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35年10月中共中央随红军长征至陕北，经过数年的经营，在四十年代初，中共已在延安建成一个高度组织化的社会。

　　四十年代初的延安的有人口三万七、八千人，市区居民的七千人大部份居住在城南，三万多人是中共中央和边区各机关、学校的干部，他们散居在延安及其郊区。①

　　①据《谢觉哉日记》称：1938年9月他询问延安市市长高朗亭，被告知延安市居民六千多，学生、干部、部队有二万多。查1939年仍有许多外来青年进入延安，1939年末后，外来青年来延安人数急剧减少，这样到四十年代初，延安学生、干部人数就达到三万人左右。另据胡乔木称，抗战爆发后来延安的同志共四万人。笔者认为，这四万人包括在边区各县工作的外来干部，在延安的干部一般估计在三万左右。参见《谢觉哉日奇》，上，页273--274；《胡乔木回忆毛泽东》，页279。

　　在中共的设计下，依照瑞金时代的经验，延安人口构成中的这两部份都已被充份地动员和组织起来。在边区和延安市，中共建立了垂直的党政机构和群众团体，中共的政令可以自中共中央、边区党委（西北局）、边区政府一直下达到市、区、乡党组织，直至农村中的党支部。边区自卫军在各区、乡、村都有基层组织，他们不仅从事农业生产，还担负起检查路条、捉拿嫌疑分子的治安保卫任务。

　　延安的三万多干部更是具有高度的组织性。分属于不同机关和学校的这几万名干部虽然生存在延安和边区的环境中，却自成体系，与延安的百姓基本不相往来。构成了一个十分独特的中共干部群体。

　　中共干部群体的独特性，首先在于他们绝大多数是中共党员，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色彩；第二是他们都是“公家人”，每个人都有自已的“伙食单位”，过着一种军事共产主义的生活。

　　延安生活的意识形态化与中共的性质及抗战后延安环境的变化有密切关系。中共原本就是一个以意识形态为号召的政治和军事集团，意识形态是维系其存在与发展的基本动力。1937年后，大批知识青年就是冲着中共的意识形态而投奔延安的。为了安置和训练大量来延的知识分子，中共在延安创立了十余所各类学校，其数量与规模远远超过瑞金时代。

　　四十年代初，延安几乎成了一座学校城，各类学校作为中共意识形态的训练和传播基地，在延安的政治生活中起看重要的作用。延安有马列学院、中央党校、陕北公学、抗大总校、中国女子大学、鲁艺、泽东青年干部学校、中央组织部训练班、中央职工委员会训练班、西北公学（枣园训练班）、自然科学院、民族学院、军事学院、炮兵学校、军委机要学校、西北行政学院、新文字干部学校等。这些学校与国统区的所谓“正规学校”完全不同，不仅学时较短，课程设计也主要以思想训练为主，因此，大量的学校又强化了延安的意识形态氛围。

　　生活在延安的干部群体在各自的机关、学校过着一种基本生活用品依赖于平均分配的供给制生活。

　　抗战初期，国民政府对中共军队尚有经费拨出。① 1939年后，国共关系恶化，边区开始被国民党军队封锁，国民政府拨给中共军队的经费也时断时续，1940年后更完全中断，造成边区和延安的物质供应出现极严重的困难。边区一百五十万居民要养活近十万的中共部队和干部，负担极重。为了舒缓粮食压力，1939年，抗大总校和陕北公学迁移至华北办学。中共为了彻底解决物资供应困难的局面，在1939年后发起生产运动，到1940年后更掀起大生产运动，同时各机关、单位纷纷兴办了各类经济实体，以解决单位内部的物资供应。作为战时环境下为解决生存而采取的一项特殊措施，中共还以“特种物资”的名义“种某物”，“甚至发展到某货内销”。②

　　①在1938年，延安各机关、学校的生活条件总的情况还不错，中组部的干部一周能吃一顿大米，两顿白面，其余都是小米，每周还能吃二、三次肉。参见刘家栋：《陈云在延安》，页71。

　　②《谢觉哉日记》，下，页734；另参见弗拉基米洛夫：《延安日记》（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6年），页111、155-56；另参见周维仁：《贾拓夫传》（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页77。

　　1939年后，延安的物质生活已十分艰苦，但精神文化生活却十分丰富，大批青年知识分子来到延安后，马上就发现自己置身于红色理论的海洋。中共在延安创办了一批报刊，计有《新中华报》（1941年扩大为《解放日报》）、《解放》周刊、《共产党人》、《八路军军政杂志》、《中国青年》、《中国妇女》、《中国工人》、《中国文化》等。延安最大的出版单位解放社还出版了《马恩丛书》等各种理论和政治宣传读物。1939年，萧三从苏联返回延安，办起了俱乐部，迅速将交际舞传播了开来，交际舞会、京剧晚会、大合唱、《日出》、《雷雨》，使延安的革命斯巴达式的生活又增添了一种活泼、欢快的气氛，除了间或有日军的空袭，延安似乎已远离战时生活环境。

　　在延安“公家人”的日常生活中，老干部占据了极重要的位置。所谓“老干部”，大多也只是二十八、九岁至三十多岁，他们一般都经历过长征，现在担负着各机关、学校的领导工作。1941年后，延安将许多高级干部从各根据地调来延安参加整风学习，另外也带有储存、保养高级干部的意图。中共中央为了照顾担负领导职务的老干部，专门成立了中央保健委员会，为他们提供较好的物质与医疗服务。延安的两个主要医院边区医院与中央医院的服务对象也有差别，中央医院主要为领导干部及其家属服务，间或也为经组织介绍的一般干部治疗。为了照顾老干部的身体，1940年延安光华农场建成，里面存养了一群从华北根据地迁来的荷兰奶牛，享有特灶供应的老干部每天都可享有鲜牛奶供应。

