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一度不了解中国国情。罗斯福总统曾劝蒋介石搞改革，赫尔利却拼命扶植蒋政权。中国革命胜利前夕，斯大林派米高扬来华听我党领导人意见，随后亲自向毛泽东道歉。中国共产党外交政策决定一边倒，毛泽东亲赴苏联向斯大林祝寿，两国友好条约令全世界瞩目。
斯大林认为中共是“人造奶油”
毛泽东人主中南海前后，一个十分急切而又必须面对的问题是外交。
中国共产党在成立后的相当长时期内，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而共产国际的领导一度给中国革命的发展带来了一定损失。
1938年底中共派周恩来率代表团赴共产国际汇报工作，对中国的特殊情况作了科学、合理的分析。而共产国际则发表了一份措辞十分笼统的决议，表示对中国问题以后只是指导而不再直接干预。
1941年底至1942年初，在延安的中共中央经过努力又与共产国际重新建立了通信联系，毛泽东给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发去了长达万言的文章，他分析了中国的抗战局面，认为对国民党不应存幻想，共产党人必须依靠人民、领导人民进行抗战，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活动必须作坚决的斗争。
尽管毛泽东的阐述人情人理，但莫斯科就是理解不了。斯大林坚持认为，中国共产党不应与国民党进行斗争。
1942年底，斯大林曾派人到延安要求中国共产党派毛泽东的俄文翻译去莫斯科向他汇报工作，毛泽东出于种种考虑拒绝了，这加重了斯大林对毛泽东和他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的疑虑。1943年共产国际解散时，过了很长时间中国共产党才收到有关通知。
1944年6月10日，美国驻苏大使哈里曼求见斯大林与莫洛托夫，双方就中国问题进行会谈。当哈里曼开始回顾罗斯福曾在德黑兰说的，即蒋介石是唯一能把中国合在一起的人时，斯大林立即表示同意。
他说：“在目前情况下，蒋介石是最恰当的人，因而必须给予支持。”
在谈到中国共产党时，斯大林笑了：“中国共产党人不是真正的共产党人，他们不过是些‘人造奶油’共产党人而已。”但他也承认，中共是真正的爱国者，他们跟日本人作战是坚决的。
1945年4月15日，美国国务卿赫尔利在与斯大林会晤时也谈到了中国问题。
赫尔利说：“中共事实上并非共产党，他们的目标在于获得他们视为中国必须但适当的改革，我看得出来，苏联并不支持中共，你们不愿中国内部因意见分歧而发生内战。”
斯大林表示，他愿意和英美合作，完成对中国军队的统一。他称蒋介石“是一个爱国志士”。
1945年5月26日，对罗斯福总统的外交政策有很大影响的霍普金斯与斯大林谈到了中国的统一问题。斯大林说，苏联人民不会是一个以任何方式阻挠中国统一的因素，相反，帮助中国取得统一是苏联的愿望。至于蒋介石这个人，斯大林说，他对任何中国领导人都不太了解，但是他觉得蒋介石是中国领导人中最好的，统一中国的人将是蒋介石。他说：“我看不到其他可能成为全中国领袖的人，我不相信中共的领袖们有蒋介石那样好，也不相信他们有能力完成中国的统一。”
斯大林对毛泽东仅有的那点了解来自于王明等人向他灌输的错误汇报，而毛泽东在二战期间又不肯让他手下的军队听从斯大林的调遣，没有按斯大林的指示调兵长城附近减缓日本人对苏联边境的压力，种种因素使斯大林对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形成了错误的认识。
中国8年艰苦抗战，终于取得胜利。
和平建国是中国人民的共同愿望。然而，一直将中国共产党看成眼中钉的蒋介石开始了紧锣密鼓的内战准备。在此情况下，对中国革命实际情况缺乏足够了解的斯大林做出了令中国共产党人非常被动的举动：
日本投降签字前夕，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的代表宋子文、蒋经国等人来到莫斯科，同斯大林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蒋介石一向将苏联人看作中国共产党的后台，有了这个条约，他颇觉踌躇满志。因为要打要和，他是站在主动地位的，然后他给延安发了一封电报，邀毛泽东到重庆谈判。
蒋介石打着如意算盘：如毛泽东拒绝来渝谈判，那么就把破坏和平建国的帽子扣在毛泽东的头上，如他肯来，也可以操纵谈判，利用这段时间做好内战的准备。
斯大林的电报也到了延安。一副命令的语气：
中国不能再打内战，否则中华民族就有毁灭危险。
“究竟是谁想打内战？”毛泽东接到电报，气愤地一把将电报扔到桌上。
斯大林因为低估中国共产党的力量，过高估计当时垄断着原子武器的美帝国主义及国民党的力量，在美、蒋大搞和谈阴谋、争取时间、运送军队、扑灭中国革命时，他不仅遵守雅尔塔秘密协定、1945年《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其他协议，居然还支持中国共产党与美、蒋和谈，要毛泽东与蒋介石达成协议，支出军队。他还以苏共中央的名义致电中国共产党，要中共向国民党妥协。
中国共产党很快就给斯大林回了电报，阐述了对中国局势的看法。
不久，斯大林又拍第二封电报：
世界要和平，中国也要和平，尽管蒋介石挑衅打内战消灭你们，但他已再三邀请毛泽东同志去重庆协调和平建国事宜，在此情况下如果一味拒绝，国内国际各方面就不能理解了。如果打起内战，战争的责任由谁来承担？我建议毛泽东同志到重庆去参加会谈，他的安全由苏美两家负责。
毛泽东接到电报，不断地吸着香烟，半晌没有说话。
一会儿，毛泽东猛地把烟蒂往地上一扔：“去！”
几天后，毛泽东在延安机场向当地军民告别，飞赴重庆参加谈判。
毛泽东和蒋介石的谈判进行得十分艰苦。为了国家和和平，毛泽东作了必要的但不损害人民根本利益的让步，与蒋介石签订了“双十协定”。
然而“双十协定”墨迹未干，蒋介石便指挥军队向共产党控制区发动了频频进攻。毛泽东对斯大林不准中国共产党反击的意见置之不理，对蒋介石采取了“针锋相对，寸土必争”方针，狠狠地回击了蒋介石的进攻。
中国共产党一度希望得到美国的理解支持
