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毛泽东在“滴水洞”与世隔绝11天时间的情况，在社会上众说纷坛，传得沸沸扬扬。的确，这11天，是毛主席思绪最复杂的11天，也是谜一般的11天。在这个“西方山洞”里，毛主席唯有的一次外出，不过走出洞口三百多米远。我把毛主席到滴水洞的前后情况记录如下。

　　1．在杭州，叶群秘告罗瑞卿

　　1965年10月，毛主席住在杭州汪庄。这里环境清幽，是一个休闲和思考问题的好去处。也正由于杭州山青水秀，中央的很多会议都是在这里召开的。我国的第一部宪法就是毛主席在1953年冬带一批文人在杭州起草的。

　　1965年11月下旬，杨成武同志住在杭州空军疗养院。一天，他给我打了一个电话，约我到他那里去一趟。

　　接到电话的当天下午我就去了。

　　到了他的会客厅，见了面，没有说几句话，叶群笑容满面地进来了（叶群是1965年11月下旬来杭州的）。

　　叶群开门见山地对我讲，“我这次来，是林彪叫我带来一封面交主席的信，请你带去交给主席吧！”

　　我接过信说：“好。我交给主席。”当即将信装进衣服口袋里。

　　这时，叶群神神秘秘地离开了会客厅，出去了。过了一会，她又折了回来，对我说：“我给林彪打了个电话，林彪说，信要我当面交给毛主席。”

　　我说：“好，你当面交。”我将信又还给了她。

　　当时，我琢磨不透，叶群怎么这样变化无常，这里面肯定有鬼。我心里老大不快。

　　这时杨成武对我说：“很久没有见到毛主席，很想看一看毛主席。”

　　我说：“我给你向毛主席报告一下。”

　　我没有别的事，便告辞了。

　　回到主席这里，我将上述情况向毛主席作了报告。

　　毛主席“噢”了一声，没有讲别的什么。

　　第二天早上五点多，护士长吴旭君通知我，要我立即打电话告诉叶群，主席要见她，叫她快点儿来。

　　我给叶群打了电话，便站在大门等她。不多会儿，叶群来了，进了头道门，我对叶群说：“谈话不要超过两小时，主席还没有睡觉。”

　　谈话进行到两小时，不见叶群出来。我进去催了第一次，我说：“已谈了两小时了。”

　　到了三个小时，我进去催了第二次，我说：“已经三个小时了。”

　　时间已过四小时二十分钟了，我实在耐不住了，又进去催了第三次：“已经谈了四小时二十分钟了，主席该休息了。”

　　每次进去催他们结束谈话，主席都没有讲什么。他们谈到差五分钟五个小时，叶群才得意洋洋地走出来，眼里充满了胜利的喜悦。

　　三次催叶群，只能听到她的话头话尾，联系起来看，是叶群向毛主席告罗瑞卿的状。她对主席说：“我过去对罗瑞卿是毕恭毕敬的，没有想到罗瑞卿跟林彪的关系搞得这个样子。”

　　叶群又说：“罗瑞卿掌握了军队大权，又掌握了公安大权，一旦出事，损失太大，他的个人主义，已经发展到野心家的地步，除非林彪同志把国防部部长让给他。”“林彪的位子让给他没关系，但会不会发展到‘逼上夺位’的程度呢，我想是会的。主席，他是两眼盯着这个位置的。”叶群还罗列了罗瑞卿的一些罪名，她说：“罗瑞卿反对林彪‘突出政治’，他说，‘病号嘛，还管什么事，病号应让贤！不要干扰，不要挡路’。”当天下午，叶群回到苏州。她在电话上向吴法宪说：我去杭州向毛主席汇报了罗长子（瑞卿）的问题。你不要外传。

　　虽然那时毛主席对叶群的这些话半信半疑。但主席对罗瑞卿的看法变了。

　　第三天，毛主席要见杨成武同志，我打电话通知后，很快成武同志来了。我陪他一块进去见主席，并告诉他：“谈话不要超过两小时。”

　　杨成武同志是一位非常恪守制度的同志，跟主席谈话不到两小时就出来了。

　　1965年12月上旬的一天，离开杭州来到上海，12月8日至15日，中央召开紧急会议，会前大家都不知道会议内容，在主席住地休息室等候。谢富治东张张，西望望，发现就剩下一个罗瑞卿总长没有来。于是就问：“罗总长怎么没有来？”

　　其他一些同志都站在一旁闲聊，没有谁去答理他。谢富治这边转转，那边看看，还是没有看见罗瑞卿同志，便又一次问：“罗总长没有来，是不是忘了通知他？”

　　叶剑英看他老在问这个事情，便说：“主席不会忘事。”看来叶剑英已经知道了一点来头。这次上海会议是解决罗瑞卿同志的问题，是头一次会议，是不可能让罗参加的。会上，主要说罗瑞卿反对林彪的问题，给他罗列了许多罪名，罗瑞卿一直不承认那些不实之词，再三说明自己是支持拥护林彪的领导。为此，罗瑞卿同志受了不少冤屈。

　　“九・一三事件”后，对罗瑞卿的问题毛主席作了自我批评，他说：“偏听偏信不好，我已是半信半疑听了林彪的一面之词。”以后对罗瑞卿的冤案作了彻底的平反。

　　2．《二月提纲》收发内情

　　上海会议后，毛主席又来到杭州。

　　1966年1月，毛主席由杭州来到武汉，住在东湖宾馆。2月8日，彭真、陆走一、许立群等同志来武汉向毛主席汇报《二月提纲》的内容，当时毛主席问了一些情况，没有说不要发表。2月12日《二月提纲》下发了，这个文件我看过一遍，后来不知为啥又收回去了。

　　以后才知道，这个文件是彭真同志批发的。康生心里非常不舒服，他说：“这个文件没有给我看。”

　　很快，康生把这件事情告到毛主席这里来了。

　　康生要开会批彭真同志。他的想法是先避开彭真开个预备会议，统一一个口径，然后正式开会批彭真。但会前没有给毛主席商量好。四月的一天，毛主席要徐业夫秘书通知开会，他除了通知刘少奇、邓小平、康生外，也把彭真通知到了，两次会变成了一次会。这样，在会议上当面锣对面鼓，该怎样批呢？

　　康生在会上一本正经地说：“我反对《二月提纲》。《二月提纲》发出前没有给我看，我不知道，文件发了之后我才见到，这是彭真批发的。”

　　康生是一个精于权术的人，《二月提纲》是二月十二日印发全党的，康生看到势头不对，便见风使舵，进行反戈，极力攻击彭真，说《二月提纲》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文件”。

　　彭真同志说：“文件经过会议讨论、修改后，送康生看了才批发的，怎么没有给他看呢？”

　　会议开了半天，就围绕看没有看而争论，毛主席说：“把《二月提纲》收回来。”这样会议结束了。

　　参加会议的同志陆续走了出来，我站在大厅门口，康生冲着我阴阳怪气、没头没脑地说：“张耀祠，你今年多大了？”

　　我说：“我五十岁了。”

　　显然，康生感觉我是在装傻，于是没好气地说：“你不聪明啊？”

　　我顶了他一句：“我就是不聪明！”

　　后来，康生把汪东兴同志叫去了，问道：“今天开会，张耀祠怎么把彭真搞来了？”

　　汪东兴说：“这你不能怪他，通知开会、管文件是秘书徐业夫的事，张耀祠是主管主席的安全，这有明确的分工。”

　　第二天，汪东兴把这个情况给我讲了。我感到这件事有必要给主席说明一下。当我给主席讲清事情的原委后，主席没有批评我，他说：“没关系，让彭真来听一听，也好嘛！”

　　这件事情就这样过去了。

　　6月，毛主席决定去长沙。

　　3．传说中的“西方山洞”

　　在韶山西面，有三座山峰，南面是龙头山，北面是黄峰山，西面是牛形山，滴水洞就环抱其间。它占地约五平方公里，只有一条公路蜿蜒而至。它的豁口是韶山水库，深幽清雅。三面树木挺立，杜鹃火红。有两山陡立，过去原有一桥，桥下是一小溪，桥头边有一个山洞，即使是天于大旱，洞中仍滴水不断，回声悠扬，其韵如琴，这就是滴水洞。只因毛主席由东而至，所以称它为“西方山洞”。

　　毛泽东的祖祖辈辈都在这里辛勤劳作。当地人很迷信风水，毛主席的祖父也是很信这个东西的。

　　有一次，毛主席讲：“我的老祖宗就住在滴水洞旁边的虎歇坪，为了选择这个地方，请风水先生卜了11天时间。”

　　毛主席还讲：“为什么又搬到上屋场来了呢（即现在毛泽东故居）？我父亲早年还是一个很勤奋的人，他没有看重风水，而是看重了这一片的土地好。”

　　毛主席给我们讲了一件趣事：他的祖父毛翼臣有一个哥哥叫毛德臣，他们在虎歇坪干活时，发现这个地方很干燥，任何时候的雨水都淋不到。毛主席说：“他们活着就在考虑死后的归宿，二人都想埋在这里。还不仅仅因为这里干燥，因为他们请了一个风水先生看了的，说这里是一个风水宝地，正好在 ‘龙脉’上。于是两兄弟争吵不休。”毛主席笑着说：“我看这个风水先生既会挑拨离间，又能平息一些事情，他说： ‘这块土地告诉我，你们二人谁先死谁就埋在这里。’奇了，风水先生还能与土地对话。”他还说：“只有在封建时代是这样，谁愿意早一点死呢？死是一种自然规律，谁又控制得了呢？”

　　毛主席非常沉静地讲道：“不过，老祖宗是不能忘记的，我至今还很怀念我的母亲，我母亲非常善良，非常慈祥，济困扶贫，爱老怜幼，我不能忘记她啊！”

　　毛主席讲这一番话，两眼含着泪光。谁能理解主席的这一孝母之心呢！有一次，主席看韶山县志，他说：“蒋介石要挖我的祖坟，这是失民心嘛，失民心者失天下。”主席在讲这话时，是很得意的，因为中国共产党最终胜利了，打败了蒋介石。同时，从另一个方面看，毛主席是很讲民心的，他有一颗慈祥的心。

　　在大搞农田基本建设中，截断了山沟，滴水洞不复存在了，但两山相夹，仍是一个大洞。毛主席对滴水洞有着特殊的感情，他的很多亲人去世就埋在这一带山上。

　　毛主席喜欢这个地方，夏日凉风习习，气候宜人，是一个避暑的好地方。1959年6月26日，毛主席回到了阔别三十二年的故乡。陪同主席一块去的有公安部部长罗瑞卿、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等同志。那一次，我没有去。但后来得知主席对湖南省委有一个建议，他对周小舟说：“你们省委研究一下，在这个山沟里修几间茅房，省里开个会，其他领导来休息一下也可以嘛！”

　　毛主席又讲：“我老了回来住一住。”

　　毛主席讲修几间茅房，两年后变成了几间别墅。

　　在滴水洞的万绿丛中，有一座青灰色的四屋脊的平房，那就是被称作1号楼的房舍，是毛主席的下榻处。1号楼背着毛家的祖坟地，由坟地延伸而至，面朝龙头山，似乎也有风水先生测定。房屋倚山而建。房内的会议厅，还有两套住房。一套是主席住的，另一套是江青住的。但江青从未来这里住过。两套住房包括办公室、卧室、卫生间。从1号楼通过2号楼的回廊，有数间偏房，为卫士、服务员所居住。1966年我随主席南巡，就住在2号楼，是跟湖南省公安厅副厅长高文礼住在一起的。2号楼是两层楼的客房，共有24间。3号楼有数层，就在进洞不远的山脚下，距1号楼和2号楼约有六百米左右，是主席的警卫中队、省委接待处的同志留宿地。

　　在60年代初，滴水洞一度成为禁区。修建它的时候，被称为“二○三”工程，对外是绝对保密的。修成后，除个别领导同志在此小住外，一般的人不得进入。由此，本来就很神秘的滴水洞，越发蒙上了神秘的色彩。

　　4.毛泽东走进“西方山洞”

　　1966年6月16日，我们随主席乘专列离开了风景秀丽的杭州，当日到南昌住了一晚。

　　17日，列车直奔湖南长沙。在九所六号楼住了一个晚上。

　　这是毛主席继1959年的第二次回故乡。那一次，他写下了“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这一回他又要写下一些什么呢？我们揣摸不透，但是可以看出，主席是有心事的。当然，如果从表面上看，主席是要避一避这闹哄哄的世界。

　　6月18日，下午3时，湖南省公安厅副厅长高文礼和接待处处长肖根如陪我们一道直奔滴水洞。

　　主席坐在一辆吉姆车上，我同高文礼坐在前卫车上，走在主席的前面，主席的一前一后均有轿车。一辆大客车尾随在后，那上面坐的是随行的警卫人员。

　　到了洞口，　8341部队一部分进了3号楼，我和高文礼、钱嗣杰及部分警卫部队住进了2号楼，毛主席住进了1号楼，都是我们事先安排好了的。毛主席下了车，沿着1号楼边走边看，抬首望望葱绿的群山，他高兴地说：

　　“这个洞子天生一半，人工一半，怕是花了不少钱哪！既然修了，就要管理好，不要破坏了。”

　　当时，湖南省公安厅副厅长高文礼跟我一起住在2号楼，一块保卫毛主席的安全。同时，也作了明确的分工，在滴水洞外围的高山要道，由当地的警卫部队负责，内卫警卫由8341部队负责。

　　时值仲夏，气温较高，滴水洞别墅没有冷气设备。肖根如处长亲自从长沙用卡车拉来几个大木桶和几块冰，分放在木桶里，用电风扇把冰块吹融变成冷气，使室内温度降低。

　　毛主席看见很高兴，他幽默地说：“这种‘土空气’不错嘛。”

　　5．主席在“滴水洞”思考什么？

　　在滴水洞里，我没有看见他写下什么东西。其它工作人员也都没有见到。

　　毛主席在滴水洞，任何外人都不见，除了看书、批阅文件外，就是思考问题。他有时拿着书躺在床上看，有时又像烦躁不安。按照主席的习惯，一有重大事情，一般不出来散步，或者散步时间很短。我们一般没有什么事，是不会去打扰主席的。那时主席对林彪既有看法，又有些宠爱。在每天所看到的材料中，都有林彪吹捧主席的话，主席看了非常不自在。特别是林彪讲的“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主席抱着疑惑的眼光自问道：“我的话真有那么管用吗？”他说：“为了打鬼，借助钟馗。”“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他的这些话，都写进了他给江青的信中了。

　　毛主席在给江青的信中说：“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有些反党分子，他们是要想整个打倒我们的党和我本人……而现在的任务是要在全党全国基本上 （不可能全部）打倒右派，而且在七八年以后要有一次横扫牛鬼蛇神的运动，尔后还要有多次扫除。”他要发动一场“文化大革命”的决心已经下了，他说“烧一烧官僚主义，但不要烧焦了，烧焦了就不好吃了。”我认为，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运动，其指导思想、需要发动的规模等就是在滴水洞中形成的。毛主席还说：“这样的运动时间不能太长久了，两三年足矣！”但那时，毛主席没有想到，这场运动竟然被林彪、陈伯达、康生及江青“四人帮”一伙野心家、阴谋家利用了去，做了大量的坏事，后来毛主席也控制不了他们了。

　　6．唯一的一次外出，不过离洞口三百米远

　　主席在滴水洞也想到了游泳。1959年他去过韶山水库游泳，这次主席是不是还要去游呢？

　　这天，主席叫我去了，他说：“耀祠，你去看看青年湖能不能游泳？”

　　我说：“好吧。”

