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宝林，1917年生，北京人，幼时曾学京剧并搭班演出。16岁改学相声。1949年后，曾入北京市曲艺工作团，中央广播说唱团。后任中国广播艺术团艺术指导，北京大学兼职教授，中国曲协副主席。著有《谈相声的形式、结构、语言》《曲艺概论》 （合著）等。
毛泽东的爱好是多方面的，看京戏、听相声是他人生的一大乐趣。侯老在病床上的这番谈话，既表现了毛泽东的这个特点，同时也表达了侯老先生对毛泽东的深深怀念之情。还要感谢蒋建农同志，这篇谈话是他提供给我们的。
访问人：毛泽东一生爱好文艺，喜欢听京剧、曲剧、特别喜欢您的相声，他还说过：“侯宝林是个人才，是个语言研究家。”我们今天来，想请您谈：毛泽东听您相声的情况。
侯宝林：今年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毛泽东同志诞辰100周年。为了纪念这个日子，有人特意编排了一出叫做“毛泽东与侯宝林”的电视小品，在社会上产生了一些反响。为此，一些老朋友和新闻出版界的同志都要我写点儿什么，我又何尝不想了却一桩旧心愿，只是一场大手术夺走了我的整个胃脏，化疗又摧毁了我百分之八十的体力，手中的这支笔提起来没有一吨也有八百斤，真是力不从心了。毛主席听我说相声不是进城以后的事。那时在香山，还没搬进城里住呢。每次开会几乎都有晚会，有时在东交民巷。当时还是木板条儿的大椅子，只有中间第三排放两把藤椅，是为主席和朱老总准备的，因为全国正在打仗，还是“战犹酣”的时候，朱老总是很少来的，可主席每次都来。我记得头几次在我演出时，中央首长都在，那时任粥时同志很瘦，还没去苏联养病呢。后来他从苏联回来，我见到他在天安门城楼上，胖多了，可精神了。那时我的相声节目有点儿特殊，就是说不论什么晚会――歌舞晚会、杂技晚会、还是戏曲晚会，都加我一场相声，大概因为毛主席爱听相声吧，好像是在1950年，杨尚昆同志（当时他还是办公厅主任）见我去了，非常高兴，说：“哪一个人能使我们的主席这样高兴，只有侯宝林，侯宝林是我们的国宝。”当然，这可没有文字记载啊。
访问人：这些晚会，当时都由谁来组织？
侯宝林：那阵儿，彭真同志是总提调，所有的晚会都归他负责。当初北京还没有文化局，叫文艺处，刚进城叫文管会，后来成立了文艺处，张梦庚任处长，后改局了，他就升为局长，他也是主席很喜欢的一个演员。有一次，我和他商量：“今晚有两个晚会怎么办？”他说：“你先到那边儿去，让车跟着你，你那边儿下台，大褂别脱，就跟车回来。”回到这边儿，梅兰芳的戏刚完，大伙儿正不知怎么办呢，我告诉检场的：“你搬着场面桌，顶着走，别等梅院长下来，你就把桌子摆上。”我就跟着上了。那时候没有报幕员，不像后来，每场节目都有报幕的。那就只有听我指挥了。等梅先生快走到下场门儿，主席站起来，把风衣往胳膊上一搭，就要走。桌子搁上了，主席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儿，怎么梅兰芳演完还搁个桌子呀？我们跟着就上了，主席笑了，放下衣服，坐下来听我们说相声。那时节目都长，一段相声至少是25―30分钟，尽管已经很晚了，主席还是从头到尾听完了才走。
主席听我说相声，喜欢用拳头打拍子，这个细节我注意过。主席擅长诗词，人所共知，那几年刚进城，是他精力最旺盛的时候，写字也是那几年的爱好，诗词也写得多。当我在相声中提到诗词时便立刻引起了他的注意。有一次，主席刚到，还没坐下，正站着脱风雨衣，一听我说到诗词，马上转过头来给了耳朵（注意听）。我就说最近作了一首诗，其实，诗是引用老昆曲《昭君出塞》中王龙的词儿，后来被评剧借过去了，这四句诗是“胆大包天不可欺，张飞喝断当阳桥，虽然不是好买卖，一日夫妻百日恩。”一般主席乐的时候，就是脸憋得红红的也不出声，只有这一回张开嘴哈哈大笑，大概是这首诗尤其是这第四句词儿大出乎他的意料之外吧；
访问人：听说您还和毛主席同场跳过舞，有这回事吗？
