挑战性也可叫进取性。马克思曾把斗争看作人生的幸福，毛泽东生活的中国环境和时代特点，也造就了他不同于一般人的性格――不断地挑战。他认为：“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年幼时，便有极强的斗争性；年青时更宣称：“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而且勇于坚持，绝不屈服，直到胜利，即使到了晚年，他这种向一切敌人挑战，向一切困难挑战的进取性，也决不稍减。

　　年青时，他向封建余孽挑战，向军阀挑战，向帝国主义挑战，向旧中国挑战，无情地揭露和批判旧制度，接受、宣传马列主义。

　　1927―1937年，他向蒋介石挑战，领导土地革命战争，开始展示他的政治、军事、组织、指挥才能。

　　1937―1945年，他向疯狂残忍的日本帝国主义挑战，并且打败了它。

　　1946―1949年，他向美蒋反动派挑战，领导了解放战争，并且把蒋介石赶到小岛上去，创建了新中国。

　　1949年后，他向资产阶级挑战，并且粉碎了他们隐蔽然而极为险恶的进攻。

　　他向“一穷二白”挑战，他以为“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并领导了有计划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在各个领域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

　　1950 年，他敢于向武装到牙齿，又打着联合国旗号的美帝国主义挑战，并且打败了它，取得了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

　　1969年，他又敢于向社会帝国主义挑战。苏联军队两次侵略我珍宝岛地区，打死打伤我边防人员，我则针锋相对，寸土不让。“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进行英勇的自卫反击，狠狠教训了他们，打掉了他们的嚣张气焰。

　　在国际交往中，毛泽东对一切人民的使者，友好人士，不论信仰什么，来自什么国度，极为友好。但他有着强烈的民族自尊心，一但遭到冒犯，他便铁面无情，不论是谁，他都坚决予以还击。1949年，毛泽东访苏，举行告别宴会，由于他的坚持，斯大林绝无先例地、唯一一次参加了这次宴会。就是斯大林，要在中国建立一个菠萝罐头工厂，也遭到拒绝。他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维护了中国人民的尊严，更使一切大大小小的敌人，也不敢小视中国。

　　即使在日常生活中，他这种挑战性，也表现得特别突出，年轻时就有“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的主张，他为锻炼身体，磨炼意志，暴风雨天气，他却冲向户外。1956年已六十三岁高龄，他还三次畅游长江。1966年，毛泽东已逾古稀之年再次畅游长江，并谈体会说：世界上一切大的东西并不可怕，长江很大，只要掌握了它的规律，其实并不可怕。并联系引伸到在朝鲜打败美帝国主义，进而鼓励人们到大风大浪里，经风雨，见世面，磨炼意志，增长才干。

　　1954年，毛泽东在北戴河，一天气候恶劣，风大浪急，后浪推前浪，象小山一样压来。毛泽东却执意去游泳，而且坚决不可动摇，据他的警卫人员回忆，当时，大家真是提心吊胆，无不为他的安危担心，但他却镇定自若，非向这自然的伟力挑战不可。海浪排空而来，他却冲了上去，轰鸣之中，不见人影。大家惊呆之际，却看见他远远地坐在沙滩上，满脸泥沙。回去之后，仍余兴未减，心潮澎湃，赋成《浪淘沙?北戴河》词一首：“大雨落幽燕，白浪滔天，??”留下海的千古绝唱。毛泽东就是这种挑战精神，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走上了社会主义康庄大道，并使中国立于世界文明之林！

　　毛泽东是一位破坏旧世界、创造新世界的时代伟人。他一生的宏图伟业，在中国人民的心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也在国际社会中确立了他特有的地位。怀着对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的崇敬和怀念，很久以来就想写点什么以表达这种感情，沉淀的记忆和感情的积累，终于使写作的冲动找到了突破口，捕捉到了一个较为满意的角度――即从艺术的角度来审视毛泽东同志的思维、军事、语言、诗词和书法等方面给人类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为了再现这一时代伟人的形象和神采，当然最好也只能是以确凿的历史史实和生活画面为依据，经过精心的筛选、艺术的加工和润色，使毛泽东这一宏伟的艺术殿堂和丰富深蕴的风姿巍然屹立在人们面前。使人们能够从另一个角度，更真实地看到毛泽东的全人，认识到毛泽东不仅是一位伟大的政治领袖，而且还是一位杰出的艺术家――一位独辟溪径、富有个性的艺术家。成书的过程中，我们广泛地阅读、参考、借鉴了大量的中外学者、作家、师友有关毛泽东题材的传记、编译著作，如：美国作家R・特里尔著的《毛泽东传》、海鲁德等编著的《生活中的毛泽东》以及《外国人眼中的毛泽东》等。在此除向这些中外学者、作家、师友表示崇高的敬意和由衷的感谢外，我们还为在宣传毛泽东、歌颂毛泽东方面，有这样众多的志同道合者感到十分欣慰。古人云：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毛泽东的伟人形象和不朽著作，必将使通向韶山的蹊径绵延悠长，越走越宽广。

