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演义和笔记性纪实小说，主要描述史实，作者的想象发挥受到限制，把它们同历史生活等同起来阅读和理解，是很自然的，也不足以在“文学”意义上体现毛泽东的小说观念和小说批评方法。

　　那么，毛泽东对《红楼梦》、《金瓶梅》、《聊斋志异》这类虚构的。较少史实而且是代表古典小说艺术成就的作品又是怎样看待的呢？以《红楼梦》为例。早在1938年4月28日在延安“鲁艺”的演讲中，毛泽东就提出，这是一部好书，现在许多人鄙视这部书，以为它写的是一些哥哥妹妹的事情，其实，它有极丰富的社会史料。建国后，他又多次表示：对《红楼梦》，不①仅要当作小说看，而且要当作历史看。《红楼梦》我至少读过五遍。我是把②③它当历史读的。你要不读点《红楼梦》，你怎么知道什么叫封建主义。在晚年，毛泽东又从《红楼梦》创作的动因和构思的角度，谈到它的历史主题：曹雪芹把真事隐去，用假语村言写出来。真事就是政治斗争，不能讲，于是④用吊膀子（爱情）掩盖它。用爱情与政治，来比附小说形象与其反映的历臾内容的关系，这一论断或还可商榷，但毛泽东的分析方法，却无疑是有普遍性的――虚构，同样是历曳的反映。

　　古典小说之所以被视为形象化的历史，除了它偏于史事性题材选择以外，一个更重要的艺术方法上的原因，是它不同于其他传统文艺样式，着重生活化的细致描绘，在反映生活上有更明显的细节真实性。毛泽东读虚构性古典小说，也很善于从艺术欣赏角度体会其细节描绘。他推崇《红楼梦》的艺术成就，认为“作者的语言是古典小说中最好的，人物也写活了”，“凤①姐就写得好！”他对作品的细节记得很熟，这是他能在总体上对小说作品的历史内含作出大而化之的评价和引伸的必要前提。

　　毛泽东常同人谈起《红楼梦》的一些细节描绘。诸如：贾母一死，大家都哭，其实各有各的心事，各有各的目的。如果一样，就没有个性了。哭是共性，但伤心之处不同。我劝人们去看看柳嫂子同秦显家的争夺厨房那几段②描写。贾宝玉吃饭穿衣都要丫头服侍，不能料理自己。林黛玉多愁善感，哭哭啼啼，住在潇湘馆，吐血，闹肺病。对现代青牛来说，不足为训。③

　　毛泽东认为，小说里真实生动的细节描写，来自生活经验，来自作者对生活的细腻体察。1937年4月28日在延安“鲁艺”题为《怎样做艺术家》的演讲中，详细阐述了他的这一观点。他说：坐在屋子里想出来的东西是不行的。《红楼梦》上描写贾琏从尤二姐那里回去的时候，说“跨马认蹬而丢”，这非有实际经验与不出“认蹬”二字，事非经过不知难，每每一件小享都有丰富的内容，要从实际生活经验中才会知道。艺术作品要有充实的内容，这要到实际斗争中去吸取。创造伟大的作品，首先要在实际生活中丰富自己的经验。

　　①1961年12月20日在政治局常委和各大区第一书记会议上的讲话。②1964年8月18日在北戴河同哲学工作者的谈话。③1965年同王海容的谈话，引自《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第226页。④1973年12月21日同部队领导同志的谈话。①张贻玖：《毛主席的书房》第57页，工人出版社1987年7月版。②1973年7月4日同王洪文、张春桥的谈话。③1951年秋同周世钊的谈话。

　　1942年4月，在同何其芳等人的谈话中，毛泽东又详细讲述了《聊斋志异》中一篇题为《狼》的故事。一屠夫在黄昏中被狼追赶，他躲进路旁农民搭的窝棚。狼把前爪伸进窝棚，屠夫捉住不让它逃走，但又没有法子杀死狼。屠夫只有一把不到一寸长的刀子。后来他就用这把小刀割开狼的前爪皮，用吹猪的方法使劲吹。一会儿狼不大动了，然后用带子绑住。他出窝棚去看，狼已经胀得像小牛一样，腿直伸不能弯，口张开不能合。毛讲完这个故事，深有体会的说：蒲松龄有生产斗争知识。①

　　毛泽东习惯于体会古典小说的细节描绘，重视作者的生活经验，从一个侧面体现出他的反映论的文学观念。描绘生活细节，扩而言之，就是反映社会生活。毛泽东常常从这一角度对一些古典小说的历史和美学价值做出提纲挚领的评价。

　　1956年2月20日在听取工作汇报的谈话中，毛泽东说：《水浒传》是反映当时政治情况的，《金瓶梅》是反映当时经济情况的。这两本书不可不看。1961年12月20日在政治局常委和各大区第一书记会议上，毛泽东又说：你们看过《金瓶梅》没有，我推荐你们看一看。这本书写了明朝的真正的历史。暴露了封建统治，暴露了统治和彼压迫的矛盾，也有一部份写得很仔细。《金瓶梅》是《红楼梦》的老祖宗，没有《金瓶梅》就写不出《红楼梦》。《红楼梦》写的是很仔细很精细的历史。但是，《金瓶梅》的作者不尊重女性。

　　毛泽东如此看重《金瓶梅》，与该书对生活的反映方式和效果，及其同《红楼梦》的联系有关。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就是“细致”。《金瓶梅》以前的中国长篇小说，或再现帝王将相的风云业绩，或褒彰草莽英雄的心秉忠义，或描写仙佛神魔的奇异行经，这些不寻常的故事和现实普通人的生活内容有明显距离。而《金瓶梅》则是我国第一部以家庭日常生活为题材的长篇小说，完全是细腻的写实，诚如清人张竹坡在《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读法》中所言：“似有一人亲曾执笔在清河县前，西门庆家里，大大小小，前前后后，碟儿碗儿，一一记之，似真有其事，不敢谓为操笔伸纸作出来。”这种对家庭生活的刻意描摹，确实是此前的中国小说从来没有的。唯其细致，才更真实地广泛地反映了历史生活。写的是宋代，实际是作者所处的明朝“当代史”，所以历史学家吴晗能够通过作品展示的具体事件和细节判断出它的成书年代。就其内容而言，小说以西门庆为主角，一方面安排和描写了他那个以金钱财富为轴心，以主从贵贱为秩序的家庭结构，使其成为社会图式的浓缩；另一方面，又通过西门庆的种种社会经济活动，把读者引向时代生活的大千世界。西门庆是坐贾兼行商，开解当铺，又放高利贷，也不放过贿赂官府兴贩盐引和充当官府买办觅钱取利的机会。小说对其致富的过程，资金、商业经营方式和经营商品的种类都作了详细的描述。晚明商品经济的急剧发展，进一步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人际关系以及伦理观念。《金瓶梅》通过对人物的衣食住行和两性关系的细细刻划，极力铺除了这一新的时代风尚，其特点是去朴尚华、穷奢极欲。总之，《金瓶梅》通过广镜头的传神描写，形象地揭示了晚明历史的本质风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称其为”明初真正的历史”，在写法（重细节真实）和结构（以小见大，以家庭衬社会）上说它是《红楼梦》这部“很仔细很精细的历史”的“老祖宗”。

　　①何其芳：《毛泽东之歌》。

　　众所周知，毛泽东看重李希凡、蓝翎在1954年发表的两篇批评俞平伯《红楼梦》研究观点的文章。究其原因，首先是毛泽东在二人的文章中发现了吻合自己思路的评论角度和方法。在《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它》一文中，他在许多处划了双重着重线，有的地方还用笔线牵出来连划三个圈。其中有这样一些句子：赞扬《红楼梦》的“怨而不怒”风格，“实质上是企图减低《楼楼梦》反封建的现实意义”，“否认它是一部现实主义作品”；把《红楼梦》的内容归结为“色”“空”观念，“这意味着人物形象不是作者从现实生活中概括创造出来的，而是作者思想观念的演化”，这样一来，文学作品且不“变成了超时间的表现抽象观念的万能法宝了”，说“色”“空”观念从明朝的《金瓶梅》而来，我们认为“《金瓶梅》是托宋朝享来暴露明朝新兴商人兼恶霸的腐朽生活的现实主义杰作”；《红楼梦》“源于现实，而绝不是源于某一作品”；《红楼梦》创作所体现的文学的传统性，“最根本的是……它与现实生活的关系”，《红楼梦》的描写“涉及到几乎封建制度的全部问题”；等等。

　　很明显，无论是《金瓶悔》还是《红楼梦》，毛泽东都反对从抽象的观念和纯粹的创作技法上理解其形成根源和表现的内容，特别强调从它们同现实生活的联系中来理解其内容，把握其价值，评论其成就。由此体现了他的反映论的文学观念和历史主义的批评方法。

　　据上所述，我们再看看毛泽东对一些古典小说作品的具体评论。

　　毛泽东很注重考虑作家创作和作品形成的社会背景，并认为这个背景必然影响作品的主题。关于《三国演义》的主题倾向，有十数种说法，其中引起分歧的一个重要焦点，是作者罗贯中是不是表现了皇权正统观念。我们知道，明君臣之分，严华夷之辨，是古代文人很难逾越的历史道统观。描写汉未至西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从大乱到大治的历史过程的《三国演义》，必不可免地遇到和表现这一观念。古今一些批评家也从这部小说中看出了扬刘抑曹、蜀汉正统的主题倾向。毛泽东也承袭此说。但他的思路却有个性。从皇权正统思想看，曹操被视为“汉贼”“奸雄”，但毛泽东却推崇他的雄才大略，肯定他的历史功绩。50年代末他谈到翦伯赞一篇关于曹操的文章，说“曹操结束汉未豪族混战的局面，恢复了黄河两岸的广大平原，为后来西晋统一铺平了道路。”那么，罗贯中在小说中扬刘贬曹，是否仅仅因为受到传统观念的束缚呢，在继承传统观念的背后，有没有现实背景方面的原因呢？毛泽东认为有，并一路发挥：“《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不是继承司马迁的传统，而是继承朱熹的传统。南宋时，异族为患，所以罗贯中以蜀为正统。”①这一议论，包含着这样一层不自觉的批评意识：理解作品主题，既要顾及传统观念对作者的影响，也要考虑到作者的现实需要。

　　作者的现实需要，构成创作的心理背景。小说反映历史内容，毕竟是通过作者主观世界的转换来实现的。一方面，作者所处的社会时代的生活风貌和精神潮流，不能不渗透到他的笔下，另一方面，他对其时代的思考和评价又必然随着作品主题和人物的命运流露出来。

　　1962年1月12日，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在谈到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从17世纪开始经过了好几百年的时候说：“17世纪是什么时代呢？那是中国的明朝末年和清朝初年。再过一个世纪，到18世纪上半期，就是清朝乾隆时代，《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就生活在那个时代，就是产生贾宝玉这种不满意封建制度的小说人物的时代。乾隆时代，中国已经有了一些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但是还是封建社会。这就是出现大观国里那一群小说人物的社会背景。”

