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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






  1945年7月1日,黄炎培和章伯钧、左舜生、诸辅成、傅斯年等六位国民参政员,应毛泽东主席的邀请,飞赴延安访问。中共中央领导人隆重地接待了他们。当毛泽东和黄炎培握手时说:“我们二十多年不见了!”黄非常愕然,说我们这是第一次见面呀!毛主席笑着说:1920 年5 月某日在上海,江苏省教育会欢迎杜威博士,你主持会议,在演说中说中国一百个中学毕业生,升学的只有多少多少,失业的倒有多少多少。那一大群听众之中有一个毛泽东。黄炎培盛赞毛泽东的好记性。他回到重庆,每次讲延安之行,都津津乐道这个有趣的细节,并十分自得他说:想不到在一群听众之中,竟有这样一位盖世的英雄豪杰!

  第二天下午,他们一行六人,应邀到杨家岭访问毛泽东主席。

  毛泽东的正方形会客室,光线充足,四壁挂着几幅画。而当中有一幅是沈钧儒次子沈叔羊画的,画着一把酒壶,上写“茅台”二字,壶边几只杯子。画上有黄炎培的题诗:

  喧传有客过茅台,酿酒池中洗脚来。是假是真我不管,天寒且饮两三杯。

  一种怀旧之感油然而生。这幅画原来是1943年在国民党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时,叔羊为他父亲“画以娱之”。在请黄题词时,黄忽然想起谣传,长征中共产党人在茅台酒池里洗脚。针对这个谣传,题写了这首七绝以讥喻之。万没想到,这幅画竟挂在中共领袖的客厅里了!

  顿时,一股知遇之情的暖流流遍了周身。

  7 月4 日下午,黄炎培到毛泽东家里作客,感慨万分,他坦率地向毛泽东说:“??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个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了的,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个周期率的支配。”

  毛泽东听后高兴他说:“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黄炎培访问延安后,他到处作报告,讲他在延安的所见所闻,还在很短的时间中,写成了《延安归来》一书。该书初版2万册,几天内就一抢而光,成为大后方轰动一时的畅销书。

  1949年2月,黄炎培在地下党的帮助下,逃脱了国民党特务的严密监视,潜离上海经香港转赴解放区。

  1920年时的毛泽东,只不过是欢迎杜威博士人群中的一个,而黄炎培不认识毛泽东,这是情理之中的事,而毛泽东能记住黄炎培,也是可以理解的。毛泽东善于抓住这个时机,见面第一句话就是“我们二十多年不见了!”使对方感到惊奇意外,然后又说到当时的时间、地点、对方谈话的内容等,这对黄炎培来说,有些东西甚至连自己也不一定记清楚了,可毛泽东却记得如此清楚,自然就产生一种受到尊重的快感,从而和毛泽东之间的距离一下子就缩短了。这就给今后的交往打下了感情的基础,使双方有一种一见如故、推心置腑的好感。这正是毛泽东语言艺术的一个重要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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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九哥。”






  王季范是毛泽东的表兄,又是毛泽东1914年入湖南第一师范上学时的老师。

  毛泽东与玉季范之间决不仅仅是一般的表兄弟和师生关系,因为王季范对毛泽东,不仅在经济上帮助,学业上认真教诲,而且对他的革命活动也是尽力支持。1915年由于毛泽东发起驱赶校长张干的运动,校长大怒,要挂牌开除以毛泽东为首的十七名“闹事”学生,就是多亏王季范从中活动才解围的。王季范联络杨昌济、徐特立、方维夏等先生出面,召集了一个全校教职员会议,为学生鸣不平,同时对张干施加压力,才迫使张收回成命。这之后,毛泽东在长沙进行革命活动,多次被反动军警追捕,都是多亏王季范救援掩护才得以度过难关。

