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历史大变革的时代：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积习，西方资本主义思潮的涌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十月革命的炮声响，五四运动的热浪??虽然当时的中国社会象个万花筒，但是，历史大变革则是时代的主流――无论是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还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一般意义上理解，变革就是批判，但毛泽东的批判意识与众不同，他有着独到的思考，这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反对本本主义》、《反对自由主义》、《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等文章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毛泽东关于批判的思维艺术在于：一是“一切为了人”；二是破、立巧妙地结合。

　　“五四”前后，人们提出了不少新观念：个性解放、自主意识、抗争意识、反叛意识??其实，中国的大变革，归根结底，要实现列宁那句话：“一切为了人！”离开了人去谈意识，无论怎样解放，无论怎样多元，是忧患的，还是进取的，都未必谈到点子上。不论“意识”的名目怎样，关键在于看看这种意识是否能从意识主体与意识的对象相互关系中表现出来。这个主体就是人，这个对象就是现实。因而变革意识的主导应当体现中国人乃至全人类的根本利益和愿望的历史流向，毛泽东的批判意识则是基于这种历史流向的批判意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对种种错误乃至反动观点的批判，是“为了人”，为了解放农民的革命性。《反对本本主义》对教条主义的批判，是“为了人”，为了提高人们的认识水平和实践的能力。《改造我们的学习》等三篇整党文章中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形式主义的批判，也是“为了人”，为了建立起新的党风、学风和文风。就批判意识而言，如果其中变革的理论很贫困，缺乏理论上的透辟阐述作为依据和指导，那么这种批判意识往往造成一种无的放矢的狂乱。毛泽东的批判意识，既有坚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依据，又有广泛深入的社会调查作为基础，还有丰富的历史经验教训作为参照系。因此，农民运动轰轰烈烈，席卷全国，形成了全国性的革命高潮；新的党风、学风和文风建立起来了，我们的战斗力更强了，正在夺取全国解放的新胜利。可见，没有力度很大，目的明确的批判，就不能克服一切阻力和历史惰性，也就不会有新的超越。

　　毛泽东批判意识中破与立的巧妙结合，关键在“巧”和“妙”上，即破的对象明确，立的对象更明确。例如，反对主观主义以正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正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正文风。于是，实事求是的学风、团结战斗的党风、朴实明快的文风建立起来了。然而，历史和现实中不乏这样的批判者：拿不出新的东西，却急于打掉旧的，往往作无用的功――旧的东西象孙悟空的脑袋，杀掉一个又复生一个；或者大杀大砍了一阵，新的东西没出生，更糟糕的东西却出场了。所谓不破不立，是说破和立的对象都必须明确，立是目的，破只是个手段，当然，是必要的手段。

　　毛泽东的批判意识及其思维艺术，今天对我们有特殊的指导意义。目前，社会上有一股反传统的风，以为否定传统就是改革。请注意：在反传统时你的目的是否象列宁所说的“一切为了人”？在反传统时，你是否不加分析地把一些优秀的东西也同时反掉？

　　毛泽东在民主革命时期，赞扬张思德、白求恩的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高尚品质，号召一切革命者学习这种革命精神，做一个高尚的人，有道德的人。他还高度评价刘胡兰大义凛然、视死如归的无产阶级的崇高气节，赞颂她“生的伟大，死的光荣”。毛泽东在社会主义时期又发出“向雷锋同志学习”的号召。毛泽东对英雄、模范人物的表彰，其目的不单纯是评价性和鼓励性的，也不只是因为通常所说的“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更重要的是借此确立一种新的道德规范，使之发扬光大，形成以共产主义精神为核心的中华民族的新的道德风貌，即共产主义道德风貌。其思维艺术在于：不是通过道理上的说教，而是通过对一个个现实生活中真实的英雄形象的推出，使人们可感、可知、可学、可思，进而达到上述的目的。