　　①《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第258页。

　　在毛泽东看来，作者创作的历史背景，也是形成小说人物的性格命运的历史背景，二者的思想内含是相通的。由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的出现而形成的充满矛盾的历史背景，必然影响到曹雪芹创作的思想倾向，并形成作品主题的内在矛盾。毛泽东说：曹雪芹写《红楼梦》还是想“补天”，想补封建制度的“天”。但是《红楼梦》里写的却是封建家族的衰落，可以说是曹①雪芹的世界观和他的创作发生矛盾。这似乎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分析历史上具有进步倾向的现实主义作家的思想矛盾的一个基本思路。恩格斯说巴尔扎克就是因为看出了他所心爱的贵族的必然衰落，而描写了他们不配有更好②的命运，并认为这是现实主义的伟大胜利。列宁说托尔斯泰的思想和作品的“矛盾的确是显著的”，他是天才的艺术家，又是发狂地笃信基督的地主；他是充满谎言的社会罪恶的真诚抗议者，又是一个虚伪的“托尔斯泰主义者”；他是最清醒的现实主义者，却又鼓吹世界上最龌龊的东西之一“宗教”。唯其如此，他的作品寸真实地体现了俄国农奴制革命的历史风貌，它的力量和弱点，成为一面镜子。③那么，曹雪芹及其《红楼梦》的矛盾是怎样体现出来的呢？毛泽东说曹雪芹及其作品，同关汉卿、施时庵、吴承恩一道体现了古代的“民主文学”①的传统。其民主性便是“不满意封建制度”，不满意封建制度对人的摧残，对宗法家庭中被迫害、被侮辱和被毁灭的人们，特别是妇女形象，表示了莫大的同情，在揭示封建社会的黑暗和丑恶的同时，体现了对光明和美好的向往与追求。所以，毛泽东说《红楼梦》是尊重女性的，说贾宝玉是同情被压②迫的丫环的，说《金瓶梅》没有传开，不只是因为它的淫秽，主要是它只暴露黑暗，虽然写得不错，但人们不爱看，而《红楼梦》就不同，写得有点望③希么。但是，作品中唯一一个寄托了作者的民主倾向和深信希望的封建制定的逆子――贾宝玉，仍然逃脱不了被压抑最终走向虚无的悲剧性命运，他的命运，同贾赦、贾珍、贾琏这样喜剧性的封建末世的腐朽人物的毁灭一样，都是必然的，都是形成小说的那个伴随着资本主义萌芽出现的封建社会没落进程中，所特有的充满悲剧性的惶憾和社会矛盾的历史背景所规定的。作者想“补天”，但封建制度的“天”无法补；作者萌生新的希望，但这个希里正是恩格斯所说的“历史的必然要求与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④剧性冲突”所撞击的一闪即逝的流星。作者无法摆脱这样的双重矛盾，作者在作品中真实地表现了这样的双重矛盾，于是《红楼梦》便成了“很精细的历史”。

　　①《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第226页。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63页。③《列宁选集》第2卷第369页至374页。①1958年8月在审阅和修改陆定一《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载《红旗》1958年第7期）一文时加写的话。②1961年12月20日在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各大区第一书记会议上的谈话。③1962年8月11日在中央工作会议核心小组会上的谈话。

　　把作者和小说的思想倾向同历史背景直接挂钩，从历史发展规律的高度来进行概括，只是毛泽东的历史主义评论方法的第一个步骤。接下来便是在小说内容与历史内容的对照中做出具体分析和体会。1961年，毛泽东说他重读《东周列国志》的一个明确目的。是了解和研究国与国之间的“颠覆活动”及其“怎么个颠覆法”。这部小说也确实是主要描写春秋历史变迁过程中各诸侯国之间的充满强权和阴谋的吞并活动，故毛泽东说，“那上边那个颠覆①活动可多啦！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毛泽东对此的分析更深入更具体：郑庄公这个人很历害，他对国内斗争和国际斗争都很懂得策略。又说：“《东周列国志》值得读一下。这本书写了很多国内斗争和国外斗争的故事，讲了很多颠覆敌对国家的故事，这是当时社会的剧烈变化在上层建筑方面的反映。这本书写了当时上层建筑方面的复杂的尖锐的斗争，缺点是没有写当时经济基础，当时的社会经济的剧烈变化。”如果我们注意到，毛泽东阅读《东周列国志》，正是“庐山会议”之后不久，他开始从理论上反恩和总结此前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并且因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和中苏观点的分歧开始考虑修正主义的问题，那么，就不难体会，他作为政治领袖和中国革命导师的独特胸怀与视野，对他领悟和评价这部小说有多么明显的影响。所谓“颠覆”一说，纯属个性化的术语。但毛泽东把历史剧变时代的权力更迭，视为社会经济剧烈变化所引发的上层建筑斗争，并由此评论作品的特点，其历史唯物主义的批评逻辑，是清楚的。

　　如果说《东周列国志》是借数十个诸侯国的征伐兴亡，来表现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的历史变迁，那么，《红楼梦》则是借一家一族的衰败展示封建社会走向没落的必然性。这是毛泽东评《红楼梦》特别注重的一个问题。

　　1954年读李希凡，蓝翎的《评（红楼梦研究）》时，读到文中“贾氏的衰败不是一个家庭的问题，也不仅仅是贾氏家族兴衰的命运，而是整个封建官僚地主阶级，在逐渐形成的新的历史条件下必然走向崩溃的征兆”一段话，毛泽东特意批注：“这个问题值得研究。”该文又说：“这样的豪华享受，单依靠向农民索取地租还不能维持，唯一的出路只有大量的借高利贷，因而它的经济基础必然走向崩溃。”毛泽东在这段话旁又划了竖线，打了一个问号，并批道：“这一点讲得有缺点。”似乎是觉得这样来理解封建家族的经济基础的衰败有些简单。

　　关于贾府的衰败，毛泽东的理解是，首先是人的衰败，即统治者阶层自身的腐朽所致。毛泽东说：《红楼梦》第二回上，冷子兴讲贾府“安富尊荣者尽多，运筹谋划者无一、讲得太过。探春也当过家，不过她是代理。但是，①贾家也就是那么垮下来的。面对一代又一代的膏梁纨绔，一二个有为的谋划者试图支撑和拯救这烂透了的家族大厦，无疑是徒劳。其次，中国封建社会的统治形式是家国一体，家庭既是社会的经济生活细胞，又是社会的政治统

　　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第586页。①1961年3月23日在广州中央工作会以上的讲话。①1962年5月7日在杭州会议上的讲话。

　　治的基本途径。家庭――家族――宗族――社会，形成环环相扣的宗法家长制政治体制。毛泽东认为《红楼梦》还体现了作为封建根基的家长制的动摇。他说：我国家长制度的不能巩固是早已开始了。贾畦是贾赦的儿子，不听贾赦的话。王夫人把凤姐拢络过去，可是凤姐想各种办法来积攒自己的私房。荣国府的最高家长是贾母，可是贾赦、贾政各人有各人的打算。可以看出家②长制度是在不断分裂中。第三，毛泽东还注意到《红楼梦》反映了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关系的变化。他说：我国很早以前就有土地买卖。《红楼梦》里有这样的话：“陋室空堂，当年笏满床。衰草枯杨，曾为歌舞场。蛛丝儿结满雕梁，绿沙今又在蓬窗上。”这段话说明了在封建社会里，社会关系的兴衰变化，家族的瓦解和崩溃。这种变化造成了土地所有权的不断转移，也助长①了农民留恋土地的心理。家长制、土地关系、人生态度，事实上是决定封建社会关系兴衰成败的政治、经济、文化三个方面的重要基础。这三个基础都动摇了，整个封建制度的衰败自然就无可挽回。所以，毛泽东说作者无法补这个“天”，所以，毛泽东把这部作品看成精细的历史。

　　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中来把握和理解古典小说，还不能说是毛泽东历史主义批评最突出和最富个性的特征。他的历史观的一个核心，是阶级和阶级斗争观念：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就是历史唯物主义。这一观念同样是毛泽东的文学史观的一个核心内容，他总是牢牢把握往社会阶级划分的事实，把它作为品评古典小说的基本的指导线索。

　　1926年5至9月，毛泽东在广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讲授中国农民问题时，便提出：“中国的历史甚多，而小说史如《三国》、《说唐》、《水浒》、《说岳》等，都是看过的，昔人的思想，多偏袒统治者及地主阶级。我们是革命者，这种思想，是不可要的。……我们要造一个锄头，这个锄头，马克思已经造出来了，即唯物史观”。毛泽东一旦用这把“锄头”去挖掘以帝玉将相为主角的历史小说，便寻出新的思想内含，得出新的观点。他说：《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当其未出茅庐时，一点用也没有，及一出山握有兵权，则神出鬼没了。”毛泽东认为，这恰恰不是说明帝王将相和掌握知识的人有什么特殊的能耐，而是表明，如果“没有民众的拥护，一点力也没有。”在农讲所讲课时，毛泽东还用这把锄头来剖析在传统社会中发挥了文化思想启蒙作用的一些妇孺皆知的诗歌作品，由此从阶级性上确定其封建贵族式的文化特性。他说：古诗云：“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这首诗影响非常大的，因为后人看待读书人那么样敬重，就是因为受了这位诗人的同化了。《幼学》云：“儒为国家宝，鱼乃席上珍。”这也是同上边那首诗一同的意思。以上的现象，是贵族式教育的影响。

　　李自成是一位地地道道的农民出身的起义领袖，也是毛泽东非常喜欢的一位历史人物。1938年一次关于保卫工作的讲话中，他谈起历史上的农民起义，说我们历来的造反领袖，后来都腐化了，做了皇帝的都不好了；但李自成本人始终都是好的，老百姓都称赞他，因为他代表农民利益向地主阶级造反。陕北米脂人李健侯早在20年代就写了一部关于李自成起义过程的历史章

　　②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①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

　　回小说《永昌演义》。1944年，与李健侯交往深厚的李鼎铭先生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将《永昌演义》手抄本推荐给毛泽东看。毛泽东悉心阅读了这部书。该书虽然把李自成作为正面形象来颂扬，但从语言、结构到主题，也都未从根本上跳出古典演义小说的窠臼，也就是说，作品尚缺乏毛泽东期望的那种阶级斗争推动历史进步的主题思想，没有深入挖掘出李自成起义事件所蕴含的历史意义。在毛泽东看来，不能把起义领袖的人格品德与起义事件本身的阶级斗争意义割裂开来，把李自成单单写成一个品德方面的英雄。于是在致李鼎铭的信中特意指出：“此书赞美李自成个人品德，但贬抑其整个运动。实则吾国自秦以来二千余年推动社会向前进步者主要的是农民战争，大顺帝（注意，此处特用“大顺帝”称呼，无疑包含了毛泽东的情感评价和特有的历史“正统”观念――引注）李自成将军所领导的伟大的农民战争，就是二千年来几十次这类战争的极著名的一次。”最后，毛泽东殷切希望，如作者“按上述新历史观点”来修改这部小说，则“极有教育人民的作用”。①

