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所构思的整风运动包含了“破”和“立”的双重内容：一方面，毛要在这场党内斗争中翦除其政治上的对手；另一方面，毛还要创立以自己思想为中心的中共新传统，并将这两方面的成效有机地结合起来，最终为巩固自己的领袖地位而服务。如此艰巨的任务，绝非刘少奇、康生、陈伯达、胡乔木等少数人参与就能完成，毛还需要其它一些干部和工作机构来协助自己，他们应该运用某些机关的力量，坚决贯彻毛的意图，创设制度，培养新人，支持和配合毛的行动。在四十年代初，任弼时、陈云、李富春及其领导下的中央办公厅和中央组织部，实际上扮演的就是毛的“内管家”的角色。
中共是依照苏共模式组建起来的高度组织化的政党，在理论上，党的中央机关应是领导全党的最高司令部。1927年后，中共逐渐转移至农村，长期艰苦的军事斗争，使军队在党内的作用明显加强，但是在留苏派主政的瑞金时期，中央机关及其领导人的权威仍是不容挑战的。长征开始后，中共领导体制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党和政府系统全部并入军队，军队与党实际已融为一体，打破了党机关至高无上的局面。然而，随着长征结束和延安时代的到来，一度因客观战争形势而被取消的党机关又渐次恢复，特别到了抗战爆发，中共力量获得迅速发展，党的各种机构的工作任务极其繁重，为了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又新创立了一些党的机构。这样，就使由留苏派掌握的党机关的作用再一次凸现出来。
对于留苏派控制的党机关力量的复活，毛泽东保持着高度的警惕。一方面，毛不愿过份刺激张闻天等人，在形式上对中央机关的格局采取维持现状的态度；但在另一方面，毛又抓紧时机，利用自己在中央核心层已拥有的优势地位，果断地对党的重要机构进行局部调整。中央秘书处和中央组织部就是毛的局部调整战略的主攻目标。
1935年后，在中共组织系列中，中央秘书处是除军队以外最重要的机构。中央秘书处在瑞金时期只有少量工作人员，由担任中央秘书长的邓颖超主管，主要负责文电收发（包括与共产国际及上海中央局的电台联络），保管、承担会议记录等秘书性质的工作。由于军事斗争在苏区占据头等重要的地位，中央秘书处主要围绕中央军委工作。当时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委会主席的毛泽东仅有一个工作人员兼收发，其它中共领袖也无专门的秘书机构为之服务。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进入中央军委和中央常委会（书记处），中央秘书处局部恢复建制，其作用开始日益突出。1935年6月，毛让自己过去的秘书王首道参加了两河口会议的秘书工作（王首道在瑞金时期曾一度担任毛泽东的秘书）。其后，毛任命王首道负责中央秘书处，并同时领导中央军委机要科。9月，毛通过调离邓发、李克农的工作，停止了邓发所担任的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和李克农担任的国家政治保卫局执行部部长的职务。毛将原由政治局直接领导的国家政治保卫局易名为方面军政治保卫局，并派王首道担任该局领导。此时的中央秘书处除了掌管机要文电外，还兼管政治保卫工作。
毛通过这些措施，将党、军队等全部机要通讯系统和肃反情报大权牢牢地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1937至1939年，中央秘书处继续由王首道负责。王首道忠实地履行了他作为毛泽东执行秘书的职责。除了掌管文电收发、联络各方、照顾毛和其它在延安政治局委员的生活起居等各项工作外，王首道还亲自担任政治局会议的记录员，1937年底王明返国后召开的“十二月政治局会议”即由王首道担任会议记录。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虽处下风，但是其权力并未受到真正动摇。会议结束时，毛命王首道收回所有与会者的笔记本，由王首道代为保管。而事实上，由王首道收回的与会者笔记本以后一直未退还本人。①
