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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齐得平――本世纪最珍贵的档案文献






  齐得平

  齐得平, 1933年生,河北平山人。1950年到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处做档案工作。1961年起专做泽东、刘少奇手稿的保管和研究。中央档案馆研馆员,曾任手稿科科长,中共中央档案资料保管副处长,利用部副主任。参加了《毛泽东书信手选》、《毛泽东题词墨迹选》、《毛泽东手书古诗选》的编辑。发表有《亲切的回忆深情的嘉勉》、《诚挚的友谊》、《谈毛泽东书信的收集》等章。

  齐得平有辨证毛泽东手迹专家之称,由于工作关系,我们同他经常联系。近水楼台先得月,便有了这篇有意思的文字。看了这篇谈话,您会觉得――毛泽东研究的领域大得很呢!

  关于毛泽东手稿、文稿概况

  访问人:据我们所知,广大读者对毛泽东的手稿、资料的有关情况,包括它的收集、整理以及保管非常关心,您长期从事这项工作,获得了一些研究成果,能否给我们谈谈这方面的一些情况?

  齐得平:可以。关于毛泽东的文稿,包括他的手稿、抄件、讲话记录和报刊上发表的文章等,有几万件,如果每件平均1000字,就是几千万字。这是毛泽东给我们留下的一份非常宝贵的精神财富,尤其是毛泽东手稿是宝中之宝,是无价之室。他老人家一生读书不辍、著述不辍,基本上都可在这几万件文稿中得到反映。

  访问人:有一次,听王明哲同志说,毛泽东的文稿有4万多件,这比你的估计要多一些。

  齐得平:是算法不同的缘故。王明哲同志说4万多件,其中包括毛泽东阅览的部分文电和报刊。

  访问人:毛泽东的手稿,保存最早的是哪一年的?

  齐得平: 1912年学生时代一篇作文《商鞅徙木立信论》和1913年的《讲堂录》,这是建国后征集的。在我们党的档案中,能大量见到毛泽东的手稿是1940年以后的事。1939年以前个别的也有,比如1922年6月20日致施复亮并团中央的信,1931年7月30日准备攻击东固,龙冈的决定,8月8日消灭龙罔之敌的命令, 1937年5月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作的结论《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 1938年2月23日毛泽东起草的《战略意见》等,总之,留存下来的手稿是很少的,大量的是电报抄件。

  访问人: 1937年、1938年毛泽东的书信已经有手稿了。齐得平:毛泽东的书信好多是后来收集的。现在我馆收藏的毛泽东1913―1939年的书信有50多封。信发出去,有心人会留下,也就保存了下来。电报稿的情况不同,全部是在我们党的档案文件中保存的。我曾问过搞秘书工作的老同志,为什么毛泽东的电报手稿在1939年前很少, 1940年以后才多了起来?他们说,那时有个为了携带方便和保密的规定,凡是发出的电报,都集中抄在本子上,原稿烧掉。到1940年,大概由于环境好了一点的缘故,不再把电报原稿烧掉,而是保留下来。访问人:这是谁讲的?齐得平:这是原来在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工作的常可均同志说的,他在那儿工作了许多年, 60年代曾调到中央档案馆工作。我觉得他说的合情合理。访问人:看来这个违反保密制度,是坏事变成了好事,为我们后来保管和整理党的文献提供了方便。齐得平:这确实是为后人编辑出版党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文献保留了最可靠的依据。毛泽东起草的电报和文件不只用他自己的名字,而多是用中央的名义,军委的名义,还有几个人联名的,如“毛朱王”“毛周”“洛毛”“彭毛”或以别人的名义发出的。毛泽东的手稿保存下来,一看就明白是毛泽东起草的。1939年以前的就难办,除了中央会议记录上记载的毛泽东的发言,或写明致×××电为毛泽东起草的外,大量的署名“中央”“军委”的电报,还有几个人联名的电报,就不好确定是不是毛泽东起草的了。访问人:二战时期的就更加难办,从1927年毛泽东上井冈山,到1935年10月到达陕北,只有少数几份毛泽东手稿。有些电报尽管多人署名,但其中毕竟还有不少是毛泽东起草的。最难办的有些文稿署的名字不是毛泽东,但根据当时的情况分析,极可能是毛泽东起草的,同时这些文稿又很重要,比如,四渡赤水是毛泽东的得意之笔,但查遍毛泽东的所有档案只有两份非常简单的电报。大量的电报都是朱德等署名发布的。非常遗憾!齐得平:这是很难办的,只能从逻辑上、思想、语言特色上去分析,毛泽东的东西和其他领导人不一样,有他的特色,但分析总归是分析,还不能更直接更确凿地认定哪一份电报是毛泽东起草的。这是1939年以前没有保留下手稿给我们今天造成的困难。

  毛泽东书体的发展和演变访问人:根据你多年的接触和研究,毛泽东书法的演变过程大体可以分几个阶段,如早期是什么模样,二战、抗战、解放,直至建国后各是什么模样?齐得平:根据我的观察,毛泽东书法的演变,可以分为三个阶段。青年时代可谓第一阶段。这一阶段我馆收藏的1920年前的30多封书信的手迹,多为楷书,字体工整有力,有些写的特别工整,如《商鞅徙本立信论》,《讲堂录》中的“离骚经”,1916年1月28日和1916年2月19日给萧子升的两封信, 1917年春为萧子升读书札记写的《一切入一》序、1919年春给日本白浪滔天的信, 1918年8月11日给罗学瓒的倍, 1919年4月28日给七、八舅父的信等。充分体现了青年时代毛泽东书法功底之深。其字形1916年前略长,之后字型略扁。1921年到1949年,可谓第二阶段。在建党初期,特别是在三、四十年代那战火纷飞的环境中,他运筹帷幄,起草文电时的注意力是如何把党建设好,把军队建设好,把根据地建设好,领导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推翻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国,而不在书法。为使机要人员传达准确迅速无误,他起草的文电多是行 (书)而不是草。从他写下的大量文电中,也可以看出他的书体是在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发展变化着。如 1922年6月给施复亮并团中央的信,1923年9月给青年团中央的信等,同以前相比,又有变化,变的有点像后来的字形。从我馆收藏的手迹看,毛泽东书体在30年代中后期已独具风格。如1936年读《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的批注, 1937年致范长江的信、致文运昌的信等,字体清秀,字形略长,上下自左向右略有倾斜。1941年以后变为自右向左略有倾斜,如1941年致毛岸英、毛岸青的信及其前后起草的大量文电等。以后还在不断变化。1949年进北京以后,可谓第三阶段。进北京后,情况变了,条件好了,老人家除起草公务活动的文电外,还写了一千多封回复亲朋故旧和宿不相识的群众的信。从中可以看到他的字越写越好,越写越草。然而,他的复信是视对象而别。给高级民主人士、老先生、科学家、教授等的书信多为草书,有些写得非常之草。反之,对文化程度低的人,字都写得比较清楚工整。

  访问人:毛泽东的字变化显著的是哪几年?

  齐得平:毛泽东的书体,从学生时代到五、六十年代有很大变化。一般来说,年代相隔越远,其变化越是明显,然而,其变化又是逐步的。时间相离越近,其变化越不明显。但是,细心观察是可以看出其变化轨迹的。除前边说的以外,明显的变化我认为就属50年代了。一个不知道毛泽东青年时代字体的人,用来同他五、六十年代的手迹相比,就不晓得是出自他一个人之手了。

  访问人:是不是有笔的问题,比如说买了一批好笔,写出的字比较清秀?

  齐得平:笔有关系。新笔写的字笔锋更明显更突出。我看主要还是他的功力和字体变化。毛泽东的字体变化,除从其总体上观察外,还有一个明显的变化,就是他的签名,你们看1943年以前“毛泽东”的这些签名,“毛”字一般都是从上面下来,再这么一转,一笔写出来。1943年以后,“毛”字写成四笔,先点三点,然后竖弯勾,分四笔写出来。到1948年、1949年,又变了,从1948年2月他修改中央一个文件时写的几封信到1949年9月给宋庆龄的信、任掘时的信,“毛泽东”三个字同以前相比,“毛”字变化不大,“泽东”二字变化比较大。

  50年代以后,毛泽东的字又发生变化,写得非常之好看。

  访问人:这是不是和他50年代以后练字有关系?

  齐得平:有关系。进城以后,毛泽东的工作虽仍然十分繁忙,但客观条件比进城前好多了,可以看到历代书法家的碑帖,当时中办秘书室陈秉忱同志就专门为毛泽东购买书籍,收集字帖,收藏各种碑帖数百部。50年代毛泽东休息时书写了数百首古诗词,一首诗往往书写5、6次,6、7次,甚至10来次。他作诗词也多是书写许多次,多为草书,而且很规范。毛泽东的书法最好的时期是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例如他书写的诗词,给华罗庚、章士钊的信件等,都非常漂亮,非常之美,达到自然传神之境地。一位朋友对我说,看毛泽东手迹是一种享受,看过后再看,还想看,每看一遍都受到启迪。

  访问人:毛泽东练书法,他主要学哪家的字体?

  齐得平:从我馆收藏的毛泽东1920年以前的手迹,特别是1916年前的手迹看,他青年时代习魏碑, 1949年进城后他收集阅览了历代名家字帖。我以为他是博采众长,不是专门摹仿哪个人,毛泽东之所以成为深受广大读者喜爱的现代书法家,一个是他的勤奋,有好的功底,再一个是他吸收了古人前人的长处,继承了中国书法艺术的传统,写出了自己的风格。我看毛泽东的字,谁的也不是,是自成体系,就是他自己的,可以叫“毛”体。

  访问人:研究毛泽东字体的变化,有什么意义和用处吗?

  齐得平:书法是一种艺术。研究毛泽东书法,可以得到启迪,就毛泽东手稿的管理工作来说,搞清楚他的字体变化,对判定毛泽东写的文电和书信的年代有很大用处,在毛泽东起草的文件、电报和他的书信里,有许多当时没有留下年代,只写了月日,有些只写明日,连月份也没有写,个别的连日也没有。我们在整理这些文件时,碰到的最大问题就是首先判定年代。准确判定一个文件的写成时间,才能知道它当时起的作用,也才能在现在继续发挥它的作用。判定年代一个是考证文件内容,还有一个就是看他的字体变化。比如1943年12月24日给刘少奇的信,原件没有写年,只有月日,从内容看,写这封信,肯定是刘少奇在延安,不可能是刘少奇还在华中或其他地方的时候,刘少奇是1943年1月初回到延安,这封信应是1943年或1944年的;从毛泽东的字体看,放在1943年也比较合适。但这样还不能完全肯定,究竟是1943年的还是1944年的?我又拿来其他的文件对照,结果发现,1943年12月24日同一天,毛泽东还给彭德怀写了一份电报,用纸完全一样,字也完全一样。最后定为1943年12月24日。又比如给符定一的两封信,是1976年8月吉林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在整理图书时,从一本线装书的夹页里发现经吉林省委办公厅交来的。这两封信,一封年月日全有,写的是1936年11月28日,附有信封,写的是”剑英同志转陈符字澄先生收 毛寄”。另一封没有年代,只有月日,为9月30日。从字体看,我认为这两封信不是1936年的,而应是1946年的。为了判定这两封信的写成年代, 1981年我还曾向1946年在北平执行部工作过的中直党委书记刘华峰同志请教,他同意我的看法。1983年编辑《毛泽东书信手迹选》时,准备收入9月30日那封信,还是把它当作1936年的。我反复看了信的原稿,仍觉得9月30日那一封的笔体不是1936年的,应是1946年的,但我手头没有资料可查,不知道符定一具体历史情况,他究竟哪一年去过延安或和毛泽东联系过。1983年3月召开专家会议讨论书稿时,我在会上把这些疑问提了出来,并建议向符先生的家属调查。随后,中央文献研究室找到符定一之女符德芳,得知其父 1946年夏应毛泽东的邀请到延安。不久其父先回北平,稍后她回北平时带了毛泽东9月30日给符定一的这封信。调查结果证明我的看法是对的。这样的例子是不少的,如果熟悉了毛泽东字体的变化,对他那些不好判定年代的文件,大致可以划定年代。访问人:除从文件内容考证和从字体变化判定这两个方面以外,还有没有其他的参考证据?齐得平:还有一个方面,就是从毛泽东书写用的材料上加以判定。比如1947年1月16日给陈■昆的信,这封信原来也没有年代,从内容和字体看,不早于1945年,也不应是1948年, 1946年也不是,因为他这时还在张家口,没到延安。于是我拿出当时的文件一对照,和1947年同时写的几份文件在用纸上对上了,上下宽窄,裁纸的刀口也对上了,毛泽东在那一段时间用的是同样的纸,这也是比较准确的。又如,1943年毛泽东为劳动英雄的题词,个人交来时有不同说法,有说是1941年的,有说是1942年的,有说是1943年的,前后相差3年。但从所用材料看,都是写在印好的同一规格的布质奖状上的,字体相同,像是同时写的,不可能相隔3年。于是我查了西北局的有关档案,又查阅了延安的《解放日报》。1943年2月3日《解放日报》登载了毛泽东为王震等21位劳动英雄的题词,题词内容也对上了,这就判定了这些题词的年代。总之,从文件内容考证,毛泽东字体判定,再加上用纸和其他材料的参考,毛泽东手稿的大致年代一般能判定了,这为我们整理、编辑和研究毛泽东的文稿提供了条件。

  毛泽东手稿保管工作沿革

  访问人:你从哪一年开始接触毛泽东手稿?齐得平:我原来在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处(1954年改名为秘书局)工作,秘书处住在中南海外,分管文件和历史档案, 1954年经党中央批准实行文电合一管理。这是我们党的文书档案工作的一项重大改革。随后我们到中央办公厅接收了1949年以前党中央的历史电报,我就是从那时开始接触毛泽东手稿的。接收之后,我们将这个时期的文电重新进行了整理。

  访问人:在这段整理档案中,你们把毛泽东的手稿单独分出来了吗?

