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运用对立统一规律观察客观世界，观察一切事物，正确地揭示了苦与乐的辩证统一关系，阐明苦与乐既对立又统一，两者相互对立，相互渗透，苦中有乐，乐中有苦，没有苦也无所谓乐，没有乐也无所谓苦，苦与乐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苦可转化为乐，乐也可转化为苦。人们所讲的“苦尽甘来”，“乐极生悲”等都是说苦与乐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的道理。
第一，苦中有乐，变苦为乐。毛泽东在《七律・长征》一诗中，形象生动地写出了红军长征的艰苦卓绝斗争和夺取胜利的喜悦心情，阐明苦与乐的辩证统一关系。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战略转移，经历25000里的长征。毛泽东说：“红军经历了无数艰难险阻，横渡中国最长、最深、最危险的江河，越过中国一些最高和最险峻的山口。通过强悍的土著居民区，跋涉荒无人烟的草地，经受严寒酷暑、风霜雨雪，在占全中国白军半数的敌人的追击下，通过了所有这一切天然险阻，并且突破了湘、粤、桂、黔、滇、川、康、甘、陕各省地方部队的堵截，终于在一九三五年十月到达了陕北”[12]。他在1958年12月还说过：“万里长征，千回百折，顺利少于困难不知多少倍，心情是沉郁的。过了岷山，豁然开朗，转化到了反面，柳暗花明又一村了”[13]。这说明红军长征，其行程之远，经历之苦，牺牲之大，不仅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在世界历史上也不曾有过。但是，在以苦为乐、为荣的红军指战员眼里，却是“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14]，一切艰难困苦，统统不算一回事。那绵延于江西、湖南、广东、广西四省之间的五岭山脉的一座座高山，只不过是大地上起伏着细微波浪罢了；那横亘在贵州和云南两省之间的气势雄伟的乌蒙山，只不过像在大地上滚动的泥丸罢了。“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15]。毛泽东用“更喜”和“尽开颜”表达了对胜利的喜悦，赞扬了红军藐视困难，敢于向困难斗争，而且能够战胜困难的英雄气概，歌颂了红军长征这一变苦为乐的伟大史诗。
红军为什么能在那样艰苦卓绝的长征中感到苦中有乐，能够克服种种困难，变苦为乐呢?这是因为他们自觉意识到在为国家的解放、民族的崛起和人民的翻身而奋斗，意识到今天的吃苦、个人的吃苦，是为谋求全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明天的幸福和欢乐。在长征路上，徐特立问董必武：为什么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还那么快乐?董必武回答说：“因为我们有伟大的前途。”可见，对一个树立了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人生观的人来说，为人民的根本利益而“吃苦”，确实是“虽苦犹荣”，心里总是愉快的，乐即在苦中；而以艰苦奋斗换来的快乐总是使人难忘艰苦的历程，苦亦在乐中。这也说明，苦与乐是相比较而存在的。苦乐相生，苦中有乐。我们要自找苦吃，自寻乐趣。
毛泽东曾指出：革命就得吃苦，不怕苦。怕吃苦，吃不得苦，就别革命。革命不经过艰苦斗争，又怎么能取得革命胜利呢?我们从事任何工作，不经过痛苦的磨炼，不进行艰苦的劳动，或者艰苦的求知，或者艰苦的生活，怎么可能干出优异成绩呢?世界上没有不费任何气力、不吃一点苦就能办成的事。要干出一番事业，要为社会发展或人类作出贡献，就必须艰苦奋斗。“苦尽甘来”。由苦转化为乐，需要经过艰苦努力。怕吃苦，吃不得苦，就不能实现向乐的转化。所以，真正的快乐只能由奋斗的艰苦转化而来。
