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党对平津“先打两头，后取中间”，傅作义看出毛泽东有意逼和。大兵压境，无奈中傅作义支出北平。毛泽东说：“你是北京的大功臣，应该给你一枚天坛一样大的奖章。”24年后，周恩来对弥留之际的傅作义说：“毛主席叫我来看你啦！说你对人民立了很大的功！”
毛泽东决定给傅作义点颜色看看
1974年4月中旬的一天，一辆红旗牌小轿车从中南海驶出，在一家医院的大门口停下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周恩来专程来这里看望一位病人。病房里，一位病危的老人静躺在病床上。看见来人后，他激动地动了动眼珠，眼里放出异样的光亮。这位弥留之际的老人便是傅作义。周恩来靠近病床，俯身挨近傅作义的耳朵说：“毛主席叫我看你来啦！
说你对人民立了很大的功！”傅作义听了周恩来的话，动了动嘴唇。他想说什么，但已经说不出来了。次日下午，傅作义带着人生的坦然和满足，离开了人世。建国后，北京第一届体育运动会在天坛举行。那一天，毛泽东去了。看
了一会儿，对旁边的傅作义说：“宜生，出去转转如何？”“行呵，我正坐不住了呢。”傅作义回答。二人一前一后走出来，漫步到回音壁处。“宜生，你看我们把这一块补得如何？”毛泽东意味深长地指春回音壁
上的一块补疤问道。“不错不错，不仔细看，看不出来。”傅作义称赞道。“如果我们兵戎相见，这墙补也补不得喽。”毛泽东又说，“你是北京
的大功臣，应该给你一枚天坛一样大的奖章，怎么样？”“哪里哪里，毛主席不抓我的罪过，我已经感激不尽了。”傅作义连连感激地回答。毛泽东与傅作义原是两个阵营的对手，后来却握手言和，一战一和，对中国历史，对古都北京，有着巨大的意义。毛泽东从西柏坡到北京的半年内，连续7次接见傅作义，其中有一次谈话长达一天一夜。昔日的战场对手，而今像老朋友一样促膝谈心。毛泽东每次谈话，都赞
扬傅作义是北京的大功臣，是人民的大功臣。论起来，傅作义算是毛泽东的老对手了。傅作义是从战场上一枪一刀地拼上来的国民党地方实力派，内战爆发以
后随蒋介石投入对解放军作战。
1946年6月，国民党撕毁《停战协定》、《政协决议》，向解放军发动全面进攻，作为第十二战区司令长官的傅作义十分得意，他的军队连克集宁、大同，特别是攻占解放区最大城市张家口，大有不可一世之慨。傅作义的喉舌《奋斗日报》登出了《致毛泽东的公开电》，文说：“..被包围、被击溃、被消灭不是国军，而是你们自夸的所谓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贺龙所部、聂荣臻所部..的全部主力。”这时候的傅作义，口气十分狂妄。
朱德看到这个《公开电》，命令把这个《公开电》向西北解放军连以上
干部宣读。“这叫激将法。人家骂我们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也不过如此。”后来延安的《解放日报》也刊登《公开电》，说是奇文共欣赏。
1948年8月，担任国民党华北“剿总”总司令的傅作义，率大军从北平、保定出发南进，扬言要夺回早已被解放了的石家庄，袭击我党中央和解放军总部所在地西柏坡。
北平以南至石家庄，中共从没有部署主力部队，傅作义的骑兵部队又行动迅猛，一时间形势变得非常险峻。
周恩来立即派汪东兴与中央警卫团干部带两个步兵连和一个骑兵排赴东北方向行唐一带警戒，掩护毛泽东和党中央安全转移；同时安排中央各机关准备疏散。
毛泽东当时的主要精力放在如何对付东北之敌上，对傅作义的袭击似乎没放在心上。当形势已相当危急时，他才叫卫士李银桥收起东北地图，备好纸笔。
“给他点颜色看看。”毛泽东拿起笔说。
他为新华社写了一庸述评，命令电台全文广播。
毛泽东在述评里幽默地警告敌方：我们已经有了充分准备，你来对你没有好处，你还是老实一点为好。
毛泽东又用尖锐辛辣的语气讥讽道：“这里发生一个问题，究竟他们要不要北平？现在北平是这样的空虚，只有一个青年军二○八师在那里。通州也空了，平津东段也只有稀稀拉拉几个兵了。总之，整个蒋介石的北方战线，整个傅作义系统，大概只有几个月就要完蛋，他们却还在那里做石家庄的梦！..”
述评广播以后，傅作义部队一枪未放便仓惶撤回北平。不久，保定驻军也撤回北平。
一纸书吓住傅作义的大军，毛泽东唱了一出《空城计》：“我正在城楼观山景，忽听得城外乱纷纷，旌旗招展空翻影，原来是司马发来的兵..”
唱完，意犹未尽的他又加上一段《三顾茅庐》中诸葛亮的唱段：“我本是卧龙岗..”
林彪不相信能和平解放北平
在中共高级将领中，最早考虑用和平方式解放北平的，是聂荣臻。聂荣臻与傅作义是两军对垒的老对手了。一个是解放军晋察冀军区司令，一个是晋绥的国民党将领，战场上兵刃相见，知己知彼。在积极备战之时，聂荣臻看到了傅作义的另一面：为人正直机智，深明道理，更重要的是有爱国之心。抗日战争中，傅作义作战积极，与八路军共产党的关系搞得不错。
聂荣臻认为，傅作义虽然被蒋介石拉上了内战的战车，但他是“杂牌”，在走投无路之际，经过争取，有可能放下武器。聂荣臻首先取得罗荣桓的支持，然后又去找林彪，向他谈了和平解放北平的设想，并详细介绍了北平地下党所提供的关于傅作义的情报。
林彪以惯常的冷静听完聂荣臻的话，他摇摇头说：“想法固然不错，便恐怕只是一厢情愿，是幻想。人家手里有那么多军队，怎能白白交给你？还是要战争解决问题。”
林彪想起了长春、太原，在他看来，打北平可能比长春、太原还要难。
“我们当然不放弃战争解决，而且要打北平也很容易。北平的城墙虽很厚，但工事不强，敌人又是惊弓之鸟，兵无斗志。以我军的力量，打下北平不成问题。不过，我们最好不把一个打得稀巴烂的城市交给党中央。北平是座历史古都，如果名胜古迹被打坏，你我都不好对历史做交代，”聂荣臻耐心地说。
但林彪仍固执地说：“还是战争解决问题，傅作义这个人傲气得很，他不大可能不战而降。你和他在华北斗了多年还不了解这个人？你说的和平解决，弄不好会松懈我军的斗志，到头来还得靠打，贻误时间。打起来固然会有损失，但是不打我们什么也得不到。”
聂荣臻陷入了沉默。他深知林彪的固执，既然说不服，就没有硬争下去的必要。于是，他以自己的名义，给毛泽东发了一封电报。
聂荣臻关于和平解放北平的想法同毛泽东不谋而合。毛泽东读完前线来的这封电报，对周恩来说，聂荣臻这个人有眼光。
毛泽东立即回电，同意聂荣臻的意见。接着指示平津前线总部：只要傅作义让我们和平接收平津，允许他编两个军，可以赦免他的战犯罪，他的私人财产可以保全，其部属的安全和财产也有保障。
和平的曙光，照在了古都城楼上。
平津战役结束后，林彪指挥的第四野战军奉命离开华北，南下作战。担任平津卫戍司令的聂荣臻在华北军区司令部庆王府小礼堂，召开送别会，林彪出席了这个会。聂荣臻作为东道主说：“平津战役的胜利，四野的部队是出了大力的。当然，首先是毛主席指挥得好，但是，四野的同志们不开进来，光靠华北的部队是没有那么大的胃口吃掉傅作义的60万军队的。四野主力一进关，就实现了把敌人滞留在华北就地歼灭的计划。在此，我代替华北部队感谢你们。”
这时主席台上的林彪笑着打断聂荣臻的话说：“一家人不要说两家话嘛。”
林彪坦言道：“北平和平解放，在当时可是不认识的。我们能在一定条件下促使傅作义就范，这是聂老总的功劳，是聂老总首先看到的..”