　　随着抗战初期延安的抗战救亡气氛慢慢转变为日常生活的气氛，延安“公家人”内部的关系也逐渐发生变化，不仅老干部与新干部之间存在着许多矛盾，即使老干部间也是飞短流长。相比之下，延安青年知识分子之间的关系还比较亲密，①尽管气氛已与1937―1938年很不一样。

　　1940年后，三万多“公家人”已在延安完全安定了下来，党在思想上、行动上和生活上全面地照管着他们。此时延安与大后方的交通已经中断，除非经组织派遣和遣散，延安的干部已不能返回国统区或自行前往任何地区，在这个高度组织化的社会，个人离开组织就意味着失去了一切。

　　作为中共最高领袖的毛泽东，有理由为在延安建成的新社会感到高兴和满意。毛对延安的这一切并不陌生，早在三十年代初，江西瑞金就初步形成了这样一个社会，只是那时地狭人少，又面临紧迫的战争环境，毛且不是那个社会的真正主人，因而那时毛高兴不起来。现在斗转星移，中共已今非昔比，毛更成了党的最高领袖，他焉能不真正喜悦？数年前丁玲在保安曾以“小朝廷”当面向毛描述了她对陕北苏区的观感，毛就对这个说法“很感兴趣”，②现在毛当然不会在乎蒋介石说边区是什么“国中之国”、“封建割据”，毛就是要在边区创造一个“国中之国”，未来还要夺取全中国！

　　①参见王惠德：《忆昔日》，载《延安马列学院回忆录》，页76。

　　②李锐：《忆丁玲》，载李锐：《直言》（北京：今日中国出版社，1998年），页368。

　　毛泽东发动党内斗争的基本策略一向是：为了打击主要敌人，团结依靠一部份人，利用他们作为贯彻自己意见的工具。开展延安整风运动就是毛这类斗争策略的第一次大规模的操练，在这次战役中，毛的最坚定的盟友和帮手就是刘少奇及其班底。

　　1937年春夏，在反对张闻天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毛泽东、刘少奇联盟，在以后的一年中得到进一步的加强。1938年3月，毛泽东为加强自己的力量，特地将在“十二月政治局会议”上受到王明指责的刘少奇调回延安。刘少奇回到延安后成为毛泽东的得力助手，在1938年上半年毛泽东与长江局的斗争中旗帜鲜明地站在毛的一边。

　　刘少奇抑制不住对王明的强烈不满，经常在中央工作人员面前指名道姓抨击王明。据当时担任中央秘书处负责人的王首道回忆，在六届六中全会之前，刘少奇曾向他们说过：“我们北方局不仅成为抗日的根据地，也是支持毛泽东同志与王明右倾机会主义作斗争的根据地。”③六届六中全会以后，刘少奇对王明的态度更加激烈。他似乎完全忘了六中全会制定的有关“各政治局委员不得有破坏政治局和其它委员的威信之言论行动” ④的决定，除了不时在部下面前诉说自己昔日受压的经历外，还在许多场合不指名地对王明进行攻击，称其是“披了马列主义招摇撞骗，是江湖上卖狗皮膏药的”。⑤

　　③王首道对刘少奇的这段描述可能有点言过其实，虽然刘少奇对王明不满，但“王明右倾机会主义”的概念当时还没有发明。参见王首道：《坚定地站在正确路线一边》，载《怀念刘少奇同志》，页6。

　　④《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1938 年11月6日通过），载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6--1938），第11册，页763。

　　⑤参见《王首道回忆录》，页216。

　　刘少奇对王明所持的势不两立的立场被毛泽东一一看在眼中，1938年9月下旬，刘少奇终于得到回报：他同时被委以北方局和中原局两个中央局书记的要职。

　　在一个短时期内，刘少奇虽兼着北方局书记的职务，但他工作的重心却转移到了华中。1939年1月28日，刘少奇到达河南省确山县竹沟镇，迅速组建了中原局领导机关，具体落实毛有关开辟华中的重大战略行动。

　　毛泽东派遣刘少奇去华中，首先是因为毛信任刘少奇。在对一系列引起党内争议的重大问题的看法上，刘少奇与毛完全一致。刘少奇积极支持毛有关加速发展中共武装的意见。根据档案记载，从1938年春至11月中旬，刘少奇单独或与毛泽东、张闻天联名发往各战略区指导创建根据地的电文、信件多达百余件。①

　　刘少奇抵达竹沟后，又于1939年11月下旬将中原局机关移至皖东，全力“招兵买马”，开辟了皖东、苏北根据地。刘少奇还提议山东八路军派一部南下，新四军派一部北上，一年后，实现了两部在苏北的会师，壮大了中共在华中的实力。刘少奇还经延安批准，积极部署对日伪的策反工作。1941年12月，刘少奇亲自派遣新四军情报人员冯少白秘密前往日军占领下的上海，②与李士群、周佛海、陈公博等联络，取得一定的收获。不久，在潘汉年具体策划下，开辟了苏北和上海、南京、镇江之间的物资供应和人员往来的地下通道。

　　毛泽东委派刘少奇负责中原局的另一个目的是利用刘少奇牵制项英，以求进一步削弱项英的权力。毛泽东对项英长期抱有深刻的疑惧，然而项英雄厚的革命历史和因坚持三年江西游击战争在党内所享有的崇高威望，又使毛一时无从对项英下手。1938年9月下旬，在宣布设立中原局的同时，中共中央决定将项英领导的中共东南分局升格为东南中央局，仍由项英担任书记。1939年7月3日至8月25日举行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特别表彰了项英领导下的东南局。这些都显示了毛对项英的安抚和让步。③但是，毛绝不会坐等项英实力的壮大而无动于衷，就在毛不得不顺应政治局多数人的意见对项英的工作表示满意的同时，针对项英的活动也在公开进行，设立中原局就是毛旨在抑制项英的一项重大举措。中原局的工作范围包括长江以北、陇海路以南的广大地区，原属长江局和东南分局主管，现在将其划归于刘少奇的工作范围，明显地削弱了项英的权力。

