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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部分



闲适情






  新中国成立后,从1951年到1975年的24年中,除了两年因病不能外出,毛泽东每年都要走出北京视察。

  在一些年份里,他甚至有三分之一的时间都住在远离京城的地方。

  他常说: 在北京待久了,脑子里就是空的,一出北京去,里面就有东西了。

  走出北京的毛泽东,曾这样安排他的行程―

  1959年10月23日,乘专列离开北京,1960年3月26日回到北京,在外5个月零3天。

  这期间,除在杭州读书、办公近两个月外,还跑了8个省、市,停车开会、谈话59次,视察工厂、公社和部队7次,接见外宾5次。大部分时间都是住在专列上面。

  1960年4月28日,回到北京一个月后,毛泽东的专列又启动外出了。

  新中国许多重大决策,毛泽东是在外地而非京城酝酿和作出的。他分别在天津、上海、广州、杭州、庐山、武汉、郑州、成都、南宁等地,主持召开过中央政治局会议、政治局常委会议和规模大一点的中央工作会议,乃至中央全会。

  这大概是一种与他的性格有关的执政风格。

  毛泽东最喜欢去的是南方。

  在南方,他又最喜欢被他称作“第二故乡”的浙江。

  新中国成立后,他第一次住杭州是1953年12月底,最后一次离开杭州是1975年4月中旬。

  在这里,他住过40多次,加起来有800多个日日夜夜。

  1955年4月初,他第二次来杭州的时候,正是暮春三月、群莺乱飞、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的季节。

  “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湖光潋滟、山色空的杭州,更具独特的风姿。这次来杭州,他兴致很浓地游览了杭州的风景名胜。

  他看了西子湖畔的岳飞庙。

  毛泽东是一个爱憎分明的人。一进庙门,他只朝跪在那里的秦桧斜看了一眼。在岳飞像前,却露出赞美的神色,看了很久。

  看着,看着,他用很低的声音,吟诵起岳飞的《满江红》。

  他来到了汪庄后山的雷峰塔。

  传说中那位一心向往美好生活的白素贞,就在西湖长堤的断桥上和许仙结下了不解姻缘。后来,她被法海和尚无端压在了雷峰塔下。

  或许是令人感慨的故事和传说,打开了毛泽东那想象的闸门。他同身边的工作人员探讨起来,认为白娘子是反封建争取婚姻自主的,压在塔下的不应该是白娘子,而应该是那个不尊重女性的法海。

  毛泽东还谈起鲁迅写的著名杂文《论雷峰塔的倒掉》,称赞鲁迅说的,雷峰塔的倒塌象征着中国妇女的解放。

  在杭州,他最乐于做的事情,是爬山。

  他爬过杭州附近的桃花岭、宝石山、梯云岭、葛岭、紫阳山、栖霞岭,还有龙井、玉皇、炮台山、凤凰山、狮峰、天竺山……

  不走回头路,是他的爬山活动的特殊风格。上山走一条路,回来走另外的小路,有时没路了,他就自己走出一条路。

  按自己的意志行事,原本是他的性格。

  杭州城北灵隐寺背后,有一处北高峰。虽为“高峰”,海拔其实只有300多米。但登临此处,可尽望杭州全景。万象在下,群山屏列,湖水镜净,云光倒垂。其间屋宇鳞次,鸥凫出没,草木葱郁,透出盎然生机。而北高峰附近的飞凤亭、桃花岭、扇子岭、美人峰更如立在眼前的一幅幅山水水墨画。

  毛泽东曾三次登临北高峰,写下一首《五律・看山》―

  三上北高峰,杭州一望空。

  飞凤亭边树,桃花岭上风。

  热来寻扇子,冷去对佳人。

  一片飘摇下,欢迎有晚鹰。

  纯粹的景物诗,大可不必在诗中寻求春秋大义。

  诗人巧妙地把杭州周围的飞凤亭、桃花岭、扇子岭、美人峰这些有着俏丽名字的山峰都一一写了进去。

  山水之作,得之目,寓诸心,而形于笔端,无非兴而已。

  故山水之作,也是性灵之作,适意即可。

  乘兴适意,多不必或无暇求其精。

  于是,人们在毛泽东的山水之作中,读到的是平和与简淡。

  一国领袖,确实难得有闲暇的时候。

  闲暇之中的毛泽东,依然是一派诗人本色。

  身处名胜佳景,逢迎昌明时代,毛泽东充分展露他轻松的性情和闲适的诗兴,还有愉悦的智慧。

  顺着北高峰往南走,有一座五云山,传说常常有五色彩云盘绕其间,五云山在人们心目中便成了吉祥之山。山顶上曾有一座小庙,毛泽东游览这里的时候,他的孩子抽了一卦签。据说拿回来一看,是一卦上上签。如今还保存着一张毛泽东展看卦签的照片。

  据说,1949年蒋介石败退台湾前也曾来杭州一住,也在五云山的这座小庙里抽了一签。卦辞如何,则不得而知。

  反正是天地悬隔,物是人非,颇让毛泽东高兴。

  于是,便有了一首《七绝・五云山》―

  五云山上五云飞,远接群峰近拂堤。

  若问杭州何处好,此中听得黄莺啼。

  毛泽东不光在杭州游览,还远足到了莫干山。

  莫干山是天目山的一个分支,在浙江德清县城西北,离杭州有120里路。

  传说春秋末年吴王阖闾曾派民间有名的铸剑师干将和他的妻子莫邪,到这座山铸一对雌雄宝剑。起初,铁石在旺火炉中不见熔化,莫邪听说必须有女子以身殉献炉神,才能造出好剑,便跳入火炉中去了。

  宝剑造出来了。为了纪念这对夫妇,人们把雌剑称为“莫邪”,把雄剑叫做“干将”。

  这座山,也有了一个新的名字,叫莫干山。

  后来的故事更精彩。

  1926年,鲁迅根据传说,写了一篇《铸剑》的历史小说。里面讲宝剑造出来后,楚王杀掉了干将。干将的儿子眉间尺为报父仇,在一个义士的帮助下,接近了楚王,结果是眉间尺、义士和楚王三人的头颅,都掉进沸腾的煮鼎大锅里打起架来,同归于尽。

  毛泽东是读过鲁迅这篇小说的。

  游览莫干山的时候,毛泽东曾在传说为莫邪、干将用过的磨剑石旁停下脚步。磨剑石四周的石崖有多处石刻,毛泽东喃喃自语:“十年磨一剑,霜刃未曾试”,仿佛是在吟那上面的题刻。

  在山行道上,毛泽东还情不自禁、边走边吟起古人描绘莫干山的诗句:“参差楼阁起高岗,半为烟遮半树藏。百道泉源飞瀑布,四周山色蘸幽篁。”

  下山途中,毛泽东游兴未尽。他又到观瀑亭观瀑,顺芦花荡西行至塔山远眺,东看太湖,南望钱塘江。

  好一派大好河山,尽收眼底;好一方碧波荡漾的心湖,映出舒坦清丽的河山。

  该回去了。毛泽东似乎还沉浸在“此间乐”之中。尽管不想刻意作诗,还是随口吟咏出一首《七绝・莫干山》―

  翻身跃入七人房,回首峰峦入莽苍。

  四十八盘才走过,风驰又已到钱塘。

  这首七绝,名为“莫干山”,但并没有写莫干山。

  也许,他这个时候不愿意把血腥杀伐的历史沧桑装进自己难得闲适宁静的胸怀,不愿意吟咏那些沉甸甸的诗。

  我们的诗人陶醉在大自然里面,诗中透出自然给予他的赏心悦目的心境。

  诗人从登车启程返回写起。“翻身跃入”,节奏明快活泼,道出身姿轻捷,动作连贯,依然是心情轻松自如的感觉。

  被称作“七人房”的轿车启动了。回首一望,刚刚游过的莫干山的峰峦由近及远,渐渐由清晰变得迷蒙起来。“回首峰峦入莽苍”,一个“入”字,好像是作者留恋地目送着峰峦远去。

  最后两句,写归程之速,更加轻快。“才走过”又“到钱塘”,一派气韵生动。

  四句一气呵成,句句写过程,句句写心境;句句写归途,句句写遄飞的逸兴。

  在这些闲适诗中,政治背景,历史内涵,都淡然远去了,剩下的是一种舒坦、开阔、明朗的心境。仿佛一道透明素丽的光,在空中划过时甩下一弯疾速的弧线,留下闲适中的畅快和愉悦。

  那是稍纵即逝的瞬间感受和感觉,诗人把它抓住了。

  这就是幽雅。

  幽雅,是一种宁和,一种深邃;一种格调,一种境界。

  幽雅,是一种诚于衷而秀于外的形象和微笑。

  幽雅,是一切能够显现出人与环境高度和谐的自在自为状态的行为举止。

  幽雅,是一种悠然从容曼妙超拔的心理素质和富有文化涵养的精神气质。

  在杭州的六和塔脚下,著名的钱塘江十分从容地向东边的大海流去。慢慢地,它受到杭州湾海浪的阻挡,在外宽内窄的海宁盐官镇出海口一带,汇聚成前推后涌的钱塘江潮。

  早在南宋时期,这里的百姓就把农历每年的八月十八日定为“潮神生日”,由此出现大规模的观潮活动。

  由潮而生出“神”来,看来,这江潮中多少寄托了人们的某些情思。

  气势磅礴的天下奇观,也不知倾倒多少文人墨客。

  毛泽东自幼爱读的汉代枚乘写的洋洋大赋《七发》,曾这样描述在广陵曲江观潮的感觉:

  “疾雷闻百里;江水逆流,海水上潮;山出内云,日夜不止。衍溢漂疾,波涌而涛起。其始起也,洪淋淋焉,若白鹭之下翔;其少进也,浩浩皑皑,如素车白马帷盖之张;其波涌而云乱,扰扰焉如三军之腾装;其旁作而奔起也,飘飘焉如轻车之勒兵。”

  有人说,枚乘所述观潮的广陵曲江,便是今天的浙江钱塘江。

  枚乘的描写,把能想象得出的比喻淋漓尽致地铺排出来,是典型的赋体文风。

  毛泽东很称道枚乘的文笔。他专门写了一篇《关于枚乘〈七发〉》的文章,说:“文好。广陵观潮一段,达到了高峰。”

  不光要从前人的描述中领略观潮胜境,毛泽东要亲眼去看一看。

  1957年9月9日,毛泽东又一次来到杭州。11日,也就是农历八月十八“潮神生日”那一天,毛泽东从杭州住地乘车到海宁七里庙,观看了钱塘秋潮。

  那天,观潮的人很多,不仅有杭州来的,上海也来了不少人。

  钱塘秋潮似乎也格外凑兴,狂涛奔涌达到3米多高。

  毛泽东的情绪出奇地好,有说有笑。开始坐着,一会儿站起来,指指点点。

  千里波涛滚滚来,雪花飞向钓鱼台。

  人山纷赞阵容阔,铁马从容杀敌回。

  伫立江边的毛泽东被这迎面扑来的汹涛巨浪感动了,观潮回来,他写了这首题为《观潮》的七绝。

  如今,在海宁盐官镇观潮处,人们把毛泽东的这首诗刻立成了一座诗碑,以志纪念。

  人,有时候需要从自然对象中发现自己,提升自己。

  闲适的心境,并不是说没有个性的张扬,对毛泽东这样的革命家来说,尤其如此。

  这首七绝,简明的四句结构,呈一实一虚之状。

  “千里波涛滚滚来”。起句于平实中露陡峭,在极目夸张之中一下子把人们带入特定的观潮氛围。

  “雪花飞向钓鱼台”。则是夸张想象了。那波潮卷起的雪白浪花,竟从海宁入海口逆钱塘江向西南凌空飞越,落到一百多里以外的浙江桐庐县境内富春江畔,那里是东汉大隐士严光垂钓之处。

  “人山纷赞阵容阔”。又回到实景的描述,恰如摄像机镜头的一个“反打”,从对面的“潮”反过来对准了“观潮的人群”,记录下他们的反应。

  “铁马从容杀敌回”。把镜头又一下子荡开,从群体回到作者个人的想象世界。扑面而来的滚滚浪潮,仿佛是从杭州湾乃至千里之外的太平洋的鼓角战场,厮杀回来的雄师劲旅。

  正是这最后一句,毛泽东带出了他的个性,他的感情。

  似乎钱塘江入海口外那无边无际的海面,才是永恒的战场。

  站在岸边观潮的作者同对象之间不是对立的,他和凯旋而归的千军万马融在了一起,欢迎着、欣赏着自己的勇士。

  人与自然的差距和冲突,便形成了戏剧性的张力。

  人化自然或自然人化的统一、和谐,便出现了美。

  把这种张力和美写成诗,在对象那里观照以至实现自我的精神,便是崇高。

  诗人融进了这壮阔奇景,也就体会并走进了崇高。

  孔子说:智者乐水,仁者乐山。

  智慧的人通达事物规律而行事通畅无阻,像水一样灵动,似乎更喜欢水。

  仁义的人遵守行为规范,朴厚稳重而不改变主张,像山一样庄重,似乎更喜欢山。

  不过,自然界都是山水相连相通的。

  没有江水流淌,高山也会沉默。

  因为高山滋养,江水才会歌唱。

  在新中国成立前漫漫长路的奋斗中,诗人毛泽东跋涉和歌咏了许多的山。对于他的事业来说,就有了“青山作证”。

  在新中国成立后艰难探索的日子里,诗人毛泽东搏击和游泳了许多的水。对于他的事业来说,就有了“击水新唱”。

  毛泽东是一位既爱山、又喜水的诗人政治家。

  智者处惊不乱,仁者临事无惧。

  在古代吴越之地的浙江,政治家毛泽东在闲暇之中,诗人毛泽东在闲咏之中,也依然透露着他那灵动如水、庄重如山的情怀。

  仅仅在岸边观潮,不是他的性格。

  看见风浪就遏制不住激动的毛泽东,渴望把自己像山一样的性格,融合到灵动的水流之中。

  就在海宁观潮的第二天,毛泽东又来到潮起潮落的钱塘江,投入到钱塘江水中去了,前面似乎是永恒的战场,那是他渴望的地方。在“滔天浊浪排空来,翻江倒海山可摧”的气势里,一个人搏击其中,难道不也是一种可“观”之景吗?

  毛泽东,终究不是闲适散淡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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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乡感怀






  关于故乡,古往今来的游子们有太多的感受,太多的比喻。

  在遥远的记忆里,故乡是母亲劬劳不息的身影,是亲友悲欢离合的生活,是先生殷切期待的目光,当然还有傍晚时分依稀的炊烟,或树丛之中课堂的灯光。

  人生就是这样不可思议,没有故乡,就没有你的存在。而离开了故乡,却又有了你的新

  的存在。

  但是,哪怕是破土成长为参天大树,它的树叶承载着它的情思,依然飘归于大地。

  一个人,无论走到了哪里,无论干出了什么事情,都终生萦绕着挥之不去的乡情。

  大体人人如此。

  何况是诗人呢!

  毛泽东对故乡的记忆,常常充满诗意。

  1961年12月26日生日那天,他给远在长沙的老同学周世钊写信时,想起了古代诗人对湖南的描述,禁不住动情地说: “‘秋风万里芙蓉国,暮雨朝云薜荔村’,‘西南云气来衡岳,日夜江声下洞庭’。同志,你处在这样的环境中,岂不妙哉?”

  只有前代诗人对湖南的描述还不够。

  毛泽东有自己眼中的湖南,他用自己的诗笔去描绘了一个新的湖南。

  1955年6月,毛泽东到南方考察农村合作社情况,来到了长沙。

  长沙,是造就毛泽东的沃土。这里有他的许多故旧好友,这里刻下他青年时代迅速成长的浓浓痕迹,这里能唤起他对风华岁月的美好回忆。

  1925年,崭露头角的青年革命家毛泽东,曾在长沙寻觅旧踪,写下《沁园春・长沙》,问了一声“谁主沉浮”?

  30年后,已成为一国领袖的毛泽东,在长沙又一次寻觅旧踪,陪他一道寻觅的,还有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时的同窗好友周世钊。

  6月20日这天,他们先是在水涨流急的湘江里游泳,到达对岸后,又寻访了岳麓书院、爱晚亭、白鹤泉。在岳麓书院传说为朱熹讲学的赫曦台前盘桓一阵,便沿着生满苍苔的石子小路,登上矗立岳麓峰巅的云麓宫和望湘亭。

  在云麓宫,毛泽东发现过去挂在壁间的一副对联不见了。那是他青年时代特别欣赏的对联:“西南云气开衡岳,日夜江声下洞庭。”周世钊告诉他被战火毁掉后,还没来得及重新镶嵌在上面。

  兴致很高的毛泽东,和周世钊一路谈笑风生,忆及故人旧事。

  回忆故人旧事,不免生出人世幽幽的感慨。

  周世钊禁不住赋诗一首:“滚滚江声走白沙,飘飘旗影卷红霞。直登云麓三千丈,来看长沙百万家。故国几年空兕虎,东风遍地绿桑麻。南巡已见升平乐,何用书生颂物华。”

  周世钊把这首七律寄给了毛泽东。当年10月,他收到了毛泽东的应答之作―

  春江浩荡暂徘徊,又踏层峰望眼开。

  风起绿洲吹浪去,雨从青野上山来。

  尊前谈笑人依旧,域外鸡虫事可哀。

  莫叹韶华容易逝,卅年仍到赫曦台。

  这首《七律・和周世钊同志》,前面四句讲6月20日那天的所游所见,后面四句说的是这次游览的所思所感。

  大概在同周世钊谈及故人旧事的时候,他们提到了青年时代的好朋友萧子升。

  当年的萧子升,也是一位风度翩翩的有志青年。他同毛泽东一起到湖南乡下当“游学先生”,一起组织新民学会。可后来却选择了另外的人生道路,在国民政府做了农矿部次长,还管理过故宫。祖国大陆解放后,流落到南美洲的一个国家,处境很为狼狈。

  从人事变迁来讲,确也为“可哀”之事。

  故乡的风物,记载了多少人世间的分分合合。

  有的是同路前行,有的是殊途同归,有的是分道扬镳。

  有的不在了,有的又聚首了,有的却天涯各处。

  这不正是同乘故乡之船外出的游子们搭造的世界舞台,演绎的人生故事?