抗战后期，为了建设一个光明的中国，中国共产党除了在内部加强人民力量外，在外交上也进行了艰苦的努力。有中、苏、美、英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通力合作的背景，中国共产党开始的确是真诚希望各抗日盟国，尤其是美国能够帮助中国避免内战，而美国当时出于对日作战的军事考虑，也需要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根据地和武装力量进行合作，于1944年7月向延安派出军事观察组“迪克西使团”。中国共产党利用这一契机，开始了与美国政府间的正式交往。
1944年8月15日，当时的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发表了经毛泽东亲自修改审定的题为《欢迎美军观察组的战友们》的社论。8月18日，中共中央还专门作了《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要求各地各级组织应把观察组的到来看作是“我们在国际间统一战线的开展，是我们外交工作的开始。”
中国共产党人的外交工作，便是从与这个美军观察组打交道开始的。
借此机会，经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领导人与观察组的包瑞德、谢伟恩等人进行了多次长谈，希望美国敦促国民党结束一党专政，把援华物资公平地分给共产党军队，消饵内战基础；如国民党拒不实行改革，则希望美国对共产党采取一项正确的决策，并希望美国积极援助战后中国的和平建设；在延安建立领事馆继续对延安进行考察。对此，谢伟恩向美国国务院报告说：
我相信，中共现在真心诚意地寻求在美国支持基础上的中国统一。这并不排除他们再转向苏联，如果他们在美国援助的国民党进攻下而不得不这样做的话。
诚恳而坦率的交谈，使中国共产党和迪克西使团的关系迅速地密切起来。
然而在蒋介石的强烈反对下，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却公然采取了单方面援蒋和反共的政策。
在得到美国援助后，蒋介石更加肆无忌惮，变本加厉地抢占地盘，造成抗战后中国空前的内战危机。
仅从1946年3月至6月间，驻华美国海军就帮助国民党运送8个军到东北和华北，蒋介石终于在1946年6月底挑起全面内战。
内战爆发前夕，中国共产党一直没放弃同美国建立友好合作的愿望。1945年初，中国共产党还打算派一个非正式的代表团到美国访问，就中国问题与罗斯福总统直接商谈。1945年12月，毛泽东对美国国务卿马歇尔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说，美国有许多方面值得我们学习，一是华盛顿时代的民族独立精神；二是林肯时代的民治、民有精神和罗斯福的四大自由精神；三是美国的农业改革和国家的工业化。1946年1月31日，周恩来在向马歇尔转达毛泽东的信件时还说：“如果美国能在处理中国问题上持完全公正的态度，中国共产党人准备在这个基础上同美国进行合作。”
为了打消马歇尔对双方意识形态对抗的顾虑，周恩来强调说，我们在理论上主张实行社会主义，但目前不打算将其付诸实现，所以要学习美国的民主与科学，要使中国能进行农业改革，工业化，使企业自由发展个性，进而建成一个独立、自由、富强的国家。
然而从赫尔利到马歇尔，实际上都想把中国所有的军事力量和政治集团统一到蒋介石的领导下，保存现有的国民党政权，由所谓少数党和武装集团组成并无实权的松散联盟从属于国民党政权。
美国人帮助国民党抢占地盘，从根本上辜负了中国共产党在外交上的诚意。
虽然罗斯福曾劝说蒋介石在政治上进行一些民主改革，建立一个包括共产党在内的联合政府，但是，他最终采纳了赫尔利扶蒋反共的下策，支持蒋介石发动内战。
抗日战争时期，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一直在不断变化。抗战初期，美国推行“不承认主义”和“不干涉”政策，一方面拒不承认日本法西斯侵占中国大片领土，另一方面对日妥协，企图以牺牲中国为前提条件，把祸水引向北面，挑起日苏战争。继而又采取以华制日的政策，1941年12月8日珍珠港事件的爆发，才促使美国与中国结成同盟。
为了共同对付日本法西斯，美英在军事上设立了中国战区，给国民党政府大量军用物资和经济援助，主动放弃过去不平等条约给予美国的在华特权，在国际提出中国为世界四强之一的大国地位。不过，罗斯福当时采取扶蒋政策，不但是为了联蒋抗日，也是为了战后通过蒋介石政府控制中国，遏止苏联。以后随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力量的不断发展壮大，罗斯福越来越重视对共产党问题的处理。
1943年10月，罗斯福试图同延安建立联系，命令战略情报局开始在共产党控制区收集情报。2月，罗斯福在开罗会议期间，曾劝说蒋介石在政治上进行一些民主改革，建立一个包括共产党在内的联合政府。
从1943年下半年开始，美国对华政策，从单纯扶蒋演变成扶蒋又联共的两面性政策，这样既可以把国共两党的军事力量都集中起来打击日本人，又可以防止共产党倒向苏联，以达到战后控制中国遏止苏联的目的。
1944年5月，美国国务院发表的一份文件宣称，“美国并未承担在任何情况下都支持国民党政府的义务”。同年7月10日，美国副总统华莱士在访华后给罗斯福的报告中说：国民党政府“是由一个地主、军阀和银行家支持的落后无知的政府”，蒋介石本人“并没有治理战后中国的智慧和政治力量”，因此美国“对蒋介石充其量不过是一项短期的投资”。他预言，“战后中国的领袖将在政治演变或革命中涌现出来”。
由于国民党军队抗战不力、蒋介石又向美国讨价还价索取大量物资援助，引起当时担任蒋介石参谋长的史迪威和罗斯福的反感。有人提出“我们必须限制我们与国民党的牵涉，而开始与注定将控制中国的力量――共产党进行某些合作”。
滇缅战役爆发后，由于蒋介石军队的腐败无能，罗斯福对蒋已失去信任，1944年7月7日，他打电报要蒋介石把军事指挥权交给史迪威上将。而蒋介石则用拖延应付的办法抵制罗斯福。他在给罗斯福的回电中表示，原则上同意交出军权，但要罗斯福派一位私人代表来华。于是罗斯福在征得蒋介石同意后，于8月18日委派赫尔利赴华。
临行前，罗斯福告诉赫尔利：其来华的直接使命有二：一是调解蒋介石与史迪威之间的紧张关系，设法使蒋介石支出军事指挥权；二是调解国共关系，促成两党合作，执行美国政府扶蒋联共的对华政策。
在调解蒋介石与史迪威关系的问题上，赫尔利向罗斯福建议，不能再支持史迪威了，否则“将失去蒋介石”，“并且还会连同失去中国”。于是，罗斯福决定由魏德迈来接史迪威的职务。