　　①参见马齐彬、陈绍畴：《刘少奇与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创立》，载《文献和研究》，1986年第5期。

　　②《刘少奇年谱》，上卷，页385。冯少白（冯龙）当时在新四军参谋处担任科长，因冯的姑父邵式军（盛宣怀外孙）任汪伪政府税务署署长，与汪政权高层人物有密切交往，因此才被刘少奇选派执行此重要战略任务。从1941年12月至1945年8月，冯少白多次进入上海、南京，除了争取物资、钱款资助外，还与汪政权高层人物秘密接触，试图争取周佛海、陈公博起义。1943年3月10日，陈公博会见冯少白，给了冯一本电报密码，责成邵式军建立与新四军联络的电台。由于周怫海早与戴笠系统挂钩，中共策反周佛海的活动最终失败。1945年8月，邵式军被中共地下人员接到淮阴，其部份财产（黄金数百条）被安全转给中共地下党。参见冯少白：《抗战时期四进敌占区进行侦察和策反等工作的回忆》，载上海《党史资料丛刊》1980年第2辑，页54-63。另见施岩：《关于冯少白同志策反周佛海的经过及其结果》，载上海《党史资料丛刊》1981年第3辑，页133-38。

　　③《周恩来年谱》，页446-48。

　　刘少奇被派往中原局后，很快在新四军军力调配问题上与项英产生了意见分歧。在刘少奇与项英的对抗中，毛泽东坚决站在刘少奇一方。毛知道，1939年以前刘少奇几乎从未涉足军队，刘少奇的资历与声望皆不足与拥有丰富军事和党务经验的项英相抗衡。1940年夏，为了扩大自己在新四军的影响并支持刘少奇，毛利用调解项英与叶挺矛盾之际，任命与刘少奇关系密切的饶漱石和自己的老部下曾山担任东南局副书记（东南局原不设副书记职）。1940年11月，毛又内定撤除项英的职务，将东南局与中原局合并，组成华中局，由刘少奇担任书记，只是惧于项英的反应，这个决定才未急于出台。12月31日，中央书记处决定“山东分局归中原局管辖，中原局统一领导山东与华中”。①这个决定事实上完全架空了东南局，使其名存实亡。几天以后，“皖南事变”爆发，1月9日，刘少奇致电延安，提议中共明令撤项英职，毛泽东1月10日复电表示目前撤项英职一事暂不必提。②随后几个月。刘少奇在华中主持了清算项英等“错误”的斗争。1941年1月27日，延安宣布合并东南局与中原局，成立华中局，由刘少奇任书记，饶漱石任副书记。

　　毛泽东为了自己的政治目的提携刘少奇，刘少奇则以加大对王明的批判回报毛泽东，毛刘两人互相支持，配合默契，刘少奇成为毛泽东棋盘中炮打王明的马前卒。

　　1938年11月6日，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闭幕辞中提到刘少奇的名字，指出“少奇同志说得好”，“如果所谓‘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就是经过蒋介石和阎锡山，那只是片面的服从”。

　　1939年4月，刘少奇离开河南确山县竹沟镇返回延安参加政治局扩大会议。从8月7日至12日，刘少奇在延安马列学院作《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演讲，该演讲包含对王明等的影射攻击，立时受到毛泽东的赞赏。毛称其演讲稿“提倡正气，反对邪气”，下令在中共中央机关刊物《解放》周刊发表。③

　　①《刘少奇年谱》，上，页321、324。

　　②《刘少奇年谱》，上，页321、324。

　　③吴黎平：《〈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出版的前前后后》，载《怀念刘少奇同志》，页291-292。

　　由于得到毛泽东的鼓励，刘少奇对王明的态度更趋激烈和严厉。1941年7月，身任新四军政委和华中局书记的刘少奇在盐城配合乇泽东，也向国际派发起攻击。7月2日，刘少奇作《论党内斗争》的演讲。7月13日，刘少奇给宋亮（孙冶方）复信，不指名地抨击王明等人。刘少奇顺应党内干部要求缓和党内斗争的心理，谴责王明等在党内人为制造斗争，“借用布尔什维克的名义和形式在党内进行投机”，是一伙嗜好斗争的“斗殴家”。刘少奇还公开指责不久前在皖南事变中遇难的项英等人“依仗他们的部队和枪杆子――向党闹独立性，向党宣告独立。”

　　刘少奇敢说敢为，得到毛泽东的高度赏识，在毛的默许和支持下，一批主要由原北方局干部组成的刘少奇的部属在中共党内逐渐崛起。刘少奇原先在中共党内并无个人班底，直到1936―1937年刘少奇担任北方局书记期间，在刘的周围才逐渐形成一个圈子。1938年后，随着刘少奇地位上升，刘少奇的老部下、原北方局组织部长彭真出任了由杨尚昆任书记的北方局下属晋察冀边区（后升格为中共晋察冀分局）书记一职。原北方局成员刘澜涛、黄敬、林枫、安子文、姚依林、胡锡奎、林铁、刘仁、李葆华、李大章、宋一平、刘锡五等分别担任了晋察冀、太行、晋绥等根据地党的领导职务。这样，在中共党内就出现了一个以刘少奇为核心、由彭真作骨干的刘少奇的班底。

　　刘少奇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坚定地站在毛泽东一边，但是在四十年代初，刘少奇对于毛的支持并不是完全无保留的，刘在个别重要问题上仍持有自己独特的看法。

　　刘少奇是中共党内最早承认和宣传毛泽东贡献的人，但是，在这一时期，刘少奇只是把毛视为是党的卓越的领导人，还未将其称为“伟大领袖”。刘当然知道毛写过一系列论著，然而在1941年他却宣称：在中共党内“伟大的著作还没有出来”。①刘少奇的这番言论，与他1943年后竭力鼓吹对毛个人崇拜的论调，有如天壤之别。