  虽然30年过去了,但毛泽东不认为青春已老,不认为韶华易逝,因为他的经历太充实了。不是吗?如今又来到了当年激扬文字的地方―赫曦台。

  那是相传宋代大儒朱熹在岳麓书院讲学的地方。

  无论是求学奋进的长沙,还是生长启蒙的韶山,对毛泽东来说,都有太多的悲欢,太多的回忆,也有太多的感慨,太多的诗情。

  1959年6月,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回了趟故乡韶山。

  从1927年初回韶山考察农民运动,已经整整32年了。

  毛泽东深爱自己的母亲,就像他深爱自己的故乡。

  毛泽东的母亲,为人宽厚仁慈,慷慨大方。正是母亲的慈爱,给了他一副眷爱天下穷苦人的心肠。

  就像许多人成年以后都拥有的感受一样,母亲,是自己人生道路上第一位也是最深刻的一位引路人。

  1919年10月母亲病故,在长沙忙于驱赶军阀张敬尧的毛泽东赶回韶山,二弟毛泽民对他说: 母亲临终时还在呼唤他们的名字。毛泽东听后心如刀绞。面对孤灯,他彻夜守灵,含泪写下一篇四言古体的《祭母文》―

  “吾母高风,首推博爱。远近亲疏,一皆覆载。恺恻慈祥,感动庶汇。爱力所及,原本真诚。不作诳言,不存欺心。”“洁净之风,传遍戚里。不染一尘,身心表里。”“病时揽手,酸心结肠。但呼儿辈,各务为良。”“养育深恩,春晖朝霭。报之何时,精噙大海。”

  如渊如海的赤子深情,足堪与任何一个孝子相比。

  毛泽东的一位族兄读了《祭母文》,感慨万千,当即抄录一份,还在文末批注说: “皆是至性流露,故为之留存,以为吾宗后辈法。”

  这位族兄要用这篇祭文教育后辈的想法,不经意间为毛泽东留下了一篇轶文,也为世人留下了毛泽东又一种情感底色。

  毛泽东的母亲叫文七妹。

  毛泽东曾把她接到长沙治病,还搀扶着她到照相馆合影留念。这位农村妇女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拍了平生惟一的一张照片。

  韶山,在毛泽东心目中,永远是神圣的。在故乡面前,他永远是一位农民的儿子,永远怀着敬重之心。

  新中国成立之初,日理万机的毛泽东不能回故乡,便让长子毛岸英代他探望父老乡亲,并特意让他突击学了一些韶山话。

  儿子临走时,毛泽东又交代说: 千万不要在乡亲们面前显威风,你必须在20里外的银田寺下马,然后步行回到韶山。

  1950年,毛岸英按照父亲要求,回到了韶山。

  可半年后,他就牺牲在异国他乡的朝鲜,并永远地埋在了那里。

  如今,阔别32年的毛泽东也回来了。

  回乡的第二天早晨,韶山还没有醒来,他就踏着小路,来到了父母的坟前,献上一束苍翠的松枝,深深地鞠了三个躬,虔诚地说了一句: “前人辛苦,后人享福。”

  这番情景,太像台湾诗人余光中说的:人到老年,“乡愁是一方坟墓,我在外头,母亲在里头”。

  毛泽东在旧居陈列的父母亲的照片前伫立良久,感慨地说: “如果是现在,他们就不会死了。”在自己住过的卧室里,看到他与两个弟弟同母亲的合影,激动万分,惊讶地问起这张照片是从哪里找来的。他凝视着母亲的遗容,眼中噙着泪水。

  孟子说:“夫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也。”

  毛泽东到毛氏宗祠里去看了看,对人说: “敬菩萨是迷信,但这个烈士墓和祖宗牌子,却是个纪念。”

  毛泽东来到自己题写校名的韶山学校。少先队员簇拥着他,给他戴上了红领巾,留下一张至今让人们能听到笑声的照片。

  家乡也有了不怕旱涝的水库,他自然在里面畅游了一番。上岸后,站在山冈上,波浪起伏的千顷稻田和正在田中挥汗劳作的人们,尽收眼底。

  “韶山风光依旧,人世几经沧桑。壮志已成大业,何须衣锦还乡。”

  跟随毛泽东到韶山的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写了这样一首诗。

  看来,当时的人们,便已开始体会毛泽东故乡情思的真谛所在了。

  在故乡,毛泽东更加忘不了的是乡亲们。晚上,他专门请了几桌客,参加的有韶山老地下党员,有1925年他在韶山一带发动农民运动时的积极分子,有革命烈士的遗属,有他小时候的老师,还有一些亲朋好友。

  毛泽东举起酒杯,表达对他们的深深敬意。

  “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这是毛泽东的名言。

  韶山这片土地和整个中国一样,正是靠着一代又一代人民的追求和奋斗,才使山河旧貌换了新颜。

  客人们走了,深夜时分的毛泽东,依然沉浸在陶醉之中。

  三十二年的风烟岁月,三十二年的故园情思,三十二年的乡亲面容,三十二年的家乡巨变,如何不让他思绪联翩―

  别梦依稀咒逝川,故园三十二年前。

  红旗卷起农奴戟,黑手高悬霸主鞭。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

  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

  这首《七律・到韶山》,毛泽东最早起的题目叫《归故里》。

  当年,怀着“改造中国和世界”这一理想离开家乡的毛泽东,有着鲜明的爱憎。“黑手”代表着恶势力压迫,“红旗”昭示着反压迫斗争、前赴后继的人民牺牲精神和今天的光明新天,构成了诗人的大喜大悲。

  这是对韶山和韶山人的咏赞,何尝不是对中国和中国人的咏赞?

  因为故乡变化如此巨大,中国变化何尝不是如此?

  毛泽东是湖南诗人,更是中国诗人。

  写完《七律・到韶山》,毛泽东便把诗情投向了整个中国。

  他于6月27日离开韶山,6月29日从九江下船上了庐山。

  登上庐山,正是红日方升之时。兴奋中的毛泽东,站在高处,极目望去,但觉眼界很是开阔,仿佛能够收尽注入鄱阳湖的九条水流,能够纵览横浮在长江流域的彩云,能够穿透三吴之地的浩淼烟波。

  生机勃勃的大好河山,妆点了毛泽东的诗情,于是作《七律・登庐山》―

  一山飞峙大江边,跃上葱茏四百旋。

  冷眼向洋看世界,热风吹雨洒江天。

  云横九派浮黄鹤,浪下三吴起白烟。

  陶令不知何处去,桃花源里可耕田?

  六天之内,连作两诗,这在毛泽东诗词创作中是不曾有过的,由此可见,他当时的诗兴何等高昂。

  犹如“红旗卷起农奴戟,黑手高悬霸主鞭”一样,诗中的“冷眼向洋看世界,热风吹雨洒江天”,表达的依然是爱憎分明的褒贬,依然是泾渭分明的对比。

  东晋的陶渊明,也曾到过庐山,并在庐山脚下当过一段时间的县令。在庐山上诗兴大发的毛泽东,想起了这位老去千年的诗人,想起了他的行为和梦想。

  陶县令看不惯世事,辞官隐居,梦想着一种和平自由的生活。

  到哪里寻求这样的理想世界呢?陶县令不得不虚构了一个叫桃花源的地方。

  但这是一个从秦朝末年便为了躲避乱世而自我封闭、与世隔绝的地方。

  那里的人们,生活停止了。“不知有汉,无论魏晋。”

  有一首流行歌曲曾这样唱道:“到哪里去寻找往日梦境?”

  人们很喜欢听,人们很喜欢想,但绝不喜欢真的去寻找。

  因为人们并不要梦境,除非他不能改变现实。

  人们也不会回到往日,除非今日遗弃了他。

  乱世已成遥远的记忆。在毛泽东看来,能够改造现实抓住今天的人们,不再需要梦境。闭塞的桃花源,也该是山口大开,汇入新的时代,一道耕田同乐了。

  这“陶令不知何处去,桃花源里可耕田”?问得富有诗意和机趣。接下来的答案,或许正是《七律・到韶山》里说的:“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

  故乡情思,便这样和中国情思融合到了一起。

  本来,故乡是缩小的中国,中国是放大的故乡。

  1975年,毛泽东阅读了汉末辞赋家王粲的《登楼赋》。

  或许是被赋中“情眷眷而怀归兮”的故土之思感动了,他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人对自己的童年,自己的故乡,过去的朋侣,感情总是很深的,很难忘记的,到老年就更容易回忆和怀念。”

  王粲写《登楼赋》的时候,才30多岁,远远谈不上老年。

  毛泽东不正是在借王粲之赋,抒发胸中的感念吗?

  从1927年离开故乡后,在半个世纪的时间里,毛泽东只在1959年和1966年回去过两次。作为立志舍小家为大家的职业革命家,毛泽东一生以四海为家,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浪迹天涯”“离家出走”的人。

  他的家在烽火硝烟的战场,在风雪迷漫的雄关漫道,在井冈山,在延安,在山的深处,在河的那边,在中国的任何一个地方。

  正是这种“江海客”生涯,使他一生向往着极为充实的精神家园,是一个更高层次上的梦家望乡的人。

  联结游子与故乡的纽带,就是那复杂纷纭的情。

  亲友挚情,肝胆相照。旧友故情,温馨炽热。

  大地情,山水情,声声不倦。

  故园情,民族情,魂牵梦萦。

  1959年回韶山的时候,毛泽东在韶山水库游泳,看见对面一个风景秀丽的山谷,便对当时的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说: “小舟,这个地方倒很安静,我退休后,在这儿搭个茅棚给我住好吗?”