　　我没有带任何人就去了青年湖。说是湖，其实是一个大水库，把两山之间筑起一个大坝，这样储了很深的水，黑压压的，水面清澈，难以见底。

　　我在这里碰到了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人，他拿了一把锄头，在水库旁边的地里干活。他见我在观看水库，便叹了一口气，说：“修这水库，把上面大片的土地给淹了，这些土地都是很好的土地，如果毛主席知道的话，他是绝不会同意的。”

　　回到滴水洞，我对主席说：“青年湖是可以游的，水面很清。”

　　我说：“我在那里碰到了一个农民。”于是我把这个农民所讲的话学了一遍，讲到毛主席“是绝不会同意的”时，主席“嘿嘿嘿”地笑了。

　　一向有游泳爱好的毛泽东，却没有去游泳。叫我去看了青年湖，我说可以游，但他也没有去。我知道主席的脾气，我要是说不能游，主席很可能非去游不可了。当然，这次来滴水洞也许有着别的思想情绪上的因素，主席也没有去韶山水库游泳。

　　主席没有离开过滴水洞，要说离开，也只不过有三百米远。

　　22日上午，主席看见大门口旁摆着一个轮椅，感到很有趣，想坐一坐，出去转一转。

　　从1号楼出来，我和湖南省公安厅副厅长高文礼、中办警卫局处长曲琪玉、新华社摄影记者钱嗣杰四人陪同，由曲、高二人推着轮椅。毛主席坐在上面，有一种天真的童趣。

　　马路左侧紧靠大山，上不去。马路右侧是一条二十米宽的深沟，一条小溪流过，水很小。再往右，仍是大山，大雨滂沱时，山洪直泻而下，汇入这条小溪，轰轰作响，直往韶山奔去。

　　毛主席坐在轮椅上，左看看，右瞧瞧，都是青山和溪水。群山依旧，溪水如常，他没有多少兴味了，说：“哎，我们还是往回走吧！”

　　这样，我们推着主席从原路回来了，最多不过三百米远。

　　这期间，毛主席同我们照了一张像，这张像，我至今还珍藏着。

　　7．“又要到白云黄鹤的地方了”

　　毛主席住在滴水洞，湖南省委有意把工作会议安排在离滴水洞较近的韶山宾馆召开。湖南省委书记王延春得知毛主席28号走，便请主席跟他们开会的同志照个像，毛主席欣然同意了。

　　26日下午，毛主席在滴水洞1号楼前，接见了湖南省委开会的全体同志，并一块合了影。工作人员向我提出“我们大家都想和毛主席照个像。”我对他们讲：“你们等着，我向主席说说。”当我向主席提出大家的愿望时，主席说：“好嘛！”

　　28日上午，毛主席同省委接待处的工作人员照了像。这时，他对大家讲道：“你们走吧！”

　　说着又进了1号楼，坐下来，点上烟。服务员见主席又折了回来，便急忙给端上茶。主席呷了几口，把烟灭掉，然后依依不舍地离开了滴水洞。

　　在长沙大托铺铁路支线上了专列，主席自言自语地说：“又要到白云黄鹤的地方了。”

　　他显得很沉闷的样子。

　　6月28日，到了武汉。直到7月16日，主席才正式公开露面。他在武汉接见了几批外国客人。

　　在武汉期间，主席给江青写了一封信，信的思想显然是主席在滴水洞思考的结果。

　　说是给江青写的，但主席还是给王任重同志看了。当时周恩来不在武汉，没有先给周恩来看。

　　为什么主席把政治问题，采用家书的形式写给江青，我认为里面主要阐明左、中、右的现实和这种政治现象的未来归宿，而这时的林彪正在成为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同时林彪大吹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句句是真理”。这两个问题毛主席都不便于公开讲。江青那时是“文革”小组领导成员之一，给她写信是让她对政治问题敏感一些，做到心中有数，也提醒江青注意自身的缺陷。

　　为了让大家比较详尽地了解这一段历史，现将毛主席给江青信的有关片断摘录如下：江青：

　　自从6月15日离开武林（注：杭州）以后，在西方的一个山洞（注：滴水洞在杭州的西面、主席由杭州而去）里住了十几天，消息不大灵通。二十八日来到白云黄鹤的地方（注：有诗写武汉“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已有十天了。每天看材料，都是很有兴味的。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我的朋友的讲话（注：林彪五月十八日，在政治局引用了古今中外大量的政变事实，要求全党高度警惕，并说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当时主席看了就很不舒服。历史就这么怪，强调警惕政变的人到头来自己搞起政变来了），中央催着要发，我准备同意发下去，他是专讲政变问题的。这个问题，像他这样讲法过去还没有过。他的一些提法，我总感觉不安。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注：

　　《毛泽东选集》），有那样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

　　自卖自夸。我是被他们迫上梁山的，看来不同意他们不行了。在重大问题上，违心地同意别人，在我一生还是第一次……我是自信而又有些不自信。我少年时曾经说过：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可见神气十足了。但又不很自信，总觉得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我就变成这样的大王了。但也不是折中主义，在我身上有些虎气，是为主，也有些猴气，是为次。我曾举了后汉人李固写给黄琼信中的几句话，

　　毛主席酷爱游泳，他那与风浪搏击的力量并非一朝一夕而练就的。他从小学会了游泳，而且水性很好，他家门前的“小池塘”，并不深，几乎每年的夏天，就是他和同龄人的天下。青年时代，便以诗言志：“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展示主宰世界、搏击惊涛骇浪的巨大精神力量。走上革命道路后，游泳便提高了层次，特别喜欢到大江大海去游。建国初期，因环境和条件所限，加之主席工作非常紧张，也抽不出大块的时间去游泳，只有在北京或到各省市巡视工作时，见缝插针地到室内游泳池里游它几个来回。真正到大江大海去游泳，是从50年代中期开始的。主席说要去游泳，那谁也拦不住。我们也只能按照他的意图，保证他游泳的安全。毛主席常说：“游泳是同大自然斗争的运动，应该到大江大海中去锻炼。”

　　1．击浪北戴河

　　1954年仲夏，毛主席搬了几大箱书来到了北戴河。他每天工作到晨光破晓。批阅文件，为新华社修改社论，吟读《史记》，非常疲困。正如他在《贺新郎》词中所写的“一篇读罢头飞雪，但记得斑斑点点，几行陈迹”。

　　一天下午，主席举起双手，伸了一下腰说：“走，去观潮落。”我们走到海边，海面突然狂风大作，平静的大海在一瞬间咆哮起来，波涛汹涌，拍奇海岸，卷起千堆雪，不多会儿，碧波变成了泛黄的浪涛。主席见到如此翻腾的大海，心情激动起来了，脸上露出一种要征服潮水的欲望，阵风吹动着他的衣衫“叭叭”直响，工作人员尾随在主席的身后讲道：

　　“主席，风大了，我们回去吧！”

　　主席说，“走，下海去！”

　　工作人员劝道：“今天风浪太大，不要去游，等到天气好了，我们再去游泳吧！”

　　主席说：“风浪越大越好，这可以锻炼人的意志，增强一个人战胜困难的勇气。”

　　主席一声不响地脱了衣服，只穿一条短裤，他看着卫士和一中队的战士说：“你们害怕吗？”

　　战士回答：“不害怕！”

　　毛主席说：“你们可以跟我走，也可以不跟我走，可以在岸上看，也可以回去。”

　　战士回答：“我们跟主席走，我们都不回去。”

　　主席直往大海走去。

　　面对滔天的浊浪，主席一直往深海处游去了，朝着迎面扑来的海水一起一伏地游着，时而被狂涛掩盖，时而冲出浪尖。孙勇、韩庆余及十几个战士围在主席前后左右。但是，茫茫大海，海水深，风浪大，大家都非常担心怕出事。

　　毛主席是游泳能手，水性好、游技高，水上耐力强。他在浪尖上大声喊：“放心，都不要慌。……现在是涨潮，沉住气，只有被冲上岸，不会被拖入海去。”不一会儿，他又在浪尖上喊：“现在是考验你们的胆量呢？”主席在风浪中游了一个小时才上岸来。朱仲丽同志见主席安全地上了岸，高兴地迎了上去，向主席问好，并劝说：“主席，风浪太大，今后不要再冒这样的险了。”

　　主席沉稳地讲道：“你们不要怕什么冒险，凡事不冒险，就不能成功，许多成功就是通过冒险才取得的。这取决于一个人有没有勇气，敢不敢于排除万难。我说你们要有决心和信心，当然不是盲目地冒险。”

　　主席的工作是没有白天黑夜的，他游泳也是不分时候的。有几天，工作很紧张，几乎每日都在看文件，思考问题，与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中央领导同志一起讨论国家大事。这天下午，他坐不住了：“走，我们到海边去！”周恩来、朱德也跟了去。

　　主席往身后看了一眼，便给游泳“高手”孙勇使眼色，示意跟他走在一起。孙勇急忙跟上主席。

　　孙勇说：“主席，我们不要走远了，天气预报说，今天有雷阵雨。”

　　果然，一到海边，天空突然黑了下来。刹时霹雳一阵雷声，撕破了海空，海水像传说中的海底巨龙在使劲地搅动一样，不停地翻腾着。

　　主席说：“你先下去看一看！”

　　孙勇纵身跃进了浪谷。

　　这时，海上除了主席与孙勇一批人外，见不到一个渔民，这些渔民就在刚才的那一阵雷中纷纷摇桨上了岸。

　　周总理、朱老总见到主席要下水，一下子慌了神，远远地使劲地喊：“不要下了，不要下了！”一边急呼，一边向主席跑来。

　　可是，这时主席已经下水了。

　　四处雷声不断，暴雨劈头盖脸地打来，岸上的几位中央领导同志早就成了“落汤鸡”，他们仍在喊主席不要下水，为了让主席听见，还加大了声音。但是，风声、雷声、潮声早就把喊声淹没了，主席跟孙勇他们在波涛中任情地搏击。他一会儿是面朝天，一会儿是对着水，尽情地感受着狂澜怒涛和乌云阵雷，他也分不清哪里是海，哪里是天，好象天是倒挂着的海，海是倒挂着的天。这时，主席对工作人员说：“不要怕，海水就是被子，我们钻进了棉花套里了！”正说着话，他被海水冲到了一个同志的身上，这位同志正要拉他一把，可又一个浪头把他两人打开了。一位工作人员说：“主席，雨大了！”毛主席说：“没关系，雨大了多在脸上抹几把！”不知游了多久，他们见到了一只被海浪击破了的打渔船，主席担心地说：“刚才我见到了几个打鱼的，不知道出事了没有？”一位同志说：“不会的，这只船刚才靠在岸边的，上面没人，是被水卷到这来了！”主席说：“那就好了。”真是“一片汪洋都不见”，岸上的人们一个个都惊呆了，慢慢地，他们由担心到观赏，由观赏到赞叹，只见主席似浪里白条，波峰起伏，任凭遨游。不知游了多长时间，主席才靠近了岸边。这时，云散雨停雷声息。朱老总说：“主席偏偏游了这段风险时间。”在场的中央领导同志见到主席身上已被海水刮出了一道道血迹，都说：“快上来，快上来！”

　　主席上得岸来，甩打着身上的水，不住地讲道：“今天真畅快！”这时候，周总理、朱老总等领导同志才真正如释重负，悬着的心落了地。但主席却说：“秋风萧萧，洪波涌起，算不了什么！”接着，主席谈起刚才化险为夷的情景，感慨地说：“征服急难险恶，你强他就弱，不能怕，一怕，喝上几口水，就胆怯了，就被海水制服了你！大凡世界上凶恶的东西也是这样的，你表现得怯懦，你就会遭到凌辱，世界上一切反动派看起来样子是可怕的，其实并没有什么了不起。”

　　朱老总说：“主席善于联想，当年你骑在马背上，就一步三叹：惊回首，离天三尺三。”

　　周总理一副严肃的神态，他说：“还有倒海翻江卷巨澜。奔腾急，万马战犹酣。”

　　主席说：“那是过去，那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大志！”

　　转而总理说：“今天总算可以了吧，我们叫都叫不住。”

　　主席说：“我一个心思斗海浪，思想高度集中，哪里听见你们在叫！”

　　次日，主席欣然提笔写道：“大雨落幽燕，白浪滔天，秦皇岛外打鱼船。一片汪洋都不见，知向谁边？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主席在诗中表现出了自己的感怀，公元207年，曹操和乌桓族作战凯旋，曾经路过这一带，留下了《观沧海》：“东临碣石，以观沧海。……秋风萧瑟，洪波涌起……”在主席看来，在中国大地上纵横驰骋的魏武，虽然雄视八方，但是时过千年，他所遗留下来的，只不过是一段漫长的动乱历史和一块早已成为陈迹的碣石。这里主席不仅让我们看到了白浪滔天、不知边际的大海以及在波涛中搏击的渔船，而且把大海与历史的脉胳联系起来，让人感受到了美好的未来。“年年皆秋今又秋，今秋人间胜前秋。”

　　2．突然提出游珠江

　　1955年，主席住在广州的小岛上，每天要处理大量的工作，而且还常常手不释卷。

　　夏天的小岛，热气腾腾。一段时间来，主席一直是在游泳池里游泳，而且每次去游泳池都提前告诉我们，以便作好安全准备。

　　可是有一天，他在书房里坐不住了，突然放下线装书，对工作人员说：“走，我们今天不去室内游泳池，也不去越秀山的室外游泳池，我们去游珠江征服海浪。”

　　主席说话是算数的，说走就要走。我们见此情景一下子慌了手脚。

　　主席来到江边，脱了衣服就要下水，搞得我手忙脚乱，急急忙忙地找来了一批会水的同志一块下江游泳，并找来了船只，以确保主席的安全。

　　主席在水中叫道：“喂，干么子，你们不要站在岸上，会水的都下来。”

　　急急忙忙赶来的罗瑞卿、陶铸同志累得汗流浃背，罗

　　・沼・瑞卿说：“你游吧，还有一批客人在等着你呢！”

　　主席说：“转告他们，我游完泳，谈话更有精神！”

　　其实根本就没有客人来，罗瑞卿是想让主席早一点上岸。说着话，主席游远了。跟随他游泳的同志无拘无束地谈着，好像他们都躺在绿色的草坪上。

　　主席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到大江大海去游泳，至少有三条好处：一是不受任何限制，天高海阔，自由自在，其乐无穷；二是紧张的工作之余，转而全身心地投向大海，动了筋骨，舒了身心，全身得到了放松；三是游泳可以得到很好的休息。再增加一条是，磨练一个人的意志，增强征服大自然的勇气。”

　　3．初试长江水

　　1956年5月初，主席还在广州小岛上，这里天气炎热，他觉得再游珠江，或者是游越秀山游泳池，感到不过瘾，他想到了武汉，想去游长江，那里江水滔滔，奔腾东去，不说历代的帝王将相，就是当今的许多高层领导人，谁又从此岸游到彼岸，主席决心要破这个先例。

　　但是，主席不打无准备之仗。他对卫士长李银桥说： “银桥，我们走吧，到长江边上去，我们去游长江。”

　　李银桥向汪东兴报告了主席要去游长江的想法。汪东兴又马上报告了罗瑞卿部长，说主席要去游长江。

　　当时，罗瑞卿、王任重、汪东兴和保健医生都不同意主席去游长江。他们去劝说主席不要去长江游泳，说那里很危险。

　　主席见他们阻止自己去游长江，生气他说：“无非你们怕我死在长江，你们怎么知道我会淹死呢？”

　　罗瑞卿忙解释说：“主席，不是那个意思。保护主席的安全是党和全国人民交给我们的任务，我是不同意你冒风险。那怕是一点风险也不允许有。”

