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末，毛泽东决定扭转学习运动的方向，他再不能容忍充斥于延安各机关“空对空”的纯学理讨论的空气。毛的策略是，“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抢王”，暂时放过党的中下层干部，先将党的高级干部从单纯读书的氛围中解脱出来，把他们引入到对敏感的党的十年（1927―1937）历史的讨论中去，进而把野火烧向王明、张闻天。
毛泽东此举带有“玩火”的性质。1938年共产国际在对中共的指示中明确告诫中共领导层，应慎重对待党的过去历史问题的讨论，以避免发生不必要的争论，从而影响党的团结。三年前共产国际的指示虽言犹在耳，毛泽东却毫不在意。经过近几年的经营，毛的权力基础又有新的加强，他要先行一步，试探一下其它领导人的反应。
1940年12月，毛泽东正式提出了隐藏在胸中多年的观点。12月4日，毛在政治局会议上首次对苏维埃后期极左的政策作出判断，认为这实际上是路线上的错误，“所以遵义会议决议须有些修改”。会上马上产生争论，张闻天等不同意苏维埃后期错误是路线错误的判断。①面对张闻天等的反对，毛稍稍调整了自己的言论，12月25日，毛在以后以《论政策》之名发表的党内指示中第一次宣布，中共在苏维埃运动后期犯了左倾机会主义错误，并提及其在十一个方面的表现。在这里，毛放了一只观测气球，他使用的是比较笼统、含混的“苏维埃运动后期”的概念，而没有明确指明其时间段是从1931年中共六届四中全会至1935年遵义会议召开之前；他用“左倾机会主义错误”来代替“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的正式判断。
毛泽东之所以选择在此时提出自己的观点，是基于他对其政治对手内部分裂状况之准确把握。毛十分清楚，在中共领导层内顽强坚持对原政治路线评价的人并不是王明，而是与毛长期合作共事、且在1940年仍与毛关系密切的张闻天。至于王明，则在1940年11月就提出中共在苏维埃运动后期犯了严重错误的看法。②尽管王明只是重复其1933―1934年在莫斯科即曾表明的观点，但王明此时旧话重提，却完全是为了与在国内的原同事博古、张闻天撇清关系。
①参见《毛泽东年谱》，中卷，页235-236。
②王明：《论马列主义决定策略的几个基本原则》，原载延安《共产党人》，1940年第12期，引自蔡尚思主编、姜义华编：《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4卷（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页488。
对于王明、博古、张闻天等互相攻讦、竞相推卸责任，毛看在眼里，却丝毫没有表示他个人对王明的欣赏和支持。毕竟，使毛感到威胁的是在国际共运中声名远扬的留苏派之精神领袖王明，而非王明昔日之朋友且早已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与自己站在一边的张闻天。眼下形势早已变化，王明正不时向毛示好，且将毛从“中国革命的伟大政治家和战略家”升格为“伟大的理论家”。①只有张闻天一人还在顽强抵拒毛为修正历史结论所作的努力，这种情况迫使毛不得不另图他策。
1940年冬至1941年6月，毛泽东用半年时间精心准备了一块砸向王明等留苏派的“石头”，这就是党的秘密文件集《六大以来》。
《六大以来》是一本深受斯大林《联共党史》影响、经毛泽东精心编排的中共历史文献汇编。全书分上、下两册，上册完成于1941年6月，全书编成于1941年12月。②
①王明：《学习毛泽东》，延安《新中华报》1940年5月7日。
②《六大以来――党内秘密文件》有全集本和选集本两种，选集本由八十六篇材料组成，均分为上、下两册，十六开本，由延安新华印刷厂印刷。1941年12月，《六大以来》全集本仅印了五百套，发行到几个中共中央局、军委等少数单位，不对个人发放。选集本逐一编号、登记、分发给党的高级干部。1947年，中共中央在国民党军队进攻下撤离延安，“全集本”只在中央办公厅保留几部，其余全部销毁。1952、1980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在对该书作若干调整、补充后，两次予以重印，由内部控制发行。参见裴淑英：《关于〈六大以来〉一书的若干情况》，载《党的文献》1989年第1期。
《六大以来》共收入各种文献凡五百一十九篇，约二百八十万字，收入文件的时间跨度，从1928年6月中共六大召开到1941年11月。
这套文献集的最大特点是具有鲜明的倾向性。在胡乔木、王首道的帮助下，毛泽东以中共党内所谓的“两条路线”为经纬，以此观点来编排史料。该书将毛泽东树为党的正确路线的代表，将王明、博古等列为错误路线的代表。全书共收入毛的文章、讲演、报告共五十五篇，占全书十分之一的比重。毛对王明、博古、张闻天起草的大量文稿作了细致的取舍，择其一部份作为“反面教材”收入书中。毛泽东对周恩来在抗战初期支持王明的活动也丝毫未忘却，在《六大以来》中将周恩来顺带捎上。该书全文收录了1938年6月15日周恩来和王明、博古联名发表的《我们对于保卫武汉与第三期抗战问题底意见》一文，作为周恩来对“错误路线”附和、妥协的证据。相比之下，刘少奇的政治行情看涨，在《六大以来》里也得到了充份的反映。该书收录了刘少奇四篇文章，被毛编排入“正确路线”一方。周恩来单独发表的文章仅收录一篇。毛通过此举向全党高级干部明确表示，只有刘少奇才是毛“正确路线”的真正拥护者。
