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我15年所见：有恩爱也有争吵。好的时候多，矛盾也不小。前途不很好。

　　“野史”、”外传”见过街上卖。你为啥还要问真假？自古以来“野史”、“外传”就是编故事。是人民情绪的一种流露，并不是历史。编故事么，你也不能要求作者真实，作者也没有尊重事实的责任。“野”、“外”是消遣休息的东西。你不消遣你当真。那是你自己的责任。・

　　我说过是编故事，你还要问。江青那时还不满10岁。怎么可能跟康生如何如何？而且康生是在上海读书。“约法三章”？江青打倒了十几年，真有这个约法三章，约法人早就出来证明了。没人证明么。谁也不是神仙，30年前就能未卜先知3O年后。事实是，1956年由周恩来提议，所有中央常委都支持，给江青以较重要职务，与陈伯达、胡乔木、叶子龙。田家英一道被中央任命为中共中央主席的五人秘书之一。这次中央常委会，我就侍立于毛泽东身后。毛泽东开始不同意，过去他已经多次反对过。这次常委们坚持，他后来勉强同意了。少数服从多数。

　　总之，生来就坏的人没有，人是变坏的。有的慢慢变坏，有的很快变坏。生活中不是有不少人“昨日是功臣。今天成罪犯”吗？你看报纸：一名优秀共产党员是如何沦为盗窃犯的？这种报道就比较实际，公正。“沦为”是强调这种变化过程。对于江青也要这样看待才能经得起历史检验。粉碎“四人帮”时，马季的相声大快人心，政治上起了很好的作用。十几年过去了，仍然停留在马季的相声那种水平，什么头套假发之类的水平，则无论对历史，对艺术都有些说不过去了。何况江青并不是秃顶，她有一头依密的好头发呢。

　　我不是要讲江青变坏的全过程，我讲不来。我只跟随毛泽东15年。我以为江青发生质变是在10年动乱中，10年动乱中我已离开了毛泽东，也不曾再见到江青。

　　就讲我知道的一些事情吧。

　　“七・七・，事变揭开了全国抗日战争的序幕。中华民族的优秀子孙纷纷投奔延安。那时的延安，生活环境异常艰苦。斗争形势也很严峻。到了延安受不了苦而又离开延安的不乏其人。江青在这个时候来到延安。坚持下来了，还是应该肯定的。当然，投奔革命不等于是坚强的革命者。毛泽东曾多次指着江青鼻子训斥：“你就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你是改不了的剥削阶级作风！这两句话给我印象根深，也耐人寻味。我想：江青如果没有积极投奔革命，毛泽东不去说这两句话。江青如果已经是成熟的优秀革命者，毛泽东也不会说这两句话。

　　那时，投奔延安的女青年数量颇为可观，许多都是德、才、貌俱备。我们党的许多领导人和军队高级将领都是从这批女青年中选择了自己的妻子。作为党和军队的领袖，毛泽东的腕力无疑是最大的。敬仰爱慕毛泽东的女青年不少，以毛泽东的情况，不可能选择一个各方面都糟糕，如某些文章说的那样一无是处的女人作妻子。

　　那时，江青长得还是比较出众。头发乌黑浓密，系一根发带，发带前蓬松着一抹留海，发带后面，曾经留过辫子。曾经让头发像瀑布一样披挂到肩际。眉毛弯弯的，眼睛大而有神；鼻子挺秀；嘴巴稍稍有些大，但是抿紧嘴唇的时候还是别有一番动人之处。

　　她会唱戏。现在不少文章说她是三流演民但在延安。在陕北．我们那时是把她当明星来看待。她唱戏唱得好。她演的电影被国民党下了禁令，她在上海舞台上也扮过主角。现在的一些文艺界名人当年在延安并不比她名气大。她表演的《打渔杀家》，中央首长们都很喜欢，毛泽东也喜欢。她后来又教会女儿李钠唱戏，给毛泽东表演，也给战士们表演。转战陕北期间，李钠的表演对战士们来说，是紧张、艰苦斗争生活中的一项非常好的休息和娱乐。

　　她字写得好，也能写文章。特别是楷书写得好。李钠练字，毛泽东说：“我的字不行，她妈妈的字好。让她妈妈给写字帖。李钠是照她妈妈的字练出来的，现在李钠的字画也不错。

　　江青喜欢骑烈马，驯烈马，越凶越爱骑。转战陕北时。她骑的那匹大青马；灰青灰青的，性子很烈，是贺老总送的，据说当年在延安，她是很喜欢跟别人比试骑马的。她比较争强好胜，喜欢出风头。周恩来去中央党校讲课，先到毛泽东那里请示，出来时，江青要送。从杨家岭出来，跑马中，江青打马一冲，惊了周恩来的马，周恩来摔断了右臂。这是1939年的事情。有人说江青那时就搞阴谋，暗害周恩来，这种说法是不对的。但是这种推理逻辑恰好是江青一伙在“文化大革命”中发明的。也算是“种爪得瓜，种豆得豆”吧．我是始终不同意这种推理逻辑的。

　　江青不爱打枪。喜欢打扑克，织毛线活。她织毛衣织得很好，能织出各种花样，会剪裁衣服。李钠的衣服。裙子。布拉吉都是她自己动手做，做得很漂亮。。

　　转战陕北期间，江青没干什么大事，也没干什么坏事。主要就是照顾毛泽东的衣食住行。她负责我们卫士组，应该说，她对毛泽东还是很关心很负责的。那时，她比较能接近群众。给工作人员剪头发，讲点文化科学知识，教教针线活等。行军路上能搞点小鼓动，有时还给大家出谜语。有个谜语我至今记得清：日行千里不出房。有文有武有君王。亲生儿子不同姓，恩爱夫妻不同床。

　　谜底是“唱戏”。

　　江青喜欢打扮，也会打扮。转战陕北期间，她不再是长发披肩，梳成两条辫子，在脑后盘成一个舍。在女同志中，她总是显得比较出众。女青年喜欢叫她帮忙梳妆，她也乐于帮助别的女孩子，毕竟是一种荣誉。她在冬天穿军装多些。有时也穿深蓝色布棉衣。剪裁合体，总要显出身段才行。夏天喜欢穿翻领列宁装，带卡腰。她满意自己皮肤白皙，腰肢苗条。她乐于暴露自己的优点。

　　江青在表现出她的种种优长之处的同时，也不断地暴露出她品质和性格上的缺点和弱点。这些缺点和弱点仿佛是与生俱来，根深蒂固，再也改不了，并且不断发展，终于造成与毛泽东感情生活上的裂痕。

　　江青来自上海，受现代文明熏陶，未必不是好事。她也有深入工农群众，和工农兵打成一片的愿望。但是她的骄傲；她的爱出风头；她的顽强表现自我，总想高居人上的欲望；她从来不会替别人想一想的极端个人主义，使她始终不曾与任何一名普通群众“打成一片”，她甚至始终未能与她的丈夫毛泽东感情融洽，心心相映。

　　我初到毛泽东身边，每天行军打仗，身后总是拖着几万甚至十几万追兵。这种紧张险恶的环境，江青从来不曾与毛泽东争吵过。大家风雨同舟。协力奋斗。

　　沙家店一役，扭转了陕北战局。毛泽东住到杨家沟，再无猖狂追兵，过了近半年安定生活。这种相对安定，外部压力小了，内部矛盾开始显露。

　　我见到的第一次争吵是因为阿姨。

　　阿姨负责照看李们，兼顾缝补毛泽东的衣物。江青与阿姨初见面，便将自己喜爱的列宁装，前克服，红皮鞋都送给了阿姨，我的经验，女人们一见面就亲热得过度，那么要不了多久肯定会闹矛盾。

　　果然，阿姨缝补好衣服，送到毛泽东房间时，江青过去看一看，嘴角起来一丝叫人难为情的嘲笑：“阿姨，你看看你缝的针脚。”

　　阿姨是17岁的少女，没做过针线活。垂下头，难为情地红了脸。江青却并不罢休，推着阿姨朝正在办公的毛泽东走：“老板，你看阿姨什线活做的多粗哪，你看看哪。”

　　在陕北，江青始终称呼毛泽东为老板。毛泽东不在意地掀了掀眼皮，阿姨蒙受羞辱的伤痛表情使他的思想从文稿中一下子回到现实生活，立刻发了火：“你想干什么？你蠢么！“他先安慰阿姨：“阿姨，谢谢你了，我看着就补得很好。”阿姨退出去后，他严厉批评江青：“你就是改不了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江青事后向阿姨道歉：“阿姨，我不是故意的，我就是这个急脾气，你别往心里去。

　　江青确实不是故意的，那是一种本能的表现。闹了矛盾，她又主动教阿姨针线活。好没几天，真怪阿姨逢皮袄针线太粗，就又发脾气：“你缝的这叫什么？不行，重缝！”事过一天又找阿姨道歉：“你看我昨天又发脾气了。我就是这个急脾气，你别往心里去。

　　我能看出，她找阿姨道歉不是因为真感到有锗，而是怕阿姨心里有疙瘩，照看李钠不尽心。

　　不久，“三查”、“三整”运动开始了。那天，我服侍她吃饭。盘子里有一条贺老总送来的鱼。她吃一筷子。就给我夹一筷子。我不吃，她不依，我只好吃了。那时天天吃黑豆，吃口鱼真是极大的享受。

　　她忽然停下筷子。望着我发牢骚：“见他妈的鬼了！对我历史发生了怀疑。我明明是32年参加革命，硬说我是35年。

　　我什么话也没说。长期为首长们当特务员和卫士，我知道首长们都有这个习惯：心里有不痛快的事总要找人一吐为快。和同样的首长不便发的牢骚，有时是可以朝我们这些贴身卫士发发的。我做出认真和同情的表情听她说。

　　“三查查到我头上来了。哼！”她夹给我一块鱼，顿了顿，“对了，还说我对你好，给你衣服了。我给过你吗？”

　　“没有！我叫起来：“谁说的？”

　　“你看，造谣吗不是？”江青并没讲是谁说的，接着便询问毛泽东近来的生活起居以及身体情绪等方面情况，问得很细。我的感觉，她要通过毛泽东的心情好坏来判断什么或解决什么事情。

　　第二天早晨，我送工作一夜的毛泽东回卧室休息。江青没起床。拥被而坐。我退守门外．屋里开始是小声嘀咕，是江青在诉苦，隐隐约约能听出江青抱怨有人在整她，希望毛泽东能替她说句话。毛泽东不答应。毛泽东说：“历史就是历史。又说“既然你在上海那么革命，还要我讲什么话？

　　后来，嘀咕变成了争吵，江青嚷道：“国民党反动派造谣还少吗？他们还多次登报说你和朱德被击毙了，也有照片，不止一张照片。能相信吗？又听到说：“这些人跟国民党反动派唱一个调子，他们想干什么？

　　我听到毛泽东声音很大他说：“你这个人混！……”

　　江青还在哭嚷：“我不过是个小小的行政秘书，犯不着他们兴师动众。他们搞我其实是为了整你，矛头是指向你的

　　毛泽东吼起来，打雷一般：“滚！你给我滚出去！”

　　我慌忙走远几步，距门稍稍拉开点距离。刚站稳，江青已经披衣冲出窑洞，哭哭啼啼，从我身边一阵风似地走过去，直奔周恩来的窑洞。她每次同毛泽东闹了矛盾，都要找周恩来诉苦。周恩来是解决矛盾的能手。她在周恩来那里从早晨一直谈到中午12点。回来时，已显出全身轻松。

　　下午，我服侍毛泽东起床。他坐在床上抽烟，一支接一支。他向我诉苦。讲了很长时间，声音沉重，很有些伤感。大致意思是：你是我的党小组长，我心里有不痛快的事，要跟你说说。江青是我的老婆，要是我的公务员早就把她赶走了。当初结婚没搞好，草率了。现在怎么办？我现在的身份，我的具体情况，离婚也不好。江青没大错没大过，现在离婚同志们会有看法，日后会有各种说法。不离婚呢？就背了个政治包袱。唉，没办法，跟她凑乎着过吧。”