自然，吃苦不是目的，而是为了变苦为乐。鲁迅说过：“人固然应该生存，但为的是进化；也不妨受苦，但为的是解除将来的一切苦；更应战斗，但为的是改革。”[16]这就是说，是为了变苦为乐，为了使人民获得欢乐。以苦为荣，以苦为乐，并不是安于贫苦，去当“苦行僧”，而是为了创造美好的未来感到快乐；现在吃苦，正是为了将来不吃苦、少吃苦而感到苦中有乐；个人和少数人经历困苦，正是为了换得他人和多数人的欢乐和幸福而感到欣慰。倘若吃苦的结果不能给人民带来利益、幸福和欢乐，还有什么“荣”可言呢?老吃苦而不能由苦转化为乐，还有什么“乐”可言呢?这种苦与乐的辩证统一的观点，是毛泽东苦乐观的一个重要特点。
毛泽东还指出，革命者要和人民群众同甘共苦，要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他在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说：“要勤俭建国，反对铺张浪费，提倡艰苦朴素、同甘共苦。同志们提出，厂长、校长可以住栅子，我看这个法子好，特别是在困难的时候。我们长征路上过草地，根本没有房子，就那么睡，朱总司令走了四十天草地，也是那么睡，都过来了。我们的部队，没有粮食，就吃树皮、树叶。同人民有福共享，有祸同当。”这里讲了领导作风问题，同时也阐明无产阶级的苦乐观是以集体主义为核心，是同人民的利益结合在一起，与人民群众同甘苦的。毛泽东一生，始终保持巨大的革命热情和伟大的献身精神，始终保持艰苦朴素，同甘共苦的品格。毛泽东在战斗年代，过着极其艰苦的生活。建国以后，环境条件虽有了好转，但他的生活仍是极为俭朴。他对饮食始终要求不高，吃的主食基本上都是粗粮，米饭里加点小米、赤豆或红薯、芋头，有时他吃一碗麦片粥或几个芋头，就是一餐。他身边的医务人员，为了他的健康制定菜谱，都被他拒绝了。毛泽东吃饭时总习惯地敲敲碗盘感叹说：“什么时候农民都吃上我这样的饭，那就不得了啦，那就太好啦。”医务人员有时建议他吃点名贵菜肴和补品，以改善和提高他的饮食水平。毛泽东则皱着眉头说：“要开国宴呀?你那些菜贵是贵了，贵了不见得就好，不见得就有营养。依我说，人还是五谷杂粮什么都吃的好，小米就是能养人。”[17]
1957年12月，有名卫士一次从农村探亲回来，带回糠窝头交给毛泽东。他掰了一块糠皮窝头，又把捂馊了的窝头放嘴里，眼圈红了，湿漉漉地闪着泪花。他叫把身边的工作人员喊来，大家都必须吃。毛泽东咽下几口，见有人还在嚼，便对大家说：“吃，每个人都要吃。这是农民吃的饭。你们比比你们吃的饭，要将心比心。”毛泽东思考着：我们是社会主义，不该是这样的。要想个办法，想个办法……他日夜想着如何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步伐，人民尽快过上富裕一些的日子。[18]
毛泽东以人民的苦为苦，以人民的乐为乐，同人民有福共享，有祸共当，要是人民群众过上富裕的生活，他就满意高兴了。
第二，乐中有苦，乐极生悲。毛泽东认为，苦中有乐，苦可转化为乐。同样，乐中也潜伏着苦的因素，也可转化为苦。他在1944年4月12日作的《学习和时局》的报告中指出：“我党历史上曾经有过几次表现了大的骄傲，都吃了亏的。……全党同志对于这几次骄傲，几次错误，都要引为鉴戒。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19]。同年11月21日，毛泽东给郭沫若的信说：“《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这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20]
这说明，苦与乐是相互渗透的。胜利、欢乐也潜伏着失败、痛苦的因素，胜利了如不防止骄傲，就会犯错误导致失败，就会吃苦头，就会变乐为苦。因苦得乐，因乐得苦，这是苦与乐相互转化的历史辩证法。我们革命者的任务，就是要创造条件，促进由苦向乐的转化，防止由乐向苦的转化。