　　主席对汪东兴说：“你要一中队的韩队长去武汉考察，看看长江到底能不能游？”

　　韩队长也是站在罗部长一边，不同意主席去游长江。

　　韩队长去武汉回来，向主席报告说：“长江不能游，那里水深水急，漩涡太多太大，听说还有江猪。”为了主席安全，韩队长是想劝阻不去游长江。

　　主席吩咐：“把孙勇叫来。”

　　孙勇是副卫士长，听说主席叫他，马上就赶来了。主席对他说：“你再去武汉，你亲自看看长江到底能不能游？”

　　这次，汪东兴同志要我同孙勇一块去，并带了三个会水的同志。到了汉口与省公安厅警卫处的同志一道，在长江大桥桥墩上面下水，试游了近万米。虽然水深流急，漩涡众多，但没有发现有“江猪”，完全可以游。

　　我们回到广州，由孙勇向主席报告情况。

　　孙勇对主席讲道：“我们试游了几千米，没有问题，完全可以游。”

　　主席说：“这就对了么，要知道梨子的滋味，就要亲口尝一尝。”他故意说给那些“阻力”听，“谁说不能游长江？孙勇不是游了吗！”

　　主席说：“这个老韩哪，不讲真话，他没有下水去体验就说不能游。我们去游长江，不叫老韩去，叫他离开这里。”

　　后来主席消了气，他说：“老韩是个好人，忠心耿耿，兢兢业业，唉，这事办得不对……”主席似乎有些后悔赶走了韩队长。但是韩队长已经调离一中队了。

　　5月中旬，汪东兴同志要我打前站，先到汉口去，同省公安厅的同志一起，落实主席横渡长江的各项工作，选好上下码头、大小船只、游泳选手和部署警卫等。

　　1956年5月下旬，主席在罗瑞卿等同志的陪同下，由广州乘飞机到长沙，游了湘江。他对长沙感情极深，青年时期，主席在这里读书，度过了难忘的时光――“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道。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

　　5月31日，主席乘飞机由长沙来到汉口。一路上主席说：“快要到长江边了，这次你们不要再说有什么“江猪”了，事实胜于雄辩嘛！”

　　罗部长说：“这是一件大事，主席讲一切从实际出发，这次游长江你要根据自己的身体实际出发。”

　　主席说：“近水知鱼性，近山识鸟音，你们经常跟我在一起还不知道我的身体，这次你们看着我给你们游出点花样来！”

　　5月31日。在罗瑞卿、王任重等同志的陪同下，我们跟主席一起登上渡船，主席站在船头，拍了两张照片。他站在那里，像一座难以撼动的山，十分伟岸，给人一种壮心不已的气概。

　　随着悠长的汽笛声，渡船开动了，主席的心情非常愉快，他问道：“我们要往哪个地方下水？”

　　王任重说：“在新亚码头。”

　　渡船徐徐稳进，犁起团团雪浪，碧波粼粼的江面上，激起层层银白色的雪花。主席远望天际，只见长江之水浩浩西来，天上白云朵朵，天水相连，悠远无垠。举目四望，龟山和蛇山隔江相峙。

　　那时长江大桥正在修建，我们见到桥墩已矗立在江面上，像是从水面上露出的一座座小山。渡船像轻舟一样游过了小山，主席说：“天堑变通途的时候就要到了，我们的愿望终于要实现了。”转瞬间，渡船驶近了武昌，在武昌的新亚码头靠岸。

　　这时，大家的心情非常振奋，都准备着下水渡江。水声风声人却没声，工作人员比主席的动作快，三下五除二地就脱了衣服。主席稳步地走上了小木船，这时已有几位青年率先跃入水中，主席走近扶梯，双手抓住梯子，顺着扶梯下水。他先让江水浸了一下身子，然后挥臂向前游去，击起层层浪花，他自由自在地向前游着，我尾随在其身后。那时候我的身体很结实，跟大家一起保护毛主席。

　　跟随主席渡江的游泳健儿，按照规定的位置，在毛主席周围形成中、前、左、右、后的不规则图形，消除了失防区，确保了主席的安全。还有三条小木船排成三角形，跟随毛主席担负救护任务，万一主席身体不适，或者出现其它不测，以便及时上船。

　　省公安厅和武汉市公安局对主席横渡长江也有周密的部署，无论是在堤岸上、各种要道上、龟蛇两山，还是对岸水面上，都有安全工作人员。当然他们之中有不少人并不知道有主席在游泳。

　　毛主席在水中游得非常轻松自然，时而潜入水中，时而露出水面，时而侧泳，时而仰泳，顺水漂着走，真是怡然自得，游得舒心愉快。仰面朝天，他悠然地欣赏着广阔的天空，正如他在《水调歌头・游泳》中写的“胜似闲庭信步”，“极目楚天舒”。

　　主席说，“经常游泳好处多得很哩！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还能接触各方面的人，是了解社会各方面情况的好时机，又是最好的休息。”

　　主席说：“你们会蛙泳、蝶泳、自由泳。我只会立正，稍息、睡觉，坐凳子。立正、稍息是基本动作，睡觉，坐凳子是日常生活，你们行不行呢？说完了即开始 ‘立正’‘稍息’作示范。”曾陈说：“主席！睡觉还可以，立正、稍息、坐凳子我们不行。手不动脚要动，脚不动手要动。”主席说：“当兵要从立正、稍息学起，游泳也要从立正、稍息学起。其实你们有的人本领比我高，能学会的。你们好好研究、锻炼锻炼吧。”

　　那天的风稍大一点，水太冷，游了快一个小时，肚子凉得难受，我已上船休息了。

　　我们对主席说：“主席，休息一会再游吧！”

　　主席笑着说：“还早呢！起码要游两小时！”又说：“我不要休息，水里也是休息。”

　　说实在的，我很担心主席的身体抵不住。先后几次劝主席上船，主席说，“我游得正舒服呢！”

　　有位同志问主席：“主席，今天的水温这么低，你不觉得冷吗？”

　　主席说：“下决心就不冷，不下决心水温再高也是冷啊！这里水上是夏天，水下是冬天，很好锻炼身体嘛！”

　　又有一位同志对主席说：“主席，现在浪大了！”

　　主席说：“浪大了用鼻子吹！”

　　“用鼻子吹”，说得大家“嘿嘿”直笑，只是人在水中，笑声不大。

　　毛主席一边游泳，思绪却由长沙到武汉，再跨越时空想到春秋战国时代的楚地景况，真是正如宋代词家柳永在《雨霖铃》中讲的：“暮蔼沉沉楚天阔”。主席还联想到孔子对流水的感叹和宋玉笔下《高唐赋》巫山神女。

　　老人家在游完泳后，写下了 《水调歌头・游泳》：“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今日得宽余。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风樯动，龟蛇静，起宏图。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

　　主席在解释这首词时，对我们说：“才饮长沙水，就是指白沙井里的水，武昌，不是今天的武昌，是古代的武昌，是现在的武昌到大治之间，叫什么县我忘了，那个地方出鳊鱼。所以我说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

　　主席对我们讲道：“等到长江大桥修好后，天堑变通途了，我们再来游泳，那将是别一番情调了。”

　　4．“可能是在捞宝吧！”

　　在堤岸上，聚集着一群观看江中游泳的人们，他们不清楚江中有毛主席在游泳，指指点点，七嘴八舌地议论着。

　　有的说，“今天天气这么冷，风这么大，居然还有人游泳！”

　　有的讲，“是掉了什么东西，你看还有三艘船，肯定是在打捞什么宝贝！”

　　也有人说：“可能是在训练出国比赛吧！”

　　还有人讲：“他们在游泳锻炼，可能是为了准备打仗！”

　　――这些人都蒙在鼓里，甚至于湖北省、市机关的大部分领导人都不知道。他们后来说，如果我们都知道毛主席在游泳，长江两岸肯定会站满人群。

　　这次，我们一直游到漳口东边朱家河入长江的义口才上了船。游了两小时零五分钟。

　　主席靠近船，一手抓住扶梯，转过头来轻微地喘着气，看了看他所游过的路线，说，“我们游得不近嘛！”

　　主席顺着扶梯往上爬着，身上的水不住地往下滴落。他上得船来，工作人员急忙给他披上衣服，这时他才大口大口地均匀地喘气，显得悠然自得。他坐在藤椅上，拿着香烟，久久没有点上，他笑着，一副很怡然的神情，就像一位从战火中归来的英雄。

　　主席高兴地对王任重同志说：“你们会游泳的人，要练习练习嘛！以后有机会我要和你们比赛的哟！”主席讲的会游泳的人，但都没有游过长江，需要练习。是练提高游泳技术，是练游长江的胆量。

　　王任重只是笑，感到今天总算是安安全全的了。

　　曾获得横渡长江第二名的运动员小梁说：

　　“主席，你游得真好，你游泳的消息传遍了世界！”

　　主席谦虚地说：

　　“你比我游得好，你是运动员，我游泳只是为了锻炼身体啊！”

　　主席问小梁：“你为什么没有争上第一名呢？”

　　小梁说：“我游的方向没有把握好，绕得远了。”

　　主席说：“方向是个极重要的问题。”

　　小梁望着主席，只是笑笑点头。是啊，方向是个极重要的问题，干什么不注意把握方向就会出现差失！

　　主席在1956年5月31日，从新亚码头下水，经过长江大桥直至漳口东边；6月1日，从武昌到汉口；6月3日，从汉阳回游武昌，穿过正在修建的武汉长江大桥桥洞。主席一连三次横渡浩浩荡荡的长江。

　　5．长江西岸人潮如涌

　　1966年7月15日，主席对我们说：“你们去看看武汉大学，看他们现在于什么！”

　　于是我和在主席身边工作的另外三位同志一块到了武汉大学。看到好多学生在扎木排。我问：“你们扎这个干什么用呀？”

　　一个学生说：“明天要横渡长江，这个木排是用于插彩旗的。”

　　回到东湖宾馆，我们把这个情况报告了主席。当时，主席没有讲什么。

　　7月16日。

　　这天早晨6时许，毛主席对我们说，“上午八时去游长江！”

　　于是我们同湖北省公安厅徐耘云副厅长和警卫部门分头进行各种准备工作，很快一切就绪。

　　上午9时20分，在王任重同志的陪同下，毛主席穿着睡衣，乘坐卧车到了长江边，下得车来，他举目四望，今天是一个好天气，他老人家信步登上了久久等他的渡船，首先检阅了武汉大学5000游泳建儿，这些参加横渡长江的学生，均是经过挑选而来的。

　　学生游泳方队推着彩旗，迎风飘扬，向前游着，潮水哗哗，伴着那时最时兴的革命歌曲。毛主席站在船头上，兴致勃勃地观看着他们，感到他们是祖国的希望，他的脸上充满了容光。

　　突然有人看见了毛主席，直喊：“啊，是毛主席，是毛主席，果然是毛主席！”顿时，整个江上欢呼起来。长江的潮水激动了，长江的两岸激动了，高音嗽叭里的革命歌曲更加热情荡漾。这就是人民的领袖，这就是我们的人民。

　　毛主席在音乐声中向学生们频频挥手致意，鼓励他们奋勇向前。

　　同时，在汉口等待毛主席接见的三拨外宾也感受到了来自长江的欢呼声，他们在外办廖承志同志、外交部韩念龙同志的陪同下，也乘船观看了学生横渡长江。当外宾看见毛主席时，都热烈地鼓起掌来，毛主席转过头来也向外宾们挥手致意。

　　毛主席在船上看完学生渡江后，乘船向长江上游驶去，渡船到达武汉大堤口，主席说，“我最喜欢今天这样的游泳，走吧，我们都下去，都去感受一下长江的浪涛。”说着，几名身边的工作人员一跃而入。毛主席也兴奋地下了水，他一会儿仰着身体跷起双脚，双手交叉放在胸前，像躺在床上休息一样，动也不动地随着波浪一起一伏地飘着走，非常自由自在，有的同志以为毛主席累了，哪知道他忽然一个侧身，冲破波浪，挥臂向前赶着，波浪叠起，卷起千堆雪，把小伙子们撇在了后面。

　　游泳健儿们奋臂赶上了主席，主席对他们说：“游泳是很好的休息，轻松自在，没有其它任何杂念，一切都顺其自然。”他说，“长江又宽又深，水流湍急，是游泳的好地方。”他还讲，“横渡万里长江，不仅可以锻炼身体，而且更能锻炼一个人的意志。如果在游泳池里面游泳，那就没有多大意思了，要到大江大海中去游，到大风大浪中接受锻炼。”

　　毛主席一直游到武汉钢铁公司附近才上船，游程30多华里，历时一小时零五分钟。

　　游完泳，主席上船来，对王任重说：“长江，别人都说很大，其实，大，并不可怕。美帝国主义不是很大吗？我们顶了它一下，也没有啥。所以世界上有些大的东西，其实并不可怕。”

　　毛主席多次游长江，我跟随他两次。

　　毛主席畅游长江的心愿实现了，他把邀游长江锻炼身体、磨练意志，看作是与天斗争的一种乐趣。他破除了惧怕狂风骇浪不敢游长江的迷信，鼓舞人们要经风雨，见世面，到大风大浪里去锻炼成长。

　　17日，主席在武汉接见了三批外宾。18日回到北京。我看到一张报纸上介绍，说主席壮游长江13次，这位同志把主席凡是下了长江水的都作了统计，我觉得还是比较准确的：1956年5月31日，主席游武汉长江，水温21―22℃，历时124分钟；1956年6月3日，主席游武汉长江，游程28华里，历时120分钟；

　　1957年9月5日，游武汉长江，水温27℃，风速4级，历时30分钟；

　　1958年9月1日，游武汉长江，水温27℃，游程10多华里，历时37分钟；

　　1958年9月10日，游武汉长江；

　　1958年9月12日，游武汉长江，水温28℃，游程10多华里，历时30分钟；

　　1958年9月13日，游武汉长江，历时20分钟；

　　1958年9月14日，游武汉长江；

　　1958年9月15日，游黄石长江，大雨，风速4―5级，历时40分钟；

　　1958年9月16日，游安庆长江，水温23℃，风速6级，历时30分钟；

　　1959年8月，游九江长江，水温20℃以下，风速3级，游程16华里以上，历时50分钟；

　　1966年7月16日，游武汉长江，风速5级，游程30华里，历时75分钟。

　　6．与赫鲁晓夫一起游泳

　　主席游泳都是在祖国的江河湖泊，而一块游泳的都是黑头发、黄皮肤。但是，也有例外，主席跟外国人游过泳，可也是唯一的一次。1958年7月31日，毛主席在中南海颐年堂同赫鲁晓夫会谈，赫鲁晓夫就想在我国领海建立“共同舰队”和在大连建立“长波电台”的问题，谈了半天，赫鲁晓夫支支吾吾，谈不到正题上。毛主席抓住要害问题不放，说：“请你说明一下，什么叫共同舰队？”赫鲁晓夫说：“我们共同商量。”毛主席说：“什么叫共同商量？”毛主席生气了，他断然拒绝了赫鲁晓夫的要求，并严肃地指出：“什么共同商量，我们还有没有主权了？你们是不是想把我们沿海地区都拿去？”……“你们都拿去算了。”经过这场激烈地争论，赫鲁晓夫表示：“你不理解，我们也不提了。”“不同意就不同意吧！”

　　第二天，毛主席在游泳池等候赫鲁晓夫，准备进行第二次会谈。

　　交谈国际形势，双方的分歧是不大的。但是，当谈到苏共“二十大”批判斯大林的事，赫鲁晓夫说：“你们为什么往我们的后院抛石头？”

　　毛主席微笑着，心平气和又十分坚定地说：“我们不是抛石头，而是抛金子”。

　　赫鲁晓夫的态度也很强硬，他说：“别人的金子我们是不要的！”

