他才意识到敌机已相当近了，才跟随大家撤离，朝防空洞走去。就在毛泽东刚刚离开，敌机扔下的炸弹在院子里爆炸了，他那房子的玻璃全震碎，墙也塌了。毛泽东说，这种差一点儿死去的事的确还有过多次。
毛泽东的这种不怕死的革命精神，把自己的整个生命奉献给崇高的共产主义事业，是永远值得我们学习的。
毛泽东一方面主张：在党和人民的利益、国家和民族的利益遭到严重的侵犯、损害的危机时刻，一个革命者，一个以推动人类社会进步事业为己任的热血男儿，绝不要爱身、惜身、护身，置党和国家利益于不顾，而应正气凛然，挺身而出，临危献身，义无反顾，视死如归。毛泽东总结历史经验，曾形象地把这种惊风雨、泣鬼神的壮烈场面概括为：“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近代和现代史上许多类似“我自横刀向天笑”、“我以我血荐轩辕”、“拼将十万头颅血，须把乾坤力挽回”、“杀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等光耀简册的篇章，正是国魂、民魂的体现，是民族的精英，民族的脊梁，至今读之，使人不禁回肠荡气，声泪俱下。毛泽东也认为，即使同样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在应作出牺牲时，也“应当尽量地减少那些不必要的牺牲”。这正如鲁迅劝告青年在同敌人作斗争时，不应像许褚那样赤膊上阵，付出的代价太大而收获却又太小。关于减少不必要的牺牲，毛泽东以他指挥战争的实践为我们作出了光辉典范。
保健养生之道
在一般情况下，为了党和人民的长远利益，人们是没有理由去轻身、戕身、害身、损身， 相反，应惜身、爱身、护身、健身、养身。毛泽东重视人民的健康，他也重视自我保健的养生之道，但这并不是目的，他认为保持健康才是学习求知与从事革命工作的基础。
中国古人的“养生之道”，除去那些唯心的、迷信的、消极的糟粕以外，也有不少是符合医学科学道理，符合中国民情，是积极健康的健心强身之法。中国先秦诸家的养生之道、历代名家的养生之道，都含有积极的健康的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内容。毛泽东批判地汲取了中国传统养生之道的文化营养，在他本身的战斗一生经历中，他对健康、体育锻炼、保健、人的寿命、人的生死等都有自己独特的见解。
坚持体育锻炼。毛泽东一生坚持体操、散步、跳舞、爬山、外出巡视、远途旅行、游泳、梳头、按摩、擦澡、书法等健身锻炼。毛泽东在青年时代所著的《体育之研究》，阐述了体育与德育、智育的三者关系，论述了“体育于吾人实占第一之位置，体强壮而后学问道德之进修勇而收效远。”阐述了体育之功效和锻炼方法，并身体力行。他参考了古代养生法的“八锻锦”、“五禽戏”而自编了一种“六段运动”，包括手、足、头部、躯干、拳头与打击等动作，共6段27节。除了“六段运动”体操外，还有冷水浴、游泳、风浴、日光浴、登山、露宿、长途远足等有意识地“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野蛮体魄”。他以多种体育项目磨炼身体。毛泽东晚年自编了一套“自由体操”，有时在散步中可以边走边作。他深呼吸，缓缓散步时，摇头晃脑，活动头颈部关节；有时屈伸肘腕关节，时常旋转双肩，以肩带动肘臂作圆周旋转运动，左肩向前上，右肩向后下，交替转动，也可同时做腰部旋转运动。他常在独自散步又无旁人时练习这套动作。毛泽东爱好游泳，他说：游泳“最大的好处是可以不想事，吃安眠药办不到，散步、看戏、跳舞也都做不到。游泳可以不想事，一想事就会下沉，就会喝水。”毛泽东长时间用脑力，感到头部不适、疲劳，便找卫士帮他梳头，从前额部向后枕部缓缓反复梳，时间长短不定，他背靠椅子，上身后仰，双足前伸，双目闭合，身体舒展放松。他说：“梳头可以补脑，促进血液循环，有利于头发生长，把有限的营养首先供应大脑，帮助大脑恢复疲劳。”还有擦澡。毛泽东年轻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时，已习惯于在天刚亮时就到水井旁，脱去衣服，用吊桶打冷水淋身。淋后擦身，擦后再淋、再擦，直到全身皮肤发红、发热为止，冬季也如此。他认为这样可以锻炼意志，锻炼勇猛与无畏。后来年纪大了，这个习惯就改为温热毛巾擦澡。卫士一边给他擦澡，他还可以看书、看文件，擦时四肢、胸腹背都擦。他说：“擦澡好处多，除去清洁之外还可以按摩，促进循环，有健身作用，锻炼皮肤适应温度变化，可预防感冒。”毛泽东这些运动锻炼，对促进他的健康与长寿都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重视饮食起居的保健。毛泽东的生活方式和一般人不同。他饮食餐次不定，常是一日两餐或两天三餐，他还常说是“按月亮的规律办事”，白天睡觉晚上办公。这些对身体是很不利的，但这种无规律的本身实际上也是一种规律，或者规律之中又有它自己的特殊规律。他的饮食内容是荤素搭配，素菜青菜较多、口味清淡、喜食粗米杂粮、食不过偏、杂食多样。米饭有大米、小米，还可以加点百合、红薯、芋头之类。菜以绿叶为多，则多粗纤维。