这算是林彪对自己战略上眼光短浅的承认。
平津战役开始前，局势其实已经非常明朗了，但傅作义方面却仗着自己拥有数十万大军和美式装备，决心与中共决一死战。
直到东北野战军进关，傅作义才醒悟到自己犯了致命的战略错误。他原来估计，东北林彪部队刚刚打过大战役，至少要休整三四个月才能入关。这几个月，有美国提供武器，扩充50万大军不成问题，加上原有的50万人马，这百万大军，纵使林彪进关，又能奈何？守城又是他的拿手戏，他可以以逸待劳轻松而战，却没料想，共军分秒必争，东北大战刚定，毛泽东就命令林彪火速秘密进关，打他个措手不及。
把50多万人马摆成一字长蛇阵，布防在500公里长的战线上，是他的又一大错误。东北野战军一进关，便同华北军区主力兵团汇合，立即将他的防区切成数段，分割包围，他的部属个个岌岌可危，彼此不能相顾。这种分散兵力的布防实为下策，但他也无可奈何。蒋介石让他从塘沽下海，往南撤退，但他心里想的却是万一平津呆不住，就向西退回绥远老家。但蒋介石的命令他也得应付，于是为了让蒋介石放心，他把蒋系的“中央军”布防在平津塘，表示随时可以南撤，而他自己的嫡系部队则布防在北平以西到张家口一线。
他的障眼法瞒过了蒋介石，却怎么也瞒不了毛泽东。毛泽东利用他对平津弃守不定之际，急速出兵，“先打两头，后取中间”，使他南撤西逃计划，均成泡影。“
林彪是我的晚辈，聂荣臻比我小4岁，叫我向他们投降”
困在北平城里的傅作义独自关在屋里，神情痛苦，不断划着火柴杆。中南海金碧辉煌的宫殿，画栋雕梁的楼台对他来说已索然无味，那一泓湖水也难洗去他心中的忧愁和烦恼。
“傅作义呀傅作义，你枉带了几十年兵，到底不是毛泽东的对手呀！”他在内心喊道。
聪明的傅作义从共军“先打两头，后取中间”的战略中揣摸出，毛泽东有意逼和。
民心思和，北平城内日益高涨的和平反战运动，对傅作义也是极大的压力。一大群市民在北平市政府前请愿，喊出了“要求和平！”“保卫文物古迹！”“保卫人民的生命财产！”“不能再打内战！”的口号。
大学教授、文化名人，甚至前市长何思源也在为和平奔走。和平已是大势所趋。
1948年春的一天，在北平以“荣军中校”的身份负责敌军工作的王苏同志，奉命到解放区的泊镇城工部接受新任务。刘仁同志接见了他。在场的还有一位叫曾常宁的女青年，她是天津市南开大学哲学系学生，中共地下党员。刘仁介绍他们相识后，交给王苏一项任务：通过曾常宁做父亲曾延毅的工作，再通过曾延毅作傅作义的工作。
原来，曾延毅与傅作义是保定军校的同学，又是结拜兄弟，曾与傅作义一起守过涿州，有患难之交。自抗日战争初期的太原保卫战后，曾延毅便脱离戎马，赴天津赋闲。在泊镇分手时，曾常宁把她家的住址交给了王苏。几天后，曾常宁告知王苏，她已与她父亲讲好，说“有个中共朋友要见见”，父亲欣然允诺。
此后，王苏每月都去天津会曾延毅两三次，讨论国内时局。谈得相当投机时，王苏便劝曾延样毅到北平向傅作义要个军长当，有了兵权，事情就好办。曾延毅为此专程去北平与傅作义会面，但傅作义只同意给他华北“剿总”副总司令的虚衔，曾延毅扫兴而归。但他却并未失去信心，他对王苏表示，他不能直接做傅作义的工作，也可以做刘厚同的工作，通过刘厚同做傅作义的工作。
刘厚同是辛亥革命的前辈，任过甘肃军政部长，有军事学识，也有政治眼光。他是傅作义和曾延毅的老师，与傅关系更深。抗日战争爆发前，傅军的百灵庙大战，便是刘先生运筹帷幄决胜疆场的。傅作义对刘厚同历来是言听计从，而现在刘又是傅的高级政治顾问。刘厚同的女儿刘杭生，在天津耀华中学上学，也是党的外围组织民主青年联盟盟员，她在天津地下党嘱咐下，也开始做她父亲的工作，并通过她父亲去做傅作义的工作。
然而，第一个向傅作义试探和平解放北平的却是华北学院教授兼政治系主任杜任之。杜任之早年留学德国，是知名学者，跟傅作义是同乡。1946年傅作义占领张家口以后，曾通电全国，说如共产党能胜利，傅某甘愿为其执鞭。杜任之得知，立即写信告之傅作义：“通电措词张狂，执鞭之说可能实
现，且看战局的演变吧。”傅作义对此不予理睬。
济南解放，杜任之想趁此试探傅作义的态度。
杜任之说：“解放军打下济南，已进入全面夺取城市的阶段。济南的解放，守将吴化文与解放军的合作起了很大的作用。”接着他便望着傅作义，问：“你对战争发展前途如何看法？”
傅作义回答：济南一城一地的得失，还不能决定战局；东北各大城市，除四平以外都在国军手里；华北除石家庄以外，大城市也都在国军手里。我现在就控制着战局。
杜任之一听话不投机，只好告辞。其胞弟杜敬之建议会傅总部联谊处即高级招待所，找已经抵达北平的刘厚同老先生谈谈，请刘厚同劝劝傅作义。杜任之与刘厚同谈过几次，二人见解基本一致。于是，杜任之即把北平地下党负责人崔月犁介绍给刘老先生。此后他们三人便经常磋商，如何促使傅作义同意和谈。
1948年1月初，北平地下党学生工作委员会书记佘涤清，奉令到泊镇城工部。刘仁按聂荣臻的指示，要余涤清立即把傅冬菊派到傅作义身边，以加强对傅作义的工作。
傅冬菊是傅作义的长女，抗战期间在西南联大就读，表现进步，参加了党的外围组织民主青年同盟。1946年毕业后，分配在天津《大公报》工作，地下党的一些宣传品，常由她带回北平傅总部的印刷厂印制。有关负责人固然怕傅总司令降下罪来吃不消，但又怕大小姐到总司令那里告状同样吃不消，所以傅冬菊每次都如愿以偿。当刘仁提出傅冬菊的问题时，余涤清表示：她提出入党的要求很久了，如让她回去，以先吸收她入党为好。刘仁表示同意。之后，他们把傅冬菊调到北平，佘涤清委托学委委员王汉斌，发展傅冬菊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傅冬菊回到北平，住进了傅作义的总部中南海。平日里，她除以父女之情对其父晓以大义外，还将她能接触到的情况，包括她父亲每天的情绪变化，隔一天向崔月犁汇报一次，再由崔通过地下电台发向中共平津前线司令部。
傅作义对女儿突然出现在身边，十分惊奇：
“你是军统还是共产党？”傅作义开门见山地问。
“共产党。”傅冬菊毫不含糊地回答。
“你是毛泽东派来的还是聂荣臻派来的？”傅作义知道指挥平津地下党的是聂荣臻创建并领导的晋察冀城工部，女儿既是北平地下党的党员，最多是受聂荣臻的委派；而长期养成的旧军人作风使他认为，只有与对方最高领导人打交道才不失自己的身份。傅冬菊深知其父心理，脱口而出：“毛泽东派我来的。”
“派你来干什么？”
“劝您停止抵抗，和平解决北平问题。”
“林彪是我的晚辈，聂荣臻还经我小4岁，叫我向他们投降..”
傅作义迈出和谈第一步
傅冬菊的情况报告，使我军对敌方最高指挥官一切活动，包括情绪变化的一些细节，了如指掌。与此同时，地下党依靠3000多党员，5000民青、民联盟员，联系数万革命群众，广泛开展了要求和平解放北平的群众运动，
新华门前的游行队伍天天不断；大学教授及知名人士，也都行动起来，奔走呼号，直接对傅作义施加压力。
余涤清回北平后，立即召集各区地下党负责人传达刘仁指示，成立了迎接北平解放指挥部，由余涤清负责。同时，还确定各区成立分指挥部，并研究了武装解放北平的各项准备工作，包括防特、防火、护厂、护校、护店、给攻城的部队带路、以及搜集各种军事设施的情报，等等；
其中最大最重的任务就是花大力气策动傅总部的下属部队战场起义。
和平解放北平的道路是极为艰难而曲折的。
博作义对亲信说，如果他走和谈这条路，将冒三个死。一是被蒋介石处死，二是被部属打死，三是被共产党当作战犯处死。
1948年秋，东北解放战争的最后一仗开始后，蒋介石坐镇北平亲自指挥。此时，傅作义对国民党必败，共产党必胜已有顶感，曾对几个亲信流露出“罢战求和”的思想。但他清楚，要使自己头脑中设想的“和”成为事实，将面临许多困难和诸多阻力。他顾虑重重。
在蒋介石挑起全面内战后，傅作义先任第十二战区长官司令部司令长官、绥靖公署主任，后任华北“剿总”总司令。他坚决执行蒋介石的“戡乱”、“剿共”政策，率领自己的部队进攻华北解放区。1946年10月，傅作义部乘虚进占晋察冀解放区中心城市张家口，把国民党在华北地区的军事进攻推上巅峰。若与共产党和谈，他们能原谅他吗？共产党会不会以战争罪来处置他？
傅作义坚决执行蒋介石的内战政策，创下了累累“战绩”，颇受蒋的赏识、重用。如果自己背着蒋介石同共产党和谈，蒋介石一定不会放过他。不是被“中央军”打死，也会被蒋介石手下的特务暗杀。
再说，多年来，傅作义给自己的部属灌输的是反共思想，如果自己来个大转弯，同共产党讲和，部属们弄不好会开枪打死自己。
但是，此时的傅作义对国民党政府已经是信心全失。国民党政府依靠美帝国主义，出卖国家主权，在东北战局危急之际，蒋介石居然为宋美龄、孔令侃囤积居奇、扰乱金融的丑闻亲自飞往上海庇护。国民党已不得人心，一向富于谋略的傅作义，以战略的长远眼光，审时度势，开始在亲信、智囊中酝酿罢战求和之事。
1948年10月25日深夜，傅作义召见政工处长王克俊，直接同王进行了深层次的交谈。
作为傅作义身边工作多年的处长，王克俊对傅作义在此时召见自己的目的心里已有预感，但还是试探地问：“是不是谈咱们几次谈到却未深谈但还需深谈的那件事？”
傅作义点头默认。他希望王克俊有什么想法，能实话实说。
就在王克俊小心翼翼考虑着该如何启齿时，傅作义急不可待地先开口了：“一些很要好的朋友，例如邓宝珊、马占山、刘厚同等；一些学者、教授，例如张东荪、杜任之、王之相等人，现在都主张和平谈判。一些比我有学问、有才干的人，像抗战前在绥远狱中的王若飞，抗战初期和咱们合作共事的潘纪文、王一然、景昌之等，咱们很敬重他们，可是咱留不住他们，他们或者是回到、或者是千方百计地加入到共产党那边去了。最近九十四军军长郑挺锋，借口母亲病重，坚决辞职不干，飞离北平去南方了。还有一些众叛亲离的事，影响着官兵的士气。就是蒋总统本人，不也是为了宋美龄大发
“戡乱财”，竟然匆匆忙忙地飞往上海吗？”
稍停片刻，他又说：“1945年以前，抗战还没有胜利的时候，蒋介石要缩编咱们的部队，近来却慷慨地给咱们扩编队伍，还一再让咱们把察绥、平津的干部家属安到福建后方基地去，前不久，他还让我率部去江甫，就任东南军政长官，指挥一方国民党军队。可是，他对曾经竭忠报效于他的张学良、卫立煌，是何等的心狠手辣！”