　　两口子一天没说话。

　　前方不断扛胜仗。毛泽东心情好起来。江青叫阿姨去跟毛泽东要字帖．让毛泽东写字帖给李钠练字用。毛泽东说：“让她妈妈写么，我的字不行，她妈妈的字好。”

　　于是，江青松口气。她明白危机已经过去。

　　一连凡个月，除了黑豆什么也吃不到。消化不良，大家从早到晚一个劲放屁。贺老总知道陕北苦，从河东托人给毛泽东捎来一点腊肉。江青关心毛泽东，叫炊事员给毛泽东炒了一碟。毛泽东舍不得吃，说：“等前方来人的时候一道吃吧。”江青不高兴他说：“哪里是前方？是河东还是河西？我们伸手就能摸着敌人，他们也不行军不打仗，他们吃什么吃不着？毛泽东皱起眉头，一针见血地批评江青：“你这个人哪，你不怕吃黑豆，不怕行军打仗；你就是见不得别人不吃黑豆，别人没有行军打仗，哪怕这些人是自己的同志呢！”

　　这是江青最要命的一个毛病。一般人多少都容易有一些这种毛病，但是办大事的人不该有这种毛病，何况江青的这种毛病还伴着一种强烈的忌妒心。比如进城后，从1953年开始，中央首长们夏天常去北戴河避暑。江青游泳不行，只会，‘狗刨’。浴场里的女人会游的不会游的都很多，她并不在意自己游得难看。可是，王光美下海游泳她就看不惯了。因为王光美会蛙泳、侧泳和仰泳儿种姿式，江青就见不得王光美会游这几种姿式，鼻子里哼一声，不屑去看第二眼。

　　随着形势好转，夺取全国胜利不再只是一种信念，而是日益明显的事实！这时，江青起了一些微小的不易察觉的变化。

　　她变得有些娇了。房间里装了电铃，她越来越习惯按电铃叫卫士，大事小享自己能干不能千的事都愿意叫卫士代劳。似乎使唤人是一种享受，是一种身份和新生活的证明。

　　有一次，她又按电铃。卫士张天义匆匆赶进屋。江青庸懒他说：“把暖水袋给我拿来。”张天义一看，江青手指的暖水袋就在她床上，只须欠欠身就可以拿到手。但她宁愿按电铃下命令，也不愿往起欠欠身。张天义为此事很伤感。他说，过去我们做事，江青常常说：不用，不用，我自己来。我自己能做。现在呢？越来越习惯于指手画脚：你去干什么什么，你给我做什么什么。

　　江青变得讲究吃了，条件越变好，讲究也越多。在陕北杨家沟住半年，生活条件艰苦，她只能讲究个咸淡。后来条件好起来，能吃到猪肉和鸡了。特别是到西柏坡以后，猪肉还是有保证的。江青这时也讲究油大袖小，营养配搭了。她叫我们用酸菜炒肉丝，说酸菜吃了有好处，能败火。搞不到青菜就叫我们尽量搞些干菜来，说是蔬菜可以供给人体维生素。现在回过头看，江青的讲究确有一定科学知识做基础。当时我们可有些看不惯。毛泽东对她的讲究也常常皱眉头。不过还能接受。比如毛泽东要吃红烧肉，江青便悄悄减少些肥肉增加点瘦肉，并把干青菜烧进去。毛泽东端起碗时，江青便解释说：“放了点干青菜，增加点纤维能够利大使。毛泽东不说好也不说不好，连肉带干菜全吃下去了。

　　进城后，江青的讲究就越来越有些苛刻了。每天早晨起来，我们卫士一定要向她问候：“江青同志，晚上休息得好吗尸没有这一声问候，她会沉下脸一夭不爱答理你。她的早饭是在床上吃，床尾有个摇把，可以把床摇起一半，带动着她坐起身。然后照顾她擦脸、漱口、将一个小桌在床上一嵌，早饭摆在她面前。看电影有些外国人也是在床上吃早饭，江青要是身体没病，胃口还比较好。早饭一般吃面包。黄油，有时是小馒头。有素小菜。多数是雪里红和咸水煮萤豆。有时用点酱豆腐。喝稀粥，不文喝牛奶。中午饭有些正规菜。她爱吃鲫鱼，中午饭如果没有鱼。晚饭一定要有鱼。鲢鱼、胖头鱼也爱吃，喜欢刺多肉细的鱼。对鲤鱼只是偶尔吃吃。她也爱吃鲥鱼，因为贵，吃的不多。马哈鱼她也很爱吃，当咸菜吃。江青还喜欢吃小嫩鸡，放在碗里，比鸽子大不了多少。她还喜欢喝排骨汤，一般是弄成砂锅，每顿饭不是排骨汤就是鱼汤。蔬菜她喜欢吃盖菜、空心菜、苋菜和芹菜，纤维要切成很短。如果身体不舒服，就将菜捣成菜泥。用勺子舀来吃。她不吃荤油，炒菜只用素油，讲究清淡。菜里有时放点肉沫，有时放点香菇。木耳。以江青的身份。她的饮食算不得过分，有时甚至够简单。她的讲究主要苛刻在口味上。除了廖炳福师傅适合做她的菜，其他厨师，包括毛泽东的炊事员，都做不出江青所需要的口味。

　　江青显然是看了些营养学方面的书，她在自己变化的同时，竭力想影响毛泽东，但毛泽东在这方面是“保守”的。无论保健医生还是江青都无法使他改变饮食习惯。他就是喜欢辣、喜欢咸，喜欢红烧肉，而且要肥。江青最反对的也正是他的吃盐多，吃肥肉多。现在说句客观话，在饮食卫生方面还是江青有道理。但那时我们是赞赏毛泽东的“上气”，看不惯江青“瞎讲究”。终于，江青与毛泽东在饮食问题上闹了矛盾。我前面讲过，毛泽东要吃红烧肉，江青不让我弄，千不该万不该她不该说毛泽东是土包子。毛泽东发火了，说了那句“吃不到一起可以分开，今后她吃她的。我吃我的，我的事不要她管！毛泽东历来说一不二，这句话的后果是很严重的。此后；毛泽东再不曾动过江青的菜。作为夫妻，连饭都吃不到一起，那关系也就危险了。

　　是关系不和影响他们吃不到一起还是吃不到一起影响了他们关系不睦？说不准，也许都有一点吧。

　　江青是很讲究生活规律的，就是在三大战役那样的决定命运时刻，她也是晚上按时睡觉，早晨按时起床；该工作了工作，该活动时活动。毛泽东却循着他那28小时的“毛泽东的一天”来办事，极少按照大自然的规律起居。所以，常常是江青睡觉了，毛泽东还在办公；江青起床了，毛泽东刚准备吃“晚饭”。他们睡不到一起。何况，毛泽东稍遇大事便要连续几昼夜地工作，精疲力竭之后才由我们卫士服侍着上床，这时的休息容不得任何动静打扰，所以常常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江青才能接近一下毛泽东。这又能说明哪些意思？。

　　江青喜欢嘀咕人，嘀咕对象不分大人物小人物，大事小事；火上浇油的享做的多。毛泽东对此也是不满，并有所警戒。

　　从我的感觉，毛泽东有时耳朵根有些软，身边的人说话。多说几遍他就容易听信。有时我们卫士同毛泽东开玩笑，因为他休息时喜欢过过普通人的生活，喜欢热闹。这时我们卫士可以跟他无所不谈，可以开玩笑。我们大家逗一名卫士。说卫士没睡好觉是因为和对象闹矛盾了。一个人说了毛泽东当玩笑话，二个人说了毛泽东还跟着开玩笑，三十人说了。毛泽东便信以为真，不再开玩笑，认真要帮卫士解决矛盾。我们一看弄假成真了，忙又一起解释这是开玩笑。一个人解释，毛泽东不信；两个人解释，毛泽东还疑惑；三十人解释，毛泽东才相信我们确实是在开玩笑。我们总算没有犯“欺君之罪”。

　　我说“欺君之罪”是玩笑话。翻译师哲同志曾对毛泽东讲高岗工作能力强，是个好干部。毛泽东听过几次，也就表扬高岗这个人不错。过了两年，在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上揭露和批判了高、饶的反党分裂活动。毛泽东会后对师哲说：“看看，你跟我说高岗不错，他现在搞了反党分裂活动呢。”师哲说：“我那是什么时候讲的？那时高是副主席么。”毛泽东没再说什么。

　　江青作为毛泽东的夫人，不乏“递个话”的机会。特别是在毛泽东发火的时候，她若是贤妻，就该帮毛泽东熄火。可她从来不爱熄火，就喜欢搞火上浇油的事。毛泽东对谁发火，她就嘀咕谁；毛泽东对什么事不满，她就跟着嘀咕什么事。这种情况可一可二不可三。记得毛泽东有两次听了哺咕，都是望着江青，淡淡的眉毛皱拢起来：“你这个人哪，跟谁也合不来！”“你跟什么人也搞不到一起，你这个人就是到处树敌！”毛泽东对我们身边的工作人员讲过一句话，留给我们印象最深：“江青是刀子嘴，是非窝，尽伤人。等我死后，人家得把她整死。”毛泽东是很有预见的。

　　江青有时也有自知之明。有些事她不自己跟毛泽东讲，叫别人去讲，她知道自己讲了毛泽东不听不信。她观察毛泽东喜欢听谁的话，就设法叫谁帮她递话。“文化革命”后期她拉毛远新，就是这个原因。

　　在文娱活动方面，江青本来对毛泽东是有所帮助的。特别是在艰苦恶劣的战争环境中，江青曾以她的文艺特长给毛泽东和我们这些普通战士在精神上以休息和放松。记得在那戎马住榴的日子里，行军一天，晚上吃过一碗黑豆，大家或蹲或站或拉条小板凳依墙而坐，听一段京剧清唱或是猜几个谜语，真是莫大的享受。我也记得三大战役时，毛泽东常常由于紧张过度、疲劳过度。用脑过度而痛苦地以手加额用力地揉搓，闭目叹长气。这时，我就用梳子替他梳头，促进血液循环。江青便打开她从上海带来的那架手摇留声机。为毛泽东放几盘京剧唱片。在那些艰苦的岁月中，几张唱片反来复去听，每次听过之后，毛泽东都显出一种精神获得调节之后的安宁和愉快。他朝江青温柔地笑，有时还惬意地点头说：“好，很好，再放一遍吧。”

　　初进城时，江青也注意调节毛泽东的工作与休息。看毛泽东连续写作十几小时，便设法叫孩子拉毛泽东出屋。一起散散步。偶尔也打一圈麻将牌。毛泽东不爱看电影，江青就说：“看一看吧，你不看小鬼们也看不上。”于是，毛泽东便跟着江青来到含和堂看电影。坐下来，他还指指我们这些工作人员：“我是陪你们，我不来你们也看不上。”

　　矛盾究竟是怎样产主和发展的？我也记不真切了。似乎是不知不觉，似乎与毛泽东渐渐上了年纪有关，似乎与江青的性格及身体状况有关，似乎……

　　反正在文娱活动方面他们也搞不到一起了。我记忆中有这样几件事几句话：

　　毛泽东年岁渐大，保健医生十分注意他的活动。除游泳散步外，每星期总要求他跳一两次舞。医生掌握着时间，运动量不够是不行的。

　　毛泽东游泳或是跳舞，喜欢热闹。他平时工作。吃饭、睡觉都是一个人，常有孤独感，所以活动时一定要有一群青年男女，大家又说又笑，热烈喧闹才好。我们也了解毛泽东的这种生活需要，所以游泳跳舞时都很“放肆”。敢说敢笑。敢喊敢叫。大家没大没小，一律是普通人。