① 1950年6月9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共七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王明同志的决定》，责成王明必须对所犯历史错误作出书面检讨。王明在同年8月17日给毛泽东及中央书记处写信，要求查阅旧时笔记本和有关报刊。王明提出，1937年12月会议散会时，主席叫王首道同志把各同志笔记本都收下，不准带出去。我的笔记本也被收下去了，以后并没有归还。参见王明：《中共五十年》，页156。
尽管王首道对毛泽东忠心耿耿，但在纷繁复杂的新形势下，中央秘书处的工作似乎难以适应新的环境和新的需要。抗战爆发后，原由中央秘书处兼管的政治保卫工作的职能又划归了边区保安处和继之成立的中央社会部，中央秘书处的职权范围有所缩小。自此以后，中央秘书处基本处于维持现状的局面。为了加强中央秘书处作为毛泽东的耳目和中枢机构的作用，1939年，毛泽东调其老友、时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的李富春兼管中央秘书处，由王首道作李富春的助手。这样，在1940年5月任弼时就任中央秘书处领导之前，李富春实际上成了中央秘书处的主管。
毛泽东对中央机关另一个重要部门――中央组织部，也不失时机进行了改组。1935―1937年，中组部部长由博古担任，在这段时期，中组部的工作基本处于停顿状态。因为在战时环境下，干部调配基本由军委掌握，红军抵达陕北后，外来人员极少，集中于陕北的都是经历过长征考验的红军指战员，中组部的日常业务中的一项，诸如对干部进行政治审查，已失去了工作对象。因此，作为中组部部长的博古，其主要工作岗位是在中央书记处而非在中组部。“七七事变”爆发后，大批外来人员进入延安，中组部面临大量的干部审查、分配等工作，持续几年的冷清局面立即改观，中组部成了延安最热闹、工作最繁重的部门之一。恰在此时，陈云随同王明、康生返回延安，博古又要前往长江局，毛泽东遂将中组部部长一职交由陈云担任，并派李富春任副部长，配合陈云开展工作。
陈云，原名廖陈云，一度与项英齐名，是中共党内少数出身工人阶级的高级领导人。1933年初，陈云进入中央苏区，在1934年1月举行的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政治局委员，并兼任白区工作部部长。1935年2月，陈云受张闻天的委托，离开正在长征中的红军秘密转赴上海，准备恢复上海党组织，并打通与共产国际的联系渠道。陈云抵沪后，与上海中央局负责人浦化人接上关系，从浦化人处了解到中共在沪组织已全部被国民党破坏，共产国际远东倩报局已将工作人员撤出上海。陈云由此判断，恢复中共在沪活动的条件还未成熟。恰在此时，浦化人通过特殊渠道接到中共驻莫斯科代表团要求国内派人组团前往苏联参加共产国际七大的通知，陈云遂于7月左右，在宋庆龄的帮助下，和杨之华、陈潭秋等乘船秘密前往苏联海参崴。1935--1937年，陈云在苏联期间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主要成员。但与久居莫斯科从未返国的王明、康生不同，陈云受中共代表团指派，提前于1937年春返回新疆，组织营救进入新疆的西路军余部。陈云在星星峡亲自迎接了原西路军高级将领李先念等人。陈云1937年春的新疆之行，为他赢得了中共军方将领的广泛敬意。
陈云返回延安后继续担任政治局委员，并且进入了书记处，但是他的主要工作岗位是在中央组织部。陈云在初抵延安的一个短时间内，曾和政治局绝大多数成员一样支持王明传达的共产国际关于加强国共统一战线的方针，但是陈云回头较早，从1938年3月就转变了立场。1938年3至8月，在毛泽东与长江局的对立中，陈云与在延安的中央书记处其它成员步调一致，坚决站在毛泽东的一边，成为毛的新盟友。
陈云、李富春领导的中组部，其主要工作是对抗战爆发后奔赴延安的各类人员进行严格的政治审查，根据审查结果分配、安置他们的工作。陈云和李富春担当的是毛泽东在组织人事领域监护人的角色。
