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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破没有基础的大中国建设许多的中国从湖南做起(一九二○年九月五日)






  固有的四千年大中国,尽可以说没有中国,因其没有基础。说有中国也只是形式的中国,没有实际的中国,因其没有基础。我在湖南改造促成会答曾毅〔1〕书中说:“中国四千年来之政治,皆大架子大规模大办法,结果外强中干,上实下虚,上冠冕堂皇,下无聊腐败。民国成立以来,名士伟人,大闹其宪法国会总统制内阁制,结果只有愈闹愈糟。何者?建层楼于沙渚,不待建成而楼巳〈已〉倒矣……”实是慨乎言之。凡物没有基础,必定立脚不住。政治组织是以社会组织做基础,无社会组织决不能有政治组织,有之只是虚伪。大国家是以小地方做基础,不先建设小地方,决不能建设大国家。勉强建设,只是不能成立。国民全体是以国民个人做基础,国民个人不健全,国民全体当然无健全之望。以政治组织改良社会组织,以国家促进地方,以团体力量改造个人,原是一种说法。但当在相当环境相当条件之下,如列宁之以百万党员,建平民革命的空前大业,扫荡反革命党,洗刷上中阶级,有主义(布尔失委克斯姆〔2〕),有时机(俄国战败),有预备,有真正可靠的党众,一呼而起,下令于流水之原,不崇朝而占全国人数十分之八九的劳农阶级,如响斯应。俄国革命的成功,全在这些处所。中国如有澈底的总革命,我也赞成,但是不行(原因暂不说)。所以中国的事,不能由总处下手,只能由分处下手。我的先生杨怀中说:“不谋之总谋之散,不谋之上谋之下,不谋之己谋之人”〔3〕。谋之总,谋之上,谋之己,是中国四千年来一直至现在的老办法,结果得了一个“没有中国”。因此现在唯一的办法,是“打破没有基础的大中国,建设许多的小中国”。

  我主张中国原有的二十二行省三特区两藩地,合共二十七个地方,由人民建设二十七个国。这是各省各地方人民都要觉悟的。各省各地方的人民到底觉悟与否,我们不能必,所以只能单管我们自己的湖南。湖南人呵!应该醒觉了!大组织到底无望,小组织希望无穷。湖南人果有能力者,敢造出一个旭日瞳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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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对赞成“湖南们罗主义”(一九二○年九月六日)






  兼公提出湖南们罗主义〔1〕,谓“若付诸公民总投票一定可得最大多数赞成。”然则“最大多数”之于“总”,相差仍有一个小部分。我看这一个小部分――虽然只是一个小部分,其关系有时却很重大。原来准照兼公所提解释们罗主义的三个条件“我们用心干我们自己应干的事”,“我们绝对不干涉别人的事”,“绝对不许别人干涉我们的事”,是于最大多数的人民心理顶相合的。我料得这最大多数人民必定是(一)种田的农人,(二)做工的工人,(三)转运贸易的商人,(四)殷勤向学的学生,(五)其他不管闲事的老人及小孩子。他们都觉得“应该用心干自己的事”,都觉得从前(四十年前)的湖南人好干涉别人的事,如蹂躏江南,蹂躏闽浙,蹂躏湖北,蹂躏陕甘新疆〔2〕,是违犯了“绝对不干涉别人的事”一个条件。因此一个翻转,湖南【别】人到处被人瞧不起,九年三被征服〔3〕,致受“别人干涉我们的事”的无穷大祸。(参观张謇通电〔4〕,说湘人蹂躏江浙各地,致受此次自然报应。所言虽非必然的关系,然侮人者见侮于人,谁都不能逃此公例。)要想转祸为福,便欲先厉行第二个条件“自己不干涉别人”,才能达第三个条件“别人不干涉自己”。

  虽然农工商学及不管事的老少是最大多数,开会投票,他们的票上都写“赞成湖南们罗主义”。然尚有一个□〔5〕部分人,他们非农非工非商非学,又非不管闲事的老少,他们票上却都写“反对湖南们罗主义”,诸君必谓,少数不能变更多数,前者得胜,后者无效。然我尽有疑间〈问〉,要问这票匦的监督者是两党中之最大多数党,还是最少数党?如是前者,当然没有问题,如是后者,则开票结果必定是“原案打消”,而反面的“湖南侵略主义”投票乃大得通过。这是从经验得来百不失一的断定。所以我说,“虽然只是一个小部分,其关系有时却很重大。”