他长叹一声：“我们不能再盲目地信赖他了！”
最后，他们的话题集中到一个问题上：“前途何在？”两人得出的结论是：共产党必胜，国民党必败。既然古人有“识时务者为俊杰”之说，那么事到如今，他们也该认清形势，走自己的路了。
傅作义和王克俊商定：鉴于环境极为复杂，必须有明有暗，有真有假，施展纵横捭阖的全部解数，才能实现大转变。
促使傅作义走上和谈之路的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他和蒋介石之间日益尖锐的矛盾。
蒋、傅矛盾由来已久，它是嫡系与非嫡系、“中央军”与地方势力、正规军与“杂牌军”之间矛盾的必然显现。傅作义对蒋介石的独裁专制、排除异已、出卖民族利益等作为早就心怀不满，时常予以抨击。
1946年秋冬，蒋介石命令傅作义派他的暂三军等部赴东北作战；派第三十五军等部向保定一带南下捕捉解放军的有生力量。结果是：暂三军军长安春山出关不久缩回关内；第三十五军在冀中涞水以东被围。由于蒋介石嫡系部队十六军、九十四军不积极配合，以致三十五军的新三十二师被歼。第三十五军是傅作义起家的老本，遭此重创，使他神情恍惚，对蒋介石的调遣令和“中央军”的行为很是不满。
1948年2月，傅作义主持召开“华北剿总”会议，研究军事行动。会上，他提出总司令有权调遣使用整个战区序列的部队。本来这属于不成问题的问题，但“华北剿总”副司令兼北平警备总司令、国民党军统特务头子陈继承，自恃是蒋介石派出的“监军”，对傅作义的说法表示反对。他说，对“中央军”的调遣要通过他，凡属他的部队，只有他一人才能调动使用，任何人不得染指。
陈继承的态度骄横跋扈，把“副总司令”的权力凌驾于“总司令”之上，连“中央军”的李文、石觉等高级将领也都感到过分。身为总司令的傅作义岂能容忍，当即表示决不同意陈对自己的限制。
会后，傅作义向蒋介石连发三封电报，坚决要求辞职。蒋介石复电竭力挽留，并给予安慰。
后来，蒋介石看傅作义继续请辞，便对傅说：“如能推荐一位像你一样的优秀将才，作为对你的替代，方可接受辞呈。”
傅作义回答：“陈继承副总司令可以替代，他已掌握军事、警备、人事、调动等方面的大权，完全可以胜任。”
到这时，蒋介石才意识到，傅作义的辞职是由陈继承引起的。鉴于在华北地区只有傅作义能支撑起局面，蒋介石只得撤掉陈继承。于是，蒋介石致电傅作义，除表示安抚外，还允许傅作义推荐副总司令人选。
为表示自己出于“公心”，并无排斥“中央军”之意，傅作义提名“中央军”李文兵团的副司令官周体仁接任。无奈之下，蒋介石只好批准，并将陈继承调离“华北剿总”。
不久，傅作义又以坚决的态度，迫使蒋介石撤换北平市政府民政局长、军统另一特务头目马汉三，社会局局长、中统特务温崇信等，削弱了国民党在北平的特务势力。
但他对国民党、对蒋介石已经明显缺乏信心了。现在他要实实在在面对的，是打下去还是举起和平的旗帜。
作为国民党华北“剿总”总司令的傅作义，内心矛盾重重。反复思虑之后，他采取了打谈结合的两手策略。
傅作义首次派人出城谋求和谈的时间是1948年12月4日。此次行动十分机密，从酝酿到行动，只有傅作义和他的心腹王克俊、李腾九共3个人知道。
12月12日，傅作义把李腾九找到办公室。这时傅作义已知道前些天求见的客人李炳泉的真实身份，便通过李腾九打听李炳泉的近况。李腾九明白总司令的意思是要知道中共方面对和谈的最新情况。
当李腾九第一次将李炳泉的北平地下党代表身份透露给傅作义时，傅微露吃惊之色，对李炳泉希望同他会晤一事未作正面答复，但关照李腾九：“和谈的事要妥善研究，你可以继续联系，无论如何要注意李炳泉的安全，必要时可让他住到你那里去。”
这天，傅作义特向李腾九问起李炳泉。李腾九回答说：“李炳泉希望和总司令面谈，他早言明，他可以作为正式的中共北平地下党代表，向总司令述明中共的政策和具体要求。他还说我方也可以派代表随同他去解放区，与中共有关领导直接会谈。”
听后，博作义沉默一会，让人找来王克俊，对王说：“上次咱们谈的那件事，现在马上就可以进行了，联系、出城人员的接送等一切事项由你负责。这事除咱们3人外不得让别人知道。”他伸手指了指李、王和他自己，然后对李腾九说：“你让李炳泉到我这来一趟，我有话对他说。”
不久，李腾九就领着李炳泉来见傅作义，傅作义老远就伸出手迎上去：“欢迎你！”
李炳泉知道，既然傅作义肯见自己，说明他的态度已经有了转变，对和谈心有向往。于是，他开门见山地告知傅作义，他是受中共北平地下党的派遣而来的并欢迎傅先生做出决断，进行和平谈判。他对傅作义询问能否由他的代表与李一起到解放区去见中共方面的领导，作出了肯定的答复。
傅作义很快就与王克俊、李腾九商定，《平民日报》社社长崔载之为和谈代表，加上随员、译电员和司机共4人组成和谈小组。
12月14日，和谈小组及李炳泉一行5人乘坐吉普车，由王克俊、李腾九把他们从傅系部队孙英年的防地送出城外，驶往河北平山。
和谈小组出发后，傅作义让李腾九假装生病，携带电台住进医院，与各方隔绝，专门同崔、李所携电台联络。
然而，沿途到处是哨兵，处处受阻拦，汽车开到涿县境内时，被当地解放军驻军拦截，后经过商量及请示，才让他们去蓟县同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联系。结果，他们还没到平山就只得折回北平。
12月15日晨，王克俊亲自乘车来到西直门外，将崔、李送上汽车，并祝愿他们能顺利到达目的地。直到汽车驶出很远，王克俊还在望着被雾气吞没的汽车背影。
和谈小组的汽车在东北野战军第十一纵队的驻地受到阻拦。纵队司令员
贺晋年、政委陈仁麒接待了崔载之与李炳泉。崔、李以急切的心情告诉两位将军，傅作义急于要与解放军和谈，希望他们放行。贺、陈当即将此情况电报平津前线司令部。前线司令部接电后，一面转报中央军委，一面电令十一纵队派人护送崔、李到司令部来。
崔载之、李炳泉到达前线指挥部后，罗荣桓政委让参谋处长苏静负责。为了不暴露前线司令部的位置，会面地点选在附近的蓟县八里庄村西头的一座房子。
16日下午，苏静和傅方代表进行了初步接触、交谈。这不是正式谈判，双方都在试探，需要摸底。
12月19日，刘亚楼参谋长来到八里庄，与傅方代表进行了交谈。刘亚楼说明了全国形势与平津前线司令部的意图，明确表示，不能同意傅作义提出的建立华北联合政府的主张；只能给傅作义留两个军：傅作义必须把蒋系部队的军师级头目逮捕起来，然后宣布起义。
崔载之对此没有表态，只是传达了傅作义的一些想法：
（一）傅作义对谈判很重视，早有考虑，确有诚意。但也有顾虑，他要求在绝对保密中进行，以不使“中统”、“军统”特务闻讯进行干扰破坏。
（二）傅要求解放军放弃对南苑机场的控制，这样他可以得到蒋介石的一些飞机。
（三）傅还希望解放军放回被围困在新保安的傅第三十五军，以加强在北平城内的军事力量，制约城内的蒋系军队，必要时，可搀杂解放军一块进城。
（四）傅提出通电全国，宣布实现和平解决，尔后成立华北联合政府，他参加联合政府，军队归联合政府。
双方的条件距离很大，谈判搁浅。
傅作义被中共宣布为战犯，他很不理解
崔载之用电台向傅作义报告了中共方面的要求。傅作义回电：城内中央军的兵力比我的部队多几十倍，逮捕蒋系军师两级军官没有把握，实行此方案困难。别的傅作义未作答复。
此时，傅作义的命根子三十五军在新保安全军覆没，军长郭景云战死。形势急转直下，崔载之给傅作义连发几个电报，劝傅要考虑解放军的条件，放下武器。
12月23日，崔载之从电台中收到傅作义要他转致毛泽东的电报：
毛先生：
（一）今后治华建国之道，应交由贵方任之，以达成共同政治目的。
（二）为求人民迅即得救，拟即通电全国，停止战斗，促进全面和平统一。
（三）余绝不保持军队，亦无任何政治企图。
（四）在过渡阶段，为避免破坏事件和糜烂地方，通电发出后，国军即停止任何攻击行动，暂维现状。贵方军队亦请稍向后撤，恢复交通、安全秩序。细节问题请指派人员商谈解决。在此转圜时期，盼勿以缴械方式责余为难。过此阶段之后，军队如何处理，均由先生决定。望能顾及事实，妥善处理。余相信先生之政治主张及政治风度，谅能大有助于全国之安定。
同日，前线司令部将此电文发给毛泽东。
12月25日，中共中央宣布蒋介石等43名罪大恶极的头等战犯名单，傅作义的名字被列在其中。在宣布战犯的同时，中共还发表了一篇短文，指出：“像傅作义这样的战犯不惩罚不可能，减轻惩罚是可能的，其出路是缴械投降，立功赎罪。”
傅作义难以理解：为什么在这时候把我置于这样的地位？他对其同僚们感叹：“这样做不违背中共的宽大政策吗？这一定是中共一批青年干部干的，毛先生一定不知道。”
次日，他叫李腾九发急电，命崔载之立即返回北平。电文内容如下：
“总座能为国家为人民及保全平津文物与工商业基础，毫无任何政治企图，其意亦即帮助成功者速成，而不是依附成功者求自己发展。因之，如果缴械亦可先从自身缴起，吾兄迭次来电意见均甚好，希即返平面谈。”
苏静得知此讯，即刻将情况报告前线司令部。司令部立即以林彪名义同
时发出两个电报，一个是发给苏静的“望嘱傅之代表稍待，然后再返北平。”另一电发给中央军委：“傅之来电转上，该电似非真意，似另有企图，我们拟准其回去，并告
以傅作义战犯，现如能下令缴械，则对其本人及其部属可以优待，军委有何指示，盼复之。”但一切还未来得及，崔载之就走了。李炳泉和报务员、译电员仍留在八里庄。这次和谈没有成果，只能算是一次接触，彼此时对方的要求和意图，有了一些了解。
第二次接触
1949年1月6日上午8时许，一辆吉普车缓缓驶出西直门，守城部队拦车盘查，一个军官礼貌地打开车门，见车上坐着两个教授模样的人。这位军官忽然叫道：“主任，还认识我吗？”
车内的人一愣，少顷，一人含糊地说：“面熟得很。”那个军官自我介绍起来：“我叫魏树槐，在河曲军官团受训时，您是我们的政治主任。现在我在第一○一师当团长，今天奉命在此迎候你们出城。”被称作主任的人热情地握住军官的手，连连说：“哎呀，原来是你..你看看我的记性，实在是..”