　　首先，毛泽东以真实的英雄人物为例，对共产主义道德的内涵进行了科学的界说。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大发展。在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发展史上，是列宁第一个把无产阶级道德和共产主义事业联系起来的。列宁在《共青团的任务》一文中说，共产主义道德“是从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利益中引伸出来的”，“是为了把劳动者团结起来反对一切剥削和一切小私有制服务的道德”，“为巩固和完成共产主义事业而斗争，这就是共产主义道德的基础。”这就是说，共产主义道德是无产阶级在革命斗争的实践中逐渐形成的。毛泽东根据中国革命斗争的实践，进一步发展了列宁的观点，结合张思德和白求恩这些英雄、模范人物的实例，对共产主义道德作了科学的界说。什么是共产主义道德呢？第一，共产主义道德是以共产主义精神为核心、是以实现共产主义为奋斗目标的。毛泽东在《纪念白求恩》一文中说：“一个外国人，毫无利己的动机，把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当作他自己的事业，这是什么精神？这是国际主义的精神，这是共产主义的精神，”这种精神，就是共产主义道德的核心。毛泽东强调“每一个中国共产党员都要学习这种精神”，就是要我们象白求恩那样，“反对狭隘民族主义和狭隘爱国主义”，为解放全人类，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第二，共产主义道德是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毛泽东在《为人民服务》一文中，高度赞扬了张思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高尚品质，并号召我们，以张思德为榜样，使“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这就是我们的宗旨。第三，共产主义道德是以革命的生死观为前提的。毛泽东在《为人民服务》中说：“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张思德同志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因此，我们应当学习张思德同志，时刻准备为人民的事业献出自己的一切，甚至生命。“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第四，共产主义道德是以高标准、严要求为行为准则的。从品质上说，要象白求恩那样“毫无自私自利之心”，要“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从工作上说，要“极端的负责任”，“对技术精益求精”；从态度上说，要对同志对人民“极端的热忱”（《纪念白求恩》）；从个人修养上说，要“为人民的利益坚持好的，为人民的利益改正错的”；从思想方法上说，要全面地看待一切，特别是“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成绩，要看到光明，要提高我们的勇气”（《为人民服务》）。以上四点，就是毛泽东结合具体英雄、模范人物的实例，对共产主义道德的内涵所作的科学界说。可见共产主义道德的内容是非常广泛的，它包括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为实现共产主义而斗争的一切行为规范。例如，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祖国的革命气节；艰苦奋斗、谦虚谨慎的优良作风；维护社会秩序、生产秩序和工作秩序的公共道德；忠诚老实、光明磊落、助人为乐的高尚情操；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崇高精神；以及在日常生活中爱情、婚姻、家庭问题的正确处理等。总之，凡是有利于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有利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的行为，都是道德的；反之，凡是不利于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不利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的行为，都是不道德的。由此看来，共产主义道德是共产主义事业按照其发展过程和最终目标要求于人们的行为准则和规范的总和，是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在实现共产主义事业的斗争过程中不可缺少的精神武器。

　　其次，毛泽东以真实的英雄人物为例，强调共产主义道德教育，应贯穿于无产阶级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始终。毛泽东在民主革命时期，表彰张思德、白求恩和刘胡兰，以此对人们进行共产主义道德教育。于是在十分艰苦的环境中出现了一大批公正无私、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共产主义战士。他们除了党和人民的利益之外，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他们不惜抛头颅、洒热血，以自己宝贵的生命去殉人类的伟大事业。在社会主义时期，毛泽东又号召“向雷锋同志学习”，周总理也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憎爱分明的阶级立场，言行一致的革命精神，公而忘私的共产主义风格，奋不顾身的无产阶级斗志。”这一号召和题词，推动广大干部和群众学习雷锋的猜神，极大地提高了我国人民的道德水平。多少年来，雷锋精神成为千百万人民特别是青年学习的道德榜样，他的伟大精神，鼓舞和激励着人们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于是，全国各行各业，出现了无数先进的英雄、模范人物。在他们的带动下，加速了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进程。毛泽东在不同的历史阶段，都要表彰一批具有共产主义精神的英雄、模范人物。其用意非常清楚，那就是在无产阶级革命和建设的各个时期，都要抓紧共产主义道德教育，应把共产主义道德教育贯穿于无产阶级革命和建设的始终。实践证明，只要我们坚持共产主义道德教育，社会风气就正，人民就团结，革命和建设就蒸蒸日上；反之，社会风气就败坏，人心就涣散，革命和生产就受到损失。我们不能忘记，在“四人帮”横行的时期，谁要是提起道德、情操、修养、革命的人道主义，便被扣上“封资修”、“复礼”等大帽子。他们完全颠倒了敌与我、是与非、善与恶、荣与辱的标准，破坏了共产主义的道德教育。以至于在一些党员、干部中间滋长了争名夺利、投机钻营、看风使舵、阿

　　毛泽东在1956年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次年，又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作了充分的论述。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在国际共运史上第一次提出了这一方针，以及有关这一方针的完整的理论，这是一个重要的贡献。这一方针，毛泽东从延安时期开始孕育，到1956年提出，是经历了一个长期反复思考、验证和提炼过程的。它凝聚着毛泽东“发展――针对――遵循”的思维艺术。发展，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发展；针对，是有的放矢，以中国的实际情况为依据；遵循，就是遵循科学和文艺的客观规律办事。