“七七事变”后，一批从国民党监狱释放出来的共产党员和大批青年学生纷纷前往延安，这种现象使党的领导人既喜又惧。喜的是，延安道上人流如潮，足以说明党的事业兴旺发达，而面临大转变的党正急需大批青年干部；惧的是，不知在这些来延人员中是否夹有国民党的暗探和奸细。为了保证来延人员的政治可靠性，中央决定对所有来延人员进行严格的政治审查，于是，这就成了中组部的头等重要工作。
1937年底至1938年底，中组部设有干部科、地方工作科和秘书处三个下设机构，由王鹤寿任干部科科长，刘锡五任地方工作科科长，邓洁任秘书长。在这三个机构中，主要由干部科负责对来延安的干部进行政审和分配。
中组部对来延人员的政审分为四个阶段：
一、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对释放出狱人员和自愿申请去延安的青年学生进行初审。
1937年8月底至10月，周恩来、叶剑英、李克农凭名单向国民党当局交涉，从南京国民党军人监狱和苏州反省院陆续营救出一百余名中共原负责干部。由首批出狱的黄文杰、刘顺元、刘宁一、王鹤寿、方毅、夏之栩等在南京八路军办事处组成考察去延人员的审干小组，对申请去延人员进行逐个的政审。①其工作流程是，出狱人员需写出个人狱中表现的书面材料，并向审干小组提供其它出狱人员在狱中表现的资料。审查小组根据本人的书面材料、口头叙述和其它人的旁证，对申请去延安的人员作出不同的处理：狱中表现坚定的人员送延安或直接留国统区工作；狱中表现有些问题、需进一步审查的人员也送延安；狱中表现不好、有叛变自首行为的人员，要其留下通讯地址，再动员其“回家去抗战”。②经过审查小组的遴选，从一千余被释放人员中挑出七百多人介绍去延安。
对申请去延安的青年学生的审查则比较简单和宽松。凡持有各地中共地下组织或外围组织介绍信的青年学生，在经过八路军南京办事处的逐个政审后，一般都予介绍去延安。
二、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接到南京办事处转来的审干小组对去延人员的“鉴定表”后，对持介绍信前来的人再进行一对一的个别谈话，此谓复审。然后将其集中分送西安附近的泾阳县云阳镇进行下一步的审查。也有个别人员是直接经西安转送延安的。
三、中组部在泾阳县云阳镇设有接待站（检查站），负责对去延人员进行严格的三审。领导审查小组的人员有冯文彬、王观澜、刘辑武、胡乔木以及刚从南京八路军办事处调来的王鹤寿等。在云阳镇的审查重点是盘问出狱人员在国民党狱中期间是否写过“悔过书”。
1937年12月，原中共驻青年共产国际代表黄药眠在云阳镇就经历了这样一番严厉的审查：
同我谈话的是刘辑武。他问我：“你写过悔过书没有？”我忠实地回答：“写过。但是我没有出卖组织，只表示以后不再搞政治了，也不拥护国民党。当时许多领导人都叛变投降，释放出去了，而我则被认为实质上是坚持共产党的立场，所以交军法处，叛处一等有期徒刑十年。”谈完以后，刘辑武就说：“你写个书面报告来吧！”一个星期以后，他就根据我的报告表达了他的意见，并问我还有什么补充，还有什么不老实的地方，并说老实这是至关重要的问题，希望我注意。最后，他还要知道一些当时被释放的人现在的情况。再过一星期，他就找我做第三次谈话。他说，他们决定把我送到延安去解决我的问题。当时我有点犹豫，我说：“还是给我遣散费，我回广东去好了。”他说：“不，你还是到延安去吧！”③
①参见刘顺元：《关于八路军驻京办事处的点滴回忆》，载《抗战初期的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页69。
②刘宁一：《1937年八路军办事处向国民党交涉释放政治犯的情况》，载《抗战初期的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页71、78。
③黄药眠：《动荡：我所经历的半个世纪》，页433。
在云阳镇接受审查的去延人员一般也面临三种安排：“没有问题”或“虽有问题，但不太严重”的释放人员大多数被派往延安，接受下一阶段的审查，并等待分配工作；有较严重历史问题的人则发给路费，劝其返乡或去大后方参加抗战；青年学生中的一部份则被留在云阳的青年干部训练班（不久即迁至安吴堡）接受政治审查和政治训练，而在云阳镇接待站负责审查工作的冯文彬和胡乔木，同时又是云阳青训班的负责人。