　　建国后，作家姚雪垠致力于多卷本历史小说《李自成》的创作。作者说他的“创作意图”是通过李自成起义“写出明、清之际的阶级斗争，……写②出我国封建社会阶级斗争和农民战争的一般规律。”该书于1963年出版第一卷，作者即给毛泽东寄呈了一部。毛泽东读了这部小说。在1966年8月中旬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毛泽东对列席参加会议的王任重说：“你告诉武汉市委，对姚雪垠要予以保护。他写的《李自成》写得不错，让他继续写下去。”③1973年作者写完了第二卷，为能够尽快出版，他于1975年10月，纷毛泽东写信，汇报了全书的写作计划和进程，特别谈到，“愈往④后反映的社会生活愈广阔，阶级斗争愈深刻复杂”。毛泽东收阅此信后，在信上作了批示，同意作者按照自己的计划写作，并指示帮助他解决写作和出⑤版中遇到的困难。在“文革”那样的年代，毛泽东两度支持《李自成》的创作，无疑是同意并倡导作者表达的创作思想和作品的主题内容，或者说，从①中看出了他1944年读《永昌演义》后提出的修改思路。

　　毛泽东不仅以阶级史观来评论古典小说，而且还用它来评论古代的一些诗文作品。楚骚的代表作家宋玉，曾献给楚怀王一篇阿谀奉承之作，题为《风赋》。这篇作品以自然界现象的变化来比托社会关系中人格身份的高下差异。在1958年5月22日“八大”代表会议上的谈话中，毛泽东建议人们看一看这篇作品。他说他前天翻了一下，认为“有阶级斗争的意义”。为什么这样说呢？“宋玉说风有两种，一种是贵族之风，一种是贫民之风（所谓‘大王之雄风’与‘庶民之雌风’）。又说：‘夫风生于地，起于青萍之末，侵淫溪谷，盛怒于土囊之口’。风起于青萍之末，那时最不容易辨别。”这样的理解，借文谈理，确与众不同。1965年7月18日，在读了章士判先生精心撰写的关于柳宗元文集的研究著作《柳文指要》的书稿后，毛泽东在给作者的信中指出，该书研究观点和方法上的“大问题是唯物史观问题，即主要是阶级斗争问题。……嗣后历史学者可能批评你这一点”。

　　①《毛泽东书信选集》第230页。②上海文艺出版社编《关于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第369页，1979年版。③王任重1978年4月20日致姚雪垠信。引自《关于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第41页。④《关于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第42页。⑤《关于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第409页。①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还指示陕西省政府安排李健侯作省文史馆文史研究员，同时修改《永昌演义》。李尚未完成修改工作便于1950年病故。姚雪垠创作《李自成》时，曾带着人到米脂抄《永昌演义》，这对他创作《李自成》无疑有所帮助。

　　我们再回到《红楼梦》。

　　这部小说在取村和构思上，并非是着眼于阶级冲突，它主要展示封建大家族的内部冲突并由此兼及周围的各种不同性质的矛盾。这是曹雪芹在他那个时代所能达到的自觉意识。对这一点，毛泽东的认识也是清楚的。他曾谈到：“《红楼梦》主要是写四大家族统治的历史……写封建剥削只有一两处”。②但这并不妨碍毛泽东在根本上认为这部小说反映了阶级斗争的情况。这是因为，在毛泽东“一分为二”的思维方法中，有统治者，便有被统治者。四大家族之所以具有“统治的历史”，垠本上是存在着“奴隶主”和“奴隶”这两个对立的阶级关系。他称道小说“写奴隶象鸳鸯、晴雯、小红等，都写得①好，受害的就是这些人。”于是，他注重对小说中的人物做阶级的划分统计：“统治者二十几人（有人算了说是三十三人），其他都是奴隶，三百多个，鸳鸯、司棋、尤二姐、尤三姐等等。”虽然相互之间有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但其阶级等级和身份是明显的。更何况，还有“几十条人命”，绪论必然是：②“《红楼梦》写四大家族，阶级斗争激烈”，“被压迫牺牲的死的很多”。③

　　《红楼梦》里的统治阶级是通过什么形式来实施其统治和压迫的呢？毛泽东在1964年8月的那次谈话中提出了一个“第四回总纲说”：“什么人都不注意《红楼梦》的第四回，那是个总纲，还有《冷子兴演说荣国府》，《好了歌》和注。第四回《葫芦僧乱判葫芦案》，讲护官符，提到四大家族：‘贾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阿房宫，三百里，住不下金陵一个史：东海缺少白玉床，龙王来请金陵王：丰年好大雪（薛），珍珠如土金如轶。’”1973年12月21日在同一些部队领导同志的谈话中，指出《红楼梦》写的“真事”是政治斗争时，他又把第四回的“护官符”背了一遍，以为例证。第四回之所以成为毛泽东理解这部小说的一个关键的钥匙孔，大概是因为“护官符”从一个侧面揭示了封建统治阶级维护其不平等的统治秩序和地位的牢固形式和法宝，反映了他们利用这一法宝对则富的剥夺和占有，对平民百姓的肆意欺压。小说的描绘也正是这样。尽管被薛蟠打死的冯渊的家人苦苦申诉：“薛家原是金陵一霸，倚财仗势，众家奴将我小主人竟打死了。……小人告了一年的状，竟无人作主。望大老爷拘拿凶狂，剪恶除凶，以救孤寡，死者感戴天恩不尽”，也半点无用，因为新近补授应天知府的贾而村从门子处获知薛家就是“护官符”上之“雪（薛）”。在“护官符”的威严下，欲烧三把火的新官为讨好四大家族而殉情在法，使冤者自冤，凶者无所顾忌地逍遥法外。

　　在毛泽东对《红楼梦》的评论中，阶级斗争内容，第四回总纲，以及前述的借爱情掩盖政治，是互相联系的几个关键环节，构成他对这部小说的根本理解。

　　②1963年5月11日在杭州中央工作会议上的一次谈话。①1963年5月11日在杭州中央工作会议上的一次谈话。②1964年8月18日在北戴河同哲学工作者的谈话。③1961年12月20日在政治局常委和各大区第一书记会议上的谈话。

　　说第几回是个“纲”，在红学史上并不是个新问题，而是一个很老很老的问题。脂砚斋最早提出这一思路。他在甲戌本“乐极悲生，人非物换，到头一梦，万境归空”四句旁批道：“乃一部之总纲”。道光时期的王希廉曾指出第五回“是一部《石头记》之纲领。”戚序本《石头记》第四回的回前诗则说：“请君着眼护官符，把笔悲伤说仕途”，这是最早指出护官符的重要性的。还有人认为，小说人物秦可卿的名字隐喻了全书之纲，“秦，情也。情可轻，不可倾，此为全书纲领。”此类评点甚多。所谓“纲”者，无非是指小说的关目所在，是最能体现作品主题并引导读者洞悉其艺术“秘密”的要害处，抓住了“纲”，就等于掌握了理解作品的钥匙。红学史上对这部小说的总纲的不同看法，分别反映出评点家们对其主题的认识：或色空，或弃情，或官海沉浮之艰辛。毛泽东从阶级斗争的角度来理解《红楼梦》的主题，从而提出第四回是总纲，也就不难理解了。作为学术见解，倒也成一家之言。

　　关于爱情掩盖政治的提法，要做具体分析。如果这句话是说：《红楼梦》所写的宝黛爱情，本身没有实际的独立的意义，就象用一件东西遮盖另一件东西那样，是借它为小说写的政治内容打掩护的，隐去的“真事”需要经过索隐才看得出来。这样的理解，未免简单了些。毛泽东不满意的旧红学索隐派，正是这样的思路。他们无视宝黛爱情本身所包含的政治意义，并且又把小说的政治内含划得过于具体（如康熙朝政、吊明之亡）。我的理解，毛泽东说小说借爱情写政治，同他说《红楼梦》写了四大家族的兴衰，写了剧烈的阶级斗争，反映了封建制度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无可挽回的命运，是不能分开来理解的。对作品反映的政治内容的理解，也不宜太过拘泥。从小说的情节内容来看，宝黛爱情的产生及其悲剧，始终伴随着四大家族内外的政治氛围。诸如林家的败落，江南甄府的抄家，后来贾府的抄家，《好了歌注》所揭示的“因嫌纱帽小，致使锁枷扛，昨怜破袄寒，今嫌紫蟒长，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情景，以及四大家族上通朝廷，下结官府，相互之间荣损与共等等，这一切都自然地融进了贾府的日常琐事包括宝黛爱情悲剧的故事的演进之中，从而使读者不觉这些事件的孤立突出。从作者创作心理背景的角度来看，曹雪芹心中无疑隐藏着巨大的悲痛。当他在回忆“今日一技无成，半生潦倒之罪”，因而念念不忘那“闺阁中历历有人”，准备“编述一集，以告天下”的时候，由于艺术表现的独特要求，他不可能把他在政治上的悲痛遭遇尽情地写出来，而只能是较集中地描绘爱情和家庭的悲欢离合，兴衰际遇，并且“俱是按迹循踪，不敢稍加穿凿”地写出来，把它写得那么突出，那么激动人心。但从他写的这段悲欢离合的爱情经历中，仍旧透露出那隐藏的巨大悲痛，真如“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中藏无限政治隐痛。总之，《红楼梦》的内容是深广的，包含着阶级斗争和政治斗争的内容。但如果由此认为它不是爱情小说，而是政治小说，则无疑是偏颇之论，或说写爱情就是“为了”掩盖政治，也不符合作品的实际情况。在作者的形象构思和艺术描绘中，爱情与政治之间，也不是等量的，更不是掩盖与被掩盖的关系，而是在爱情的描绘中十分自然地渗透了相应的政治内容。

　　毛泽东的文学观、哲学观和历史观，是互相联系的一个整体。

　　把小说当历史来读的提法，进而从小说看历史的批评方法，我以为是完全可以的，清代的章学诚说“六经皆史也”。‘六经”尚且可以当作“史”来读，何况一些在内容上纪实性很强，或创作方法上属于现实主义的小说作品。古人读书、解书，有所谓“八面受敌”法，就是说一部书可以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去体会和评价。一部《史记》，既是历史著述的典范，又是文学史上的奇篇。说《红楼梦》、《金瓶梅》写了精细的社会历史，自是不难理解的。再说，当作历史来读、来评，并不等于把它当作了历史。是小说作品，仍然是小说作品，绝不会因为被当作历史来读、来评，因而使读者和评论者就真的误以为它就是句句有出处的史料，也丝毫不妨碍你仍然把它作为文学作品来体会，对它作审美的分析；相反，如果你对《红楼梦》这样的小说已作过多面的了解，那么，你对它的思想深度、生活深度、时代影响、历史和美学方面的成就等等，就会了解得更全面更深刻更科学，而不会停留在表面上。例如，第53回乌进孝交租的情节，不就可以启发学者们从清代的大量文献档案里找到清初王公贵族们的庄园制度进而从中看到乌进孝的影子吗？由此可见，把小说当历史来读，或从历史生活与文学形象的联系中来把握作品，非但是可以的，而且是必需的，是“八面受敌”法中很重要的一法。