原来车上的人是傅作义派出与解放军和谈的代表，一个叫张东荪，燕京大学教授，民盟华北地区负责人；而被称作主任的叫周北峰，傅作义的少将处长，是傅作义的全权代表。周、张二人是傅作义第二次派出的和谈代表。
军官往西一指，说：“前边一切都安排好了，放心吧。”周北峰和军官握手告别。吉普车缓缓启动，很快来到白石桥，路旁立着一个军官，吉普车在道边
停住。军官看看车牌，打开车门说：“汽车不能朝前开了，请下车吧。”
周北峰、张东荪下了车，茫然地朝西北望去。军官说：“这是第二道防线，距前沿战壕不过300多米，你们步行到那里后，有人指给你们穿过火线的路线和办法。”停了一下，又说：“这样吧，我给你们写张纸条，交给前边那个军官，他是个连长。”
军官写好字条交给周北峰、张东荪，最后说：“请吧，注意要走马路中
间，不要走马路旁的土路，小心土路上埋有地雷。”周北峰、张东荪各自拎着皮包，拄着手杖，一前一后离开了白石桥。周北峰原是个大学教授，从1937年起就作为傅作义的代表专门与中共打
交道。傅作义与中共的接触，几乎都由周北峰经办。只有这一次的使命使周北峰有一种不胜重负之感。身后的这座古都和二百万市民的生命财产，以及二十几万兵马的安危，都系于这次谈判上。但周北峰有一种感觉，中共对和谈是有诚意的。传闻中共要定都北平，中共当然愿意得到一完整的北平。至于傅作义，自从傅部嫡系主力三十五军、暂三军、暂四军等部被歼后，从北平以西直至张家口，全被解放军控制，退守绥远已不可能。至于下海南逃，由于天津被围，指日可下，这条路也被堵死了。傅作义虽说是一代名将，到此时无路可走，只得甘拜下风，被迫求和。
走不多远，周北峰扯了一下张东荪的衣襟，二人一齐站住了。前边不远的路边有间破草房，房顶的枯草在凌晨的寒风中瑟瑟颤抖，烟囱里冒出青烟一缕。草房四周垛着沙袋。一个军官，正上下打量着他们。周北峰忙把字条递了过去。
连长向前指了指，说：“你们过去吧，从昨天到今天，这里没有枪声，不过还是小心点好，如果听到枪声就卧倒，等那边招手再过去。”周北峰、张东荪点点头，继续向前，他们小心翼翼、精神高度紧张；这
里毕竟是火线。他们谨慎小心地走了100米左右，忽然前方传来喊声：“站住！”二人停住脚步，只见前边不远有一座石桥，石桥上站着六七个荷枪实弹
的解放军战士，周北峰立即从皮包里取出一面小白旗，这是临行前，中共地下党员崔月犁特意交代的联络工具。周北峰把小白旗摇了几下，对方戒备之态有所松弛，一个战士喊了一句：“可以过来！”
周北峰、张东荪走到战士跟前，一个班长模样的战士说：“跟我来！”
他们很快走进一个大镇子，周北峰认出这是海淀镇。两位教授被带到镇西南角的大屋子里，一个解放军干部出面接待他们。这时周北峰说出联络暗语：“我们找王东。”
那个干部和善地笑了笑：“知道你们要来，首长命令好好接待你们。”到此时，周北峰紧绷的神经才松弛下来。之后，他们又到了西山脚下的东北野战军第十三兵团司令部。程子华热情地接待了他们，并告诉他们：“本来准备请你们今天从海淀
去平津前线总部的，可时间已经不早了，还要绕道西山脚下，路也不大好走，今天就请你们在这里休息一晚，明天一早上路，下午即可到总部。”张东荪、周北峰表示同意，在西山脚下住了一晚。次日早饭后，便与程子华握别，下午4点到了蓟县东南的八里庄。李炳泉这时以中共工作人员的身份接待了他们。华北军区司令部聂莱臻也特地队平津前线司令部乘车前来欢迎。
谈判前夕，中共中央、毛泽东又电示平津前线指挥部，再次明确谈判的基本方针：只要傅作义让我们和平接收平津，允许他编两个军，可以赦免他的战犯罪，他的私人财产可以保全，其部属的安全和财产也有保障。
饭后，聂荣臻向张、周讲了全国及平津前线的形势。张东荪因年事已高提前休息了，周北峰与聂荣臻进行了单独交谈。
谈话中，周北峰看出中共对傅作义仍有些不信任，便态度诚恳地解释道：”这次傅先生叫我出城商谈，我看是有诚意的。和平解决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的事情，这是一条别无选择的唯一道路了。当然，在具体问题上，还有些周折。”并说：“傅先生也还有不少顾虑，希我们谈得具体些才好。”
次日上午，林彪、聂荣臻和刘亚楼前往张东荪、周北峰的住处，开始正式会谈。
林彪说：“张、周两位先生，你们昨天和聂司令谈的，我们都知道了。今天我们谈一谈傅作义将军的打算、要求和具体意见吧！”
张东荪请周北峰先谈，周说：“昨天夜间，我已给傅先生去了电报，告知我们已顺利到达，今天将正式商谈。复电很简单，只有‘谈后即报’四个字。”
林彪说：“咱们今天先作一次初步会谈。请周先生再告傅作义将军，希望他这次下定决心，放下武器，接受和平解决，才有光明的出路。我们的意见是：所有傅作义将军指挥的军队一律解放军化，所有他管辖的地方一律解放区化。按照这一总的原则，首先解决平津两市的问题，由傅作义将军下令把军队调出平津两城，开赴指定地点。采取整编方式，改编为人民解放军。对傅作义将军不作战犯对待；保全他及其部属的私有财产，并在政治上给他们一定的地位；对在新保安、张家口战役中被俘人员一律释放；对傅作义的部属，一律不咎既往，凡愿参加工作者，都可留下安排适当的工作，愿还乡者，发足路费，填发证明，资遣返乡，并通知地方政府不予歧视。”
接着，聂荣臻着重讲了形势和傅作义的出路问题。他说：“傅作义将军除了按此办法解决平、津的国民党军队，还有可能为人民做件好事外，别无出路。希望傅作义将军早下决心。”
初次会谈后，林彪、聂荣臻叮嘱张、周两位先生多住几天，劳逸结合，过两天再谈。
对这次会谈的情况，周北峰及时向傅作义作了汇报，傅复电希望谈得具体些。两天后的晚上，林彪、聂荣臻又来到张、周住处，进行第二次会谈。会谈内容是：如何改编，使傅作义总部所属军队如何解放军化，所属地方如何解放区化，行政机关如何改组，军政人员如何安排，如何使他们都能很好地为革命工作，等。
周北峰详细谈了傅作义的有关意见，他说：“关于军队的改编，我来时带了个草拟的意见：军队以团为单位出城整编；对新保安、怀来、张家口作战俘虏的人员一律释放，不作战俘对待，对文职人员，也都吸收到新的工作单位继续使用；傅先生所属的军队、行政及文教等人员都予安排，给以生活出路。傅先生说，他追随蒋介石做了些不利于国家、不利于民族的事情，在他率领下跟随他工作的人员或多或少地都犯有不同程度的错误甚至罪行，这一切都由他一个人承担，对于他的所属军政人员的以往罪过，应当请不要追究了！”
林彪回答：“你刚才所谈的各地作战被俘人员，前天已经说过，现在我再简单地复述一遍：对在新保安、怀来、张家口战役中被浮人员，都可以一律释放，不再对他们追究以往的责任，用一句成语说，就是‘不咎既往’。凡愿继续工作的都可留下安排适当的工作。不愿工作而要还乡的人员，都要发给资遣费及证明书，还乡后也不会受地方政府歧视。至于傅作义将军，不但不作战犯对待，还要在政治上给以一定的地位，请他放心。”
1月10日上午，双方继续会谈。刘亚楼先宣读了上次会议的记录，征求大家的意见。然后，具体商谈了傅作义所指挥的几十万军队和一些文职人员的安置问题，双方代表达成共识。最后，由刘亚楼负责整理出“会议纪要”，一式两份。双方代表均表示认可。其中在“附记”里规定：各项条款务必在14日午夜前做出答复。张东荪自认为是民盟成员，只在中间当个调解人和见证人，代表不了傅作义将军。因此，只有周北峰以傅作义方面的代表身份，在“纪要”上签名。
这次会议，双方态度诚恳，气氛融洽。林彪兴致勃勃地想送点纪念品给周北峰、张东荪。聂荣臻提议送战利品。苏静突然想起锦州战役时缴获的高筒皮靴，便送给两位和平使者每人一双以作纪念。