　　毛主席说：“不是你要不要别人金子的问题，是我们要助你们一臂之力！”

　　“今天就谈到这里吧。”毛主席提议，“我们游游泳，凉快凉快！”

　　赫鲁晓夫的游泳水平并不高，说不上什么游姿，如果硬要给它取个名称的话，那就是人们常讲的“狗刨骚”，他“刨”了几下，气喘嘘嘘的，脸涨得绯红，头发蓬乱，像一只落水狗，他往池边刨着，在工作人员的帮助下，他爬上了池子。

　　他还想继续游，将一块手绢的四个角打了一个结，戴在头上，蒙住他那乱糟糟的头发。接着他伸出手，不停地给工作人员画着圆圈，工作人员理解他的意思，给了他一个救生圈，套在了脖子上，又一纵身下了水。他注视着毛主席，只见毛主席将手一划，两腿一蹬一夹，肩头冲起一层浪花，速度很快，手刚划过几下，身体像巨鲸一样破浪前进，一下子划到了游泳池的中线。赫鲁晓夫见毛主席已游到了他的身边，喃喃地讲道：“我早知道你游泳是能手。”

　　狼狈的赫鲁晓夫两天后离开了北京，此行便成为中苏最高领导人的最后一次会晤。

　　1959年2月，主席在会见美国女作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和美国著名黑人学者杜波依斯夫妇时说：“你们都会游泳吧！”

　　“我们会。听说主席在水中一泡就是几个小时。”

　　毛主席非常不喜欢这个“泡”字，他说：“错了，那不是泡，是水中击浪，征服惊涛，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大自然斗其乐无穷，我那是与水斗，见到狂澜，我总要斗它一斗。”

　　斯特朗问道：“主席都游过些什么地方？”

　　毛主席挥着右手，说：“我几乎每年都要游长江，或者游其它江河。”他扳着指头说，“如广州附近的珠江，我老家的湘江，还有钱塘江、北戴河，建国之初，我在游泳池里游泳，但那太受局限了。游大江大海，很壮阔，用中国的俗话说，那叫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我的整个身心都是自由的。”毛主席讲：“我还打算游黑龙江！”

　　斯特朗当时对主席问道：“那你就要游到俄国去了？”

　　毛主席说：“哎，你完全正确！”

　　毛主席沉吟片刻，讲道：“如果你们三位允许，我愿去横渡你们的密西西比河。大概另外三位先生――杜勒斯、艾森豪威尔和尼克松，不会欢迎我去吧！不过，我是个乐观的人！”

　　但是，　12年后，尼克松还是到中国来访问了想游他们密西西比河的毛泽东主席。

　　1974年，毛主席已81岁高龄了，可他还在湖南长沙省游泳馆游了5次泳：　11月19日下午游了30分钟，　20日下午游了45分钟，　12月3日下午游了30分钟，同月4日、5日下午各游了35分钟。

　　无论是“白浪滔天”的北戴河大海，还是“风吹浪打”的万里长江，都充分反应了主席搏击风浪，征服大自然的勇气和力量。

　　毛泽东历来重视调查研究，不仅自己经常到全国各地巡视工作，体察民情，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而且还通过多种形式和途径，掌握第一手材料， 50年代中期，主席特别注重让身边的工作人员出去搞调查，无论是秘书、卫士还是警卫部队的战士，都让他们调查农村情况，主席经常讲：“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上不去，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就无从谈起，今天说好，明天说好，老百姓就是吃不饱，这不行呀，空的理论、空着肚子，我们就会愧对几万万民众啊！”

　　1．“不能光吃青菜，还要吃点辣椒”

　　1955年初，毛主席提出：“从全国每个省和广西自治区、每个专区选调一名军队干部；天津、上海、广州、重庆、武汉五个大城市各选调一名军队干部，集中到中央警卫团一中队。”（一中队担负着保卫主席的安全任务）

　　人员到齐后，我们报告了汪东兴同志，汪东兴报告了毛主席。主席说：“我要和同志们见见面，讲讲话。”

　　1955年5月14日下午3时半，部队在中南海颐年堂前院列队等候。主席微笑着走到队前，以喜悦的目光把每个同志看了一遍，和蔼地向大家问好，干部战士心情非常激动，热烈而长时间地鼓掌。

　　主席说：“合个影吧。”于是主席在正中央，摄影师选好角度，快门随即咔嚓一声响了。

　　然后主席走到队前，坐在藤椅上，部队原地坐下。

　　主席问：“我们工作为什么目的呢？”

　　大家一齐作答：“为共产主义！”

　　“对的。过去打日本，再早一点是打倒皇帝，你们这里有没有打过皇帝的呢？一个也没有吧？”

　　全场一片肃静。主席说：“我就是皇帝的臣民，我头上的皇帝就是光绪、宣统。现在宣统皇帝在东北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个战犯，吃了饭没事了坐班房。”

　　警卫战士隐隐作笑。

　　主席说：“过去也有总路线，过去的总路线就是反帝反封建，把那些王八蛋赶走，然后才走社会主义道路。”

　　主席讲完党的历史后，着重讲了任务。

　　主席讲道：“你们都是做警卫工作的，光站哨，工作很单纯，如吃菜一样，不能光吃青菜，还要吃点辣椒。我现在给你们增加一项工作，不知你们同意不同意。”

　　大家齐声回答：“同意！”

　　主席说：“今后你们就是三项工作：一项是警卫工作；一项是学习，学文化；加一项调查工作。一方面回去看家，一方面搞调查，以看家为名做调查工作。你们为中央做点事，我通过你们和群众接触，你们要把群众的意见和要求真实地反映上来。但是可不要说是给毛主席做警卫工作的，是毛主席派来的。我们国务院就有这么一个同志，回家后召开干部会，说是总理派来的，结果这个同志还没有回来，国务院就知道了。”

　　主席说：“你们对人要尊重，要尊重父母、尊重老百姓、尊重区乡干部。不要摆架子，我的学问不高，我向你们摆架子，你们不会高兴，团长向你们摆架子你们也不会高兴。所以不要向群众摆架子。谦虚就可以调查出东西。”

　　主席接着讲调查的内容，说：“要调查生产的粮食、特产、花生、芝麻、烟叶，农民生活怎么样，粮食够不够吃，征购的情况，多了，数也数不完。还要了解干群关系好不好，农村干部民不民主，有没有强迫命令，打不打人。你们要尽量参加生产劳动，同群众打成一片。”

　　主席说：“现在有不少人说没有粮食吃，有一个是真的两个是假的。粮食部有五个干部说，老婆都骗丈夫，存着两千斤粮食说没有粮食。赵虎城他姐夫向他诉苦说没有粮食，赵在她家里住了两天后发现他有粮食。赵问他为什么哭穷呢？第一，叫了就是穷，第二，明年可以少卖粮，第三，人家都叫，一个不叫也不好。不要相信那些都叫的是饿着肚子的，顶多是百分之十是真叫没粮食。你们回家时，发现家里有粮食不要骂，心里知道就行了。要向农民宣传党的政策。”

　　“过去我们征了过头粮，今后不要征过头粮，允许农民完成征购任务自己存粮食，变非法为合法。”

　　毛主席联系当时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的一些情况，讲了统购统销有五条好处：“第一，对农民有利，保证他们有粮食吃；第二，对灾民有利，不会饿死人。去年水灾有五千万灾民，重灾六分之一，其中四千万没饭吃，不统购统销的话，就要饿死百十万灾民。老百姓讲是百年没有的洪水，五千年没有的好政府，我看是五万年也没有的好政府；第三，对经济作物区有利，种棉花、甘蔗、烟叶的可以买到粮食；第四，对城市人民有利，我国有八千万城市人口，产业工人手工业者、政府工作人员和军队，可以统一由国家供应，保证工业化的实现；第五，还可以出口换机器，拿些豆子出去，没有统购出口就少一些，统购了就可以多出一些，不能出得太多了，我们是一个缺粮的国家。”

　　主席说：“中国有一个好处，就是人多，有六亿，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有这么多人。三国刘备破曹操用火攻，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你们看过三国没有？”

　　大家一齐回答：“看过！”

　　主席说：“三国我们可以看，现在我们就是缺东风。什么是东风呢？就是缺工业，缺现代工业，有工业才有汽车、拖拉机、火车头、飞机、坦克、重机器、轻机器、细机器。”

　　主席说：“你们团结好不好啊，要互相关照，不要打架，要打不要打出了血，打掉了牙！分工合作是为了总的目标，团结起来，勤奋学习，调查，把工作做好。很对你们不起，进北京五年多啦，今天是头一次和你们讲话（指一直跟在主席身边的一部分一中队同志）。为人民服务，你们为人民服务，我也为人民服务。……已经五点钟了，你们有什么问题可以提出来，有时间再给你们解答。同志们再见。”

　　尔后，主席亲笔写了《出差守则》，他写道：“（一）保密――不要说这里的情况。 （二）态度――不要摆架子。（三）宣传――解释建设工业和实行社会主义的好处。（四）警惕――不要上反革命分子的当。（五）调查――生产、征购、合作社、生活、对工作人员的意见。”

　　遵照主席指示，我们分期分批安排各个省的同志回乡探家搞调查。

　　回家的同志按照主席的要求，参加了生产队的劳动和社员的会议，走访亲友和邻居，与社员和区乡干部交谈，将了解到的第一手材料报告给主席。

　　主席在日理万机的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听取调查汇报。汇报中，主席不时地提出问题问大家，和他们一块进行讨论。为了打消他们的拘束，主席先是和他们拉家常，问他们多大年龄，家住什么地方，路上怎样走，家里生活怎么样。主席亲切的询问和平易近人的作风，使干部战士打消了顾虑，汇报会开得生动活泼，把他们要说的话很自然地向主席作了汇报。同时也在主席对干部的种种询问中，学到了主席的一些调查研究的艺术。

　　主席的调查研究，是很能下功夫的，早在1930年，红军到达闽粤赣三省交界的寻乌县，主席在马蹄河畔召开了一次宣传会。大家都到齐了，主席第一句话就问道：“同志们，你们来寻乌做调查没有？”

　　大家回答说：“调查了！”

　　“那么，你们讲一讲，寻乌做生意中间，哪一类最多？”

　　有人根据寻乌县城人最爱吃豆腐、喝水酒的习惯，回答说：“大概做豆腐、水酒的多。”

　　主席说：“就算说对了，那么再说说，寻乌哪几家豆腐做得最好、最容易卖掉？又有哪几家水酒做得最好？”

　　这下可把那位同志难住了。于是主席把调查的结果告诉了大家。并说：“搞调查，不能走马观花，要深一些，细一些。要有分析，要有结论。”

　　有一次，一位同志对主席的军事战略很不了解，他直言地对主席问道：

　　“你的战略是从《孙子兵法》上面学来的。”

　　主席久久地看着他，空气也都凝固了。他探着头，问这位同志：“请问，你读过《孙子兵法》没有？你知道《孙子兵法》一共有几章？”

　　直问得那位同志面红耳赤，无言以对。

　　主席说：“是嘛，办事说话都得讲个调查研究，没有调查研究，乱说一气，毫无根据，这怎么行呢？这是我们革命队伍的作风问题。”

　　2．“中南海有反革命分子，

　　但不是那么多嘛！”

　　中南海，丰泽园。

　　夕阳西下，彩虹挂满了半边天，中南海泛着金光，岸边垂柳青青。主席正在他的卧室兼书房里批阅文件。1955年7月19日7时零5分，一中队队长韩庆余带领队员李金来、李好学、王文礼、胡全德前来报告他们探家的情况。

　　几人以军人特有的风范，立正向毛主席行军礼。

　　主席从桌案上抬起头来，离开坐椅，一一地和这几位同志握手，高兴地示意他们坐下。韩队长把四个人的名单呈给主席。

　　汪东兴站在一旁对主席说：“这是一中队队长韩庆余，上次在钱塘江、湘江游过泳。”

　　主席端详着韩庆余说：“我好像很熟，在哪里见过。”

　　汪东兴说：“这个中队担任丰泽园周围的哨，直接负责主席的保卫工作。”

　　主席说：“中南海有反革命分子，但不是那么多嘛，哨可以减少一些，你们要多抽时间学习。”

　　主席面对李主来这个面目清秀的小伙子问道：“你们会不会游泳？”

　　李金来说：“不会。”

　　主席有点失望地说：“你们都要学会，跟我一块出去，我淹着啦，你们好把我拉起来。”

　　主席指着韩庆余，却对李金来问道：“你们队长领导你们，打你们不？”

　　李金来坚定地答道：“不打！”

　　主席“嗯”了一声，讲道：“领导方法还好。”

　　主席十分幽默地说：“李金来这个名字很好，金子来了，我们国家要富强了。李好学，爱好学习，看来肚子里面有不少墨水。”

　　刚开始的时候，都有些紧张，主席讲了这番话后，大家轻松了起来。

　　这时，主席点上一支烟，高兴地对李金来问道：“多大岁数？”

　　李金来说：“二十岁。”

　　主席见李好学显得很老成，就对他问道：“你结婚没有？”

　　李好学十分坦诚地讲道：“结过婚了，还有一个小孩呢！”

　　主席问过这些话后，说：“请你们来，谈一谈探家调查的情况。”他对李金来说：“你先讲一讲。”

　　李金来毫无拘束地谈着探家的见闻，主席时而沉思， 时而做着笔记，时而插话，时而长长地叹着气，一直谈到7时35分。主席站起来对大家讲道：“走，我请你们吃晚饭。”

　　韩庆余说：“主席，我们吃过了！”大家听队长此言也跟着讲道：“我们吃过了！主席你自己用餐吧！”

　　主席说：“一顿便餐，喝一点酒，大家在一起热闹热闹。”

　　大家跟在主席后面走着。

　　主席停住脚步，回过头来问：“你们这个队有多少人？”

　　韩队长回答：“八十五人。”

　　主席说，“出去调查，有的省可以多一点，现在你们就增加到一百人。”

　　大家坐下来开始用餐，都感到有些拘束。主席自始至终总是怕这些同志吃不饱，告诉他们哪个菜好吃，并给他们一次又一次地往碟子里夹菜。主席说，“你们吃，不吃就浪费了。”看见谁的筷子动慢了，主席说，“你不要太斯文嘛！”最后主席站起来，说：“来，你们劳苦功高，干一杯。”说完主席一饮而尽。

　　吃完饭，主席请李好学汇报探家情况，李好学乡音很重，听起来有困难，有时候根本就听不清楚他在说什么，主席说：“你不是李好学吗，就是要好好学习普通话，要不愧别人对自己的称谓，把你的材料递过来让我看一看。”接着又把李金来的材料拿了过去。

　　主席一手拿着材料，一手拿着红笔，讲道：“你过来，你们都过来。”大家一下子围到主席身边，主席说，“你们看，这是狭小，而不是陕小。”主席立即斧正了过来。见到文字通畅的地方，主席马上就讲，“这里很不错，有分析有例证。还有一分为二，你看这里，除八户外，其它的户作了例举，这就很不错。”

　　主席对李好学讲道：“你有点文化，要努力，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你们都很年轻，像初升的太阳，要不断发展，不断有所作为。”

　　李金来说：“这是头一次搞调查，没经验，没搞好，以后争取让主席满意。”

　　毛主席说：“嗯，这个文章写得还不坏，让人感觉有不少的东西。”接着他把王文礼、李好学、胡全德的材料批阅后，放在一边，讲道：“把它转给吴芝圃 （河南省主席）看看，以后还退给你们保存起来，看你们的进步。就谈到这里吧。”

