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近毛泽东，你会发现一道丰富多彩的性格风景。
这道风景很像苏东坡对庐山的描述：“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这道风景也像毛泽东自己的描述：“吾人各种之精神生活即以此差别相构成之，无此差别相即不能构成历史生活。”
他像学者那样通晓古今，又像农民那样平易朴实。
他十分幽默风趣、含蓄温和，又罕见地严肃认真、猛烈逼人。
他细致谨慎、明察秋毫，又粗犷洒脱、坦率外露。
他有成就大业者的坚忍和耐心，而一旦需要则当机立断，不坐失分秒。
青年时代，毛泽东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曾袒露自己的人生态度和性格本色: “性不好束缚”，“不愿牺牲真我，不愿自己以自己做傀儡”。
他追求一种“真我”的生活方式和人生境界。
毛泽东对束缚个性本色的外在规矩，常常表现出明显的排斥和轻视。大凡接触过他的人，都不能不承认：他的谈话方式和装束举止，绝少彬彬有礼的客套，绝少虚情假意的造作夸张，总是显得十分自然。
一个本色自然的人，生活得真实而又洒脱。
他喜欢抽烟，不管在什么场合，有时甚至给客人点烟。
他喜欢外出，看到好的景色，甚至让专列停下来，下车步入田野或山道。
跳舞时，他喜欢按自己的节奏，有时候也能合上鼓点。
他宣称自己的作息时间是按月亮办事，也就是说夜晚办公，白天睡觉。
哪怕是在严肃庄重的外交场合，毛泽东也不愿掩饰他的个性本色，甚至会不按常规行事。
会见外宾，他不拘外交礼节，有时候坐在偏座上同来宾交谈。
会见美国著名的外交家基辛格―他好奇地指点着比基辛格高出许多的基辛格夫人，开玩笑地问基辛格，对比男人还高的女人有什么感觉？
会见英国工党领袖、前首相艾德礼―他穿着一条屁股上轧满了罗纹补丁的裤子。
会见越南党和国家领袖胡志明―因为天热，他让对方把汗湿的衣衫脱掉，光着胳膊，摇着蒲扇讨论天下大事。
会见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人们劝他按国际惯例换一双黑色皮鞋，他却说：为什么要按国际惯例呢，我们中国人就按中国的习惯不行吗？
毛泽东和英国前首相希思的握手，更显出直率的性情。一见面，他问在机场欢迎的时候，为什么没有仪仗队？周恩来回答：主要是担心英国的现任首相不高兴。他说：我看还是要有。一位工作人员再问：不怕得罪他们的现任首相吗？他说：不怕。
结果，欢送的时候，果然增加了仪仗队。
何等真实而又洒脱。
毛泽东并不讳言自己的个性。他曾对人说，自己身上是虎气为主，也有猴气。
何谓猴气？
人们自然想到了中国神话世界里的那个孙悟空。
孙悟空，一位神话英雄，一位永远的战斗者。他不愿受无谓的拘束，敢于袒露自己的个性追求，甚至上天入地向芸芸天神们服从的权威和遵循的规范挑战，向天界的主宰玉皇大帝挑战。
他护送唐僧到西天取经，一路捉鬼降妖，从不退缩动摇，更有一副识别善恶的火眼金睛。
在毛泽东的心目中，永远的革命者、进取者，正需要这样的信念和毅力，这样的作风和胆识，这样的情怀和智慧。
1961年10月，毛泽东在舞台上看到了他心目中的英雄孙悟空。
浙江省绍剧团把《西游记》里的“孙悟空三打白骨精”改编为戏曲进京演出。毛泽东在中南海怀仁堂观看这出戏时，禁不住几次鼓掌，以示赞赏。
历史学家、诗人郭沫若，也看了这出戏。剧团请他提意见，他写了一首《七律・看〈孙悟空三打白骨精〉》―
“人妖颠倒是非淆，对敌慈悲对友刁。咒念金箍闻万遍，精逃白骨累三遭。千刀当剐唐僧肉，一拔何亏大圣毛。教育及时堪赞赏，猪犹智慧胜愚曹。”
由于“愚顿”的唐僧人妖不分、善恶不辨，搞得内部不和，让妖怪屡屡得手，使郭沫若对他特别生气，从而写出了“千刀当剐唐僧肉”这样的激愤之词。
毛泽东读到了这首诗。
他的想法和诗人郭沫若有些不同，写了一首《七律・和郭沫若同志》―
一从大地起风雷，便有精生白骨堆。
僧是愚氓犹可训，妖为鬼蜮必成灾。
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
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缘妖雾又重来。
善恶不辨的唐僧，似乎主要犯了思想方法上的错误，终究还是可以教育的。给社会带来巨大灾难的鬼妖，才是必须去勇敢斗争进而彻底扫清的危险敌人。
政治家的理性胸襟，一览无余。
毛泽东极为赞美孙悟空立场坚定、爱憎分明的“打鬼”精神。
舞台上如此，现实中似乎也是如此。因为在诗人的感受中，现实中的“妖雾”又重新弥漫起来了。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中国和世界，在毛泽东看来，实在是多事之秋。