　　江青则不然，她见不得青年们“放肆”．在公开场合。总是庄严地板着一副面孔，目光严肃地扫来扫去，将一切轻松愉快都扫荡干净。特别是1957年以后，脾气越来越大。越来越坏。医生说是更年期，怕风。怕声音，爱急躁，爱发作。我们那时年轻，不懂更年期是什么？就知道她有病。卫士们私下议论：“她现在身份不一样了，是大秘书了，副部长级。”“官越大病越难治呗。”

　　那是1957年，毛泽东与江青在杭州疗养，住刘庄宾馆。浙江省委在大华饭店组织舞会，毛泽东一个人去了，江青没有去。那次舞会气氛热烈活跃，笑声不断，我们都跳了一身汗，卫士田云玉还结识了一位女文工团员，交了朋友，大家玩得尽兴而归。省委领导听保健医生说毛泽东获得一次很好的休息，很高兴，便受到鼓励，隔两天又在杭州饭店为毛泽东组织一次舞会。

　　舞伴都是文工团里挑来的演员，与毛泽东熟了。与我们这些卫士。保健医生及秘书们也都熟了，我们刚一露面，熟人们便互相吆喊着打招呼。似乎要起来一个高潮。

　　可是，高潮陡起陡落，拥上来的人们退潮一般退向两边，舞厅里出现一种尴尬的严肃和冷静、那些想围住毛泽东说笑的文工团的青年男女们都肃然分列两旁，变成规规矩矩地鼓掌。

　　毛泽东的身后走着庄重严肃的江青，她的目光庄严得拒人千里，不由人不紧张，不由人不敬而远之。毛泽东还想用幽默的话激起大家的热情和随便，但是无效。大家说也规矩，笑也规矩，动作更规矩。毛泽东所希望的那种没大没小的随便气氛再也不曾出现。毛泽东皱起眉头，心里的不悦显而易见。在沙发里坐下时，他朝我嘀咕一声：“她一来就大煞风景……”。

　　乐曲响起来，人们刚准备下场，突然听到一阵叫声：“不好，这个曲子不好，你们换一个。”

　　下命令的是江青，她朝乐队走过去，于是，她如愿以偿地成了舞会的核心，成了主人。乐队指挥连报几支曲，她都挑剔他说一些“问题”。俨然是一位专家。乐队及准备跳舞的人免不了惊讶她知道这么多曲子，毛泽东却气得一个劲呼粗气。好不容易被她“钦点”出几支曲，舞会才开始。

　　江青陪毛泽东跳了第一场。公平讲，江青跳舞跳得相当不错，舞姿高贵而又洒脱。但是，她大正规，缺少热情。毛泽东朝我望了一眼，我马上心领神会，给卫士安排好顺序，舞曲再起时，卫士李连成便先一步立到江青面前，邀请她下场。这样，毛泽东便解脱出来，同其他舞伴跳。青年们热情洋溢，眼看舞会要起来一个小高潮了。突然一一一江青总是喜欢搞点突然一一一舞厅里又响起江青的叫声，而且她是用两只手堵住两只耳朵那样叫：“刺耳，刺耳了，吵死人了！你们奏乐就只会这么大声音吗？就不会小一点？……再小点！”

　　这一场舞会，大家紧张坏了，毛泽东也气坏了。回到住所，毛泽东憋闷得连吐粗气：“扫兴！江青到哪里哪里就扫兴，我就不想见她。”

　　这种情况发生过几次，毛泽东明显地开始躲避江青，他对我，对田云玉。封耀松等卫士都多次讲过“江青这个人大煞风景”。”江青一来就扫兴”之类的话。毛泽东到外地，不论住在哪个省市，只要听说江青就要到了，马上就走。他不愿见到江青。记得1959年在广州，听说江青要来，马上吩咐我们出发。说：“她这个人来了就扫兴，我们还是走为上。

　　江青对这种状况自然恼火，她恼火了就朝身边的工作人员发泄。1959年住广州那次，她时常朝身边卫士发火。而已常常是无名之火。这把火终于烧到了北京……

　　那天，卫上李连成刚走进江青房间，迎面听到一句喝：“出去！给我把鞋脱了再进。”李连成忙退出门，脱掉鞋，赤脚进门。

　　江青一面对镜梳头，一面咕吹着：“我就烦你们走路声音大，粗野！

　　李连成望着脚下不语。脚下的地毯几乎一寸厚，摔个杯子也不会出声。年初我和李连成曾陪江青去看望林彪，请林彪介绍养病经验。林彪说了三不：不见阳光，不听声音，不吹凉风。帘子要黑的，空气要温的。地毯要铺满。此后，江青住在哪里都要求将地毯铺满，以保证室内安静。

　　“外面冷吗？”江青从镜子里望着卫士。

　　“不冷。江青同志。

　　江青梳完头，立起身吩咐：“我要出去散散步。”

　　刚出门，卫士便听到尖声斥责：“这么冷你说不冷，你安的什么心？”

　　“我再给您取件衣服去。”李连成小心紧张他说：“今天阳光好，您活动活动对身体好……”

　　“你是要我身体好吗？你是想要我感冒！”江青用力一摔门，不散步，回房间去了。

　　李连成苦笑着，忽然生出一种怜悯。大家能躲都想躲开她，她越孤独脾气越大，脾气越大，大家越躲得远……

　　工夫不大，护士又来叫李连成：“快，江青要打扑克。”

　　江青每天打发时光难，常常整天整天打扑克。不能输，也不能赢得太容易，必须在竞争中被她取胜。这牌打得就不容易。

　　可是，李连成出错一张牌，惹得江青发火了。

　　“出去，你给我滚！我不要你！”江青把满手牌全扔在桌子上，见李连成退出门．又喊：“你不要走，你给我站在那里，罚你给我站在那里！

　　屋门关了，李连成老老实实站在走廊里。一小时后，保健医生悄悄劝他走，说江青已经睡觉了，回去歇着，等江青起床了再来站。

　　李连成固执地站着不走。

　　保健医生找了省公安厅厅长苏汉华。苏厅长怕江青正在盛怒之中，不好劝，便先去劝李连成，叫李连成主动去向江青道个歉。李连成不去道歉。打扑克出错牌有什么好道歉的？他就那么一直站到江青起床。

　　解除罚站后，李连成哭了。给我挂来一个长途。我听完汇报忙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皱着眉头，听过之后沉默片刻，小声叹口气：“唉，连成是代我受罪。叫他回来吧，不要再为江青服务。惹不起还躲不起吗？留她自己看她还怎么耍威风。

　　当天晚上，李连成便乘火车离开了广州。

　　毛泽东见到李连成，说：“江青对你发脾气，你受委屈了，你就看我的面子，不要跟她计较了。她有病，你就给我个面子吧。”

　　江青吵遍天下，所以毛泽东跟我们每个卫士都说过这句话：“给我一个面子，不要跟她计较了。

　　但是，江青这么闹的结果，毛泽东越来越不愿意见到她。他们吃不到一起，睡不到一起，工作不到一起，也娱乐不到一起，我离开毛泽东去天津工作时，已经感觉到他们的感情生活是快要结束了。

　　很有原则、很有人情味。他有自己的一套规矩。做事以理论，私交以私交论，做事论理、论法，私交论情。“力只可用于法，用于法则有效；力不可用于私人之交谊，用于私人之交谊则绝对无效。岂惟无效、反动随之矣。““我党得吾人惟有主义之争，而无私人之争，主义之争，出于不得不争，所争者主义，非私人也。私人之争，世亦多有，则大概是可以相让的。”

　　毛泽东与同志、朋友、亲人相交，各有不同特色。

　　党内同志交往，除非久别重逢，毛泽东很少表示出亲热，基本是威严而不拘礼节的。不掩饰好恶，不曲折违心。言简意赅。直接了当。

　　对于党内同志，毛泽东不搞迎客送客之类礼节。他有躺在床上办公的习惯。我曾观察过，有时国家、政府和军队的主要领导同志来请示汇报工作，他也并不起身，继续批阅文件，有时听了几句汇报，才作个手势：“坐么，坐下说。”

　　如果毛泽东是坐在沙发上，党内同志来了他也基本不往起站，作个手势让同志们也坐，坐下后有什么事就说什么事，闲语不多。

　　对于较长时间没见过的老同志，毛泽东要起身迎送握手，但是决不迈步出门坎，除非客人来时他本来是站在屋子外．否则是不出屋的。对于兄弟党的同志也是如此。

　　记得50年代初，越南劳动党主席胡志明秘密来北京访问。那天上午，值班室电话铃响了。我抓起听筒，是周恩来总理打来的电话。

　　“主席起没起床？”周恩来问。

　　“没有。”我国答。

　　电话那边略一迟疑，又问：“什么时候睡的？”

　　“早8点。”

　　“银桥，你要叫起主席。胡志明来了，有紧急事……”

　　我来到毛泽东卧室，叫醒他，帮他擦把脸，便跟他来到颐年堂坐等。不到两分钟，周恩来陪胡志明边聊边朝颐年堂走来。我在门口小声说：“主席，来了。”毛泽东立起身，走到门口便停下来，不再多迈一步。多迈一步就出门坎了。他等胡志明迈进门坎，才举臂握手。胡志明很热情，讲中国话：“身体好吧？”毛泽东点点头：“还行。你住的习惯吧？”两个人就这样寒暄着来到沙发旁坐下。我便将茶水摆好。

　　谈话结束后，毛泽东送客到门口便停下来。胡志明白周恩来陪同离开颐年堂。

　　我的记忆中，1948年粟裕从前线赶到城市庄参加军事会议，毛泽东大步迎上，迎出门外，同粟裕握手。那次粟裕显得恭敬。激动、而又热烈。两个人握手时间很长，我听到一声：“……17年了！不知是17年没见过还是别的什么意思。毛泽东能跑出门去迎接党内同志，所以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

　　毛泽东似乎有意约束自己。不要同某一个或几个重要的党政军负责人发展起超出同志和战友关系的私人情谊。同志关系就是同志关系。尽量避免在同志关系上加杂过于浓厚的个人感情。比如周恩来，合作共事几十年。甚至毛泽东的衣食住行都无时无刻不得到周恩来的直接关心和照料。毛泽东住的房间多数是周恩来选择的。战争年代和非常时期，毛泽东要走的路周恩来常要先走一段看看是否安全。毛泽东吃的饭周恩来时时要过问。他们的情谊应该是非常深厚了。每当关键时刻，毛泽东总是信任地将大权交给周恩来。但是。我在毛泽东身边15年，没听到他对周恩来说过一句超出同志关系的私人感情的话。

　　这一切，与我们党的历史和现状不无关系。长期武装斗争，各解放区彼此隔绝，不得不各自独立作战、求生存求发展，“山头”不少。正如毛泽东所言：“党内无派。千奇百怪。毛泽东是全党的领袖，自己不该有来疏，也不能让其他同志感觉有亲疏。也许就是这个原因，他在党内同志中没有过多过深的私交。

　　这一来，又免不了生出一种情况：许多同志，甚至是相当高级的领导干部，见到毛泽东之后都是严肃恭敬，甚至表现出紧张、拘谨，不能畅所欲言。随着毛泽东威望的日益提高，这种状况也变得更加严重。我个人以为，这是60年代未和70年代形成某种程度的“家长制”，“一言堂”的根源之一。

　　彭德怀和陈毅是比较突出的两个例外。

　　彭德怀与毛泽东相交，是带了浓厚的朋友味道。说话举止真诚。随便。粗豪。敢笑敢吵敢骂。转战陕北时，全党早已叫惯了“毛主席”．唯独彭德怀偶尔还要直呼一声“老毛”。他大概是党内改口最晚的一位。他与毛泽东谈话常常手势翻飞，声震屋字，打机关枪一样。于是，毛泽东也谈兴勃发，眉飞色舞，完全是老朋友“侃大山”。这种情况持续到庐山会议，彭德怀在山上最后两次“骂娘”。庐山会议结束后，彭德怀再见毛泽东就变得沉默寡言，甚至是拘谨了。