  齐得平:还没有。 1959年中央档案馆成立,我跟随我保管的中央档案一起进馆。为编辑《毛泽东选集》第四卷提供文稿, 1959年底,中央档案馆副馆长裴桐让我把1945年8月日本投降到1949年9月前的毛泽东讲话搞一个目录出来,我照办了。新年过后,中共中央档案保管部30多人全体动员,突击搞了一个月,把解放战争时期的所有文件全部查了一遍,把毛泽东起草的全部文件都做了卡片,编了目录,并推荐提供了许多文稿给编委会。这个工作完成以后,档案馆领导决定把毛泽东的手稿单独管起来,一同考虑的还有刘少奇的手稿。领导决定让我作这项工作。从这时开始,毛泽东的手稿专门有人管了,我的一生也就交给了毛泽东手稿的管理工作,除在“文革”一段时间外,我一直做这个工作。

  访问人:领导上让你管理毛泽东手稿,当时给你交待了什么任务,或工作内容一类的项目吗?

  齐得平:为做好这项工作,领导曾召开会议具体研究如何做好手稿的管理问题。裴桐同志提出:“一、全面收集毛主席、刘主席的著作(手稿与非手稿)与反映两个主席思想的材料(按收集手稿著作范围),目前要为《毛选》增订版和刘少奇同志选集收集稿件。二、熟悉两个主席的历史和他们的著作,研究他们的重要著作中的思想发展,汇编材料。三、整理编目,编制参考工具书,保证查找工作顺利进行。四、保护原槁,作好保管工作。”几十年来,我一直是按这个要求工作的。

  后来,在“文革”中,我也受到冲击,给扣了“盗窃机密”的帽子,还被开大会批斗。这些不说了,反正后来平了反。我于1969年1月到江西中办五七干校劳动,一直到1975年才又回到馆里来。这时的机构全变了,原来的中央部、国家部都没有了,我被分配在业务组工作,参加解放前后的中央档案的保管工作。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曾三等老领导回馆来主持工作,将机构作了调整,成立了中央处、国家处。处下设科,手稿科就是这时成立的,我任手稿科科长,专门保管和整理毛泽东手稿。这时,档案接收也越来越多,毛泽东手稿的数量也大大增加,亟需整理。我根据“文革”前的经验,提出整理方案,将毛泽东文稿分为九类:一是毛泽东起草或署名的文电,他修改的文电和同别的领导人联合署名故文电;二是毛泽东的文章和他修改的别人的文章;三是毛泽东的书信;四是毛泽东的题字题词;五是毛泽东的自作诗词,代别人修改的诗词和书写的古诗词;六是毛泽东的讲话稿和记录稿;七是毛泽东的选集、文集;八是毛泽东阅批的图书;九是他的其他手迹。这个方案经馆领导批准实行。

  访问人:你觉得,毛泽东手稿的保管工作是不是非常重要?

  齐得平:我一直做这个工作,我清楚,非常重要,毛泽东手稿是我党一笔非常宝贵的精神财富。为什么这样说呢?首先,毛泽东不是一般人,也不是一般的领导人,他是我们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通过他的手稿可以反映他一生的活动,也反映了党的主要活动。再一个,从毛泽东思想发展史讲,这也是毛泽东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体现,反映这个结合的,最能体现的还是他留下的大量手稿和文件。还有一点,就是我们保管好毛泽东文稿的目的是为了用,用它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为出版毛泽东著作坚持和正确宣传毛泽东思想服务。为了说明这项工作的重要性,下边介绍一些情况,或许对了解这项工作的重要性是有益的。在60年代初,为增订《毛泽东选集》,我向领导推荐了毛泽东于1941年写的一篇重要文章,毛泽东非常重视此文,他看后批给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陈毅等同志传阅。在批示中写道:“这篇文章是在延安写的,曾经送给刘少奇、任弼时两同志看过,没有发表。送出去后也就忘记了。1964年有人从档案馆里找出这篇文章的原稿,送给我看,方才记起确有这回事。”后来我看到毛主席他老人家的这个批示高兴极了。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80年代初,我汇集了《毛泽东未发表的关于批评与自我批评的部分论述》、《为什么(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这两份资料刊登在我馆编印的供中央领导同志参考的内部刊物上。前者说明毛泽东对自己是一分为二的,它有助于正确的评价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功过;后者是我党历史上一次成功的经验。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本来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1982年,我发现毛泽东1963年修改的一篇文章中亲笔写下的“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论断,十分高兴,立即向领导作了汇报,将毛主席的这一手迹复印报送中央。根据中央领导同志指示,中共中央党校《理论动态》出专刊发表了这一手迹,当时在党校学习的老同志争相传阅。毛主席这一科学论断的手迹“受到中央领导同志和思想理论界的重视”。

  1983年初,我在刚从一个单位接收来的档案中发现毛泽东1965年在《农村调查》一书清样中,亲笔写的一篇关于认识论的按语,推荐给中央文献研究室,该室领导很重视。为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90周年,我同我馆耿仲琳同志多次研究,于1983年12月将毛泽东同志1941年写的一篇重要文章中关于自由是必然的认识和世界的改造一段编印在本馆供领导参考的内部刊物上,胡乔木同志看后即批示在1983年12月25日《人民日报》上发表。以上两件,1986年以《错误的认识往往是正确的先导》、《自由是必然的认识和世界的改造》为题收入《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中。

  长期的工作,我深感从事毛泽东手稿的管理工作是很荣幸的,任务是艰巨的,要做好这项工作是不容易的。要做好这项工作,要充分认识它的重要性,要熟悉研究文稿内容,除根据有关部门的要求作好服务外,在了解到有关部门或社会需要的情况下,还可以主动地有目的地向有关部门提供所需要的有关文献资料,更好地发挥毛泽东文稿的作用。因此,我觉得这一工作,是一项非常有意义的工作。

  关于毛泽东手稿的保存访问人:我们想再问一个问题,这也是广大读者十分关心的,就是毛泽东的手稿形成已经有50年,甚至70年时间了,现在保存情况怎么样?齐得平:可以让大家放心,毛泽东手稿保护得非常好,有专人管理,专库存放,为了保护原稿,同时也为了研究和提供查阅,我们不仅搞了复制件,还搞了缩微,非经特别允许是不动用原稿的。访问人:从保存的角度讲,毛泽东手稿可以保存多少年?齐得平:如果不出意外,大部分保存几百年没有问题。因为毛泽东手稿的用纸多是宣纸,在所有纸品中,宣纸是最好的,手稿绝大多数是用毛笔写的,所以可以长期保存。为了保存好这些珍贵档案,保管条件现在有了很大改善,基本上做到了恒温恒湿。总之,广大热心的读者可以放心。

  访问人:谢谢您告诉我们这些情况。1993年5月15日于前毛家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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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高菊村――毛泽东和韶山“情结”






  高菊村,1936年生,湖南泪罗人。自1965年起一直在韶山工作,曾任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馆馆长,现任湖南省韶山管理局副局长、湖南中共党史学副会长、湖南毛泽东思想研究会常务理事。主编的著作有:《青年毛泽东》、《韶山吟――古今名人墨客咏韶山》、 《风景名胜・韶山》、《毛译东故土家族探秘》等。

  韶山因毛泽东而闻名,还是韶山养育了毛泽东?恐怕不是一两句活能说清的。湖南人说,韶山出了个毛泽东,陕北人说,中国出了个毛泽东。我们还是借用高菊村的话:毛泽东――韶山,日月同辉!这篇访谈录是我们趁高菊村来京出差的机会采访到的。

  韶山给了毛泽东很多

  访问人:毛泽东生于韶山,长于韶山,但他不仅仅属于韶山,而属于中国,在某种意义上说,又属于世界。韶山因为他的出现而闻名中外,走向繁荣。那么韶山曾给了他什么?

  高菊村:韶山给他的东西很多,对他的影响深远。可以说,没有韶山昔日的影响,就没有今天的毛泽东,他在韶山的经历,关系到他的一生。他在这里诞生,从这里启程;他的思想、个性、人格,在这里奠定根基,起源发迹。

  访问人:请说说少年毛泽东的思想、性格的问题。

  高菊村:毛泽东的童年和少年,在韶山度过, 1910年秋快满17岁才离开。对于他这段历史情况和故事,已有许多宣传介绍,然而对他当时的思想性格,却缺乏应有的重视和研究。我也是近几年来才注意到它。我认为,少年毛泽东的思想、性格的根本内核是:思想上,爱国爱民,忧国忧民,立志救国救民;性格上,刻苦追求,奋发上进,从不屈辱盲从――这便是独立思考、勇敢抗争。

  访问人:他当时这种思想、性格是怎样形成的?

  高菊村:这就离不开社会环境,韶山的人和事。具体说来有6个方面。

  第一,外祖母家。我先讲这个,人们也许会感到意外和奇怪;但殊不知这正是毛泽东经历中的第一个特点和优点。毛泽东出生时,父亲毛顺生仍是贫穷潦倒;母亲文氏,娘家湘乡唐家■ (今后韶山市),虔诚信佛,生育不顺,头两胎夭折。毛泽东出世后,父母深感生活无奈,尤恐先例重演,故此,毛顺生外出当兵,文氏抱毛泽东回娘家寄养,直到毛泽东8岁才接了回来。当时文家已是四世同堂、40余口的大家庭,又属小康之家,书香门第,更有优良的家风。这家风一是坚韧不拔、勤劳精细的治家作风:二是行善好施、乐观开朗的人生态度,人人都有一颗善良、纯朴的心,真诚相处,温顺和谐。毛泽东的外祖母、母亲和童年毛泽东深受这文氏家风之影响。同时,毛泽东在文家七、八年,颇受长辈爱护、器重,加之他聪明可爱,被人视为宝贝。舅舅在家办私塾,经常带他在身边,他成了一个特殊的“旁听生”,所受的教益比正式生还多。优越的环境和优厚的待遇,常使毛泽东称心如意,乐而无忧,难免产生某种优越感。他在同辈或同龄孩子中,往往不是被羡慕,便是遭妒嫉,也难免时有口角和“纠纷”。这一切,不能不影响到他思想性格的发展,使毛泽东得到最初的锻炼。

  这个情节说明:毛泽东在受父亲、毛家、毛氏家族影响之前,先接受了母亲、文家的影响,在学会恨之前,先学会了爱,在认识假恶丑之前,先认识了真善美,在产生忧患意识之前,先有了乐观向上。唐家■的生活,使他获得了对人生的重要的第一印象,获得了日后反抗活动的初始依据和初始动力,萌生了最为朴素的善恶观、从而为他回到韶山冲以后,不断地与父亲、族长抗争,打下了根基。

  访问人:这个情况的确很特别,也鲜为人知,但又重要。请说第二个方面。

  高菊村:第二,父亲母亲。母亲文氏,上面已经提到,她的优良品德及对毛泽东的影响,已广为人知。她是一个典型的贤妻良母,一生勤俭、善良、无私、大度,对人怜悯、同情,对毛泽东的影响特大,毛泽东对母亲十分孝顺、敬重。这些都不多说了。在这里我要借此机会,对毛父顺生及其给予毛泽东之影响,多说几句。

  我认为,过去人们对毛顺生的了解是很肤浅而片面的,宣传也是不很公道、客观的。对他过分苛贬,失于偏颇。他固然有专制、自私和对人刻薄、粗暴的消极一面,但这是次要的一面。他更有勤劳、节俭、精明、能干的积极一面,也是主要的一面。这一面还包括他的强悍、武勇、坚韧不屈的性格,无畏、果敢的胆量气魄,奋发进取、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以及他的商品经济意识和经商发家之道。而这些对当时一个普通的中国农民来说,真是难能可贵!又恰恰是这些,对毛泽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他的身上始终可见毛顺生的影子。

  即使毛顺生的消极一面,也给毛泽东带来了积极的反响。少年毛泽东常常自觉不自觉地以文家、母亲对比毛家、父亲,以前者的乐善好施对比后者的刻薄自私,以文家的自由活泼对比毛家的专制压抑,这,正是整个少年时期毛泽东父子间充满火药味的基因。文氏对丈夫只有温顺,而毛泽东对父亲的弱点却是坚决地抵制和斗争;毛泽东的抗争虽未也不能克服父亲的阴暗面,但使自己得到了难得的磨而。

  所以我说,少年毛泽东正是在父母的交互溶磨中塑造出来的:父亲给他以棱角,母亲给他以光环,他既扬弃了父亲的自私、刻薄,又保留了父亲的坚强、勇敢;他既接受了母亲的善良、无私,又抛弃了母亲的逆来顺受。他是阳刚、阴柔兼备的伟人!