　　毛泽东对《水浒》这部小说的关注，贯穿了他的一生。

　　这是有原因的。如果对毛泽东以阶级关系为核心的历史观做进一步分析，不难发现这样两个重要内容，被压迫阶级是创造历史的主体；历史的进步包含着一个伟大而永恒的真理――对压迫阶级的造反有理。他的革命生涯，就是对这两等原则的实践，并且在相当程度上融化为他的主体个性。站在被压迫者的立场上，强调斗争，颂扬造反，既是他的历史观，也是他的人生观。反映在小说阅读和接受倾向上，他的兴趣、思绪和感情便集中投向被压迫的小人物和敢于反抗官府的草莽英雄身上，对那些为统治阶级尽忠尽孝的人物形象则极其鄙夷。于是，《水浒传》这部第一部，也是最成功的一部反映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发生、发展直至失败的完整过程的古典小说，十分自然地成为这位20世纪诞生的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革命领袖所关注的对象。这部小说，深刻地挖掘了农民起义的社会根源；生动地塑造了起义英雄群象，并通过他们不同的反抗道路展现了起义如何由零散的复仇火星发展到燎原大火的斗争过程；也具体展示了起义失败的内在原因。因此，这部小说在封建统治者眼里，不啻是煽动造反的“教科书”，一直遭到禁忌，或被删改。而其思想内容在许多方面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农民为主体的革命造反运动来说，却大有可取的经验教训。

　　根据毛泽东自己的回忆，在他的少年时代对他影响最大的读物就是《水浒》。在主持新民学会期间，他建议同学会友读一读《水浒》。在大革命时期从事农民运动的时候，他谈起过《水浒》和宋江的造反。在江西苏区的艰苦斗争环境里，《水浒》是他爱读的作品之一。长征途中打下一座县城，《水①浒》是他急于要找来一读的书，以至警卫员匆忙地给他抱来一尊“水壶”。1938年他对人说《水浒》是中国人必读的三部古典小说之一。在延安时期丰富的著述中，《水浒》故事是他经常引用的例子。建国后，《水浒》是他的书架上的必备之作。即使是1974年后在身体和视力大减的情况下，《水浒》仍是他爱读的书，并几次同人谈论他的看法。

　　在戎马倥偬、政务繁杂和病魔缠身的情形中披阅《水浒》，不是为了寻求纯艺术的审美享受，更不是为了满足少年时代爱做的英雄好汉梦，而是《水浒》和毛泽东的意志、性格有一种深深的共鸣，在他的思想深处留下了抹不掉的印记。《水浒》这部古典小说起到了在一位最伟大的现代革命家身上所能起到的最大作用。

　　那么，毛泽东究竟从哪些方面看重《水浒》的内容和价值，或者说这部小说究竟给了他一些什么样的启示呢？

　　在毛泽东的革命生涯中，最具独创性的工作，是从农民问题开始的。1926年5至9月主持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期间，为了说明现实的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就是农民问题，毛泽东在讲课中反复用地主阶级同农民的关系来阐述传统中国的政治结构。他的一个基本观点是：封建社会的政治完全是地主阶级的政治，中国历史上任何一次造反起义运动所代表的都是农民利益，因此他们的失败是不可避免的。其例证之一，便是“梁山泊宋江等人英勇精明，终

　　①《毛泽东机要秘书的回忆》，《党史文汇》1986年第3期。

　　①不能得天下者，以其代表无产阶级利益，不容于现时社会，遂致失败。”但是，他们虽然失败了，却促成了朝代的更换，历史的变迁。“中国皇帝崩溃，就是农民起来了，有领袖出来组织造反。”以此来反观国民革命，非有农民运动的开展，不能成功，“设全国的农民组织起来，不知其力量大到怎样了。”

　　于是，在1927年1月大革命高潮中，毛泽东回湖南对农民造反运动做了33天的考察，他看到了一些类似于历史上农民反抗运动的现象，并为之高呼“好得很”：农民在乡里颇有一点“乱来”，向土豪劣绅罚款捐款，打轿子：反对农会的土豪劣绅的家里，一群人涌进去，杀猪出谷，土豪劣绅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滚一滚；他们捆绑了劣绅，给他戴了高帽子，牵着游乡，他们发号施令，指挥一切……。这一切代表农民利益的“反常”现象，在毛泽东看来“是几千年来未成就过的奇勋”，如果把它说成是“糟得很”，则“是站在地主利益方面打击农民起米的理论”。在这里，毛泽东无疑是把现实的农民运动视为几千年来农民反抗传统的继承和发展。这是他一生同《水浒》发生联系的潜在的逻辑起点。

　　《水浒传》描绘了一个根本的历史事实――“官逼民反”。在众多英雄走上梁山泊的道路上，具体地再现出促使他们铤而走险参加起义的深刻的社去动因和历史必然性。应该说，这是小说最有价值的思想内容，也是毛泽东着重这部小说的一个方面。为此，1944年1月9日看了延安平剧院编演的历史剧《逼上梁山》以后，当即给编导们写了封热情赞誉的信，认为是在传统题材里挖掘出了历史的真髓。“官逼民反”，事实上一直是毛泽东解释20世纪中国农民革命的历史必然性的最通俗的例证，并赋予它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内涵，这就是阶级压迫必然导致阶级反抗。在大革命高潮中，他说农民们的“造反有理”，因为这是“逼出来的”，“凡是反抗最有力，乱子闹得最大的地方，都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为恶最甚的地方”。他经常把自己带①队上井冈山比做是“没有法子，被逼上梁山”。在建国后，谈起自己的革命生涯。谈起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经验，毛泽东往往都要谈到一个“逼”字。这是他关于革命的发生、发展和成功的一个牢牢的信念。他说：革命家是怎样造就出来的呢？他们不是开始就成为革命者的，他们是被反动派逼出来的。我原先是湖南省的一个小学教员，我是被逼迫这样的。反动派杀死了很多人民。最后他用《水浒》的故事做了一个基本总结：“每个造反者都是被逼上梁山的。”②

　　《水浒传》写到英雄“排座次”以后，曾有一段“单道梁山泊好处”，概括了他们的行为模式。即：“千里面朝夕相见，一寸心死生可同。相貌语言，南北东西虽各别；心情肝胆，忠诚信义并无差。”“都一般儿哥弟称呼，不分贵贱”；“皆一样的洒筵欢乐，无问亲疏”。至于“论秤分金银，换套穿衣服”，义军所到之处，“开仓。将粮米赈济满城百姓”，“所得之物，解送山寨，纳库公用，其余些小就便分了”这样的描写，在小说中更是随处可见。这些，无疑真实地融铸了农民阶级在自己的革命中产主的最高要求和理想。这就是平等，政治、经济乃至人格身份上的平等。这是作为小生产者的农民所可能具有的最革命的思想。我们在考虑封建社会的农民革命的时候，常常会遇到这种思想，虽然它从没有真正实现过，但又的确曾鼓舞过一代又一代的农民起义。平等的理想，化为造反者的行为模式，最根本的是两点：“扫富济贫”和“英雄义气”。前者是客观的活动，后者是从事这种活动的造反群体必备的性格作风，是维系这一活动必须的共同气质和情感沟连。这两点，《水浒》作了详尽描述，同时在现代中国农民革命的发动过程中也有深深的回响。

　　①无产阶级利益和农民利益在毛泽东当时的表述中还没有加以区分，所要表达的基本是同一个意思。

　　①1939年7月9日在陕北公学做题为《三个法宝》的演讲。②1964年1月同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引自《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1986年第6期第58页。

　　大革命失败后，方志敏回家乡组织农民暴动，拟了六条口号，诸如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列强，平债分田，中途变心者腰斩弹穿不赦等等。实践证明，农民最能接受的是后两条。

　　毛泽东带队伍上井冈山，提出的一个基本口号，便是“打土豪、分田地”，并收编了袁文才、王佐两支自发的绿林式的农民武装。对此，拖拉姆教授说与毛泽东“自己气质和理想的基本倾向相一致。他自幼就崇拜中国通俗小说中的草莽英雄，虽然他的世界观点不仅仅处在农民起义的水平，但是他对马①克思主义的信仰并没有否定少年时代的热情。”进一步说，毛泽东初上井岗山的一些做法，也不简单是重温少年时代的热情，而与他对中国现代农民革命力量的认识有关。在1926年1月1日发表在《中国农民》上的《中国农民中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一文中，毛泽东就专门谈到了“游民无产阶级”即士兵、土匪、强盗、乞丐和妓女的问题。他说他们是失了土地和工作机会的人，谋生方式不同，但同样是“人”。他们在各地都有秘密的组织，如三合会、哥老会、大刀会等等。他说“这一批人很能勇敢奋斗，引导得法可以变成一种革命力量。”1927年在对开展农民武装斗争至关重要的“八七”会议上的发言中，毛泽东特别谈到“土匪”问题，说对他们只是“利用”是不对的，只要我们实行土地革命，就一定能领导他们，应看他们为自己的兄弟，而不是客人。这个时候，瞿秋白曾要他到上海党中央机关工作，毛泽东则回答说：我不愿意跟你们去住高楼大厦，我要上山结交绿林朋①友。显然，远在上海的党中央的一些领导人，对这些拘于传统目的和方式的造反者并不像毛泽东那样了解，也不像毛泽东在当时那样感兴趣，因此在1927年12月21日给朱德的一封信中，特别批评了”在群众眼内看来是替他们打抱不平”的“梁山泊英雄侠义的行为”，并暗示毛泽东领导的“农军”便有这种情况，认为这是妨碍土地革命的深入、妨碍发动民众进行大规模的武装起义的错误。相反，毛泽东一生对《水浒》里那位“不准人家革命，结②果把自己的命丢掉了”的白衣秀士王伦的印象却很深。

　　毛泽东对传统农民反抗的行为模式在一定程度上的吸收，既是推动、联合和壮大现代农民革命力量的一个重要手段，同时也包含了对传统的造反方式的基本认识和对其某些合理性的承认。哥老会是清初以来长期存在、影响广泛的具有政治和经济意义的秘密反抗组织。在现代史上也有一定影响。从纲领、手段、组织形式和成员奉行的行为作风上，可以说都是传统农民反抗的上盘继承。它和当时日益壮大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民革命当然不可同日而语。但是，值得一提的是，红军到达陕北后，毛泽东在1936年7月15日的《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对哥老会的宣言》中，曾对哥老会与红军的相近处