　　对于批判“教条主义”的问题，刘少奇与毛泽东也有微妙的差别。刘少奇没有如毛泽东那般将教条主义视为头号敌人，而是认为在中共党内存在着“强调在实际斗争锻炼”、“反对专门理论研究的空气”。刘明确表示，将埋头学习马列理论的同志指责为“学院派”是“完全错误的”。刘甚至放言，“一直到现在”，中共“缺乏理论的弱点仍然未能克服”。 ②刘少奇的这些论调与毛泽东将留苏理论家视为“连猪狗都不如”的“蠢人”的那些论调，显然是不协调的。

　　在对待“国际主义”的态度与保存中共实力等问题上，刘少奇与毛泽东的看法也存在一些差距。苏德战争爆发后，刘少奇、陈毅于1941年7月12日致电毛泽东，表示“如日本向苏联进攻，我们应号召全国向日寇反攻，即使国民党不积极反攻，我八路、新四亦必须独力反攻，以牵致（制）日本，敌后某些据点可能放弃”。7月18日，毛泽东复电刘少奇，提出：“反攻口号是对的”，“但八路、新四大规模动作仍不适宜，……大动必伤元气，于我于苏均不利。”③

　　①刘少奇的这句话见于1942年10月10日出版的中共华中局内部刊物《真》第2期。六十年代初刘少奇对此文作了修改，将这句话删去。参见《答宋亮同志》，载《刘少奇选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页218-220。

　　②《答宋亮同志》，载《刘少奇选集》，上卷，页218-220。

　　③《刘少奇年谱》，上，页362。

　　尽管刘少奇在1941年对毛泽东仍然持有某种保留，两人在批评留苏派的方法上也存在差别，刘少奇在保存中共实力方面的意见也不如毛那般“老到”，但是双方的政治目标却是完全一致的。对于刘少奇某些不入耳的言论，毛泽东并没有予以深究，在毛最需要帮手之际，放眼党内，能和毛有最多共同语言的惟刘少奇一人。刘批评经验主义的意见只需毛泽东稍作调配，就可以制成进攻周恩来等的武器。因此，毛刘政治联盟并没有受到任何影响。

　　这样，当1942年3月刘少奇把领导新四军和华中局的责任委托给饶漱石，于同年年底返回延安后，刘少奇就成为毛泽东领导整风运动的最重要的助手。刘少奇以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身份立即进入中央书记处，成为在地位上仅次于毛的中共第二号领导人。

　　1941年春夏，毛泽东向国际派进攻的部署已基本就绪，他的关注目标转向了外部，这就是重庆的国民党政权和远方的莫斯科，毛需要判断清楚蒋介石和斯大林可能将作出的反应，再最后决定自己的行动。

　　在中国历史屡次的朝代更替中，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十年生聚、十年教训”一类的故事曾多次重演，毛泽东在抗战前期对蒋介石的策略就堪称是这类故事最成功的范例。1937年秋，毛以中共不足三万人的兵力，暂时向蒋介石作出妥协的姿态，赢得整军修武、巩固内部的时机。即将展开的延安整风，就是毛利用国共合作局面加速整饬内部的重大举动。毛要抓住时机，先行打扫自己的后院。

　　在八年对日抗战时期，毛泽东与蒋介石的关系可大致划为两个阶段。1937―1940年，可称上是中共向国民党妥协的阶段，194O年后则是从妥协走向分庭抗礼的阶段。

　　在1937-1940年，毛泽东为了发展中共军事实力，不图虚名，与蒋介石虚与委蛇，使中共的力量，尤其是八路军的实力，在两三年内得到迅速的发展。随着中共实力的壮大，毛泽东不愿意再继续扮演“勾践”的角色，他要和蒋介石一比高低，让中国同时出现两个“太阳”。1943年，在延安的窑洞里，毛泽东对国民党驻延安联络代表徐复观（当时名徐佛观）说：“再过五年、八年，看鹿死谁手！”①

　　“天无二日，人无二主”，让蒋介石承认中国有两个“太阳”绝非易事。至少要先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太阳”，然后才有可能与国民党的“太阳”一决雌雄。从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就为实现这个目标进行不懈努力，到1941年，一切都水到渠成，形势对毛十分有利。

　　从陕北的外部环境看，中共军队与日军基本处于胶着状态，自1940年8月八路军发起“百团大战”后，八路军与日军没有再发生那种震动全局的大规模战斗，此种情况正可使毛泽东腾出手来将大批干部调来延安学习。加之日军距中共腹地陕甘宁边区比较遥远，毛完全可以利用这局部和平的时机，加紧整肃内部。

　　对于国民党，毛泽东始终保持高度警惕。②然而，毛有充份的把握确信蒋介石不敢在苏、美、英三国的压力下冒险进攻陕甘宁边区。潜伏在国民党党、政、军、特机构的中共秘密情报人员随时可将蒋介石的动态提前报知延安， ③毛完全可以依此早作防范。毛泽东判断蒋介石根本无法插手中共内部的斗争，蒋介石虽乐意看到中共内部自相火并，但只会采取隔岸观火的态度。

　　①参见1943年11月1日唐纵日记，载公安部档案馆编注：《在蒋介石身边八年――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日记》（北京：群众出版社，1991年），页389。