  访问人:你的观点值得重视。全面、准确、科学地评价毛泽东的父亲,成为研究工作者应该重视的一个方面。看来我们应该为毛父“恢复名誉”。还有影响毛泽东的第三个方面呢?

  高菊村:第三,毛氏家族。毛姓源于周文王第8子:“郑”,史称“毛伯郑”。毛氏家族历尽沧桑,由中原到江浙,再到江西,明洪武年间,毛太华及其子,从江西经云南到湖南湘乡,最后定居韶山,开韶山毛氏家族之先河,自大华公到毛泽东计20代。这个家族,系韶山最大的家族,组织、制度非常严密,严然是个“小王国”。它的总词堂――“毛氏宗祠”,分词堂――几个“公祠”,有如“宫殿”;它的历修族谱,类似“宪法”,族谱所载《家规》、《家训》、《家戒》、《家劝》等,如同法规、法令。这些虽然基本属于封建的东西,但是也有其精华。如规定:敬养父母,友爱兄弟,严于教子,婚丧喜庆不骄奢,不溺女婴,体恤孤儿寡妇,和睦乡邻等;严戒:游荡,赌博,偷盗,酗酒,迷信风水、强占他人财产等;劝行:培植心田,品行端正,奋志芳窗,勤劳务本,等等。这些,多少体现了民族精神、传统文化和社会公德,曾为少年毛泽东所吸收和效法。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和韶山的毛氏家族,在历史上出了不少的名人,如毛遂、毛亨、毛苌、毛延寿、毛贵、毛伯温、毛晋、毛奇龄、毛有庆、毛正明、毛恩毅等。毛尔达、毛彝生、毛兰芳等在主持修族谱时,不仅对他们都有所载入,而且把韶山的风景和神话、传说写了进去,并配上诗词或骄文,致使本属正儿八经的儒书,染上了难得的文艺色彩和浪漫气息。于是,这本毛氏子孙必读之书,毛泽东更为喜读,并受益匪浅,1959年6月回韶时,还点名要看。

  访问人:毛泽东当年看过的族谱还在吗?毛氏家族共修过几次族谱?

  高菊村:韶山毛氏家族共修过4次族谱,毛泽东1959年看的是四修(1941年)。这些族谱都已珍存。

  第四,蒙馆塾师。毛泽东1959年回韶山祭拜父母坟墓后说:生我者父母,教我者党,人民,老师、朋友也。这老师,也包括了他的蒙馆――私塾老师。所以,他那次请父老乡亲吃饭。就请了当年的塾师,并一一敬酒。当敬到塾师毛字居(堂兄)时,毛字居激动他说:主席敬酒岂敢岂敢!毛泽东即席作答:敬老尊贤应该应该!少年毛泽东在韶山,读过6年私塾,换过7个塾址和6位塾师。

  访问人:真是“打游击”一样!为什么换得如此频繁?6位塾师中哪位对毛泽东影响最大?

  高菊村:应该说,每个私塾、每位塾师都曾使毛泽东获得益处,如文化基础,历史知识,还有古文写作和书法。他熟读先生点教的“四书”、“五经”,但他不喜欢经书,爱看中国古典小说;他如饥似渴地汲取,但强烈的求知欲望远远难以满足。同时,他很不满意当时的学制和教学方式。他一生中最后也是最好的、对他影响最大的一位塾师,就是毛麓钟。麓钟先生世居东茅塘(毛泽东祖居地),是毛泽东的堂怕父,“韶山冲唯一的秀才”。他才高学斗,品德高尚。他曾游幕江浙,目睹中日甲午战争给中华民族带来的严重创伤,深知清廷之不可救药,乃愤而归乡,在自己家里续办“面山楼”私塾,决心造就下一代,以资救国救民。因此,他办学的方式与前辈迥异,吸收了若干新学成分,将亲身经历的“国耻”引入教学内容,以励学生为国读书。毛泽东于1910年上半年在其门下就读,使他眼界大开,爱国爱民意识更浓,其收获超过了以前的几年。还有一位,虽然不是毛泽东的正式塾师,但给毛泽东的影响不亚于毛麓钟,那就是李漱清先生。他家住毛泽东家以北三、四里处,比毛泽东大 21岁,早期在外地进的是新学堂,思想激进,回乡后大谈维新变法,以拯救中国,主张废除祠堂、庙宇,建立新学,培养救国人才。毛泽东十分钦佩,经常趋前请教,结为忘年之交,并从他那里第一次听到了维新救国的道理,读了不少维新变法的书刊。这时,毛泽东不但有了爱国主义、民本思想的萌芽,而且有了救国救民方法的启蒙。

  访问人:中共韶山支部首批党员、5位烈士之一李耿侯,是不是就是他的儿子?

  高菊村:是的。李漱清帮助毛泽东走出了韶山, 15年后,毛泽东又引导李漱清的儿子走向了革命的道路,培养其成为韶山农运的领导骨干。这也是“毛泽东与韶山”辩证关系的一个逻辑反映。下面。我继续谈韶山对毛泽东的影响。

  第五,乡土文化。由于自然地理和社会历史的特殊原因,.中国传统文化在韶山的具体体现,内容极为丰富而典型,并为本地文化相融合而形成独具特色的乡土文化。少年毛泽东正是在这种浓郁的文化氛围中度过,受其影响殊深。例如说“儒”和“佛”,在韶山均颇盛行,少年毛泽东既受影响,又有扬弃,充满着矛盾、复杂情况。因我有专著和专文,在此就不说了。第六,阶级斗争。这可说是毛泽东与韶山关系中的一根红线。韶山的社会状况和阶级斗争,是中国社会的一个具体的表现,对少年毛泽东思想性格的初成,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这是个带实质性的问题。因为它比较广为人知,我就点到为止吧!访问人:不,有两个问题还得请说说。一是毛泽东少年时期韶山的土地占有情况;二是哪一两件阶级斗争的事实对当时的毛泽东影响最深?

  高菊村:毛泽东少年时期韶山各阶级的土地占有情况暂无资料可查,但在解放前:仅占人口6.5%的地主、富农,却占去土地60%。而占人口71%的贫雇农,仅占土地5.8%。韶山最大的官僚地主成涤泉的弟弟和儿子6人,共有良田1万余亩,占了韶山水田面积1/7。

  解放前,韶山冲有 70%以上的贫苦农民靠讨米、做工为生。迫于生活,19世纪末、 20世纪初,韶山人民多次掀起自发的反抗斗争。对少年毛泽东影响最大的是1910年上半年的长沙“饥民暴动”、韶山内外闹“平祟”、“吃大户”的运动。毛泽东不仅耳闻目睹这些斗争实际,而且还亲身参加了与封建地主兼族长毛鸿宾的斗争,加之一些带爱国色彩新书报刊的启迪;毛泽东的思想触动很大。他后来回忆说:这些事给我“留下了磨灭不掉的印象”,有的事“影响了我的一生”。从这时起,我“开始有了一定的政治觉悟”,深为国家和民族的前途而忧虑,为人民的痛苦而不安。我认定“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救国救民”是自己的“天职”。“所以我说,毛泽东思想、性格之基牢牢奠在韶山,毛泽东之根深深植在韶山。

  毛泽东对韶山的馈给

  访问人:韶山既然对毛泽东有这么大的恩赐,那么毛泽东对韶山有何反馈?

  高菊村:说到反馈,我想讲三点:一是毛泽东把自己的整个精力和全家6位亲人的宝贵生命,献给了包括父老乡亲在内的全国人民;二是对韶山和韶山人民感情深厚;三是对亲属、亲戚、同宗、同学、同乡关怀备至,要求严格。三者概括起来: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培养了“韶山精神”。

  关于第一点,众所周知;关于第二点,表现有三:

  其一,多次回韶山。1910年秋到1918年夏,毛泽东在外地求学期间回去的次数很多,之后也不少,最主要有: 1921年春回来教育全家亲人干革命, 1925年2―8月在韶山领导开展农民运动, 1927年初考察韶山农运,还有解放后1959年和1966年两次回韶山。

  其二,书信频传。迄今为止,我们发现和掌握的毛泽东在各个时期给韶山和有关人士的信件达80余封,其中有不少封已被收入《毛泽东书信选集》;随书信或托人向亲人、老师、同学、朋友赠款的不下30次。

  其三,邀人上京。在解放后,毛泽东邀集或同意去北京见面的乡亲达60人次,他把他们请到自己的住处,同席共餐,连夜叙旧,调查了解情况,临别时还要赠送些生活用品。毛泽东所赠送的这些钱物,都是从自己稿费中开支的。

  访问人:韶山是否有人凭借与毛泽东的关系享受特权的?

  高菊村:韶山毛泽东的亲属、亲戚等因毛泽东的关系,被引导参加革命并作出牺牲的有,而且不少;但凭借毛泽东的关系捞到特殊权益者一个也没有。毛泽东对亲人、乡亲的关怀、爱护是深沉的,也是全面的,但主要是政治思想上的关心爱护,对他们的要求极为严格。他曾在致文表兄的信中写道:“我为全社会出一些力,是把我十分敬爱的外祖父家及我家乡一切穷苦人包括在内的;我眷念我外祖父家诸兄弟子侄,及一切穷苦同乡。”在给当地组织的信中又写道:我外祖父家的人“都要同乡里众人一样”,任何人都“不应特殊”。“他们是劳动人民,又是我的亲戚,我是爱他们的”,正“因为我爱他们,我希望他们进步”,“完全和众人一样,不能有任何特殊。”

  访问人:难道韶山在物质上,也没有因为毛泽东而得什么特别的好处吗?

  高菊村:这种特别的好处,不能说没有。例如:因为是毛泽东的家乡,上面在经费、物资分配上适当照顾点,外地支援和优待点,这是有的。尤其是在“文革”期间,这里送拖拉机,那里送卡车,还由红卫兵倡议,经中央批准,修建了一段 (22公里长)通往韶山的铁路。

  访问人:当时毛泽东知道同意吗?

  高菊村:毛泽东在1966年冬开始修筑时是不知道的,是由周恩来批准同意的; 1967年通车前夕才知道,并不同意选在他生日那天 (12月26日)举行通车典礼。你们提问这个事使我联想到另几件事,即公路、故居和“自力更生”指示问题。50―60年代,湖南和湘潭党政组织决定修路,将湘潭――韶山公路改直加宽,毛泽东知道后,不同意这样做,直到去年至今年才完全实现。解放初,省市决定给毛泽东重建旧居,一切准备就绪,毛泽东知道了,勒令停工,不准兴建; 1959年回来时,又有人请示他要不要把旧居修理一下,他回答:不要花钱,最好让地方上的人去住,房子无人住容易坏。现在,故居红匾为小平同志题写,基本上保持了原貌。“自力更生”指示事,发生在70年代初。当时有人请求国家直接资助韶山・生产建设,毛泽东知道后指示:韶山应该艰苦奋斗,自力更生,不应由国家直接拨款。

  访问人:我们还是回到精神方面来。你前面提到“韶山精神”,请问:什么叫“韶山精神”?它与毛泽东有何关系?

  高菊村: 1991年3月11日至12日,江泽民总书记来到韶山。他在参观过程中,曾3次高声背诵1959年毛泽东的《七律・到韶山》,当他诵到“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一句时,情绪尤为激昂。指出:这就是“韶山精神”。韶山精神就是“奋斗,牺牲,奉献,进取”。并挥笔题词:“发扬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的革命精神!”至于它与毛泽东的关系,可以说,韶山精神是韶山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在革命斗争实践中形成的,是韶山148位烈士用鲜血凝成的,也是毛泽东的直接作用和毛泽东思想哺育的结果。

  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半个多世纪以来,韶山党政组织和人民,坚持、发扬韶山精神,为中国的革命战争作出了重要贡献,并建设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尤其是近10余年来,在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和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的领导下,坚持党的基本路线,走改革开放的道路,使韶山精神得到了大弘扬。

  斯人已去,今日韶山

  访问人:毛泽东已去世快17年,今年又是他诞辰100周年,现在的韶山怎么样?