　　①施拉姆：《毛泽东》第103页。①参见谭震林：《井冈山斗争的实践与毛泽东思想的发展》，《红旗》1978年第12期。②《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207页。

　　做过一段很有意思的比较。他说：陕北革命得着了哥老会同志不少的帮助、拥护与积极参加；如谢子长、刘志丹等同志，他们不独是红军的领袖，并且是哥老会中的模范。哥老会历来是代表民族志士及广大农民与劳苦大众的组织，始终受到压迫，被目为“下等人”，被诬为“盗匪”，而不能公开存在。哥老会遭受统治阶级的待遇，同我们所遭受的待遇，实是大同而小异。你们过去主张兴汉灭满，我们现在主张抗日救国：你们主张打富济贫，我们主张打土豪分田地！你们轻财仗义，结纳天下英雄好汉，我们联合全世界被压迫。被剥削的民族与阶层。我们彼此之间的观点主张都相差不远，我们的敌人及我们的出路完全相同。我们要共抱义气，共赴国难。我们更设有哥老会招待处，以招待在白区站不住脚的英雄好汉，豪爽尚义之士……。这段论述，自然是为了建立革命的统一战线的需要，目的是争取对哥老会的领导和改造，剔除其封建保守的东西，“把哥老会的反抗的侠义的精神，发扬光大为哥老①会群众的英雄的革命行动”。但毛泽东对哥老会积极方面的概括，毕竟是实②事求是地肯定了哥老会“常常尽着革命的作用”，以及在行为模式上与红军的相近之处，反映出这位曾被称为“农民大王”的革命家，对“水浒”式传奇英雄的了解和对他们感兴趣的地方。

　　即使在革命成功以后，水浒英雄好汉们的行为模式也没有在毛泽东的脑海里完全消失。他强调在新的工作中仍然要保持和发扬光大革命的热情和拚命精神。什么是拚命呢？“《水浒传》上有那么一位，叫拼命三郎石秀，就①是那个‘拚命’。我们从前于革命，就是有一种拚命精神。”1959年夏庐山会议期间，在谈到不能盲目地刮“共产风”时，毛泽东又意味深长地谈起：“宋江立忠义堂，劫富济贫，理直气壮，可以拿起就走。宋江（应为晁盖等――引注）劫的是‘生辰纲’、是不义之财，取之无碍，刮自农民归农民。我们长期不打土豪了。打土豪，分田地，都归公。那也可以，因为是不义之②财。”言下之意，宋江等取不义之财和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时期打土豪、分田地，是对的，是义行；而在社会主义时期，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对生产队财产如肥猪、大白菜等，拿起就走，则是不对的。

　　包括北宋未年梁山起义在年的中国历史上的农民革命发展过程，无例外的是起于草野乡村，啸聚山林，安寨屯乓，武装割据。其势力的壮大过程，总是从个体反抗到群体组合，再由不同群体汇集成一支浩大的队伍，然后去攻城占府。这可以说是传统农民造反运动的一个普遍规律。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带队伍上井冈山，由此开创了工农武装割据，建立农村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现代中国革命道路，不能说是从什么书上学来的，而是毛泽东在实践中艰苦探索的结论。但换一个角度讲，毛泽东的探索卫无疑始终伴随着他对中国社会性质的认识，伴随着对在中国这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家里开展以农民为主体的武装斗争规律的把握，伴随着对历史上农民斗争道路的经验总结。秋收起义后，毛泽东在文家市召集受挫的部队，坚决反对一些同志想再次攻打长沙的主张，准备把部队引向罗霄山脉中段（那时还不知道有井冈山这个名字），建立根据地。他在分析向山区发展

　　①《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第30页。②《中央关于争取哥老会的指示》（1936年7月16日）。①《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20页。②李锐：《庐山会议实录》第168页。

　　的可能性时，曾举历史上的山大王的例子。他说：大家知道，历史上每一个朝代里都有山大王，可从来没有听说有谁把山大王彻底剿灭过。山大王没有什么主义，可我们是共产党，既有主义又有政策，山大王和我们比不上，那①么，敌人怎么能消灭我们呢？上山以后，他既反对盲目攻打大城市的左倾冒②险主义，强调割据，认为“山区是敌人始终无法夺取的”；又反对单纯游击的流寇主义，认为“历史上黄巢、李闯式的流寇主义，已为今日的环境所不许可”。③在革命道路的设计上，毛泽东始终主张在条件成熟的地方，分别建立一块一块的红色根据地，逐步连成一大块，形成对城市的包围之势。这样，他在井冈山时期读《水浒》这样的作品，也不能说是读着玩儿的了。后来，他还专门从这个角度谈到过这部小说的重要特点。“《水浒》要当作一部政治书看。它描写的是北宋末年的社会情况。中央政府腐败，群众就一定会起来革命。当时农民聚义，群雄割据，占据了好多山头，如清风山、桃花山、二龙山等，最后汇集到梁山泊，建立了一支武装，抵抗官军。这支队伍，④来自各个山头，但是统帅得好。”革命高潮到来之前，总有一个分散的准备过程，革命力量的壮大，总是从一地一股的星星之火燎原起来的。从革命的整体力量的领导者的角度来看，就必须认识山头，承认山头，照顾山头，最后克服山头主义。《水浒》似乎是提供了一个好的范例。

　　毛泽东读《水浒》，谈《水浒》，还特别注重一些细节和情节描绘，善于把握一些人物形象的性格，分析这支起义队伍在组织、政策、战略、战术以及人员构成诸方面的特征，从而有意识地引伸出一些具体的，有益于现代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

　　梁山英雄令人喜爱之处，是他们一个个敢于斗争，也善于斗争。毛泽东使用过两个著名的例子。他把反动派比做吃人的野兽，强调在它面前“不可以有丝毫的怯懦。”因此，“我们要学景阳冈上的武松。在武松看来，景阳冈上的老虎，刺激它也是那样，不刺激它也是那样，总之是要吃人的。或者

　　①把老虎打死，或者被老虎吃掉，二者必居其一。”在另一处谈到中国革命战争中的战略退却原则时.毛泽东又说：“两个拳师放对，聪明的拳师往往退让一步，而蠢人则气势汹汹，劈头就使出全副本领，结果却往往被退让者打倒。《水浒传》上的洪教头，在柴进家中要打林冲，连唤几个‘来’‘来’‘来’，

　　②结果是退让的林冲看出洪教头的破绽，一脚踢翻了洪教头。”《水浒传》里，正是由这样一些敢打善打的英雄们组成和领导的起义队伍，在统一指挥下能攻善守，采取了灵活多变的战略战术，不断打击地主武装和官兵，扩大自己的势力，连续获得了三打祝家庄，踏平曾头市，两赢童贯，三败高俅等一连串辉煌胜利。

　　在具体的战略战术上，毛泽东最欣赏的是三打祝家庄的故事，并把它上升到哲学高度来理解和评价。他在1937年写的《矛盾论》中说：“《水浒传》上宋江三打祝家庄，两次都因情况不明，方法不对，打了败仗。后来改变方法，从调查情形入手，于是熟悉了盘陀路，拆散了李家庄、扈家庄和祝家庄

　　①参见何长工：《伟大源于实践》，《红旗》1979年第12期。②③《毛泽东选集》袖珍合订本第61、92页。④薄一波：《回忆片断》《人民日报》1981年12月26日。①《毛泽东选集》袖珍合订本第1362页。②《毛泽东选集》袖珍合订本第187页。

　　的联盟，并且布置了藏在敌人营盘里的伏兵，用了和外国故事中所说木马计相象的方法，第三次就打了胜仗。《水浒传》上有很多唯物辩证法的事例，这个三打祝家庄，算是最好的一个。”1942年，毛泽东又指示延安平剧院根据他的这个论述创作了新编历史剧《三打祝家庄》。建国后又在一次省市委书记会议上向人们谈到三打祝家庄的故事给人的启示，说“一打”后石秀探庄，解决了道路问题；“二打”分化祝家庄、李家庄、扈家庄的三庄联盟；①然后是解决祝家庄内部问题，于是有了孙立的假投降，“三打”就成功了。

　　毛泽东还根据工作实践的需要，不时地谈起《水浒传》的描写的一些工作方式和推行的政策。1938年在一次关于保卫工作的讲话中，毛泽东说，《水浒传》梁山上有军队有政府，也有保卫侦察这些特务工作。一百零八位高级将领中就有做特务工作的。梁山的对面，朱贵开了一个酒店，专门打听消息，然后报告上面。如果有大土豪路过，就派李逵去搞了回来。

　　1942年11月12日，在西北局高干会上逐步讲解斯大林关于布尔什维克化的12条，第七条主要谈讲求革命性和灵活性的结合，毛泽东由此谈到统一战线，谈到要善于采取合法的和秘密的斗争策略，说：《水浒传》上的祝家庄，两次都打不进去，第三次打进去了，因为搞了木马计。有一批人假装合作打宋江，祝家庄便欢迎得很，相信他们，这是合法的。但这批人暗中准备非法斗争，等到宋江打到了面前，内部就起来暴动。革命没有内部变化是不行。中国的三打祝家庄，外国的新木马计，都是这样。单单采取合法斗争这一形式就不行。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一打、二打，为什么打不进去，《水浒传》的作者写得非常好，写得完全符合事实。我们对敌人如此，敌人对我们也是如此。

　　1945年4月21日，在党的“七大”会议上，谈到城市工作与根据地工作同等重要时，又说：梁山泊也做城市工作，神行太保戴宗就是做城市工作的。祝家庄没有城市工作就打不下来。在谈到军队要尽可能扩大同党外人士合作时说：我们有饭大家吃，有敌人大家打，发饷是没有的，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还实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七搞八搞便成了“正果”。《水浒》里梁山泊就实行了这个政策，他们的内部政治工作相当好。但也有毛病，他们里面有大地主大土豪没有整风，那个卢俊义是逼上去的，是命令主义强迫人家上梁山。因为他不是自愿的，后来还是反革命了。

　　《水浒》并不是一个单纯的造反故事。其后20回与前面之间的描写内容是那样的南辕北辙：反抗与投降，打破既成秩序与维护既成秩序。前者使毛泽东何等的振奋，后者使毛泽东何等的厌恶。如果说，前者对毛泽东的启示是有关造反有理和造反道路以及策略等问题的话，那么，后者引起毛泽东在晚年特别关注，则是因为它向人们提出了一个如何发展和保持革命成果的问题。

　　梁山义军的结局是历史的必然。封建社会的农民起义总是以失败而告终。早在30年代毛泽东就分析过它的原因：“由于当时还没有新的生产力和新的生产关系，没有新的阶级力量，没有先进的政党，因而这种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得不到如同现在所有的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正确领导，这样，就使当时的农民革命总是陷于失败，总是在革命中和革命后被地主和贵族利用了①去，当作他们改朝换代的工具。”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概括。