通过云阳镇检查站政审的人员，前往延安的方式也有两种：社会知名度高、年龄较大的人员可以乘大卡车前往，其它则一律步行前往。由云阳镇至延安的八百余华里，徒步需九至十天的时间。
四、去延人员抵达延安后，中组部很快派人前来谈话，再次对来延人员进行一对一的逐个审查，此是政审的第四个阶段。这时中组部已收到云阳镇检查站转来的材料，对来人的政治情况已基本掌握，于是中组部就依据转来的材料和每人的业务特长对来延人员进行工作安排。到了这一步，才算是正式进入了延安。
司马璐①和黄药眠在延安中央组织部受到的不同接待，反映了来延人员原先的革命资历不是决定其今后政治命运的关键因素，而能否获得党的信任完全取决于其个人在国民党监狱中的表现。
在中组部的眼中，司马璐虽是一个参加革命不久的新同志，但他出身好，政治面目清楚。司马治璐出身于苏北海安县贫苦农民家庭，其父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被地方民团以“通匪”罪名杀害。在社会底层爬滚几年后，司马璐于1935年参加了中共在上海的外围组织，并加入了共青团。1937年初。司马璐被党组织派往位于镇江的由国民党江苏省省主席陈果夫作后台的“私立江苏流通图书馆”开展地下工作。1937年4月下旬，司马璐被捕，由于未暴露身份，在坐牢一个月零七天后被交保释放，旋即在上海加入了中共。“八一三”后，司马璐经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和云阳镇审查小组的审查，辗转前往延安，因病在边区医院治疗数月后，于1938年3月在延安中组部受到陈云的亲自接见。
陈云向司马璐提出两个问题。第一，在镇江是否加入了国民党？第二，被捕后是否写过“悔过书”？在得到满意的答复并仔细审阅过有关司马璐的书面材料后，陈云亲自分配司马璐前往延安最神秘的机构――位于枣园的中共“敌区工作委员会”，向康生的助手曾希圣（时任“敌区工作委员会”主任秘书）报到。②
①司马璐早年参加中共，1939年6月因“托派”嫌疑被送出延安，第二年被恢复党籍，1942脱离中共并参加了中国民主同盟，1949年前往香港创办《展望》半月刊，逐渐成为香港著名的中共党史专家，编著有《中共党史暨文献精萃》。司马璐于八十年代迁往美国，现居纽约。
②司马璐：《斗争十八年》（节本）（香港：自联出版社，1967年），页69。
与司马璐相比，黄药眠虽是1928年加入中共的老同志，并曾出任过党的高级职务，但因黄药眠被捕后曾在狱中写过“悔过书”，从此就失去了党的信任。接待黄药眠的不是中组部部长陈云，而是中组部的一般工作人员。
据黄药眠回忆，中组部工作人员对他谈了下面一番话：
“看了你的材料以后，我们认为你是在敌人面前屈服。这是你历史上的一个政治污点。关于党籍问题以后再解决，现在先分配你到新华社去工作，作翻译。”
“我问他：‘你所说的党籍问题以后再解决，是恢复党籍，还是重新入党？’他的答复是：‘重新入党。’我心里想，所谓重新入党，就是十年党龄丢了。坐了三、四年监，还要留下政治污点，我从前也搞过党的工作，我是很懂得这句话的具体含义的。”
黄药眠申辩道：“你说的留下政治污点我是不能接受的，从我个人这件事，孤立地看，你这个估计是对的，但从当时的整个形势看，上海党、团中央局几乎全部垮台、纷纷自首叛变的时候，就只有我一人判处十年徒刑，现在对我的处理，这不正如叛徒李一凡说的……国民党把你们当作共产党来军法处理，而将来共产党又会把你们作为叛徒处理吗？”
中组部工作人员回答说：“我没有说你是叛徒，只是说你在敌人面前屈服。现在是抗日战争时期，我们无法进行进一步的调查研究，所以暂时就这样吧，你先去上班吧！”。①
黄药眠的安置情况属于中组部分配的第一种类型：对有特殊专长的来延人员，虽有历史问题，但已基本审查清楚，可直接分配工作。黄药眠通晓英、俄语，曾在莫斯科作过翻译，因此被分配至新华社，可谓专业对口。
另一种分配类型是：将来延人员先分配到抗大、陕北公学或中央党校，经过一段时间的政治学习和审查后再分配具体工作。