　　陈毅另有一番特色，每次见到毛泽东，常常脚后跟用力一磕，立正敬礼：“报告主席，陈毅前来报到！”或者是：“主席，我来了.毛泽东将手一挥：“坐么，坐下说。”于是，陈毅便灿然一笑，“放开了”。他一放开，毛泽东的屋子便热闹起来。他与毛泽东有诗词交往，这属于私交。在党内能与毛泽东建立起深厚私交情谊的，大概也只有陈老总了。他又生住豪放，嗓门粗大，带有诗人那种特有的冲动和热烈的气质，说到高兴处真是手舞足蹈，并且伴随着激情洋溢的哈哈大笑，特别随便，特别富于感染力。陈毅是毛泽东所喜爱的人。70年代毛泽东只参加过一次追悼会，就是陈毅同志的追悼会。

　　公开社交，比如游泳。跳舞等活动，毛泽东喜欢和青年人在一起，而且人多热闹为好。私下交往，毛泽东喜欢与老人，特别是被人们称之为“古董”的保守色彩较浓的从旧时代过来的人打交道。他尤其器重一些知名的民主人士。

　　在私交中，毛泽东是论情论礼．很讲“朋友义气”的。刚进城时，毛泽东就让周恩来陪同，登门拜访了张澜、李济深、沈均懦、郭沫若和陈叔通等。毛泽东对党内同志，迎送不出屋门。对于张澜。李济深、沈钧懦。陈叔通。何香凝、马叙伦。柳亚子等，不但迎送出门．而且亲自搀扶他们上下车，上下台阶，与他们携手搭肩漫步。

　　毛泽东曾说过：“你们不把我当领袖不行，总是把我当领袖我也受不了。”

　　有位”蜚声国内外的学者”，“一生经历漫长而坎坷”。我知道报刊说过的这位老先生是毛泽东的湖南同乡。同许多知名的民主人士一样，建国之初他也常来见毛泽东。他随毛泽东沿中南海散步，走在毛泽东稍后半步，腰身是向前躬着，所以头伸在毛泽东的身前，竖着大拇指，仰望毛泽东脸色说：“毛主席呀，你真伟大哪，真伟大……”

　　毛泽东皱起眉头拂了一下手：“不要这个样子，我们是私交，这个样子不好么。”这位老先生面露郝颜。

　　可是，议政的时候，这位老先生偏又敢于坚持意见，与毛泽东顶牛了。毛泽东是“吾人惟有主义之争”。“主义之争，出于不得之争”，狠狠批了老先生一通。老先生不认错，毛泽东在主义之争上是决不相让，历来是非赢不可。张澜曾经为这位老先生说情。最近看报纸，说周恩来也曾为这位者先生出过力，想托人劝老先生做检查过关。其实，毛泽东也没有将老先生怎么样，就是不再听他的“主义”罢了。因为。‘所争者主义，非私人也。私人之争，世亦多有，则大概是可以相让的.

　　毛泽东与党内同志除工作关系，基本无来往。只有陈毅同志是例外．有诗词交往。毛泽东与许多党外民主人士却是私人友谊深厚、交往甚频，而工作往来不多。

　　毛泽东与章士刽书信往来很多。有次，毛泽东看罢章士钊来信，手指尖在桌上轻轻敲两下，转向我吩咐：“你赶紧上街，买两只鸡，给章士钊送去。”

　　当时已是晚上七八点钟。我匆勿赶到街上，跑了几家副食店，总算买到了鸡，送到章士刽家里。记得老先生是住一个四合院，房子不怎么样，够破烂。我拎着两只鸡说：“主席送你两只鸡。”章士钊连连点头：“谢谢，谢谢。”我说：“主席看到你的信了。他举举那两只鸡：“知道了，这是回话。主席身体怎么样？我说：“很好。”

　　我有些询问，两只鸡怎么是回话？章士钊的信上说了什么我也不知道、当然无法猜到。回来向毛泽东学舌一遍，毛泽东笑而不语，留给我一个终生猜不透的谜。

　　这是1955年的事。

　　就在这一年，何香凝还画了一只老虎，用玻璃框框着，送给了毛泽东。这是一只立虎，毛泽东将画靠墙立住，反复欣赏，像是琢磨什么，良久，对我吩咐一声：“是了，这只老虎应该放东屋。”

　　我照办了，却始终不明白为何耍放东屋？

　　毛泽东有躺靠床栏办公的习惯。宋庆龄送给毛泽东一只长枕头，很大。但又不是双人枕头。花条布，没套子，很软和，是鸭绒的。由宋庆龄的卫士长隋学芳交给我。毛泽东习惯了乔麦皮枕头，享受不了鸭绒枕头，摆了一段时间便收入储藏室了。

　　1959年，毛泽东不再任共和国主席职务，退居二线。像是要陶冶性情，休息时便练练书法。这段时间与民主人士来往更多。

　　黄炎培有一本王羲之的真迹，毛泽东借来看，说好借一个月。那一个月，毛泽东工作一停便翻开来看，爱不释手。我去倒茶时，常见他看着字迹琢磨，有时又抓起笔来对照着练。他不是照着摹仿，而是取其所长，取其神韵，消化吸收，变成自己的东西。练到兴头上，吃饭也叫不应。

　　大约是真迹太贵，黄炎培很不放心。借出一星期便频频打电话询问。电话打到值班室，问主席看完没看完，什么时候还？

　　卫士尹荆山借倒茶机会，向毛泽东报告：“主席，黄炎培那边又来电话了。

　　“嗯？”毛泽东掀起眼皮，淡淡的眉毛开始收拢。

　　“他们……又催呢。

　　“怎么也学会逼债了？不是讲好一个月吗？我是给他数着呢！”毛泽东将手中烟嘴摔到桌上。当时赫鲁晓夫正在逼债，黄炎培有凑热闹之嫌。

　　“主席，他们．他们不是催要，是问问。就是问问主席还看不着？”

　　“我看！毛泽东喝了口茶，重新拿起烟嘴，语气转缓和些，“到一个月不还，我失信。不到一个月催讨，他们失信。谁失信都不好。”

　　可是，黄炎培又来电话了，电话一直扛到毛泽东那里。先谈些别的事，未了还是问那本真迹。毛泽东问：“任之先生。一个月的气你也沉不住吗？”

　　那边的回答不得而知。

　　小尹挖苦：“真有点小家于气。

　　我说：“跟主席讨债似的，没深浅。”

　　毛泽东听了，却愠色全消，换上微笑。说黄炎培“不够朋友够英雄。”

　　到了一个月，毛泽东将王羲之那本真迹用木板小心翼翼夹好，交卫士小尹：“送还吧，零点前必须送到。”

　　尹荆山说：“黄老那边已经说过，主席只要还在看，尽管多看几天没关系。

　　毛泽东摆摆手：“送去吧，讲好一个月就是一个月，朋友交往要重信义。”

　　毛泽东对于亲属故旧．更是坚持“做事论理论法，私交论情“的原则。

　　那是建国不久，记得是1950年春，毛泽东即对儿子说：“岸英，你回家一趟，代我给你母亲扫墓。带些东西。代我为老太太士寿。你妈妈是个很贤惠的人，又很有气魄。对我帮助很大。她的父亲杨老先生是个进步人士，对我支助不少……”毛泽东停了片刻，眼睛有些湿润，黯哑地喃喃一声：“我很怀念……”

　　毛泽东长期地。经常地从自己工资和稿费中拿出钱来赡养杨老太太，资助生活困难的亲友。但是，又绝不恩赐任何亲友以金饭碗。建国之初，亲友们都抱了很大奢望给他写信，几十封不止。他的回信是很感人的。他给杨开智的回信说：“不要有任何奢望，不要来京。”“一切按正常规矩办理。”他给青少年时的同窗好友毛森品的信说：“吾兄出任工作极为赞成，其步骤似宜就群众利益方面有所赞助表现，为人所重，自然而然参加进去，不宜由弟推荐，反而有累情德，不知以为然否？”

　　毛泽东所作诗词《蝶恋花》尽人皆知。一句“我失骄杨君失柳”，便将他与杨开慧。柳直苟及李淑一的特殊关系深厚情谊全部表达出来。江青曾为这首诗词大动肝火，毛泽东当我面说江青“小资产阶级尾巴没割尽。刀子嘴，是非窝”江青为此一连几天不同毛泽东说一句话。毛泽东与李淑一从建国后未断通信，这样深的关系，可是，李淑一请毛泽东为她说句活，到北京学习时，毛泽东却没有说。他对谁也不改“做事论理论法，私交论情”的原则。公私一定要分明。

　　我跟随毛泽东15年，未见他替一位至亲故友向公家要特殊，却不止一次见他对至亲故友做出特殊举动：

　　湖南农村一位老太太，是毛泽东家乡的老人，来向毛泽东反映村里的事情。毛泽东一改待客传统，亲自扶老太太上台阶，下台阶；搀扶老太太坐，搀扶老太太起。走台阶时。毛泽东像孝子一般双手扶着老太太嘱咐：“慢点，慢点，老人家慢慢走。”这位老太太依靠着毛泽东，与毛泽东用同一样的节奏喃喃着：“慢点，慢点，我老了，腿脚不行了。”

　　老太太对于所享受的这份殊荣，毫无受宠若惊，却是受之泰然，理所应当一般！那情景，我至今清晰在目。

　　就我十几年观察而言，毛泽东还是与我们这些“身边人”单独相处时，最能表现出是普通人。50年代初，毛泽东有次准备接见外宾。是一位友好国家的新任大使来递交国书。

　　那时递交国书不像现在，递上即可。那时大使要先宣读，国家主席毛泽东要站着听。宣读完国书再递交，很隆重。

　　隆重自然礼仪多，毛泽东接见前必须先剃须整容。理发员王惠已经上岁数、光头，白须飘然，面孔清瘦，极像电影“少林寺”里的老方丈。只是多戴一副大花镜。他剃了一辈于头，除了再剃几年头，大概不会生出什么其他非份的奢望。

　　王惠戴上花镜视力也不济，总是歪侧着头，伸长脖子，眯缝着两条细长眼左瞧右瞧。那把剃刀难得一挥。他左手按着毛泽东头顶，侧脸歪头瞄啊瞄，右手慢慢伸出，剃刀停在毛泽东鬓发下沿，像在威胁领袖似的。就那么刀架头上半天不动。连我们都有些忍不住了，才“唰”一下。

　　毛泽东看一眼手表，说：“你快点。”

　　“别着急，别着急呀。”王惠像一切上了岁数的人那样喳叨着，换个位置。刀又架到毛泽东头上，在脸鬓另一侧比量着，握刀的手颤个不停，好半天又“刷”一下。接着退后一步，欣赏什么杰作一样端详个没完。

　　“哎呀，王师傅，你快一点好么？毛泽东开始烦躁，欠一欠屁股，却被王惠从头顶上按住了。仍然慢声细气说：知叫你不要着急，不要着急，我不误你去就行么。”

　　好不容易刮完脸，毛泽东以手擦额，大概是出汗了？便抬屁股想起身，却被王惠及时又按住头：“怎么不听话呢？我叫你不要着急，不会误你……”

　　“我要你快一点！”毛泽东哭笑不得。

　　“沉住气，听我的，给你刮干净再会。”王惠说着，居然拿手在毛泽东后脑勺上拍了两下，拍孩子一样随随便便！我们在场的卫士全被这位老先生拍得目瞪口呆！

　　毛泽东没有发脾气，只无可奈何地叹口长气。王惠得意似地，边为毛泽东刮后颈，边絮絮叨叨“教训”毛泽东：“你是国家主席，主席要有主席的样子。啊，又是我的手艺，剃得不好人家会说王惠不行，王惠也不光彩么……”