  高菊村:现在的韶山,真可谓是:社会稳定,经济繁荣,人民生活不断提高,来韶观众日益增多。

  访问人:据说,韶山观众曾有过大起大落,对吗?

  高菊村:对。自毛泽东故居1950年开放以来,共接待近3000万观众,其中外宾、华侨、同胞16万人。 3 万,这是个充满起伏、波浪的历000年累计数。 1965年20万, 1966年剧增至290万; 1978年遽然下降至70万, 1980年猛跌到23万; 1981年开始回升,至1989年65万, 1990年91万, 1991年105万, 1992年108万。

  访问人:有人说,韶山年观众数如同“政治寒暑表”,你同意吗?

  高菊村:如果加以认真思索,这个比拟不无道理。

  访问人:现在韶山观众通过参观,反映最强烈的是什么?

  高菊村:现在,韶山每天有数以千计的观众、游人。一般来说,他们通过参观、游览,反映最强烈的有三点:

  第一是毛泽东的清正廉洁、无私奉献。许多观众含着热泪参观纪念馆“毛泽东同志的革命家庭”展览和“毛泽东同志在中南海丰泽园故居复原陈列”。人们深为毛泽东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和艰苦奋斗精神所感动。一位年过8旬的党外民主人士在留言簿上挥毫:“党风在此,风范犹存!”

  第二是正在兴建的纪念毛泽东诞辰100周年的项目。由中共湖南省委决定、经中央同意的永久性纪念项目有:毛泽东铜像、毛泽东诗词碑林、毛泽东文物馆、毛泽东图书馆。此外,还有“毛氏宗祠复原陈列暨毛泽东家世展览”和韶山烈士陵园。人们看到那紧张、热闹的施工场面,无不从内心高兴,认为:毛泽东值得永远纪念,毛泽东思想应该长期坚持和发展!人们自动捐献赞助的真不少!

  第三是韶山的巨大发展变化。许多观众多次到韶山。他们看到现在的韶山,到处是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很自然地认定:这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和缩影,这是坚持贯彻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的硕果。

  韶山人看毛泽东

  访问人:我们这次交谈得很好。谢谢您的合作。最后还有个问题:韶山人民对毛泽东是怎样看的?

  高菊村:我虽不是韶山籍人,但我在韶山工作了28年,深知韶山人民的心情。他们认为:毛泽东的确是人不是神,但毕竟是一代伟人,是我党历史上最感人、最全面的杰出领袖!随着历史的流逝,人们将会越来越认识到他的伟大!毛泽东――韶山,日月同辉!

  1993年4月9日于北京中毛家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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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薛明、贺晓明――毛泽东和我们一家






  薛明,1915年生,河北霸县人,贺龙元帅的夫人。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天津参加创办《天津妇女》。1938年到延安,先在中央党校、延安女子大学学习,后任延安县委组织部长、陕甘宁晋绥联防司令部政治处主任。建国后任西南妇联福利部长,军委贺龙副主席办公室主任,总参谋部政治部顾问,中国人民解放军检察院检察长。是四届人大代表、五届政协委员、六届七届政协常委、中共十二大代表。

  贺晓明, 1947年生,湖南桑植人,贺龙、薛明之女。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毕业。曾在外交部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现任深圳商地置业公司董事长。主持编撰有《贺龙年谱》。

  贺龙元帅在“文革”中受迫害而死,国人无不为之痛惜。他的家人却以宽大的胸襟,在毛泽东百年诞辰之际,畅谈了对毛泽东的缅怀之情,回忆了毛泽东和他们一家的交往和友谊。这种精神实在让人感动。

  薛明:在毛泽东诞辰一百周年的时候,你们搞了一项这样的活动很有意义。我认为毛泽东是一位很伟大的人,他和贺老总的关系非常不一般。为了纪念他,把我所知道的毛主席和贺龙过去的交往情况讲一讲,以表我对毛主席的缅怀之情。

  访问人:谢谢您!我们觉得毛泽东给后人留下了一大笔文字材料,这些对于研究他老人家无疑是非常重要的,但是要全方位的研究毛泽东,他和战友的关系也是一个重要的方面。在某种程度上说;更能反映他的为人、品性和性格。

  贺晓明:对毛泽东的评价,我觉得经历了几个阶段。十一届三中全会时,因为很多人吃了“文革”的苦头,所以讲起毛泽东来,不免带有一些个人情绪,对他的批评也就多一些。后来根据国内形势的变化,有一段又抬得高了些。现在我觉得是越来越实事求是了。总的讲,我认为对毛泽东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要肯定。比如我们现在进行的改革开放,就离不开毛泽东说的要独立自主,发奋图强。国家经济不发达,腰杆不壮,光喊、会喊,也觉得气短。现在对有些好的革命传统讲得少了,我觉得要搞革命历史教育。我们还需要艰苦奋斗的精神。我们小时候写作文,第一句话除了爸爸、妈妈,就是毛主席。这绝对是有烙印的。

  薛明:教你们学的第一句话,就是毛主席。

  访问人:您这样教育孩子,一定是发自内心对毛泽东的热爱。

  薛明:那绝对是发自内心的。我们觉得孩子应该知道毛主席呀!他是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

  贺晓明:林彪说什么要融化在血液里,他是出于他的目的。但爸爸他们真是做到了。我的感觉,爸爸对毛主席的感情真是真诚。比如他到体委时,看到一篇署名28画生的文章,如获致宝,兴奋得不得了。

  访问人:是不是1917年毛泽东发表在《新青年》上的《体育之研究》?

  贺晓明:对。我亲眼看到的。爸爸拿起书还问我,你知道28画生是谁吗?我说不知道。他说,你数数看。因为我不知道是谁,所以数也数不来,后来他让我数“毛泽东”(繁体)三字,果然是28画。爸爸说,这是毛泽东最早讲体育的文章,而且讲得很精彩,我们要在体育界广泛宣传,让大家学习。在他们那种感情的熏陶下,我觉得,我对毛主席的感情也特别深。我每次到长沙,肯定到桔子洲头,因为那是毛泽东年轻时经常游泳、登山的地方,他年轻时的那种朝气蓬勃,,奋发向上的精神真是给人以力量,叫人振奋!

  访问人:这几乎是老一辈革命家的共同特点,他们是一群关心祖国,关心人民的热应青年,包括大姐也一定是毫不例外。请问大姐,您是哪一年到的延安,什么时候和贺龙同志结婚的?

  薛明:我是1938年经八路军西安办事处介绍到延安的,先在中央党校,延安女子大学学习,后来到清涧工作。1942年和贺龙结婚,结婚时任延安县委组织部长。

  访问人:你们结婚的时候,毛泽东一定去祝贺了?

  薛明:结婚那一天没有。但是过了几天他来了,当时我们住在财经办事处延安南门外的山坡上。下面是徐特立办的自然科学院。贺老总比较好客,再加上那地方空气新鲜,好多的中央领导同志都到我家里串门,经常是热热闹闹的。听说毛主席来了,贺老总就往山下跑,一会儿他们就有说有笑地上来了。后来人们把毛泽东看做神,其实他不是神呀!那真是实实在在的人啊!非常热情!他一进我们的窑洞时,我很紧张,但又很兴奋,恭恭敬敬地向毛主席又鞠躬又问好。因为我们刚刚结婚,毛主席握住我的手问:“你姓什么?”我说:“姓薛。”他说:“你是薛仁贵的后代了。”我说:“不是,差得太远了。”他说:“贺师长有福气,讨了一个好老婆!”他还问我,过去干过什么。我说在天津搞地下工作,参加过一二九学生运动。“七七”事变后,国民党不抗日,我们就到处宣传中国人不当亡国奴要求南京国民政府全面抗战。我们曾组织请愿团到南京请愿,逼蒋抗比、还到过山东,结果韩复榘不但不抗日,还把我们的同学绑起来了。我们到处宣传抗日,老百姓是欢迎的,但到官府和驻军附近的地方都碰壁。毛泽东说:“怪不得见了共产党的将军,你就爱上了。贺老总抗日可是最坚决了,最能打仗。人家说他有军阀主义,叫他去学习,我看不是。他有三条:对敌人狠,能联系群众,对党忠诚。贺老总这个对象你是找对了。”说得我们哈哈地笑,接着大家就闲谈起来了。快到中午的时候,毛泽东抬头看看窗外的太阳,说,怎么着,给不给饭吃。贺总说,给,早就准备了。那次我们做了一碗红烧肉,还有一条鱼。在延安是吃不到鱼的,这是贺龙由晋西北回延安时,警卫员在黄河边抓的一条活鱼,这条鱼一直养着,给毛主席吃,贺龙还特别嘱咐厨师用辣子烧,那真合毛主席的口味。大家看着毛主席吃得很高兴!毛主席说真是香极了。今天来打打牙祭。是的,平时很难吃到这样的东西。

  访问人:有别人陪他吗?

  薛明:没有。我印象里来的就毛主席一个人。还有和我们住在一起的李并泉夫妇。那时的毛泽东可“自由”了,他经常到处走。在女子大学的时候,我们在延河边散步,还碰到过毛主席,他对我们很亲切、还给女大上过课。他说中国妇女解放之伺就是中国革命胜利之时。毛主席的话博得大家热烈的掌声。毛主席特别关心妇女解放事业。

  访问人:延安的时候,毛泽东是否经常去您家里串门?

  薛明:当时毛泽东很忙,我们住得虽然不远,但常常来不可能。前面说过,我们结婚来过一次。第二次来的情况是这样的:东干篮球队打球非常漂亮,他们从冀甫一路打来,没有对手。到了延安打得好精彩,大家都叫好。贺龙喜欢体育,他叫120师战斗队和东干队比赛,贺龙、朱总司令每场必到,许多人都去看。双方竞争得很激烈,比赛结果战斗队赢了。赢球了嘛!大家都很高兴,就向贺老总提出,我们能不能见见毛主席?贺龙说,可以!他到了毛主席那里,毛主席也向他祝贺。贺龙说,战斗队的小伙子们有个心愿,要见见毛主席呢。毛主席说:“行啊!在哪儿见呢?就在你家里吧!”贺龙说:“行,就在我家里。”一天下午,我看到有20人左右,排着队朝我家走来了,这些人也不说话,进了屋就坐下了。我有些纳闷,这是怎么回事?很快我就看到贺老总陪着毛主席上山来了。毛主席进了屋,战士们起立在院子里排好队向他敬礼。毛主席开口就说,同志们好!他说:“你们是一边打仗一边打球,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下,练就了一身好球艺,这很不简单。你们来延安打球,延安人民都去看,活跃了延安的气氛,我代表延安人民谢谢你们。平时你们在部队里打球,活跃了部队生活,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这是很好的事情。你们的贺师长红军时候就喜欢搞体育活动,现在又搞了战斗队,很好啊!以后不论多么艰苦,也要继续搞下去,还要搞得更好!大家高兴得不得了。后来有人写文章,说这次毛主席接见战斗队并讲了活对他们来说,是最高的奖赏!是啊!不容易的。那时的条件真是太艰苦了,打仗的时候没有球,就用布缝一个;没有运动鞋,就打赤脚干;再说山沟里哪有什么球场,随便找块空地,就坑坑洼洼地打上了。到了延安条件稍好一些。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大家不忘娱乐,也说明同志们的精神状态是十分积极乐观的。

  贺晓明:我看到有的故事片写着,敌人要活捉贺龙,就看看哪里有打球的,哪里有打球的,哪里就有贺龙。

  薛明:这未免大夸张了。我认为贺龙喜欢打球,更重要的他是从活跃部队生活来着眼的。

  访问人:延安时期的毛泽东平易近人,他和贺龙的交往一定很多?