  于是,便有了一幢为来韶山的中央领导提供开会和休息场所的灰砖平房。早年这里因为有一个常年水滴不断的小山洞,人们便把它称为“滴水洞”。毛泽东在一封著名的信中,则叫它“西方的一个小山洞”。

  1966年6月,毛泽东曾回韶山滴水洞小住。要走的时候,他仿佛预感到自己以后很难再回来了,竟久久不愿离去。当工作人员收拾完东西,催他上车时,他说:“你们先走吧,我再坐一会儿。”

  于是,工作人员又给他泡上一杯茶,他坐在藤椅上,凝思了许久……

  1976年夏天,毛泽东病重时,用韶山话多次说:“我要回滴水洞。”

  当时,中央已经决定,待病情稍有好转,便满足他的这个愿望,回韶山休养一段时间,还通知了湖南有关部门作好接待准备。

  从生命的第一次涛声,到最后一次的潮汐渐次退去,无论你是直驰平川,还是穿越大漠; 无论你在林中漫步,还是登临山岳; 无论你是在清泉石壁前端坐,还是在烈日暴风中奔走……你都会回望故乡,怀念故乡,魂归故乡。

  这是一种骨子里的生命真相,一种叶落归根的生命本质。

  然而,毛泽东终究没有实现叶落归根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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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部分



新人赋






  “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归根结底是你们的。”

  毛泽东1957年在莫斯科对中国青年留学生们说的这句话,对整整一代的中国人来说,都拥有过感同身受的共鸣,产生过巨大深远的影响。

  这是毛泽东浓浓的情感底色―

  在大人物和小人物之间,他偏爱小人物。

  在老年人和青年人之间,他偏爱青年人。

  毛泽东钟情于未来,所以钟情于青年。

  对于青年的人生,他特别偏好和推崇一个“气”字:志气、热气、生气、豪气、朝气……

  这些词汇,诠释着他对青年人生命活力的深情赞美,也诠释着他对青年人进取精神的热切期待。

  在未来社会的构想和建设中,一心要探索一条新路的毛泽东,常常呼吁要破除迷信,反对墨守成规,希望人们不要信守教条,不要惧怕权威。

  青年人,似乎特别应该而且最有可能按他的这个期望去做。

  在1958年3月的成都中央工作会议上,他一口气讲了29个古今中外青年才俊的事迹。

  这当中,有29岁创立佛教的释迦牟尼。

  有14岁参加隋末农民起义的白袍小将罗成。

  有率劣势之兵抗击曹操几十万人马,在赤壁之战中大获全胜的周瑜和诸葛亮。

  还有30出头便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杨振宁和李政道。

  更有在16岁就发明棉纺细纱先进工作法的挡车工、全国劳动模范郝建秀。

  青年人中为什么容易出现这些“英俊天才”?

  毛泽东说:“因为他们贫贱低微,生命力旺盛,迷信较少,顾虑少,天不怕,地不怕,敢想敢说敢干。如果党再对他们加以鼓励,不怕失败,不泼冷水,承认世界主要是他们的,那就会有很多的发明创造。”

  1965年1月,毛泽东读到乒乓球世界冠军徐寅生关于如何打好乒乓球的讲话稿,立刻批示“再加印发,广为宣传”,并要求出席中央工作会议的领导干部们都仔细阅读。

  他说:“这是小将们向我们这一大批老将挑战了。”“难道我们不应该向他们学习一点什么吗?”“如果我们不向小将学习,我们就要完蛋了。”

  如此言之凿凿,情意切切,毛泽东是要提倡一种面向未来的思维方式和创造精神。

  如此言之凿凿,情意切切,毛泽东期望着社会主义新人身上散发出大胆进取、昂扬奋斗的人格气象。

  进入20世纪60年代,毛泽东的诗笔渐渐奔涌出一种迎接挑战的严峻气氛。

  这大致是从1961年夏天在庐山上写《七绝・为李进同志题所摄庐山仙人洞照》开始的。

  庐山,壮丽奇绝的峰峦,奇伟幽险的瀑布,变化多端的云海,数不清的名胜古迹,给了诗人太多的素材和灵感。

  身在庐山,人们总有一些特别的感觉,总有一股开阔的诗情,总有一种置身世外的飘洒和俯瞰河山的豪气。

  在诸多吟咏庐山的古代诗词中,毛泽东似乎特别偏好李白的《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

  “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黄云万里动风色,白波九道流雪山。”

  1959年夏天上庐山开会,毛泽东把这几句诗写下来寄给儿媳刘思齐。因为儿子毛岸英已经牺牲在朝鲜战场,便特意交代说:“你愁闷时可以看点古典文学,可起消愁破闷的作用。”

  1961年夏天上庐山开会,毛泽东又把这几句诗抄写下来,赠给庐山当地的同志,并在诗末注明:“登庐山,望长江,书此以赠庐山党委诸同志。”

  正是在1961年夏天的庐山会议期间,毛泽东看到了江青拍摄的一张题为《庐山雄姿》的照片。

  照片是暮色时分拍摄的。摄影者立足于相传为唐朝八仙之一吕洞宾居住过的仙人洞角度,近景是雄居高空的松枝,远景是昏暗辽阔的天空和茫茫的云海,中景是御碑亭和树木葱郁的险峰。

  或许是有感于当时国内经济困难和国际紧张局势,毛泽东的题照诗写得有些沉重,但基调仍是明朗的进取和对胜景的赞美。

  暮色苍茫看劲松,乱云飞渡仍从容。

  天生一个仙人洞,无限风光在险峰。

  有人说,诗中赞美了遒劲的松树品格。它昂然挺拔于天地之间,尽管乱云翻滚,大有山雨欲来之势,它仍然是那样的泰然自若。

  有人说,诗中赞美的是飞渡的乱云。它在暮色压迫之中依然我行我素,勇往直前而又从容自如。

  诗无达诂。不管哪种解释,都昂扬着一种乐观自信的精神状态。

  这恰恰是当今社会的新人们应该拥有的人格气象。

  1961年,毛泽东还写有另一首题照诗,更为鲜明通脱地豪举出新一代中华儿女应有的“奇志”。

  与前一首题照诗不同的是,诗人吟咏的对象是一位英姿勃勃的女民兵。

  当时,国际形势比较紧张,中央号召大办民兵师。毛泽东的机要员小李也参加了中南海里的民兵组织,在一次休息时拍了一张扛枪的照片。

  1961年2月,小李送一沓文件到菊香书屋给毛泽东时,毛泽东突然问她是不是参加了民兵,她说参加了。为了让毛泽东相信她还参加了训练,便拿出这张照片给毛泽东看。

  毛泽东端详一阵,说了句“好英雄的模样”,便在办公桌上拿起一本看过的地质常识书,翻到有半页空白的地方,提笔挥写―

  飒爽英姿五尺枪,曙光初照演兵场。

  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

  即兴写完这首《七绝・为女民兵题照》后,毛泽东又对小李说:你们年轻人就是要有志气,不要学林黛玉,要学花木兰、穆桂英!

  中华儿女应有的“奇志”,在战争年代,是“万里赴戎机”,是“妻子送郎上战场”。在和平年代,是“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总之,是时刻准备着,在国家和民族需要的时候,不屈不挠地去拼搏,去奋斗。

  一张小照,为什么能激起诗人的奇情异趣?

  因为毛泽东和“不爱红装爱武装”的女民兵们,有平等的心情,有同等的抱负和志向―他青年时代,不也曾高喊过立奇志、创奇事,做一个奇男子吗?

  这首七绝,因为简单明了,琅琅上口,在20世纪60年代曾谱成歌曲,唱遍神州,妇孺皆知。

  与此同时,另一个妇孺皆知的传统故事,当时也唱遍了神州。

  这就是叙述穆桂英挂帅故事的《破洪州》。

  为了推荐这出戏,毛泽东在1959年专门给周恩来写了这样一封信:“我在郑州看过一次戏,穆桂英挂帅,叫做《破洪州》,颇好,是一个改造过的戏,主角常香玉扮穆桂英。我看可以调这个班子来京为人大代表演一次。”

  穆桂英和女民兵,历史和现实,在诗人毛泽东的视野里,就这样奇妙地交融在了一起。

  如果说,中华儿女的“奇志”,在《为女民兵题照》中还只是点到为止的话,那么,在毛泽东的杂言诗《八连颂》里,似乎已经抛开诗的含蓄,直接用理性的语言来表达了。

  上海南京路上好八连的故事,随着《霓虹灯下的哨兵》这部电影的播映,同样传遍了神州。

  1949年上海解放之初,有人断言:上海是个大染缸,共产党红着进来,将黑着出去。意思是共产党抵挡不了糖衣炮弹的攻击。

  到1963年,14年过去了。

  从硝烟弥漫的战场来到花花绿绿的上海,驻守在南京路上的八连官兵,没有被染黑。他们继续保持勤劳勇敢、艰苦朴素的本色,身居闹市,一尘不染,博得人们的交口称赞。1963年,国防部授予他们“南京路上好八连”的称号。