　　在毛泽东之前，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就对精神生产部门之一的文艺创作需要充分的自由，以及资本主义社会文艺没有自由等问题，作了论述。马克思和恩格斯说：“资产阶级抹去了一切向来受人尊崇和令人敬畏的职业的灵光。它把医生、律师、教士、诗人和学者变成了它出钱招雇的肩佣劳动者。”（《共产党宣言》）只有推翻资本主义制度，艺术家和艺术创作才能有真正意义上的自由。列宁发挥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说无产阶级革命给艺术家们“打开了大门，使他们脱离《共产党宣言》中非常精辟地闸明的那种低微的生活条件，进入了宽广的自由天地。”（《列宁论文学与艺术》）列宁非常重视艺术创作的自由，他在《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一文中关于两个“广阔天地”的名言是众所周知的。但是，他从来不把问题抽象化。当他谈到自由时，总是把无产阶级的自由和资产阶级的自由严格区别开来，强调无产阶级的文艺自由要比资产阶级的优越得多、广泛得多，因而是真正的自由。他说：“在一个以私有财产为基础的社会里，艺术家为市场而生产商品，他需要买主。我们的革命已经把艺术家们从这一最无聊的事态的压迫下解放了出来。革命已使苏维埃国家成为艺术家的保护人和订购者。每一个艺术家和每一个想做艺术家的人，都有权按照他的理想独立自主来自由创作。”并指出，“不准粗暴地对待艺术”（《列宁论文学与艺术》）。不难看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对毛泽东后来所发挥的以文艺民主和文艺自由为核心的许多观点，大部先后涉及到了。但是，他们并没有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也没有概括为一条完整的方针。毛泽东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基础上，不但明确地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而且还有论述这一方针的完整的理论。这一重大贡献，是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重大发展。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毛泽东针对1956年我国的实际情况提出的。当时，阶级斗争已不是社会的主要矛盾，大规模急风暴雨式的群众性的阶级斗争已基本结束，社会上虽然仍有各种矛盾，但主要的和大量的是人民内部矛盾。正如毛泽东所说，这一方针只适应于人民内部，它是一种解决科学文化领域里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是非问题的方针，不同于解决敌我矛盾所采用的专政的办法和强制的办法。提出这一方针的目的，是为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推动经济文化的发展，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迫切需要。所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是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遵循、概括、反映了人类科学文化发展的客观规律。文艺，按其本性来说，是一种非常自由的人类精神活动，它与机械的强制、奴役等等是不相容的。对于社会主义的文学艺术的发展来说，贯彻这一方针，就要充分发扬无产阶级的文艺民主和文艺自由，就要充分相信人民群众的鉴赏能力，真正把人民群众当作上帝，当作文艺作品最后的也是最权威的评定者。毛泽东在解释这一方针的要求时说：“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争论。利用行政的力量，强制推行一种风格，一种学派，禁止另一种风格，另一种学派，我们认为会有害于艺术和科学的发展。艺术和科学中的是非问题，应当通过艺术界科学界的自由讨论去解决，通过艺术和科学的实践去解决，而不应当采取简单的方法去解决。”（《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段话里，毛泽东三处强调了“自由”、“自由发展”、“自由争论”，可见，社会主义的文艺自由是文艺发展的必要条件和重要方法，而毛泽东是把文艺自由作为文艺发展的客观规律加以强调的。

　　“人才难得”，这是毛泽东对邓小平同志的评价，的确，邓小平同志是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史上一位难得的杰出人才。“吕端大事不糊涂”，这是毛泽东对叶剑英的评价，是说叶帅犹如北宋的大臣吕端，每逢革命的关键时刻，总是挺身而出，以超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胆略，勇敢机智地捍卫了革命的利益。“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这是毛泽东对鲁迅的评价。“中国革命民主派的旗帜”，这是毛泽东对孙中山的评价。以上，是毛泽东对中国革命史上几位杰出人物的评价，强调了他们在中国革命史上的重要地位和巨大作用。但毛泽东还说，“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还说，“中国还有一句成语，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单独一个诸葛亮总是不完全的”。这是毛泽东以历史唯物论的观点，对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所作的崇高评价。以上两方面的评价，相辅相成，形成了毛泽东关于人才问题的基本观点，也体现了他关于人才问题的辩证思维艺术。

　　首先，毛泽东认为人才在历史上起的重大作用是有前提条件的。其一，人才的重大作用是以承认人才的广泛性为前提的。人才，既包括少数杰出的人物，也包括各行各业中相对说来有较强创造能力的人物。这样的人才是一大批。其二，人才的重大作用是以承认人才来自群众、来自实践为前提的。尽管先天的素质对人才的发展有一定的影响，但人们的知识和才能，毕竟是在后天的社会实践中产生和发展的。人才是和群众血肉相连，是集群众智慧之大成者。其三，人才的重大作用是以承认社会环境制约人才为前提的。人才是特定社会环境的产物，这个社会环境，既包括社会制度、生产力、社会风尚等大环境，也包括家庭、学校、工作单位等小环境。人才决不会超越时代和社会的制约而发挥种种神奇的作用。其四，人才的重大作用是以特定的时间和空间范围为条件的。只是在历史发展的某一个时期、某一关键时刻，在某个特定的范围内、某个事件中，人才方能起关键作用。以上观点，也正是毛泽东同历史唯心主义天才论的根本区别。