毛泽东为表明自己一贯正确，对于收入《六大以来》的自己的文章作了精心的选择，将一切有碍于自己“形象”的文字尽情作了删除。毛剔除了表明自己支持1931―1935年党的政治路线的文字，对自己在三十年代前、中期发表的一些文章还作了细心的剪裁。毛只选录了他在1934年1月全国第二次苏维埃大会上的报告《只有苏维埃才能救中国》的一小部份，易名为《我们的经济政策》和《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收入《六大以来》。毛对《论新阶段》更是大动手术，他只截取报告中谈“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和“独立自主”的若干节，改名为《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将其收入《六大以来》。
有确凿的证据证明，在编辑《大大以来》的过程中，毛泽东出于自己的政治目的，在个别文件的日期上作了手脚。《六大以来》收入的由任弼时主持通过的《中央苏区第一次党代表大会政治决议案》，该文件原来的形成时期是1931年11月1至5日，但是被收入《六大以来》时，却被改为1931年3月。①这个改动非同寻常，它掩盖了1931年4月至10月由任弼时为首的中央代表团支持毛泽东、与毛联手共同反对项英的历史真相。毛之所以选中这份决议案，乃是该文件批评了毛所主张的“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土地政策，正好从反面说明毛与六届四中全会后的中央存在深刻的路线分歧。把通过该决议案的时间改为1931年3月，是为了强调六届四中全会后的中央派往江西的代表团下车伊始就反对毛的正确主张，而毛长期遭受中央的错误压制。毛将这个决议案收入《六大以来》，也是给任弼时一个警戒，使其明白，他在历史上也和错误路线沾过边。
毛泽东编辑《六大以来》，其理由是为召开七大作资料准备。②毛泽东的这个大行动得到了任弼时的全力支持。任弼时自1938年3月赴莫斯科后，在共产国际总部居留两年，直至1940年3月26日才返回延安。任弼时回国后，立即进入中共最高权力核心中央书记处（相当于政治局常委会），到当年的7、8月又被任命为中央秘书长，负责中央书记处的常务工作，成为毛泽东最重要的助手。
任弼时是一个具有理想主义色彩的共产党人。从三十年代后期始，任弼时对毛泽东的智能和谋略愈益钦佩，认为在中共党内唯有毛泽东堪负领袖重责，并且相信只要有毛掌舵，中共就一定能走向成功。因此，任弼时在毛泽东与王明之间较早就作出了选择，在毛泽东比较困难的1938年初春，任弼时在“三月政治局会议”上明确支持毛泽东的意见，从而获得毛的信任。
任弼时也有其难言之隐。尽管在1931年4至10月任弼时曾与毛泽东真诚合作，一同联手反对项英，但是在1931年10月后，却是由他具体贯彻六届四中全会后的政治路线，给毛扣上了“狭隘经验主义”的帽子。任弼时对三十年代初期曾经给毛造成的伤害一直深感内疚，多年来主动与毛靠拢，试图争取毛的谅解。1938年3月，任弼时赴莫斯科后，为突出毛在共产国际的影响竭心尽力，成效显著。返回延安后，任弼时更是全力辅佐毛，处处从中共的长远利益着眼，对毛的活动都从好的方面去理解。
任弼时出于维护党的利益而支持毛泽东，这并不意味着他就欣赏毛泽东的一切。任为人正派，有时颇看不惯毛的所作所为，③只是出于各种复杂因素的考虑，对毛的一些过份之举多佯装不知而已。作为六届四中全会后派往江西苏区的中央代表团团长，任弼时绝不会把他主持的苏区第一次党代表大会的日期忘记，正是由于任弼时的妥协态度，毛才敢于公开修改那次会议的日期。
①《六大以来――党内秘密文件》（上），页129。1931年3月18日至21日，项英以苏区中央局书记的身份主持召开了苏区中央局扩大会议，因等待中共中央指示的到来，没有形成会议决议就宣布暂停会议。4月17日，任弼时等到达宁都县与项英、毛泽东等会合，苏区中央局再举行一天的会议，作为前一月扩大会议的继续。此次会议形成五个文件：―、《接受国际来信及四中全会决议的决议》；二、《土地问题决议》；三、《关于一、三军团工作总结的决议》；四、《关于富田事变的决议》；五、《共青团工作的决议》――没有《中央苏区第一次党代表大会政治决议案》。中央苏区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召开于1931年11月1日至5日，此次会议的政治决议案由王稼祥起草。在编辑《六大以来》时，毛对这份决议案也作了剪裁，只将该文件的第一部份收入《六大以来》，而略去了第二、三部份，因为该决议案第二部份“中央苏区过去工作的检阅”明确提到“苏区党代表大会完全同意中央九月指示信”，如果将这些内容收入《六大以来》，就不能把该文件的日期写成1931年3月。参见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1），第7册，页451。