周北峰一返回北平，就去中南海傅作义处，向他详细汇报。傅作义看完“会议纪要”后，摇着头说：“谈的问题还不够具体。”周北峰提醒道：“这个文件是我们会谈后归纳整理的，改变各项必须在1月14日答复，还请总司令及早决定。”
傅作义一时难以决定，中共方面又一再催促，无奈之下，他决定再派代表进行会谈。
林彪根本没有把打天津放在眼里
第三次出城时间为1月14日。此行代表团由邓宝珊、周北峰、刁可成及邓宝珊一名随从，共4人组成。此次由王克俊亲自从德胜门送出城外，然后他们骑马到解放军联络站，再转道去平津前线指挥部。
邓宝珊乃华北“剿总”副司令官兼陕绥边区总司令。他是傅作义特地派飞机从包头接来北平，出任和谈代表的。
在关键时刻，请出邓宝珊做和谈代表，主要是因为邓宝珊与共产党以至毛泽东多年来有频繁交往。早在抗战时期，邓宝珊就三次途经延安，每次都受到毛泽东、周恩来、朱德、贺龙等人的热情接待，毛泽东曾几次与邓长谈，彼此关系根深。
傅作义刚把他的和谈代表派出，就收到了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十万火急的电报，说解放军已于上午10点向天津发起总攻。
傅作义给陈长捷的命令还是那句话：“坚决守住。”
其实中共方面原来也希望和平解放天津。解放军在发动总攻前于1月11日致信陈长捷，要求天津守军“和平放下武器”。那封信的副本就放在傅作义的办公桌上――陈长捷、林伟俦、刘云瀚将军：
我即将开始天津战役了，郑洞国是榜样，将军如仿效将为人民立大功，如抵抗只能使自己遭受杀身之祸。希望你们在我们总攻之前，派代表来谈判，在任何地点都可以找到司令部，然后护送你们与我们商谈。
林彪
罗荣桓
傅作义让参谋长李世杰向陈长捷传达命令：“坚决守住，就有办法。”
陈长捷是傅作义的至交好友，他当然明白所谓“就有办法”，就是把天津当做向中共和谈时讲价还价的筹码。陈长捷自恃天津守备工事坚固，支撑些时日应当无问题，拒绝了解放军的最后通牒。
天津，是有着200万人口的华北最大商埠，经过长期经营，它已成为国民党坚固无比的军事要塞。天津素有九河下梢之称，四郊地势低洼，水网密布，不利大兵团作战，子牙河、北运河、南运河、金钟河、墙子河等，成为扼守天津的天然屏障。天津的城防历经日本人和国民党的连年整修加固，碉堡林立，市区内外共有380余座大碉堡，小碉堡无计其数。以大碉堡为核心，四周布设地堡群，构成坚固防御体系。此外，环绕全城挖掘了深3米、宽10米、长近50公里的护城河，引进运河、海河水，使护城河水经常保持在1米半至2米左右。护城河外侧还筑有碉堡群、鹿砦和地雷区以及20余处外围据点；内侧修有5米高的土墙，墙上没有铁丝网、电网，每30米就有一个碉堡；墙的内侧有环市公路，便于调动部队；通往市中心的重要街道，路口均修有碉堡，并埋有了美国造的触发抛射地雷。市中心高大建筑物如中原公司、海光寺等为制高点，配置了强大火力，在守军眼中可谓是固若金汤，坚不可摧。
可是，林彪根本没把打天津放在眼里，只派出了他的年轻的参谋长刘亚楼担任指挥。
刘亚楼的司令部在距天津市区20华里的杨柳青，他的计划是指挥22个师的大军，拿下天津。刘亚楼心里清楚，敌军工事虽坚，但士气低落，斗志不强，而且敌军虽号称13万，真正能战斗的，不到一半。傅作义对这笔赌注期望很高，下的本钱却有限，真正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刘亚楼针对天津地形地貌及国民党军守备的特点，制定了攻击部署：东西并进，拦腰截断。先南后北，分割围歼。
“我的布置是先吃肉，后啃骨头。”刘亚楼诙谐的语言引得他的将领们开怀大笑。
吉普车在坑洼不平的路面上飞奔，车上的周北峰不断地催促着，不断地问：“天黑前能到吗？”
负责接待的解放军王科长安慰他：“天黑前保证能到。”
但周北峰还是心焦。他似乎有一种预感，在这关键时刻，可能会发生什么事。
邓宝珊理解周北峰的心情，但没有做声。
这一次，他们要到通往通县的解放军前线总部。大约一个小时后，汽车来到通县以西五里的五里桥村，这里距解放军平津前线总部所在地的宋庄只有五里。汽车开进一座宽敞的大院停住，邓宝珊、周北峰下了车，看见林彪、罗荣恒、聂荣臻三位将军已经站在大门外迎候。
大家握手问候完毕，中共将领决定休息一夜再说，而周北峰却说：“不累，不累，我们还是现在就谈吧？”
于是，在周北峰的坚决要求下，双方立即开始了会谈。
聂荣臻先发言：“周先生，我们上次说得很清楚，1月14日午夜是答复的最后期限。我们普通过北平城内的同志多次催促，贵方迟迟不做答复，我们只好下达攻打天津的命令了，这次谈判就不包括天津了。你们有什么意见？”
周北峰有些怅然，他想到了来时的预感。此时他才注意到中共将领中刘亚楼将军一直未露面，估计是和攻打天津的战事有关。他用征询的目光望着邓宝珊，问：“怎么办？”
这是一个新情况，涉及到被围攻的天津的命运。邓宝珊回答：“用你的
电台发个电报，请总司令指示。”周北峰外出发电。邓宝珊问中共将领：“你们计划打多久？”“三天。”林彪不动声色地回答。邓宝珊不以为然地说：“三天？恐怕三十天也打不下来。”这时，聂荣臻以高亢的四川口音火爆爆地说：“三十天打不下来，那就
打半年、一年，反正一定要打下来！”
蒋介石希望把校级以上军官接出北平
因要等傅作义回电，14日下午的会谈中断了。当夜，北平中南海居仁堂内的博作义彻夜未眠。他给周北峰的回电仍是那句话：“请和邓先生相商，酌情办理。”
战报不断传来。刘亚楼指挥下的四野部队，只用40分钟就突破了国民党军号称固若金汤的天津城防，战斗很快发展到市区。到傍晚时分，天津守军被截成数段，彼此不能相顾，陈长捷不断告急，天津已守不住了，而傅作义仍处在矛盾中。
傅作义的矛盾在于，他想和，却又想为他自己、为追随他多年的部属争
取一个更好的出路，为此他要迫使共产党在谈判桌上做出更大的让步。历史的悲剧，往往在于一念之差。天津。14日深夜。陈长捷见大势已去，把林伟俦、刘云瀚、杜建时几位高级军官召集到警
备司令部地下室，做最后会商。四个人一致同意放下武器，停止抵抗。在这最后一刻，陈长捷还没有忘记向上峰请示，他要通了北平总部的电话，向参谋长李世杰询问“和谈”的情况，但李世杰一无所知，仍旧说：“再坚持两天就有办法。”陈长捷气得脸色铁青。两天？哪还有两天？他把电话摔在桌上，骂道：“让我们牺牲，作他们讨价还价的资本！”
杜建时说：“管不了那么多了，我们自己发表个‘和平宣言’吧？”其余三人默默无语。杜建时于深夜邀请天津工业界名士李烛尘、参议会议长杨亦周，商议写了份放下武器的“和平宣言”，由杨亦周在电台广播。当这个“和平宣言”在战火纷飞的城市上空响起时，已是15日凌晨。解放军正在扫荡残敌，战斗接近尾声。深藏在警备司令部地下室里的陈长捷忐忑不安，他的“和平宣言”还没有向傅总司令报告。
15日清晨，在他的指挥部外边响着激烈的枪声的时候，陈长捷再次要通北平总部的电话。这次接电话的是傅作义，陈长捷报告了战况和夜间会商和平的情况。傅作义在电话中略为沉吟，答道：“那就接洽和平吧。”语气无可奈何。
陈长捷手捏着话筒还想说什么，解放军战士已冲进地下室，几支枪口同时逼住他：“不许动！”陈长捷对着话筒本能地喊了一声：“他们来啦..”但他已经不可能再多说什么了，一位解放军战士劈手夺下了他的话筒。“他们来啦..”这是陈长捷作为军人，向他的长官报告的最后军情。电话的另一端，傅作义像被雷击倒的大树，跌坐在沙发里，话筒掉在地板上。他痛苦地闭上眼睛，眼角渗出两粒泪珠..