在调解国共关系的问题上，赫尔利开始是相当卖力的。直到1944年11月赫尔利延安之行，与毛泽东共同签订“五项协议”，都看不出他与他的同胞高恩大使、华莱士副总统、以及谢伟恩等人有什么区别和矛盾。然而，当蒋介石坚决反对延安“五项协议”时，赫尔利完全站到了蒋介石一边，开始推行他的扶蒋反共政策，并与谢伟思等大多数美国在华人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和斗争，谢伟恩与赫尔利之间的分歧与斗争，如当时延安《解放日报》在一篇时事述评中概括的那样，“是美国对华政策两条不同路线”的争论：“一条路线承认中国人民的伟大民主力量和这个力量的中坚――中国解放区、八路军、新四军，因而主张和这个力量合作，反对中国反动派利用美援来打内战，愿意以美国的影响促进中国的民主团结，以加速抗日战争的胜利，增进中美两大国家的反法西斯事业的真正友谊”；“另外一条路线”，“不承认中国人民的伟大力量，而只承认‘反民主的而又不是中国人民代表的’国民党政府及其蒋介石”，认为“他就是中国..因而采取支持中国反动派的方针，实际上助长了中国的内战危机，妨碍了对日抗战的共同事业”。
由于在执行罗斯福调解国共关系，促成联合政府的过程中，出现了谢伟思与赫尔利为代表的两种主张的分歧、争论、斗争，因此，当时美国政府对华政策中出现了矛盾、对立和反反复复的复杂情况。毛泽东在和谢伟恩等美军观察组成员交谈中，在与赫尔利打交道过程中，得到的是友好、合作和敌视、不断施加压力两种绝然不同的态度，以至于他对谢伟思表示：“美国最近在中国所显示的政策仍是一个谜。”
1944年底，赫尔利公然撕毁他签过字的延安“五项协议”，支持蒋介石的三项“反建议”，并拒绝周恩来提出的“讨论军事合作问题”的建议。至此，赫尔利成为中国战后和平统一的障碍。
对于赫尔利这种企图把美国和蒋介石挂在一起的作法，引起美国大多数在华人员的强烈不满。当时美国财政部驻华代表爱德华，在写给财政部长摩根索的信中说，赫尔利“完全误解了和歪曲了现实。极需要华盛顿施加压力的，不是共产党而是国民党人。”爱德华希望摩根索能促使罗斯福约束一下赫尔利，否则赫尔利“铸下的大错误很可能导致内战，使共产党人完全同美国疏远，并使中国变成苏美冲突的焦点。”
1945年2月28日，美国驻华使馆全体官员，趁赫尔利回国述职之际，联名打电报给国务卿，指出“赫尔利大使的行动已经损害了中国和平统一的任何机会”，现在“避免内战的唯一希望在于表明美国愿意和延安合作，并迫使蒋介石和中共分享权力。”
面对着这些尖锐的批评，赫尔利联合了一切反动势力开展反共活动。再加上由蒋介石集团和一批美国右翼政界核心人物组成的“院外援华集团”，也在发出鼓噪。这时侯，罗斯福只能听到赞扬蒋介石的消息，这使他原来厌恶蒋介石的看法发生了动摇，反而认为自己并不了解蒋介石，希望能听听赫尔利对蒋介石的看法。
最终，罗斯福接受了赫尔利的主张，认为美国对中国共产党的直接援助将会同时招致苏联武器进入中国。这将破坏他战后控制中国的计划，并将遭到国内的攻击，说他帮助中国建立共产主义政权。
1945年4月2日，赫尔利在华盛顿发表谈话，表示美国政府只支持国民党，不支持共产党，把共产党拥有的武装力量指责为阻碍中国和平统一的主要障碍。
到此，标志着美国政府由扶蒋联共的两面性政策，转变成为扶蒋反共的政策。
罗斯福是一位卓越的富有远见的资产阶级政治家，在第二次世界反法西斯的斗争中，是他力主打破思想意识的界限，和社会主义苏联结成联盟。毛泽东曾对他寄予希望，表示要耐心等待他连任总统后，能对国民党施加“直接影响”，来促进中国的战后和平民主。
毛泽东认为，没有罗斯福的指示，赫尔利是不会到延安签订“五项协议”的。然而，由于历史的、阶级的原因，罗斯福在逝世前夕，改变了原来与共产党友好合作的打算，支持并赞扬了赫尔利的主张。
由于罗斯福的支持，赫尔利扶蒋反共的政策得以确立，谢伟思等11人以“亲共”嫌疑遭逮捕，美国对华政策两种主张的争论、斗争到此结束。从此美国完全走上了反对中国共产党的道路。
斯大林对中国共产党表示的亲和态度反应冷淡
1946年6月，美国国务院向国会提出10年军事援蒋法案，中国共产党对美国的态度也开始转向强硬。
6月25日，《解放日报》发表题为《要求美国改变政策》的社论。但社论中依然重申“中国人民爱好和平，既不反苏也不反美”的立场。但美国支持下的蒋介石军队凭借精良的武器装备，恶狠狠向共产党扑来。内战初期，共产党指挥下的军队难以抵挡蒋介石的凶猛进攻，采取了战略防御的对策。面对蒋介石的猖狂进攻，中国共产党不得不接受国际形势所能容许的选择，放弃中立，转而寻求苏联的支持。
1946年8月，毛泽东曾与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谈到：“美国和苏联中间隔着极其辽阔的地带，那里有欧、亚、非三洲的和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美国反动派在没有压服这些国家之前，是谈不到进攻苏联的，许多国家是直接站在反帝斗争前线的独立的民主势力，它与苏联是相互同情和声援的关系，既非军事同盟，也不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
1947年9月，苏共第二号人物日丹诺夫在欧洲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成立大会上指出，世界已分裂为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和以苏联为首的民主阵营。
此时，中国内战的形势已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人民解放军已转入战略反攻阶段。为明确中国共产党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态度，毛泽东在1947年12月举行的中央会议上作了《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报告，第一次将世界政治格局划分为帝国主义阵营和反帝国主义阵营，并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所属的第二阵营以苏联为首。这样，中国共产党从理论上彻底否定了中立的可能性，改为依靠苏联。
到了1948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各个战场上完全掌握了主动权，并频频发起攻势，人民解放战争的彻底胜利指日可待。
1948年4月，中共中央部分领导在毛泽东主席的率领下来到呵北省阜平县城南庄。在这里，毛泽东正酝酿一个秘密：他准备赴苏联面见斯大林！