　　在我印象中，王惠是唯一在毛泽东面前富于自尊，从内心到言谈举止都一贯将自己放在与领袖完全平等的政治地位上的伟大而普通的人物。

　　生活中，我们常常会见到一种喜欢成人之美。助人为乐的“热心肠”。毛泽东就属于这一类爱管别人事的热心肠。

　　韩桂馨从18岁来到毛泽东身边工作。工作中，我们接触较多，渐渐熟悉，彼此产生了感情。

　　转战陕北时，我们只是有好感，并没有想得更多。有一天，毛泽东忽然问我：“你看小韩这个人怎么样？”

　　我不假思索，随口应道：“不错。”

　　毛泽东望着我，笑得怪神秘，深有含意：“你们可以多接触，多了解一些么。”

　　我心里涌起热浪，脸上一下子红了。虽然低下头没有言声。却感觉毛泽东那么知心，可亲近。

　　于是，毛泽东的声调变得温和而亲呢，像父亲同孩子谈心：“多谈谈，互相多关心，多帮助，那多好。”

　　来到西柏坡后，生活相对安定，我与小韩接触也多起来，有次散步，毛泽东悄悄问我：“你们谈得怎样啊？”

　　我龈颜低头，窘笑不语。

　　“不要封建哟，你们谈我是赞成的。”毛泽东拉住我的手，鼓励地拍拍我的手背。

　　我又何尝不着急呢？西柏坡男同志多，女同志少。少数女同志是众多男同志竟相瞄准的目标。托人向小韩捎话的男同志不少，而我却不好意思说，更不好意思托人……

　　终于，我得到一次“突破”的机会。

　　家乡有来信，给我介绍一个对象。我拿了信去找毛泽东：“主席，你看这事怎么办？”

　　毛泽东看完信，反问我：“你说怎么办？”

　　我低头不语。

　　毛泽东哈哈笑出声：“银桥，你就是太老实，你就不会去问问小韩？她比你文化高，你就要她帮你写回信么！”

　　我心里顿时一亮，毛泽东就是比我有办法！

　　“小韩，你看看这封信。”我找到韩桂馨，小心观察她看信的神色。试探着问：“你看怎么办？如果，如果……不合适就推掉吧？”

　　“那就。那就推掉呗……”她越说越气短，脸孔也越红。我的胆子便大起来，盯紧她说：“你代我写封回信吧？”她低下头，嘴里嘟哝着：“你可真聪明……你也真傻，那么多人找我我都没答应，就等……我就答应……”

　　我长长舒口气，笑了：“要不然我还傻呢，是主席教我这个聪明办法，他让我请你写回信。”

　　回到毛泽东身边，我把经过学舌一遍。毛泽东像办成一件善事那么高兴，把我的手一拉：“走，银桥，散步去。”

　　我们手拉手走到院子里，毛泽东还用另一只手抚摸我的胳膊，轻声说：“谈下去，银桥，继续谈下去。你们都在我身边工作，又都是安平县老乡，走到一起来了，要说缘份这就叫缘份。”

　　1948年12月，我和韩桂馨写了申请结婚的报告。不到两天时间，各级领导在报告上作满了批示。诸如：“大大好事，甚为赞成”。“完全赞成”。“同意并致祝贺”。“夭公作美，十分赞成”。“总支委会同意”等等。这份报告我们珍藏至今。

　　毛泽东曾亲自帮忙给好几名身边的工作人员解决生活问题。在这方面他又热心，又细心，又讲大道理，又讲实际，还十分富于男子汉气概。

　　卫士封耀松跳舞认识了一位女文工团员，不久又吹了。毛泽东在专列上听说了，开导说：“你就不该搞个文艺工作者。你一个月40多元钱，怎么养活得起那些活蹦乱跳，花枝招展的女演员？没到共产主义，还得讲些实际么。”

　　他又借机提醒其他卫士：“你们就以自己的条件找对象，不要打我的旗号。打我的旗号最后是要吃亏的。要吃苦头的。现在我们的国家我们的社会，找对象还得讲条件，一头热是不行的，双方的条件都要考虑。”

　　小封大概是不死心，在合肥跳舞又跳上一名女文工团员。毛泽东笑了：“你是不是在搞速胜论呀！恰好安徽省委书记曾西圣夫妇来看望毛泽东，毛泽东便托他们代为了解一下女团员的情况。晚上，曾西圣夫妇来说：“哎呀，不太合适，女方比小封岁数大，快大3岁了。”

　　“还不算大问题吧？”毛泽东望住封耀松，“女大三，抱金砖。何况人家长得年轻。”

　　曾西圣夫妇又说：“她是离过婚的，带者一个小孩。”

　　毛泽东望住封耀松：“怎么样？小封，给你拖个油瓶行不行啊？要说心里话。”

　　封耀松早垂下头，尴尬沮丧地摇摇头。

　　毛泽东对曾西圣夫妇遗憾他说：“我身边几个小伙子都是不错的，总想选择个漂亮些的，方方面面满意些的姑娘。这样一来呢，就有点对不住你们那位女演员了……”

　　送走曾西圣夫妇，毛泽东用指头捅小封：“速胜论不行吧？也不要有失败主义，还是搞持久战的好。”

　　上庐山后，毛泽东托江西省委书记杨尚奎的爱人水晶帮忙，给封耀松介绍了一个女护士，回京后，毛泽东还多次应封耀松之求，帮他改写情书。封耀松和这名女护士终于成一对。新婚之日，夫妻俩一道请毛泽东吃喜糖。毛泽东接过新娘子剥好的糖块放嘴里，笑着祝福：“好啊，祝你们甜甜蜜蜜，恩恩爱爱，白头到老。

　　卫士田云玉开始也找了一名女演员，谈了两年谈吹了。他曾送给女方手表衣料，吹了便追着往回要。毛泽东听说了，便开导他的卫士：“不要一吹就跟人家要东西么，不像个男子汉儿么。”“你不要跟人家要了。人家姑娘跟你好了一场，你就留给人家当个纪念也好么。不要谈不成就反目为仇，要像个男人样子么。”毛泽东听说这名卫士家里生活困难，还让罗秘书从稿费里拿出钱来支援这名卫士。后来，也是毛泽东帮助这名卫士解决了生活问题。

　　专列女服务员姚淑贤，因为随车出任务，误了约会。而且也没来得及通知男朋友。毛泽东听说了，有些急：“糟糕，他要是等你一晚上见不到人，会有意见的。”姚淑贤说：“不要紧。将来可以解释。”毛泽东不放心，想了想，替姚淑贤写了四句诗。叫她交给男朋友。那诗小姚现在还珍藏在家里：

　　静女其妹

　　俟我于城隅

　　爱而不见

　　搔首踌躇

　　凡是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人员，我们卫士组都留有名单。因为毛泽东一再交待：“在我这里工作过的人员来看我，一定要报告。我不忙时，就带到我这里。我忙的时候，你们就代我接见。”

　　1954年秋，中南海西门传达室给我来电话，说有个叫翟作军的同志要求见主席。我忙翻出名册一查，有这个人，便去向毛泽东报告。

　　毛泽东正在看文件，听了我的报告，他连连点头：“你不认识，我告诉你，他是河南人，是红军干部，细高细高的，你请他进来吧。”

　　我忙赶到西门．果然是名细高细高的河南人，当时大约40岁左右。我带翟作军来到菊香书屋。

　　毛泽东从办公桌后立起身，迎过来与翟作军握手，亲切随便：“来了？请坐。怎么样啊，你现在？

　　翟作军先敬礼．后握手：“我在空军工作。

　　“那好么。你坐，坐下说。”

　　我送上茶便退出来。毛泽东待客总是一杯清茶。

　　半小时后，值班室电话铃响了。我来到书房，他们还坐在那里聊着什么。翟作军显然熟悉毛泽东的习惯，一见我进门便自动立起身，告辞说：“主席，我定了。谢谢主席。”

　　毛泽东送客到门口，在门坎里停住脚。翟作军最后敬一个军礼，便由我送出中南海。

　　后来毛泽东去武汉时，翟作军又到东湖宾馆去看过毛泽东，仍是谈半小时便告辞。毛泽东还曾给翟作军写过信。类似这样的接见每年都要几次。一般不留吃饭，除非是刚刚离开。比如李连成，田云玉刚离开主席的那一年，过春节毛泽东接见他们，便留在家里一道吃饭，毛泽东一般不喝酒，那天给离开的卫士敬了一杯酒，自己也千了杯。他的脸立刻红了，深情地望着过去的卫士们说：“欢迎你们常来看我，我会想你们的。

　　凡是在毛泽东身边工作过的人员，只要来信说生活困难，毛泽东无不解囊相助。他的工资开销计划表上，帮助身边同志是一个专项。有时不够了，就动用稿费。

　　毛泽东多次说过：“他们帮过我的忙，我不能忘记他们。

　　但是，毛泽东不曾帮助身边一个工作人员，“飞黄腾达“去作“大官”。他的临别赠言总少不了这样几句话：“安心搞生产”．“要夹着尾巴作人”．“生活有困难就给我来信”。

　　“江青跟你们发脾气，你们要看在我的面子上，能谅解就尽量谅解她。”

　　这是毛泽东经常跟我们说的一句话。

　　但是，具体解决起来并不那么简单。毛泽东这时像个处理家务事的家长，他也不容易。

　　我跟江青小矛盾不断，大矛盾只闹过两次。说出来不怕你笑话，都是从打扑克闹起来的。

　　50年代和60年代初，江青没什么事干。毛泽东不许她插手政治，她闲得慌，每天就是打扑克。她在玩的方面也不同于毛泽东。毛泽东输得起，她输不起。

　　毛泽东极少打牌，下棋也不多。偶尔同康一民下盘围棋，也是输的时候多。别人赢了他不恼，别人谦让他就恼。所以。康一民下棋出招儿总是又狠又凶。毛泽东输了，再也无计可施时，便咂咂嘴吁口粗气，好像这辈子总算尝到了输的滋味，不在此生。下来还对我嘀咕：“看来毛泽东也不是一贯正确，康一民就赢了他。”

　　江青则不然。打牌不许别人谦让，这一条同毛择东一样。不一样的是她一定要赢，赢不了就发脾气，大家都跟着倒楣。

　　她总是跟我打对象。“高处不胜寒”一出错牌就遭白眼．所以玩也玩得提心吊胆。遇上对手弱，比如我手下的几名卫士，他们牌艺不佳，再争也是我们赢，这牌就好打些。若遇上对手强，比如那些聪明伶俐的女护士，这牌就难打了。女护士要是不让着我们，我们必输无疑，女护士当然要让着我们．但不能露出破绽，露出破绽麻烦更大。思想上有了顾虑，牌就容易出错，我一出错牌，江青就翻白眼，这牌玩得真像受刑一般。

　　1952年春，我跟江青在万寿路新六所打扑克。

　　所谓新六所就是中央在万寿路修建的六栋小楼。中央五大常委毛。刘、周、朱、任，每家住一栋，工作人员住一栋。毛泽东的七律二首（送瘟神）就是在这里写的。1959年以后，毛泽东再不曾来新六所居住。

　　那天打牌，一坐下我就发现江青脸色不好。心里不免犯响咕。越犯响咕越出错牌，越出惜牌江青脸色越难看，成了恶性循环。纵然女护士们想让我们赢也不容易办到。

　　我又出错一张牌，刚想反悔，江青已经将满把牌掷于我面前：“不打了！你为什么说我躲风？啊！

　　我心里咯喳一下，脸刷地变白。像听到口令似地，猛然起身立正。糟了！我心里叫昔，怎么被她知道了？

　　那时，全国正在开展“三反”“五反”运动。从延安时期江青就不满意党内的各种整风运动，特别是“三查”“三整，，中跟毛泽东发生一次大争吵后，更是害怕运动，恼火搞运动。不论大小运动，一来她就躲走，从不参加。我曾听她说过许多不满搞运动的话：“有些人吃饱了没事千，整天琢磨着搞别人。”“哼，搞么，这次你搞人家，下次人家就可以搞你。”