　　10时30分结束谈话，历时3小时30分。最后主席亲切地跟这些同志握手。

　　3．“不能让他吃大了肚子，叫他吐出来！”

　　7月25日凌晨5时50分，中南海静悄悄的。毛主席在丰泽园菊香书屋读《明史》，我对他说，又有一批探家的同志回来了。主席放书离案，说：“请他们进来。”

　　这时，一中队长带队员高碧岑、奉孝同、何玉秋、管楚良、饶和生走进了书屋。

　　主席问这几个队员：“你们都认识我不？”

　　“都认得！”大家一齐作答。

　　主席问：“谁是我的老乡，你们都是哪个地方的？”

　　高碧岑指着奉孝同和何玉秋说：“我们这三个都是湖南的。”

　　饶和生说：“我们是湖北的。”

　　主席笑道：“湖北也是我的半个老乡。”

　　主席问饶和生：“你多大岁数？”

　　“二十四岁！”

　　“没有那么大，我看只有十八岁。”

　　主席讲道：“下次回家到蕲县跑一跑，到处调查，到河北调查，只要是我们的地方就要调查，一年两次，十年二十次。”主席问管楚良，“你结婚没有？”

　　管楚良摇摇头：“没找到。”

　　主席仰头一笑：“那么多的姑娘找不到，是你要求太高了吧，不要急，慢慢来。”

　　主席看完管楚良的材料，不禁眼睛死盯在桌案上凝固了，因为管楚良反映了一位乡村干部贪污了400元公款的事实。

　　主席沉重地讲道：“不能让他吃大了肚子，叫他吐出来。”

　　这时，主席请这些同志就餐，他讲道，“头一次喝了酒，这一次还喝点酒，大师傅拿来喝一点。”吃饭很热闹，主席不时地给小伙子碗里夹菜，叫他们吃饱吃好。就完早餐后，主席开始看奉孝同的材料，一边看一边问道：“你还是讲新化方言？”

　　奉孝同说：“改了一点。”

　　主席说：“很难改，心难移，还带着那么一点，慢慢来就会好一些。”

　　主席进而讲道：“你们学不学文化？”

　　大家都讲道：“一周一天。”

　　主席问：“还学什么？”

　　“礼拜六党日活动和整理卫生，其余五天除一天文化课外，军政各一半（星期天休息）。”

　　主席听得很仔细、很认真，他探着头问道：“政治是什么？”

　　“全国党代会四个决议，最近学习反胡风反革命材料，检查思想。”

　　“那么什么是军事呢？”主席问道。

　　“制式教练。”

　　“长时期学这些怎么行呢！我们不打仗，又不是战斗部队，少学一点制式教练，要学一些文化科学。”主席指着队长讲道：“不能让他们当一辈子兵，出去还干一点事。”他老人家扳着指头讲道：“要多学一些地理、历史、数学、物理和化学，五年中学毕业还是问题不大的。”

　　主席问韩庆余：“你打过仗吗？”

　　“打过。”

　　“在哪？”

　　“长春。”

　　“打过谁？”

　　“打过郑洞国。”

　　“你的对象还在北京？”没等队长回话，主席又问道：“你下面的人有没有不愿意在这里的？”

　　“有两个。”

　　主席很严肃地挥挥手说：“呆一两年让他们回去。”

　　主席陷入了沉思，一时间把他的思绪拉向了遥远的年代，他说：“在辛亥革命时期，我当过半年兵，那时不像你们现在，严格得很，也学不到什么东西。但也学到了不少政治上的学问。”主席转而讲到现在：“一年你们要回两次家，这是重要的政治学习。我当教员，你们是我的学生，看你们一年进步一年，你们每次回家回来向我报告一次，你们要有文化，有分析问题能力，又能从实践中走来，就将成为我的很好的耳目。”主席非常注重调查研究，也教导这些同志学会调查方法，他说：“要从小事问起，哪怕小孩讲的话也好，往往在最不注意的地方最容易发现问题，了解到真实情况，粮食收成怎样？合作社怎么样？不能浮在面上，走马观花，这样不好，不利于我们作出决策。打仗要研究敌情才能产生谋略，搞建设要听取老百姓的意见，才能发展社会主义。”主席说：“你们这些人都是23岁，是兄弟，要团结协作共同进步。”

　　当毛主席看到农民生活困难，顿顿靠洋芋充饥时，他讲道：“欧洲、苏联、德国这些地方，把洋芋看得贵重得很，也是可以吃的。”

　　高碧岑的材料反映，大食堂（当时有个别地区已有了大食堂，高碧岑的家乡就是一例）的饭吃不饱，说他姐姐把粮食藏起来了，以备饥荒，主席讲道：“共产党人，不对就批评，要有大公无私的思想，不能吃独食，吃独食是应该感到有愧的。”材料说，有个合作社主任，带头卖过头粮，家中现在没有吃的，身上瘦得没劲下地干活，主席说，“有这样的好人，你再回去时看看他，看他改变了没有，现在就写信问问他。”主席说，“吃独食不好，卖过头粮也不好，俗话说，家中有粮，心中不慌。”这时，毛主席靠在沙发上，长长地吸了一口烟，第一次这样讲道：“国以民为天，民以食为天；民以食为天，吃饭第一。”他说，“这份材料写得还不坏，可以给大家看看，有分析有例证。以后两个月写一次信，内容――有没有吃的，生产情况，合作社情况，每年写个四五封信，回信拿给我看，那我就消息灵通了。写的内容你们再研究一下。李银桥我叫他往家里写信，我给他改了一下，要能说明问题，要能提取到真实的情况。”主席说，眼下的情况是“新上中农思想起了变化，不愿参加合作社，老下中农愿参加合作社。”

　　主席挥挥手，讲道：“都回去一次，和汪东兴讲一下，统一研究一下，增加到一百二十人。这么多人去搞调查，两个省六千万人口的情况，三个钟头就可以把主要的地方跑到，我想的这个办法好不好？”

　　大家都异口同声地说：“好！”

　　主席说：“这个办法确实好，通过你们和广大农民联系起来了，各种情况可以了解到。”主席说，“我想通过你们和广大农民联系起来，建立关系，你们见到了农民，我看见你们就间接见到农民（举起三个指头）就离这么远，你们是武装起来的农民，有了阶级觉悟。”主席说：“你们再回家不要宣传吃大锅饭，农民讨厌。吃大锅饭不自由……”

　　毛主席说：“华东五个省，山东、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华北先回去一个省――河北，总共五个省，行不行？”

　　队长说：“可以。”

　　在毛主席看来，这不仅仅是可不可以的问题，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不解决农民的吃饭问题，我这个党的主席就坐不安稳，因此他讲道：“这是一个重要任务，我这里可以减少两个哨嘛！最迟在下个礼拜一，你们都回去。你们去福建那个地方的，可以多给一点时间，在家不住九天，也不住十一天，满打满算，十天怎么样。”韩庆余说，去云南的，来回途中要一个月时间。主席说：“你们又不是救火，非得要赶那个时间，多给他们一些时间嘛，路远的可以坐飞机回去。”韩庆余说：“路费太贵。”主席郑重地讲道：“这是公事，这是任务。”

　　4．自己调查的东西自己写

　　7月26日，韩队长带领第三批队员向毛主席汇报探家情况，有广东的曾文、叶遥、王燕宇，广西的凌理德、蓝宝华和江西的邱永香。李银桥向主席说，“你邀请的队员来了。”

　　主席说，“快请他们进来。”七个同志走进来了。主席说：“快坐下。”

　　队长把六个人的材料交给主席，主席先看曾文的材料，说：“写得好，写得好，你调查很好！”主席问道：“你会耕田吗？”

　　曾文坚定地说：“我会，我还会打铁！”

　　主席说：“喔，不得了，你还是重工业人材。”

　　继而问道：“你父亲也会打铁？”

　　曾文说：“会。我就是从他那里学来的。”

　　主席问：“你们那个地方女的也会耕田吗？”

　　曾文：“我们那里依靠女的耕田，男的做手工业。”

　　主席：“你们家参加合作社没有？”

　　曾文：“我母亲参加了。”

　　主席：“你母亲多大岁数？”

　　曾文：“五十八岁。”

　　主席说：“她还能劳动？”

　　曾文想了一下：“顶半个劳动力。”

　　主席：“参加合作社，有没有时间回家干活？”

　　曾文：“有的合作社一星期可以抽出一天时间干自己的活儿。”

　　主席：“这样好，”主席说，“要分清中农多少，贫农多少，下次要调查他们的态度，他们对合作社持怎样的意见。新中农是共产党帮助翻身的，他们就赞成参加合作社。”

　　主席问：“你家是否比去年好一点？”

　　曾文说：“分给个人的土地不交租，现在粮食还是够吃的。”

　　主席：“你回家带点什么东西？”

　　曾文：“带点钱。”

　　主席把拿在手中的材料用手指点了点，说：“这个东西是你自己写的？”

　　曾文：“别人抄了一下。”

　　主席把头往后一靠，笑道：“我不是看表面文章的，字再漂亮，内容空空，虚有一手好字。你们是给我提供情况的，而不是提供书法。”主席指了指案上，“那么多的书法真迹，我学一辈子也学不完，我通过你们进行社会调查，要学的是社会学，解决的也是社会问题。以后不要叫别人抄了，别人抄了，就不新鲜了，你们自己调查的东西自己写，就给人一种很原始的感觉。”

　　转而主席问道：“你们那里女人很厉害，是女人作主吗？”

　　“不是。”

　　主席讲道：“几千年前是女人作主，母系氏族社会，女人的天下，你男人生不出孩子，就只能俯首称臣，因此，男人在女人面前，哪里敢说一个不字。”

　　叶遥讲道：“我们家就是女人作主。”

　　主席笑道：“你爸爸就俯首称臣了。”

　　在场的同志都笑了。

　　叶遥说：“是的嘛，我爸爸是受我妈妈管。”

　　主席看完曾文的材料，尔后看王燕宇的材料。王燕宇这次回家，见到了他家乡的一个地主，他曾经为这个地主放过牛，过着衣不遮体饭不饱肚的生活，便逃出来参加了革命，这次回家地主对他很不满，见到王燕宇连招呼也不打，背地里有说不完的风凉话。主席看到这里，问王燕宇：“看见你不打招呼，调查一下为什么不满，看他的态度。不能这样嘛，你翻身了，再不为他放牛了；他打倒了，成为普通劳动者了。其实，大家都是劳动者，并不是格格不入嘛！”主席说：“我跟你商量，你下次是否可以主动去看他？”王燕宇说：“可以。”“这就好嘛！他的态度好，打心眼里拥护共产党，我们就团结他，跟我们一道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主席还是那句话：“你以后不要叫别人抄，我要看你自己写的。”

　　主席抬头看看钟，“喔，已经八点了，饿得要死！”他对李银桥说：“快去拿饭！”

　　毛泽东看完王燕宇的材料，接着看叶遥的材料。叶遥的材料也有地主的情况，说：“反革命，让他们参加，住几年合作社就会改变。”主席问：“你上过学校？”

　　叶遥说：“上过初中。”

　　主席说：“还不错。”

　　说话间饭菜上了桌。主席跟上两次一样，还是热情招待。吃过饭便看起凌理德的材料来，主席问凌理德：“你会耕田吗？”

　　凌理德：“会。这次回家和老百姓干了九天活。”

　　主席：“用这个办法好，和他们打成一片，可以了解到很多东西。你跟他们在一起，听没听到对我们的政策乱叫的？”

　　凌理德：“中农在三定后有叫的。”

　　在凌理德的材料中，其中有一个部分专门反映农民生活困难的问题，很多农家吃“黄狗藤”，主席说：“喔，是这样，以后捎一个给我看一看，怎么样？”“可以。”

　　主席：“你能不能到钦县看一看，那里有没有你的亲戚？”

　　凌理德：“可以去，那里有我的亲戚。”

　　韩队长站在旁边，一动不动，主席转过头来对他讲道：“下次给他十五天的时间，在家住十天，在钦县住五天。”

　　主席接着看蓝宝华的材料，说：“你例子举得好，思想也不坏，有政治头脑。”他看着看着，问道：“瑶族为什么不成立自治区？”

　　蓝宝华说：“农民反映，地方政府解释，以前可以，现在宪法规定是不可以。”他进而讲道：“现在有的农民政府贷款说是生产，实际上却在写呈文闹自治。”

　　主席说：“专门闹，这不好。搞调查工作的，广西南宁增加一个，桂林增加一个。”

　　韩队长说：“主席，城市调查什么？”

　　主席说：“城市能了解什么就了解什么，要抓住问题，要抓普遍的东西。”主席沉吟片刻，大声讲道：“你们帮助我作一点工作，赞不赞成？”

　　大家一齐说：“赞成！”

　　最后毛主席讲道：“了解情况是一个学习。有的调查很简单，以后多调查几个问题，一二个问题，二三个问题，四五个问题。好了，你们可以去落实了。”此时已是9点55分了，历时3小时20分。

　　毛泽东是一代伟人，但在60年代后，用人上有失误，林彪就是其中一个。中国共产党第九次代表大会，把林彪写进中国共产党党章，确定林彪为“接班人”。这时的林彪急欲登上权力的峰巅。在这以后，林彪及其反党集团成员经常勾结在一起，密谋夺权，妄图取代毛主席，在政府职务上想担任国家主席。他希望通过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名正言顺地当上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1．庐山骤起风云

　　1969年10月15日，毛主席离京来到武汉，在东湖宾馆下榻。此间，主席很少出去散步，也没有接见任何客人。他每天阅读文件、审批文件、看书读报，思考问题。1970年3月，他提出要召开四届人大，修改宪法，改变国家领导体制，不设国家主席，他也不当国家主席。并决定8月份在江西庐山召开九届二中全会，主席要汪东兴同志回北京向中央政治局传达他的建议，请中央政治局讨论。

　　3月8日下午，汪东兴从武汉乘飞机回到北京。3月9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周恩来总理主持会议，汪东兴传达了毛主席的意见。经过讨论，同意毛主席的意见，决定各有关部门分头进行准备工作。

　　3月9日，中央政治局根据毛主席的意见，着手研究并开始了修改宪法草案工作，政治局的同志对宪法草案和全会的有关文件进行了多次讨论，经过近半年时间的努力，拟定了九届二中全会的议程：审议修改宪法草案，审议国民经济计划，以及战备工作问题。

　　中央政治局将文件送请毛主席审定，毛主席审阅同意了。

　　1970年8月18日，我随主席从杭州出发，　19日下午到达庐山，在庐林湖游泳25分钟。尔后住进芦林1号楼休息。晚上住在脂红路175号。我担负保卫毛主席和全会的安全任务，并列席了九届二中全会。22日下午3时，毛主席主持了政治局常委会。林彪、周恩来、康生、陈伯达到会。会议商议了由周恩来同志代表政治局向全会作政治报告。大家均同意主席的提议。毛主席说：“这次要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

　　8月23日下午3时，全会开幕了，毛泽东主持会议，周恩来作政治报告。

　　按照原定议程，周恩来作完政治报告后休会。

　　毛泽东出于礼节对三位常委问道：“你们还有什么要讲的？”

　　这时，林彪慢腾腾地从衣服口袋里掏出事先准备的稿子，采取突然袭击，以“颂扬”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为名，大讲“毛主席发展了马列主义，毛主席是伟大的天才。现在有人反对提毛主席发展了马列主义，反对提毛主席是伟大的天才”。“不要不服气，要承认天才，不承认天才是不行的。”林彪在讲到毛泽东思想在我们一切工作中的指导作用时说，“这一点各个地方各个同志，在这个问题上的认识可能是不一样的，这也很自然的，一切事物总是不平衡的，总是有差别的，就是在党内也是不平衡的，你们是不是觉得老三篇不大起作用呀？我觉得这个东西还是起作用的，另外，还有其它的一些政策思想，以及哲学思想，这些都是起作用的，还有政治思想，多了！”