苏联方面收到中共中央为此征求意见的电报后，很快给毛泽东回电。
斯大林的意思是，目前中国革命处于紧要关头，毛泽东作为最高统帅，不宜离岗位太远。如果育什么重大问题，苏方可派一名高级领导人，来中国听取毛泽东的意见，并希望中国同志和毛泽东主席能慎重考虑。经过深思熟虑，毛泽东决定采纳斯大林的建议，暂不出国，而是请苏联派人来。
6月28日，铁托领导下的南斯拉夫共产党因为坚持走独立自主道路而与斯大林发生顶撞，被开除出共产党情报局，毛泽东为了表明中国共产党的态度，立即召集中央会议作出了《关于南共问题的决议》，表示完全同意共产党情报局对南共的处理意见。
然而，斯大林对中国共产党表示出的亲和态度反应十分冷淡。
8月，苏联外交部给中共中央转来国民党政府写给苏联领导人的一封信。国民党当时已处于被动的军事地位，他们要求苏联出面压一压中共，“不要再同室操戈”。苏联人将信原封不动地转给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未置评论。
周恩来看了看信，发现信是由国民党外交部长王世杰亲笔写的。毛泽东听秘书念罢，一言不发。苏联人的做法虽巧妙，但毛泽东的反应更高明：你不发表评论，我也来个不予理睬。这时的斯大林还不肯公开表示支持中共。为了进一步向斯大林表明诚意，同年11月，为庆祝十月革命31周年，毛泽东撰写了《全世界革命力量团结起来，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一文，其中有这样一段话：
“31年的历史难道还没有证明：一切既不满意帝国主义，又不满意苏联的人们，一切企图站在帝国主义的反革命战线和反对帝国主义及其各国的走狗的人民的革命路线之间的所谓‘中间路线’、‘第三道路’的虚伪和彻底破产吗？”
文中，毛泽东还强调了苏共对中国革命的积极影响：“既要革命，就要建立一个列宁、斯大林式的革命党。..中国共产党就是依照苏联共产党的榜样建立和发展起来的一个党。”刘少奇也发表文章指出：“不站在这一边，又不站在那一边，而实行中立，则是不可能的。”1949年1月，人民解放军包围北平。这天，毛泽东的俄文翻译师哲和中央警卫队领导人一起来到石家庄，将任弼时的一封亲笔信交给聂荣臻，向他说明中共中央要使用石家庄飞机场。聂荣臻马上派兵整理好机场并加强警戒。
米高扬抵达西柏坡，但他只是带着耳朵来的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当中国人民解放军举行隆重的入城仪式的时候，一架苏军飞机在石家庄机场降落。斯大林的使者米高扬，顺利抵达石家庄。米高扬下飞机后，在汪东兴、师哲陪同下到达西柏坡。
米高扬化名安德列夫。他在西柏坡逗留了一周。其间于2月1日、2日、3日与中共中央书记处的五大书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一共会谈了3个整天。主要由毛泽东一人谈，其余同志偶尔插几句。
米高扬转达了斯大林与苏共中央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问候和祝愿，接着呈上斯大林赠送给毛泽东的一块毛料作为礼品。
之后，米高扬介绍了自己的来意。他说，斯大林欢迎毛泽东去苏联，但当前中国革命形势迅速发展，正处在关键时刻，毛泽东同志不宜离开指挥岗位。另外还要考虑到中国境内要通过敌人的封锁线，这样怕不安全，还怕影响毛泽东同志的身体健康。因此，斯大林不主张毛泽东在这时去苏联，派我来听取中国同志的意见，回国后向斯大林汇报，任何事都由斯大林决定。
开始交谈时，米高扬按国际惯例行事，由他带来的翻译柯瓦廖夫负责俄译中，师哲负责中译俄。但柯瓦廖夫中文的口语不行，于是改让他担任中译俄，但他几乎听不懂一句中国话，更听不懂毛泽东的湖南口音，米高扬又再三催促，急得他满脸通红，汗流浃背，慌乱之中，更是听不懂，讲不出。
米高扬还一个劲地催他说：“柯瓦廖夫，你怎么成了哑巴？”“要是在别的场合，今天我一定要捶你一顿了。”
师哲赶快为他的同行柯瓦廖夫打圆场。他说：“他可能听不懂湖南口音，方言难懂些，这是可以原谅的。”然后只好由师哲担任会谈中的全部翻译工作。
初步交谈后，周恩来说：“米高扬同志，你们远道而来，乘坐汽车，路又不好走，他们都疲劳了，就不要多谈了。现在就吃饭，晚上你们早点休息，明天下午再谈怎么样？”
米高扬表示同意，接着开始吃饭。
餐桌上十分丰盛。有滹沱河里的鲜鱼做的红烧鱼、溜鱼片，有烧里脊、炖鸡块、扣肉，还有凉菜。西餐有猪排、牛排、肝子肉、煎鸡蛋、沙拉子等，还有黄油和面包，以及事先从石家庄买来的汾酒和葡萄酒。
大家入座后，毛泽东以东道主的身份首先举杯向米高扬等客人敬酒。他说：“对你们远道而来表示欢迎，同时也表示感谢。”
刘少奇也向米高扬等敬酒，表示对他们的欢迎。
周恩来说：“我不敢像米高扬等同志那样喝那么多的酒。我可以代朱老总和任弼时同志向你们敬酒，他们两位一老一少，朱老总有喉炎，不能喝酒，任弼时同志虽然在我们几个当中最年轻，但他有高血压，也不能喝酒。只好我代表他们二位敬你一杯，干杯。”
米高扬等人对汾酒很感兴趣，夸这种酒好喝，而毛泽东只喝一点葡萄酒，刘少奇喝点白酒，也不多。喝了一会酒后，便开始吃饭。米高扬夸奖中国的饭菜好吃，可就是不会做。他说将来中国革命胜利了，要派人来学做中国的菜肴..
饭后，周恩来把客人们送到西柏坡的后沟休息。
次日下午3时，会谈继续进行。
会谈中，毛泽东首先谈到胜利后我们所要建立的新政权的性质、形式、组成等问题。
毛泽东对米高扬说，这个政权的性质简要地说就是：在工农联盟基础上的人民民主专政，而究其实质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不过对我们这个国家来说，称人民民主专政更为合适、更为合情合理。
关于这个政权的组成及其成员问题，毛泽东申明它必须是联合政府，名义上不这样叫，而实际上必须是联合的，有各党各派、社会知名人士参加的联合政府。他说，各民主党派已同我们合作多年了，他们在知识界、海外侨胞中都有一定的影响。我们准备继续团结他们，照顾他们，给他们在政府部门的各个岗位上留下一定的位置。但国家政权的领导权是在中国共产党手里，这是确定不移的，丝毫不能动摇的。毛泽东又强调：总之，将来政府的组成大概就是这样的，中国共产党是核心，是骨干。这样的新政权建立后，需要不断加强和扩展统战工作。
毛泽东还与米高扬谈到了革命胜利后恢复生产和经济建设的问题。他说，我们一取得胜利、国家一解放，接踵而来的任务就是恢复生产和经济建设。中国连年战争，经济遭到破坏，人民生活痛苦，战争一旦结束，我们不但要恢复生产，而且要建设崭新的现代化的、强大的国民经济..
