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克恩，1936年生，陕西米脂人。1947年参加西北文工团，开始从事文艺工作。建国后，曾在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北京市委中国艺术研究院。现任中国文学艺术研究院研究员。著有《延安文艺运动纪盛》、《延安的锣鼓》等。
延安文艺有过它的灿烂，有过它的辉煌，艾克恩同志说，这灿烂、这辉煌是同毛泽东的名字连在一起，它并伴随着中国革命的胜利，一起走向了全国。
访问人：听口音，您是陕西人？
艾克恩：我是陕西米脂人。那是个很有名的地方，民间有段顺口溜：“米脂的婆姨绥德的汉，清涧的石板瓦窑堡的炭。”因为米脂出了个貂■，以后都说米脂出漂亮姑娘。
访问人：比较起来，米脂一带在陕北是不是富庶一些？
艾克恩：水土比较好，而且文化教育比较高，像米脂中学、米脂师范都是有名的学校。米脂出了许多有名的人物，像李自成、李鼎铭都是米脂人。我党的一些领导干部如刘澜涛、郭洪涛也是米脂人。
陕北还有很好的民歌传统，《东方红》就是我们隔壁佳县一个叫李有源的农民写的词，他是移民，当时陕北人口多、土地少，人民生活困难，毛主席就动员陕北几个县的人民去延安那边人口少、荒山多的地方开荒，使生活得到了改善。他有这个感受，就一路走一路编歌唱。起初叫移民歌，有九段歌词，延安鲁艺的马可知道后，感觉很好，就记了下来，并请公木改词，由原来的九段改成三段，歌名也改成为《东方红》，就在陕甘宁边区唱起来了。
访问人：曲调变没变？
艾克恩：曲调没变，就是陕北的民歌曲调。但经过后来改编，整个情绪不一样了，听起来很庄重。当时我读书的学校里也唱这支歌，还闹秧歌。我是1944年考上米脂中学的，到1946年，胡宗南进攻延安，我们学校搬到黄河岸西边，一边游击一边读书。 1947年西北文工团派人到我们学校招收团员，学校推荐了几个人，其中有我，我唱了个“兄妹开荒”的片断，就录取了。第二天背上铺盖就走，到了绥德的义合，从此我就参加了革命工作。
访问人：以后您就搞文艺工作了，后又搞文艺研究，特别是延安文艺研究，搜集了大量材料，并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最近，我们看到您在《人民日报》发表的《延安的锣鼓》一文，我们主要想请您谈谈延安文艺座谈会前后的情况。
艾克恩：谈这个问题，先要说到大批文艺人才到延安的情况。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之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在这国家危亡之际，成千上万的热血青年冲破重重阻拦，从祖国的四面八方奔向延安。其中有作家丁玲、欧阳山、草明、肖军、罗烽，诗人艾青、严辰，画家张汀，作曲家贺绿汀、冼星海，舞蹈家吴晓邦等。在这当中，丁玲和冼星海最有代表性。著名女作家丁玲，拿着宋庆龄赠送的350元，冲出国民党的牢笼，于1936年11月率先进入陕北，毛主席、周副主席设宴款待。毛主席问：“你打算做什么？”丁玲毫不犹豫地答道：“当红军！”于是她换上戎装、跃马扬鞭到了陇东前线，写下了歌颂彭德怀、左权将军的佳作。毛主席挥毫赠词：“洞中开宴会，招待出牢人”，“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冼星海在武汉看到延安鲁艺要招生的消息，还看了几本介绍陕北情况的书，萌发了到延安去的愿望。他在日记里谈到：看了这几本书，觉得那地方不错，那边是光明的，这边越来越黑暗。