　　在讲了这些以后，林彪特别挑衅地说：“我说毛主席是伟大的天才，我还是坚持这个观点。”

　　当天晚上，政治局开会，由周恩来总理主持讨论国民经济计划，吴法宪突然提出说：“林副主席的讲话很重要，要求明天放一次录音，学习讨论三天。”

　　其实，在8月23日早晨，叶群就对秘书说：“下午开会，首长可能要讲话，赶快将原来的讲话稿改一改。”由此可见，林彪要讲话，是早有准备的，林彪在常委会上对毛主席说“不讲了”，这是公开的欺骗，是别有用心的。

　　林彪的这次突然袭击，完全是煽风点火，是为了达到他的政治目的所采取的决策，他的政治目的就是坚持设国家主席和天才论，这个讲话实际上是反革命动员令。

　　林彪知道吴法宪提出学习讨论他的讲话，非常高兴，他要林立果（当时林立果也在庐山）给吴法宪打个电话，对吴法宪的效忠表示肯定。

　　林立果在电话里说：“你在政治局会上所提出的意见很好，林副主席听了很高兴，表扬你，说你又立了一功！”

　　吴法宪按照叶群的授意，串联了空军、海军、总后的一些中央委员，要他们都在小组会上发言，他说：

　　“林总的讲话不是随便讲的，是有所指的，是不点名的点名。明天，你们都要发言，就按林副主席的讲话调子讲，你们要拥护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林副主席当副主席。”

　　之后，吴法宪又找到王维国、陈励耘说：

　　“林副主席的讲话，说到我们的心坎上了，这是大是大非问题，是原则问题，也是对我们的支持。明天你们都要发言。林副主席的讲话，事先报告过主席。”

　　陈怕达连夜组织人编辑恩格斯、列宁、毛主席论天才的几条语录，在小组会上发了，他还私拟了设国家主席一节的宪法草案条文。

　　8月24日上午7时，叶群、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四人开会，叶群说：“先给你们讲讲林副主席的意见，归纳为几点：（一）要表态拥护林副主席的讲话，坚持天才论；（二）要坚持设国家主席；（三）发言不要点名，不要扩大打击面，打击面宽了，毛主席那里通不过；（四）今天下午分组讨论，吴司令你最好先发个言，你开个头，给大家定个调子。”

　　吴法宪说：“好的，好的！”

　　24日下午，陈伯达、叶群、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分别到华北组、中南组、西南组、西北组进行活动。

　　陈伯达在华北组发言时，很有煽动性他说：“多么猖狂，有的反革命分子，听说毛主席不当国家主席，手舞足蹈，非常高兴，像跳舞一样高兴。有人不拥护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有人利用伟大领袖的伟大谦虚，贬低毛泽东思想，不承认毛主席是伟大的天才。”

　　叶群发言说：“林彪同志很多会上都讲了毛主席是伟大的天才，说毛主席比马克思、列宁知道得多、懂得的也多。难道这些话都要收回呀？坚决不收回，刀搁在脖子上也不收回，如果不讲天才，马列还算不算数？”这些谣言集中爆发出来，欺骗了一些不明真相的同志。

　　王洪文以及他主持的上海小组，也大肆吹捧林彪的讲话，说什么“林副主席的讲话非常重要，给我们敲了警钟，不承认天才，就是不承认毛主席的正确领导。”王洪文还授意某人为他起草了一份“我们的态度”的发言稿。

　　8月25日上午，华北组将陈伯达的发言，出了一期第二号简报。

　　由于这伙人的煽风点火，制造混乱，使全会无法进行下去。

　　2．庐山真面目

　　毛主席识破了他们的阴谋。25日，毛主席找林彪谈了话，周恩来找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谈了话，要他们向中央作检查。他们所在的会议小组简报还未发出，叶群等在小组会上的发言记录要全部私自收回，中央没有同意。

　　25日下午，中央政治局常委召开扩大会议，各组召集人参加了会议。毛主席在会上宣布了三条：“停止讨论林彪的讲话；立即收回会议第六号简报（即华北组第二号简报），没有发的不要发了；责令陈伯达作检查。”主席说：“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不要再提了，谁坚持设国家主席，谁就去当，反正我不当！”他冲着林彪说：“我劝你也不要当国家主席！”

　　庐山会议的前一阶段，黄永胜没有参加，但他要讲话的调子，是与林彪一唱一和的，当总理通知李德生把黄永胜换上山来时，黄永胜感到自己汇合到林彪“大合唱”的时候到了。但他一上山，发现庐山的“残云已去”，再不敢呼风唤雨了，只好把写好了的讲话稿撕毁了。王洪文也趁机转舵，把准备好了的讲话稿换成了批判陈伯达的天才论。会后毛主席找人谈话，开小会，这样持续了六天时间，每天工作十二三个小时，往往在凌晨二三点钟，从芦林一号回到住所。夜间，庐山就像罩着蚊帐，浓雾滚滚，伸手难见五指，能见度很底，看不见路。主席要我多找几个马灯做路灯，可有马灯还是看不见路，只好找两个干部手提着马灯，在车头两侧行进，车速不能开快，只能徐徐行进。主席经过几天来的调查研究，写出了《我的一点意见》，8月31日，印发到会的全体同志。

　　毛主席《我的一点意见》，揭露了陈伯达反动的资产阶级唯心论，驳斥了他的谣言和诡辩，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的基本观点。毛主席指出：关于天才的材料，没有马克思的话，“我跟陈伯达这位天才理论家之间，共事三十多年，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就从来没有配合过，更不去说很好的配合。”“这一次，他可配合得很好了，采取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

　　陈伯达伙同林彪和他的老婆叶群以及掌握军队大权的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在会内会外四处活动，煽风点火，以拥护毛主席任国家主席为名，反对毛主席提出改变国家领导体制和不设国家主席的决策，妄图把林彪抬上国家主席的宝座，毛主席非常气愤地批判陈伯达是“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毛主席特别指出：“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人的知识 （才能也属于知识的范畴）是先天就有的，还是后天才有的，是唯心论的先验论，还是唯物论的反映论，我们只能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上，而决不能跟陈伯达的谣言和诡辩混在一起”，“不要上号称懂得马克思主义，而实际上根本不懂马克思主义那样一些人的当。”陈伯达是一个假马克思主义的政治骗子，是两面派，野心家。《我的一点意见》及时发表，粉碎了林彪一伙向党夺权的阴谋。

　　全会于9月6日下午闭幕，7日与会人员陆续离开庐山。

　　毛主席心里很难平静，直到9日他才离开庐山，到了江西南昌。

　　1970年10月14日，毛泽东在吴法宪的书面检查上批道：“作为一个共产党人，为什么这样缺乏正大光明的气概。由几个人发难，企图欺骗二百多个中央委员，有党以来，没有见过。”

　　主席还批道：“办事组各同志（除个别同志如李德生外）忘记了九大通过的党章”，“又找什么天才问题，不过是一个借口”。

　　10月15日，主席用铅笔，在叶群的书面检查上批道：“爱吹不爱批，爱听小道消息，经不起风浪。”还批道：“九大胜利，当上了中央委员，不得了了，要上天了，把九大路线抛到九霄云外”。“不提九大，不提党章，也不听我的话。陈伯达一吹，就上劲了。军委办事组好些同志都是如此。”

　　12月18日，主席在会见美国客人斯诺时，心里就很不平静。斯诺一见面就说：“你是一代伟人，我到中国来见到处都写着四个伟大。”

　　主席抢过话题，非常生气他说：“什么四个伟大，讨嫌！总有一天要统统去掉，只剩下一个，就是教员。因为我历来就是当教员的，现在还是当教员。其它的一概去掉。”

　　之后，中共中央决定召开华北会议，由周恩来代表党中央，系统地揭发了陈伯达的罪行，并宣布了改组华北军区的决定：任命李德生为北京军区司令员，纪登奎为政委。而当时对林彪则采取了“保守治疗”的方针。不久，周恩来还专门带李德生和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去北戴河看望了林彪。路上，周总理对李德生说：“主席要林彪出来参加一下即将召开的批陈整风汇报会，目的是给他一个台阶下。”

　　3．伴随毛主席南巡

　　1971年8月14日，毛主席离京乘火车去南方巡视工作，我带了一中队一百余人，每人两支枪，一支手枪，一支自动步枪，还有轻机枪，负责毛主席的安全任务。毛主席每到一个省、市都要找党政军负责同志谈话。主席的巡视日程是：

　　8月16日，毛主席到武汉，在武汉谈话的有华国锋、汪东兴和武汉军区政委刘丰等。

　　8月17日，主席到长沙，在长沙谈话的有华国锋、汪东兴、丁盛、刘兴元、卜占亚。

　　8且31日，主席到南昌，在南昌谈话的有许世友、韩先楚、汪东兴、陈世清、杨栋梁、文道宏。

　　9月10日，主席到杭州，谈话的有南萍、陈励耘、熊应堂、白崇善、汪东兴。这时，广西的韦国清来到杭州，由汪东兴向他传达了毛主席的谈话内容。

　　9月10日晚，主席到了上海，当晚找了马天水、王洪文、王维国、汪东兴谈话。

　　11日上午，主席继续在上海找许世友、汪东兴、马天水、王洪文谈话。

　　12日下午在北京丰台车站支线找吴德、李德生、纪登奎、吴忠、汪东兴谈话。

　　毛主席同各地同志谈话时，首先要求大家唱《国际歌》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有的同志记不清歌词，主席就让身边的工作人员领唱，唱完后，毛主席总要对歌词的意义进行讲解。他在杭州时就说：“在座的诸位，你们要学习列宁在纪念欧仁・鲍狄埃逝世25周年的那篇文章，要学唱《国际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仅要唱，还要能够讲解，更要照着去做。”

　　主席说：“国际歌歌词和列宁的文章，全部是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观点。那里边讲的是奴隶们起来为真理而斗争，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全靠自己救自己，是谁创造了世界？是我们劳动群众。在庐山会议时，我写了一个七百字的文章，就是提出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这个问题。我们的高级干部连什么是唯物论、什么是唯心论都不懂，这怎么行呢？我们唱了五十多年的国际歌，就是要讲团结，没有讲分裂么！我们党内有人搞了几次分裂，我看还可能搞十次、二十次……你们信不信？你们不信反正我信。到了共产主义就没有斗争了？我不信。这么个大国，这样多人不分裂，只好讲人心、党心，党员之心不赞成分裂。”

　　毛主席说：“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条条要记清，全国人民拥护又欢迎。现在就有几条记不清了？如果都能记清，都能这样做，那多好呀！三大纪律第一条，就是一切行动听指挥，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步调不一致就不能得胜利。再就是八项注意第一条和第五条，对人民、对战士、对下级要和气，不要耍骄做，军阀作风坚决克服掉。这是重点，没有重点就没有政策，我希望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教育战士、教育干部、教育群众、教育我们每一个党员。”

　　毛主席在谈到《我的一点意见》时说：“我找了一些人谈话，作了点调查研究才写的，是专门批天才论的。”主席说：“天才问题是一个理论问题。我并不是不要说天才，天才就是比较聪明一点，天才不是靠一个人，靠几个人，天才是靠一个党，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天才是群众路线、集体智慧。”

　　所到之处，毛主席都着重谈庐山的斗争问题，点名批评林彪、陈伯达和黄永胜等人。

　　他指出：“庐山这件事没有完，还没有解决。”“陈伯达后面还有人。”“我看他们的突然袭击、地下活动，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纲领就是设国家主席，就是天才，就是反对九大路线，推翻九届二中全会的三项议程。”毛主席说：“他们心里有鬼，有人急于想当国家主席，分离党，急于夺权。”

　　毛主席说：“林彪那个讲话事先没有同我商量，也没有给我看，事先连招呼都没有打。他们有话事先不拿出来，大概认为有什么把握了，好像会成功了。可是一说不行就慌了手脚。“起先那么大的勇气，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可是，又赶快收回记录 （指叶群等人发言的记录）。既然有理，为什么收回呢？说明他们空虚恐慌”。主席还说：“庐山这次的斗争，林彪当然要负一些责任。他们先搞隐瞒，后搞突然袭击，五个常委瞒着三个，也瞒着中央政治局大多数同志，除了那几个大将外。”“由几个人发难，企图欺骗二百多个中央委员，这在我党有史以来是没有见过的。”

　　毛主席说：“我一向不赞成自己的老婆当自己工作单位的办公室主任。林彪那里是叶群当办公室主任，他们四个人 （指黄、吴、李、邱）向林彪请示问题都要经过她。做工作要靠自己动手，亲自看，亲自批，不要靠秘书，不要把秘书搞成那么大的权，我的秘书只搞收收发发，文件拿来自己选，自己看，要办的事，自己写，免得误事。”

　　毛主席在谈到干部问题时说：“有些干部还没有站出来，我们的干部大多数是好的，不好的总是少数，不好的干部加以批评教育，好的干部要表扬，但不能捧。”毛主席第一次不点名地点了林立果，他说：“二十几岁的人就捧为超天才，这没有什么好处。”

　　毛主席在谈到军队工作时指出：“我不相信军队会造反，我就不相信你黄永胜能够指挥军队造反，军下面还有师、团，还有司、政、后机关，你调动军队来搞坏事，听你的！”

　　毛主席谈到对犯错误的同志怎么办时说：“还是教育的方针，‘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我们党有这么一个规矩，有错误不要紧，错了就检讨，允许改正错误。不管谁犯了错误，不讲团结、不讲路线、不讲政策，总是不好吧！”

　　想起吴法宪所讲的“伟大谦虚”，毛主席说：“什么伟大谦虚，在原则问题上，从来没有客气过。要敢于反潮流，反潮流是马列主义的一个原则。我在庐山会议的态度就是一次反潮流。”我认为毛主席写的《我的一点意见》，不但从政治上击中了林彪反党集团的要害，而且从思想上揭露了他们唯心论的根源。毛主席南巡讲话，特别强调指出：是唯物论还是唯心论，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这不仅是理论上的斗争，而且是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思想和政治二者是紧密联系的，是不可分割的。毛主席说：“对路线问题、原则问题，我是抓住不放的。重大原则问题，我是不让步的。回到北京，我还是要找他们谈，他们不找我谈，我去找他们谈。犯了大的原则错误，为首的人，要改也难，有的可能救过来，有的可能救不过来，前途有二：一个可能改，一个可能不改，要看实践。”后来，毛主席指出：“实践证明，黄、叶、吴、李、邱五个人的检讨是假的，是阴谋，连熊向晖这样的干部都不让知道，这不是阴谋吗？我历来主张党内允许有公开的反对派，绝不允许有暗藏的反对派。搞阴谋，搞分离，就是搞修正主义。真正搞马克思主义的人，就要讲团结，就要光明正大。黄永胜他们光明正大吗？完全不是。总而言之，庐山的事，根本没有完。”毛主席最后说：“希望你们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

　　主席曾对我说：“凡是要搞阴谋的人，他总是要搞上几个人在一起。”他还说，“要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提高识别真假马列主义的能力。我们要坚持真理，而真理必须旗帜鲜明，我们共产党人，从来认为隐瞒自己的观点是可耻的。”