　　这次：‘三反”“五反”运动起来，江青又躲出去一段时间，不参加组织活动。机要秘书徐业夫问我：“为什么运动一来，江青就走？”我随口说了一句：“躲风呗。”

　　现在，话传到江青耳朵里去了，她趁打牌机会把火发泄出来。我无言以对，心里有些恐惧。

　　“哼，小鬼息子！”江青气得脸红脖子粗，一个劲喘粗气，在房间里走来走去。我又急又慌，说不出话，只好跟在她屁股后面团团转。

　　江青气不过，走出门又在院子里转，我也跟出去在院子里转。

　　“你为什么说我躲风？说话呀！哑巴了？你说没说我躲风？”江青眼里含了泪花。

　　“对，对不起，江青同志，”我吃力的解释“我，我不是有意的。是徐秘书问我，我随口说的……”

　　“你这个没良心的！”江青眼里的泪花一个劲转，“我政治上保护你，你反而诬蔑我……”

　　“我真不是有意的，我哪里想诬蔑首长……”

　　“不要你嘴硬！我听到的是这一句，我没听到的还不知道有多少话呢，你说，你都说了我些什么？”

　　“没有，绝没有……再没说什么。”、

　　“没说什么？我问你，你为啥挑拨我跟李敏的关系？”

　　“这是绝没有的事情！”

　　“你再说一遍？你敢再说一遍？我叫你派车去接她回家。你为什么不去接？”

　　“接了，我去学校接了。是李敏不肯回来的。”

　　“是你挑拨！你知道我这个后妈不好当，我哪儿疼，你往那儿戳刀子。你们不是帮助我们搞好关系，你们就会哺咕闲话搞挑拨，你还不承认？”

　　“这一条我绝不承认。”

　　“你还挑拨我跟主席的关系！”江青尖叫起来，顿着脚。泪水流下来。我泄气地垂下头，手足失措，唉，为了那次吃红烧肉，毛泽东一再追问我，我“供”出江青不叫做，毛泽东发火，再不和江青一道吃饭。也难怪江青发这么大的火。

　　我看看腕上的表，已经是下午四点，毛泽东该起床了。我冷静一下情绪，尽量沉稳些语气说：“江青同志，主席该起床了，我得去照看。回头我再跟你作检查吧。”

　　我匆匆赶到值班室，恰好毛泽东按响了电铃。我理理衣冠，忧思重重走进毛泽东卧室。

　　毛泽东擦过脸后，照例靠着床栏抽烟看报。我犹豫一下，小声说：“主席，我踉江青同志吵起来了。”

　　毛泽东自顾看报，漫不经心问一旬：“你为什么跟她吵下？”

　　“不是我跟她吵，是她跟我吵。我斟酌着词句，说：“我说她躲风，她说我是政治诬蔑。”

　　“噢，躲风？”毛泽东掀起眼皮，显然开始注意了，问：“那么，你有没有说啊？”

　　“是徐秘书问我，我随口讲了这个话。”我把事情经过说了一遍，然后解释：“主席，我真没有诬蔑她的意思啊？・”

　　毛泽东沉思着点点头：“嗯。”

　　“她还说我挑拨她和李敏的关系；挑拨她和主席的关系。主席，我挑拨你了吗？

　　毛泽东想了想，说：“好吧，你下去。我和江青谈谈。”

　　我退出来，见江膏还在院子里团团转，就小心翼翼走过去：“江青同志，主席请你去一下。”

　　“你可真行哪！”江青斜我一眼，意思是说我”恶人先告状”。我垂头无语。到了这步田地，越解释越糟糕。

　　工夫不大，值班室的电铃又响了。我蹦起来就朝毛泽东卧室赶。江青已经不在房间里了。

　　“看来问题不好解决哟。”毛泽东仍然斜靠在床上吸烟。望着我慢条斯理说：“光靠我帮忙还不行，看来你得写检查，不写检查问题解决不了。”

　　“怎么写？”我犯愁地间。

　　“你怎么说的，就怎么写嘛。

　　“他说我政治上污蔑她，我没这个意思。”

　　“那就写没这个意思。”

　　“她说我挑拨她和李敏的关系，我没有。”

　　“那就写没有。”

　　“她说……就这么写检查？”我忽然觉得不妥。

　　毛泽东笑了，指点我说：“叫你学习你不爱学习，连个检查也写不来，以后我看你还学不学习？”

　　我难为情地跟着毛泽东笑。

　　“这么写，我教你。”毛泽东伸左手作纸，伸右子食指作笔，比画着说：“写要写我们两个人的名字，写主席、江膏同志，写到拾头上，点雨个点，就是冒号。然后另起一行。躲风的话说了，承认，要检查说的不对，要道歉对不起。再写个但是，在但是后面多做文章。话是说了，但是没有搞政治诬蔑的意思。至于挑拨。根本不存在。去接李敏了，李敏不回来。交待的事办了，只是没办成。以后交待的事一定努力争取办成。检查写完先交我看。”

　　“谢谢主席。”我赶紧回自己屋写检查，怕时间久了忘记毛泽东教的话。检查写完，我送给毛泽东看。

　　“嗯，可以。”毛泽东点点头，把检查放在床头柜上，望着我说：“检查交了，问题还没解决。你说她躲风，这个话没说好，怎么办？

　　我茫然地回望毛泽东。毛泽东忽然笑了，风趣地挤挤眼：“只好委屈你先躲躲风了。”

　　于是，我从新六所“躲”进了中南海。

　　“躲”过几天，毛泽东派人来电话，叫我马上到新六所。我匆匆赶到新六所。一见面，毛泽东就笑着说：“银桥啊，问题解决了！江青病了，住在北京医院。我给你准备好了东西，你带者去医院看看江膏，明白吗？

　　“明白。”我一阵高兴。

　　“先不要忙，在你房间里等我，等机会成熟了再去。”

　　我有些莫名其妙。回房间里等候。十几分钟后，北京医院一名护士忽然打来电话，点名找我。我接过电话，那护士说江青要烟和一些水果。我记下来，再一查看毛泽东为我准备的东西，正好符合江青的需要。忙带好东西乘车赶往北京医院。

　　一进病房，没见到人。卫生间里有水声，我便站立着等候。片刻，江青搓着手走出来，一见我便微笑着过来握手：“你来了？坐坐坐。”

　　我规规矩矩坐好，把东西放在桌子上。

　　“你对我有意见没关系，但你不该背后讲我。”江青态度已变柔和。我又解释一番不是故意的，以后一定注意。

　　“你以后有意见直接来找我，不要背后讲。当面讲什么我也不会怪你。”江青说完，马上转开话题，谈起工作上的问题。研究如何照顾好毛泽东的休息和饮食。她说：“我身体不太好，主席主要靠你们照顾，你们多操操心吧。”

　　事后我才知道，我在房间里等候时，毛泽东给江青打了个电话：“你不要小肚鸡肠。银桥一听说你病了，着急得很，买了东西要去看你。你要主动么，要有胸怀么。”

　　于是，江青便叫护士给我打电话。她从毛泽东那里已经知道我要带什么东西去，便主动提出让我送什么东西去。一场矛盾被毛泽东轻轻松松化解了。没过多久，我便被提升为副卫士长。

　　可是，这件事还是留了条尾巴，我当时万万没有料到。

　　去北京医院看望江青之前，毛泽东将我写的检查退还了我。他完全是随意说了一句：“拿去吧，你自己留着吧。”

　　千不该万不该，我不该当真保存下来这份检查。一直保存到”文化大革命”。那是1967年，红卫兵抄家抄走了我的这份检查。这下子可糟了，说我反江青就是反对毛主席，关了我，斗了我，家也查抄好几次。幸亏毛泽东视察南方经过天津，打听我的情况，才将我解放出来。

　　现在，我那份检查仍存在天津档案馆，要也要不回来。大概要成为历史文物了。

　　江青发脾气多了，我们见怪不怪，不再害怕，有时甚至当面争吵不下，一直闹到毛泽东那里去。特别是我们这些老卫士，长期生活在毛泽东身边，贴身贴心，久而久之便成为家庭一员了，闹起矛盾轻易不肯退让。卫士们的例子不说了，还是讲讲我自己。”

　　196O年夏，我跟随毛泽东和江青来到北戴河。住在绿树掩映的平房一号屋。

　　那夭，毛泽东上午1O点上床睡觉，临睡前嘱咐我下午4点钟有个会议，3点钟要叫醒他。我从毛泽东卧室出来，守在值班室看书。下午2点，副班卫士把我叫到江青房间。

　　“来，银桥，还是我们俩打对家。”江青兴致勃勃召唤。我显出有些勉强。天天陪她打牌，实在厌烦了。又不能不扛，就用叹气和懒洋洋的动作表达不满。

　　我的“消极怠工”很快被江青看出来，她被扫了兴，脸沉下来，用勉强装出来的开玩笑的口气问：“怎么了？银桥。想老婆了？没精打彩的！”

　　“没什么。”我有气无力应一声，看看腕上的表，已经2点半钟。我叹口气，这牌打的真没意思。

　　“该你出牌了！”江青已经面露愠色。

　　我没理睬，淡漠的目光望着手中牌，走神一般，愣怔一会儿才机械地抽一张牌扔出去。

　　没动脑子，出错牌了。江青朝我翻白眼，我故作不见。

　　“银桥，你是怎么了？”江青的声音显出她是尽了最大努力忍耐，就要忍耐不住了。

　　“没什么。”我淡淡他说着，又看一眼表：“主席下午有会。”

　　“正班有田云玉！”

　　我抽了抽嘴角，懒得再说话。夏天人就是发懒。主席是叫我也跟着去，但我没解释，只是叹长气。

　　我的没完没了地叹气，连输两盘。接下来的一盘出没两张牌，输局已定。而我还在没滋没味地叹气。

　　“不打了！江青忽然把牌甩到桌子上，嚷起来：“你今天要干什么？你要干什么？”

　　“我干什么？我要陪主席去开会，现在还要陪你打牌，你说我干什么？”

　　“放肆！你是跟谁说话？”江膏指着我喊。

　　“我不是跟你说话吗？是你跟我发态度，”

　　“你是什么态度？是你们为我服务还是我为你们服务？啊，你说！

　　“我为主席服务就是间接为人民服务，政治上一律平等，我没有陪你打扑克的义务！

　　“你、你，”江青气得身体发抖，说：“你好狂啊，你不就是一个卫上长吗？你给我出去，滚！

　　江青当着卫士们和护士的面这样喝斥我，极大地伤害了我的自尊心。她喝斥卫士可以，我可是卫士长，三八式干部，跟随毛泽东十几年，这些卫士平时都是听从我指挥的。这样伤害我，以后我工作还有威信吗？我涨红了脸，也喊起来：“你狂什么？你不就是个秘书吗？毛主席万岁还轮不到你万岁！

　　“你说谁？呵．你说谁？你再说一边，我看你再说一遍！江青要朝我冲过来，被护士们拉住劝。卫士们就往外拉我。我甩开卫士，迎着江青喊：“我就说你了，怎么着？我是卫士长，不是陪你打扑克的。”