  “援粤”之声〔6〕,不出于农人,不出于工人,不出于商人,不出于学生,不出于不管事的老少,就是不出于最大多数人民。而独出于非农非工非商非学非不管事的老少之无职业最少数的人。不是说笑话,假如真要援粤,我主张要总投票。为防上文所说之弊端起见,我主张要将票匦拿到我们“最大多数党”的手里来。我是绝对赞成湖南们罗主义的,故我的主张如此。

  根据1920年9月6日湖南《大公报》刊印。署名泽东。

  注释

  〔1〕指湖南《大公报》主笔龙兼公1920年9月5日所发时评《湖南“门罗主义”》一文的主张。龙兼公,见本书第415页注〔2〕。

  〔2〕清末曾国藩率领湘军,在湘潭、岳州、汉口、武昌、汉阳,九江、芜湖、湖口、天京(即南京)等江南一带镇压太平军;1861年至1866年曾国藩和另一湘籍清朝官员左宗棠,在闽浙一带任巡抚、总督等职,并镇压太平军余部。1865年,陕甘总督杨岳斌(湖南善化即长沙人),回湘招募勇丁,取道湖北,赴甘镇压回民起义。后左宗棠继任陕甘总督,率部镇压回民起义,1875年,左任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率楚军出征新疆。

  〔3〕湖南自民国二年(1913年)以来,先后三次为北洋军阀汤芗铭、傅良佐和张敬尧所盘踞,前后计约九年。

  〔4〕张謇(1853―1926),字季直,号啬庵,江苏南通人。近代立宪派、民族资本家。曾任南京临时政府实业总长,北京政府农村、工商总长等职。本文所指张謇通电,似指他1920年7月21日致徐世昌、段祺瑞电。该电文中有“洪杨乱后,湘军特起。……东南各行省之子女、玉帛之输于湘人者,先后殆四十年,盛已。……闻湘人此次所受之痛苦,过其以往所享之逸乐。前车不远,夫湘则既如此矣!盈速者亏亦速,盈甚者亏亦甚”等语。〔5〕此处原件空缺,从上下文看,疑为“小”字。

  〔6〕指谭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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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自治运动”〔1〕应该发起了(一九二○年九月二十六日)






  无论什么事有一种“理论”,没有一种“运动”继起,这种理论的目的,是不能实现出来的。湖南自治,固然要从“自治所以必要”“现在是湖南谋自治的最好机会”“湖南及湖南人确有自立自治的要素与能力”等理论上加以鼓吹推究,以引起尚未觉悟的湖南人的兴趣和勇气。但若不继之以实际的运动,湖南自治,仍旧只在纸上好看,或在口中好听,终究不能实现出来。并且在理论上,好多人从饱受痛苦后的直感中,业己〈已〉明白了。故现在所缺少的只有实际的运动,而现在最急须的便也只在这实际的运动。

  我觉得实际的运动有两种:一种是入于其中而为具体建设的运动,一种是立于外而为促进的运动,两者均属重要,而后者在现在及将来尤为必须,差不多可说湖南自治的成不成好不好都系在这种运动的身上。

  我又觉得湖南自治运动是应该由“民”来发起的。假如这一回湖南自治真个办成了,而成的原因不在于“民”,乃在于“民”以外,我敢断言这种自治是不能长久的。虽则具了外形,其内容是打开看不得,打开看时,一定是腐败的,虚伪的,空的,或者是干的。

  “湖南自治运动”,在此时一定要发起了。我们不必去做具体的建设运动,却不可不做促进的运动。我们不必因为人数少便不做。人数尽管少,只要有真诚,效力总是有的。甚么事情,都不是一起便可成功,一起便可得到多数的同情与帮助,都是从近及远从少至多从小至大的。颇有人说湖南民智未开交通不便自治难于办好的话,我看大家不要信这种谬论。

  根据1920年9月26日湖南《大公报》刊印。署名泽东。

  注释

  〔1〕湖南自治运动,指在皖系军阀张敬尧被逐出湖南后出现的一种主张湖南自主、自立,废督裁兵,公民制宪,实行民治的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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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受中国之累以历史及现状证明之(一九二○年九月六日、七日)