关于革命成功后将要实行的对外政策问题，毛泽东打了一个形象的比方，就是“把屋子打扫干净，再请客人进屋”。
他说，如果把我们国家比作一个家，那么现在它的屋内是太脏了，柴草、垃圾、尘土、跳蚤、臭虫、虱子什么都有。解放后，我们必须认真清理我们的屋子，从内到外，从各个角落以至门窗缝里，把那些脏东西通通打扫一番，好好加以整顿。等清洁了，陈设好了，再请客人进来。朋友们走进我们的门，建立友好关系，这是正常的，也是需要的。但那些向我们探头探脑，想把他们的脚踏进我们屋里的人是有的，我们暂时还不能理睬他们。至于帝国主义分子，他们抱着不可告人的目的来混水摸鱼，我们则不欢迎这样的人进来。
关于建国后如何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问题，毛泽东指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是很软弱的，他们虽属于剥削阶层，但同时也受外国资本家的压迫和剥削，而且在政治上软弱无力，甚至受压抑和排挤。对这部分人我们要采取联合、利用、改造的方针，使其为祖国建设服务。他们也是乐于接受这个政策的。我们利用了他们的积极性，也给了他们施展才能的机会，参与国事的权利和应有的社会地位。总之，在恢复和发展生产中，必须发挥和利用民族资产阶级的积极性。当然也要防止出现消极现象。
毛泽东还向客人谈到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问题。他说，中国是多民族的国家，有几十个民族。我们在民族政策上主要是反对大汉族主义，同时也要反对地方民族主义。民族政策必须端正，民族压迫必须取缔，民族问纠纷必须妥善排解。我们提倡各民族互相团结、互相友爱、互相合作、共同建国。
米高扬对毛泽东连续三天的宏论表示钦佩。他认为毛泽东有远大的眼光、高明的策略，是一位了不起的领袖。
由于毛泽东对未来新中国的模式已有过认真思考，因此谈起来严谨周到、引人入胜，客人对此十分满意。
在谈到人民群众的强大力量和由此涉及的工、青、妇问题时，毛泽东说，中国的青年，这个几乎占全国近半数人口的群众，除青年团那样的组织形式外，恐怕还得建立发展其他类型的组织，如学生联合会或其他青年组织形式等。
这时，米高扬插话说，成立几个不同的青年组织是否会分散、甚至分裂青年层的力量，是否会引起青年工作中的矛盾和磨擦？为了便于对青年们的组织和领导，是否只要一个共青团组织就行了？
毛泽东听了米高扬的插话，不高兴地说，中国青年人口总数有两亿多，怎么可以用一个组织把他们圈起来？圈起来怎么做工作？对青年工作的形式和方法应该是恰当的、灵活的。自然，也要保证它们能发挥自己应有的作用。
这时，米高扬急忙声明，他只是带耳朵来，没有权利发表意见。从此以后，米高扬再也没有插过话，也没有提出过什么新的问题，只是静听而已。
会谈结束后，米高扬要回国了。2月7日凌晨，朱德、任弼时陪同客人乘车抵达石家庄，乘车游览市区，之后米高扬就登机回国了。
毛泽东对米高扬的这次来访总的来看是比较满意的。毛泽东对新中国政权的性质、组成形式等重大问题的解释打消了苏联领导人的顾虑，可说是基本达到了目的。不过，毛译东对米高扬有些不满，说他来西柏坡“好神气，摆架子，像老子对待儿子”。
刘少奇秘密访苏
1949年2月10日，斯大林召集保加利亚共产党领袖季米特洛夫和南共卡德尔等在莫斯科举行三党会议，讨论巴尔干联盟和希腊革命问题。在会谈中，斯大林严厉批评了保共和南共支持希腊起义后，坦率承认在中国革命问题上犯了错误。
他说：“战后，我不相信中国共产党人能取胜。我那时认为美国人将会全力以赴地扑灭中国的起义。我曾劝说毛泽东，最好是与蒋介石和解，与蒋介石建立某种联合政府..但是毛泽东开始发动了一场大攻势，最后取得了胜利。你们看，我也会犯错误。”
在中国革命的胜利己成为既成事实的情况下，斯大林采取了承认现实的立场。5月30日，他召回驻国民党广州政府的大使罗申，完全放弃对国民党残余政权的支持和利用。
这的确是一件十分有趣的事情。解放军攻占南京之际，苏联大使是唯一随国民党政府迁到广州的外国使节，而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各国的使节都留在南京。而新中国建立之后，又是苏联首先承认中共新政权，而美国，直至70年代末才承认新中国。
为了争取苏联及东欧各国对即将诞生的新中国的支持，1949年5月，中共中央决定派秘密代表团访苏。
受毛泽东的委托，刘少奇接受了这一重大历史使命。1949年7月2日，代表团秘密启程。
临行前，毛泽东再三嘱咐代表团，对于苏联党和同志一定要尊重友好，特别是对斯大林同志的意见一定要认真听取，珍惜中苏人民和中苏两党之间长期结成的战斗友谊。如遇到苏联同志有什么考虑欠周到的地方，千万不要计较，要尽最大可能地做到“虚心、友好、学习”。
出乎中国代表团意外的是，斯大林对刘少奇的秘密来访表现出极高的热情和相当友好的态度，无论是接待安排还是会晤规格层次都是很高的。
苏共中央对外联络部负责接待中共代表团，刘少奇一行被安置在奥斯特洛夫斯卡娅大街8号公寓。这所公寓原是沙皇时代一个女歌星的住宅，十月革命成功后收归国有，成为苏共中央的招待所，专门接待中国、朝鲜党的高级领导人。
刘少奇一行在8号公寓稍稍休息后，斯大林便邀中共代表团到孔策沃别墅去做客。
孔策沃别墅很大，院子里绿树成荫，并有花园、果园、菜园、鱼塘、小溪、小型运动场，环境优雅。
斯大林、伏罗希洛夫、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布尔加宁、贝利亚、卡冈诺维奇、米高扬等苏联党和国家领导人依次站在门口迎候中国客人。宾主握
手问候后，斯大林设宴为中共代表团接风洗尘。双方边吃边谈。
宴会结束后，中共代表团回到公寓，刘少奇立即召开会议，他说：“国内的同志为了消灭国民党残余，建立新中国，正忙得不可开交。我们到苏联来，不是为了游山玩水，大家抓紧时间，把今天和苏联同志的谈话回忆一下，理出头绪，拟定下一次会谈的主要内容。”
王稼祥建议说：“少奇同志，我们是否可以把要谈的东西写成一个报告，把问题讲透，使苏联同志对中国问题有个较全面、正确的了解。同时也使双方会诙时有所依循，不致于遗漏什么。”
刘少奇点点头，说：“好，好，这是一个好主意。”
刘少奇决定，由大家分头起草报告。
组织以刘少奇为首的中共代表团访问苏联，是在5月份定下来的事。为了使这次访问准备得周密，中共中央特意把王稼祥从东北调到北平，做出访前的准备工作，并派邓力群、戈宝权协助王稼祥整理资料。王稼祥曾在苏联学习，并担任过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对苏联的情况比较熟悉。
由于在国内准备得很充分，他们很快就拟出了书面报告。