  薛明:那时贺龙任晋绥陕甘宁联防司令部司令员,林伯渠是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高岗是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毛泽东是党政军一起抓,主要抓住他们这几个大的单位不放,所以贺老总经常要到毛主席那里开会。他们相处的非常自然。

  1944年我生第一个孩子,是男孩。这个事情毛主席知道了。晚上贺老总又到毛主席那里去开会。他一进门,毛主席就站起来,冲着贺龙说,恭喜你50得子!说得贺龙都愣了,随即开怀大笑。毛主席这样一说,大家都向贺龙表示祝贺,并各自送了一点儿孩子用的东西。其中有康大姐用朱总司令夏天穿的背心做的衣服,还有关向应生病时吃的奶粉等等。

  贺晓明:爸爸在部队里讲话说过,我50岁应该当爷爷了,因为和日本人打仗,和国民党打仗,把一代人都打丢了。

  访问人:他们为了人民的幸福,国家的富强出生入死,无私奉献,确实可敬。我们想贺老总和毛泽东的接触很多,一般说来,作为下级对上级总会存在一些不太尽如人意的地方。贺龙当时对毛泽东是一种怎样的感受呢?薛明:服气呀!真心实意地认为他伟大,非常伟大的人物。像贺龙从1914年就开始闹革命,这中间他加入过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湘西护国军,建国川军,国民革命军,后又参加领导了南昌起义,建立了湘鄂西革命根据地,接触了很多人,大到孙中山,小到地方的土劣,全都打过交道。也就是说,什么样的人全都见过。相比较而言,他和毛泽东见面是比较晚的,是长征以后到了陕北才互相认识,当然这之前双方早已互相知晓。就是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当他见了毛泽东,就觉得不一般呀!觉得他想问题决策事情总是高人一筹,觉得这个人行,做共产党的领袖是当之无愧的,所以从心底里佩服。他一直维护毛泽东的领导。延安整风时,他对王明气愤极了,说毛泽东方向,就是我们党的方向。王明是个学生,他懂什么?他要再骑在毛主席头上,我就打倒他。

  访问人:贺老总的话在延安曾轰动一时,这充分表明了他对毛泽东的真诚和信赖。解放战争时朗,贺老总离开延安到了晋西北,这时候和毛泽东还有交往吗?

  薛明:有。这时毛主席还在陕北,贺龙几次到陕北开会,有一次贺龙血压高,我们建议他请假,他说,毛主席还在陕北,中央有什么决策我应该知道,就这样他还是去了。陕北生活很艰苦,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贺龙都是全力以赴地支援中央的困难。1948年3月毛泽东过黄河,第一站就是晋西北的贺龙司令部。我们把司令部都腾出来,打扫得干干净净给毛主席、周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住。我们则住在外边一个小院子里。

  一天毛主席来了,他说:“你们都挤在这个小院里啦,里面还很宽敞,让孩子们到里面去玩,别都挤在这里。”当时我怀里抱着晓明,手里拎着老大。他问大的叫什么?我说叫小龙 (本来不叫小龙,大家都说他长得像他爸爸,就小龙小龙的叫开了),这个叫晓明。毛主席听了,说:“你们可能计划好了,将来是一排龙,一排明。老龙老明在当中。”他嘴里说着,脚上还踩着京剧的步子,大摇大摆地走起来,逗得大家全都哈哈大笑。然后他说:“好幸福呀!我祝福你们。”说完他还走过来,看到每个小孩都摸一下头,问问这个是谁家的,那个是谁家的,看看我们吃的是什么饭。当他发现我们吃的是小米时,就说,你们优待我们了,那不公平了。

  访问人:看不到一点领袖架子。

  薛明:没架子,不像是最高领导。那时真的没有那个感觉。觉得非常亲近、自然。毛主席在晋西北住了一个礼拜,几乎每天晚上都看山西梆子。贺总征求他的意见,看什么戏,毛主席说,来到了山西,就看山西戏吧,我们不能轻视地方戏。看戏很简单,根本没有戏院,连个戏棚也没有,演员就在土台子上唱。我们提着凳子、马扎,顶多给毛主席背着个椅子、带个炭火盆,提着个马灯照路。毛主席走在前面,其他干部跟着,一边走一边说。到了目的地坐在群众当中就看,好动人呢!回来时也是一边走一边说,七嘴八舌的议论今天的戏怎么样。他们在前面走,我们在后边就一溜小跑地跟着,听他们是怎样议论的。记得那一天演的是《打金枝》,就听毛主席说,山西梆子很不错。郭子仪是个老臣,金枝不和丈夫驸马去拜寿,驸马打了金枝,金枝回宫告驸马的状,唐明皇了解女儿的心理,不但没有惩罚驸马,反而给驸马连升三级。主席说,这说明老丈人还很开明啊!大家全笑了。

  访问人:这一次分手之后,再见面就是建国后的事情了。

  薛明:后来贺老总率部进军西南。全国解放后任西南军区司令员。1954年冬来到北京,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体委主任。到了北京,就和延安不一样了,在延安的时候,家家户户连个围墙也没有,大家来往非常频繁。这时候,一家一个院子,互相来往就相对得少了,规矩也多了。一般的工作,不该问的不问。但是有一次他回来笑呵呵地说:“今天开会口渴,富春、谭(震林)老板在我两边,就我中间没水喝。每次去了都有一杯茶水,这次没有,我问富春,怎么你有水喝,我没水喝?他说,你给了钱没有?我说,没带。原来是开会时,每人丢一毛钱,服务员看着,谁给了钱就给谁水喝,贺龙没给钱,自然也就没水喝了。会议中间休息,贺龙又提起这件事,富春说,我给你垫上一毛钱后,不是给你茶喝了嘛!这时候毛主席走过来,问你们在说什么?他们说,贺老总没带钱,就没茶喝。毛主席说,唉呀!我也没钱,我身上向来不装钱。以后你再忘了带钱,告诉我,我让人给你垫上,先垫上一块,你可以来10次都不用想着开会要带钱了。

  访问人:大家的关系很融洽,制度也很有效。首长去开会,忘了带钱,服务员就真的不给水喝,这表明上下级的关系很纯洁,廉政也确实是从上做起。

  贺晓明:他们那个时候,确实是艰苦朴素。爸爸到主席家里去,看到他的床单、枕头、被子全是素白的,看到主席家里都是书,连厕所里都有,爸爸就特别强调艰苦朴素和读书如何如何重要。有一年冬天他要不穿毛裤,问怎么回事,说总理不穿!

  访问人:他们的来往很多,关系也不错。这种情况持续到什么时候呢?

  薛明:应该说是“文化大革命”前。 1963年毛主席对贺龙说,林彪身体不好,他需要休息。林彪要是在家,军委就是他当家,他若不在,就由你贺龙当家,贺龙主持军委工作的时间是从1963年到1966年。他主持军委工作的时候反复强调军事练兵的重要性,所以他重点抓了军事训练。杨村练兵,贺老总连看了3次,最后一次他报告总理,说那兵练得真好,你去看看吧!他把总理、陈毅都拉去了,总理看得出神,说:“好!这是精兵。”以后毛主席知道了,就对贺龙说:“贺老总,人家都说你练兵练得好,都请去看了,怎么不请我。”贺龙一听,说:“行啊!咱们就在十三陵组织一次汇报表演。”所以1964年7月有了北京军区和济南军区的汇报表演。毛主席等中央领导都去了,整整看了2天。毛主席高兴啊!还用手捶捶沙袋子。看过表演之后,毛主席又召集贺龙他们开会,要求在全军推广。

  访问人:后来的情况变了,贺老总遭受冲击,而且很悲惨,这使很多人感到困惑。这个问题您是怎么看的?

  薛明:“文革”的事情很复杂,现在主要是总结经验教

  训,要向前看。1966年12月28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通知贺龙参加。贺龙一进门,毛主席就跟贺龙打招呼,请他到前面就坐。非常亲切。贺龙无论在什么样的困难情况下,对毛泽东始终是有信心的,认为毛泽东总有一天是要为他说话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讲的毛泽东是伟大的人物犯了严重的错误。我认为这个评价是公正的。1973年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毛主席说:搞贺龙是搞错了,我有责任。我听了林彪的一面之词,偏听偏信了。贺龙是二方面军的一面旗子,没有这面旗子不行,现在贺龙被陷害了,一定要给他平反。一边说着,还用手拍了桌子。后来中央举行了贺龙骨灰安放仪式。总理带病讲话,他一边讲一边流泪,说我们没有把贺龙保护好!1982年中央又为贺龙彻底平反。我想这都是毛主席讲那几句话的结果!在那样一种情况下,毛泽东能作自我批评,能为贺龙讲几句话是很不容易的,“文革”中的毛泽东,他的处境大家也知道,他太难了,控制不了了。

  访问人:“文革”当中您全家受了那么多委屈。还能敞开胸怀去理解毛泽东,尤其在他百年诞辰之际,大姐一定要谈谈毛泽东,实在叫人感动!

  贺晓明:我认为,毛泽东的错误归错误,功绩还是第一位的。他的廉政精神,艰苦奋斗的精神,他的民族英雄的气概等等,是永远值得我们纪念的。

  我们看毛泽东不能仅从个人的角度去看,应该站在国家的、民族的立场上去看,这时候当你谈起毛泽东来,就会客观、公正的多。我想做人应该是端端正正的。

  访问人:是的。在毛泽东和贺龙的长期交往中。在你们看来,他们之间有着什么共同的特点吗?

  薛明:他们最大的特点:都是出身一般的普通农民家庭,他们心里装的都是普通老百姓,是如何让人民过上好日子。比如贺龙,他家里很穷,没有读过多少书,他之所以拿起枪杆子是因为被官府欺压无奈,才揭竿而起的。之后他做过湘西护国军的营长,建国川军的旅长,湘西镇守使,再后来当了北伐军的军长。虽然他官越做越大,但他亲眼目睹了军阀之间的互相挤压,根本没有人为百姓想想,纯粹都是为了个人的地盘、个人的地位在那里闹,所以他总是不满足,总是在找一个公平合理的社会。当他了解了共产党一心为穷人,为国家的主张之后,他决定加入共产党。贺龙在湘西有根强的号召力,他手下的兵大多是湘西人,他们都是把贺龙当做一面旗子,跟着贺龙干。在军阀挤压当中,他也非常爱惜这支军队,因为这代表着他的实力。1927年在我们党最困难很多人纷纷脱党的时候,周逸群、谭平山介绍他加入共产党,他毫不犹豫的坚决的参加了,从此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都没有动摇过。而且把他的军队毫不吝借地交给了党。要知道那是他的命根子。实践也证明,南昌起义后不久部队就散了。他的兵没了。后来他又要求回到湘西,重新组织武装。贺龙说:干革命没有枪杆子不行。人家说,你为什么脱了马靴穿草鞋,高官厚禄你不要。他回答得很干脆,我现在是共产党了,就是为了穷人,为了让国家富强。

  贺晓明:我觉得爸爸和毛主席走上革命的道路,他们有相同的地方,两人的活动都是从民众中开始的;不同的地方,毛主席着重从思想上探索,当然也搞了学生运动等等。毛主席高瞻远瞩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逐渐成为马列主义者,成为中国共产党主要缔造人之一。毛主席读书多,学识渊博,他是文的。爸爸是用枪杆子探索。三湾改编时,毛主席说贺龙两把菜刀起家。他是武的。这样两个人互相吸引,很早就相互慕名。最后终于走到了一起,爸爸之所以能成为国家脊梁,还是受了毛泽东思想的影响和教育。

  访问人:他们都是为了革命,走到了一起,干出了惊天动地的事业,虽然中间有些曲折,但友谊是长青的。今天薛大姐还有晓明同志谈了很多,您摔了腰,动弹不了,还躺在床上和我们谈,真是太感谢了。薛明:希望你们的书尽快出版,这件事非常有意义。对我们以及青年人的教育都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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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王行娟―――毛泽东的三次婚恋






  王行娟1930年生,广东人。南京金陵大学毕业。长期从事新闻、出版工作,热心妇女事业,现与志同道合者共同创办了中国第一家民间的妇女研究所,中国第一条妇女热线电话。著有《贺子珍的路》、《李敏、贺子珍与毛泽东》。

  毛泽东先后与三位女子成婚,渡过56个春秋,他是如何对待她们的?她们各自对他又有着怎样的情感?学术界对这一问题涉及较少,但家庭生活却是毛泽东不可缺少的一个侧面,为此我们走访了注意研究毛泽东婚姻的王行娟女士。

  访问人:研究一个人,除了他的政治生涯、学术著作之外,他的出身、甚至婚姻状况也是必不可少的。目前学术界对毛泽东婚姻状况的研究比较薄弱、您一直搞妇女问题研究,又发表了《贺子珍的路》《李敏、贺子珍与毛泽东》等著作,您能不能就此谈谈您的一些看法?

  王行娟:毛泽东一生遇到过4位女性,第一位是他父母给他娶的罗氏。按旧俗说,这是毛泽东家里给他明媒正娶的,但对罗氏,毛泽东1936年同斯诺的谈话曾这样提到过:“我14岁的时候,父母给我娶了一个二十岁的女子,可是我从来没有和她生活过――而且后来也一直没有。我不认为她是我的妻子,当时也几乎没有想到过她。”这反映了毛泽东所具备的反抗性格,以及反封建的思想意识。

  访问人,罗氏的命运也是很苦的,她20岁到毛家, 22岁就因病去世了。在毛家的几年她上敬公婆,下田劳作,个人生活抑郁不幸。其实毛泽东对她并没有完全忘记, 50年代毛泽东在一封书信中就曾提到过她的家人。

  王行娟:除罗氏之外,毛泽东实际上前后有3个夫人。第一位是杨开慧,他们于1920年结合,直到1927年毛泽东发动秋收起义时分开,一起生活了7年。杨开慧在1930年牺牲。第二位是贺子珍,他们于1928年结合,到1937年贺子珍去苏联,在一起有10年。第三位就是江青,他们于1938年6月结婚,直到毛泽东逝世。

  访问人,在对这3位女性的选择上,是不是可以看出毛泽东在婚姻爱情观里一些共通的东西?