毛泽东曾推荐读西汉著名赋家梅乘的《七发》。毛泽东说，这篇文章一开头就痛骂统治者的腐败。“楚太子有疾，而吴客往问之”,说太子年岁正轻，想来是由于你长期迷恋安乐生活，日日夜夜没有限制的缘故，以致邪气侵入体内，胸腔郁结，阻塞不通，心神烦乱，惊惧不安，五脏衰弱，听觉不灵，精神焕散，病势已深，长此不愈，则将生命不保。毛泽东认为，“且夫出舆入辇，命曰蹶痿之机。洞房清宫，命曰寒热之媒。皓齿娥眉，命曰伐性之斧。甘脆肥脓，命曰腐肠之药。”这些话一万年还将是真理。文中说的出入都坐车子就是瘫痪之兆，幽深和清凉的宫室是寒热病的媒介，妖姬美女是摧残生命的斧子，美味的酒肉是腐烂肠胃的毒药，这些话蕴含着深刻的哲理。迷恋安乐腐败的生活，必将早夭、丧身，这也是物极必反，乐极生悲。毛泽东说，文章最后一段，吴客讲“使之论天下之精微，理万物之是非”，这是医治疾病的“良言妙道”。毛泽东认为，梅乘《七发》是对腐败的统治者投以批判的匕首。只贪图享乐腐朽的生活而不愿艰苦奋斗的人，就必然导致腐败、困苦的结局，这时享乐便转化为痛苦。孟子说：“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21]真正的人生痛苦或人生悲剧常常是由于贪图享乐造成的。“福兮祸之所伏”，“乐极生悲”，就是讲的这个道理。
第三，劳动是苦转化为乐的一个重要条件。对劳动，历来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认为是苦，一种认为是乐。在剥削阶级看来，劳动是人生的痛苦事，他们厌恶劳动，不劳而获，贪得无厌，骄奢淫逸，极度享乐，过着寄生的生活。因此，必然走向腐败，由乐转化为苦。无产阶级则认为，劳动是人生的最大快乐。劳动是快乐的源泉，没有劳动就不能创造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就不能享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快乐。人们只有在改造自然和社会的劳动斗争中才能真正感受到快乐。李大钊说得好，“人生求乐的方法，最好莫过于尊重劳动，一切苦境可以由劳动得来，一切苦境可由劳动解脱。”[22]毛泽东强调干部要参加劳动，认为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一个极端重大的问题，“是共产党人免除官僚主义，避免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确实保证。”
毛泽东还强调高级干部对自己的子女要严格要求，要经受艰苦的劳动锻炼，要在大风大浪中经受考验，才能健康成长，真正成才。1957年9月，毛泽东来到武汉，住在东湖甲舍。一天，他同前湖北省委副秘书长梅白谈起领导干部子女的教育问题时，问梅白，“你记得曹操评汉献帝的话吗?”梅白答道：“记得。有这样两句，‘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他说不错，你读书不少。现在有些高级干部的子女也是“汉献帝”，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娇生惯养，吃不得苦，是温室里的花朵，有些是‘阿斗’呀。中央、省级机关的托儿所、幼儿园，部队的八一小学，比孩子们相互之间坐的是什么汽车，爸爸干什么?比谁的官大官小。这样不是从小培养一批贵族少爷吗?这使我很耽心呀!他还说，现在，部队的学校，整天学专业，学点马克思列宁主义好不好?我想，第一，最根本的东西还是马列主义，要学习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要学会做人；第二，要实践，到工厂去，到农村去，到工农兵中去，要经受艰苦的实践锻炼，在大风大浪中经受考验。他指出，有的领导干部让自己的子女跟着去北京、上海开会，这样很不好。他还特别指出：高级干部的子女不管好，“总有一天要犯罪的”。干部子弟要经受艰苦锻炼。岸英生前学过农，学过工，后来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牺牲了。当时，我对彭老总说，岸英到志愿军去作战，对他要严格要求，不要照顾，他是去保卫祖国的，不是去做客的。彭老总带岸英去前方，我心里踏实多了。干部的模范作用，共产党员的先锋作用，这就是党风，党风就这样发生作用。不这样，如果光号召别人赴朝鲜作战，我毛泽东的儿子呆在保险柜里，当贵族，这就不行嘛。我的长子岸英参加志愿军，死在朝鲜战场上，我是光荣的。