中苏两党关系走向破裂; 国际社会主义阵营出现分裂危机; 一些国家加入了反华大合唱……
苏美两个超级大国在继续冷战对抗的同时，为了维护各自在战略上的绝对优势，联手保持核垄断，出现谋求缓和的趋势。与此同时，中苏同盟关系开始名存实亡，但中国依然感受着来自美国的巨大压力。
国际形势上腹背受敌，国内形势也不容乐观。“大跃进”失败后的经济建设，还有许多困难和障碍需要去克服。
从1959年开始，无论是在中央会议上的讲话中，还是在会见外宾的时候，毛泽东很喜欢谈论鬼怪妖魔。他常常说: 世界上有人怕鬼，也有人不怕鬼。经验证明，越怕鬼，就越有鬼，不怕鬼，就没有鬼了。
为了在社会上倡导不怕鬼的精神，毛泽东还让人汇集中国古代的一些笔记小说，编了一本《不怕鬼的故事》。1961年初编完后，他在序言里写下了这样的文字―
“难道我们越怕‘鬼’，‘鬼’就越喜爱我们，发出慈悲心，不害我们，而我们的事业就会忽然变得顺利起来，一切光昌流丽，春暖花开吗？”
沿着这个思路，两年后，毛泽东和郭沫若又有了一次诗人之间的对话。
1963年元旦到来时，有感于国际时事的郭沫若，写了一首《满江红》以抒怀―
“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人六亿，加强团结，坚持原则。天垮下来擎得起，世披靡矣扶之直。听雄鸡一唱遍寰中，东方白。 太阳出，冰山滴；真金在，岂销铄？有雄文四卷，为民立极。桀犬吠尧堪笑止，泥牛入海无消息。迎东风革命展红旗，乾坤赤。”
主题是一目了然: 在严峻的国际形势面前，要团结战斗，不怕攻击。
毛泽东从元旦那天的《光明日报》上读到了这首词。或许是被诗中“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的豪情所激荡，随即作《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
小小寰球，有几个苍蝇碰壁。
嗡嗡叫，几声凄厉，几声抽泣。
蚂蚁缘槐夸大国，蚍蜉撼树谈何易。
正西风落叶下长安，飞鸣镝。
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
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
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
词的上阕，嘲笑反动势力的攻击，大致是承袭郭沫若原词下阕的意思，把郭沫若的“桀犬吠尧”发展为“苍蝇碰壁”和“蚍蜉撼树”。
这种自信，似乎比战争年代写的“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还要超迈。
词的下阕，把“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发展为了“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
表达的依然是诗人一贯提倡的“打鬼”精神。
不过，诗人的这个愿望，似乎更为急迫了。
“一万年”的拖沓，“从来急”的道理，“光阴迫”的现实，促使他发出“只争朝夕”的号召。
诗人很乐意把自己的这种心情传达给同事和战友。
毛泽东是住在杭州西湖侧畔的汪庄写这首词的。完稿后，他分别书赠正在杭州养病的周
恩来以及华东局书记处书记魏文伯。
毛泽东认为，在人与鬼的关系上，“总是在一定的条件之下通过斗争同它的对方交换位置，向着它的对方的地位转化”。
促进这个转化，需要特殊的人格精神。
因为在“光昌流丽、春暖花开”到来之前，是冰雪覆盖的严酷寒冬。
这时的国际形势的气候，在毛泽东的感觉中，也恰如一片寒冬。
一个充满使命感的马克思主义者，产生了一种感觉: 盛极一时的国际社会主义阵营突然间走向了一个岔路口; 在中苏关系出现无法调和的矛盾的情况下，腹背受敌的中国，怎样在世界格局中找到自己新的立足点？中国在自己的前进道路上面临各种势力的阻遏乃至包围的情况下，能不能用崇高的理想把握中国的命运，把握社会主义事业的命运？这些，在他看来，不啻是一场生死攸关的头等大事。
肃杀的严寒，似乎格外诱发着毛泽东应战和挑战的激越心态。
冬天带来了一个冰冷的世界，也带来了对温暖的无可抑止的渴望。无论世界如何变化，这温暖之源似乎都存在于诗人的心灵深处。
对使命有浓烈的热情，在冬天便有浓烈的诗意。
对使命有执著的坚持，在冬天便有执著的豪气。
毛泽东喜欢雪，那漫天飞舞、让世界纯洁美好的雪。下雪时候，他总是觉得很开心。
1961年11月，毛泽东又一次来到了杭州。
虽然已是冬天，但南方的天气并不太寒冷。不知为什么，他又想起了雪，进而想起了雪中的梅花。