　　①1959年2月在省市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

　　历史上农民起义失败的具体形式有多种，或被镇压，或投降，或建立新朝（即被利用）。其中李自成的失败是最令人惋惜的了。他的队伍已攻占京城，建立新朝。终至失败的原因较复杂，其中就与一些首领在胜利后生活腐化有关。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多次谈到这一经验教训。1944年4月29日，在读了《永昌演义》后给李鼎铭信中说，“获益良多。并已抄存一部，以为将来之用。”毛泽东所获之“益”和将来之“用”，意思是很明显的。郭沫若干同年3月在重庆发表著名史论著作《甲申三百年祭》，叙述李自成在推翻明朝以后，若干首领腐化并发生宗派斗争以至陷于失败的过程。4月12日，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说：“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11月21日，毛泽东在致郭沫若信中又特别谈到：“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1949年3月5日，在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他告诫人们：夺取全国胜利，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只是一个长剧的一个短小的序幕。因此，一定要警惕和防止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1949年春离开河北向北京进军的那天早晨，他的心情就象进京赶考那样忐忑沉重。他对其他同志说，我们千万不要学李自成，要考好，要站住脚。

　　这是毛泽东领导的革命超越历代农民起义的一个方面。在他看来，革命是没有尽头的万里长征，每一个胜利都是夺取下一个胜利的起点。保持和发展革命成果的一个关键，是革命者自身要经得起胜利的考验，经得起腐蚀革命意志的裹着糖衣的炮弹的攻击。他的一系列告诫，对中国共产党在建国初期在整体上跳出李自成现象的“怪圈”，起到了巨大作用。

　　宋江起义的失败则属于另一种形式――投降。值得注意的是，梁山义军不是在形势对他们极端不利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接受招安的；恰恰相反，他们是在取得了两赢童贯，三败高俅等一系列辉煌胜利的大好形势下主动接受招安的。这种情况之所以出现，确实与梁山英雄们奉行的忠义思想有关，特别是与义军领导人宋江推行的路线有关。而小说的这种描写，与毛泽东在60年代以后所忧虑的课题，是那样的吻合。在他看来：革命的真正目的在于取消压迫、改变产生压迫和官僚主义的社会结构，与传统实行最彻底的决裂。而这一切，不仅没有达到，反而在社会主义土壤上滋生了许多欺压老百姓的大大小小的官僚。毛泽东还注意到，历代革命的悲剧，就在于原来的革命者逐渐消退了革命的感情和意志，最后都在根本上背弃了真正的革命目标。因此，有必要大力提倡“继续革命”。这样，让人们注意到《水浒传》后半部的描写，便是十分必要的了。很明显，毛泽东晚年着重从宋江投降这一角度来谈论《水浒传》，有着特殊的心理背景。

　　其实，关于《水浒传》及宋江形象的讨论，建国后一直在进行。在艺术上一般没有分歧，肯定它是中国文学史上的现实主义杰作。关于宋江形象的评价，即他是英雄还是叛徒的问题，在“文革”前17年古典文学界中始终存在着不同的观点。从1952年到1960年，曾有人三次在报刊上提出宋江是农民革命的叛徒，接受招安是背叛革命，从而引起讨论。但最后占主导地位的

　　①《毛泽东选集》袖珍合订本第588页。

　　观点是认为他属于起义英雄，受招安反映了农民起义的历史局限、阶级局限以及为国效力的民族意识。到1964年以后，这方面的文章大多对宋江形象持否定态度，评其为阶级异己分子。《文史哲》1965年第3期上的《对宋江形象分析一点质疑》最有代表性。该文认为：一、宋江是地主阶级出身的刀笔小吏：二、宋江是一个念念不忘招安的投降主义者；三、宋江是镇压农民起义的刽子手。不少文章还受到史学界关于太平天国将领李秀成问题讨论的影响，将计价李秀成的基调移用于宋江身上，在评论中突出了阶级分析和立场问题，认为宋江比李秀成更为可恶。

　　1965年7月，《光明日报》总编室将上述情况以《古典文学界对〈水浒传〉及宋江形象讨论的若干情况》为题，编入“情况简编”。毛泽东阅读了这份综述材料，并在题目前连画了四个圈，表明他对这些评论是相当重视的，也表明他晚年对《水浒传》的评价同60年代以来古典文学界的讨论也有一定的联系。

　　1975年8月14日，毛泽东发表了关于《水浒传》评论的著名谈话：《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们都知道投降派。

　　《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屏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宋证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又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

　　这支农民起义队伍的领袖不好，投降。李逵、吴用、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是好的，不愿意投降。

　　鲁迅评《水浒》评得好，他说：“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三闲集・流氓的变迁》）。金圣叹把《水浒》砍掉二十多回。砍掉了，不真实。鲁迅非常不满意金圣叹，专门写了一篇评论金圣叹的文章《谈金圣叹》（见《南腔北调集》）。

　　《水浒》百回本，百二十回本和七十一回本，三种都要出。把鲁迅的那段评语印在前面。

　　毛泽东的这段评价，也非即兴之论，而是他晚年读《水浒》所得感受的集中表述。1973年12月21日接见部队领导的谈话中，他劝人们读古典小说，提出：“《水浒》不反皇帝，专门反对贪官。后来接受了招安。”据晚年一直在他身边工作的一位同志回忆。1974年她在武汉读《水浒》时，毛泽东也①曾对她说过宋江是投降派，搞修正主义。意思都是一样的。

　　梁山的胜利是短暂的。在朝庭没有武装的“思想镇压”（招安封官）下，宋江投降了，所向披靡的义军投降了。这种悲剧性选择的必然性是什么？这是毛泽东思考的重心所在。他的结论可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造反目标低下――“只反贪官，不反皇帝。”这是历代农民起义的一个根本的普遍的局限。梁山泊义军竖起一面杏黄旗，上书“替天行道”

　　①《毛泽东评<水浒>真相》，《中国青年报》1988年9月24日。

　　四个大字。这无疑是一个改良主义性质的政治口号。“天”的含义较复杂。一是“天神”，起义是“上天显应”，晁盖七人取生辰纲也假托一梦，说成是“应天垂象”，宋江遇九天玄女，得三卷天书，是领了玄女娘娘的法旨来替天行道的。二是“天理”，即正义与公理，义军是循天理来除暴安良，斩杀贪官污吏的。三是“天子”，即皇帝。宋江受拓安带领义军进城时。队伍里便竖着“顺天”“护国”两面红旗，他们理直气壮地去打方腊，就是因为他不能替这个“天”行道。头一个“天”无实在意义，只不过是义军领袖对自身行为寻求的

　　毛泽东不限于自己运用唯物史观和反映论来感知和评价古典小说，他更乐于看到它成为整个古典文学研究领域的最根本最普遍的方法。文学攀上历史，把小说当作认识历史和阐发思想的工具，或反过来从哲学观和历史观的角度来看待小说的功能价值，这时的小说评论，就不单纯是个“文学”问题了，而是涉及到马克思主义在整个意识形态领域是否取得胜利和占主导地位的问题。因此，在1954年读了李、蓝文章后于10月16日写给中央政治局和文艺界有关同志的那封《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基本上可视为毛泽东在建国后为确立马克思主义在文化思想领域中的统治地位所做的一次重大尝试和努力，而且包含着对当时的文化思想状况的强烈的不满。

　　关于《红楼梦》的各种研究思路和观点，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包含着相应的文学观和哲学方法。在“红学”史上，作为“旧红学”的最后一名代表，蔡元培循着索隐派的思路，认为小说中所描绘的人事必然能在历史上检索出来。于是他着意去“破译密码”，附会出“金陵十二钗”写的是明末清初江南的十二个名士，确定该书是“清康熙朝政小说”，“红者，朱也，明也”，其旨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深受叔本华意志论哲学影响的王国维，从人性的普遍本质出发，探求小说超现实的“以美灭欲”的解脱功能，于是，《红楼梦》在他看来只是关于人生美学的著作。以胡适和俞平伯为代表的“新红学”，认定该书是作者曹雪芹的“自叙传”，于是，他们从反对旧红学以附历史人物走向作者的生平、家世、及其思想的研究。

　　毛泽东一向关注《红楼梦》的研究。其精细程度可以从下面这个例子看出来。1962年4月14日和4月21日《光明日报》“东风”副刊刊登吴世昌的《脂砚斋是准？》和《曹雪芹生平年》。那时，吴世昌尚在伦敦牛津大学教书，他写了一篇长文章叫《我是怎样写（红楼梦探原）的？》，“东风”副刊选用的是其中两节，并在文后加以注明。毛泽东仔细阅读了这两篇节文，连文后的这个小注也看了，说：既然《光明日报》刊用此中两节，一定有其全文，请为他找份全文阅读。吴世昌的这个全文刊载在报社编印的内部材料上，有关人员当即给毛泽东补送一份。①

　　基于对《红楼梦》研究的关注和熟悉，毛泽东对“红学”的发展曾有过轮廓性评价：“《红楼梦》写出二百多年了，研究红学的到现在还没有搞清楚，可见问题之难。有俞平伯、王昆仑，都是专家。何其芳也写了个序，又出了个吴世昌。这是新红学，老的不算。蔡元培对《红楼梦》的观点是不对②的，胡适的看法比较对一点。”其中王昆仑的“红学”成果主要是人物形象分析。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明确否定了蔡元培的研究思路，对“新红学”代表人物的研究给予了一定程度的肯定。其“比较对一点”的是，划清了考据同附会、猜迷的界限，为红学的考据立了规范；把《红楼梦》的研究从“八杆子打不着的”‘外四路”的人事一边，扭转到考证作者生平、家世、版本和研究作者与作品的关系上来，这就从理论观念上抓住了创作主体在文学创作中的特殊作用。但是，“自叙传”这个观点，既是新红学理论的逻辑起点，又是它的终点。这就构成了其思路的封闭性，忽略了这部经典小说对历史生活的典型概括，限制了“新红学”的成就。

　　①黎丁：《毛主席和〈东风〉》，引自《难望的回忆》第236―237页，中国青年出版社1985年版。②1964年8月18日在北戴河同哲学工作者的谈话。

　　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毛泽东对《红楼梦》一直有自己的看法。1954年3月10日，他在杭州同工作人员谈起，多年来，很多人研究《红楼梦》，并①没有真懂。它是讲阶级斗争的。这是其红学观最根本、最明快的表达。

　　同年9月，山东大学《文史哲》发表李希凡、蓝翎的文章《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10月10日《光明日报》又发表了他们的《评〈红楼梦研究〉》。两文都是批评俞平伯的红学观点，它们引起毛泽东的关注并非偶然。