关于干部子女的教育问题，毛泽东还多次讲过。1959年冬天，毛泽东读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说：“我们的干部子弟很令人担心，他们没有生活经验和社会经验，可是架子很大、有很大的优越感，要教育他们不要靠父母，不要靠先烈，要完全靠自己。”1964年7月，一次他在同侄子毛远新的谈话中说：“你就喜欢舒服，怕艰苦。你就知道为自己着想，考虑的都是自己的问题。你父亲在敌人面前坚强不屈，丝毫不动摇，就是因为他为了多数人服务。要是你，还不是双膝下跪，乞求饶命?我们家许多人，都是被国民党、帝国主义杀死的。你是吃蜜糖长大的，从来不知道什么是吃苦。你将来不当右派，当个中间派，我就满足了，你没有吃过苦，怎么能当左派?”毛泽东还批评说：“你就喜欢人家捧你。嘴里吃的是蜜糖，耳里听的是赞歌，这是最危险的。你就喜欢这个。……是否只和干部子女在一起而看不起别人?……”毛泽东在谈到培养革命接班人的时候，也曾多次强调党政干部尤其是高级干部要对自己的子女严格要求；对社会青年，也要带动他们的父母好生教养子女，从小做起，毫不放松：对青年学生，要进行实际锻炼，必须经受艰苦考验。他引用《马援诫兄子严敦书》，对子弟要进行“廉公谦约”的教育；还引用了刘备临死前给后主刘禅的遗诏，告诫刘禅“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用这种防微杜渐的办法教育子女，是古人教育子女的一种成功经验。
1967年，毛泽东推荐读《战国策・触说赵太后》一文说：“这篇文章反映了封建制代替奴隶制的初期，地主阶级内部，财产和权力的再分配。这种分配是不断地进行的，所谓‘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就是这个意思。我们不是代表剥削阶级，而是代表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但如果我们不注意严格要求我们的子女，他们也会变质，可能搞资本主义复辟，无产阶级的财产和权利就会被资产阶级夺回去。”这是个值得引起注意的问题。如不重视它，不正确地加以解决，毛泽东所指出的危险性并不是不存在的。这篇文章，在分析众诸侯没有一个子孙三世保持住王位的原因时说：“此其近者祸其身，远者及其子孙，岂人主之子孙则必不善哉，位尊而无功，俸厚而无劳，而挟重器多也。”二千多年前的古人，封建帝王凡是有识之士都认识到，对自己的子女不能让他们“位尊而无功，俸厚而无劳”，只有为国家多作贡献，才能使自己的地位子孙相继。
毛泽东对子女很疼爱，但要求非常严格，从不允许他的子女搞特殊，更不允许打着他的旗号谋私利。他多次要求他们到工厂、农村参加劳动，要和群众打成一片；要独立生活，做一个普通劳动者；要扎扎实实地工作，堂堂正正地做人。他的长子毛岸英，1946年从苏联学习回国后，毛泽东曾语重心长地对他说：“在中国，不懂得农民，不了解农村情况，就不晓得中国的实情。要知道没有贫农，就没有革命，任何时候，千万别忘了农民啊!”毛泽东送他几件带补钉的衣服，让他到农村学习，做劳动者，上“劳动大学”。毛泽东很喜欢他的小女儿李讷，但对她的要求很严。李讷自小就吃机关大食堂，考上大学后，吃住都在学校，集体宿舍6人或8人住一屋，星期天自己骑车子或乘公共汽车、电车回家。三年困难时期，毛泽东的女儿也是挨饿。有一个星期天，李讷回到家里一起吃饭，她把桌上的饭菜狼吞虎咽一下子吃光了。毛泽东见此情景深深叹了两口气，无不忧伤地说：“我和我的孩子都不能搞特殊，现在这种形势尤其要严格。”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叫李讷下去生活在工人农民中间，到江西进贤县中办五七干校劳动锻炼。
毛泽东多次提出关于干部子弟的教育问题，认为必须引起高度警惕，娇生惯养，吃不得苦，社会主义事业将毁于这些人手中，乐就会转化为苦。
《触说赵太后》的历史经验，毛泽东的这些话，蕴含着苦与乐辩证关系的深刻哲理，是有深远意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