　　4．毛主席闯险关

　　毛主席行动机警，严格保密。在各地住的时间：武汉住了10天，长沙、南昌住3天，杭州住了5天，上海住了一晚，没有下车。南京、济南、天津都没有停留。

　　毛主席的南巡谈话是怎样被林彪一伙人知道的呢？主席每到一处谈完话都要求不要外传。可是，9月5日当李作鹏因外事活动到武汉时，刘丰却把毛主席的谈话告诉了李作鹏。李作鹏回到北京，马上将这一情况告诉了黄永胜、邱会作。黄永胜迅疾把消息转给了叶群。当日深夜，在北京的周宇驰用电话从广州空军司令部参谋长顾同舟那里了解到，广州部队正在传达毛泽东在长沙接见他们时的谈话内容，便说：“你们听完后也给我们传传。”深夜11点半，周宇驰通过于新野打电话给顾同舟，终于了解到毛泽东谈话的内容并作了15页纸的记录。9月6日，周宇驰亲自驾驶直升飞机来到北戴河，找到了正在那里谋划明天前途的林彪、叶群、林立果，把谈话的核心内容送给了他们，他们顿时惊恐不已，深感大难临头。9月8日，林彪写下了军事政变的手令：“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命令办！”

　　后来才知道，他们要谋害毛主席，早就搞了个《 “571工程”纪要》政变纲领，建立了一支大、小舰队。在审判罪犯时得知，在主席南巡时，叶群已向黄永胜送去了秘密亲启的信件：“现在情况很紧，我们决定在上海动手！”他们决定在上海采取三条措施：一是用火箭喷射器击毁毛主席乘坐的专列；二是用100毫米口径高炮平射火车；三是让上海空军某部政委王维国带上手枪趁在火车上接见时动手等等。

　　这时，叶群很注意毛主席的行动，她对吴法宪说： “毛主席跑了一路，一定很疲劳，可能在杭州休息一段时间，国庆节前回北京，你要注意掌握毛主席的行动，及时报告。”

　　林立果亲自到了杭州，同陈励耘谈了一次话，临走时对其讲到：“毛主席到了杭州时，千万要给我打个电话。”

　　这伙人每天都在密切注视毛主席到了什么地方，找谁谈了话，谈了什么内容，要他们打听真实情况，及时报告。

　　9月2日，主席在南昌同江西省的一位负责人谈话，这位负责人听了主席这次的谈话，联系到他知道的一点情况，向毛主席谈了三点：一、7月间，空军周宇驰两次跑到南昌活动，并运来一辆水陆两用的汽车要江西仿造。7月底，周宇驰把汽车用飞机运走了。二、在庐山会议期间，吴法宪带我去见了叶群，她说：“不设国家主席，林彪往哪里摆！”三、林立衡同我妻子讲了林彪、叶群的一些问题，她要我少同林彪一家人来往，搞不好要杀头的。毛主席略有所思，把眼睛眯成了一条线，远眺窗外，没有讲一句话。就在9月8日深夜，毛主席突然下令，把专列从杭州笕桥机场停车点，转向去绍兴线的支线上停放了一天半，10日下午离开杭州，晚上9点到达上海虹桥支线。主席告诉通知许世友到上海来，次日上午许世友乘飞机来到了上海，他问领他去见主席的人：“主席下不下车？”回答说：“主席不下。”许世友上专列时，王维国也想一块上来，我们没有让他上车。主席开始同许世友、王洪文谈话，不知不觉到了中午时分，主席对王洪文说：“今天中午你请客，陪陪这位老将军到锦江饭店吃饭去，我们在这里等候你们。”可是当汪东兴送走许世友、王洪文回来，主席马上说：“我们走，不同他们打招呼。谁也别通知，马上开车。先发前卫车。”而这时林立果、周宇驰正在北京西郊机场研究在上海谋害毛主席的方案。他们哪里想到，方案还未出来，毛主席便安然地离开了上海，下午6时到了南京车站，许世友从上海赶到南京，急呼呼地来到车站，再次问主席下不下车？汪东兴告诉他：“不下车了，主席已经休息了。”专列停车10分钟后，继续北行。12日早晨6时，专列到了济南车站，找杨得志同志谈话，可杨得志不在济南。列车北行到了天津车站时，主席突然对我说：“打个电话，通知吴德、李德生、纪登奎、吴忠到北京丰台车站支线开会。”

　　我当时想，快到北京了，毛主席怎么不回到北京找他们开会呢？虽然主席没有发现林彪的政变阴谋，但事实上主席是有先见之明的。我打完电话后，专列风驰电掣般地往北京行进。在12点多，列车到了预定地点，通知的四位同志都赶到了。会议进行了将近两个多小时。

　　毛主席说：“我同林彪同志谈过，他有些话说得不妥嘛！比如他说，全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个天才。马克思、恩格斯是同时代的人，到列宁、斯大林，一百年都不到，怎么能说几百年才出了一个呢？”“什么顶峰啦，一句顶一万句啦，你说过头了嘛，一句就是一句，怎么能顶一万句呢。不设国家主席，我不当国家主席，我讲了六次，一次就算讲一万句吧，那也是六万句，他们都不听嘛，半句都不顶，等于零。陈伯达的话对他们才是一句顶一万句。”“什么大树特树，名曰树我，不知树谁人，说穿了就是树他们自己。”“还有什么人民解放军是我缔造和领导的，林副主席亲自指挥的，缔造的人就不能指挥呀！缔造的也不是我一个人嘛！”

　　毛主席说：“黑手不止陈伯达一个，黑手后面还有黑手。”

　　但主席没有想到，就在当晚发生了震惊中外的大事。

　　5．向张耀祠副主任报告，保卫好毛主席

　　12日下午4时，毛主席安全回到中南海。

　　9月12日下午，林立果得知毛主席回到北京后，哭着说：“首长交给我的任务没有完成，首长把性命都交给我了，我怎么去见首长呢？”

　　叶群接到林立果的电话，来到林彪的房里，叫喊起来：“一○一，不好了，老虎那里落空了（老虎是林立果的小名），人家早就过了上海，把我们蒙在鼓里，我们受骗了……”

　　林彪说：“慌什么，快，快执行第二方案。”林彪的第二方案，就是政变不成逃往广州。

　　林立果慌慌张张要了一架256号三叉戟飞机呼啸着飞到秦皇岛，晚上8点15分到达北戴河。林彪、叶群正等候他的到来。林立果一到，三人便开始商量向外逃跑的方案。他们原计划政变如果不成功逃往广州，另立中央，实行割据，形成南北对峙局面。但是，毛主席找广州的丁盛、刘兴元谈话后，二人回到广州召开了师以上二千多人的干部会议，传达了毛主席谈话的主要精神。林彪知道这个消息后，害怕了，不敢往南，改向北逃往苏联。

　　这时候，正巧让林立衡听到了他们要逃跑的情况，便立即找到警卫秘书李文甫，要他立即向8341部队负责人报告此情况，李文甫说：“我离不开。”林立衡只好在晚上9点50分左右，到8341部队找到二大队长姜作寿，她说：“林立果、叶群正商量要挟持林彪逃跑，我要找你们

　　的负责人报告。”

　　姜作寿说：“我们张宏副团长在这里，我找他来。”

　　林立衡说：“请他快点来。”

　　姜作寿给张宏副团长打完电话后，在晚上10点20分钟给我打来电话，先将上述情况作了报告。我当即告诉姜作寿：“要派专人监视林彪住所的动静。”

　　我立即用电话把这个情况报告了汪东兴同志，汪东兴又马上将此情况报告了周恩来总理。

　　周总理打电话查问吴法宪：“今天下午去秦皇岛的飞机是谁批准的？”

　　吴法宪支支吾吾，经查是空军司令部副参谋长胡萍。

　　总理说：“必须马上回来，不准带任何人！”

　　吴法宪向总理报告了假情况：“那架飞机是夜航试飞，出了故障！”

　　总理说“飞机就停在那里不准动，修好马上回来。”

　　周总理补充道：“秦皇岛这架飞机起飞，必须有周恩来、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四个人一起下命令，飞机才能起飞，要李作鹏马上打电话通知秦皇岛机场负责人。”

　　但是，李作鹏通知时，说“四个人中有一个人的命令，飞机就可起飞。”李作鹏别有用心地篡改了周总理的命令。

　　晚上11点多钟，张宏给我打电话说：“林立衡讲，林立果、叶群正在商量要挟持林彪今天晚上逃跑，还要派飞机轰炸中南海，暗害毛主席。林立衡让我立刻直接向张耀祠副主任报告，保卫好毛主席。”我接电话是在汪东兴秘书值班室，汪东兴和秘书高成堂都在场。张宏说一句，我重复说一句，他们两人都听清了。

　　汪东兴立即用电话向周恩来总理如实报告了上述情况。

　　之后，我又给张宏同志交待了四条：一、派专人严密监视林彪住所的动静；二、要组织好部队；三、要准备好汽车；四、一有情况及时报告。

　　据林立衡未婚夫张清林说：“叶群连找林立衡两次，问她哪里去了。第二次找时，叶群直接问：是否去向8341部队报告去了？叶群显得很紧张。”

　　当晚23点30分，叶群为了掩盖逃跑企图，给周总理打了个电话，她说：“林彪今天晚上想动一动。”

　　总理问：“是空中，还是地上？”

　　叶群说：“是空中。”

　　总理问：“有飞机吗？”

　　叶群含含糊糊地说：“没有，报告总理后再调。”

　　平时林彪用飞机，从不向总理报告，这一次报告总理，显然是为了遮掩林彪逃跑的阴谋企图。

　　总理讲道：“晚上飞行怕不安全吧！”

　　叶群说：“不要紧，林彪想看看夜景。”

　　是夜23点40分，张宏再次向我报告：“他们已经调汽车了。”

　　我问：“你们准备好了没有？”

　　张宏说：“准备好了。”

　　我说：“他们走时，你们要跟上他们，要特别注意他们去的方向。”

　　这时还没有报告毛主席，中央还没有指示，我只能向张宏交待注意去的方向。

　　我放下电话，“叮呤――”，又是张宏的电话，他报告说：“林彪他们出来了，刘沛丰手提四个皮包先上车，林立果、叶群、林彪最后上车，李文甫上车后汽车开走了。汽车离开96号楼后，路上被8341部队二大队一中队队长肖奇明挡了一下，没有拦住，汽车跑出约二千多米，李文甫叫停车，他从车里跳出来，与此同时连响三枪，可能是林立果他们打的，李文甫左手负伤。此时肖奇明听到枪声，还击了两枪。林彪的汽车加大了油门，以每小时100公里的速度向机场飞驰而去。”

　　“九・一三”事件已经过去了二十多年。我们必须正视历史。林立衡同志是林彪的女儿，但在那天晚上她从住地偷偷出来，向8341部队张宏副团长报告：叶群、林立果要挟持林彪逃跑，他们要暗害毛主席，派飞机轰炸中南海，要张耀祠保卫好毛主席。当飞机起飞后，林立衡又打了两次电话，头一次说飞机起飞了，听到了飞机的响声；第二次又打电话问飞机截住了没有。我认为林立衡同志这种行动是正确的，她及时报告，关心毛主席的安全，是有功的。她同叶群、林立果的是非是分明的。

　　由于她及时报告，至少使党中央很快地知道了林彪几个要逃跑。林立衡当时说叶群、林立果要“挟持”林彪逃跑，这可能是对林彪的本质没有看透，也可能是还不知道林彪、叶群、林立果一伙的阴谋是要搞军事政变，急于篡党夺权，取代毛主席的职位。

　　9月13日0点22分，林彪的汽车一进机场，就直奔停机坪开到256号专机附近，汽车还没有停稳，叶群先跳下车，高声嚷叫：“有人要害林副主席，我们要走了！”

　　叶群、林立果、刘沛丰拿着手枪乱喊：“快！快！飞机快起飞！”

　　他们不等飞机加完油和开机舱门、架舷梯，就顺着驾驶舱的小梯子往上爬。

　　他们看到8341部队汽车赶来时，顾不上等机组人员和搬运车上携带的机密文件与贵重物品就命令驾驶人员

　　起动飞机。顿时震耳欲聋的马达声响彻静谧的夜空。

　　9月13日0点32分，林彪乘坐的飞机，在一片漆黑

　　中强行起飞了。机组上的副驾驶员、领航员、报务员和服务员都没有来得及上飞机。

　　8341部队的吉普车、大卡车还未到机场，飞机已经起飞了，张宏带领几个人，把那些未能走了的人包括专机的副驾驶员、报务员、服务员等，统统集中到候机室不准离开一步，等候处理。

　　这时周恩来来到毛主席住所，向主席作了简要汇报。并问：“怎么办？打不打，还在射程之内。”

　　主席说：“不要打，天要下雨，娘要改嫁，都是没有法子的事，由他去吧。”

　　这时，总理向全国发了紧急“禁空令”：“关闭全国机场，所有飞机停飞，开动全部雷达监视天空！”同时，向各大军区、省、市、自治区主要领导人通告了情况。

　　9月12日晚，林立果按照林彪的决定，给北京周宇驰打电话，命令他说：“南去不成，速向北逃。”

　　9月13日凌晨3点15分，沙河机场报告说：“起飞了一架直升机，北上向张家口方向飞去。”总理得知后报告了主席，主席问：“又是哪几个？”总理说：“有周宇驰、于新野……”毛主席下令：“拦截回来，迫降，不听就打下来！”

　　上午，周宇驰等乘坐的直升飞机，被迫降落在怀柔县境内。被逼迫驾驶飞机的陈修文同志机警地把飞机转向北京，被周宇驰发觉，陈修文同叛徒搏斗光荣牺牲了。

　　飞机迫降后，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决定自杀。但是怎样自杀呢？

　　周宇驰说：“我打于新野，李伟信打我。”

　　于新野说：“这样不好，我们还是自己打死自己吧。你喊一、二、三，各自开枪。”

　　这样，都同意了。由周宇驰喊“一、二、三”，随着两声枪响，周宇驰、于新野均开枪打死了自己，李伟信不想死，没有开枪，被活捉了。

　　最后从直升飞机上缴获了林彪反党集团阴谋政变的全部罪证 《 “571工程”纪要》、大小舰队的名单、机密文件、军用地图、金、钱等等。这些罪证，对于处理林彪反党集团提供了极大的方便。舰队名单是他们的政变骨干，经毛主席决定将舰队名单的九十三人全部抓起来进行审查。

　　9月14日下午，外交部接到我驻蒙古大使馆的报告：9月13日凌晨2时许，林彪叛逃所乘的中国民航256号三叉戟机在蒙古人民共和国的温都尔汉草原坠毁，林彪和他的老婆、儿子等八男一女全部摔死了。野心家、阴谋家林彪反党叛国落得个折戟沉沙、遗臭万年的下场。

　　6．是江青提出把林彪作为接班人写进党章

　　林彪折戟沉沙后，我始终想不通一个问题：为什么要把林彪作为“接班人”写进党章，是谁提的？

　　我问汪东兴同志，我说：“为什么要把林彪作为接班人写进党章，是谁提议的？”

　　汪东兴说：“是江青提的。”

　　1968年10月17日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讨论党章时，江青提出，“林彪同志很有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风度。”“他那样谦虚，就应该写在党章上。”“作为接班人写进党章。”她进一步强调说：“一定要写！”

　　1968年10月27日讨论党章时，江青“坚持要把林彪作为毛主席接班人这一条写入党章”。

　　1969年4月中央讨论修改党章的会议上，江青说： “林彪的名字还是要写上，我们写上了，可以使别人没有觊觎之心，全国人民放心。”

　　张春桥第一个赞成。他说：“是这样，写在党章上，这就放心了。”

　　康生极力吹捧林彪，他说：“八届十一中全会确定林彪同志为毛主席的接班人，是关系到我党、我国今后命运，关系到我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大事，林彪同志很谦虚，他要求把党章草案提到他的那一段删去。我们的意见，这一段必须保留。林彪同志是毛主席的接班人，这是会上公认的，是当之无愧的。”又说，“我的意见，林彪同志是毛主席的接班人是应当写入党章”。