　　当然，我们的动机和想法虽好，但由于水平有限，书中难免有这样那样的纰漏和缺陷，敬请各位学者、作家和广大读者不吝赐教。《毛泽东的艺术世界》丛书，由王永盛、张伟作了整体的构思、设计、统编、修订。具体分工是：《毛泽东的语言艺术》由王永盛、张伟撰稿；《毛泽东的诗词艺术》主要由路则逢、其次是田翠云、王永盛撰稿，张常修、王军参加了部分编写；《毛泽东的思维艺术》主要由张同夫、王永盛撰稿，其次是张伟、陈慕真、袁福刚、王军、陈永华参加了部分编写；《毛泽东的军事艺术》主要由张健、刘庆华撰稿，其次是路则逢、王永盛、张伟、石蔚东参加了编写；《毛泽未的书法艺术》主要由刘锡山撰稿，其次是袁宗轩参加编写。

　　在该丛书出版过程中，还得到了许多领导、学者和朋友热情的帮助和真诚的合作。山东大学出版社的领导、编辑以及山东省新闻出版局的领导和图书处的同志对该书的出版给予了热情支持和帮助。山东省委宣传部审阅了全部书稿。孟宪仁先生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南京昆仑书店也对该丛书的发行工作，给予了积极的配合。在此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编者

　　1991年6月

　　列宁曾说过：“可以把辩证法简要地确定为关于对立面的统一的学说。这样就会抓住辩证法的核心，可是这需要说明和发挥。”

　　毛泽东学习、继承了列宁关于辩证法的学说，并以他非凡的智慧、丰富的阅历、渊博的知识和超人的思维能力，作了天才的说明和发挥，写成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矛盾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伟大著作，创造性地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列主义。

　　在《矛盾论》这部处处闪烁着马列主义及个人智慧光辉的著作里，他围绕辩证法的核心，以中国革命丰富的实践，全面、系统、深入、科学地论证了对立统一的学说，“对立”就是矛盾，它包括着矛盾的世界观基础，包括着矛盾的普遍性、特殊性、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方面。“统一”就是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并包含着“对抗”在矛盾的存在、斗争和发展中的作用。

　　毛泽东正是以辩证统一的观点观察、分析、解决问题的。在抗日战争中，就是立足于这一观点和立场，尖锐彻底地批判了“亡国论”和“速胜论”。

　　“亡国论”以汪精卫、周佛海为代表。汪精卫说：“和呢，是会吃亏的”，但吃亏之后，“可以有所抵偿。战呢？是会打败仗的”，而且“终于打出一个由亡而存的局面来”，于是他们便扯起“战必大败，和未必大乱”的“亡国论”的破旗，堂而皇之地投降日寇做亡国奴了。

　　还有一种谬论是“速胜论”，“速胜论”者寄希望于美英帝国主义援助的幻想，认为“抗战不如参战，参战不如观战”，更臆测“我们再打一年半，国际援助就可以不求而至，我们抗战的最后胜利，就在一年半以后那个时期”。

　　这两种观点，其实都是缺乏、没有民族自信心，有的只是脱离人民、反人民的思想立场所表现的两个极端。因为“速胜论”者乞求美英帝国主义不成，就会由失望、无望而投降于“亡国论”的。

　　蒋介石派的论调“和必大乱，战必败；战而后和，和而后安”，虽然听来委婉，但实质仍然是“战必败”的“亡国论”。

　　汪精卫是厚颜无耻地直线投降，蒋介石派则是半遮半掩地曲线投降，异曲而同工，货色都是大资产阶级的投降主义。

　　毛泽东认为：“亡国论”和“速胜论”都是不对的：中国不会亡，最后的胜利属伟大的中华民族；中国也不会速胜，而是坚韧不拔的持久战。这种观点的理论基础有二：

　　一是中国与日本的现实：中国大而弱，但进行的是进步的民族革命战争，又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日本强而小，但进行的是落后的侵略战争，又经不起长期作战。这是持久战的物质基础，是战争胜败的决定因素，是我们争取胜利的物质武器。