  这是让毛泽东欣喜的消息。“好八连”的作风,正是他一直倡导的社会主义新人气象的一个缩影。

  在1963年8月1日建军节那天,毛泽东写了他一生中惟一一首民歌体的杂言诗―

  好八连,天下传。为什么?意志坚。为人民,几十年。拒腐蚀,永不沾。因此叫,好八连。解放军,要学习。全军民,要自立。不怕压,不怕迫。不怕刀,不怕戟。不怕鬼,不怕魅。不怕帝,不怕贼。奇儿女,如松柏。上参天,傲霜雪。纪律好,如坚壁。军事好,如霹雳。政治好,称第一。思想好,能分析。分析好,大有益。益在哪?团结力。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

  与其说毛泽东是在歌颂八连官兵,不如说他是在全面构想和描述他心目中的新人气象。

  除了“拒腐蚀,永不沾”,新人们还要不怕刀戟、鬼魅和帝贼的压迫,还要在政治、军事、思想和纪律各个方面达到新的境界。这样才能成为如松柏的“奇儿女”。

  奇儿女之“奇”,奇在精神。

  精神是人的内心生活及其品质。毛泽东在1918年就发出了对它的执著追求和坚定维护的誓言:“管却自家身与心,胸中日月常新美。”

  作为五四青年,这是毛泽东当时追求的新人气象。

  在毛泽东的个性辞典里,“精神”还是一种具有多义性和开放性的称谓。

  它有时是一种崇高的人格理想,有时是一种深刻的思考与追问,有时是一种进步的人生观、世界观,有时是一种无畏无敌、勇往直前的浩然正气,有时是一种具体奋发的作为,有时是一种不衰不屈的意志,有时是一种无私奉献的道德品质。

  喜欢传统格律的人,或许不会欣赏《八连颂》,因为它毫不含蓄,过于直露。

  但对毛泽东来说,也许只有这种当时部队战士喜闻乐见的快板诗、民歌调,才足以充分表达他的欣喜之情,才足以传达他对新人气象的构想和描述。

  当然,毛泽东也会以格律诗来传达他的这种期望。

  那是1965年在南昌的时候。

  南昌旧时别称洪都。

  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曾在这里写下“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千古名句。

  作为诗文大家,毛泽东特别瞩目王勃,称他为“英俊天才”。毛泽东还专门写了篇一千多字的文章,来考证王勃在南昌写作《滕王阁序》时的年龄,称道他不仅“高才博学”,而且“为文光昌流丽”。

  作为开创中国革命道路的先行者,毛泽东或许更为感慨1927年在南昌爆发的八一起义。正是这次起义,中国共产党旗帜鲜明地抓起了枪杆子,组建了自己的第一支军队,从起义队伍里还走出了六位赫赫有名的开国元帅。南昌,也就成了一个令人怀想的红色起点。

  然而,历史之舟似乎已随岁月之河漂流远去。

  毛泽东或许会在滕王阁下徘徊观赏,也会到江西大旅社南昌起义旧址凭吊感念。

  但眼前的赣江之水,却无疑承载着他的现实思绪,从历史流向未来―

  到得洪都又一年,祖生击楫至今传。

  闻鸡久听南天雨,立马曾挥北地鞭。

  鬓雪飞来成废料,彩云长在有新天。

  年年后浪推前浪,江草江花处处鲜。

  1965年在南昌写下的这首《七律・洪都》,并没有吟咏洪都往事。

  诗人1964年曾来过南昌,所以说此番一行是“又一年”。这时候他已经72岁,生出了“鬓雪飞来”的感慨,还有“成废料”的自嘲。这自嘲当然不是古稀年华的自怜,相反,倒是充满信心的豁达和诙谐。他坚信自己的身后和历史的前面,有长在的“彩云”和“新天”,更有后浪推前浪一般层出不穷的后继青年。

  在谙熟历史演变的毛泽东眼里,这些后继者应该具备什么样的品格气质呢?

  毛泽东想到了东晋初年名垂青史的志士祖逖和刘琨。

  祖逖和刘琨生长在动乱年代,他们在年轻时便怀抱宏大的报国之志,为此闻鸡起舞练剑,磨砺意志本领。后来,祖逖带领一百多部下,誓志北伐。船到江心,他敲打着船桨发誓: “我祖逖如果不能肃清中原的敌人,决不再渡此江。”

  祖逖北伐果然成功。刘琨听到这个消息,感慨地说:我经常枕戈待旦,立志报国,不想祖逖真的比我先在北方挥鞭立马了。

  历史上多难兴邦的奇志儿女们的故事,就这样传递着晚年毛泽东的深沉情怀,昭示着他渴望的新人气象。

  在插满五星红旗的土地上,毛泽东种下诗句,曾期望它长出麦子和钢铁,如今,更期望它长出全新的文明,全新的人。

  就在写《七律・洪都》的1965年,在北京的中南海里,毛泽东又一次和他的老朋友斯诺见面了。

  斯诺向他提出了一个问题: 在中国,年轻的一代将会做些什么?

  这个问题让毛泽东陷入了沉思。他闭着眼睛,感慨地回答说:我也不可能知道。将来的

  事情要由将来的人去决定,而且按照我们不能预料的历史条件去决定。今天和未来的青年人会比我们更有知识,是他们的判断而不是我们的判断在将来起作用。

  这是诗人的回答,还是智者的思考?

  热情消失之后,剩下的只是习惯。

  创造力消失之后,留下的陈迹便是“传统”。

  晚年毛泽东不愿遵循的,或许就是这习惯;他试图摆脱的,或许便是这传统。

  他要倡导精神的活力,去创造“新生事物”。

  在世界的五颜六色中,如果说红色象征着热烈、浪漫、进取、革命、创新的话,那么,晚年毛泽东尤其喜欢玫瑰红,则多少是他的这些内心向往的折射。

  晚年毛泽东用的地毯是红色的,沙发是红色的,窗帘是红色的,甚至他下水穿的游泳裤,也是红色的。

  也许,只有鲜红的颜色,才会使他变得年轻。

  晚年的毛泽东,是一个最易动感情的人。

  看电影《创业》,当主人公说:“帝修反要卡我们的脖子,我们怎么办?”他流泪了。

  看《雷锋》,当主人公说:“我是人民的儿子,我是公社的儿子,你们一定要收下儿子这点心意。”他流泪了。

  1976年春节,看《难忘的战斗》,当演到人民解放军进城受到老百姓热烈欢迎的时候,他流泪了。

  这些画面,这些形象,仿佛折射着他的心声,传达着他曾经拥有的风云历程,再现了他领导的事业中奔突的创造活力。

  在毛泽东生命最后一个年头的第一天凌晨,两个美国青年走进了他的书房。

  看到毛泽东正将头靠在沙发背上休息,还张着嘴好像是在吸食空气,两个美国青年不由得感到有些心酸。

  毛泽东也许注意到他们的凝视,开口便语出惊人:“我生着一幅大中华的脸。”接下来的交谈,让他们惊讶地发现,毛泽东身上的活力奇迹般地出现了。

  走出毛泽东的书房,两个美国青年深深地吸了一口北京冬夜的空气。

  一位情不自禁地感慨: 他有一颗年轻的心,十里之外都可以呼吸到他的个性。

  另一位则理性地述说: 不论历史如何下结论,毛的一生肯定将成为人类意志力量的突出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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仙凡巡游曲






  毛泽东喜欢把生活哲学化。

  1957年,在出访前苏联的飞机上,他和苏联驻华大使尤金有过这样一段对话。

  毛泽东: 刚才我们在机场,现在上了天,再过一会儿又要落地,这在哲学上应该怎样解释呢?

  尤金:这是一个奇怪的问题,我没有研究过。

  毛泽东: 飞机停在机场是个肯定,飞上天空是个否定,再降落是个否定之否定。

  哲学和生活,在毛泽东的思维中,常常是统一的。

  毛泽东喜欢把现实浪漫化。

  1960年,他和身边的工作人员有过这样一段对话。

  毛泽东问:我们是住在天上,还是住在地上?我们是神仙,还是凡人?工作人员感到纳闷儿,这还用说吗,我们当然是住在地上的凡人。毛泽东却说:如果其他星球上有人,他们看我们,那我们就是住在天上,我们就是神仙。

  神话和现实,在毛泽东的想象中,常常交融在一起。

  独具个性的胸怀和想象,给毛泽东的思绪和诗情添上了翅膀,使他能够在平凡的世界中感觉到非凡的意味,使他习惯于从各种神话传说中汲取超迈的灵感,从而在浪漫主义的想象中,舒展自己高古飘逸、卓尔不群的思维,去熔铸文采绮丽的奇特华章。

  在中国,曾经有一种流传久远的灾难,却绝不是虚无的传说。

  在湖南长沙马王堆出土的西汉女尸中,科学家发现了血吸虫卵,由此断定,血吸虫病的肆虐,至少有两千年的历史了。它曾遍布南方12个省市,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已有一千万人染上这种病。得这种病的人肚大如鼓,骨瘦如柴,身无半分力,妇女不能生育,儿童变成侏儒。少数严重的病区,田地荒芜,家破人亡。

  1955年,毛泽东提出:“一定要消灭血吸虫病。现在要和天作斗争了!”