建国后曾长期担任江苏省省长的惠浴宇1937年冬经武汉八路军办事处的介绍到达延安。惠浴宇是1928--1930年江苏省海州地区党的领导人，1930年在上海被捕，直至1937年才被国民党释放出狱。惠在狱中无任何“自首”、变节行为，他的这段历史已由在延安的当年狱中难友提出证明，因此惠浴宇在经历了一段审查后于1938年4月被分配至抗大总校，并被告知他可以重新入党，惠浴宇就在这种情况下于1938年重新入党。以后惠浴宇在其它同志的鼓励下，给当年江苏省委负责人陈云写了一封信，请陈云为他1928―1930年的党籍作出证明。陈云接见了惠浴宇，与他进行了详细的谈话，最后肯定了惠浴宇的党籍，这样，惠的党籍就从1928年算起。不久，惠浴宇就从延安抗大总校被分配至皖南新四军总部。②
①黄药眠：《动荡：我所经历的半个世纪》，页435-436。
②惠浴宇口述，俞黑子记录整理：《朋友人》（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 年），页95－99。
第三种分配类型是：对那些有较严重政治历史问题，一时又不易审查清楚，但在政治上表现左倾的人员，则劝其返回国统区活动。
陈云、李富春创立的干部审查制度犹如一道坚固的拦河大坝，经过层层的冲刷，已尽可能将“可疑”分子排拒于延安之外。被允许留在延安效力的“有问题”人员则尽在组织的控制与掌握中。
在陈云、李富春的主持下，中组部的各项工作井然有序，有条不紊，与康生领导的肃反机关保持着密切的合作关系，但在1938―1939年，中组部的干部审查和安置工作尚有若干灵活性，因而给许多去延人员留下不错的印象。
例如，李富春对因在延安备受冷遇、歧视而决定回到国统区的黄药眠就曾给予诚恳的挽留。1938年春，分配到新华社工作的黄药眠因心绪不佳，病卧在床，而黄药眠的上级、昔日在莫斯科的旧友徐冰（邢西萍），则因黄药眠有“历史问题”，对黄十分冷淡，不仅对黄的生活和工作情况不闻不问，甚至将黄药眠退回了中组部。走投无路的黄药眠只得写信向昔日的旧友周扬求助，在周扬的关照下，黄药眠一度“寄食”在边区文艺家协会。不久，心灰意冷的黄药眠向中组部提出申请，要求去国统区作文化工作，很快得到批准。正当黄药眠准备启程时，遇到了中组部副部长李富春。1929年黄在中共江苏省委工作期间，李富春是黄的上级。在李富春的热情挽留下，黄药眠改变主意，决定继续留在延安。然而黄药眠在中组部办交涉时仍受到冷遇，又使黄产生疑虑，觉得李富春“怎么会不知道（自己）已到了延安？”“是谁派工作人员和（自己）谈话的呢？”最后，黄药眠抱定“要革命也不一定要在延安”的决心，一气之下离开了延安。①
黄药眠因受不了中组部工作人员的冷落和歧视，负气离开延安，从他个人而言是黄的自尊心和清高与党严格的审查制度不相合拍，没能经受住党的“考验”。其实，中共对从事白区工作的干部实行严格的审查，是一项广泛应用于任何人的政策，并非仅仅针对黄药眠，即使那些从未被国民党逮捕、地位较高的干部也得经受中组部或其它部门的“过滤”。杨子烈和王世英在延安受审查的情况就充份说明了这一点。
杨子烈是张国焘夫人，也是1921年参加中共的党内元老之一。杨子烈从二十年代初起就广泛参加了中共领导的一系列革命活动，她不仅是中共妇女运动领袖之一，还曾经两次赴莫斯科深造。1931年春张国焘被派往鄂豫皖根据地，杨子烈被中共中央留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1934年中共在上海的组织遭国民党破坏后，杨子烈失去了组织联系，她先返乡避乱，又重返上海学产科，直到国共合作实现后才经南京八路军办事处介绍，带着儿子辗转来到延安。杨子烈归队后，最急切的要求就是希望中组部恢复她的党籍。尽管杨子烈是中共老干部，她的丈夫张国焘此时仍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和边区政府代主席，但是，中组部还是要调查她与组织失去联系后的种种表现，同时要在工作中考验她。杨子烈被分配到边区政府做政治教员，她还义务在边区的中央医院做产科医师。尽管杨子烈工作热情积极，受到院长傅连璋的高度评价，但她的党籍仍未能恢复。蔡畅当时和她丈夫李富春都在中组部工作，参加了对杨子烈脱党后一段历史的审查，虽然蔡畅与杨子烈是相识十多年的熟人，对杨子烈的过往历史十分了解，但也未能解决她的党籍问题。②直到1938年6月，毛泽东批准杨子烈携子离开延安前往武汉投奔张国焘时，她的党籍一直未能恢复。