但他又一时下不了决心，怕没有创作的条件、没有来去自由。于是他给在陕甘宁边区的人写了封信，提出几个问题：一是那地方是不是自由，进去后想离开能不能出来，再一个是创作受不受限制，有没有创作自由。这些情况是可以理解的，反映了当时一部分知识分子的思想状态。延安来信说，没有问题，你来后看看就知道了。于是冼星海就来到了延安，认定“延安就是新中国的发祥地”，“那里有无限的希望和光明”，他的感受是：延安的窑洞暖，小米香，是最理想的施展才能的地方。很快他和光未然创作了 《黄河大合唱》。原来他们在大后方就熟悉，冼找光，光未然说，他看到黄河很有感触，准备写歌颂黄河的，谈妥了，光未然用一个星姘写出歌词，冼用一个星期也写出了曲子。《黄河大合唱》唱出了中华民族的苦难，也唱出了炎黄子孙的刚强。毛主席听后连连赞好，周副主席欣然命笔：“为抗战发出怒吼，为大众谱
出呼声！”《黄河大合唱》从延安唱到全国，所有抗日战场，无不发出“怒吼吧，黄河”的战斗强音。访问人：为什么如此众多的专家学者、文艺青年、离开大城市跑到小山沟，不住楼房去住上窑，不走柏油路去爬陡坡，就是说从比较舒适的环境自愿跑到艰苦的地方去呢？艾克恩：我认为，主要是理想、信念和意志给了他们力量。正像“狂飚诗人”柯仲平说的：“青年，中国青年！延安
吃的小米饭，延安穿的麻草鞋，为什么你爱延安？”“我们不怕走烂脚底板，也不怕路遇 ‘九妖十八怪’，只怕吃不上延安
的小米，不能到前方抗战；只怕取不上延安的经典，不能变成最革命的青年！”这是当时大多数文艺青年奔向延安的心声和志向。那么多文化人从大城市亭子间来到偏僻落后的小山沟，自然只能带来他们所熟悉所喜爱所习惯的那些大城市里的东西。所以一个时期，延安舞台上竟相上演大戏。1940年元旦公演的《日出》，是在延安舞台剧目匠乏的情况下急忙赶排的，这是一件新奇而轰动的事。排演前，毛主席曾邀请鲁艺戏剧系主任张庚交谈，说延安剧目少，可以上演一点国统区的作品，《日出》就可以演。并说这个戏应当集中一些延安的老演员来演。经过20多天突击，搬上舞台，反映甚好。继《日出》公演后，延安青年艺术剧院赶排《雷雨》。西北文工团赶排《蜕变》和《北京人》。上演的大戏还有《上海屋檐下》、《雾重庆》、《法西斯细菌》、《李秀成之死》、《扬子江暴风雨》、《太平天国》、《塞上风云》；外国戏有果戈理的《婚事》、《钦差大臣》，等等。这些剧目搬上延安舞台，无疑对活跃群众文化生活，丰富演员表演技能，沟通文化交流，都是很有益处的。访问人：但演出这么多大戏，老百姓看得懂吗？艾克恩：这确是当时的延安舞台存在的一个偏向：脱离群众，脱离实际。延安作家自己写的东西较少，直接反映现实生活的更少。正像张庚1941年4月在《解放日报》撰文所说：“从延安演《日出》之后，演大戏成了风气，这是一种严重的偏向。”在延安的其他文艺门类，也存在着严重的轻视实践、远离群众的现象。在鲁艺文学系任教的严文井曾说，当时“学校四周住的都是农民，而我们却不同农民往来，除了有时候要向他们买西红柿和甜瓜，才同他们当中的两个人说说话”。“我们每个人都自认为是大艺术家。农民当然是不在我们眼下的，我们彼此高谈阔论，上下古今，天南海北，海阔天空。农民算什么呢？他们没有文化，啥也不懂，而且连 ‘百分’也不会玩儿，身上只有虱子。于是我们有的人坐在窑洞里，就写自己5年以前，或10年以前的爱情。”
访问人：除了这些现象之外，在艺术观点上是否也存在一些问题？
艾克恩：艺术观点也属于旧的一套，无非是自我复旧，自我表现一类。由于对工农兵“不熟、不懂”，只好在知识分子圈内找朋友，把创作视为个人情绪的表露，或用工农兵的外衣装饰作品。有人主张还是杂文时代，有人提倡超阶级的人类爱，有人甚至认为马列主义会破坏创作情绪等等。