　　毛泽东详细阅读了这两篇文章，圈划布满全篇，还写了一些批注，称《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是“很成熟的文章”，在“李希凡、蓝翎”的名字下批注道：“青年团员，一个二十二岁，一个二十六岁”。在文章的四、五处毛泽东也划了问号。值得注意的批注是，《文艺报》第18期转载《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一文时加了这样的编者按：转载这篇文章“希望引起大家讨论，使我们对《红楼梦》这部伟大杰作有更深刻和更正确的了解”，又说“只有大家来继续深入地研究，才能使我们的了解更深刻和周密”。毛泽东在“更深刻和更正确的了解”与“了解更深刻和周密”旁边，划了两道坚线，打了一个问号，并分别批道：“不应当承认俞平伯的观点是正确的。”“不是更深刻周密的问题，而是批判错误思想的问题。”李，蓝在《评〈红楼梦研究〉》一文中摘引了俞平伯对文学批评的见解：“‘原来批评文学的眼光是很容易有偏见的，所以甲是乙非了无标准’，即‘麻油拌韭菜，各人心里爱，。”毛的批注是：“这点是胡适哲学的相对主义，即实用主义”。李、蓝在该文最后一段说：“俞平伯先生这样评价《红楼梦》也许和胡适的目的不同，但其效果却是一致的。即都是否认《红楼梦》是一部伟大的现实主义杰作，否认《红楼梦》所反映的是典型的社会的人的悲剧，进而肯定《红楼梦》是个别家庭和个别的人的悲剧，把《红楼梦》歪曲成为一部自然主义的写生的作品。这就是新索隐派所企图达到的共同目标。《〈红楼梦〉研究》就是这种索隐派的典型代表作品。”毛泽东读此批道：“这里写得有缺点，不应该替俞平伯开脱。”

　　显然，毛泽东不仅在李、蓝文章中发现了吻合自己红学观点的思路，更感觉到它在向旧的红学观点，旧的文化思想，旧的哲学方法挑战上的特殊份量，并有意识的发掘和强化这两篇文章在这方面的意义。因此，在10月16日写的那封引起轩然大波的关于《红楼梦》研究的信中，一开始就肯定两位青年作者的文章“是三十多年来向所谓《红楼梦》研究权威作家的错误观点的第一次认真的开火。”旧的错误观点，就是“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

　　毛泽东特别感到气愤的是，有关报刊对新旧观点、对“小人物”和“权威作家”抑此扬彼的不同态度。

　　具体情况是：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于1952年由棠棣出版社出版；其《红楼梦简论》一文是他研究《红楼梦》成果的扼要总结，发表在《新建设》1954年3月号上。《文艺报》于1953年第九号“新书刊”栏目推荐《红楼梦研究》说：该书“扫除了过去‘红学’的一切梦呓，这是很大的功绩”。在李、蓝写批评文章之前，1952年11月曾有人写了批评《红楼梦研究》的文章――《〈红楼梦〉是“怨而不怒”的吗？》（白盾）寄给《文艺报》，

　　①张仙朋：《为了人民……》，《当代》1979年第2期。

　　但被退回，迟稿信说，俞平伯先生研究《红楼梦》很有页献，该书基本上优点多于缺点，文中缺点，人们自会分清，用不着批评云云。李、蓝的《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它》也是经过一番曲折才在母校校刊大发表。有人提出要《人民日报》转载，但役能实现；于是《文艺报》被指定转载。编者在按语中表现了保留态度，说“作者是两个在开始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青年，他们试着从科学的观点对俞平伯先生的《红楼梦简论》一文中的论点提出了批评，我们觉得这是值得引起大家注意的……作者的意见显然还有不够周密和不够全面的地方，但他们这样去认识《红楼梦》，在基本上是正确的。”10月10日《光明日报》发表李、蓝的《评〈红楼梦研究〉》时，也加了类似的按语：“目前，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科学观点去研究古典文学，这一极其重要的工作尚没有很好地进行，而且也急待展开。本文在试图从这方面提出一些问题和意见，是可供我们参考的。同时我们更希望能因此引起大家的注意和讨论。又与此相关的一篇‘关于《〈红楼梦〉简论》’的文章业已在第18期《文艺报》上转载，也可供大家研究。”这两个按语确实反映了当时古典文学研究界的思想状况，既没有认识到这两篇文章是向旧红学错误观点认真的开火，也没有敏感到它在当时的特殊意义。毛泽东在阅读李、蓝文章时，特意针对两个按语写下了这样一些批注：“不过是小人物”，“不过是不成熟的试作”，“对两青年的缺点则决不饶过”，“很成熟的文章，妄加驳斥”，“不过是试作？不过是一些问题和意见？不过可供参考而已？”不满之情，溢于言表。

　　于是，在10月16日的信中，毛泽东首先叙述了两位共青团员的文章几经曲折才得以发表的经过；由此联想起1951年关于《武训传》的那场讨论，在1951年为《人民日报》写的《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社论中，毛泽东就提出，对武训这样的“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的人，“难道是我们所能够容忍的吗？”他特别气愤的是那些“号称学得了马克思主义”，“学得了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论”的共产党员，一遇倒具体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和反历史的思想，就“丧失了批判能力，有些人则竟向这种反动思想投降。”在这封信里，毛泽东把两件相隔三年的事情联系起来，认为“情形几乎是相同的”，“《武训传》虽然批判了，却至今没有引起教训，又出现了容忍俞平伯唯心论和阻拦‘小人物’的很有生气的批判文章的奇怪事情”。这次事件表明，用马克思主义“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是由两个‘小人物’做起来的，而‘大人物’往往不注意，并往往加以阻拦，他们同资产阶级作家在唯心论方面讲统一战线，甘心作资产阶级俘虏”。这样，事情的性质就不单纯是古典文学的研究方法的问题了。

　　使毛泽东感到欣慰的是，这场彻底清算资产阶级唯心论思想的斗争，总算“可以开展起来了”。

　　毛泽东的这封信当时并没有公开，只在小范围内传达。但通过间接的方式很快向理论界宣布了信的指示精神。《人民日报》10月23日发表了《应该重视对〈红楼梦〉研究中的错误观点的批判》（钟洛）。10月24日，中国作家协会古典义学部召开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座谈会，到会的有古典文学研究者、作家、文艺批评家和各有关报刊编辑60多人，俞平伯和李希凡、蓝翎也参加了会。先后发育的有周扬、冯至、舒芜、钟敬文、王昆仑、老舍、郑振铎、何其芳等全国著名的文艺界人士。中宣部负责人陆定一于27日给毛泽东并中央的报告中，汇报了这次会议的情况。他说：会上一致认为李、蓝文章具有重要意义，经过这个斗争，将便古典文学研究工作开始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也有一些古典文学研究者在发言中为俞平伯的考据劳绩辩护，主要担心今后的考证工作会不被重视。关于这一点，我们在发言中适当地作了解释。这次讨论的目的是要在关于《红楼梦》和古典文学研究方面与资产阶级唯心论划清界限，并进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对《红楼梦》的思想性和艺术性作出较全面的分析和评价。报告提出，只有经过充分的争论，正确的意见才能真正为多数人接受，对缺乏正确观点的古典文学研究者，仍应采取团结、教育的态度，旨在改进他们的研究方法。又说：这次讨论不应该只停止在一本书、一个人上面，也不仅限于古典文学范因内，要发展到哲学、历史学、教育学各个领域，彻底批判胡适的资产阶级唯心论的影响。毛泽东阅读该报告后批示“照办”。

　　同日，毛泽东在修改袁水拍的《质问〈文艺报〉编者》一文时，特地加上了这样两句话，“文艺报在这里跟资产阶级唯心论和资产阶级名人有密切联系，跟马克思主义和宣扬马克思主义的新生力量却疏远得很，这难道不是显然的吗？”此外还有一些零星的文字修改。该文发表在28日的《人民日报》上面。

　　11月8日，郭沫若以中国科学院院长的身份，以《文化学术界应该开展反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为题，向《光明日报》记者发表了谈话，说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与资产阶级唯心论思想的斗争”，他“希望”“讨论的范围要广泛，应当不限于古典文学研究的一个方面，而应当把文化学术界的一切部门都包括进去”。

　　11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文艺报》主编冯雪峰的《检讨我在〈文艺报〉所犯的错误》的文章。11月10日，又发表署名黎之的《〈文艺报〉编者应该彻底检查资产阶级作风》。对这两篇文章，毛泽东都有批注。

　　关于冯雪峰的检讨文章，毛泽东的批注是写在11月14日《南方日报》的转载上面。冯文说，“我犯了这个错误，不是偶然的。在古典文学研究领域内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长期地统治着的事实，我就一向不加以注意，因而我一直没有认识这个事实和它的严重性。”“这完全说明我对于资产阶级的错误思想失去了锐敏的感觉，把自己麻痹起来，事实上做了资产阶级的错误思想的俘虏。”“在我的作风和思想的根抵上确实是有与资产阶级思想的深刻联系的。我感染有资产阶级作家的某些庸俗作风，缺乏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战斗精神。平日安于无斗争状态，也就甘于在思想战线上与资产阶级唯心论‘和平共处’”。冯文最后说：“在这次错误上，我深深地感到我有负于党和人民。这是立场上的错误，是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错误，是不可容忍的。”毛泽东在上面几段话都作了批注，中心意思是，冯雪峰的错误不仅仅限于古典文学方面，错误的性质不仅仅是“缺乏”马克思主义的战斗精神，而是“反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他还在冯文中“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错误”几个字旁边划了竖线，并写道：“应以此句为主题去批判冯雪峰。”

　　毛泽东阅读黎之文章的批注，主要有这样几条。1）黎文批评《文艺报》编者“滋长了一种骄傲自满的情绪。这种情绪的最明显的表现，是这个以文艺批评为主要任务的刊物，它本身却简直没有自我批评的精神”。毛泽东在最后一句文字旁边划了竖线，打了一个问号，并写道：“首先不是有没有自我批（评）的问题，而是是否犯了错误的问题。”2）黎文说“正是这种骄傲自满的情绪，使《文艺报》逐渐地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对新鲜事物越来越失去了感觉”。毛泽东在这句话旁边打了个问号，写道：“不是骄傲的问题，而是编辑部被资产阶级思想统治了的问题。”3）黎文说：“在许多问题上，表现出《文艺报》编者已丧失对当前重大政治问题的敏锐感觉，他们钻在冷冰冰的公式主义的套子里，对新鲜事物和新鲜的思想缺乏热情”。毛泽东批道：“不是丧失锐敏感觉，而是具有反马克思主义的极锐敏的感觉。”4）黎文说：“《文艺报》编者的骄傲自大的情绪，也表现在这个刊物的老大的作风上面。”毛泽东在“骄傲自大”与“老大作风”旁分别划了竖线，并写道：“不是这些问题，而是他们的资产阶级反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问题。”