  自有中国,就有湖南。湖南在古为蛮地,在周为楚国,在汉为长沙国,唐为节度史〈使〉地,宋为荆湖南道,至元建为行省,明清仍之,迄今不变。莽莽四千年,人类总是进化的,而湖南进化的地方在那里?春秋时,荆楚崛兴,几欲和中原大国挈长较短。其时则上无中央政府,诸国并立,各得遂其发展。虽迷于竞争侵略,用事者野心英雄的君臣而无与于小百姓,然声光赫濯,得发展一部分之特性,较之奴隶于专制黑暗的总组织者,胜得多多。不过所谓荆楚,其中心不在湖南而在湖北。潇湘片土,对于江汉,犹是卑职之于上司。所以湖南在当时之中国,仍算不得什么。长沙国,以小弱见全,可怜的国,非自立自治的国。节度史〈使〉地,荆湖南道,一言蔽之,被治的奴隶耳。五代曾为马殷〔1〕割据,陋懦殊不足道。至于行省,乃皇帝行巡宫府,举湖南而为一王之奴隶。元明历清,长夜漫漫,所得的只是至痛极惨。由此以观,四千年历史中,湖南人未尝伸过腰,吐过气。湖南的历史,只是黑暗的历史。湖南的文明,只是灰色的文明。这是四千年来湖南受中国之累,不能遂其自然发展的结果。

  中国维新,湖南最早。丁酉戊戍〈戌〉之秋〔2〕,湖南人生气勃发,新学术之研究,新教育之建设,谭嗣同熊希龄〔3〕辈领袖其间,全国无出湖南之右。乃未久而熊逐谭杀〔4〕,亡清政府以其官力施于湖南,新锐顿挫,事业旋亡。这又是湖南受中国之累,不能遂其自然发展的结果。

  湖南有黄克强〔5〕,中国乃有实行的革命家。甲辰一役,萍醴丧亡,黄克强出遁,马福益骈首,清廷以其暴力,戮辱湘人〔6〕。湖南不克先辛亥而推倒满清,早脱臣妾之羁勒。这又是湖南受中国之累,不能遂其自然发展的结果。

  民国成立,分权论不胜集权论。袁盗〔7〕当国,汤屠〔8〕到湘,湖南于是第一次被征服。湘人驱汤,而北方段祺瑞〔9〕又欲达其力征统一之迷梦。傅良佐〔10〕以湘人而凭借北势,被命督湘,湖南于是第二次被征服。湘人起而逐傅,兵到岳阳,骤遇大敌,张敬尧〔11〕连陷长宝,湖南于是第三次被征服。今借湘人自决的力,奋起驱张,恢复全宇。然九年三被征服,屡践北人马蹄,假中央统一之名,行地方蹂躏之实,这不更是近事之中湖南受中国之累,不能遂其自然发展的结果吗?

  反之湖南不受中国之累,得遂其自然发展,岂犹是今日的湖南吗?小组织受束于大组织,事事要问过中央,事事要听命别人,致造成今日之恶结果。假使湖南人早能自决自治,远且不言,丁、戊以方新之气,居全国之先,使无所谓中央者为之宰制,不早已造成了一个新湖南吗?次之辛亥革命,湖南首应,湘人治湘,行之二载,使无所谓中央者为之宰制,加以人民能自觉悟,奋其创造建设之力,三被征服之惨祸不作,不又早已造成了一个新湖南吗?我尝思之,重思之,前此所以未能,固由湘人无力,亦缘机会未来。现在呢?机会来了,机会实实在在来了!全中国无政府,全中国大乱而特乱。我料定这种现象至少尚要延长七八年。以后中国当大分裂,大糜烂,武人更横行,政治更腐败。然有这当中必定要发生一种新现象。什么新现象呢?就是由武人、官僚的割据垄断,变为各省人民的各省自治。各省人民,因受武人、官僚专制垄断之毒,奋起而争自由,从湘人自决、粤人自决、川人自决以至直人自决、奉人自决,这是必至之势。如此者十年乃至二十年后,再有异军苍头特起,乃是澈底的总革命。

  湖南人啊!我们的使命实在重大,我们的机会实在佳胜。我们应该努力,先以湖南共和国为目标,实施新理想,创造新生活,在潇湘片土开辟一个新天地,为二十七个小中国的首倡。湖南人呵――我们应该一齐努力!