访问人：文艺工作队伍中在政治思想上也存在问题吗？
艾克恩：更严重的是政治思想混乱，如认为延安一片“黑暗”，没有光明；延安“衣分三色，食分五等”，视而不见从领导到下级，从长官到伙夫，政治平等，团结友爱；认为延安生活“单调”、“枯燥”、“没有趣味”，感觉不到延安那种生机勃勃、歌声朗朗的景象。当时一些文章和作品，明显反映了这种观点和情绪，起到了涣散军心、瓦解斗志的作用。面对这种情况，战斗在晋西北前线的贺龙将军愤然指出：“我们的战士在前方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保卫延安，你们却在后方“说延安黑暗。如果真是这样，我们就要 ‘班师回朝’了”。
朱总司令在鲁艺两周年会上的讲话中也谈到：“打了三年仗，可歌可泣的故事太多了，但是好多战士英勇牺牲于战场，还不知道他们姓张姓李，这是我们的罪过，而且也是你们文艺的罪过。”“希望前后方的枪杆子和笔杆子能够亲密地联合起来”。
对此，毛主席也批评说，延安文艺界存在的问题说明：“同志们中间还有很多唯心论、洋教条、空想、空谈、轻视实践、脱离群众等等缺点，需要一个切实的严肃的整风运动。”“必须从思想上组织上认真地整顿一番。”
访问人：看来，这就是要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原因了。据说会前毛泽东找了一些文艺工作者调查情况。都找了哪些人？谈了些什么内容？你能否谈谈这方面的情况？
艾克恩：可以。1942年4月的一天，毛主席写信给艾青，说：“有事商量，如你有暇，敬祈惠临一叙。”艾青来到杨家岭毛主席住所。毛主席说：“现在延安文艺界有很多问题，很多文章大家看了有意见。有的文章像是从日本飞机上撤下来的；有的文章应该登在国民党的《良心话》上的。你看怎么办？”“开个会，你出来讲讲话吧。”“我说话有人听吗？”“至少我是爱听的。”毛主席又对艾青谈了一些文艺方针方面的问题。过了两天，毛主席又给艾青写信说：“前日所谈有关文艺方针诸问题，请你代我收集反面的意见。如有所得，希随时赐知为盼。”毛主席在“反面的”三个字下面打了三个圈。艾青并没有收集什么“反面”意见，只是把他平时对文艺工作的一些意见写成文章寄给毛主席。不几天，毛主席又写来第三封信，说“大著并来函读悉，深愿一谈，因河水大，故派马来接，如何，乞酌”。艾青按时来到毛主席的窑洞里。毛主席将他的文章交还说：“你的文章我们看了，有些意见提供你参考。”随手把事先写在几张纸上的意见讲给艾青听，请他考虑。后来艾青根据这些意见对送审槁作了认真修改，写成《我对于目前文艺上几个问题的意见》，发表在《解放日报》上。
毛主席邀请刘白羽谈了三次话。第一次详细询问了许多文艺方面的情况，而后提出了一些问题。并说：我们过去忙于打仗，现在文艺问题摆到面前来了，要研究一下文艺问题。最后叮嘱刘白羽，找一些人议论议论，把议论的结果告他。第二次，刘白羽作汇报，其中谈到文艺界的问题不是立场问题，大家心是好的，只是表现不好，起了坏作用。毛主席听后笑了起来。第三次，毛主席向刘白羽阐述了为工农兵服务与深入工农兵的思想，使白羽恍如登上高峰之巅，眼望辽阔大地，一切一目了然了。
在文艺座谈会前后，毛主席曾多次与党外作家萧军接触，来往书信有10封。其中1942年4月13日的回信说：“来信敬悉。前日我们所谈关于文艺方针诸问题，拟请代我搜集反面的意见，如有所得，祈随时示知为盼！”萧军遵嘱，搜集了一套《文艺月报》（共14期），送交毛泽东。
1942年4月下旬的一天，鲁艺文学系教员何其芳、严文井、周立波、曹葆华和戏剧系教员姚时晓5人，喜得院长周扬通知应邀到毛主席住处杨家岭谈话。毛主席对他们讲：你们多到农民中去，你们了解了农民，农民也了解了你们，你们的戏农民就能看得懂了。