  只过了三年,便传来捷报。在中国南方,出现了第一个消灭血吸虫病的县―江西余江县。

  1958年6月3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第一面红旗―记江西余江县根本消灭血吸虫病的经过》的长篇报道。

  正在杭州的毛泽东,看了这天的报纸,睡不着觉了。

  彻夜无眠的毛泽东,兴奋得“浮想联翩”。在“微风拂煦,旭日临窗”之际,他“遥望南天,欣然命笔”,写下了《七律二首・送瘟神》―

  绿水青山枉自多,华佗无奈小虫何!

  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

  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

  牛郎欲问瘟神事,一样悲欢逐逝波。

  其二

  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

  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

  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三河铁臂摇。

  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

  英国大诗人约翰・弥尔顿,曾借用《圣经》的故事,写下两部宏伟的史诗―《失乐园》和《复乐园》。

  如果说《送温神》之一,描述的是一幅人类“失乐园”的图景,那么,《送温神》之二,展示的便是人类“复乐园”的新貌。

  在弥尔顿笔下,被逐出天庭失去乐园的人们,过着梦魇缠绕的生活。但生而不幸的现实,却更加激起人们对曾经拥有的乐土的神秘向往。人类在大地上的一切奋斗,似乎都体现出一种飞升寰宇的超级冲动。最终,人类还是能够凭借坚忍的跋涉超越了自然的局限。

  于“浮想联翩”中喜送瘟神的毛泽东,目光没有停留在江西的余江县,也没有只停留在中国的版图上面。他似乎已经把整个地球当做一只宇宙飞船,飞升上天,巡视在浩茫的宇宙。

  超越人间的构思,造就了寥廓而高远的意境。

  在浩瀚无垠的天宇之间,作为一个生命个体,毛泽东没有感到渺小,也没有“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的孤独,他仿佛像一个横空出世的主人,在那里优哉游哉地“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

  这是何等崇高的驾驭意识,何等潇洒的超越情怀!

  一派掌上乾坤,俯视人间天国,打破仙凡界隔的巨人气派。

  或许正像诗人曾经断言过的那样,换一种角度巡视,地球上的人们,本来就是住在天上的神仙。

  诗人为什么有如此自信而超拔的想象?

  依然是历史的变迁给予了他特殊的精神支撑。

  曾几何时,神医华佗也奈何不得那遗患人间的 “小虫”。

  曾几何时,出身劳动人民后来成为神仙的牛郎,哪怕他再关心民间疾苦,所看到的,依然是东逝水波承载着人民的悲哀年复一年地流淌;所听到的,依然是“万户萧疏鬼唱歌”。

  而在新中国,只用短短的几年时间,就开始消灭这为害人民几千年的“瘟神”了。如今,它已无处藏身,不得不在人们点起蜡烛、烧着纸船的庆祝氛围中,被送离人间。

  送走了“瘟君”,也送走了悲哀的时代。

  汉代的扬雄写过《逐贫赋》,唐代的韩愈写过《送穷文》。毛泽东的这两首诗,则仿佛是逐灾灭疫、追寻康乐之境的“送神歌”。

  改造旧世界的成功实践,必然升华为对新世界的执著热情。

  于是,在“千村薜荔人遗矢”消失之后,便是“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绿水青山不再枉自存在了。它们变得有了灵性,和劳动者改天换地的行为融合在了一起。

  当然,毛泽东最感兴趣的,是人们的精神世界发生的美妙变化。

  他期望着“六亿神州尽舜尧”,因为孟子说过,“人皆可以为尧舜”。

  毛泽东善于砸碎旧世界,也钟情于构想新世界。

  对美善境界的梦想与追求,仿佛他心目中最有魅力的一面旗帜。

  他一生都是未来世界的探索者。

  单纯的诗句,已不足以表达毛泽东的兴奋。

  写完《七律二首・送瘟神》,他又续写了一个后记,说:“灭血吸虫是一场恶战”,“灭疫大有希望”,“我写了两首宣传诗,略等于近来的招贴画,聊为一臂之助”。

  诗人所以要按捺不住地写起“宣传诗”,是因为“就血吸虫所毁灭我们的生命而言,远强于过去打过我们的任何一个或几个帝国主义”。

  为诗写后记,这在毛泽东的创作中是绝无仅有的。

  这还不够。当天毛泽东又给胡乔木写信,让他把这两首诗安排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意在“不使冷气”。

  正是在这封给胡乔木的信中,毛泽东预感到,“诗中坐地、巡天、红雨、三河之类,可能有些人看不懂,可以不要理他。过一会,或须作点解释”。

  “曲高而和寡”,古老的经验早已点破。

  想象越奇特,越难寻得同道。

  果然,这两首诗在10月3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后,有人提出:“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两句可能有误,因为我们坐在地球一动不动,怎么能一天跑八万里呢?谁能知道有一千条银河呢?

  毛泽东不得不在一封信中专门作了解释―

  地球的周长约八万华里,“这是地球一天自转的里程,于是人们不坐任何交通工具,不付任何代价,就坐地日行八万里了。可是有人不认为这是旅行,觉得‘我一动也没有动’。真是岂有此理!

  “巡天,即谓我们这个太阳系(地球在内)每日每时都在银河系里穿来穿去。银河一河也,河则无限,‘一千’言其多而已。我们人类只是‘巡’在一条河中,‘看’则可以无数。”

  朴实的真理,似乎一点就通。

  深刻的哲学,本来蕴涵诗意。

  惊世骇俗的奇特想象,人们很难用一般的逻辑公理去推论,有时候,看起来是不可思议,却夹带着合理的文化内涵、真实的历史内涵和浓厚的人格内涵。

  在毛泽东看来,人们不理解他诗中的这种浪漫思维,以至“完全的日常生活,许多人却以为怪”,是因为“囿于习俗,迷信未除”。

  不拘成规的浪漫想象,对目标的执著追求,使毛泽东时刻以诗人的想象关注人生和时事的变化,关注着自然和宇宙的终极,关注着使命和目标的实现进程。

  在1958年的“大跃进”浪潮中,毛泽东常常倡导破除迷信的精神作风。

  这一年,他在几次会议上都反复宣传:要有势如破竹、高屋建瓴的气概。像马克思、鲁

  迅那样,把空气冲破一下,搞出一种新气氛。打掉自卑感,砍去妄自菲薄,破除迷信,振奋敢想、敢说、敢做的大无畏创造精神。

  他还说: “我看到报纸上有‘要高山低头,要河水让路’的话,很好。高山嘛,我们要你低头,你还敢不低头?河水嘛,我们要你让路,你还敢不让路?这样说,是不是狂妄?不是的,我们不是狂人,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革命精神和实际精神的统一,把俄国的革命热情和美国的实际精神统一起来。”

  激情地工作,理智地决断;热情地想象,冷静地实施。

  毛泽东在大多数时候,能够如此,能够把浪漫热情和务实精神高度地统一起来,从而使他比同时代的其他书生型的政治家,都能设计一条实实在在的民族解放和振兴的大道。

  毛泽东是一个永不满足现状的人。

  他曾对人说:“我想把中国要紧的事情办定,建设社会主义从欧洲到中国还不是很清楚,活着,多搞一点,比少搞一点好。”

  正是这种紧迫感,使他总有一种不“安分”的心情。

  历史上的每一次社会运动和变革,都伴随着洋溢激情、充满畅想的精神氛围。

  历史的奇妙恰恰在于―

  在许多失败中,常常体现着深厚奇丽的个性力量和勇于尝试的思想锋芒。

  在一些成功中,固然积累了许多有益的经验,但也陈列着一连串的陷阱。

  在历史条件和历史任务发生变化的时候,机械地重复经验,经验就变成了陷阱。

  1958年的“大跃进”,掉入了“陷阱”―用群众运动搞经济建设,消泯了经济建设和诗意想象之间的那道天然壕沟。

  灵感触发下的豪言壮语满天飞舞,那种过去成功岁月积淀起来的激情和畅想,膨胀得硝烟四起,催生出火红的年代和火热的社会,进而弄出大放“粮食卫星”这种怪异的事情。

  毛泽东期望甚高的这一尝试,很快就难以为继。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毛泽东说:我也有胡思乱想的时候。1958年、1959年的责任,主要在我。

  毛泽东一生都被他的高远的理想鼓舞着,被缤纷的幻想诱惑着。有时候,人们分不清,哪是他的理想,哪是他的幻想。

  如果不是写诗,而是书写社会变革这部作品,那么,理想的实现是史诗,幻想的失败就成为了悲剧。

  诗是美好的,但用它来同现实打交道,往往坏事。

  在诗的世界,在美的世界,甚至在哲学思考的世界,时代和历史或许可以超越,可以走在它们的前面。

  但是,在社会进步的实践链条中,在政治家的决策和操作程序中,它们在根本上是不能超越和打乱的。

  政治家的高翔,凌空蹈虚了。

  诗人高翔的翅膀,仍然在继续扇动。

  毛泽东坚信:“太现实了,不能写诗。”

  是啊,在诗歌的土壤上,浪漫主义是一朵开不败的奇葩。

  诗人毛泽东独特的游仙之路,铺就了当代中国诗歌史上的美辞华章。

  在毛泽东眼里,他的故乡湖南是一片神奇的土地。

  南岳七十二峰,挺拔在这片土地上面,仿佛耸立起一种坚强不屈的精神。环绕其间的三湘四水,又装点出格外的风姿妖娆,仿佛给了这片土地充溢的生命活力。还有浩瀚的洞庭湖,让这片土地和整个中华民族的血脉长江紧紧地联在了一起。