  王季范不仅在几十年的清苦教育工作中,以各种形式同情和支持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多方赞助进步学生和进步教师的革命活动,而且让自己唯一的儿子王德恒到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结业后回湖南桃源搞地下工作,不幸被特务杀害。儿子牺牲了,又让孙儿、孙女参加革命工作。长沙和平解放后,王季范连续三次致电毛泽东,对他领导的革命胜利表示祝贺,还提出“用贤才、立法制、崇道德”的治国方针,供毛泽东参考。

  所以,1951 年春节,毛泽东在中南海丰泽园住所,握着一位老人的手。向家人和工作人员介绍说:“这是我九哥。没有他,就没有我。”这种亲切的称呼,深情的语气,质朴的语言,使在场的家人和工作人员都深感惊讶。

  直到1972年7月,王季范先生在北京去世,毛泽东还在花圈的飘带上写道:“九哥千古。毛泽东敬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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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坏的都要让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土地改革工作还没完成,特别是南方各省的土地改革工作还没有进行。

  土地改革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孙中山先生虽有“耕者有其田”的理想,但从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直到他自己,都没有做过,只有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才着手做这件事。无论从社会历史发展的趋势看,还是从人民的实际愿望看,土地改革都是一件利国利民利生的好事。对此,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的热情都很高。再者,许多民主人士在政府任职,如黄炎培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副总理,张澜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陈叔通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等。他们一是对土地改革抱有很高的热情,认为这是千载难逢的大事,二是他们也从不同方面听到一些反映,甚至还接到地主的告状信,所以他们不少人积极要求到各地去察看土地改革情况。为此,毛泽东在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专门布置了安排民主人士下去参观土地改革的事。

  听说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要下去视察土地改革,地方上有些同志有顾虑。但毛泽东不这样看,在他看来,民主人士到各地去视察,各地不要以此为累赘。让他们去听听农民的诉苦,看看农民的欢乐。我们有些什么缺点错误,也可以让他们提提,这是一件有益的事,没有什么值得怕人家看的。

  毛泽东先后安排了黄炎培、司徒美堂(当时是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吴景超(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朱光潜(北京大学西语系教授)、陈叔通等人到各地去视察土地改革。年龄最大的陈叔通已七十五岁。

  为了能让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在观察中看到真实情况,受到实际教育,取得有益效果,毛泽东曾通过讲话、书信三令五申地强调:好的坏的都要让看。

  1951年1月10日,毛泽东特意给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饶漱石、中共苏南区党委书记陈丕显写了一封信,信中说:

  黄炎培先生收到许多地主向他告状的信,我将华东局去年十二月所发关于纠正肃反工作中缺点的指示及一月四日关于纠正土改工作中缺点的指示送给他看,他比较懂得了一些。黄先生准备于本月内赴苏南各地去巡视,我已嘱他和你们接洽,到时望将全面情况和他详谈。

  1951年3月18日,为司徒美堂先生去广东省鹤山县(今高鹤县)农村视察,又给饶漱石、邓子恢(当时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二书记)、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习仲勋(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发去指示说:

  民主人士及大学教授愿意去看土改的,应放手让他们去看,不要事先布置,让他们随意去看,不要只让他们看好的,也要让他们看些坏的,这样来教育他们。吴景超、朱光潜等去西安附近看土改,影响很好。要将这样的事例教育我们的干部,打破关门主义的思想。

  吴景超回到北京后,写了一篇《参加土改工作的心得》,登在1951年3月28日《光明日报》上。

  毛泽东看到后,评价说“写得很好”。并指示“请令《人民日报》予以转载,并令新华社广播各地”。

  去广东农村视察的司徒美堂先生4月14日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讲到还要在广东农村参观一段时期。

  4月27日毛泽东复信司徒美堂,非常谦虚他说:“先生在南方暂留一时期很好,希望先生能于六月上旬返京,面聆教益。”

  张澜时年八十岁高龄。去看土改,已力不从心,毛泽东就尽量把有关材料派人送给张澜先生阅。1951年1月22日,毛泽东把当时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邓小平的工作报告送给张澜先生,还手书一信,信中特别关照:“西南局书记邓小平同志给我的报告一件。送上请查阅(可要您的秘书念给您听)??先生身体好吗?甚为系念。”

  当七十五岁的陈叔通写信,不仅要求去农村看土改,还提出亲自去搞土改时,毛泽东立即复信。信中关切他说:“看土改事,同意您的意见。惟冬季气候是否适于先生身体,请加考虑,春季去似乎好些,那时还有土改。又先生这样高龄,只宜去看土改,不宜去做土改。并且看可以多走地方,做则限于一区一乡。??”