　　之后，起草报告的人对毛主席也不同程度地说了假话。他们对主席讲：“大部份同志要求把林彪作为主席的接班人写进党章，写进九大的报告和决议中，以进一步提高他的威望。”

　　康生在吹捧林彪时，他自己心里也不是滋味，起初提出的候选人有康生，但是在搞无计名投票时，康生少了几票，他当天晚上就追查汪东兴，汪东兴说：“谁没有投票，我怎么知道？”

　　关于林彪的名字是否写进党章的问题，主席考虑了一个晚上，最后对“写作班子”说：“既然大多数同志都同意，那就把林彪写进去吧。”

　　主席哪里知道，实际上只有那么几个人在为此事闹腾。有些同志虽然口头上同意，但心里却不怎么赞成，因为选定林彪作为接班人是主席提出来的，所以只好附和同意了。

　　此后，江青跟林彪的关系便难以琢磨了。

　　因为江青的好多事情不得不倚重于林彪。但林彪虽然在许多场合也在吹江青，可他眼睛盯着的还是主席这里。于是二人总是在“换手搔背”，相互利用着。

　　多少年来，林彪既用语录、口号和“天才”吹捧毛主席，又跟叶群一起在各种不同的会上高度评价江青，给江青以许多桂冠。这对于想当副主席的江青来讲，是求之不得的事，加之主席又在会上讲她不能当副主席，她非常需要林彪和叶群这样为自己“提高威望”。可作为林彪来说，他并不认为江青有多了不起，只是看到主席这里的份量太重了。

　　说实在的，江青并不希望林彪当副主席。但是林彪还是当了。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就不得不在很多场合支持林彪了。所以，她的心里还是比较矛盾的。

　　江青与林彪的关系就是这样微妙。

　　江青与林彪尽管在相互支持，都不公开他们各自心中的账。

　　江青好事可以做，但坏事做起来特别心狠手辣，林彪对此是很害怕的。

　　那么，陈伯达对江青与林彪二人的态度呢？陈伯达是“文革小组”组长，江青是副组长，天天处在一起，对江青了如指掌。他最初跟江青搞得很亲密，但发现江青经常张狂害人，担心自己落得个不死不活的下场，所以后来只好倒向了林彪。而林彪正缺“文人”，很快，林、陈搞在了一起。

　　尽管陈伯达找林彪作了“保护伞”，但他哪里斗得过江青。

　　本来，九大的政治报告主席指示由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三人起草，但张、姚跟江青是铁了心的，在“文人相轻”和“难有共鸣”中，陈伯达一下子孤立了出来。

　　但陈并不罢休，他的“姜”确实比张春桥、姚文元“辣”得多，他很快就写出了政治报告，尽管张、姚联合了康生，但送到主席这里还是晚了一步。

　　这天晚上，陈伯达把报告呈送给了主席。主席当时提出了一些修改看法，陈伯达坐在一旁，一字一句地记录了下来。

　　陈伯达离开主席这里，显得很得意。他把主席的意见报告给了周恩来，却没有给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讲

　　一声。

　　于是，江青就拿此事对陈伯达开刀，说陈伯达“封锁主席的声音”，勒令陈伯达作检查。

　　后来，主席用了张春桥、姚文元写的报告。

　　虽然陈伯达根据主席的意见修改了报告，并呈送给了主席，但主席连拆也没拆，就在信皮上批道：退陈伯达。毛泽东。

　　听说陈伯达拿着退稿大哭了一场。

　　毛主席说：“陈伯达太不像话，怎么能单干呢，这不好嘛！”

　　当陈伯达在1970年的庐山会议上极力捧林彪时，主席说：“这人成心要把事情搞乱。林彪白天来了个突然袭击，陈伯达就在晚上搞袭击。不知道他们究竟要干什么。”

　　陈伯达倒台了，江青高兴了。

　　“封锁毛主席的声音”问题，江青没有整倒陈伯达，陈还是排行第四。可这回陈伯达什么也没有了，江青兴奋得四处请客，说“陈伯达早就该整一整了，现在终于把他拉了下来，真是大快人心。”

　　1970年11月16日，中央下达的《关于陈伯达反党问题的指示》中，把陈伯达定性为“假马克思主义者、野心家、阴谋家”。

　　林彪跟陈伯达不一样，作为接班人，他是被写进了党章的，所以主席当时还是很慎重的，如果把林彪与陈伯达拉到一起来批，这对中国很多人来讲是不好接受的。因此主席思考再三，决定“保林批陈”。就是在党内开展“批陈整风”运动中，主席也很少提及林彪的问题。但毛主席没有想到，林彪在此后开始磨刀了，阴谋政变，谋害毛主席。

　　当时毛主席作出“保林批陈”的决定，其用意是很清楚的。

　　过了一段时间，江青大概感到林彪还是“稳”的，觉得写进党章的东西还是管用的。于是她给林彪拍了一张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照片，发表在第七、八期 《人民日报》合订刊和《解放军报》合订刊上，题目为“孜孜不倦”，署名为“峻岭”。

　　当林彪出逃后，江青摇身一变，成为批林的先锋，被任命为“林陈专案组”的主要成员。位子也一下子显赫了起来，在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中，她排行第四，居于周恩来、康生之后。

　　1971年10月3日，中共中央下达通知：“为彻底审查、弄清林――陈反党集团问题，中央决定成立中央专案组，集中处理有关问题。中央专案组由周恩来、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纪登奎、李德生、汪东兴、吴德、吴忠十人组成。在专案组领导下，设立工作机构，由纪登奎、汪东兴两同志负责进行日常工作。各地、各单位今后凡向中央上报有关林――陈反党集团的揭发材料，统一以绝密亲启件送交中央专案组统一处理。”

　　这些工作量是很大的。

　　当揪出了林彪的一批黑干将后，我明显地看到，主席的身体、精神不如从前了，一下子变老多了，他后悔选定林彪作为接班人。他对国家的前途命运苦苦思虑，白发骤增，我们无不为毛主席的身体而焦虑。

　　而江青却趁这个机会四处表现自己，踌躇满志。早在九大时，她就想当副主席，这回似乎该轮到她了。为了表白自己的立场，她声讨林彪：“这几年，他采取种种阴险毒辣的手段，想把我干掉。”她还说：“我是在与林彪的接触中，并同他进行斗争中逐步了解了林彪。”

　　江青似乎忘记了，林彪作为接班人就是她要求写进党章的，是她首先提出来的，她真是一个善于脑筋急转弯、稔熟自圆其说的人。

　　7．“你接触林彪才两次，

　　我和他的来往比你多”

　　1971年12月30日。

　　中南海。游泳池。

　　晚7时30分，我怀着一颗坦诚的心去找毛主席。主席正坐在大厅聚精会神看书，我怕打扰主席，便犹豫了一下。

　　但为了早些把我的几件“错事”向主席报告一下，我还是对主席讲道：

　　“主席，我写了一个检查，请你看一看。”

　　主席抬起头来：“你有什么问题呀？”

　　我说：“我和林彪有过两次接触……叶群也想拉拢我。”

　　我把我的书面检讨上的几个问题，简要地向主席讲了一下。

　　主席沉吟片刻，说：“要靠正确路线。王明错误路线搞了四年多，来了个二万五千里长征。不要靠个人，要靠集体，我也是个人，要靠中央。”

　　主席说：“林彪的问题是全党的问题，像你这样的干部，比你更高的也有陷得深的。林彪搞了好久，我说了一次（指1971年8、9月主席南巡谈话），广州军区开了个两千人师以上的干部会，林彪就不敢去了 （指林彪逃往广州阴谋破产）。”

　　主席说：“你接触林彪才两次，我和他的来往比你多。你不知道林彪搞阴谋政变，我也不知道。凡是要搞阴谋的人，他总是要搞几个人在一起。要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提高识别真假马列主义的能力。我们要坚持真理，而真理必须旗帜鲜明，我们共产党人，从来认为隐瞒自己的观点是可耻的。你这些问题检查一下，就算了，你把心放下来，我们主要是教育。”

　　我跟随主席前后四十余年，主席从未严厉批评过我，这次对我谈的这番话，也是非常温和的。他的亲切教诲给我留下的印象是深刻的。

　　主席拿着我的检查说：“你把这个东西先放在这里，我看一看也可以。”

　　我也不清楚主席是哪一天看了我的书面检查。这份检查我保存下来了，以下是我的检查：

　　主席：

　　最近学习了主席批示的中共中央几个重要通知和文件，我受到了一次极为深刻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教育。深深感到有毛主席的英明领导，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最大幸福。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生命线。我坚决拥护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所采取的一切措施，并以极大的无产阶级义愤，声讨林彪反党、阴谋政变、叛国的滔天罪行。林彪是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打着红旗反红旗。早在九届二中全会以前，就同陈伯达勾结在一起，指挥黄、吴、叶、李、邱等多次开黑会，多方串连，在庐山会议上有准备、有组织、有纲领、有计划地向党发动进攻，妄图推翻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篡党夺权。在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彻底粉碎了林彪反党集团的反革命政变。为我们党清除了一大隐患，这是一件好事，它使我们党更加纯洁、更加团结、更加巩固。这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由于我平时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努力不够，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觉悟不高，在和林彪的死党叶群、陈励耘的接触中，没有识破他们反革命的真面目。有些是正常的工作关系，有些则是自己丧失了警惕性，上了当，办错了事，犯了政治错误。我对不起毛主席，对不起党对我的关怀和培养教育。我在71年9月下旬传达中共中央通知时，曾职系自己的错误作过三次初步检查，　11月8日在局、团党委常委会上又作了一次检查，但认识还不深刻。现将这些问题写成书面检查，向主席报告，请批评指示。

　　（一）1968年7月1日晚，在人民大会堂观看文艺节目时，我的脚被开水烫伤了。7月上旬的一天，叶群带来一些江西做的毛主席像章、两本毛主席语录，还从三○一总医院请来外科主任医生和一位护士，给我治疗烫伤一个星期。67年5月1日，叶群托人送给我一本毛主席著作四卷合订本，林彪在书上签了“张耀祠同志存阅”七个字。1969年叶群又送过一支国产圆珠笔。1970年春节，叶群还让保密员送来三斤竹笋、两只死野鸡。为了表示我对她的谢意，我在70年春回送过叶群二十斤桔子。

　　（二）1968年在杭州期间，因身体不好，请浙江医院中医看过几次病，服了他开的中药，觉得效果好。回到北京，在9月下旬我曾向叶群推荐了这位医生给林彪看过病。

　　（三）1968年9月下旬，我到毛家湾同二大队干部研究加强国庆节期间安全保卫工作。会后，刘继春 （林彪办公室保卫科长）要我去见见首长，由叶群引见，我第一次在林彪家中见了林彪，握了个手。林彪、叶群都为我们部队说了几句好话，说：“你们中队的同志学习好，工作做得好，经常给我们打扫卫生，院子里搞得很干净，部队同志能吃苦。”我说，“这些事是我们应该做的，我们的工作还做得不好。”

　　1970年5月22日，我和杨德中政委到毛家湾找叶群调回韩庆余副参谋长（在二大队负责林彪的警卫工作）去支左锻炼。叶群要我们二人去见林彪。我们说：“不要去麻烦了。”叶群说：“去见见吧！”叶群把我们二人给林彪介绍后，林彪说：“8341部队支左有成绩，给主席提供了很好的情况，取得了经验。”又说，“你们的干部都比较老嘛。”我说：“我1933年在毛主席那里站过岗。”林彪说：“你已有30多年了。”

　　（四） 1969年6月（当时我不在北京），叶群提出要我的孩子去当兵，她说：“你们的工作忙，没有时间照管，到部队去锻炼好。”当时我认为她是对我们的“关心照顾”，还向她表示过谢意，后来我的大女儿向我提出想去广州中山医学院学习，我没有门路，只好在1970年6月在电话上与叶群说了这件事，希望她能帮助。叶群当即说：“我叫吴法宪办，大事要请示，小事不干扰。你不要向别人讲，不然人家说我们拉拢。”对叶群这番话当时我没引起注意，只是认为“不要向别人讲”和“拉拢”是注意一般的影响，根本没有想到他们会搞阴谋政变。所以，他说的这番话我没有向别人讲，也没有向党组织报告。

　　叶群为什么对我们这样“关心照顾”？现在看起来她心里有鬼，想利用我的私心，安排儿女当兵施展一种狡猾的“拉拢”手段，而自己在政治上麻木不仁，对她这种身份的人“关心照顾”丧失了警惕性。这是一个政治错误，我愿接受党的处分。

　　（五）在杭州同陈励耘的接触中办了错事。1970年7月，经我同意，帮他搞了三次西药，计：谷维素300片，　H3即奴夫卡因60支，凡锁拉斯丁375支。

　　1966年住在杭州期间，陈励耘说要给林彪盖栋房子，要我同他去看看地点，头一次，有二十军副军长；第二次，有南萍、朱全林。

　　1970年上半年，陈励耘来北京研究在杭州雷峰塔下挖防空洞时，我陪他参观人民大会

　　堂。我私人出钱请他和他的秘书王明欣在大会堂吃过一顿午饭。

　　1971年春节，杭州警卫处给我捎来浙江特产香榧子和椒盐核桃二十斤、冬笋几斤。7月，警卫处杨金庆来北京，我托他给陈励耘带去二十斤桃子，并送给他们学习马列六本书的辅导材料五本。

　　（六）在组织干部学习时（在大队、中队、区队干部）曾选用过林彪一些讲话材料，宣扬了他的一些唯心论和形而上学的反动观点。

　　今后，我决心遵照毛主席关于“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和“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方能抵制王明……陈伯达一类骗子”的教导，认真读马列的书，读毛主席的书，认真改造世界观，不断提高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觉悟，坚决同林彪划清界限，肃清他的流毒。坚决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永远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党、忠于人民，将革命进行到底。

　　张耀祠

　　一九七一年十二月三十日

　　主席看了我的检查，于1972年1月10日交给了吴旭君护士长，并说：“把这个东西退给张耀祠自己保存，就是那些问题。”

　　主席让吴旭君转告我今后要注意几条：

　　1．不要拉关系；

　　2．不要串门子；

　　3．不要请客送礼；

　　4．不要请人看戏、看电影；

　　5．不要同别人照相。

　　此后，我特别注意主席对我讲的这样几条。

　　不管怎么讲，无论是主席，还是周恩来都是非常能宽容人的，始终在政治上关心教育干部，他总是对人说：有错误就改，改过来就是好同志。

　　在那样的年代，应当说跟林彪接触频繁的人是很多的。但主席都能区别对待，正确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

　　在这之后，　1974年，中央在北京召集各省、市、自治区、中央、国家机关和军队负责同志会议，由周总理主持。这次会议的目的，是为了帮助同林彪反党集团斗争中犯有错误和有牵连的同志，让他们有一个交待和说明问题的机会。

　　第一天，会议有王某某同志等检查和说明问题，他们的检查非常好，讲得很客观，把问题说得清清楚楚。周总理听后非常高兴。

　　当天晚上，周总理打电话向毛主席汇报了会议的情况。毛主席听后问道：“大家鼓掌了没有？凡是在会上作了检查交待和说明问题的同志都要鼓掌欢迎。今天会上没有鼓掌的，明天开会要宣布鼓掌欢迎。”

　　毛主席对待犯有错误的同志（不是主谋或是参与阴谋的骨干）不论错误大小，总是耐心等待觉悟过来，只要真心诚意，自觉自愿，向党说了真话，不隐瞒事实真相，都是会受到欢迎和谅解的。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毛主席一贯坚持从政治上关心爱护干部，从思想上教育干部，采取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