  根据1920年9月6日、7日湖南《大公报》刊印。署名毛泽东。

  注释

  〔1〕马殷(852―930),字霜图,许州鄢陵(今属河南)人。唐时曾任潭州(治所在今长沙)刺史和武安军节度使。五代梁时被封为楚王。据有今湖南全省及广西东部地。五代唐时建立楚国。

  〔2〕丁酉戊戌之秋,指1897至1898年维新变法运动期间。〔3〕谭嗣同、熊希龄,分别见本书第369页注〔1〕、第657页注〔2〕。

  〔4〕戊戌变法失败以后,熊希龄被逐革职,谭嗣同遭杀害。

  〔5〕黄克强,见本书第48页注〔22〕。

  〔6〕指1904年(即甲辰年)黄兴在长沙组织华兴会起义失败一事。

  〔7〕袁盗,指袁世凯,见本书第26页注〔6〕。

  〔8〕汤屠,指汤芗铭,见本书第46页注〔2〕。

  〔9〕段祺瑞,见本书第54页注〔4〕。

  〔10〕傅良佐,见本书第485页注〔7〕。

  〔11〕张敬尧,见本书第482页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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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疑(一九二○年九月二十七日)






  现在有一些人心里怀了一种不应该疑的“疑”,说,“湖南自治问题太大,中间条理太繁,像我这样老不懂政治法律的人,实在怕开得口。但我心中总觉得这件事情很重要,不过我没有学政治和法律,我总有一点怕开得口!”这还是认政治是一个特殊阶级的事,还是认政治是脑子头装了政治学法律学身上穿了长褂子一类人的专门职业,这大错而特错了。春秋时候,子产治郑,郑人游于乡校以议执政〔1〕。这些郑人,都是学过政治法律的吗?意英法美的劳动者,口口声声“要取现政府而代之”。这些劳动者,都是学过政治法律的吗?俄国的政治全是俄国的工人农人在那里办理。俄国的工人农人果都是学过政治法律的吗?大战而后,政治易位,法律改观。从前的政治法律,现在一点都不中用。以后的政治法律,不装在穿长衣的先生们的脑子里,而装在工人们农人们的脑子里。他们对于政治,要怎么办就怎么办。他们对于法律,要怎么定就怎么定。议政法,办政法,要有职业的人才配议,才配办。无职业的人,对于政治法律,简直没有发言权。有职业的人,对于政治法律,又一定要去议要去办。你不去议政治法律,政治法律会天天来议你。你不去办政治法律,政治法律会天天来办你。湖南自治是什么事,而可诿于不懂政治法律使不出来做声吗?湖南自治,又是一件至粗极浅的事,毫没有什么精微奥妙,毫不要根据那一部法典,或那一家学说,只是打断从前一切被中央各省干涉束缚的葛藤,湖南境内事,统归湖南人自办。就是这么一回事,有什么精微奥妙呢?我在一家报上看了一位曹先生的谈话,大意说,“熊希龄虽有政治经验,却无法律知识,所以他拟的自治案〔2〕是要不得的”。煎拟自治案到底要得要不得,是另一问题,我所不以为然的,是定要有法律知识的人才能拟出自治案。“法律学”是从“法律”推究出来的,“法律”又是从“事实”发生的,我们但造我们湖南自治的事实,不要自治法,也未尝不可以(英国以前的宪法就是不成文)。我们为装饰门面起见,或为抬出一部偶像吓中央吓外省并吓本省的野心家起见,要制定一部自治法。这自治法也是大多数人能够制能够议的,并且要这么大多数人制出来议出来的才好。若专委托少数无职业的游离政客去制去议,一定不好。你是一个湖南人吗?只要你满了十五岁(这是我定的成人期),又只要你没有神经病,不论你是农人也罢,工人也罢,商人也罢,学生也罢,教员也罢,兵士也罢,警察也罢,乞丐也罢,女人也罢,你总有权发言,并且你一定应该发言,并且你一定能够发言。只要你将你那不应该自疑的疑点祛去,你便立刻发现你自己的重大本领和重大责任。这本领发现在你的心坎里,这责任便立刻落在你的双肩上。

  根据1920年9月27日湖南《大公报》刊印。署名泽东。

  注释

  〔1〕子产(?―公元前522),名侨,字子产,春秋郑国人。自郑简公时始执国政。时郑国人在乡校里游玩聚会,以议论政事的得失。

  〔2〕1920年8月下旬,熊希龄代谭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