②《胡乔木回忆毛泽东》，页176。
③王明：《中共五十年》，页54。
1940年底到1941年上半年，毛泽东反击王明的活动已临近决战的前夜。毛一方面加紧编辑《六大以来》，同时，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文件中，他不断地亮出自己批评前中央政治路线的观点，为正式向王明等摊牌制造舆论。
1941年1月，毛以中央的名义下令组成由一百二十人参加的党的高级干部学习组，其中有重要干部四十多人，开始讨论党的历史经验问题，将对王明等的包围圈进一步收紧。
一旦观测到留苏派没有动静，尤其是留苏派的后台斯大林竟也毫无动作，毛迅速将阵地从党的十年历史问题移到当前。这次毛不再将王明、张闻天分开，而是要让这些“理论大师”立时呈现原形。毛决定彻底摧毁王明等赖以在党内坐大的基础――他们所拥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兼圣杯看守人的名号！
1941年5月19日，毛泽东当着王明等人的面向王明发起新的一轮攻击。在《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中，他要求彻底扭转1938年后开展的学习运动的方向，“废止孤立地、静止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而代之以学习当代最高综合的马列主义――斯大林的《联共党史》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在向王明发起的最新挑战中，一组组最具隐喻性和挑战性的新词汇被毛创造出来――“言必称希腊”、“希腊和外国的故事”、“教条”、“留声机”，尽管皆有其针对意涵，却并不明确所指，这就更加容易在词语与现实之间引发疑问和联想，从而猛烈动摇王明等的老语汇的神圣地位，为毛通过改变词语、夺取意识形态解释权扫清障碍。
紧接着，1941年6月，毛泽东将《六大以来》的第一部份编辑完毕，该书立刻成为毛砸向王明等的一块石头。两年后，毛泽东在1943年10月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讲话中回忆起《六大以来》的出版所造成的巨大效应，他说：
1941年6月编了党书，党书一出，许多同志解除武装，故可能召开九月会议，大家才承认错误。①
“许多同志解除武装”，固然和《六大以来》一书对党的核心层造成巨大的精神冲击有关，但是，毛泽东为配合该书的出版而精心策划的一系列活动，也极大地削弱了政治局大多数成员的抵抗能力。政治局在毛的进攻前，除了束手向毛输诚外，别无其它出路。
从1941年春开始，毛泽东连续推出几个重大举措。3月26日，毛以中共中央的名义作出《关于调整刊物问题的决定》，一举端掉王明、张闻天等最后几个舆论阵地。该《决定》声明，由于“技术条件的限制”和“急于出刊”某些书籍和小册子，停止出版《中国妇女》、《中国青年》和《中国工人》三家刊物。②毛为了显得“一碗水端平”，将胡乔木负责的《中国青年》与另两个刊物一并停刊，使领导《中国妇女》、《中国工人》的王明、博古、邓发等人明知其中有诈，也无话可说。
①逄先知（1950―1966年曾负责管理毛泽东的图书）：《关于党的文献编辑工作的几个问题》，载《文献和研究》，1987年第3期。
②《中央关于调整刊物问题的决定》（1941年3月26日），载团中央青运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青年运动文件选编》（1921年7月―1949年9月）（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88年），页539。
1941年9月1日，毛泽东又将上述谋略如法炮制一遍，宣布撤销由王明担任校长的中国女子大学，将女大与陕北公学、泽东青年干部学校合并为延安大学，把王明担任的最后一个可以抛头露面的职务巧妙地剥夺掉。
毛泽东对手无缚鸡之力的王明尚且如此处心积虑，对于那些手握兵符、统兵一方的八路军将领就更不放心了。为了防止彭德怀领导的八路军在前方可能会滋生的“自主性”和“分散性”，打击任何“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企图，毛责成王稼祥、王若飞于1941年7月1日以中共中央的名义起草了《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该文件不指名地警告彭德怀和各根据地领导人以及周恩来领导的中共南方局，必须一切听命于延安，不得“在政治上自由行动”、“在组织上搞独立王国”。毛并威胁彼等应吸取张国焘“身败名裂的历史教训”。毛泽东十分了解这些长期献身革命事业、无比珍惜自己革命历史的高级干部的心理特点，以党和革命的名义将他们牢牢控制在手里。
现在，一切都已准备就绪，一场大规模的党内整肃风暴即将来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