  人们常用真、善、美形容人的心灵,其实它同样是语言的最高艺术境界。你看,“应放手让他们去看,不要事先布置,让他们随意去看,不要只让他们看好的,也要让他们看些坏的”,这该是多么真实!张澜年迈不能去农村视察,就派人送文件给他看,并且特意提醒:“可要您的秘书念给您听”,还要问及“先生身体好吗?”这种语言传达了多么善良的意愿!对七十五岁高龄的陈叔通,既同意他“看土改”,又劝他不要去“做土改”,原因是“看可以多走地方,做则限于一区一乡”。还提醒他“冬季气候是否适于先生身体”,“春季去似乎好些”,这又是多么美好动人、感人肺腑的语言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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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张表老?你好!”






  1945年8月,毛泽东肩负着国家和民族的希望,乘飞机身入虎穴去参加重庆谈判。一下飞机,他就从众多的欢迎人群中看到一个人,并大步迈过去握住对方的手亲切他说道:“你是张表老?你好!”

  这人就是银髯飘拂的民盟中央主席张澜先生。在这之前毛泽东与张澜素未谋面,毛泽东这一见如故的寒暄,使张澜先生感到很亲切,但不奇怪,为什么呢?原来他们虽然相互不认识,也从未见过面,但他们却“神交已久”,相互之间幕名敬重。

  听到毛泽东热情的称呼,张澜便握紧毛泽东的手说:“润之先生好!你

  奔走国事,欢迎你光临重庆!”毛泽东说:“大热天气,你还亲自到机场来,真是不敢当,不敢当!”毛泽东在百忙中决定到重庆的第四天去拜访张澜先生。听周恩来这么一

  说,张澜先生喜出望外,但又一想:“润之先生操心国事,极尽辛劳,应在

  他方便之时,我们去拜访他才是。”周恩来说:“都是一家人,不用客气了,主席的意思是要亲自来。”张澜所处特园紧挨着戴笠公馆。为安全起见,决定在张澜的内室相见。

  张澜先生说:“蒋介石在演鸿门宴,他哪里顾得上一点信义!”

  毛泽东坚定自若他说:“民主也成了蒋介石的时髦货,他演假戏,我们就来个假戏真演,让全国人民看看,这场戏就有价值了。”和谈出现阴影,张澜竭力从中斡旋,并质问张群:“阎锡山为啥子不给蒋先生一点面子?重庆在谈,山西在打,这不贻笑于天下吗?”

  张群吃了一惊,但故作镇静地解释道:“上党战役,纯粹是阎锡山的个人行动。”

  张澜一看和谈无望,便推心置腹地对毛泽东说:“你们当坚持的,一定要坚持;好为中国保存一些干净的土!”又说:“已经谈拢了的;就应公开出来,免得蒋介石以后不认账,如果你们有不便,我可以给国共双方写一封公开信,把问题摊开,好让全国人民监督。”

  毛泽东深表感谢地点头赞许,并说:“谢谢张表老!”10 月11 日上午,张澜又赶到机场送行话别,并高兴他说:“日后,中

  国实现民主了,我到延安去看望你哟!”毛泽东连说:“欢迎,欢迎!我用延安的川菜来招待你。”一句出乎意料的寒暄,换来推心置腑的情谊;神交已久的慕名,成了肝胆相照的至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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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物总是在一定的条件之下……向着它的对方的地位转化的。”