毛泽东的保健医生徐涛说毛泽东的饮食原则 是：荤素搭配，以素带荤、粗细搭配、海陆搭配、杂食不偏、口味清淡、餐次适当，内容简朴、热量适中。[30]毛泽东爱吃辣椒，每餐必有一碟红辣椒，而且越辣越好。其实，辣椒就是一种含维生素C的蔬菜，辣味还可增进食欲。毛泽东有抽烟的不良嗜好，但也有爱好喝茶的良好习惯。茶叶的维生素C含量相当丰富，其纤维素更为丰富，维生素A、维生素B、维生素P及蛋白质、糖、酸类等，茶叶中的含量也很丰富。毛泽东说过：“茶养心益思、明目、少卧、轻身”。他还说：“这些可是你们的医学祖师爷李时珍说的”。毛泽东认为中国的菜饭饮食也是一种文化，他很重视饮食与健康的关系。他说：“中国是东方大国，习惯上吃得素一些，本来在中国古代佛教僧侣终年吃素食，据说南朝梁武帝终生都吃素，影响很大，后来素食由寺庙传到了宫廷又传到了民间。不过我们并不是全素，吃得素一些对健康有好处。西方人食物里脂肪多，他们得心脏病也比中国人多。”“我们祖先在寻找食物过程中也发现了药物，药食同源，许多食物中医都可入药，像百合、山药、山楂、大枣，连葱、姜、蒜都可治病，你们医生可不要过分迷信药物，不要轻视饮食治疗。”他还说过“豆腐、豆芽、皮蛋、北京烤鸭都是中国特有的东西，有些地方的小吃也都有特色，应该国际化，可以出口。”
重视精神与心理的养生。中国传统文化的养生之道，养心重于养身。毛泽东精神心理上的乐观主义、心胸开朗、无私忘我、事业心强、信心十足、七情俱在但很能情绪自控，注意“制怒”，对个人的衣、食、住、行从无特别要求，不要高标准、不求享受、不食珍肴、不食补品、衣着朴素、喜住平房，日甘淡泊的生活。他在精神心理方面的养生也是很突出的。毛泽东常以曹操《龟虽寿》的诗为借鉴，以“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豪迈的气概，乐观的精神、顽强的毅力来对待生老病死。他对身边的保健医生说：“曹操多年军旅生涯不会很安逸，可在1700多年前，医疗条件也不会怎么好，他懂得自己掌握命运，活了65岁，该算是会养生的长寿老人喽。你们搞医疗的应该学学，不要使人养尊处优，只想吃好，穿好，不想工作还行?更不能小病大养。保健不是保命，不要搞什么补养药品，我是从来不信这些的。主要是乐观，心情开朗、锻炼身体。”“曹操讲盈缩之期，不但在天，养怡之福，可得永年，陆游讲‘死去原知万事空’这都是唯物的。”毛泽东告诉他的保健医生，他的一个朋友跟他说过养生之法是：晚饭少吃口，饭后百步走，娶个老婆丑，活到九十九。他又说：“我也有个原则：遇事不怒，基本吃素，多多散步，劳逸适度。”毛泽东的养生健身“16字诀”，把精神心理放在首句，而发怒是七情之中对健康危害最大的，作为代表提出“不怒”。第二句“基本吃素”，重在“素”与“基本”，这对健康是很有益的。
基于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毛泽东晚年心情坦然地对待死亡，对死采取顺其自然的超脱乐观态度。1961年9月29日他畅游长江之后，就曾跟英国的蒙哥马利元帅谈到自己的死问题。他说：“中国有句话，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请，自己去。”并说：“我随时准备死亡。”1973年他会见澳大利亚总理时说：“我活不到革命结束了，我已经跟上帝打过招呼了。”1964年他在军队干部会议上也谈到死，他说：“原子弹下来，就一条路见马克思。人年纪大了也会死。人如果负担太重，死是很好的解脱办法。”1975年10月19日，毛泽东在会见美国当时的国务卿基辛格和当时任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布什时，又谈到自己的死问题，他诙谐幽默地说：“我快要上天堂了！”“我收到上帝的请帖。”1976年他病重时，尼克松的女儿来看他，他又一次说：“一个人负担太重，死是解脱。”毛泽东对死的态度多么坦然、豁达和乐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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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597页，第6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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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94―1195页。
[28] 毛泽东：《支持巴拿马人民反美爱国正义斗争的谈话》(1964年1月12日)。
[29] 转引自《生活中的毛泽东》华龄出版社1989年12月版，第309页。
[30] 《缅怀毛泽东》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61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