　　于是，我们越吵越凶。完全不是1952年吵架时的光景了。那时我是卫士，现在我是卫士长；那次我说了她躲风。理短嘴软，这次是她没理。她说一句我说两句，陈糠烂谷子的旧账全翻出来了，谁也不让谁，互相揭短。吵到后来，她哇哇地哭，我也呜呜地哭，边哭边互相指着喊。现在想起来也觉得好笑，简直像小孩子打架。护士们劝江青，卫士们朝外拉我。我也知道事情闹大了，心有些虚，也有些慌，何况毛泽东也该去开会了，我素性趁卫士拉扯的机会，甩下江青就朝毛泽东房间里跑，边跑边哭。

　　毛泽东已经起床，正在看文件。似乎听到了哭喊声，皱起盾头正朝外张望，我一共闯进门，放声大哭，指着外面说：“主席，江青骂我，跟我吵，吵……她说，她说我就是伺候她，为她服务的……”

　　毛泽东站起身来，皱着眉头说：“你们整天闹什么闹？到底为什么？”

　　“打扑克，她怪我出错牌，我想着主席要去开会，我就没心打，江青就发脾气，把牌就这么朝我甩……”我正在哭诉，门口一阵乱，江青也哭喊着跑进来了，立刻又同我吵成一国。毛泽东站在我和江青之间，喝令我们不许吵，可是已经吵起来了，谁也不肯先住嘴。毛泽东大概也听出我们吵的全是鸡毛蒜皮陈糠烂谷子，便一只手把我往屋里推，另一只手把江青往屋外推，喊着：“不许吵，都给我闭嘴！我看你们谁再吵？你们蠢么！像什么话？”

　　出现了片刻的沉静。毛泽东往出推江青：“你年纪大。你就不能少说一句？”江青临出门，我在后面又说了一句。这一来江青不干了，回身又往屋里冲，边冲边哭喊着骂。毛泽东回身瞪住我：“怎么回事？她不说了你还说？”

　　我闭住嘴，可是江青没完没了喊，毛泽东连喝几声没止住，我便忍不住又喊起来。

　　毛泽东真气坏了，打雷似地吼一声：“住嘴！”屋子里陡地一静，毛泽东立刻接着说：“从现在起，谁再说一句我就追究谁！”

　　我和江青都不敢说了。

　　“我每天忙成这样，你们还嫌我忙得不够是不是？你们闲得发慌是不是？打个扑克也吵成这样，说出去叫人家听听，毛泽东的秘书和卫士长为了打扑克吵架，还哭，拉也拉不开，你们像话吗？丢人不丢？”毛泽东吮吮下唇，将手那么一划：“到此为止，你们两玩不到一起就不要玩，都看书去！

　　从此，我和江青打对家的玩牌史便结束了。

　　事后，罗部长和杨主任召集我们开了个整风会，批评我订税：“主席操心天下大事，日理万机，你们不要又给他老人家添乱．要给他创造一个和平安静的家庭环境。”

　　这件事对我并没什么压力，就像家里人吵架一样，吵得再凶也是家里的事。解决问题也是家庭内部协调关系的方式。只要干久了，卫士们都会感觉自己是毛泽东家庭中的一员，毛泽东对待我们也如同对待亲人一样。爱也爱得深切，骂也骂得随便，没有任何隔阂，无需端个架子“注意影响”。

　　没有。至少是我没见过，也没听说过。

　　毛泽东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献出了六位亲人的生命。他对子女真疼爱，要求也真严厉。

　　毛岸英是毛泽东的长子，从苏联留学回到延安。毛泽东送他几件带补丁旧衣，叫他下乡跟着边区劳动模范去学习种田，那故事已经为大家熟知。我这里主要讲他们家庭生活中的事情。

　　“抗大”有位北平来的女学生，姓傅，长得很漂亮。江青对毛泽东的长子还是热情关心的，见到姓傅的姑娘，立刻动了一个念头。星期天，把毛岸英和傅姑娘都约到她那里。吃饭聊天，高高兴兴玩了一天。

　　傅姑娘走后，江青问岸英：“你都二十二四了，该找对象了。你看傅姑娘怎么样？・”

　　毛岸英脸红了。延安不比大城市，像傅姑娘这么漂亮的确实不容易见到。片刻，毛岸英喃喃着问：“我爸有这个意思吗？”

　　“只要你同意，他那里我说一声就行。”江青兴冲冲地去向毛泽东说。毛泽东却摇头：“见一面就定终身，也太轻率了吧？孩子年轻沉不住气，你也沉不住气？你叫岸英来。”

　　江青关照毛岸英：“你爸叫你去呢，现在可就看你的态度了。”

　　毛岸英来见父亲，红着脸表态：“我觉得人还挺不错

　　毛泽东笑了，不失幽默他说：“不漂亮不聪明你也不会动心，这一条我理解。可是，见了漂亮的就都动心，这一条我不敢理解你了。，

　　毛岸英龈颜地闷声不响。

　　毛泽东敛去笑容，换上严肃的口吻：“除了漂亮，你还了解她什么？理想、品德，性格，你了解吗？她刚从北平来，我们都不了解。婚姻对你来讲，既是终身大事，也关系着我们的革命事业。谁叫你是毛泽东的儿子呢？一定要慎重，不能轻率从事。

　　果然，毛泽东考虑的有道理。那位傅姑娘受不了延安的艰苦生活，跑回北平去了，并且在报纸上写文章辱驾延安。毛泽东用他那浓重的湖南口音抑扬顿挫他说：“看来漂亮靠不住，还得靠理想哟！”

　　中央机关来到西柏坡后，毛岸英与刘谦初的女儿刘思齐被分配到附近农村搞土改，接触中渐渐有了感情。经邓颖超和康克情帮忙，毛泽东同意他俩确定了恋爱关系。

　　就在毛泽东帮我出主意，使我和韩桂馨确定恋爱关系的同时，毛岸英也来找父亲了。

　　“爸，我跟思齐的事，康妈妈跟你说过了？”

　　“嗯。”毛泽东正在批阅文件，头也不抬地应一声。

　　“那我们就办理结婚手续吧？”

　　“思齐多大了？”

　　“十八。”

　　“你要说实话。十八．周岁虚岁？”

　　“虚岁，可也差不了几个月……””

　　“差一天也不行。我这里忙。你去吧。”

　　毛岸英高兴而来，丧气而去。相比之下，毛泽东对我的婚事积极关心得多。我又感动，又有一丝不安。

　　那天。我们蹲在院子里吃饭。行政处本来安排毛岸英吃中灶，但是毛泽东不允许，对毛岸英说：“你妹妹（李钠）从小就是吃大灶，你这么大个青年，还需要我提醒吗？”毛岸英什么话也没说，拿起饭碗就同我们一起吃了大灶食堂。我们习惯蹲在院子里吃饭，恰好一只公鸡在追母鸡，扇起尘土来。我忙站起身避飞尘。毛岸英没动，触景生情发一句牢骚：“公鸡还要找母鸡呢，我可是个人，我都２７了。”

　　我未免愧怍。我才21岁，已经准备结婚，岸英比我大五六岁还不能结。我小声出主意：“别急，等主席高兴的时候你再说去。”

　　华东传来歼敌7个旅的捷报，我告诉岸英：“主席唱京剧了，快去吧。

　　毛泽东高兴起来喜欢唱几嗓子京剧。毛岸英马上赶到父亲的办公室，想搞个既成事实：“爸，我们已经准备好了，明天结婚。”

　　“不是告诉你暂时不要结婚吗？

　　“我自己的事还是让我作主吧。”

　　“你找谁结婚由你作主，结婚年龄不到你做得了主吗？那就要由制度和纪律做主。”

　　“岁数不到就结婚的人多着哪……”

　　“谁叫你是毛泽东的儿子！“毛泽东将笔重重放在砚台上，“我们的纪律你不遵守谁遵守？”

　　毛岸英满脸委屈地退出。毛泽东也气得直呼粗气，独个儿咱咕：“本来高高兴兴的，叫他又给扫去一半。”

　　毛岸英回到房间想不开，心里又急又恼，便躺在床上哭闹起来，谁劝也劝不住。警卫排长闰长林报告江青，江青作为后娘不好出面，怕引起矛盾，说：“还是让他爸爸说说吧。

　　于是，闰长林便报告了毛泽东。

　　毛泽东勃然大怒，掼下笔大步出问。我怕他要打儿子，忙紧紧跟上，准备劝。可是，毛泽东连儿子的门也没进，就站在门口吼了一嗓子。毛泽东不吼则已，一吼便如雷鸣，惊天动地：“毛岸英，你想干什么？”

　　一嗓子，毛泽东只吼了一嗓子，正在床上哭闹的毛岸英立刻老实了，一动不动，声息全无。

　　毛泽东转身就走。根本不屑说第二句。

　　几个星期后，毛泽东在村边散步，碰到毛岸英从邻村下乡回来。毛岸英跟父亲打声招呼便想溜，毛泽东抬手叫住他：“你不要躲我，结婚的事想通了吗？

　　“想通了。”毛岸英垂着头说，“是我不对。”

　　“思齐呢？”

　　“她也想通了。我们已经商量好，过年以后再结婚。”

　　“这才像我的儿子嘛！毛泽东满意地摆了摆手，“你去吧。

　　继续散了一阵儿步，毛泽东忽然立住脚，望着我问：“银桥。你说我跟儿子亲还是跟你们亲。”

　　我想了想，说：“感情上还是跟我们亲。”

　　毛泽东不置可否，若有所想他说：“我跟我的儿子，几年难得见一面。就是到了一起，一年也难见几面。我只是和你们朝夕相处，形影不离。我和我家里这点事，瞒夭瞒地瞒不过你们。我活着的时候，你们不要讲，我死了以后可以讲，要讲实话。””

　　后来，到1958年，号召工农兵写文章。我想写毛主席，毛泽东又说：“我活着的时候你们不要写，我死了以后你们可以写。”

　　抗美援朝开始后，毛泽东决定送儿子出国参战。江青和其他一些同志都曾劝过毛泽东，说岸英在单位里负责任务很重，不好离开，不要去参战了。毛泽东讲了应该去的道理。给我印象最深的仍然是那一句：““谁叫他是毛泽东的儿子！他不去准还去？”

　　毛岸英牺牲后，彭德怀来了电报。叶子龙同周恩来。江青商量一番、没有告诉毛泽东。后来，毛泽东办完公到新六所一号楼休息时，叶子龙和江青才把消息报告了毛泽东。

　　当时，毛泽东正坐在沙发里。听到消息先是一怔，盯着江青和叶子龙一声不响。江青和叶子龙不敢说第二遍，也没敢说一句安慰的话，不约而同垂下头。

　　于是，毛泽东眨了一下限，目光开始缓缓移动，望住茶几上的烟盒。他去拿烟，西次都没有将烟从烟盒里抽出来。我忙帮他抽出一支烟，再帮他点燃。

　　屋里静了很长时间，谁也没说一句话。能够听到的只有毛泽东咝咝的从牙缝往里吸烟的声响。陕北农民吸烟都喜欢发出这种咝咝声。大概是烟雾熏了毛泽东的眼睛，大概他想起了许许多多的往事，我见到毛泽东眼圈陡然一红，变湿了。

　　叶子龙一声不响地退了出去。

　　又沉默了很久，毛泽东吸完第二支烟，把烟头用力拧熄在烟缸里，发出催人泪下的一声叹息：“唉，谁叫他是毛泽东的儿子呢……”

　　我把头扭向一边，我哭了。

　　毛泽东没有哭，又吸燃一支烟，开始听江青汇报儿子牺牲的经过。我只听清几句：敌机轰炸，扔燃烧弹，毛岸英从防空洞里出来就没回去，烧死了。更多的话我没听到。因为我脑子里总是回荡着那声叹息：“唉，谁叫他是毛泽东的儿子呢……”

　　毛岸青是毛泽东与杨开慧的第二儿子，长得很像父亲，杨开慧烈士牺牲后，他小小年纪便如风卷絮一般，吞尽了生活的苦果，尝遍了流浪乞讨的辛酸，身体受到很大损伤。毛泽东对岸青疼爱关心，知道他身体不好，不像对毛岸英要求得那么严厉。并且经常亲自过问岸青的治疗情况。