　　② 1939年后国共冲突加剧，毛泽东密切注意国民党可能发动的反共进攻，经常提醒中共负责干部作好国共关系破裂的最坏打算。参见《周恩来年谱》，页472、474。

　　③抗战时期，中共的情报工作分为三个相对独立又互相联系的系统：一、以康生为核心的中央社会部；二、以周恩来、李克农、吴克坚为核心的中共南方局敌后委员会（吴克坚情报系统）；三、以潘汉年为核心的沪、港情报系统（华南情报局）。康生具体协调这三个情报系统，然而周恩来因长期在国统区担负党的最高领导，他也对全党的情报工作负重要责任。1940年9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开展敌后大城市工作的通知》，宣布成立中央敌后工作委员会，由周恩来负总责，康生副之。参见《周恩来年谱》，页467－468。周恩来、李克农在国民党各重要机构、各地方实力派中建立和发展了许多极其重要的战略情报关系。周恩来、董必武于1938年初派遣熊向晖打入胡宗南部，熊逐步获得胡的信任，担任了胡宗南的机要秘书，将许多绝密情报报送往延安。参见熊向晖：《地下十二年与周恩来》（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页22-23、25。中共党员王超北（文革初期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林杰的岳父）及其部下在1938年后也一直在西安从事情报工作，向延安提供了大量的政治、军事情报。参见王超北口述、师宁编写：《来自秘密战线的报告》（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7年）页19-20、47、70－77。王超北于1962年以“内奸”罪名被捕，被囚于秦城监狱，文革后获释。属于吴克坚系统的沈安娜从1938年就打入国民党中央党部机要处，以其速记特长搜集大量情报，国民党在此阶段召开的历届中央全会、中央常务委员会、国防最高委员会的所有秘密都由沈安娜报送延安。参见薛钰：《周恩来与党的隐蔽战线》，载《中共党史研究》，1998年第1期。

　　毛泽东对蒋介石知之甚深，他对蒋介石的估计基本符合实际。四十年代初，国民党虽然对中共内部的矛盾知之甚详，但在整风运动期间国民党始终处于旁观的立场。

　　作为中共老对头的蒋介石，自二十年代末以后一直高度重视刺探中共内部情报。国民党获知中共情报的主要渠道是投奔国民党的原中共自首人员。自顾顺章、向忠发叛变共产党后，从1932年开始，国民党逐渐调整镇压中共的政策，将对共产党员的肉体消灭与胁迫反省、自首相结合。据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中统）统计，从1933年7月到1934年7月，被国民党抓获的中共党员共4505 人，其中自首者4209人。三十年代前期，被国民党捕获和向当局自首的共产党员约两万四千余人，办理“自新”手续的赤色群众三万人。①1934年6月26日，中共上海中央局书记李竹声被国民党逮捕，旋即自首；同年10月，继任书记盛忠亮也被捕，投靠国民党。从李竹声、盛忠亮等被捕、叛变的中共干部那里，蒋介石获知了在中共党内存在着留俄派与老干部派的尖锐斗争。由共产党变节分子李士群、丁默郊等主办的《社会新闻》、《现代史料》也向社会公布了有关这方面的大量材料。②

　　抗战爆发后，蒋介石获知中共内部情况的最重要来源是1938年投奔国民党的原中共高级领导人张国焘。蒋介石从张国焘那里完全掌握了1937年后有关毛泽东与王明、周恩来等意见分歧的情报。

　　蒋介石获取中共情报的另一条渠道是国民党派驻延安的观察员。1937年国共合作实现后，蒋介石在中共首府延安派驻了国民党联络机构和联络参谋。在中共情报及反间谍机关的严密控制下，国民党驻延安观察员虽无从获得中共重要机密，但是仍能因其就近观察之便，捕获到中共若干战略性的信息。五十年代后，以“现代新儒家”享誉台、港及海外的徐复观曾在1943年作为国民党联络参谋驻延安近一年。徐复观在延安期间，与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叶剑英等皆有接触，对中共励精图治留有深刻印象。③1943年10月下旬，徐复观返渝后，在与侍从室、军统局高级人员交谈时，“历述延安荒谬狂悖之情形”，认为对中共问题“非用武力不足以解决。任何方法，徒枉空言。而用武力，在目前政治现状下，前途并不可乐观”！徐复观并撰有一延安印象意见书上报蒋介石、何应钦，受到蒋氏的重视。蒋介石曾在徐复观意见书上作了“眉批”，并下令印成小册子，在少数高级情报人员中传阅。④

　　①中国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编：《中国共产党之透视》（1935年2月21日），载吴相湘主编：《中国现代史料丛书》，第3辑（台北：文星书店，1962年），页1；另参见郭华伦：《中共史论》，第2册，页260。

　　②《社会新闻》的创办者为原中共自首人员李士群、丁默村。李士群在大革命时期曾参加中共，1927―1928年曾在苏联接受“格伯乌”的训练，返国后在中共中央特科工作，1932年被国民党逮捕，迅速转向，成为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上海区直属情报员，不久，奉陈立夫之命，李士群等在上海公共租界白克路同春坊新兴书局编辑《社会新闻》。《现代史料》1933年由上海海天出版社出版，其幕后主持者也是调查科。

　　③徐复观：《刘少奇平反与人类的良知良识》（1980年3月4日），载《徐复观杂文续集》（台北：时报文化出版有限公司，1986年），页218。

　　④参见1943年11月1日唐纵日记，载公安部档案馆编注：《在蒋介石身边八年――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日记》（北京：群众出版社，1991年），页388、386注释1。

　　蒋介石虽然大致了解中共内部的矛盾，但是他除了隔岸观火之外别无其它选择。蒋介石十分清楚，他对中共政策的制定毫无影响力。从蒋介石的内心而论，他也只会对即将发生的中共内部的整肃斗争兴高采烈，蒋介石实在希望中共因毛泽东与王明等冲突而四分五裂。

　　毛泽东对蒋介石的心态完全把握，他虽不时电示在重庆的周恩来与蒋介石周旋，但是毛在1941年并没有将蒋介石放在太重要的位置。毛更重视的还是远在莫斯科的斯大林的态度。

　　1940年2月后，随着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任弼时离开莫斯科返回延安，中共在莫斯科就已经没有正式代表，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实际上已不复存在。从此，莫斯科与中共间的联络基本上就由延安与莫斯科之间的电台和苏联派驻重庆和延安的机构承担。