为了开好延安文艺座谈会，毛主席还邀请欧阳山、舒群、罗烽、白朗等叙谈。中宣部副部长凯丰、中组部部长陈云以及干部科长王鹤寿，也分别找文艺界同志谈话，了解情况，征求意见。掌握第一手材料。
1942年5月2日上午9时，座谈会在杨家岭中央办公厅会议室召开。会议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凯丰主持。
毛主席一来到会场，代表们马上活跃起来。周扬陪同毛主席和大家握手见面，当见到《八路军进行曲》词作者公木时，毛主席含笑说：“写兵好，唱兵好，演兵好。”毛主席握住一二○师战斗剧社社长欧阳山尊的手亲切地问：“你从前方回来了。”
在会议大厅里，大家静静地听着毛主席关于“引言”部分的讲话。他颇有风趣他说，我们有两支军队，一支是朱总司令的，一支是鲁总司令的，即“手里拿枪的军队”和“文化的军队”。而文化的军队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他说，召开座谈会的目的是“研究文艺工作和一般革命工作的关系，求得革命文艺工作的正确发展，求得革命文艺对其他革命工作的更好的协助，借以打倒我们民族的敌人，完成民族解放的任务”。当谈到鲁迅总司令时，全场响起了一阵掌声和笑声。接着毛主席提出立场、态度、对象、感情和学习等问题，供会议讨论。
访问人：据说文艺座谈会讨论时，由萧军先发言。艾克恩：萧军发言是丁玲提议的，她说，萧军是学炮兵的，“你先打头炮吧！”萧军没有谦让，滔滔不绝他讲了一通《对于当前文艺诸问题的我见》。接着又有几位同志谈了各自对当前文艺的看法。休息时，女作家白朗打趣他说：“主席，今天可还得请我们吃一顿罗？”毛主席笑着说：“小米是有的。”3天会议，中央办公厅都款待一顿小米饭。大家三五成群地在中央机关食堂里边吃边聊，而毛主席吃着饭，还在翻阅记录，思考着问题。访问人：座谈会开幕之后，讨论了两个礼拜，到5月16日才开第二次会议，会议上发言也很踊跃，实际情况是不是这样？艾克恩：是这样。第二次会议也开了一整天。发言者十分踊跃，热烈，各摆各的问题，各讲各的观点，时而还有一些争论。毛主席、朱总司令等中央领导同志听取了几十位同志的发言。民众剧团团长柯仲平讲了该团下乡演出盛况，说该团离村时，群众恋恋不舍，送出很远，并赠送许多慰劳品。他说：“我们就是演《小放牛》。你们瞧不起《小放牛》吗？老百姓都很喜欢。你们要找我们剧团，怎么找呢？你们只要顺着鸡蛋壳、花生壳、水果皮、红枣核多的道路走，就可以找到。”与会者都笑了，毛主席也笑了。不过毛主席讲：你们如果老是《小放牛》，就没有鸡蛋吃了。从晋西北来的一二○师战斗剧社社长欧阳山尊发言说：“战士和老百姓对于文艺工作者的要求是很多的，他们要你唱歌，要你演戏，要你画漫画，要你写文章，并且还要求你教会他们干这些。看起来似乎你付出去的很多，但事实上，你从他们身上收到的、学到的东西更多。”他还说：“前方的战士和老百姓很需要文艺工作，这样多的文艺干部，留在后方干什么？大家都上前线去吧，我举双手欢迎！”毛主席十分称赞欧阳山尊的发言，说还是前方来的同志了解情况，熟悉群众，提出了很好的意见。
访问人：座谈会最后一次全体会议是什么时候开的，是不是毛泽东作结论的那次？
艾克恩：就是5月23日那次。朱总司令首先讲话。
最后，由毛主席作结论。他说，座谈会开了三次，开得很好。我对文艺是小学生，是门外汉，向同志们学习了很多。前两次是我出题目，大家做文章，今天是考我一考，大家出题目，要我做文章，题目就叫“结论”。朱总司令讲得很好，他已经作了结论。中央的意见是一致的，有些问题我再讲一点。