报告分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介绍中国革命的目前形势，介绍了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土地改革方面的经验；第二部分是关于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和中央人民政府，提出中央人民政府将以毛泽东为主席，周恩来为总理；第三部分是关于新中国的外交问题，介绍了新中国的外交原则；第四部分是中苏关系问题，提出如何处理苏联和国民党签订的苏中友好同盟条约、苏联在旅顺的驻军、蒙古独立等问题，要求迅速办理新中国与苏联的通邮、通电、通航等问题，并希望苏联帮助培养新中国建设人才，派遣专家到中国，等等。
这份报告在正式会谈前交到了斯大林手中。
1949年7月11日10时，中共与苏共双方的高级会谈在克里姆林宫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室开始举行。苏方出席的有斯大林、莫洛托夫、马林科夫、贝利亚、米高扬、卡冈诺维奇、布尔加宁、什维尔尼克，列席的有军事方面的领导人及陪同中共代表团来苏的柯瓦廖夫。
由斯大林主持会议。他说，这次会议是按中国同志的愿望召开的。由于中共代表团提供的报告涉及战争和军事的问题较多，所以，我邀请了苏联元帅们列席，也让他们了解一下有关情况。刘少奇同志的报告把要商谈的问题写得很清楚，我已转交有关方面人士看过。
简短的开场白过后，斯大林走入正题。
他说，中国共产党与民族资产阶级合作，并吸收他们参加新的中国政府的决定是正确的。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和东欧各国及德国的资产阶级不同，中国共产党利用民族资产阶级反对美国和蒋介石，与他们建立长期合作的政策是正确的。为了使民族资产阶级站在反对帝国主义的阵营年，这是需要的。这就要制定一种对民族资产阶级有利的政策，例如关税保护政策。劳资间的矛盾是客观存在的，我向中国同志建议：为使工人斗争不致破坏我们与资产阶级的合作，应当要资本家与工人订立合同，在合同上使工人利益得到保障，使人们与资产阶级的合作能够比较长期继续下去。
斯大林肯定了中国人民民主专政的政体及各项外交原则。他提醒中国同志，要注意不要把买办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混淆起来。他建议不忙没收各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的企业，通过要各国企业严格实行劳动法的办法来和他们斗争，可以先与各帝国主义国家做生意，再谈承认新中国的问题。
关于中苏关系，斯大林答应，只要新中国一成立，苏联立即给予承认。1945年苏联政府同国民党政府签订的中苏条约是不平等的，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同志即可来苏联访问，待毛泽东同志来莫斯科后再解决这个问题。他还解释说，苏联在旅顺港的驻军可以抵制美蒋武装力量，既保护苏联的利益，又保护中国革命的利益。
关于如何处理兄弟党之间的关系，他说，各国共产党都要向自己本国人民负责，有问题互相协商解决，有困难互相帮助，加强团结，不要搞一个党服从另一个党。
斯大林最后说，我讲了不少，不要光我一个讲，中国同志也要谈谈自己的意见，我们可以讨论和争论嘛。
听了斯大林的话，刘少奇说：“尊敬的斯大林同志，您刚才的讲话使我们很受启发。您的不少建议和意见对我们新中国的建设有很大的作用。斯大林同志、我们还想请您解答几个问题。”
斯大林笑着间：“什么问题？你们尽管说，我会尽量地回答的。”
刘少奇说：“是这样的，斯大林同志，我们中国同志非常关心这几个问题：会不会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国际局势和前景是朝着什么方向发展？国际共运和工运形势如何？防止战争和争取和平建设的可能性有哪些？”
斯大林分析道，近期发生世界大战的可能性很小。因为各国人民刚从法西斯战争的灾难中摆脱出来，战争造成的创伤还没有得到医治，不会发生战争的。只要各国人民不愿意打仗，战争就打不起来。他指出，我们应当发动人民反对战争，维护和平。只要人民不受骗、反对战争，战争狂人是很难得逞的。国际间的互助合作是重要的。各国人民团结起来，友好合作，相互配合，相互支持，是维护和平与安全的重要条件之一。
他还说，你们应努力争取20年或更长的和平建设时期，利用战争的间隙，大力发展和搞好经济建设，发展生产，建设国防。我们的力量愈强大，战争的可能性就愈小。因为弱者、穷者总是受到别国的欺侮。
会议决定组织一个友好条约共同起草委员会，苏共方面由米高扬、柯瓦廖夫参加，中共方面由刘少奇、王稼祥、高岗参加。为有利于公开活动，由高岗代表东北政府签字，苏联报纸上发表高岗率东北商业代表团来莫斯科访问的消息。双方商定，苏联在旅顺帮助中共办一所海军学校，帮助中共建立海防。苏联还答应帮助从蒙古乌兰巴托到中国张家口修一条铁路。
中苏两党在第一次会谈之后，又相继举行了几次会谈。
在会谈中，斯大林谈到了宪法问题。他向中共代表团建议：现在可用共同纲领，但应准备宪法。
刘少奇问：斯大林同志，您所说的宪法是否指社会主义性质的？”
斯大林摇摇头说：“不，不是，我指的是现阶段的宪法。帝国主义和蒋介石会用两种说法向人民群众进行宣传，对你们进行攻击，一种是说你们没有进行普选，政府不是选举产生的；另一种是说国家没有宪法。政协代表不是选举的，敌人可以攻击你们用武力控制了代表席位，是自封的；共同纲领不是全民代表通过的，而是由一党提出，其他党派予以同意的东西。你们应把敌人攻击你们的武器拿掉。我同意你们的意见，把共同纲领变成国家的根本大法。宪法的内容包括：全民普选；承认企业主、农家的私有财产；承认外国在中国的企业的租让权，我建议，你们可在1954年进行选举和通过宪法。”
在会谈过程中，中苏两党还就尽快解放新疆交换了意见。苏方向中方提供了帝国主义插手新疆、企图把新疆从中国分裂出去的情报。刘少奇对苏方提供的情报十分重视，迅速通知国内。
在会谈的过程中，斯大林对中共代表团进行了认真的观察。他发现，中国同志目光敏锐，看问题深刻而有远见，显得很成熟，并且很有礼貌，也很谦虚。这使斯大林不由得对中国同志产生了一种敬意。同时，也使斯大林认为，中国的未来很有希望。
在会谈中，斯大林想寻找适当机会，向中共代表团作自我批评，对苏联、共产国际过去的失误表示歉意。
7月27日，斯大林在孔策沃别墅设宴招待中共代表团。
这天斯大林兴致很高，谈话风趣幽默，并劝刘少奇等人尝尝格鲁古亚风味的羊肉汤、红菜汤及烤羊肉串。
席间，大家纷纷向斯大林敬酒，祝他身体健康。