　　在这一时期，苏联获知中共情报的渠道主要有五条：

　　一、苏联驻重庆大使馆及苏联塔斯社驻上海分社。抗战期间，苏联对华情报工作除了收集侵华日军活动及国民党各项动态外，也兼及收集中共，尤其是中共与美国联系的情报。1942年，苏联情报机构与重庆军令部第二厅联合创办“中苏情报合作所”，苏方派有几十名技术人员参与其事，主要负责收集沦陷区日军情报。苏联并通过驻华大使、格伯乌中将潘友新及驻华武官罗申与中共南方局和中共驻上海地下组织保持秘密联系。苏联并在上海创办中文刊物《时代》，由老资格情报人员罗果夫领导，①主要搜集日本情报，但也通过刘晓、刘长胜、潘汉年间接了解中共活动情况。

　　二、苏联驻兰州的外交和军事代表处。抗战开始以后，兰州成了苏联援华物资输入中国的交通枢纽，苏联空军在兰州设立了机场。为此苏联在兰州设立了办事机构，该机构与中共驻兰州办事处保持密切联紧。中共通过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向苏共提供过若干中共内部情况的情报。②1956年，苏共中央向中共移交的档案文件中就包括中共西北局、南方局的会议记录。③以后担任苏联驻延安观察组代表的弗拉基米洛夫（中文化名孙平）在1938―1940年曾出任苏联驻兰州军事代表处的副代表。

　　三、苏联驻迪化总领事馆。从1934年起，苏联利用盛世才将其势力大规模渗入新疆，在新疆全省境内派驻大批政治、经济、军事顾问，苏联红军“红八团”长期驻守哈密。斯大林为长期控制盛世才，邀其加入苏共，但不允许盛世才参加中共。④苏联情报机构在新疆有极广泛的活动，其中包括收集中共在新疆活动情况及中共中央内部情报。

　　①罗果夫约在抗战初来华，以上海为中心进行情报工作，1941年8月在沪创办《时代》，次年11月创办《苏联文艺》，吸纳部份中共地下党员参加编辑工作，计有姜椿芳等。罗果夫于1949年10月1日以塔斯社驻华记者的身份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

　　②参见伍修权（时任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处长）：《回忆与纪念》（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页168。

　　③裴桐（前中央档案馆副馆长）：《一九五六年赴苏联接收档案追忆》，载《党的文献》，1989年第5期。

　　④ 1944年12月19日唐纵与盛世才的谈话，参见《在蒋介石身边八年――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日记》，页478。

　　四、苏联驻延安联络小组。1939年后，苏联在延安即设有联络人员，从1942年5月起，弗拉基米洛夫以共产国际联络员、苏军情报组和塔斯社记者身份任联络小组负责人，该联络组实际上是斯大林派驻延安的情报机构，有电台译电员、医生等五、六人。

　　五、苏联在东北、华北各大城市建立的秘密情报网。参加情报网的中共党员由延安派出，但一般不与中共直接发生联系，主要为苏联搜集有关日军的情报。

　　苏联虽然通过在中国派驻的上述机构积极搜集中国情报，但由于1940年欧洲战争形势日益尖锐，苏德随时可能爆发战争，因此，斯大林更多地关注欧洲战场和苏联国内的战争准备事务。

　　作为国际共运领袖的斯大林，对于中共内部三十年代中期后的变化，即毛泽东在中共党内的崛起及逐渐控制中共，总的说来是乐观其成的。尤其从1938年起，中共的立场和观点基本上一直得到莫斯科的支持。斯大林当然了解王明，但他更知道王明的老师、共产国际前东方部部长米夫已在1938年被自己清洗，因而斯大林并不准备对王明施之以援手。只要毛泽东在涉及苏联等问题的立场与莫斯科保持一致，斯大林就不愿对延安说些什么。

　　但是到了1941年后，情况却发生了变化，斯大林发现，已经牢牢控制中共的毛泽东对来自莫斯科的指示阳奉阴违，而这些恰恰又涉及到保卫苏联、支持苏联等重大问题。毛泽东采用拖延、回避、指东道西等种种方法，拒绝出动八路军进攻驻扎在华北和中蒙边境地区的日本军队。据不完全统计，从1941年初至1943年，莫斯科曾多次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发出电报，要求中共在防止日军进攻苏联问题上与苏军协调行动。莫斯科并且具体要求毛派出八路军大部队破坏华北铁路，向日军发起进攻，以减轻日本军队对苏联的压力。①对于斯大林所有这类要求，毛泽东均未作出肯定答复，而是用种种办法加以搪塞。

　　斯大林实在小看了毛泽东，他怎么会做这种鸡蛋碰石头的傻事？不管莫斯科如何用“国际主义”的大话“套”毛泽东，他就是不上钩。直到这时斯大林才发现，毛泽东原来是一个“民族主义者”，但已为时晚矣，因为毛已牢牢控制了中共。面对毛在延安“另搞一套”，莫斯科虽然强烈不满，却毫无办法！

　　毛泽东知道自己已经得罪了斯大林，却并没有“破罐子破摔”。毛深知中共离不开苏联的支持，自己绝不能意气用事，虽然在涉及中共军队和其个人领导权等基本问题上，毛坚持己见，绝不让步，但在其它次要问题上，毛却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主动向斯大林示好，争取斯大林个人对毛的好感。

　　1941年4月13日，苏联与日本签订了有损中国利益的《苏日中立条约》,激起中国朝野强烈的不安。三天后，中共通过新华社正式发表意见，称赞该条约是“苏联外交政策的又一次伟大胜利”，并且对苏日声明中有关“互不侵犯满洲与外蒙”的说辞予以充份理解，宣称苏联此项举措“对全中国争取解放也是有利的”。中共此举，使“向日同情中共之青年莫不痛哭流涕”。②