毛主席针对大会提出的问题，针对延安文艺界的现状和争论，联系“五四”以来革命文艺运动的经验，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高度，系统明确地阐述了文艺工作的根本问题、原则问题、方向问题，规定了完整的革命文艺路线、方针和政策。《讲话》将现代文学运动推进到一个崭新的阶段。座谈会结束时，毛主席、朱总司令等中央领导同志与全体代表百余人合影留念。一年多以后， 1943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七周年时，《解放日报》发表了毛泽东在座谈会上的讲话。
访问人：《讲话》的发表，对延安文艺运动发生了什么影响？
艾克恩：影响还是很大的，最显著的表现，是作家们纷纷深入生活第一线。萧三、艾青、塞克赴南泥湾，陈荒煤赴延安县，刘白羽、陈学昭下农村与连队，高原、柳青去陇东，丁玲到工厂。鲁艺、边艺、部艺、平剧院、民众剧团、西北文工团、联政宣传队等也纷纷奔赴农村与前线。
《讲话》的贯彻，使延安文艺出现空前的繁荣局面。延安文艺运动敲响的第一声锣鼓，是1943年春节兴起的大秧歌运动。
鲁艺师生率先推出秧歌剧《兄妹开荒》。毛主席、周副主席、朱总司令等中央领导人观看了演出，无不感到耳目一新。毛主席说：“像个为工农兵服务的样子。”朱总司令说：“不错，今年的节目和往年大不同了。革命的文艺创作就是要密切结合政治运动和生产斗争啊！”受热火朝天的秧歌锣鼓感染，大诗人艾青自告奋勇组成秧歌队闹腾起来。他带领的一百多人的中央党校秧歌队，演遍了杨家岭、王家坪、桥儿沟、南泥湾等地。首演周而复、苏一平写的《牛永贵挂彩》，影响很大。中央办公厅特登报表彰。
访问人：在当时延安的文艺舞台上，是否也出了一批新成果？
艾克恩：引起巨大反响的，首推歌剧《白毛女》，它成为中国歌剧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这个由诗人邵子南写出歌剧初稿，后在集体讨论的基础上，重新由贺敬之、丁毅执笔，马可、张鲁、瞿维、李焕之、向隅、陈紫、刘炽等作曲的歌剧，作为向党的“七大”献礼节目，标志着作家深入生活的重大收获。与此同时，一大批优秀的文学作品相继推出，如李季的长诗《王贵与李香香》，柳青的《铜墙铁壁》，欧阳山的《高干大》，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以及一百多位美术家、音乐家的作品，给延安文艺园地带来了百花争妍的新局面。郭沫若惊喜写道：“我完全陶醉了。”“这是一个新的时代，新的天地，新的世纪。”“在人民翻身的时候，同时也就是文艺翻身的时候。”徐悲鸿讲：“新中国的艺术必将以陕北解放区为始。”
女作家丁玲和欧阳山在深入边区生活之后，分别创作了报告文学《田保霖》和《活在新社会里》。毛主席看到这两篇作品后，当即写信勉励他们：“你们的文章引得我在洗澡后睡觉前一口气读完，我替中国人民庆祝，替你们两位的新写作作风庆祝！”后来，毛主席又讲：“丁玲现在到群众中去就能写好文章。”丁玲感动他讲：“这封信给我很大帮助，我的新的写作作风开始了。什么是新的写作作风呢？就是写工农兵。”
丁玲的话，道出了延安作家、艺术家的心声，《讲话》给延安文艺界带来了崭新的精神面貌。从此，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引下的中国革命文艺不断出现新的高潮。《讲话》精神，不仅在战争年代，而且在建国以来，都指引着中国革命文艺的方向，成为照耀革命文艺家前进的一座灯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