侯宝林：有过。1954年，政务院改了国务院，国务院的工作加重了，主席的工作减轻了，仗也打完了，蒋介石去了台湾。主席工作少了，春藕斋的舞厅就是这时候为他盖的，我们原来是在老春藕斋演出，后来又翻修了一下。翻修后我们每周进去两次，每礼拜三、六。主席的舞会很少有人去打扰，朱老总只去过一次，一家三口，老总、夫人，带女儿，那时我看老干部穿布拉吉还是头一回，是康克清同志。江青就去过一次，还是在舞会正式开始前，呆了一会儿就走了，有人让我陪她跳舞，我没跳，因为我不会，陪王光美同志跳过一次，跳了一身汗，她不舒服，我也不舒服。人家会跳，我不会，人家很累，所以后来凡是夫人们来了，让跳舞，我绝对不跳。刘主席夫妇也只是偶尔去一下。说起跳舞还让我想起一件事。一次，我被人硬拉着跳舞，边跳边说精神不集中，一不小心正撞在主席身上，我当时很紧张，心想糟了，那种心情不亚于契河夫笔下谨小慎微的小公务员伊万・德米特里奇・切尔维亚科夫。要知道在半个多世纪里，他毕竟是中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上最具权威的大人物啊！当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看主席时，发现他笑了，目光是那样慈祥，全然没有动怒的迹象。这件事，这令人难以忘却的目光，几十年来一直留在我的记忆中。
访问人：毛泽东听您的相声，除了他喜爱以外，还有什么别的原因吗？
侯宝林：毛主席确实喜欢听相声，这是可以肯定的。有人说毛主席听相声也是搞社会调查，了解民俗，了解民间的喜、怒、哀、乐。我们当时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非常认真，完全按照“讲话”的精神搞节目，创作新的，整理旧的，把旧相声中那些不健康的东西去掉，创作新社会需要的相声。1950年我们成立了“相声改进小组”，完全靠自己的力量编了四个小册子，都是新相声，使相声打了个翻身仗 （而且没有向上级要一分钱）。这在当时太难了，首先就说我们那点儿马列主义水平吧，实在太难了，全靠“讲话”的精神作指导。主席喜欢我的相声恐怕和这一点有关，当然他也很喜欢我这个演员。1956年，大概是由于我发表了几篇有关相声的学术文章吧，主席见到我说：“怎么？你要当博士哟！”从这句话里，我体会了主席的心情。解放后听我说相声最多的可能要算主席了，现在回忆起来，大约有150段左右，连新带旧，一些传统节目我们在外面已经不说了（不合时宜），到了主席那儿人家说：“你还教育主席呀，外边不说的，这儿也可以说。”不过我使的传统段子都是经过自己加工整理的。
旧相声中有许多低级庸俗的东西，只有经过改编的主席才听得过去。我这个人适应性强，接受新事物快，我在台上别人看着不旧，没有旧艺人的气质，这大概也是主席喜欢我的原因。上台去俗不可耐，小市民那一套，连蹦带跳，出洋相，胡来一通，他早就厌烦了，所以在主席身边工作了那么长时间，总算没落下什么不好吧。
访问人：在您说过的相声中，毛泽东最喜欢哪些段子？
侯宝林：《关公战秦琼》是主席喜欢的节目之一，他听我说相声没点过，说什么，听什么 （他喜欢的节目还有一个叫《字意》）。怎么知道主席重视《关公战秦琼》呢？是因为当时有好几个人跟我说，比如马专员（马锡五），当时最高法院院长，也就是老区常说的马专员，《刘巧儿》里还提到过，他说：
“你写嘛，写官僚主义嘛。”习仲勋同志也说过，中央提出反官僚主义。当时我们就搞了《关公战秦琼》，讽刺瞎指挥。这个段子后来被许多人引用，老舍先生和夏衍同志都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过文章。1960年我们在广州开创作会议，第一个引用的是陶铸同志，他说：“我们不要做韩复榘父亲那样的人，瞎指挥。”第二个人是陈毅，陈老总，他是1962年讲的。主席当时听了这个段子很高兴，几天后我正在表演，刘主席夫妇抱着一个孩子来了，主席把刘主席叫到身边，让我说《关公战秦琼》。这是主席唯一一次点节目，可见这个节目在当时影响不小，惊动了大人物。
访问人：最后问一个问题：据说您当全国人大代表，还是毛泽东亲自提名的，到了他的晚年，您和他有些什么交往？
侯宝林：四届人大毛主席亲自提名补选10名代表，除了我，还有萧华同志，听说当时他还在劳动。四届人大是1975年 1月份开的，我是1974年“五一”才宣布不是“黑帮”的，但什么节目也不让上，不让工作。有个段子叫《种子迷》，我改了十一稿，他们老让改，就是不通过。1975年主席在湖南养病期间，特意要我为他录了10段相声，这10段相声是：《醉酒》、《婚姻与迷信》、 《改行》、《串调》、《关公战秦琼》、《买佛龛》、《汾河湾》、《戏剧与方言》、《卖包子》、《阴阳五行》。这些节目有时电视台还放。这就是毛主席最后看到我为他说的相声了。一晃儿，毛主席离开我们已经16年了，可每年12月26日有不少人家仍保留吃“寿面”的传统。这是对毛主席的纪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