当海河两岸的枪炮声渐渐止息的时候，后来在历史上著名的“通县谈判”正式开始了。
16日上午9时，几辆吉普车停在邓宝珊、周北峰的下榻处。林彪、罗荣桓、聂荣臻以及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作战处处长苏静、华北军区作战处处长唐永健鱼贯而入。邓宝珊、周北峰与中共将领一一握手。周北峰等人注意到，挂在中共将领脸上的笑容比以前少了，会议室的气氛比往日凝重了许多。
邓宝珊、周北峰已知道天津被解放的消息。邓宝珊强作镇静，谈笑依旧，周北峰的限里却蒙上一层阴影。天津失陷，傅作义手中的资本更少了。
上午的谈判，双方进行意向性的发言。林彪复述了中共对和平解放北平的各项政策，但措辞较以前严厉：“我们希望傅作义先生真正拿出和平的诚意。可以坦率地讲，留给他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邓宝珊依然吸着香烟，一副成竹在胸的样子。他发言说：“我相信傅先生是有和平诚意的，否则就不会派我们出城了。但也希望贵军能谅解他的苦衷。现在北平城内大部分是国民党嫡系部队，傅先生自己的部队不多，一旦稳不住局面，就会出大问题。其次，有一个情况你们可能不了解，故宫城墙里藏了几万吨黄色炸药，国民党特务又多，要搞个爆炸，全城都完了。这些情况，傅先生不可不虑。时间拖得是长了些，情有可原嘛。”
中共将领们详细询问了城内情况。
聂荣臻最后发言说：“我们双方立场基本一致，下午可以开始进行实质性谈判了。”
双方没有异议。
下午继续谈判，就对傅部军队的改编原则与具体办法，以及“华北剿总”和部队中团级以上人员的安排等问题交换了意见。会谈一直进行到深夜，整理归纳出10项条款。周北峰认为，这些条款傅作义是能够接受的，原先他还担心中共会因天津战役而抬高要价，看来他多心了。一块石头落地，他变得轻松起来。
谁知会谈就要结束时，双方发生了激烈争执：何时正式公布《和平协定》？
林彪浓眉紧锁，语调中透出不可动摇的威严，他说：“我认为，协定签署后，应在三天之内公开发表，北平城内形势很复杂，以免夜长梦多！”他的意见得到罗荣桓、聂荣臻的支持。
但邓宝珊却坚持一周后发表。他说：“正因北平城内形势复杂，所以应给傅先生多留一些时间做好准备。你们应该相信傅先生，他有能力控制局势，但你们不要对他逼得太急！”
争论的结果，双方谁也说不服谁。最后邓宝珊提议，把两种意见一齐电报中共中央，请毛泽东主席定夺。
17日上午无事，等待中共中央的回电。下午，中共将领来到邓、周住处。
一见面，林彪便满面笑容地说：“邓先生，毛主席复电，指示我们尊重你的意见。那么，我们之间的分歧便圆满解决了。”
邓宝珊笑得很开心，附和道：“对，现在我们的意见完全一致。”
聂荣臻又对邓宝珊说：“关于绥远问题，党中央指示留待以后解决。如果北平的和平解放能够顺利完成，绥远的问题就好解决了。毛主席的指示是，将采取一切更缓和的方式解决。”
聂荣臻的话给会议室带来欢乐的气氛。会谈至此告一段落，随即双方代表签署了北平和平解放的初步协定。最后决定由邓宝珊陪同解放军苏静处长
进城，与傅作义做进一步会商，周北峰则留在通县联络。
当夜，聂荣臻设宴为邓宝珊饯行。中共将领中除了林、罗两位首长外，还有刘亚楼、陶铸出席作陪。刘亚楼的露面，使聂荣臻的客人感到一些小小的不舒服。对一位凯旋的将军，本应献上赞美之词，可是这种话无论是邓宝珊还是周北峰都难以启齿，他们极有分寸又合乎礼仪地与刘亚楼寒暄几句。刘亚楼当时只有38岁，英姿勃发，热情奔放，虽然战功赫赫，却不曾有丝毫骄矜傲慢之态。他的彬彬有礼，使邓宝珊、周北峰暗暗钦佩，深感中共人才济济，战胜国民党绝非偶然。
南京政府和美国一直注视着平津方面的动向，国民党的特务更是注视着傅作义的一举一动。
解放军和傅作义的代表在和谈期间，国民党南京政府及美国政府先后4次派人来到北平，对傅作义进行劝说，希望他从速率部南撤。
第一次是1948年12月15日，蒋介石派他的军令部长、原晋绥军高级将领徐永昌飞到北平，劝老朋友傅作义部队分两路南撤：一路是海路，由塘沽新港撤到青岛；一路是陆路，由天津、河北，经山东半岛的胶东到青岛，而后待命南撤。
傅作义盘算着，率领“中央军”和自己苦心经营了20多年的晋察绥嫡系部队南撤，走海路比较安全，走陆路要通过解放军层层包围，沿途伤亡将会很大，而且北方官兵到南方去，生活不习惯，何况自己又非蒋介石嫡系，把军队送给他以后，将来的状况很难预卜。
傅作义不能不想到卫立煌。东北是由蒋介石自己瞎指挥，断送给共产党的。东北“剿总”总司令卫立煌追随老蒋多年，已是他的嫡系高级将领，最后还是成为老蒋的替罪羊，被撤职查办，软禁在南京。而傅作义是被视为杂牌队伍的，去年到了万不得已时，蒋介石才把指挥华北几十万军队的大权交给他，南撤必无好结果。
于是，傅作义对徐永昌说，从今天实际情况看，已不可能冲出共军的包围，只有像苦守涿州那样固守平、津、察、绥了。
徐永昌对于傅作义的婉言回绝，没有办法，只有从天坛临时机场起飞，回南京复命。
第二次是1948年12月23日，即徐永昌回南京后的一个星期。蒋介石催促傅作义南撤之心未死，又派其子蒋纬国带着他的亲笔信飞北平。信的内容为：“双十二事变”上了中国共产党的当，第二次国共合作，是生平的一大教训。现在，你因处境又主张和共产党合作，我要借此一劝，特派次子纬国前来面陈，请亲自检查面陈之事项。
蒋纬国当面陈述了蒋介石的意见：只要傅作义由海陆两路撤至青岛，就可由美军援助南撤。蒋介石表示，“千军易得，一将难求”，一定正式任命傅作义为东南军政长官，统帅所有国民党军队。
傅作义先表示感谢“委座一番好意”，然后无可奈何地叹道：“现在已是四面楚歌，南下不可能了，只有与古城共存亡，以报委座厚爱。”
蒋纬国无奈地空着双手，飞回南京。
第三次是1949年1月6日，蒋介石又派了他的国防部次长、军统特务头子郑介民飞北平。郑介民除重弹徐永昌、蒋纬国的老调外，又补充说明，在北平的军统人员可密切配合南撤行动，并保证所属的军统人员，绝对服从傅总司令的指挥，就像服从蒋委员长的指挥一样。但傅作义仍以南撤已不可能，
惟有固守北平古城相答。
第四次是由美国亲自出面。就在国民党军队难保平津之际，美国派西太平洋舰队司令白古尔匆匆飞到北平，做傅作义的工作。白吉尔向傅保证：“我们美国今后将绕开蒋介石，直接支持阁下。美国海军还将在中国的渤海、黄海、东海沿岸，直接帮助您的部队南撤。”
值此解放军大兵压境之际，美国援助已难解燃眉之急。傅作义微笑着说：“我是南京‘国民政府’领导下的地方军政长官，怎好直接接受贵国援助？”
白吉尔意识到，对这位华北“剿总”总司令已不能再抱什么希望了，只好哀叹美国行将失去其在平津及华北的利益。
就在山穷水尽、无计可施的时候，蒋介石于1月17日晚给傅作义发来电报，内容大致如下：
你我相处多年，彼此相知甚深。你现在厄于形势，自有主张，无可奈何。现只求一事，即于18日起派机至平，接李文、石觉部少校以上军官和必要之武器，约需一周时间，望念多年契好，务予协助，并希即复。
傅作义拟了给蒋介石的复电后，立即找来王克俊商量对策。王灵机一动，拟了个致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的电报，告知蒋介石电报的内容，希望围城部队的炮兵，能阻止飞机着陆。
傅作义也觉得此法很妙，但为了保密起见，他要王克俊先发电给周北峰，再让周转给林彪、罗荣桓、聂荣臻3位将军。
1月18日，南京派来的飞机飞临北平上空时，北平城外的解放军炮兵严密封锁了天坛机场的空域，使飞机无法着陆。蒋介石企图空运嫡系部队将校级军官及部分装备的计划落空了。
“和平协议”与北平守军的混乱
经过双方和谈代表的通力协作，协议终于在1949年1月19日达成，具体协议共18条。平津前线司令部的代表苏静，傅作义方的代表王克俊、崔载之，分别在《协议》上签了字。
签完字，崔载之十分兴奋地说：“我们草拟协议的这个地方，就是当年袁世凯外交次长曹汝霖与日本公使签订丧权辱国‘二十一条’的地点。‘二十一条’签订的消息传开后，全国民怨沸腾，一片抗议之声。今天，我们这18条公布于众，人民一定会欢呼庆祝的！”
苏静笑答说：“一个卖国，一个爱国，人民群众当然是会区别对待的。”
《协议》全文如下：
为迅速缩短战争，获致人民公意的和平，保全工商业基础与文物古迹，以期促成全国彻底和平之早日实现，使国家元气不再受损伤，经双方协议公布下列各项：
1、自本月22日上午10时双方休战。
2、过渡期间，双方派员成立联合办事机构，处理有关军政事宜。组织与人选详见附件。
3、城内部队兵团以下（含兵团）原建制、原番号自22日开始移驻城外，于到达指定驻地约1月后实行整编。
4、移驻城外之部队可携带一星期之补给量，而后由联合办事机构负责补给。