斯大林对刘少奇说：“中国共产党已度过了它的幼年和青年时期，现在已是成年了。它在斗争中成长起来，在政治上已经是成熟的党了！看来，中国共产党主要的成就是有了在实际斗争锻炼中培养出来的干部，他们经过了实践考验，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说完后，斯大林端着酒杯离开餐桌，到宴会厅的另一角，来回踱了几步。忽然，他又转回中共代表团成员身边，神情略带伤感地说：“苏中两党是两兄弟，两兄弟之间的团结友好是最重要的，对世界革命是具有重大意义的。斯大林活着的时候，两国人民应该是团结的；斯大林一旦不在世的时候，仍然应该是团结的。我们之间的团结，是与世界革命和人类的命运息息相关的。是具有重大意义的。”
中共代表团成员听了斯大林的话、异口同声地说：“斯大林同志，愿您永远健康！”
“谢谢中国同志的良好祝愿！但人总是要死的，斯大林也不例外。”斯大林激动地说，“刚才，我说中国共产党成熟了，并不是客气话。西欧人由于骄傲，在马克思、恩格斯逝世之后，他们就落后了。革命的中心由西方移到了东方。你们在半殖民地的国家取得了胜利，是很了不起的。苏联人和欧洲人要向你们学习。”
斯大林又提议：“刘少奇同志，在今后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苏中两家都应多承担些义务。希望中国今后多担负些对殖民地、半殖民地、附属国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方面的帮助，因为中国革命本身和革命经验会对他们产生较大的影响，会被他们学习和吸取。在这方面，苏联就不如中国。我们对西方多承担些义务，多做些工作。苏中两家分工合作。”
斯大林还说：“中国同志把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则应用于实际斗争中去，许多经验值得我们苏联人学习。你们称我们为老大哥，我希望弟弟能赶上和超过老大哥。这不仅是我个人的愿望，也是我们大家的愿望，而且也是合乎发展规律的，后来者居上。”
他环顾大厅，大声说：“同志们，举起酒杯，为弟弟超过老大哥，加速进步而干杯！”
斯大林的提议得到马林科夫、贝利亚等人的赞同。
面对赞扬，刘少奇的脑子十分冷静。中国革命即将取得全国性的胜利，但正像毛泽东主席所说的那样，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前边的路还更
远更长。中国革命胜利后，要恢复经济，走向社会主义，需要苏联的援助和帮助。因此，在苏联同志面前，要保持谦虚、谨慎，千万不要骄傲自满。
想到此，刘少奇诚恳地对斯大林说：“斯大林同志，苏联给中国共产党很大的支持和帮助，对此，中国共产党非常感激。新中国成立后，我们仍需要苏联党和人民像老大哥一样的支持和援助。苏联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方面，取得了辉煌的成就，积累了宝贵的经验，我们要永远向老大哥学习！”
后来，斯大林还与刘少奇交换了其他方面的情况和看法。斯大林谈到了欧洲情报局，刘少奇则谈了中国革命的一些斗争过程和经验。
斯大林在听的时候，不时插话，并对过去自己的失误作了自我批评。他认为，在中国革命的斗争中，由于苏联对中国的情况不了解，曾出了一些错误的主意，妨碍了中国革命。而中国同志总是很客气、讲究礼貌，虽然对苏联同志有意见，但不肯说出来。不过，如果我们什么地方讲得不对，你们还是说出来好，我们会注意到的。
中共代表团对斯大林的话感到很意外。对于苏联和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的失误，中国党内确实有意见。但是，从中苏两党团结的愿望出发，中共从未向苏共提出过批评意见，也没要求他们承担什么责任。斯大林这次主动向中共代表团作自我批评，表现了一个伟大的宽阔的胸怀。
7月底，中苏两党进行最后一次会谈。斯大林在会谈中，根据苏联建设中所积累的经验，向中共代表团提出一些参考性的建议。
他说，中国党在目前要动员一切力量恢复遭到战争破坏的国民经济，不管过去的底子如何薄，如何不平衡、不配套，但它是国家过去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恢复了，社会才能稳定，新的人民政权才能巩固。发展经济必须从现实的基础上起步，踏踏实实地稳步前进。如果超越了现阶段的基础，把步子迈得过大，会使比例失调，把国民经济搞乱。经济发展有自己的规律。
他还说，经济建设是很复杂的工作，牵涉到社会的方方面面。不但涉及到资源、技术、机器设备，更重要的是要有管理人才和技术人才。他向中共代表建议：要利用旧社会留下的专家和技术人员为经济建设服务；要发挥他们的积极性，就要制订一套正确的政策。
刘少奇要求苏联向中国派一些专家和技术人员，帮助中国恢复国民经济工作，并研究新建项目。
斯大林答应向中国派专家，但要求中方保证为苏联专家提供优厚的工作、生活条件；到中国工作的专家家属的生活费用，也必须由中方承担；苏联专家如果犯了错误，一律由苏联方面来处理，中方无须过问。
对于斯大林所提的条件，刘少奇一口答应了。
为了向苏联学到更多的东西，刘少奇在逗留莫斯科期间，还访问了苏联外交部、国家计委、国家经委、财政部、国家银行、外贸部、化工部等，并同这些部委的负责人进行了交谈，了解了国际形势和外交斗争、苏联的经济计划工作和经营管理工作，以及各部门的职能和作用等。
离开莫斯科前，斯大林再次邀请刘少奇到孔策沃别墅做客。
好客的斯大林，亲自领着刘少奇浏览了别墅全景。
斯大林指着一片结满又大又红的番茄的土地，说：“看，这是我种的。”
刘少奇赞道：“斯大林同志，想不到您这方面也是行家里手呀！”
斯大林风趣地说：“谁让我是农民的儿子呢？”
所有的人都笑了。
斯大林吩咐工作人员：“拣大个的多摘一些，让刘少奇同志尝尝我亲手
种的番茄。”“谢谢您，能吃到您亲自种的番茄我们太荣幸了！”刘少奇连忙道谢。斯大林又领着刘少奇到一片谷子地边，说：“这些谷子的种子是从中国引进的，可惜它们现在还是小苗。要是你们赶上收获的季节，用香喷喷的小米款待你们，那该多好哟！”说着，斯大林脸上充满遗憾的表情。
“斯大林同志，由于国内的工作很忙，我们得赶快回国了。苏联给我们很大的支援，中国人民永远也不会忘记，中苏两国人民的友谊永存！”刘少奇激动地说。
参观完毕，斯大林留刘少奇一块进餐。宾主边吃边谈，斯大林问刘少奇：“你们准备在什么时候成立中央政府？”刘少奇答：“目前我们正集中力量解放华南各省，打算在1950年1月1日成立中央政府。”
斯大林听了思索了一会儿后说：“国民党政权实际上已不复存在了，你们已解放了绝大多数的土地，具备了掌握政权的一切条件。解决重大问题时要注意把握时机，千万不要错过时机，要警惕帝国主义可能会利用所谓‘无政府状态，对中国进行干涉。”