11月6日一大早，他给秘书田家英连写三张便条，一心要弄清“雪满山中高士卧，月明林下美人来”这两句诗的来历。很快查清楚，这是明代高启的《梅花》九首之一，全诗为：“琼姿只合在瑶台，谁向江南处处栽。雪满山中高士卧，月明林下美人来。寒依疏影萧萧竹，春掩残香漠漠苔。自去何郎无好咏，东风愁寂几回开。”
这天，毛泽东用草书写下全诗，还注明“高启，字季迪，明朝最伟大的诗人”。这个评价此前似乎没有过，可以想见他当时读这首诗时的兴奋心态。
三番五次找古人写梅花的作品来读，显然是在构思自己心中的梅花形象。
最后，毛泽东想到了陆游写的《卜算子・咏梅》。
在陆游笔下，梅花是寂寞的，于生不逢时的处境中，只好孤芳自赏―
“驿外断桥边， 寂寞开无主。已是黄昏独自愁，更著风和雨。 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
俯视世界风云的变幻，托物言志的毛泽东，注视起寒冬腊梅。
被古代诗人反复吟咏过的梅花，或孤独清高，或怀才不遇；或孤芳自赏，或顾影自怜。
一缕梅魂，千古心香，几乎成了寄托上述情怀的共同典型。
再写梅花，脱俗不易，超越更难。
然而，在毛泽东的笔下，终于以前所未有的格调和时代精神，为梅花创造出一种空灵淡远而又热烈绚美的意境，豁然开了一个新生面―
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
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
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
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
雪中的梅花成为一首美丽的诗。
《卜算子・咏梅》，是毛泽东晚年诗词的代表作。
雪，本是严寒的象征。但在诗人看来，朵朵雪花仿佛是春天送来的名片。
尽管冰凌悬挂于危崖，朔风呼啸于旷野，可是，梅花却偏偏要在这时候怒放。她置寒风于不顾，视冰雪如温床，由此越发显得俏色夺目。
没有承受过巨大的压力，参不透这样的梅魂。
没有经历过严峻的挑战，画不出这样的梅骨。
“犹有花枝俏”，一个“俏”字，多么传神，多么美丽。美得劲拔，美得潇洒，美得机智，美得妙趣横生。
更为传神的是“俏也不争春”。
梅花超越时令的开放，无非是为了证明，“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当山花烂漫，遍野飘香之际，她也不会故作清高，像梅花仙子那样飘遁远去，而是躲在万花丛中露出会心的微笑。
没有猎猎的真情大志，悟不到这样的梅趣。
没有浩浩的理想胸怀，写不出这样的梅神。
在诗人毛泽东心目中，这梅魂梅骨，梅趣梅神，或许就是在多事之秋，那些始终有骨气、有理想的战士风采。
梅花与雪的故事还没有结束。
依然是冬天的季节，1962年12月26日毛泽东生日那天，诗人又作《七律・冬云》以言志―
雪压冬云白絮飞，万花纷谢一时稀。
高天滚滚寒流急，大地微微暖气吹。
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
梅花欢喜漫天雪，冻死苍蝇未足奇。
政治气候和自然气候，在诗人的胸湖上，俨然架起了一座桥梁，一点就通。
灿烂梅花与纯洁冰雪，在诗人的心曲中，仿佛藏伏着共振的丝弦，一拨就响。
《七律・冬云》的意境，无疑是一年前的《卜算子・咏梅》的延续和发挥。
一个是冰悬危崖，一个是万花纷谢。
一个是梅花“俏”于冰，一个是梅花“喜”于雪。
一个是在茫茫飞雪中迎迓浓浓春意，一个是于滚滚寒流中吹出微微暖气。
一个是“红梅赞”，一个是“豪杰颂”。
鲜明的品格和高扬的使命感，使毛泽东唱出了“红梅赞”和“豪杰颂”。
都是冬天的歌。
人生不仅是一种客观存在，也应有一种自觉的使命。
真正的人生，既要顽强地学会生存，也要责无旁贷地肩负起使命。
生命因为有了使命才会升华，历史因为有了使命才会变化。
毛泽东对20世纪60年代前期世界形势特别是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判断，在后人眼里，自有可圈可点之处。
但他在诗中营造的冰雪傲梅般的人格精神，却能激发后人无限的感叹。
这时的毛泽东，总是告诫人们：“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
人如果没有了精神，就等于没有了灵魂。
精神意志的张扬，可以转化为信念和勇气，进而成为对使命的认知和躬行。
世界上总有这样的人，他们为信仰而生活，为使命而奋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