　　二是战火既已燃起，矛盾的主导方面便在中国，而且矛盾双方的强和弱，在一定的条件下是完全可以转化的。转化的条件，便是立足于依靠全中国人民，调动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形成广泛的国际国内统一战线，坚持持久战，这便是夺取抗日战争胜利的理论基础，即夺取抗战胜利的思想武器。

　　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唯心论和唯物论，形而上学和辩证法，形成鲜明的对比和激烈的斗争，导致国民党与共产党在抗日战争的理论、路线、政策上的截然对立和不可调和。

　　抗日战争进程的三个阶段：敌之进攻和我之防御阶段；相持阶段；敌之防御和我之反攻阶段，并以最后敌人投降我们胜利而结束。这就再好不过地证明了毛泽东思想路线、方法论的无比正确。所以，抗日战争的胜利，既可以说是毛泽东的人民战争思想的胜利，也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胜利。

　　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象这样的典型事例是很多的。

　　延安保卫战之始，不少同志出于对延安人民的感情，不愿撤离，甚至不想放弃一寸土地，要誓死保卫延安。毛泽东对同志们的说服便充满了唯物主义的辩证法。他说：与敌人斗争寸土必争，要有个争法，不能不管力量对比，去硬拼。要知道，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存地夫人，人地皆失。蒋介石争地盘，我要消灭他的有生力量，充实、壮大自己。只好他打他的，我打我的，机动灵活，处处主动。等蒋介石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大倒其霉的时候，后悔已来不及了。

　　敌人占领延安，形成尖锐激烈的矛盾，敌强我弱，敌进我退，但主导方面已掌握在我们手中。仗在哪里打，怎么打，完全由不得敌人，战争主动权稳操我手。

　　敌人飞机、大炮、坦克车，而我小米加步枪，但敌人不知为谁而战，消极厌战，又加战术错误，处处被动。而我军为人民而战，战略战术明确，机动灵活，处处主动，把敌人一口一口地吃掉。人与物，人是活的，物是死的，所以，人的因素是主要的起着决定的作用。

　　敌人以气势汹汹，不可一世，占领延安开始，以损兵折将，卷铺盖滚蛋告终；我以主动撤离延安开始，却以愈战愈强，彻底胜利结束。其矛盾双方，强弱的转化，主要的条件，除了战争性质（敌之反动，我之革命）以外，便是我之作战方针正确，任务明确，敌之作故方针错误，任务不明确。一切从敌我双方的实际出发，集中优势兵力，打运动战，这便是我方最后胜利的根本原因。拿延安换了个全中国，是辩证法的胜利。

　　另外，毛泽东关于原子弹的毁灭性与纸老虎性的分析；关于一切帝国主义的表面凶残性和本质上虚弱腐朽性的论述；关于中国的一穷二白的消极性和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的积极性的论述；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的建设时期，大规模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已经结束，阶级斗争依然存在，有时还转化为对抗性的激烈的斗争的论述；关于国内国际的阶级斗争的联系、影响的论述；关于对抗敌人的战争手段与和平演变战略的论述等等，无不闪烁着唯物辩证法的灿烂光辉。

　　毛泽东非常赞赏日本物理学家坂田昌一关于基本粒子仍然可分的观点，并引伸到宇宙的无限：宇宙从大的方面是无限的，从小的方面也是无限的。基本粒子有更深层次的结构，已被物理学界所证实。所以诺贝尔物理学奖金获得者格拉肖曾提议说：“把构成物质的所有这些假设的组成部分，命名为‘毛粒子’，以纪念已故的毛主席，因为他一贯主张自然界有更深的统一。”

　　我是一个英国人，不是中国人。我的知识结构、文化背景和价值观与那些中国作者完全不同。中国人的思想来源是儒教和道教；西方人思想的来源则是犹太教、基督教和希腊东正教。作为一个英国作者，无论我做多么大的努力，都不可能用“中国人的眼光”来看待毛，就像中国作者不能用“英国人的眼光”去看待丘吉尔一样。

　　―――菲力普・肖特

　　菲力普・肖特在英国广播公司的华盛顿、莫斯科、巴黎、东京与北京记者站任海外记者长达三十年之久，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初期曾在北京居住和工作，以后定期来北京。现居住于法国南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