  王行娟:毛泽东是一个革命家和政治家,他不是一般的学者,也不是一般的政治家,因此,他的婚姻生活是和他的职业生涯、革命生涯结合在一起的。所以,我认为他选择生活伴侣,首先是看能不能和他志同道合。这一条在他身上非常突出,他的三次婚姻选择都是革命伴侣,如果没有这一条。其他条件再好、再漂亮,他也不会干。

  访问人:毛泽东和杨开慧结婚以前,曾有一位女友和他关系比较密切。杨开慧的自述里曾婉转地提到这一点,当时杨开慧很难过,但最后毛泽东还是选择了杨开慧,自此两人关系的发展走上坦途。大概重要的一点就在于他们有着共同的信仰。王行娟:所以,毛泽东在婚姻问题上视志同道合为很重要的一条。他和杨开慧结婚时,正处在共产党孕育过程中,杨开慧全身心地信服毛的主张,不仅他的政治主张,而且还包括他的体育锻炼方式等生活习惯,始终都是他的最热心的追随者,这就是他们的感情基础。后来杨开慧带着3个孩子,有时还携着母亲,一会儿武汉,一会儿广州、长沙,风里雨里,颠沛流离,始终跟着毛泽东。到最后,白色恐怖那么严重,还要坚持守在板仓,杨开慧说过一句话:我不能离开,因为润之没有给我这个指示。可见杨开慧对毛泽东感情非同一般。,访问人:用“崇拜”这个词形容杨开慧对毛泽东的信服程度不知道合适不合适?杨开慧在她的自述里谈到对毛泽东的感情时,这样说:“我觉得我为母亲而生之外,是为他而生的。我想像着,假如一天他死去了,我的母亲也不在了,我一定要跟着他死!假如他被人捉着去杀,我一定同他去共一个命运!”可见,后来军阀何键声称只要杨开慧宣布和毛泽东脱离夫妻关系便可放她出狱,而杨开慧却选择了死这一点并非一念之差的选择。王行娟:毛泽东和贺子珍的结合也能说明“志同道合”这个问题。毛泽东上井冈山时,贺子珍已在山上,她和杨开慧不同的在于还不是追随毛。当时毛泽东的声望并不像后来那么高,而且这时贺子珍也有较高的地位,她是永新县县委委员、青年部副部长,但仍然是他们的志同道合使他们走在了一起。

  访问人:在遇到毛泽东之前,贺子珍就知道毛泽东这个人吗?

  王行娟:也许知道,因为毛泽东搞农民运动也是有名的;大革命时她阅读了大量的革命报刊,毛泽东早期的文章就刊登在一些杂志上。在未遇见毛泽东之前,贺子珍是有心上人的,这个人是永新县的欧阳洛,他引导贺走上革命道路,而且后来发展她入团、入党。欧阳长得一表人才,是永新县最早一批到南昌求学、入党的人。后回到永新建立党组织,可惜这个人在参加南昌暴动后回武汉任湖北省委书记后不久,便被叛徒出卖被捕就义。贺子珍一直留在永新,永新暴动后仍坚持革命斗争,她的同学纷纷离开革命队伍,而她上了井冈山,和袁文才等在一起,对这些“土匪”,人家都是不齿的,从这也看出这位年轻的女共产党人突出的个性光彩。这深深吸引了毛泽东。共同的信仰和追求,不屈的斗争性格,这也是他们能结合在一起的前提和基础。

  江青也是和毛泽东在革命队伍中认识的。不管因为什么原因,她毕竟没有留在上海,也没有跑到南京、重庆这些大城市,而是到了延安,延安的生活相对于那些繁华都市来说是很艰苦的,江青能千里迢迢跑到延安,说明她当时还是倾向革命,向往进步,这一点,也是毛泽东能和她结合的最起码的条件。

  所以,能不能志同道合是毛泽东进行婚姻选择的最重要的也是最起码的一条。

  第二,毛泽东在婚姻上表现的自主性和独立性。他主张婚姻要两厢情愿。他对待父母给他娶的罗氏的态度,就很说明问题。他和杨开慧的恋爱是很浪漫的,在当时也算是站在前沿的,用今天的话说,是特别“新潮”。那时杨开慧是教授家的千金小姐,能跟随毛泽东这个农家子弟,非常不简单。贺子珍也是他自己寻找的。甚至包括对江青,也体现了他在婚姻上的自主性,有的书把他和江青的关系写的那样被动,这完全不可能,任何人也不可能强迫他的婚姻,毛泽东怎么能那么随便被人拨弄来拨弄去,特别是他还是党的最高领导人。他作出这种选择,肯定是他觉得对方值得爱,可以爱。

  第三,是他的反潮流反传统的做法。他的婚礼都是非常具有革命家的特色。毛泽东和杨开慧结婚时是1920年冬。他们的理想是要为人民为全人类的幸福而奋斗,他们把结婚作为反社会潮流的象征。所以,他和杨开慧实行的是同居,没有举行什么婚礼,过了一段时间。才请来一批人吃饭,吃到最后宣布他们结婚了。

  访问人:那个时候,毛泽东在和朋友们的通信中就建议过要成立”拒婚同盟”,他对向警予、蔡和森的爱情关系――“向蔡同盟”表示了特别的欣赏。这种“爱情同盟”几乎成了那一代青年冲破旧的礼教束缚,争取幸福自由的一面旗帜,一种典范。毛泽东是用类似于“向蔡同盟”的“毛杨同盟”(姑且这样说)去实践自己的爱情诺言和理想的。经历了和罗氏的旧式婚姻,这种爱情的结合就更显得神采动人了。王行娟:这种爱情的理想表现在:我爱我爱的人,我只选择我爱的人,而且用我的形式实现这个爱的结合。毛泽东和贺子珍的结合也是这样。他们能走到一起,完全是一种彼此倾慕的结果。有的书说毛贺结婚,是谁请了酒,我曾经问过贺子珍,贺说,没有这回事,别说请酒,连喜糖也没有,在那种情况下,到哪去买糖?身上没有钱,也没有可能举行婚礼。

  访问人:毛泽东和贺子珍结合时,杨开慧还在板仓。那么,贺子珍是否知道杨的存在?对毛、贺的关系又有影响吗?

  王行娟:贺子珍是知道杨开慧的。而她对毛、杨关系的态度从1929年1月她不肯随红四军下山这件事就能看出来。当时贺子珍认为红军下山后,毛泽东会有更多的机会和杨开慧相遇,她愿意把位置空出来让他们夫妻团圆,而自己留下来坚持地方斗争。但最后她还是随部队行动了。

  访问人:贺子珍关于杨开慧的消息是不是从杨的堂兄杨开明那里了解到的?有史料表明,杨开明上过井冈山。

  王行娟:在和贺子珍同居之前,毛泽东就对她讲过自己在湖南老家已有妻子和三个孩子,关山远隔,路途遥远,也不知他们的情况,甚至有传言说杨开慧已不在人世了,也不知真假。毛泽东说的一点不假,白色恐怖下生死两茫茫,这不难理解。1928年,杨开明作为湖南特委特派员身分上了井冈山(贺子珍回忆说是杨开慧的哥哥),从他那里,毛泽东和贺子珍了解到杨开慧还在湖南板仓隐蔽着。这样,贺子珍以后就总把她自己的衣物装在一个包袱里,单放着,从不与毛泽东的衣物混放。包袱里除了换洗衣服,一双草鞋,一双布鞋,还有一把外出防身用的刀子。贺子珍对毛泽东解释说,她之所以这样做的原因是:“你什么时候把开慧姐接来,我什么时候离开你。”可见贺子珍这人是很独立很自主的,也真诚。她很爱毛泽东,愿意为他献身,也愿意为他的幸福而离开他。而毛泽东当时也确实为贺子珍所吸引。从特定的角度来看,他的婚姻方式的确是反潮流而不合世俗的。

  访问人:毛泽东和江青是不是也深受形式的约束?

  王行娟:在延安,作为党的领袖,毛泽东与江青的结合是经过政治局批准的。这是必要的组织程序。但这次仍没有什么婚礼。江青提出过要像样地请次客把自己的身分公开一下,毛泽东不肯,江青则觉得不这样自己就名不正言不顺。

  访问人:除父母包办的罗氏那次婚姻之外,毛泽东的后三次婚姻都没有婚礼。

  王行娟:第四点,毛泽东选择配偶是爱才也爱貌。他有很高的精神境界,他要求他的配偶也具备这样的境界。杨开慧在当时是一位很出众的女子。可能不一定有倾国倾城之貌,但富于青春,有个性有追求,也很有才,自视甚高,不是什么人都能放在她眼里的。贺子珍被称为永新一技花,还有古文根底,会写诗。并非只会弄枪弄棒。她的一些诗可能被保存了下来,但我还没有收集到,也没有看到过。

  访问人:那么,江青呢?

  王行娟:客观他说,江青也是才华的确出众,读了很多书,字也写得好,不仅草书好,楷书也好,毛泽东就曾让李油临摹江青的字。李敏也说过江青能看英文原版小说,口语也不错。有些古诗词,毛泽东念上半首,她经常能接着吟出下半首。她的才华无疑也会吸引毛泽东,特别是在延安那个地方,那个年代。说到江青的漂亮、风度,那就更不用说了。

  访问人:您能对毛泽东与他这3位夫人的关系分别作一下描述与比较吗?

  王行娟:毛泽东不是一般人,是职业革命家,他的革命生涯决定了他的选择。他是一个个性非常强,具有钢铁般意志的男人。虽然他不乏柔情的时候,他才需要女性的爱来温暖他的心,但他鲜明的个性始终是贯穿于他的婚姻生活中,影响着他和3位夫人的关系。相对而言,他和杨开慧之间是最融洽的。开慧是一种献身型、忘我型的女子,她的确做到了把自己的所有一切都融化在毛泽东的生活中,为他的事业服务,甚至不惜性命。这对毛泽东这样的人来说,是最合适的配偶。

  访问人:杨开慧是很有个性的。从她的自述里,甚至能看出她有些骄做。但她融入了毛泽东的生活中,为毛泽东而活。在认识毛泽东之前,杨开慧抱了独身的想法。以身相许毛泽东后,她就把毛泽东的生活当作她全部的生活,她的自我。体现在毛泽东的事业和生活中。试想,一个大家闺秀,名教授的女儿,在父亲去世失去生活来源后,嫁给毛泽东这样的农家子弟所感受的生活压力有多重16年中,她为毛泽东生了3个孩子,不仅在恶劣的环境里承担着繁重的家务,还辅助毛泽东工作,做文字记录,整理材料,在家乡农民中搞识字运动等等,站在毛泽东的身后,她真是任劳任怨。

  王行娟:是啊!毛泽东那时四处奔波搞革命,而且不管家。杨开慧生产时他都无法在她身边。尽管她辅助毛泽东做了不少工作,但她的身分始终是家属。国共合作,毛泽东到广州,担任国民党代理宣传部长,杨开慧带着母亲,孩子伴随,也是家属身分。我们经常说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都有一个女人的奉献,那么,毛泽东的背后就是杨开慧,杨对毛初期革命事业的扶持是不可磨灭的。

  访问人:如果不嫁给毛泽东,以杨开慧的学识能力,她能做到哪一步?如果她身为毛泽东的妻子,不被军阀何键杀害,那她后来又会有怎样的命运?

  王行娟:按照贺子珍的做法,她会义无反顾地离开毛泽东,而让他与杨开慧团圆。贺子珍对毛泽东也是一往情深,以身相许,但她同时并不甘于扔下自己的革命工作而仅仅照料毛泽东的生活,给他剪报抄稿。她不甘心仅仅作为毛的夫人存在。她有别于杨开慧。杨开慧是书香门第出身,而贺子珍出身于永新县破落了的大户大家,在见毛泽东之前,她已经在井冈山立住了脚,锻炼了坚强的意志和倔强的独立性。因此,在和毛泽东的近10年的生活中,她一直在心理上难以适应。但毛、贺之间的感情是很深的,毛泽东在晚年还用画目的手势叫李敏照顾好她妈妈。他们之间在感情上有许多共同的东西,而悲剧就在于,他们在1937年就分手了。

  访问人:贺子珍在心理上难以适应只当毛泽东的“家属”,是不是导致他们最后出现裂痕的重要原因?