　　其次，毛泽东认为，事业造就人才，人才开创事业。如果没有特定的历史时代赋予人们一定的历史使命，决不会出现孙中山、鲁迅等杰出的人才，因为他们就是在出色地完成一定的历史使命中获得成功的。他们之所以成功，又因为他们善于集中群众的智慧分析矛盾，把握规律，解决矛盾，进而在事业上有所开创。例如：精神领域的矛盾是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这一动力具体表现为先进思想战胜腐朽思想、科学战胜迷信、真理战胜谬误的思想解放运动。在这一运动中，具有先进思想、科学观点和卓越智慧的人才当然能站在运动的前列，起重大的作用。政治领域的矛盾是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这一动力集中表现为推动社会进步的政治改革的实践活动。每个时代，代表进步势力、掌握真理、立志改革的人才，总是积极投入政治改革的进步潮流中，并能成为中流砥柱。经济领域的矛盾是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动力，这一动力明显表现在为适合生产力状况而进行的经济调节或经济改革的实践中。懂得经济科学、经济管理、经济改革的人才，自然要在这一实践中大显身手，起重大作用。生产力领域的矛盾是社会发展最终起决定作用的动力，生产力发展的历史表明，生产力的发展经历了多次飞跃，但是作为生产力主要因素的劳动者的体力并没有明显的变化，造成飞跃的原因主要是劳动者的智力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对这种智力进步起重大作用的因素，一方面表现为劳动者中科技人才数量和质量的提高，另一方面表现为作为生产力客观因素的生产工具和劳动对象的进步，但后者的进步，要依靠懂得创造、革新、推广新的生产工具和劳动对象的科技人才。由此可见，人才是社会发展各级动力中能动的因素，对社会历史的发展起重大作用。事业造就人才，人才开创事业，这是历史发展的辩证法。

　　第三，基于以上的辩证认识，毛泽东很重视识才、用才和育才。识才，就要有伯乐的眼光，“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自古以来，埋没人才、摧残人才的事例不胜枚数，而毛遂自荐，脱颖而出，更是不易，于是，伯乐就显得特别重要。历史证明，毛泽东当时对邓小平同志“人才难得”的评价、对叶帅“吕端大事不糊涂”的评价，不仅是慧眼独到的发现，而且是非凡的科学预见。用才，贵在知人善任。领导者不可能样样都高于别人，但必须有超群的用人才干。毛泽东在《党内团结的辩证方法》一文中说：“任何一个人都要人支持。一个好汉也要三个帮，一个篱笆也要三个桩。荷花虽好，也要绿叶扶持。”刘邦说：“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饷馈，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擒也。”（《史记?高祖本纪》）可见，知人善任，是用才的关键。任用一个贤才，就会有更多的人才聚集而来；若用了一个佞才，人才就会远离而去。抗日战争时期，大批大批的专家、学者、作家、艺术家从全国各地奔向延安，其原因之一，即在于此。毛泽东一直很关心教育，关心青少年的成长。不但亲自制定教育方针，而且不只一次地亲自讲述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并为育才，指出教育教学改革的方向。其育才的用心，可谓良苦。育才不易，护才更难。人才总有不同凡俗之处，一旦冒尖，往往招来种种非议，真可谓“人言可畏”、“高标见嫉”。爱才之心并非人皆有之，而妒才之人却屡见不鲜。在对人才的诽谤面前，有胆识者必须站出来讲话，力排众议，保护人才，让他们在一种“既有民主又有集中，既有纪律又有自由，既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的环境中生活和工作，必然会发挥更大的作用。

　　邓小平同志把毛泽东关于人才问题的基本观点概括为：“毛泽东同志不赞成‘天才论’”，但是“是尊重人才的”，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要“珍视劳动，珍视人才”（《邓小平文选》第47―48页）。这一精辟的概括，不但抓住了毛泽东关于人才问题基本观点的核心，也展示了毛泽东关于人才问题的辩证思维艺术。为了开拓、创造祖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辉煌业绩，我们应当掌握毛泽东的基本观点，学习毛泽东的辩证思维艺术，重视人才的培养，充分发挥人才的作用，大力消除轻视和压抑人才的不良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