  正是这片土地,给了毛泽东山的坚忍、水的灵动、土的质朴、火的热烈。

  毛泽东实在太钟爱故乡的山水了。

  有一次,他和早年好友、林业科学家乐天宇聊天时,说他很喜欢九嶷山的斑竹,自己是湖南人,却没有到过九嶷山。

  乐天宇的家乡正好在九嶷山,随即念起一首诗给毛泽东听: “生长月岩濂水间,老来才入九嶷山。消磨精力知余己,踏遍人间五岳还。”

  毛泽东听后笑着说,你是拿清朝何绍基的诗来笑我呢,并表示以后一定要去九嶷山看看。

  故交旧友们知道了诗人的心事。

  1961年夏天,乐天宇、周世钊和时任武汉大学校长的李达在庐山休养时,一起闲谈,他们都是毛泽东的同乡好友。三人商定,分别送毛泽东一枝九嶷山的斑竹,一根斑竹毛笔,还有两首咏九嶷山的诗。一幅内有东汉文学家蔡邕文章的墨刻,一幅有蔡伯喈《九嶷山铭》复制品的条幅。

  毛泽东又见斑竹。

  这些带着独特斑点的竹子,凝聚着一个美丽的传说。

  远古时舜帝到南方巡游,死于苍梧之野,就是今天的九嶷山一带,随即葬于该地。他的两个妻子,也就是尧帝的女儿娥皇和女英,听到这不幸的消息,连忙追寻到九嶷山。两位帝子悲恸万分,伤心的眼泪洒落在沅江一带的竹林上,竹子便挂上了她们斑斑点点的泪痕。

  从此,这里便有了斑竹。人们也把它称为湘妃竹。因为娥皇和女英是投湘水而死的,她们成了湘水的灵魂。

  这一美丽的传说,感动了屈原。

  他在《九歌》里专门写下了《湘君》和《湘夫人》。屈原想象着:“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

  这一美丽的传说,感动了李白。

  他在《远别离》一诗中想象着:“帝子泣兮绿云间,随风波兮去无还。恸哭兮远望,见苍梧之深山。苍梧山崩湘水绝,竹上之泪乃可灭。”

  这一美丽的传说,也感动了毛泽东―

  九嶷山上白云飞,帝子乘风下翠微。

  斑竹一枝千滴泪,红霞万朵百重衣。

  洞庭波涌连天雪,长岛人歌动地诗。

  我欲因之梦寥廓,芙蓉国里尽朝晖。

  这首《七律・答友人》,是毛泽东诗词中最为浪漫瑰丽的一首。

  如果说《送瘟神》是悲欢离合的“送神曲”和“巡天歌”,那么,这首《答友人》,则是美幻飘逸的“梦乡曲”和天上人间的二重奏。

  如果说《送瘟神》是想象着人间的“我”到天上巡游,那么,《答友人》则是想象着天上的“神”到人间巡游。

  无缘游九嶷山,毛泽东在梦中神游了一番。

  在诗人的想象中,娥皇、女英两个“帝子”以云为衣,乘风而下,何等的飘逸。她们的形象,远不是屈原、李白想象中的愁苦不堪。“斑竹一枝千滴泪”之后的“红霞万朵百重衣”,使抑郁悲哀的凄绝,化作了光昌流丽的美艳。

  从远古走来,从天上走来的虚无缥缈的仙人,变成了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形象。诗人借助她们的眼光,看到了人间发生的奇迹和感人的壮景―“洞庭波涌连天雪,长岛人歌动地诗”。

  当然,这一切,都是诗人在梦中的想象。

  越是“非常之人”,就越有光怪陆离、五彩斑斓的奇妙情结。

  这不是点缀品,而是动力之源。没有他的情结,就无法照见他的世界―光怪陆离、五彩斑斓的奇观。

  “芙蓉国里尽朝晖”一句,和盘托出诗人对故乡湖南,以至对整个中国的期望,又仿佛是在向未来倾诉着自己的悄悄话,期望着一个辽阔灿烂的世界。

  这是一种深远的诱惑和召唤。

  这是一种让人陶醉、给人激励的诱惑和召唤。

  这是一幅美妙绝伦的幻想图景。

  而幻想就应该是美丽的。

  也只有美丽的幻想,才值得去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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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天的歌






  走近毛泽东,你会发现一道丰富多彩的性格风景。

  这道风景很像苏东坡对庐山的描述:“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这道风景也像毛泽东自己的描述:“吾人各种之精神生活即以此差别相构成之,无此差别相即不能构成历史生活。”

  他像学者那样通晓古今,又像农民那样平易朴实。

  他十分幽默风趣、含蓄温和,又罕见地严肃认真、猛烈逼人。

  他细致谨慎、明察秋毫,又粗犷洒脱、坦率外露。

  他有成就大业者的坚忍和耐心,而一旦需要则当机立断,不坐失分秒。

  青年时代,毛泽东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曾袒露自己的人生态度和性格本色: “性不好束缚”,“不愿牺牲真我,不愿自己以自己做傀儡”。

  他追求一种“真我”的生活方式和人生境界。

  毛泽东对束缚个性本色的外在规矩,常常表现出明显的排斥和轻视。大凡接触过他的人,都不能不承认:他的谈话方式和装束举止,绝少彬彬有礼的客套,绝少虚情假意的造作夸张,总是显得十分自然。

  一个本色自然的人,生活得真实而又洒脱。

  他喜欢抽烟,不管在什么场合,有时甚至给客人点烟。

  他喜欢外出,看到好的景色,甚至让专列停下来,下车步入田野或山道。

  跳舞时,他喜欢按自己的节奏,有时候也能合上鼓点。

  他宣称自己的作息时间是按月亮办事,也就是说夜晚办公,白天睡觉。

  哪怕是在严肃庄重的外交场合,毛泽东也不愿掩饰他的个性本色,甚至会不按常规行事。

  会见外宾,他不拘外交礼节,有时候坐在偏座上同来宾交谈。

  会见美国著名的外交家基辛格―他好奇地指点着比基辛格高出许多的基辛格夫人,开玩笑地问基辛格,对比男人还高的女人有什么感觉?

  会见英国工党领袖、前首相艾德礼―他穿着一条屁股上轧满了罗纹补丁的裤子。

  会见越南党和国家领袖胡志明―因为天热,他让对方把汗湿的衣衫脱掉,光着胳膊,摇着蒲扇讨论天下大事。

  会见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人们劝他按国际惯例换一双黑色皮鞋,他却说:为什么要按国际惯例呢,我们中国人就按中国的习惯不行吗?

  毛泽东和英国前首相希思的握手,更显出直率的性情。一见面,他问在机场欢迎的时候,为什么没有仪仗队?周恩来回答:主要是担心英国的现任首相不高兴。他说:我看还是要有。一位工作人员再问:不怕得罪他们的现任首相吗?他说:不怕。

  结果,欢送的时候,果然增加了仪仗队。

  何等真实而又洒脱。

  毛泽东并不讳言自己的个性。他曾对人说,自己身上是虎气为主,也有猴气。

  何谓猴气?

  人们自然想到了中国神话世界里的那个孙悟空。

  孙悟空,一位神话英雄,一位永远的战斗者。他不愿受无谓的拘束,敢于袒露自己的个性追求,甚至上天入地向芸芸天神们服从的权威和遵循的规范挑战,向天界的主宰玉皇大帝挑战。

  他护送唐僧到西天取经,一路捉鬼降妖,从不退缩动摇,更有一副识别善恶的火眼金睛。

  在毛泽东的心目中,永远的革命者、进取者,正需要这样的信念和毅力,这样的作风和胆识,这样的情怀和智慧。

  1961年10月,毛泽东在舞台上看到了他心目中的英雄孙悟空。

  浙江省绍剧团把《西游记》里的“孙悟空三打白骨精”改编为戏曲进京演出。毛泽东在中南海怀仁堂观看这出戏时,禁不住几次鼓掌,以示赞赏。

  历史学家、诗人郭沫若,也看了这出戏。剧团请他提意见,他写了一首《七律・看〈孙悟空三打白骨精〉》―

  “人妖颠倒是非淆,对敌慈悲对友刁。咒念金箍闻万遍,精逃白骨累三遭。千刀当剐唐僧肉,一拔何亏大圣毛。教育及时堪赞赏,猪犹智慧胜愚曹。”

  由于“愚顿”的唐僧人妖不分、善恶不辨,搞得内部不和,让妖怪屡屡得手,使郭沫若对他特别生气,从而写出了“千刀当剐唐僧肉”这样的激愤之词。

  毛泽东读到了这首诗。

  他的想法和诗人郭沫若有些不同,写了一首《七律・和郭沫若同志》―

  一从大地起风雷,便有精生白骨堆。

  僧是愚氓犹可训,妖为鬼蜮必成灾。

  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

  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缘妖雾又重来。

  善恶不辨的唐僧,似乎主要犯了思想方法上的错误,终究还是可以教育的。给社会带来巨大灾难的鬼妖,才是必须去勇敢斗争进而彻底扫清的危险敌人。

  政治家的理性胸襟,一览无余。

  毛泽东极为赞美孙悟空立场坚定、爱憎分明的“打鬼”精神。

  舞台上如此,现实中似乎也是如此。因为在诗人的感受中,现实中的“妖雾”又重新弥漫起来了。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中国和世界,在毛泽东看来,实在是多事之秋。

  中苏两党关系走向破裂; 国际社会主义阵营出现分裂危机; 一些国家加入了反华大合唱……

  苏美两个超级大国在继续冷战对抗的同时,为了维护各自在战略上的绝对优势,联手保持核垄断,出现谋求缓和的趋势。与此同时,中苏同盟关系开始名存实亡,但中国依然感受着来自美国的巨大压力。

  国际形势上腹背受敌,国内形势也不容乐观。“大跃进”失败后的经济建设,还有许多困难和障碍需要去克服。

  从1959年开始,无论是在中央会议上的讲话中,还是在会见外宾的时候,毛泽东很喜欢谈论鬼怪妖魔。他常常说: 世界上有人怕鬼,也有人不怕鬼。经验证明,越怕鬼,就越有鬼,不怕鬼,就没有鬼了。

  为了在社会上倡导不怕鬼的精神,毛泽东还让人汇集中国古代的一些笔记小说,编了一本《不怕鬼的故事》。1961年初编完后,他在序言里写下了这样的文字―

  “难道我们越怕‘鬼’,‘鬼’就越喜爱我们,发出慈悲心,不害我们,而我们的事业就会忽然变得顺利起来,一切光昌流丽,春暖花开吗?”