  富于辩证,是毛泽东语言艺术特色中较为突出的一点。这在他的《矛盾论》中表现得最明显。“事物总是在一定的条件之下??向着它的对方的地位转化的。”是毛泽东审阅《不怕鬼的故事》的选编序言时,对何其芳讲的话,也是毛泽东对序言修改时加的一句话,这句话正反映了他对《不怕鬼的故事》编选内容的一种见解,也是他辩证唯物主义思想的具体反映。

  1959年春季,中央书记处交给文学研究所一个任务,就是从中国过去的笔记中,选编一本《不怕鬼的故事》,以宣传毛泽东思想。毛泽东要何其芳为这本书起草序文,并要他写完后送交自己审阅。

  1961年1月4日上午10点40分,毛泽东办公室通知何其芳立即到中南海去,说毛泽东对序文有指示。

  何其芳到时,已有两位同志在座。谈到《不怕鬼的故事》的序文时,毛泽东说:你的问题我现在才回答你(指请他审阅稿子)。除了战略上藐视,还要讲战术上重视。对具体的鬼,对一个一个的鬼,要具体分析,要讲究战术,要重视。不然,就打不败它。你们编的书上,就有这样的例子。《聊斋志异》的那篇《妖木》,如果那个于公战术上不重视,就可能被妖术谋害死了。还有《宋定伯捉鬼》。鬼背他过河,发现他身体重。他就欺骗它,说他是新鬼。“新鬼大,旧鬼小”,所以他重嘛。他后来又从鬼那里知道鬼怕什么东西,就用那个东西治它,就把鬼治住了。你可以再写几百字,写战术上重视。

  何其芳从毛泽东的话中省悟到自己写的序有片面性,只从“不伯”二字上做文章,只讲战略上藐视,而没有把战略上藐视与战术上重视统一起来讲。之后,毛泽东虽然不再谈《不怕鬼的故事》的有关问题了,但他的整个讲话仍贯串着很强的辩证性。

  毛泽东说:“《易经》上有这样的话:‘无平不破,无往不复。’物极必反。现在就是适得其反欲速则不达。”

  当一位同志插话说:“欧几米德的几何学虽然也是演绎法,却还是对于实际用处很大。可以从已知推未知,如从地球圆周推地球直径。”

  毛泽东说:“这个未知还是包含在已知之内。”

  l月23日下午2点半,何其芳又接到电话,通知他到毛泽东那里去。

  坐下后,毛泽东说:“你写的序文我加了一段,和现在的形势联系起来了。”他象征求意见似地念给大家听,又传给大家看。等传到何其芳的手中时,何其芳发现修改了好几处。其中有两处最引人注目。

  一处是加了这样一个长句:

  难道我们越怕鬼,鬼就越喜欢我们,发出慈悲心,不害我们,而我们的事业就会忽然变得顺利起来,一切光昌流丽,春暖花开了吗?

  另一处是加了这样一句:

  事物总是在一定的条件之下向着它的对方交换位置,向着它的对方转化的。

  这两处文字是使文章生动活泼起来的神来之笔,是含有深刻的唯物辩证思想的警句。

  后来,毛泽东又让何其芳在序中再增加几句,讲半人半鬼的文字。他说:“半人半鬼,不是走到人,就是走到鬼。走到鬼,经过改造,又会走到人。”

  1月24日上午,何其芳要通讯员把誊清打印好的稿子送到中南海。毛泽东当天就看了,接着又退回来了。并亲笔批示:“此件看过,就照这样付印。”又说:“此书能在二月出版就好,可使目前正在全国进行整风运动的干部们阅读。”

  在退回来的稿子中,毛泽东又对上次改稿时增加的一句话:“事物总是在一定的条件之下向着它的对方交换位置,向着它的对方转化的”,作了些改动,改成了这样:“事物总是在一定的条件之下通过斗争同它的对方交换位置,向着它的对方的地位转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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