  王行娟:贺子珍和毛泽东关系最融洽的一段就是长征时期,那时十分艰苦,面对生死,其他一切都抛开了,生死与共,相濡以沫。但不能否认,贺子珍不甘愿只当毛泽东的“家属”,想独挡一面工作的想法,一直是有的。

  条件稍好一些,她的这个想法就冒出来,这样就跟毛泽东闹些别扭。贺子珍是非常上进、好学的人,而毛泽东就希望她能安心地做一些剪资料抄书稿的辅助性工作,同时照顾好他的生活。其实到延安后,毛泽东已经有了自己的秘书办公室。许多事务性的工作已经用不着贺子珍去做了,贺仅仅照料毛泽东的生活而已。这对毛泽东来说,他需要这些,而对贺子珍来说,就不甘心,不甘心仅仅做个夫人,在毛泽东这棵大树下乘凉。矛盾就是这样产生的,最后贺非要去苏联学习不可,便离开了毛泽东。

  至于“后来居上”的江青与毛泽东的婚姻,我把它归为功利型。江青奔赴延安投身革命,希望在革命中得到自我发展,这点没错。但她这个自我发展不像贺子珍的一心要为党独立工作,她是想捞取更多的东西。贺子珍和毛泽东相差 10几岁,贺子珍同毛泽东结合的时候,毛在井冈山还没有出人头地。上井冈山,是由于秋收起义的失败,毛泽东带了一支很小的部队挑着枪枝,一身破烂地上来就是想在山上找到庇护所。贺子珍对毛泽东一无所求,是因为爱而献身于他。江青呢?比毛小20多岁,毛泽东在延安已经确立了在全党的领导地位。江青自己就说过她和毛泽东是政治婚姻,如果不是政治上的原因,年岁相差那么大是无法成夫妻的。这就说明江青更着重的是毛泽东的政治地位。江青是个功利心非常强的不甘寂寞的女人,我们可以再次把她和贺子珍的为人作个比较。毛泽东在延安曾经对贺子珍说过,我现在有发言权了。意思是说我在党内的地位不会让你像以前那样跟着我受苦。这话已经说得很明白了。但当时贺子珍听不进去,她不想因为毛泽东地位的上升而给自己捞些什么,只想能独立地为党做工作。在我采访收集写作材料的过程中,那些不喜欢贺子珍的人也承认,贺从来没有因为是毛泽东夫人而盛气凌人,无论何时,她都以一个普通干部的身分出现在大家面前。到毛泽东确立了党内最高领导人地位之后,她还会离开他,这本身就说明她和毛泽东之间的婚姻关系是很纯洁的。访问人:事实上,后来江青和毛泽东的婚姻感情距离也越拉越大,不仅两个人饭吃不到一起,而且发展到毛泽东看到江青就烦。这对江青来说也是件痛苦的事。刚才我们都是从三位女性的角度来看毛泽东的婚姻生活,那么,从毛泽东的角度呢?他的个性对于她们又意味着什么?

  王行娟:毛泽东在感情问题上可以说也是矛盾的组合体。我们可以把他同周恩来比较一下。他和周恩来是两种不同类型的人,周恩来很儒雅,对人对事包括对自己的妻子都是这样。而毛泽东这位农家子弟出身的领袖,成长过程中经受了不少来自教条主义的打击和排挤,历经沉浮,有着钢铁般的意志和坚不可摧的斗争性。这种强烈的个性和自尊表现在他的婚姻生活中,就是一方面他有着丰富的情感,有时非常温存。但另一方面就有农民式的大男子主义思想。毛泽东自己也曾表示过很羡慕周恩来家庭生活中的那种平静与和谐。的确,这种宁静对于他来说并不总有,他的个性也决定了这种宁静本来就不属于他。

  访问人:“其实,我们不防设想,接二连三地为他生孩子,做他的家属,又岂是杨开慧所真正心甘情愿的?对杨来说,她做到的是泪眼相向,欲言又止,最后默默忍受。那种难过与委屈表现在杨开慧身上,不是大哭大闹,而是默默地把它埋在心底。要说宁静平和,最多的还是在毛泽东和杨开慧之间。1923年春,毛泽东去上海,再去广州,杨开慧想跟着去,毛没同意。两人产生矛盾。当时杨开慧快要生岸青,毛又顾不上她,这是一个原因。后来误会解除,两人1924年在上海“重比翼,和云翥”。误会消除了,但毛泽东恐怕也没能充分理解当时杨开慧的心情。杨开慧的牺牲,是毛泽东心灵难以愈合的创伤,一句“开慧之死,百身莫赎”,复杂的心情尽在其中。

  王行娟:贺子珍和毛泽东一样,个性比较倔强。所以两个人的碰撞也就比较多。江青也常常和毛泽东吵,特别是后来。郭化若从长征一直到延安,都在毛泽东左右,贺、毛吵架,江、毛吵架他都见过。延安那么小的一块地方,谁家吵架马上就知道了。毛泽东有时很柔情,有时很暴烈,吵起来嗓门也老粗,发起脾气雷霆万钧。有一回在延安,贺子珍见一小碗辣椒馊了就倒了,毛泽东回来发火,正洗着脸连盆带水一下子就向贺子珍摔过去,贺子珍赶紧跑出去。有时候贺子珍也跟毛泽东打架。但他们打架主要还是生活上一点鸡毛蒜皮的事。张闻天夫人刘英就回忆过,弄到一只鸡,毛泽东的牙齿好,要炒来吃,贺坚持要炖着吃,这样营养好,就为这点小事,两人吵得要死。其实都不是为自己争什么,而是为了对方好。江青就不同了,她和毛泽东吵多数还是要毛泽东顺从她,替她去办什么事。而毛泽东往往原则性很强,不顺从她就吵,吵得跑到周恩来那里哭,周恩来就老给她劝架做工作。江青是想从毛泽东那里获得点什么的。反过来,毛泽东也没有从江青那里获得多少幸福。愈是这样,他就愈加怀念他的前两位妻子――杨开慧和贺子珍。杨开慧已过世了,而贺子珍远在苏联。毛泽东对贺子珍的怀念我了解得更多一些。贺子珍后来对自己那时非要离开毛泽东去苏联很后悔,而毛泽东对她也一直抱着负疚的心情。庐山相会,贺子珍恍惚的精神状态,使他的心情更加沉重,他用专机将李敏送到她母亲身边,不放心,又让身边工作人员跟着专机去。他不断地回忆着他和贺子珍一起在井冈山的那段生活。对于他们来说,争吵不和的恩恩怨怨已经烟消云散,留下的是他们共同拥有的最美好的东西。

  访问人:是不是可以这样说,杨开慧之于毛泽东,是青年时代的纯真缠绵,而贺子珍之于毛泽东,是硝烟战火中的激情遭遇。而江青填补的是贺子珍之后毛泽东感情生活中的一段空白。

  王行娟:这感情上的空白是非江青所能完全填补的,而江青本人虽然由此一跃而为第一夫人,但她的政治野心也并没能很快得到满足。在延安时期和建国初期这一相当长的时间里,毛泽东严格要求江青做好仍然是事务性的辅助工作,安排好生活,不抛头露面,不参政议政。江青本人似乎也努力这样去做过。直到1962年,那一年我记得毛泽东接见苏加诺总统,报纸上登了大幅照片,照片上江青赫然在目,这是她第一次以第一夫人的身分在新闻媒介面前展露自己。

  访问人:这或许表现了毛泽东的一种无奈吧,就像他对自己这次婚姻结局的无奈心情一样。

  王行娟:只能这样解释。

  1993年2月21日于北京前门东大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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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陈荒煤――对毛泽东文艺思想应认真、全面地研究






  陈荒煤,原藉湖北襄阳, 1913年12月生于上海。1938年到延安,在鲁艺戏剧系、文学系任教。建国后,历任电影局局长、文化部副部长、中国作协第三届主席团副主席等职。长期从事文化领导工作和电影评论、散文创作。主要著作有:《为创造新英雄人物的典型而努力》、《解放集》、《回顾与探索》、《探索与创新》,散文集《荒煤散文选》、《荒野中的地火》、《梦之歌》等。陈荒老已年逾八旬,仍身体硬朗、耳聪目明,看一般的文字不用眼镜。我们的谈话进行了一个多小时。后来又亲自修改记录整理稿,其认真求实的态度让人敬佩。

  访问人:毛泽东既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也是一位理论家和诗人。他一生中非常关注文艺事业,不仅有理论著述、具体工作指示,而且多次发动和领导了一系列文艺运动。您以为现在应如何加强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研究?

  陈荒煤:早在1981年8月,胡乔木在《当前思想战线上的若干问题》中就曾经提出:毛泽东文艺思想,内容很丰富,需要认真、全面地加以研究。他指出:“我们的工作决不能限于研究一篇《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或者加上一篇《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它要包括研究毛泽东同志所创作的优美诗词和大量的散文,研究这些作品的美学观点和美学价值,以及他对历史上和现代一些作家和作品评论、评价。……不要用简单的不明确的概念作为大前提来作这样那样的推论。”我年岁已高,时间精力都有限,我现在能读到研究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文章不多,还不了解这方面的研究工作有多少进展。

  但我认为,在今天强调要建设和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艺术事业,为建设精神文明作出更多更大贡献的时候,对毛泽东文艺思想加以认真、全面地研究,仍然是文艺界、特别是文艺理论研究工作者的一项重要的历史任务。

  访问人:近两年来,文艺界每年都要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的时候开纪念会,强调学习《讲话》的精神。

  陈荒煤:《讲话》的根本精神,主要如毛泽东所讲的,正是革命文艺工作的中心问题,“基本上是一个为群众的问题和一个如何为群众的问题”。

  《讲话》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阐述了革命文艺工作者必须反映人类社会生活,生活是文学艺术的唯一源泉的原理,并指出无产阶级和人民的作家必须深入生活,与群众相结合,站在无产阶级和人民的立场去表现新的世界、新的群众。又进一步回答了:革命文艺工作和整个革命事业的关系,党如何领导文艺工作,文艺的功能和作用,普及与提高,文艺工作者应学习社会、学习马克思主义、改造世界观等一系列重要的问题。

  《讲话》的确是我们党第一次全面系统地论述党对文艺工作的政策和方针的一个划时代的重要文献。 《讲话》把中国革命文艺运动推上一个崭新的阶段,不仅大大促进了解放区文艺工作的健康发展,也在全国产生很大的影响,以至在新中国建立后,也是我国文艺事业继续发展的指导思想,培养了一代又一代新的文艺工作者,起了重要的历史作用。《讲话》的根本精神,今天也仍然是我们应该坚持和贯彻的指导思想。

  但是,我们不能认为,《讲话》已经全面概括了毛泽东文艺思想。随着历史的前进和发展,新时期以来,经过实践的检验,总结历史的经验,现在对《讲话》某些具体论述和观点,已经作了一些补充和修改。也就是说,我们既要坚持也还要继续发展毛泽东文艺思想。

  例如,关于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政治服务的提法,现在已经作了修改,改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对于文艺从属于政治,政治标准第一等也不再提了。邓小平在第四次文代会代表党中央的祝词中,对文艺工作成绩的肯定、要求和希望,以及新时期以来他对文艺工作的许多宝贵意见,也显然对毛泽东文艺思想有了更多的丰富和发展。

  因此,今天要加强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研究,既要以《讲话》开始,同时,也应该联系到毛泽东在当时其他著作中的一些论述加以综合研究。例如《新民主主义论》中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评价,对五四运动后党所领导的以鲁迅为旗手的左翼文艺运动的高度评价,以及他对“民族的科学的大众化”的设想;更重要的,不仅要对他的诗词、评论进行研究,还应对建国以来,毛泽东对文艺工作的多次批评以及他亲自发起与领导的文艺运动的思想和观点进行深入的研究,才能真正解决毛泽东有时候在理论和实践中所发生的矛盾。例如,他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是促进我国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甚至认为推而广之,也是我们进行一切工作的好方法。可是由于文化战线上运动频繁,却始终没有能够得到很好的贯彻。

  总之,今天要认真、全面地加强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研究,还是一项重要的工作,既有丰富的内容,也有复杂的情况,需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冷静思考,善于总结历史经验,一方面要充分肯定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科学性和正确的核心思想,以及它在中国革命文艺运动中所起的重大的历史作用,今后如何继承和发展;另一方面又要对某些不正确方面加以澄清、修改,特别是结合学习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和有关文艺方面的许多意见,回顾历史,面对现实,展望未来,高瞻远瞩,才能更好地发扬毛泽东文艺思想,更好地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繁荣创作,活跃理论,人才辈出,为精神文明建设作出更大贡献!