　　1941年6月，受周恩来领导从事国际情报工作的中共秘密党员阎宝航（以东北救亡总会负责人身份在重庆活动）探悉希特勒德国即将进攻苏联的绝密消息，周恩来立即将此情报电告延安，毛泽东迅即电告斯大林。③事后，斯大林曾致电毛泽东，表示感谢。④

　　① 弗拉基米洛夫：《延安日记》，页55、72；另参见《在历史的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页213-215。

　　② 1941年4月14日，国民政府外交部就《苏日中立条的》发表声明，宣称东北三省及外蒙古为中国领土，决不承认第三国之间妨害中国领土及行政完整的任何协定。沈钧儒、王造时等知名人士欲在报刊公开发文，对《苏日中立条约》表示遗憾，后在周恩来的劝说下作罢，但知识界对苏联的怀疑并未真正化解。参见《在蒋介石身边八年――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日记》，页203。

　　③阎宝航五十年代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办公厅主任，其子阎明复长期担任毛泽东、刘少奇等领导人的俄文翻译，八十年代升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兼中央统战部部长，1989年因“六四事件”解职，现任中华全国慈善总会负责人。文革期间阎宝航父子均以“苏修特务”的罪名被囚于秦城监狱，阎宝航病死于狱中。参见《周恩来年谱》，页507。

　　④参见薛钰：《周恩来与党的隐蔽战线》，载《中共党史研究》，1998年第1期。

　　毛泽东除了向斯大林及时通报中国战场有关情况，还十分重视和苏联驻重庆人员保持良好的关系。在毛的关照下，周恩来经常约见潘友新、崔可夫、罗申，交换对国内政局的意见（苏联驻重庆外交官在向莫斯科汇报中国政局时必须坚持“阶级立场”，苏驻重庆使馆曾因一度向莫斯科反映了中国国内社会舆论对中共的批评而受到苏外交部的严厉指责）。①毛泽东本人也经常在延安与弗拉基米洛夫进行长时间的晤谈，试图吸引苏联驻延安代表对毛的主张的理解与好感，并通过弗拉基米洛夫向斯大林传送有利于自己的信息。②

　　①据崔可夫回忆，自他于1940年底赴重庆履任后，即与周恩来、叶剑英有密切的接触。参见瓦・伊・崔可夫：《在华使命――一个军事顾问的笔记》，页49-50；《周恩来年谱》，页473、485。另参见安・麦・列多夫斯基：《在中国的外交生涯》（1942--1952）和《外交官笔记》，载俄国《近代史和现代史》杂志，1993年第6期。

　　②参见师哲：《在历史的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页220。

　　毛泽东对斯大林所作的一切友善姿态皆出于一个目的：利用斯大林的威望加强自己在中共中央内的地位，在即将向留苏派发起进攻时麻痹斯大林。

　　1941年6月22日，苏德战争爆发，毛泽东行动的时机终于到来了。现在斯大林已陷于战争的泥沼而无暇东顾，莫斯科鞭长莫及，即使斯大林派驻延安的“眼线”虎视耽眈，紧紧盯住毛泽东，那也无济于事。毛泽东将立即采取行动，对不可一世的斯大林实行远交近攻：铲除其在中共党内的门徒，而仍将斯大林奉为门神。

　　如果说在毛泽东与王明的斗争中刘少奇最早站在毛的一边，是因为刘少奇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的观点与毛一致，毛、刘在反对王明的基础上结成了政治联盟的关系，那么，康生与毛泽东的关系则完全是另一种性质。康生是因其望风转舵、出卖王明和竭力撮和毛与江青的婚姻，以及其所拥有的苏联“格伯乌”经验，而得到毛的特别信任和重用，继而成为毛手中的一把利剑的。

　　毛泽东与康生素无渊源，1937年11月底康生与王明等飞返延安之前，毛甚至从没见过康生。由于康生与王明曾有过的密切关系，甫抵延安的康生并没有立即赢得毛的信任。毛、康由疏远至亲密，大约经历了半年的时间。

　　康生在中共党内最早以赵容闻名，1925年在上海大学读书时参加中共，1926―1927年和周恩来、顾顺章等一同领导了上海三次武装起义，1927年10月中共中央机关秘密迁到上海后，康生曾在中央组织部、江苏省委组织部工作，1931年1月被六届四中全会后的中共中央任命为中央组织部长。

　　早在三十年代初，康生作为中共“肃反专家”就声名显赫。1931年4月顾顺章事件发生后，中央特科的工作机构进行了重新改组。9月，留沪的部份负责干部组成了有康生参加的六人临时中央政治局，中央特科从此就改由陈云、康生、潘汉年组成的中央特别工作委员会直接领导。指定康生参与领导中央特科，与他在上海三次武装起义期间曾经负责过工人“打狗队”有关。1932年陈云调任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后，康生就成了中央特科的最高负责人。

　　从1931年末至1933年7月离沪赴苏，康生在上海的活动主要就是镇压中共变节分子，以及和国民党特务机关“中央组织部调查科”斗法。由康生领导的“红队”（取“红色恐怖”之意）刺杀了国民党“调查科”上海直属情报员史济美（马绍武）和一批共产党转向分子，在上海引起强烈震动。“红队”成员有王世英、项与年（八十年代中共福建省委书记项南之父）、邝惠安、李士英等人。以后，在五十至六十年代，王世英曾任山西省省长，李士英曾先后担任过上海公安局局长、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和江苏省副省长等职。

　　1933年夏，康生因上海环境日趋恶化、无法在沪立足而转道前往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副团长，成为王明的副手。康生在苏联居留四年期间竭力吹捧王明，同时实地学习苏联镇压机关格伯乌的经验，在中共留苏人员中厉行“肃托”，①成为中共党内为数不多的受过苏联“格伯乌”全面熏陶的“专业人士”。