  沿着这个思路,两年后,毛泽东和郭沫若又有了一次诗人之间的对话。

  1963年元旦到来时,有感于国际时事的郭沫若,写了一首《满江红》以抒怀―

  “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人六亿,加强团结,坚持原则。天垮下来擎得起,世披靡矣扶之直。听雄鸡一唱遍寰中,东方白。 太阳出,冰山滴;真金在,岂销铄?有雄文四卷,为民立极。桀犬吠尧堪笑止,泥牛入海无消息。迎东风革命展红旗,乾坤赤。”

  主题是一目了然: 在严峻的国际形势面前,要团结战斗,不怕攻击。

  毛泽东从元旦那天的《光明日报》上读到了这首词。或许是被诗中“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的豪情所激荡,随即作《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

  小小寰球,有几个苍蝇碰壁。

  嗡嗡叫,几声凄厉,几声抽泣。

  蚂蚁缘槐夸大国,蚍蜉撼树谈何易。

  正西风落叶下长安,飞鸣镝。

  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

  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

  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

  词的上阕,嘲笑反动势力的攻击,大致是承袭郭沫若原词下阕的意思,把郭沫若的“桀犬吠尧”发展为“苍蝇碰壁”和“蚍蜉撼树”。

  这种自信,似乎比战争年代写的“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还要超迈。

  词的下阕,把“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发展为了“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

  表达的依然是诗人一贯提倡的“打鬼”精神。

  不过,诗人的这个愿望,似乎更为急迫了。

  “一万年”的拖沓,“从来急”的道理,“光阴迫”的现实,促使他发出“只争朝夕”的号召。

  诗人很乐意把自己的这种心情传达给同事和战友。

  毛泽东是住在杭州西湖侧畔的汪庄写这首词的。完稿后,他分别书赠正在杭州养病的周

  恩来以及华东局书记处书记魏文伯。

  毛泽东认为,在人与鬼的关系上,“总是在一定的条件之下通过斗争同它的对方交换位置,向着它的对方的地位转化”。

  促进这个转化,需要特殊的人格精神。

  因为在“光昌流丽、春暖花开”到来之前,是冰雪覆盖的严酷寒冬。

  这时的国际形势的气候,在毛泽东的感觉中,也恰如一片寒冬。

  一个充满使命感的马克思主义者,产生了一种感觉: 盛极一时的国际社会主义阵营突然间走向了一个岔路口; 在中苏关系出现无法调和的矛盾的情况下,腹背受敌的中国,怎样在世界格局中找到自己新的立足点?中国在自己的前进道路上面临各种势力的阻遏乃至包围的情况下,能不能用崇高的理想把握中国的命运,把握社会主义事业的命运?这些,在他看来,不啻是一场生死攸关的头等大事。

  肃杀的严寒,似乎格外诱发着毛泽东应战和挑战的激越心态。

  冬天带来了一个冰冷的世界,也带来了对温暖的无可抑止的渴望。无论世界如何变化,这温暖之源似乎都存在于诗人的心灵深处。

  对使命有浓烈的热情,在冬天便有浓烈的诗意。

  对使命有执著的坚持,在冬天便有执著的豪气。

  毛泽东喜欢雪,那漫天飞舞、让世界纯洁美好的雪。下雪时候,他总是觉得很开心。

  1961年11月,毛泽东又一次来到了杭州。

  虽然已是冬天,但南方的天气并不太寒冷。不知为什么,他又想起了雪,进而想起了雪中的梅花。

  11月6日一大早,他给秘书田家英连写三张便条,一心要弄清“雪满山中高士卧,月明林下美人来”这两句诗的来历。很快查清楚,这是明代高启的《梅花》九首之一,全诗为:“琼姿只合在瑶台,谁向江南处处栽。雪满山中高士卧,月明林下美人来。寒依疏影萧萧竹,春掩残香漠漠苔。自去何郎无好咏,东风愁寂几回开。”

  这天,毛泽东用草书写下全诗,还注明“高启,字季迪,明朝最伟大的诗人”。这个评价此前似乎没有过,可以想见他当时读这首诗时的兴奋心态。

  三番五次找古人写梅花的作品来读,显然是在构思自己心中的梅花形象。

  最后,毛泽东想到了陆游写的《卜算子・咏梅》。

  在陆游笔下,梅花是寂寞的,于生不逢时的处境中,只好孤芳自赏―

  “驿外断桥边, 寂寞开无主。已是黄昏独自愁,更著风和雨。 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

  俯视世界风云的变幻,托物言志的毛泽东,注视起寒冬腊梅。

  被古代诗人反复吟咏过的梅花,或孤独清高,或怀才不遇;或孤芳自赏,或顾影自怜。

  一缕梅魂,千古心香,几乎成了寄托上述情怀的共同典型。

  再写梅花,脱俗不易,超越更难。

  然而,在毛泽东的笔下,终于以前所未有的格调和时代精神,为梅花创造出一种空灵淡远而又热烈绚美的意境,豁然开了一个新生面―

  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

  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

  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

  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

  雪中的梅花成为一首美丽的诗。

  《卜算子・咏梅》,是毛泽东晚年诗词的代表作。

  雪,本是严寒的象征。但在诗人看来,朵朵雪花仿佛是春天送来的名片。

  尽管冰凌悬挂于危崖,朔风呼啸于旷野,可是,梅花却偏偏要在这时候怒放。她置寒风于不顾,视冰雪如温床,由此越发显得俏色夺目。

  没有承受过巨大的压力,参不透这样的梅魂。

  没有经历过严峻的挑战,画不出这样的梅骨。

  “犹有花枝俏”,一个“俏”字,多么传神,多么美丽。美得劲拔,美得潇洒,美得机智,美得妙趣横生。

  更为传神的是“俏也不争春”。

  梅花超越时令的开放,无非是为了证明,“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当山花烂漫,遍野飘香之际,她也不会故作清高,像梅花仙子那样飘遁远去,而是躲在万花丛中露出会心的微笑。

  没有猎猎的真情大志,悟不到这样的梅趣。

  没有浩浩的理想胸怀,写不出这样的梅神。

  在诗人毛泽东心目中,这梅魂梅骨,梅趣梅神,或许就是在多事之秋,那些始终有骨气、有理想的战士风采。

  梅花与雪的故事还没有结束。

  依然是冬天的季节,1962年12月26日毛泽东生日那天,诗人又作《七律・冬云》以言志―

  雪压冬云白絮飞,万花纷谢一时稀。

  高天滚滚寒流急,大地微微暖气吹。

  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

  梅花欢喜漫天雪,冻死苍蝇未足奇。

  政治气候和自然气候,在诗人的胸湖上,俨然架起了一座桥梁,一点就通。

  灿烂梅花与纯洁冰雪,在诗人的心曲中,仿佛藏伏着共振的丝弦,一拨就响。

  《七律・冬云》的意境,无疑是一年前的《卜算子・咏梅》的延续和发挥。

  一个是冰悬危崖,一个是万花纷谢。

  一个是梅花“俏”于冰,一个是梅花“喜”于雪。

  一个是在茫茫飞雪中迎迓浓浓春意,一个是于滚滚寒流中吹出微微暖气。

  一个是“红梅赞”,一个是“豪杰颂”。

  鲜明的品格和高扬的使命感,使毛泽东唱出了“红梅赞”和“豪杰颂”。

  都是冬天的歌。

  人生不仅是一种客观存在,也应有一种自觉的使命。

  真正的人生,既要顽强地学会生存,也要责无旁贷地肩负起使命。

  生命因为有了使命才会升华,历史因为有了使命才会变化。

  毛泽东对20世纪60年代前期世界形势特别是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判断,在后人眼里,自有可圈可点之处。

  但他在诗中营造的冰雪傲梅般的人格精神,却能激发后人无限的感叹。

  这时的毛泽东,总是告诫人们:“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

  人如果没有了精神,就等于没有了灵魂。

  精神意志的张扬,可以转化为信念和勇气,进而成为对使命的认知和躬行。

  世界上总有这样的人,他们为信仰而生活,为使命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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