　　1957年，毛岸青在青岛治疗休养。8月上旬，毛泽东来到青岛，住在青岛交际处。他振我把毛岸青接来。父子俩悄悄谈心。毛泽东过去与毛岸英谈话，主要是谈学习，谈政治，谈工作。与岸青更多的是谈学习。生活和身体。毛泽东听说医院有名女护士对毛岸青照顾很好，两个人有了一定感情，就请警卫处人去医院了解一下情况，顺便看看毛岸青生活医疗的环境条件。警卫处派了警卫员徐永福去医院，详细询问了毛岸青在医院里治疗休养的情况，回来后，徐永福写了一份调查材料。毛泽东仔细看了这份材料，特意请卫士田云玉向徐永福转达谢意。毛泽东说：“你告诉小徐，材料写得很好，谢谢他，代我谢谢他。”

　　毛泽东对两个女儿李敏和李钠也是既富怜爱之情，又保持严格的家教。李敏刚生下来时，邓颖超抱起孩子，深情地端详着说：“真是个小娇娇。于是，她便有了“娇娇”这个动听的小名。1947年娇娇从苏联回国，到毛泽东身边上学。毛泽东为她取了个学名：李敏。

　　当时，毛泽东化名李德胜。《论语》中有一句话：“君子欲恼于言，而敏于行。对古文颇有研究的毛泽东，为两个女儿分别取名李敏和李钠，寄托了自己的愿望。

　　李敏和李钠自小就是跟随我们警卫战士吃大食堂。上学后便在学校食堂吃饭。她们并没有随父亲一道享受共产党主席的“小灶”，考上大学后，吃住便都在学校里，同所有的普通人家的子女一样，一个宿舍住6个或8个人，睡上下铺。吃一样清淡的伙食。她们总是穿一身旧蓝布衣服，和大家一样上课，一样下乡参加劳动，一样走路。骑车、挤公共汽车。如果不加说明，没有谁会想到她们是毛泽东的女儿。

　　李敏的情况，看过王行娟所著《贺子珍的路》便可以有个基本了解。我这里不多讲了。我主要讲讲李钠。

　　大约是在1956年左右，毛泽东有一次散步时，曾问过我：“你的感觉，是李敏好呢还是李钠好呢？”。

　　我说：“都很好，两个孩子对我们都很尊重。她们没有某些高干子女那种容易表现出的优越感，她们要求自己严格，有上进心。

　　毛泽东摇头：“我看她们不如你们有出息。也不如你们有前途。她们比你们吃苦少，能吃苦的人才有出息。我说：“主席，你还想叫孩子们怎么吃苦？她们可是比普通人家的子女吃苦多了！

　　毛泽东摇头：“你说的不对，你讲吃苦的时候思想不对头，因为你首先想到她们是我的女儿．所以你给她们定了不同一般人家子女的标准。”她们不就是吃大食堂吗？大食堂的伙食要比多数农民家庭的伙食好，难道不是这样吗？”

　　我兑：“主席，你总找低的比，这不公平，城里人家大多数未必比学校食堂伙食差，我家里就比大食堂的伙食好。”

　　毛泽东笑了：“你为革命做了贡献么。吃好点人民没意见。她们还没有做贡献呢。人哪，生活上还是跟低的比有好处。不比贡献比享受，那就没出息了。

　　在毛泽东的子女中，李钠相对来说吃苦不如她的哥哥姐姐多，但我始终认为她比7般人家的孩子吃苦多。我到毛泽东身边后，从1947年始，李钠才7岁，便跟我们这些当兵的一样行军，一样餐风露宿，一样地经受了飞机轰炸，听惯架。便跑去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把我叫进屋，声色俱厉：“三令五申，为什么还要搞特殊化？

　　我不怕江青发脾气，但是害怕毛泽东发脾气。我小声喃喃：“别的家长也有给孩子送东西的。”

　　“别人可以送，我的孩子一块饼干也不许送！毛泽东拍了桌子，“谁叫她是毛泽东的女儿！

　　我再不敢言声，也再不敢给李钠送饼干。回到家里，我向爱人发牢骚，说江青向毛主席打小报告批评我。嘴里这样牢骚，但我心里明白，江青在这件事上做得还是对的，毕竟李钠是她的亲生女儿。

　　事隔不久的一个星期六，李钠回到家里来。卫士尹荆山在倒茶时提醒毛泽东：“主席，李衲回家了，二三个星期没见。一起吃顿饭吧？

　　毛泽东掀起眼皮，目光柔和，含着感激：“嗯，那好，那好。”

　　小尹忙去报告江青。江青略一犹豫，小声说：“多下点米，多放点油。”

　　毛泽东没有专门吃饭的饭厅，每次都是卫士用食盒把饭提到卧室或办公室吃。今天搞了四菜一汤，还有辣子、霉豆腐等四个小碟。炊事员得意他说：“我今天多下了一倍的米！”“李钠在毛泽东卧室里向父亲汇报了学习情况。未了委婉他说：“我的定量老是不够吃。菜少，全是盐水煮的川水还不够大师傅沾光呢，上课肚子老是咕噜噜叫。”毛泽东教育女儿说：“困难是暂时的，要和全国人民共度难关。要带头，要做宣传，要相信共产党：……”他还开句玩笑说：“大师傅掌勺连我也管不了呵！”

　　尹荆山进去招呼：“主席。饭好了。”

　　“嗯，今天一起吃饭。”毛泽东拉住女儿的手，一起走到饭桌旁。

　　李钠抓起筷子，鼻子伸到热气腾腾的米饭上。那是红糙米，掺了芋头。她深深地、深深地吸吮着香气：“呵！真香哪！”她望着父母灿然一笑，那么天真可爱！

　　江育望望女儿，望望毛泽东，想说什么，“可是卫士们侍立在旁边，她便忍住了。勉强笑一笑，夹一筷子菜放在女儿碗上。

　　“吃吧，快吃吧。”毛泽东用筷子示意。

　　李钠向嘴里拨饭。饭大烫，她咝咝地向外吹熟气。吹几下便咽下去，眼睛烫得湿润了。

　　“吃慢点，着什么急？”毛泽东尽量平静他说。他轻轻笑着，但是笑得越来越不自然。“李钠瞟一眼侍立的卫士，腼腆他说：“在学校吃饭都快。习惯了。”

　　“现在是在家里么。”毛泽东说话声音很低，已经变成苦笑。

　　“吃菜，多吃莱。”江青不停地往女儿碗里夹菜。她脸色有些苍白，嘴唇保持开始那种笑的样子，却是哆嚏着僵便的。她望着李恼吃饭时，那目光神色是母亲恃有的。

　　李钠在父母面前不多拘柬，慢吃不了几口又变成狼吞虎咽，几乎嚼也不嚼就把一口口的饭菜吞下去。在她朝嘴里拨饭时，偶尔掀一下限皮，目光沿着上限皮匆匆扫过桌面，她在看饭菜还剩多少。

　　开始，毛泽东还在慢慢陪女儿吃，一边有一句没一句他说点什么。渐渐地，他不说话了。默默地夹一筷子菜或饭往嘴里送。嚼得那么慢，那么慢……终于，他停了筷子，停了咀嚼，怔怔地望住女儿出神。

　　江青早已停了筷子，看看女儿又看看毛泽东。她连接几次喘粗气，便盯住毛泽东不动了。她有时心里有想法并不说，而是希望毛泽东能够理解，能够先说。

　　“哎，你们怎么不吃了？”李钠好不容易把嘴离开饭碗。

　　“哦”，毛泽东漫不着边际地笑笑：“老了，吃不多，我很羡慕你们年轻人。“他说着，抓起报纸侧了身看，头轻轻．晃着，仿佛看得专注，念念有词。

　　江青胸脯微微起伏，忽然端起饭碗，把剩下的半碗饭拨到李钠碗里，起身匆匆离开。她眼里已经充满泪水。

　　毛泽东似乎什么也没看到。可是，江青刚走回她的房间。毛泽东便抬起头对女儿讲：“我年轻的时候在湖南农村搞社会调查。有次饿了一天，讨到一碗剩米饭……”

　　他没有讲完。李钠心思只在吃饭上，说：“你们不吃我就全打扫了啊。”

　　“打扫光。”毛泽东目光在女儿脸上稍触即离，好像不敢多看。重新盯住报纸，手在桌上点了点：“三光政策，不要浪费。

　　其实，李钠也不了解父亲平时吃什么。如果她知道父亲有时一天只吃一顿马齿菜，她一定不会这样”放肆”了。她把饭菜吃得干干净净，连一片葱花也不放过，仔细夹起来往嘴里送。两眼可怜巴巴朝桌子上转，仍然没有离开的意思：“爸爸，我还要发育呢，饭量特别大……这么大窝头我能吃三个。”她比划了碗口那么大。

　　毛泽东没有看，始终盯着报纸，只是含住下唇习惯地吮一吮。

　　“今天的饭菜真香哪，可惜……”李钠瞟一眼父亲，又带着孩子气的狡黠望着卫士：“尹叔叔，还有汤吗？把这盘子唰唰。别浪费。”

　　尹荆山猛地转开脸，泪水夺眶而出，直朝厨房跑去。

　　“唉，李钠这孩子也真受苦了。炊事员找出两个白面和王米面掺半的馒头，卫士等不及他在火上烤，便拿来给了李钠。

　　李钠摇晃着身子。不好意思地看看父亲，掰开一块馒头擦擦盘子便往明里塞。尹荆山拿来热水帮李钠一个盘子一个盘子地涮了喝。毛泽东喉咙里咕噜响两声，站起身来，什么也没说便走开了。他先朝院子走，又突然转向屋子，可是没进卧室又转身朝院子走，他似乎自己也不明白要干什么。

　　晚上，江青进了毛泽东卧室，叫卫士们退出。半小时后，江青出来了，眼圈红红的，显然哭过。我们明白这是为什么，都走进毛泽东卧室。

　　“主席，李钠太苦了，你看是不是可以……”

　　“不可以。”毛泽东什么都明白，“同全国人民比较来说。她还算好一些。

　　“可是……”

　　“不要说了。我心里并不好受，她妈妈也不好受。我是国家干部，国家按规定给我一定待遇。她是学生，按规定不该享受就不能享受。”毛泽东深深叹了两口气不无忧伤他说：“还是那句话，谁叫她是毛泽东的女儿呢？还是各守本分的好，现在这种形势尤其要严格。”””

　　“谁叫她是毛泽东的女儿呢？这句话给我留的印象太深了。它充分反映了毛泽东对于女的疼爱之情和严格要求。1980年我和爱人终于能自由看望李钠了。她独自带了儿子生活，日子过得有些艰难。我们劝她再找个对象，她说：“唉，我妈妈是“四人帮”：谁肯找我啊？这时，我又想起了毛泽东说的那句活。我和爱人劝她：“你别这么说，你爸爸还是伟大领袖呢，你是毛泽东的女儿！’：…

　　后来，我和爱人给她介绍了一个人，就是过去为毛泽东站过岗的警卫战士王景清。他们结婚时，杨尚昆同志还送了一个大被套，一包巧克力糖。因为李钠小时候很爱吃巧克力糖。还写了贺词，把自己和全家人的名字全签上了。

　　王光美同志知道这件事后，也表扬我们说：“你们办了件好事，看在主席面上，应该帮助。”

　　不久前，我和爱人去李们家里串门．李钠留我们吃饭：“你们尝尝老王做的凉粉和养面扒糕吧。”我们惊讶地问：“哎呀，老王还会做凉粉和扒糕？”李钠说：“我和老王在一起生活可享福了。他什么都会做，比我强多了。”

　　看来。他们生活是幸福的。我内心获得很大宽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