5、华北总部成立结束办事处，其工作为对出城部队之管理约束，并与联合机构联合办理出城部队之补给事项，其结束之时间俟以上工作已逐步移交予人民解放军前线司令部及其补给机构接管完毕时为止。
6、城内秩序之维持，除原有警察及看护仓库部队外，根据需要暂留必要部队维持治安，俟解放军警卫部队入城后，逐次接替之。但傅先生仍停留必要之警卫部队。
7、北平行政之所有中央、地方在平之公营公用企业、银行、仓库、文化机关、学校等暂维现状，不得损坏遗失，听候前述联合办事机构处理，并保障其办事人员之安全。
8、河北省政府及所属机构暂维现状，不得损坏遗失，听候前述联合办事机构处理，并保障其办事人员之安全。
9、金圆券照常使用，听候另定兑换办法。
10、军统、中统情报人员停止活动，听候处理，除违背此项命令别有所图，从事破坏有确凿证明者依法处理外，一律不究既往。
11、一切军事工程一律停止。
12、在不违背国家法令下，保护在平各国领事馆、外交官员及外侨生命财产之安全。
13、联合办事机构成立后，即释放政治犯，原战场被俘高级军官于北平接管后一律释放（中下级军官可随时释放）。
14、原华北区伤患官兵之医疗、伤亡者之安葬、遗族之抚恤、军眷之安置，在双方协助下，仍由华北总部结束办事处分别妥为办理。
15、邮政电讯不停，继续保持对外联系（派军事代表检查）。
16、各种新闻报纸仍继续出刊，俟后重新审查登记。
17、保护文物古迹及各种宗教之自由与安全。
18、人民各安生从业，勿相惊扰。
东北野战军前线司令部代表苏静
华北总部代表王克俊崔载之
随后，苏静又将上述和平解放北平问题的实施方案写成14条要点，电报请示平津前线司令部林彪、罗荣桓、聂荣臻3位首长。林、罗、聂立即将苏静的电报及自己对14条的有关意见，电报请示中央军委和北平市委书记彭真、北平军管会主任叶剑英。
中央荤委于1月21日凌晨复电，同意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实施方案。同日，林、罗、聂联名给苏静发出指示信，就14条要点中的有关问题作出明确答复：同意成立联合办事机构处理过渡期间的军政事宜。此机构由7人组成，我方为主任，傅方为副主任；我方4人，傅方3人；我方以叶剑英、陶铸、戎子和、徐冰参加；傅方之3人由傅指定。德胜门外由杨得志部队与守城部队联系，西直门外由程子华部队与守城部队联系。一切干部必须经过我们同意及任命的原则下，同意来电所提意见。联合办事处系临时性质，接收完毕后，就一切归军事管制委员会。邮电不停，由我们派军事代表检查，各种报纸仍可继续刊出，但同时须重新登记审查。
就此，中共方面已经正式批准了和平解放北平的协议。
人们的注意力转向了派系机构复杂的北平城。
1月21日，傅作义决定召开高级将领会议，宣布和平解放北平的决定。
一大早，博作义就早早来到勤政殿，在殿门外遇到正在忙着的王克俊，他低声问：“都准备好了吗？”
王克俊对傅作义的早到，有点意外，但从总司令的眼神中，他捕捉到一种亢奋与沉重交织的复杂目光，他宽慰傅作义说：“请总司令放心，这里一切有我。总司令还是歇会儿吧，今天的会，大概挺费神的。”
傅作义点点头。他对这位聪明干练的部属一向倚重，此时，他用眼睛扫巡一下四周，语重心长地说：“你办事，我一向放心。不过，今天的事，关系重大，成败在此一举了，出不得半点岔子。”
王克俊笑道：“就那几个人，谅他们也拉不出硬屎了，您尽管放心好了。”
傅作义笑了笑，回到自己的办公室。
刚签字的《关于解决解决北平问题的协议》今天要向兵团师以上将领传达。王克俊按傅作义的指示，做了周密的准备，前天夜里，故宫午门前的两厢朝房里，已悄悄调进一个团，随时待命。在勤政殿四周，埋下了伏兵。早几天，在解放军代表苏静进城之前，傅作义就已命令警备司令安春山在全城加强戒备，严密监视中央军动态。
9点50分，前来开会的将领陆续到达，傅系将领有郭宗汾、梁述哉、张濯清等人，蒋介石嫡系将领李文、石觉最后走进会场。李文平日为人还较随和，这两天却脸色发青；身材矮小的石觉更是满脸杀气。二人走进大殿，目不斜视。
10点正，傅作义在李世杰、王克俊等亲信幕僚的簇拥下，走进会场。全体将领起立，行注目礼。傅作义还礼后，说：“请坐。诸位将军，今天有一件事要向大家宣布。我军与共军接洽和谈已有多日了，因一直未有结果，所以未向大家公布。前天，19日，我军与共军达成了一个《关于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协议》，和谈总算有了一个结果。..”
话音未落，李文、石觉一起跳起来，高声叫喊：“当降将，我们不干！”“决不投降共产党！”
会场气氛顿时紧张起来，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到傅作义身上。傅作义泰然自若，面带微笑地说：“二位将军，且莫性急，等听听这个协议不迟，现在请王克俊将军宣读。”
王克俊打开公文夹，高声宣读。读完，会场鸦雀无声。沉寂片刻，傅作义的目光扫视所有在场人员，开口道：“大家都听清楚了？有什么意见，可以发表。”
郭宗汾等傅系将领一一发言，说是和平解决，顺从民意，大势所趋，这是唯一的出路云云。
而李文、石觉却一言不发。
傅作义点名道：“李将军、石将军，你们有什么意见？”
李文沉着脸，说：“我说不出什么意见来。”
石觉冷眼扫视四周，傲然问道：“你们这样做，对得起领袖蒋总裁吗？”
傅作义冷笑道：“这个不忠的恶名，由我一人承担好了。我现在宁肯负他，不能负北平二百万黎民百姓，不能负追随我多年的弟兄。”
李文哼了一声，说：“可是，我们的弟兄怕是不会同意投降共军的。”
傅作义面带讥讽地调侃道：“噢？中央军里会有这样的人吗？”李文似乎受到了侮辱，他涨红着脸说道：“怎么会没有，就是克俊的部下，我们两个兵团的政工处长，他们有意见。”
石觉附和道：“他们不同意，我也没办法。”李文乘机起身道：“此事关系到生死存亡、军人的荣誉，我们还要和部
队从容商议。”说完，拉起石觉就往外走。傅作义把手一招，叫道：“二位将军且慢走，会还没有开完嘛。”李文、石觉头也不回地往外走，但在殿门口，就被两名警卫挡住了去路。王克俊笑吟吟地走过来，说：“没有总司令的命令，谁也不能离开会场。”石觉大声呼叫：“卫兵！卫兵！”可他随身带来的卫兵已不见踪影，只见大殿四周全是傅作义的士兵。李
文、石觉只得怏怏回到座位。李文问：“傅总司令，你莫非要扣留我们？”傅作义没有理他，说：“时间不早了，快到吃午饭时间了，休息会儿吃
饭，饭后再议。今天请大家吃曲园菜馆的清蒸甲鱼。”众将领纷纷起身向饭厅走去，李文、石觉六神无主，只得尾随着众人而去。
傅作义与王克俊交换了一个会心的眼色，王克俊趁大家去饭厅吃饭的功夫，匆匆离开勤政殿，来到自己的办公室，命令值班人员，火速通知师以上政工处长，15分钟内到中南海开会。
政工处长们风风火火地赶到。点完名，王克俊气势威严地说：“奉总司令的命令，有一个文件，即刻要向部队传达，在传达之前，要听听各位处长的意见。”然后他宣读《关于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协议》的条文。读完，王克俊目光烁烁，说：“大家都说说。”各处长们逐一表态。除李、石两兵团的政工处处长外，大家都表态赞成协议。
王克俊双手抱胸，居高临下地望着这两位处长，说“二位处长，有什么话请直说吧。”在周围气氛的无形压力下，两个处长显得惶惶不安，彼此看了一眼：“是战是和，该由主管们决定。事已至此，我们要求走。”
王克俊神色缓和下来，干脆地说：“可以，愿意走的，可以走。但有一条，由你们向部队传达这个协议，还要保证你们的部队不出事情，把工作做好，不响一枪，不伤一人，不毁一物，遵守纪律，圆满实施‘18条’以后，我保证请傅总司令把你们送上南京来接的飞机，保证你们的安全。否则..”
两个处长如释重负地说：“这点我们可以保证，说实在的，当兵的早不
想打了..”王克俊办完事，来到餐厅，附耳向傅作义汇报毕，傅笑着点点头。饭后继续开会，李文、石觉仍坚持要同政工处长商量。傅作义莞尔一笑，
轻松地说：“不必了，刚才在你们吃饭的时候，克俊已经召集了师以上政工处长会议，政工处长们对协议没有异议，只是你们俩的处长，提出要走。克俊已做了答复，在保证实施协议的前提下，可以走，他们已做了保证。是不是这样，克俊？”
王克俊点点头道说：“如果你们不相信，可以打电话问问你们的处长。”李文、石觉的脸都楞黑了。此时，他们方寸已乱，只得说：“既是如此，不必打电话了。我们要求走。”
傅作义慷慨地说：“走可以，我保证各位的安全，保证各位顺利地去南京，但条件是：你们的部队不能出问题。”略一停顿，他语气变了，“我傅某说话算数，但如果有人要捣乱..”