  访问人:毛泽东提出文艺为群众服务,他所指的群众的范围似是比较广泛的。

  陈荒煤:他在《讲话》中讲得很明确,这个群众的领域是很广泛的,是指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最广大的人民,是工人、农民、士兵以及城市小资产阶级劳动群众和知识分子。建国之后,他也多次说到革命知识分子也是劳动人民的一部分。特别要看到《讲话》当时还在抗战时期,我们还要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一切爱国主义人士,我们还要向大后方人民群众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所以,文艺为群众服务,它所服务的对象实际上是非常广泛的。

  建国以后,有的同志简单片面地强调为工农兵服务,把为人民服务――首先是为最广大的工农兵服务的原则,理解为只能写工农兵,只能反映工农兵的斗争,这是不对的。又有些同志强调为政治服务,特别强调政治即以阶级斗争为纲,或要求文艺为当前某一项政策,具体的临时的政治事件或任务服务:“写中心、唱中心、演中心”,不管文艺多方面的功能、风格、形式的种种区别,一律都去反映少数几个典型,而忽视了文艺创作应力求题材、形式、风格的多样化,才能充分发挥各门艺术不同的作用,因而既导致理论方面的偏颇,也导致文艺创作的概念、公式化,因而不能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在文化生活多方面的需求、爱好,不能真正为最广大群众服务。这种理论和创作的失误,事实上也违背了 《讲话》的精神。

  访问人:《讲话》中强调作家要到群众中去,与群众相结合,去熟悉工农兵,表现新的人物,新的世界。现在应如何认识这个问题?

  陈荒煤:毛泽东强调一切种类的文学艺术的唯一源泉都只能来源于生活。但是他认为文艺作品所反映的生活应“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所以,他进而提出来,“革命的文艺,应当根据实际生活创造出各种各样的人物来,帮助群众推动历史前进。”

  新时期以来,党中央反复强调社会主义糟神文明建设的根本目的,是提高整个民族的思想道德、科学文化的素质,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

  我认为这两方面的要求,总的精神是完全一致的,是符合文学艺术创作的客观规律的,要创造典型环境中典型性格真实可信、生动感人的形象――特别是新的人物去表现新的世界。只是由于时代不同,我们今天在改革开放、四化建设蓬勃发展时,特别强调描写和培养社会主义新人的问题。

  《讲话》中又曾指出:“了解人熟悉人都是第一位的工作。”

  既然生活是文艺的唯一源泉,文艺应该创造各种各样的人,特别是新的人物帮助群众认识、理解历史和现实,努力成为社会主义的新人去推动历史前进;如果作家不和群众相结合,不深入生活,不去了解和熟悉新的人物,作家怎么能进行创作并创作出优秀的作品来呢?

  我认为,任何一个民族和国家,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终究有自己民族的先进人物――新的人物起了推动历史前进的作用。这些“当代英雄”形象也往往就是各民族优秀作品所歌颂的新人物。

  问题在于时代在不断地发展,新的人物也在不断地成长,不能用一种固定的模式去表现新的人物,脱离生活实际地去描写所谓高大完美无缺的英雄或理想人物。应该看到所有的新的人物,由于每个人的生活经历、思想水平、文化素质、业务能力、工作条件、家庭环境种种各不相同的情况,他们所进行的工作也需要不断探索和创新,也难免有所失误甚至犯严重错误,他既是新的人物,一个“当代英雄”,然而他又是一个普通人,也难免有自己的坎坷遭遇和命运,都难免有自己的局限性。

  总之,在今天,我们仍然应该强调作家与群众相结合,去熟悉、去表现新的人物、新的世界。邓小平在第四次文代会的祝词中,号召“我们的文艺,应当在描写和培养社会主义新人方面付出更大的努力,取得更丰硕的成果”的同时,又特别指出“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一切进步文艺工作者的艺术生命,就在于他们同人民之间的血肉联系”。这既是党对文艺工作者最殷切的期望,也是我们文艺工作者应该视为不可推卸的光荣的职责。

  访问人:1979年召开的第四次全国文代会,对《讲话》的精神是否有所修改?

  陈荒煤:从周扬在大会所作的报告《继往开来、繁荣社会主义时期的新文艺》来看,尤其是从邓小平代表党中央的祝词来看,我认为对《讲话》的根本精神并没有作什么修改,但是对《讲话》中某些观点的确作了重大的修改。例如把为工农兵服务、为政治服务,改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

  不再提文艺从属于政治。邓小平非常鲜明地在祝词中指出:“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不是发号施令,不是要求文学艺术从属于临时的、具体的、直接的政治任务,而是根据文学艺术的特征和发展规律……创作出无愧于我们伟大人民、伟大时代的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和表演艺术成果。”同时,也还明确指出,要“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邓小平在1980年1月16日在《目前的形势和任务》中更进一步指出:“不继续提文艺从属于政治这样的口号,因为这个口号容易成为对文艺横加干涉的理论根据,长期的实践证明它对文艺发展利少害多。但是,这当然不是说文艺可以脱离政治。文艺是不可能脱离政治的。……培养社会主义新人就是政治。”在这个问题上,党中央对新时期的文艺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提法,显然比为政治服务,文艺从属于政治的提法更准确更科学一些。这更有利于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健康发展,这实际上是对毛泽东文艺思想在社会主义新时期的丰富和发展。访问人:建国后毛泽东的文艺思想,对照《讲话》来看,是否也有所发展呢?陈荒煤:我认为,毛泽东对戏曲改革提出的推陈出新、百花齐放, 1956年8月《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 1957年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60年代上半期,他又提出了“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等等,这都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对 《讲话》的一些丰富和发展。尤其是双百方针的提出,现在来看,仍然有非常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毛泽东非常明确地指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是促进我们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反复强调了艺术和科学中的是非问题,应通过自由讨论、实践去解决,采取慎重的态度,不要采取简单的方法去解决。他后来还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中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个方针不但是使科学艺术发展的好方法,而且推而广之,也是我们进行一切工作的好方法,这个方法可以使我们少犯错误。”可惜,这个方针后来并没有真正得到贯彻。访问人:双百方针没有贯彻的原因,您是怎么看的?陈荒煤:毛泽东一贯重视政治战线、思想战线的阶级斗争,在提出双百方针的同时,他就指出:“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但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紧接着,反右派斗争就开始了,然后,文化、思想战线上的斗争不断发生,动辄开展大批判,认为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活动,这都无法使双百方针得到很好的贯彻。事实证明,艺术创作、理论研究、学术问题都有一个不断经过实践的检验,不断探索与创新的过程,由于缺乏经验,或认识不足,或实践不够,不可能都有完全正确的预见和把握;这大多数是思想认识问题,可以通过自由争论的方式去解决。如果都当作阶级斗争,采取政治运动的方式去进行批判与斗争,也就无法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了。我们不能完全否认,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还存在阶级斗争,但现在历史已经证明,建国以来文艺战线上多次的运动的错误,已经得到澄清和平反,恰恰不是激烈的阶级斗争的反映,而正是因为在学术、创作方面没有贯彻双百方针。新时期以来,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总路线指引下,文艺工作有了蓬勃的发展,也证明正是坚持和发扬双百方针的结果。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不能很好地贯彻的原因,我认为还有一个如何看待中国知识分子的问题,对知识分子信任的问题。

  访问人:毛泽东亲自在文化战线上发动的许多运动中,他显然对党所领导的文化工作、教育工作似乎有些悲观的看法。

  陈荒煤:我认为,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是非常重视知识分子问题的。1939年他亲自为党中央起草了一个文件,就是《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他认为知识分子问题与革命胜利息息相关,号召全党全军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参加军队、政府与学校工作。他非常明确指出中国“没有知识分子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他批评恐惧和排斥知识分子的种种心理,是由于不懂得知识分子对于革命事业的重要性,不懂得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知识分子和资本主义国家的知识分子的区别,为地主资产阶级服务的知识分子和为工农兵服务的知识分子的区别,不懂得要和资产阶级政党和日本帝国主义争夺知识分子等等。

  此外,他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些著作中,也都充分地肯定了革命知识分子的作用,他把知识分子归属于小资产阶级,是革命的动力,是无产阶级可靠的同盟军。

  在这样一种思想指导下,我们党在“五四”以后的新文化运动中,在抗日救亡运动中,以及在抗战期间,我们都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吸收了大量知识分子,团结了最广泛的爱国人士和民主党派,取得了广泛的信任和拥护。最后,我们取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

  但是建国之后,毛泽东对知识分子问题,显然有些徘徊。他有时认为,大多数知识分子是劳动人民的一部分,是拥护党和社会主义的。但他最后终于认为知识分子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例如,“文化大革命”前他对文艺工作的两个批示,对文艺战线的情况作了错误的估计,“文革”初期对教育的错误批评,以至认为17年来实际上培养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也是证明。毛泽东这种思想有一定的历史根源:他在抗战时期的许多著作中,往往是一方面强调知识分子的重要性,在革命事业中有不可缺少的作用;另一方面,他也始终强调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要防止思想上的空虚,行动上的动摇,甚至警惕在革命紧要关头的消极和叛变。

  建国以后,毛泽东又认为,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还有阶级斗争,这主要是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阶级斗争,而且还很尖锐 (在全国宣传会议上讲话)。因而,一再把文艺方面某些学术、理论研究、创作中某些争论以及一些观点的分歧、缺点或错误,一概视为是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的反映,以政治运动的形式来开展斗争,恰恰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结果,如胡乔木在《当前思想战线上的若干问题》中所指出的:“应该承认,毛泽东同志对当代作家、艺术家以及一般知识分子缺少充分理解和应有的信任,以至长时间内对他们采取了不正确的态度和政策,错误地把他们看成是资产阶级一部分,后来甚至看成 ‘黑线人物,或牛鬼蛇神……,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得已利用这种观点对他们进行了残酷的迫害。这个沉痛的教训我们必须永远牢记。”

  访问人:1962年,陈毅在广州召开的全国话剧、歌剧、儿童剧创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曾郑重宣布要给知识分子“脱帽加冕”,要脱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之帽,加上劳动人民知识分子之冕,还宣布向与会人员行了“脱帽礼”。

  陈荒煤:但事实上没有能够脱掉这个帽子,1964年毛泽东关于文艺工作的两个指示下来了,文艺界又开始了整风,到了“文革”期间,许多优秀的作家、艺术家、知识分子却戴上了“反动文人”、“资产阶级反动权威”、“黑帮分子”、“黑线人物”以至“黑苗子”的帽子。这实在是一个悲剧。

  访问人:为了总结历史的经验,您认为党应如何以毛泽东文艺思想来加强对文艺工作的领导,更好地贯彻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坚决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陈荒煤:我认为,党为了加强对文艺工作的领导,首先要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总的精神、根本精神,要有统一的认识,坚决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精神,认真总结历史经验,对过去每次文艺运动中发生的各种错误予以澄清和平反,清除长时期以来“左”的思想干扰,必须坚决贯彻邓小平南巡谈话的精神,在工作中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同时,也应该重视,随着改革开放形势的发展,文化市场也不可避免受到西方不良文艺作品的影响和冲击,黄色音像、书刊的泛滥甚至相当严重,也有少数人搞资产阶级自由化,贩卖西方资产阶级文艺思想,甚至企图否认毛泽东文艺思想,这是我们应当进行坚决的斗争的。

  我真诚地期望文艺理论工作者作出规划,使得比较全面、系统地研究毛泽东文艺思想的著作早日问世。

  现在,我们还没有看到任何一个国家和党的领袖,像毛泽东这样关注革命文艺事业,重视革命文艺事业和整个革命事业的关系和利益,关心青年文艺工作者的健康成长,总的来讲,确实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原理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他那“民族的科学的大众文化”的理想和要求,革命文艺工作者必须与群众相结合,去表现新的人物、新的世界,实际上正是世界各民族新文化共同发展的必经之途。今天,加强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研究,还应该看到,有一个非常好的条件和机遇。这就是邓小平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更加系统化,更加全面,更加成熟了。他在新时期以来有关文艺工作的重要讲话,已经科学地总结了历史的经验,为文艺工作在新时期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历史重任指明了方向,他对文艺创作开拓了更广阔的领域,也指出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应该加以改善,废止在文艺创作、文艺批评领域的行政命令,对文艺创作不要横加干涉,为培养杰出的人才创造必要的条件;同时,还要坚决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对错误的思想观点开展正确的批评,要肃清封建主义残余的影响和资产阶级种种腐朽的思想等等。总之,在一些重大的理论问题、原则问题方面,邓小平都已经作出了明确的回答,根据新的形势,新的情况,根据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两个文明一齐抓的精神,对文艺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只有学习、掌握了邓小平这些主要的思想和精神,我们才能更深入地研究毛泽东文艺思想,更好地坚持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更好地坚决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才能使文艺工作者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作出重要贡献。

  因此,现在要全面地研究毛泽东思想,必须深入地、全面地学习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特别是新时期以来有关文艺问题的许多论述,有关重视知识分子、教育、科学的许多重要观点,这都是邓小平在新时期对毛泽东思想的极大的丰富和发展。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加强毛泽东文艺思想研究的一个重要的前提。我们必须全面地学习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深刻地理解邓小平在新时期以来丰富和发展毛泽东文艺思想的重要性和必然性,才能真正加强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研究。

  1993年11月于北京木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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