　　12月2日，中宣部副部长周扬向毛泽东提交了一个关于批判胡适问题的组织计划的报告。报告说，根据您昨晚谈话的精神，对原来讨论胡适问题的计划作了根本修改，并在下午召开的中国科学院院部与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的联系扩大会议上，讨论通过了经过修正的计划。这个计划改为以批判胡适思想为主，讨论的题目，主要是批判胡适的哲学思想（主要是实用主义）、政治思想、历史观点、《中国哲学史》、文学思想、《中国文学史》，以及考据在历史学和古典文学研究工作中的地位和作用，《红楼梦》的人民性和艺术成就及其产生的社会背景，关于《红楼梦》研究著作的计划（即对所谓新旧“红学”的评价）。对这个报告，毛泽东批示“照此办理”。12月8日早晨，毛泽东又批示了周扬送上的准备在当天召开的全国文联主席团和作协主席团扩大的联席会议上讨论通过的《关于〈文艺报〉的决议》稿，认为“决议可用”。毛泽东还阅读了在这个会议上周扬的发言稿《我们必须战斗》，郭沫若的发言稿《思想斗争的文化动员》。并批示说：“你（周扬）的讲稿是好的，在几处地方做了一点修改，请加斟酌。郭老的讲稿很好，有一点小的修改，请告郭老斟酌。‘思想斗争的文化动员’这个题目不很醒目，请商郭老是否可以改换一个。”郭沫若的讲稿根据这个意见，后来改为《三点建议》。“决议”和郭、周的讲稿分别发表在12月9日、10日的《人民日报》上面。

　　从毛泽东接触、关注和思考的角度来看，1954年那场关于《红楼梦》研究的批判运动的发生过程，大体就是如此。

　　从当时的社会背景看，这场运动的发生也确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建国后不久，文化学术界的权威人士大多是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他们的研究观点和方法与马克思主义确有一定距离，即使在有关部门工作的共产党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宣传、普及并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文化学术的研究，也处在逐步探索或适应过程之中。而当时各个领域又在深入学习和贯彻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此后紧接着又是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和文化建设高潮。一向关注“文化思想战线”的毛泽东，在民主革命任务将基本完成时，自然把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作为过渡时期的主要矛盾，并进而认为这一矛盾在文化意识形态领域的反映，就是马克思主义同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因此，他在这个时候必然着重考虑如何彻底清算旧的文化思想观点，真正确立马克思主义在各文化领域的主导地位，并普及为文化研究者、工作者自觉运用的根本方法。李、蓝文章在这个时候出现并引起毛泽东的重视，自然就有了特殊的意义。一方面，李，蓝文章在今天看来，也确实“提出了一个用马克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研究《红楼梦》和评价以往的‘红学’研究的①新问题、新任务。”另一方面，毛泽东又一向喜欢《红楼梦》，对该书的历史价值和艺术成就都有自己的看法，他本身有着充分的发言权。

　　这样，对《红楼梦》研究问题的批判，在毛泽东心目中，一开始就不只是一个对一部古典小说的评价问题，不只是一个文学观点问题，不只是一个报刊编辑如何看待不同作者的研究结论的工作态度和作风问题，而是马克思主义同资本阶级唯心论的斗争的问题。这就必然使这场讨论和批判，后来发展到那样的规模――由《红楼梦》而古典文学，由古典文学而各文化学术领域，由各文化学术领域而整个思想理论界，由研究方法而思想批判，理论批判。

　　这场讨论对当代中国文化思想的建设和影响是深远的。就文艺学领域而言，它使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批评方法（美学表述是现实主义批评方法）成为文学史、文学理论、当代文艺思潮研究的“共识”。何其芳在讨论文章中所说的下面这段话大体可代表当时文艺界对这个问题的基本理解：“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文学艺术的时候，就不能限制于只考察作者和作品本身，必须了解当时的社会经济情况，阶级情况，政治的情况，以及文化思想情况，然后才可能判断作品所表现的思想是属于什么阶级或什么阶层，然后才可判断它在当时是进步的还是反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认为文学艺术是社会意识形态之一，同时又指出文学艺术具有不同于其他社会意识形态的特点，就是用形象来反映社会生活的特点。”可以说，50年代中期以后，这是人们研究文学现象的基本思路。就《红楼梦》研究来说，参加讨论的文章主要批判了俞平伯的“自叙传”说，“色”“空”说，“怨而不怒”说，以及《红楼梦》的传统性不过是借用古典作品的某些情节和写法等观点，同时指出了其文艺观点和研究方法的根本缺陷，如主观主义的是非标准，趣味主义的审美观点，形式主义的研究方法。有的文章还是说理的，并且肯定了俞平伯在考证上的功绩。此后在新的思路导引下，也出现了一些建设性研究成果，何其芳的《论（红楼梦＞》和蒋和森的《<红楼梦>论稿》就是这方面较有代表性的论著。

　　但是，这场讨论和批判也不是没有教训须记取。特别是有些学术批评文章过于简单化，把马克思主义反对唯心主义研究方法的教育运动搞成了简单的思想批判运动，政治运动和政治斗争，这种做法不符合党对文化艺术采取的“双百”方针。这种做法实际上也“在精神上伤害了俞平伯先生，也不利①于学术和艺术的发展。”因为象《红楼梦》有多大程度的传记性成分，怎样估价高鹗续写的后40回，怎样对《红楼梦》作艺术评价，乃至作品的风格特征是不是“怨而不怒”，这些，毕竟都是学术领域内的问题。“这类问题只②能由学术界自由讨论。”从当时的情况看，尽管毛泽东在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中对俞平伯学术观点的批评用了过份严厉的词语，但他在政治上与胡适作了区别，提出“应该团结”。此外，无论是郭沫若的《三点建议》、茅盾的《良好的开端》，还是周扬的《我们必须战斗》，都强调“开展学术的自由讨论”，“提倡建设性的批评”，“在真理面前一律平等”，“谁都有权利，根据真理来作是非的判断。”这种态度和风气在批判胡适唯心论文化思想中没有得到体现，在关于《红楼梦》本身的讨论中，过火的批判色彩

　　①龚育之、逢先知、石仲泉，《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第233页。①胡绳：《在庆贺俞平伯先生从事学术活动六十五周年会上的讲话》，《文学评论》1986年第2期。②胡绳：《在庆贺俞平伯先生从事学术活动六十五周年会上的讲话》，《文学评论》1986年第2期。

　　依然浓厚。比如，有的文章称这场争论“是过渡时期复杂的阶级斗争在文学③研究领域的反映”。还值得注意的是，如果以过分强烈的政治斗争意识来从事纯学术的研究，也难以准确和全面地实现和贯彻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及其科学价值。譬如，有的文章为了突出《红楼梦》的历史意义，甚至断言从①贾府的衰败中“可以感到农民起义的星星之火即将成为燎原之势。”这种批评思路对后来文学理论批评发展的消极影响是非常明显的。

　　③李希凡、蓝翎：《走什么样的路？》，《人民日报》1954年10月24日。①佘树声：《关于贾家的典型性及其它》，《人民日报》1954年11月29日。

　　古代各民族都是在神话传说中经历了自己的史前时期。神话传说最早作为原始社会的主要的“意识形态”，是借助想象和幻想来表达先民们对世界起源、民族历史、自然现象和社会生活的基本理解。保存中国远古神话传说原貌资料较多的书，有《山海经》、《淮南子》、《楚辞》以及《易经》、《诗经》、《尚书》和诸子典籍等。进入阶级社会以后，人们习惯的想象和幻想的思维方式、思想表达方式，并没有因理性文明的日益加强而泯失；相反，人们不断地敷衍和创造了丰富的神鬼故事和民间传说，诸如《封神榜》、《西游记》、《聊斋志异》、《白蛇传》、八仙的故事等等。这两类神话传说虽然有不同的性质，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即在超现实的虚幻境界中，在神、仙、鬼、怪、妖、魔、异种种形象和故事中，曲折地传达现实人们的生存信念、社会理想和一些具体的情感、道德价值取向。它们在思维方式和题材内容上，构成了文艺传统的一个绚丽多采的重要流脉，以富有特色的形式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浪漫主义文化精神。

　　毛泽东的文艺活动和社会活动，在运用和发挥神话传统及其蕴含的浪漫主义文化精神方面，同样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理论上，毛泽东首先不是把神话传说作为文艺课题来理解和运用的。他把它作为人们对客观世界的一种认知方式，并用科学的唯物辩证方法来分析它同现实生活的本质联系，由此提出一个“幻想的同一性”的说法。神话中的许多变化，例如《山海经》中所说的“夸父追日”，《淮南子》中所说的“羿射九日”，《西游记》中所说的孙悟空七十二变和《聊斋志异》中的许多鬼狐变人的故事等等，这种神话中所说的矛盾的互相变化，乃是无数复杂的现实矛盾的互相变化对于人们所引起的一种幼稚的、想象的、主观幻想的变化，并不是具体的矛盾所表现出来的具体的变化。马克思说：“任何神话都是用想象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为，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因而，随着这些自然力之实际上被支配，神话也就消失了。”这种神话中的（还有童话中的）千变万化的故事，虽然因为它们想象出人们征服自然力等等，而能够吸引人们的喜欢，并且最好的神话具有“永久的魅为”（马克思），但神话并不是根据具体的矛盾之一定的条件而构成的，所以它们并不是现实之科学的反映。这就是说，神话或童话中矛盾构成的诸方面，并不是具体的同一性，只是幻想的同一性。

　　毛泽东在《矛盾论》中写下的这段论述，着眼点倒不一定是为了阐明神话的本质，神话传说是阐述他的关于主客观关系的矛盾学说的一个例证。但这毕竟是毛泽东较集中地表达他的神话观的文字，而且有两点值得注意。

　　第一，毛泽东不是着眼于神话自身的历史发展过程，而是从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角度，从事物内部的矛盾关系入手，来界定神话的本质特征。于是，他将《西游记》、《聊斋志异》这类产生于文明时代，反映现实社会关系的神魔天仙、狐魅鬼妖的故事，与“夸父逐日”、“羿射九日”等远古的自然神话相提并论，认为它们同属于神话范畴。这同此前多数中外学者的理解不尽一致。后者把神话看成人类史前时期特定的文化（宗教和艺术）形态，随着原始社会的解体，神话也就随之消失，文明时代出现的神怪故事不算神话。对毛泽东的说法还可进一步研究，但这对于一个非职业的文化艺术学家来说，毕竟不是一个非“较真儿”不可的问题。我们的目的是把握住毛泽东理解神话的方法论特征，即：对现实是科学的反映还是非科学的反映；其矛盾构成的诸方面是具体的同一性还是幻想的同一性。正是这种辩析方法使毛泽东在两类神怪故事中发现了共同的特征――“幻想性”。

　　第二，依据反映论的观点，毛泽东特别注意到神话传说与现实世界的“同一性”。尽管客观现实和理想愿望之间、科学与非科学之间存在着明显差异，构成矛盾的两个方面，但是，相互矛盾的事物和现象却可以在神话传说的幻想方式中求得“同一”，幻想本身毕竟是现实存在的一种“反映”，使人们在其中观照到自身，察知生活现实。所以，神话传说中那些“千变万化的故事”，能够具有永久的魅力，“吸引人们的喜欢”。诸如，《淮南子・览冥训》中记录的远古流传的“女蜗补天”的故事：往古之时，四极废，九州裂；天不兼覆，地不周载；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