李文、石觉的心理防线已全线崩溃，他们连声说：“我们保证，部队不会出问题..”
傅作义的嘴角露出一丝笑容。
三天后，李文、石觉和“中央军”愿走的高级将领及北平中统、军统特务头子，从东单机场飞离北平。
北平实现和平解放的最后障碍被消除了。
傅作义向毛泽东敬礼，说“我有罪”
1月21日当天，傅作义宣布北平城内的国民党军队接受和平改编，并颁布《关于全部守城部队开出城外听候改编的通告》。双方达成的协议，由傅作义交国民党北平中央通讯社向国内外公开发表。次日，新闻界及各报纸就抢先发表了傅作义的文告及北平和平解放的实施条文。国民党中央社也发表了傅的文告。
北平大街小巷，大家争看公告，都在探询解放军入城的消息。男女老幼都洋溢着喜悦的心情。
1月22日，北平《平民日报》刊登了和平协议的主要条文。
北平市民看到协议后，纷纷奔走相告。人们欢呼：“北平解放了！”
大街小巷，人们围着一张张公告。凡是登有协议条文的报纸，一上街即被抢购一空。
压在人们心头的恐惧、苦闷似乎一下子消失了。
古都北平，呈现出一片和平景象。
同一天，国民党华北“剿总”的部队和人民解放军的攻平部队正式休战，国民党部队开始移驻城外。驻守南城陶然亭、先农坛一带的傅系骑兵四师师长刘春方，在部队出城开赴改编地点时，要求官兵一定要遵守纪律，出好城，保证不放一枪，不毁一物，不伤一人，给北平市民留下好印象。
到1月30日中午12点，除留守的一0四军一部和三十五军十七师担负各城门的警卫外，其余各部已陆续开赴城外，共计25个师，20余万人。
30日下午，傅作义率领他的华北总部，乘车离开中南海，回到北平西郊罗道庄的总部旧址。
1月31日下午，莫文骅将军率领人民解放军接防部队首先进入北平城区。
西直门的城门口，4名解放军战士在班长的口令下出列接岗。国民党的卫兵和解放军战士互敬军礼后，撤下岗哨。
人们围观着进城的解放军队伍，一片欢腾。
2月1日，北平出版的《人民日报》全文刊登了东北野战军司令员林彪、政治委员罗荣桓1月6日给傅作义将军的书面通牒。
通牒一一列举了傅部在进攻解放区时所犯下的罪行，指出：
“北平被围变更已月余，人民痛苦日益增重。本军一再推迟攻击时间，希望和平解决，至今未获结果。贵将军身为战争罪犯，如果尚欲获得人民谅解，减轻由战犯身份所应得的罪责，即在最后时机，遵照本军指示，以求自赎。”
..如果贵将军及贵属竟敢悍然不顾本军的提议，欲以此文化古城及二百万市民生命财产为牺牲，坚决抵抗到底，则本军为挽救此古城免受贵将军及贵属毁灭起见，则实施攻城。..城破之日，贵将军及贵属诸反动首领，
必将从严惩办，决不宽恕，勿谓言之不预。”
傅作义以前没看到过这份通牒，现在在报纸上看到通牒语气强硬，感到十分突然。他越看越气，愤怒、怀疑和担心袭上心头。
他的情绪变化很快被反映到人民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接着又反映到毛泽东那里。
2月3日下午，林彪、聂荣臻等与傅作义见面畅谈。傅作义得知了事情的原由，听到林彪说今后断然不会再有不利于将军的行为，并拟请他参加中央政府工作后，他心中的不满和疑虑消失了。
2月22日，傅作义和邓宝珊从北平乘一架民用飞机赴石家庄，再乘车转西柏坡见毛泽东。
毛泽东身穿粗布灰色棉制服，与朱德一起来到接待室。
傅作义见到毛泽东后，急忙走上去，先举手行了个军礼，然后与毛泽东紧紧握手。
“我有罪！”这是傅作义说出的第一句话。
毛泽东态度温和地说：“傅将军，你做了一件大好事，人民是不会忘记你的。”
当晚，毛泽东在与傅作义谈话时，又风趣地说：“过去，我们在战场上见面，清清楚楚，现在，我们是姑舅亲戚，难舍难分。蒋介石一辈子耍滑头，最后还是你把他耍掉了！”
听了毛泽东的这番话，傅作义心中疑虑完全消失了。毛泽东和共产党已经把他当亲戚朋友对待了。
24日，傅作义、邓宝珊回到北平。
1949年3月25日，毛泽东、朱德在北平西苑机场检阅人民解放军，特地邀请傅作义与邓宝珊参加检阅仪式。当看到受阅部队威武雄壮，清一色的美式装备，傅作义内心感受很深。几天后，在松柏常青的香山，傅作义、邓宝珊等人又一次受到了毛泽东的接见和宴请。令他感动的是，在3月下旬，中共军队释放了在张家口、新保安等战役中被俘的人员，对他们一律予以宽大处理，并送回北平。
1949年4月1日，傅作义向全国发出北平和平解放的通电：
中共中央毛主席、全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民主人士及国民党中的爱国朋友们：
北平的和平工作，自1月22日开始，现已圆满完成。地方未曾遭受破坏，人民的生命财产，没有遭受损失，文物、古迹、工商、建筑，也都得到保全。北平的和平解决，蒙全国各方所称许，认为是实现全国和平的开端。现在当全国和平商谈之际，在这个时候，我愿把我的认识和意见，向全国各方说明。
两年半的内战，我个人内心和行动，主观和客观，是在极端矛盾中，痛苦的斗争着。北平和平的实现，就是由认识到行动，自我痛苦斗争的结果。现在回忆既往，我感觉我最大的错误，就是执行了反动的戡乱政策。我们在实行所谓戡乱的时候，每天说的虽是为人民，而事实上一切问题，都是处处摧残和压迫人民。我们的部队，在乡村是给大地主看家，在城市是替特权、豪门、贪官、污吏保镳。我们不仅保护了这些乡村和城市的恶势力，而且还不断地在制造和助长这些恶势力。种种错误的恶因，反映在政治上，就是糜烂；反映在经济上，就是崩溃；反映在文化教育上，就是控制和镇压青年学
生的反抗；反映在社会上，就是劳苦大众的生活，一天一天的贫困，上层剥削阶级奢侈淫糜的享受，一天一天的增高；反映在外交上，就是依附美国；反映在军事上，就是由优势变劣势。所有这些都是因为违反了人民的利益，所以得不到人民的支持，最后为人民所抛弃。中国共产党为什么成功呢？这是因为共产党以工农大众和全国人民的利益为基础，在乡镇彻底解决了土地问题，得到了广大农民的拥护；对城市工商业，实行公私兼顾、劳资两利，铲除官僚资本，保护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共产党的民族联合政府的主张，已经得到全国各民主党派和人民的拥护。新民主主义不但科学的解释了革命的三民主义内容，而且正确的说明中国革命的过去、现在和将来。新时代的民主革命，已经不是属于旧的范畴，而是属于新的范畴，必须有工农阶级和代表工农阶级的共产党领导，才能保证革命政策的彻底执行和革命任务的彻底完成。共产党人既然对于历史有了正确的认识，又有为人民服务的艰苦奋斗的精神，所以一天一天的得到成功。正确的政策是真正和平的前提，也是真正和平的保障。所谓戡乱政策，既然完全错误，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既然完全正确，我们就必须公开反对所谓戡乱政策，真诚的实现和平，不应该再三徘徊，违背人民的愿望。北平的和平，就是遵从人民的意志与愿望，勇于自责，勇于负责的认识和行动，符合于正确的政策，符合于毛泽东先生所提出的八项和平条件，这种和平是真正的和平。一切有爱国心的国民党军政人员，都应该深切检讨，勇于认错，以此和平为开端，努力促使全国和平迅速实现。然后国家才能开始建设。今天，中国人民民主事业，是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团结全国各民主党派、国民党的进步人士和全国各民主阶层，共同奋斗。这已经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作义本此认识，今后拥护中共毛主席的领导，实行新民主主义，和平建设新中国。
傅作义
1949年4月1日
第二天，毛泽东欣然提笔给傅作义写了复信：
傅作义将军：
4月1日通电读悉。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发动反革命内战的政策，是完全错误的。数年来中国人民由于这种反革命内战所遭受的浩大灾难，这个政府必须负责。但是执行这个政策的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文武官员，只要他们认清是非，幡然悔悟，出于真心实意，确有事实表现，因而有利于人民解放事业之推进，有利于用和平方法解决国内问题者，不问何人，我们均表欢迎。北平问题的和平解决，贵将军大有劳绩。责将军愿意今后站在人民方面，参加新民主主义的建设事业，我们认为这是很好的，这是应当欢迎的。
毛泽东
1949年4月2月
傅作义的通电与毛泽东的复信，经新闻媒介传播，跨过长江，飞越天山，对敌人营垒的分化瓦解，对湖南、云南、绥远、新疆等地的和平解放，乃至对全国的解放都有着极为重大的影响。
鉴于傅作义将军的这一贡献，1955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授予他一级解放勋章，而且由毛泽东亲自给他佩戴到胸前。
傅作义由此成为千古功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