　　①参见仲侃：《康生评传》（北京：红旗出版社，1982年），页47-51、57-60。

　　在1935年8月举行的共产国际七大上，康生被任命为共产国际中央执委会候补委员。

　　康生在1937年之前的经历表明，他和毛泽东没有任何工作和历史关系。因此，当康生返回延安后，毛泽东在一段时间里和康生只是维持着一般的工作关系，毛辩言鉴貌，仔细观察康生的表现。

　　在“十二月政治局会议”上，康生与王明、陈云一同进入了中央书记处，由此参与了核心决策，但是康生长期脱离国内斗争，不可能在书记处内拥有较多的发言权，他的具体工作则在中央职工委员会和“敌区工作委员会”。毛知道康生是党内老牌的情报和肃反专家，有意发挥其专长，但是，毛又让康生兼任中央职工委员会书记一职，在几乎没有产业工人的陕甘宁边区，此职无疑只是一个虚衔。此时，毛泽东对康生还不知虚实，只能用这一实一虚的方法试探、等待康生。

　　时年三十九岁的康生，在初返延安的一段日子里仍深信王明有莫斯科作后台，其地位无可取代。1938年初，康生还沿着在莫斯科时紧跟王明的惯性，在延安继续吹捧王明。据当时在延安的司马璐回忆，当康生陪同王明给设在枣园的敌区干部训练班受训的干部作报告时，康生“领导我们高呼‘我们党的天才领袖王明同志万岁’”。①司马璐回忆的这段史实应当发生在1938年2月末、3月初，因为王明在1937年12月离延安赴武汉后，只是在这个时间因出席“三月政治局会议”才返回延安。1938年8月王明第二次回延安时，党内形势已发生重大变化，康生绝不会再呼喊“王明同志万岁”了。

　　①司马璐：《斗争十八年》（节本）（香港：自联出版社，1967年），页72。

　　然而，康生毕竟在中共上层机关工作多年，具有观察政治风云的丰富经验，经过一段揣摩和悉心的识别，康生发现毛泽东虽然在政治局内暂时处于下风，但毛对延安的一切皆具有极大的支配力。和毛相比，王明在党内、军内并无坚实的基础。康生认定王明决非毛的对手，中共领袖必属毛无疑。康生一经掂量、估算，马上采取行动，拿出过去的上司王明作投靠毛泽东的见面礼，以换取毛的信任和重用。

　　在1938年3月政治局会议上，康生小心翼翼地迈出了投向毛泽东的第一步。康生表态支持毛有关留王明在延安工作的意见。尽管毛泽东、康生、任弼时在会上提出的这项动议因大多数与会者的反对未获通过，但是，康生试探的目的已经达到，在毛泽东暂时处于少数的时刻助了毛一臂之力，从而获得了毛的初步信任。

　　康生在“三月政治局会议”上投给毛泽东的一票立即带来了立竿见影的效果，一个月后，康生被委任为中央党校校长，离开了冷冷清清的中央职工委员会。

　　从“三月政治局会议”至六届六中全会召开的半年时间里，康生加紧了和毛泽东的联系。康生和毛泽东、张闻天、刘少奇、陈云采取联合行动，以中央书记处的名义或他们五人联名的形式，不断向以王明为首的长江局提出批评性的意见。康生已愈来愈明显地和王明拉开了距离。

　　康生虽然已经逐渐获得毛泽东的青睐，但一时还未握有实权。不久，康生力排众议，全力支持毛泽东与江青结婚，从而一举获得毛的完全信任。康生的政治前途从此出现了重大的转折。

　　1939年2月，毛泽东正式任命康生担任中央社会部部长兼情报部部长、敌区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康生成了中共情报和政治保卫工作的最高负责人。毛将瑞金时期长期担任政治保卫局局长的邓发打发去中央党校作校长，而将此重责委之于康生，一则显示毛对康生的信任，二则分散了周恩来对情报工作的领导权（周恩来此时兼任敌区工作委员会主任）。

　　在毛泽东的庇荫下，康生迅速成了延安炙手可热的人物。以中共的“捷尔仁茨基”（苏联十月革命后肃反机关“契卡”的首任领导人）自居的康生，很快将延安的保卫机构分门别类建立和完善起来。社会部开始在延安各机关、学校秘密布设情报侦察网，吸收可靠党员担任“网员”。1939年，中央社会部在延安“工作人员训练班”的基础上又创办了一个培养情报人员和肃反干部的秘密学校，对外称“西北公学”，康生实际上是该校的校长。

　　显而易见，康生之于毛泽东是极其重要的。以毛之多疑善变、对属下一向猜忌防范的性格而论，和毛毫无历史渊源又无战功和长征经历的康生，能长期获毛的信任，是极其罕见的，其主要原因乃是毛、康关系的性质完全不同于毛与其它中共领导人的关系。毛与刘少奇、任弼时等人的关系，从本质上说，主要是一种政治盟友的关系，而康生之于毛则犹如家臣。康生对毛泽东的绝对效忠和人身依附，使毛可以轻而易举将康生与其它政治局委员区别开来。对于毛，康生曲意奉承，揣摩迎合，善于体会某些难言之隐而主动为主人分忧；康生又能雷厉风行，坚决贯彻主人意志而不畏毛以外的任何中共元老，实在是为人主者手中须臾不可离身的一把利剑。

　　经过几年的磨练，1941年的康生早已铁定了心，做毛泽东的贝利亚（叶若夫被处决后的苏联最高特工头目）。此时的康生，威风凛凛，经常身着俄式皮夹克，足蹬长皮靴，手牵洋狗，每次外出至少有四名保镖跟随，①已成为延安最令人恐惧的人物。他犹如一头猛犬，随时准备听候主人的吩咐，向敌人猛扑过去。

　　①司马璐：《斗争十八年》（全本）（香港：亚洲出版社，1952年），页69、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