斯大林的话引起了刘少奇的注意，这个问题大家过去没有考虑过。回到公寓后，刘少奇立即以电报的形式，向中共中央、毛泽东作了汇报。8月14日，刘少奇圆满结束访问，从莫斯科乘火车回国。刘少奇这次访苏，是中国共产党在建国前夕的一次重大外交活动。这次访苏，使苏共领导人对中国革命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得到了苏联对中国的支持和援助，并从苏联那里学到了不少宝贵的建设经验。
毛泽东出国为斯大林祝寿
新中国建立之初，百废待兴，党和国家领导人工作千头万绪，作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的毛泽东更是日理万机。
但是为了巩固新中国与苏联的关系，加强中国在世界上的外交地位，毛泽东决定，趁斯大林寿辰到来之际，前往莫斯科给斯大林祝寿，同时交换对两国关系和世界局势的看法。
列车向着东北方飞驰着，寒流使车窗挂上霜花。毛泽东点燃了一支烟，望着窗外的雪原。他十分清楚，直到自己赴苏前夕，斯大林仍怀疑中国共产党会不会走“南斯拉夫式的道路”。并且，斯大林对自己让中国的一些民主党派人士和无党派人士参加新政府也深表忧虑，担心这样可能使新政府选择一条亲英美的西方路线。虽然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从当时的时局与世界革命的大局出发，断然采取了“一边倒”的外交政策，但斯大林却是一位多疑的领袖。
12月16日，毛泽东乘坐的专列顺利抵达莫斯科车站。“..、..、....”克里姆林宫的大钟敲响十二下，钟声回荡在莫斯科上空。莫洛托夫、布尔加宁、孟希科夫等一批苏联高级领导人在站台上迎接毛
泽东。毛泽东匆匆检阅了仪仗队后便由莫洛托夫陪同前往下榻处。毛泽东被安置在莫所科郊外一座舒适的别墅里，斯大林在卫国战争时期曾住在这里。安顿好后，莫洛托夫招呼毛泽东好好休息，并转告他：“下午6点整斯大林同志约毛主席到克里姆林宫会面。”下午，警卫人员准时将毛泽东送到克里姆林官斯大林的会客室。斯大林的秘书请毛泽东到他屋里休息一下，便去向斯大林通报。一会儿，秘书出来说：“斯大林同志请毛主席进去。”门开了，以斯大林为首，莫洛托夫、马林科夫、贝利亚、布尔加宁、卡冈诺维奇、维辛斯基等在斯大林身后排成一字形。当毛泽东一跨进门，斯大林就微笑着伸出双手迎上去，毛泽东的双手也伸了过去，两位世界上最伟大的共产党领袖的手，紧握在一起。斯大林端详着毛泽东高大的身材，红润的面容，赞道：“你还很年轻嘛！很健康嘛！容光焕发，很了不起！”接着斯大林把莫洛托夫等人介绍给毛泽东。斯大林与毛泽东在桌边坐了下来。斯大林激动地对毛泽东说：“伟大，真伟大！你对中国人民的贡献很大，你是中国人民的好儿子！我们祝愿你健康！”而毛泽东却意味深长地说：“这么多年来，我真要向你诉苦啊！我可是长期受打击，受排挤的人喔，有话无处说..”斯大林接过话茬说：“胜利者是不受谴责的。不能谴责胜利者，这是一般公理。你们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而中国革命的胜利就是最好的回答呀！”毛泽东发出了笑声。寒暄之后，会谈进入正题。斯大林的语气严肃起来，他说：“中国革命的全面胜利在望，中国人民将获得彻底解放，共产党的力量是不可战胜的。中国革命的胜利改变了世界的天平，加重了国际革命的砝码。恢复经济和建设国家将是你们头等重要而又艰巨的任务，但你们有最宝贵、最丰裕的资本――人力，这是取得最后胜利和向前发展的最可靠的保障和力量。你们获得全面胜利是无疑的。敌人并不会甘心，也是无疑的。然而今天敌人在你们面前是无能为力的。我们全心全意地祝愿你们的胜利，期望你们取得更大的胜利！”
“我代表中国人民衷心感谢苏联人民长期以来给予我们的支持和帮助，中国人民是不会忘记朋友的。”毛泽东十分诚恳地说。会见中，斯大林再三问毛泽东：“你来一趟是不容易的，那么我们这次应该帮些什么？你有些什么想法或愿望？”“这次来，一是为斯大林同志70寿辰祝贺；二是看一看苏联，从南到北，从东到西，都想看一看。”“你这次远道而来，不能空手回去。咱们要不要搞个什么东西？”毛泽东沉思片刻后，十分巧妙地说：“恐怕是要经过双方协商搞个什么东西，这个东西应该是既好看又好吃。”师哲在翻译时说。“好看就是形式好看，要做给世界上的人看，冠冕堂皇；好吃，就是有内容，有味道，实实在在。”然而苏联人仍没明白所指为何，全部怔住了，只有贝利亚笑出声来。斯大林沉着地体会毛泽东话里的含意。毛泽东没有直接去回答斯大林的问话，只是说：“我想叫周恩来总理来一趟。”斯大林惊讶地反问：“如果我们不能确定要完成什么事情，为什么还叫他来，他来干什么？”毛泽东平静地说：“周恩来到了就可以商量这件事了。”接着他岔开了话题。
斯大林与毛泽东都没猜透对方的意图。斯大林认为过去在中国革命问题上犯过错误，不便把自己的想法抛出来，但内心认为不管中苏双方签订什么样的条约，都应由他同毛泽东亲自签署。但毛泽东却一心想把总理兼外交部长的周恩来请到莫斯科来完成此任务。
斯大林忧心忡忡，派莫洛托夫、罗申等到毛泽东的住处拜访、交谈，想摸清毛泽东的想法。他还亲自给毛泽东打电话，问他是否有新考虑、但毛泽东没有明说。一天，柯瓦廖夫与费德林到别墅交谈时，毛泽东对柯瓦廖夫大发脾气：
“你们把我叫到莫斯科来，什么事也不办，我是干什么来的？难道我来这里就是为天天吃饭、拉屎、睡觉吗？”费德林回去后向斯大林反映了情况。之后，王稼祥也以大使身份到苏联外交部点明毛泽东的意图：“中苏之间应搞个政治文件。”苏方终于明白了，他们同意签文件。随后，周恩来赶来莫斯科，达成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这个“既好看，又好吃”的东西。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设宴招待毛泽东。中方驻苏大使王稼祥的夫人朱仲丽正好坐在赫鲁晓夫和米高扬的中间。“你是大学生吗？”米高扬问朱仲丽。“我已经是一个医生了，”“噢，博士！你多大了？”赫鲁晓夫接过话茬。“35岁了。”朱仲丽以矜持的口吻对坐在左边的赫鲁晓夫说。“哟！我以为你20岁呢！”米高扬惊奇地说。“你为什么这样的窈窕？你看你这身材。”赫鲁晓夫打趣道。朱仲仲丽听不懂窈窕的俄语，怔住了。“你看，就是这样。”米高扬用手比划着，画了一个S形。“不，不是这样！”赫鲁晓夫争辩道，并用两手划了两个相反的S形。朱仲丽终于明白了，几个人全都大笑起来。“你们中国是不是只有地主婆才是胖子？”赫鲁晓夫好奇地问。“她们吃得好，睡得足，当然长得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