①黄药眠：《动荡：我所经历的半个世纪》，页441-442。
②勉之：《革命圣地承教泽》，载《延安马列学院回忆录》，页146-147；另参见杨子烈：《张国焘夫人回忆录》（原名《往事如烟》）（香港：自联出版社，1970年），页344-345。
如果说杨子烈是因其在地下工作时期曾失去党的关系到延安后不被党信任，那么王世英一度受到党的冷落，则是因为中共党内对从事白区地下斗争同志存在着根深蒂固的歧视、怀疑的传统。
王世英是三十年代中共特科的重要成员，在康生赴苏联之前长期在康生领导下从事政治保卫和反间谍的特工斗争。1935年中共上海临时中央局遭国民党两次大破坏后，王世英率临时中央局转移至天津，继续开展秘密工作。1936年后，王世英任中共北方局联络局（又称“中共华北联络局”）副局长，受北方局书记刘少奇派遣，代表中共与李宗仁和阎锡山等进行秘密联络，又以红军代表身份在太原主持秘密机关――红军驻太原办事处，为中共打开局面、拓展生存空间作出了重大的贡献。1937年后，王世英代表中共驻太原和晋东南，与阎锡山交涉周旋，同时多方搜集阎方情报，直到1938年初返回延安。
王世英是中共高级干部，从未被国民党抓获，1936年后一直与延安保持电讯联系，按照常理，他从前方返回应受到热情的接待和慰问。但事实是，王世英住在招待所里“好多天没人过问，自己去找组织，也没人管”。①延安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对王世英这样重要的干部竟不闻不问？
王世英到延安的时候正是延安上层处在微妙变动的时期。1937年底至1938年初，王明从莫斯科带回的意见一时在中央政治局占了上风，毛泽东被迫采取守势。然而王明等的返回并未真正动摇延安的政治格局，过去的一套制度仍在有条不紊地运转，陈云、李富春主持的中组部并没有一天停止工作。毛泽东或许太忙，一时顾不到王世英，但将随同王世英一同返回延安的部下抓起来，就无法依“常理”解释了。1938年春，王世英的一个部下萧明被定为叛徒遭到逮捕，另一个部下刘雅洁则被驱逐出根据地，王世英的妻子李果毅在延安也被过去的熟人躲而避之。
王世英在延安被冷落归根到底只有一个原因：党组织对他存在怀疑。王世英虽是中共特科重要干部，也从未失去组织关系，但是，他不像前特科干部李克农、陈赓等人那样曾经进入中央苏区，经历过战争和长征的考验，在那个时期，在延安上层领导的思维中，只有参加过长征的干部才是可以信任的，对其它人的信任都要打个折扣。
王世英在延安被冷落长达四个月。但毕竟王世英不是一般的白区干部，中共也需要王世英丰富的情报和统战经验，加之对王的审查也没有发现任何问题，毛泽东终于接见了王世英并听取了他的工作汇报。在毛的过问下，王世英进入了马列学院第一期学习，两个月后又被派往山西担任八路军驻二战区办事处主任。
近似于王世英情况的还有贾拓夫。虽然他是唯一参加长征的西北地区党的元老，1937―1939年担任中共陕西省委书记，但在他奉调回延安后却被降为西北工委委员兼秘书。真正的原因乃是中央接到告发，对1931年贾拓夫被捕事产生了怀疑，从此开始了对他的秘密调查。1941年10月9日，毛泽东致信贾拓夫：“你已知道，对你的怀疑是题中应有之义，这是对的，但我们现在已决定取消对于你的政治上的怀疑，恢复对于你的完全信任。”②随后贾拓夫被任命为中共西北局常委兼秘书长。
①段建国、贾岷岫著，罗青长审核：《王世英传奇》（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页147。该书经原中共中央调查部部长罗青长审核，国家安全部情报史研究处原任处长贺若渊、现任处长谢建华等作了大量的审定工作，全书经国家安全部审定。
②周维仁：《贾拓夫传》，页72。
四十年代初，中央组织部的工作已全部纳入制度化的轨道。中直机关的干部由中组部及各直属单位干部科管理，军队干部统归军委总政治部管理，边区干部由边区党委组织部及以后的西北局组织部管理。1938年底至整风运动前夕，中央组织部的规模又有了扩大，在原有的干部科、地方工作科和秘书处之外新增了交通工作科（1940年并入中央出版发行部）、总务处。中共中央并决定由中组部代管中央党务委员会，挂靠在干部科。中组部的工作人员也从原来的十多人发展到六十余人。陈云、李富春运用机关力量甄别、调配干部，力图使在延安的党员干部各得其所。陈云还为延安的干部作了《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的报告，要求新老党员忠实于党的路线和纪律。中组部成了毛泽东基本可以放心的后方基地。
和中组部情况相类似，中央秘书处在任弼时接任后面貌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1940年5、6月间，任弼时被政治局任命为中共七大筹委会秘书长，实际履行中共中央秘书长的职责（1941年9月，任弼时才被正式任命为中共中央秘书长）。任弼时在中央秘书处的基础上，于1941年9月正式创建了中共中央的中枢机构――中央书记处办公厅，下设秘书、警卫、总务（行政）三个处，由任弼时兼任中央办公厅主任，李富春担任主持工作的副主任，实际履行中办主任的职责。
中央办公厅除了负责机要文电、文件草拟、联络各地等幕僚性业务外，它的另一功能就是为毛泽东和其它领导人提供生活服务。任弼时亲自制定了大、中、小灶干部待遇制度，将中共党内事实上存在的等级差序用物资分配的形式具体体现出来，并使之进一步明确和固定化。
延安的伙食制度并非始于1940年，早在1937年就已形成若干规定。1937―1938年，延安的普通战士每人每天伙食标准为五分钱，一般干部为七分钱，枣园“中央敌区工作委员会”（即以后的社会部）的工作人员为一角五分（此是当时延安一般干部最高的伙食标准），军队团级干部和边区厅级干部的伙食标准为一菜一汤，师级和中央党机关部级干部为两菜一汤，政治局委员则为四菜一汤。
确定不同人员享受不同的物质待遇是一个颇为复杂的问题。任弼时具体筹划，亲自决定享受小灶待遇的人选，明确规定只有中央委员或相当于中央委员的军政负责干部才有享受吃小灶的资格。王若飞因做过陈独秀时代的中央秘书长，长期在党内遭到排斥，四十年代初他的政治地位并不高，只是中央党务研究室（名义上专管各根据地党的工作，实际上仅是一个政策研究机构）的负责人，因而被列入吃中灶的档次。
为了保障高干的小灶食物供应和其它生活物资的需要，还开辟了从各根据地和国统区调配物资进入延安的供应渠道。①
延安高干供应制度的建立，对于正在形成的以毛为中心的体制具有重大意义。此制度的作用不仅在于它能够在物质匮乏的条件下确保对党的高级干部的物资供应，更在于它可以在敏感的“价值”和“承认”问题上直接打击党内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王明最热烈的听众）自视清高的傲慢。从此，中共历史上曾经有过的罗曼蒂克式的平均主义时期已经结束，中共进入到强调等级差序的新时代。
①据师哲回忆，为了满足江青要用宁夏滩羊皮制作皮衣、皮裤的要求，中央办公厅运用保安处的外勤，冒着危险去马鸿逵统治的宁夏去采买。江青要吃阿胶，中央办公厅通过关系去山东采购，经香港和中共驻重庆办事处才辗转送到延安。参见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页169。
1941年，任弼时、陈云、李富春和毛泽东的关系已经完全确定，他们所领导的部门成为在政治上支持毛的重要阵地。此时，任弼时已是在延安地位仅次于毛的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陈云则以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的身份领导中央组织部、中央青委和泽东青年干部学校。李富春虽非政治局委员，但他的实际权力却大大高于许多政治局委员。作为毛的故交，李富春所担任的中央副秘书长、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和中组部副部长等职，使他成为延安少数几个与毛关系最密切的人物之一。
在即将到来的毛泽东与王明的交锋中，任弼时、陈云、李富春将忠实履行他们作为毛泽东盟友的职责，全力拥戴和支持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