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问题上，斯大林战后的远东战略主要有两点，即：把蒙古从中国的版图中独立出来，形成广阔的安全地带；恢复沙皇俄国在中国东北的势力范围，以确保苏联在太平洋的出海口和不冻港。苏联的这一要求通过1944年12月14日斯大林与罗斯福特使哈里曼的会晤告诉了美国，又通过1945年2月8日斯大林与罗斯福会晤以及雅尔塔协定得到了美国方面的保证。同时，斯大林也对美国的保证做出了回报，即苏联战后对华政策的基点是支持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和劝阻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活动。
为了迫使中国政府接受苏联的条件，美国和苏联两面夹击，软硬兼施。在苏联军队已经大举进入中国东北之后，蒋介石终于被迫同意签订了城下之盟：《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有效期为30年，并在此基础上签订了《关于中国长春铁路之协定》、《关于大连之协定》、《关于旅顺口之协定》及附属文件。这些协定充分保证苏联得以恢复沙皇俄国在日俄战争中失去的在中国东北的一切权益：长春铁路归中苏两国共同所有，并共同经营；长春铁路局局长一人由苏方派员担任；宣布大连为自由港，港口主任由苏方派员担任；经大连港和长春铁路为苏联运输的进出口货物均免除关税，而经该港为中国其他各地运输的进出货物则需缴纳进出口税；旅顺口作为仅供中苏两国共同使用的海军基地；该基地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由苏方派任；旅顺市主要民事行政人员的任免应征得苏联军事指挥当局的同意。
直到新的中苏条约签订之前，苏联对华政策的基本目标就是保证实现上述权益。为此，斯大林也对蒋介石做出了一些让步和保证，即承认蒋介石在中国的领袖地位，劝说共产党服从国民党政府的统一领导。
抗日战争接近尾声时，中国共产党及其军队已经空前发展壮大起来，并成为国民党统治中国的心腹之患。根据章百家的分析，在考虑战后问题时毛泽东的头脑中有两条不同的思路：一条思路是国共两党长期合作，实现和平建国；另一条思路是准备应付国共关系破裂，内战爆发。在当时，力争第一种前途是中共政策的主导方面。1945年4月下旬中共七大开幕时，毛泽东提出：在国际上英美苏三大国的团结是主要的，是统治一切的和决定一切的；由于存在着这一有利的国际条件，国民党有可能做出让步，与中共取得妥协；战后中国可能由此走上和平统一道路，废止一党的统治，实行民主改革，建立包括各党派在内的联合政府，以逐步达到在全国实现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目标。然而，在共产党准备力争和平时，国民党却倾向首先使用武力，这是因为，尽管从纯粹的力量对比上看国民党比较强大，共产党相对弱小，但从发展趋势上看，国民党的颓势已相当明显，共产党却有一股挡不住的上升势头。为推持自已对国家权力的垄断地位，国民党急于利用尚存军事优势及早打断共产党上升的势头，至少也要把共产党的力量削弱到不足以对自已的地位构成威胁。共产党则希望尽可能地推迟摊牌的时间，以避免挫折，取得进一步的发展，有把握地赢得最后胜利。
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对苏政策的主要目标之一就是限制苏联对中共的支持和援助。7月初中苏谈判开始以后，作为对斯大林提出的外蒙古独立问题的答复，蒋介石指示要把“苏联今后不再支持中共与新疆匪乱”和保证“东三省领土主权及行政之完整”作为国民政府承认外蒙古独立的“交换条件”。蒋介石还让中国代表团团长宋子文明确告诉苏联人，在中共问题上，国民党的要求是：“中共对军令、政令必须完全归中央统一，即照各国政党对国家法令切实遵守，则政府将一视同仁，一俟正式国会召集，政府改组时，当可容纳其在行政院之内，但决不能称为联合政府。”
既然斯大林已经对美国做过承诺，所以他很爽快地答应了蒋介石的条件。关于国共关系问题，斯大林表示了三点意见：第一，“中国只能有一个政府，由国民党领导”，但应容纳共产党和其他人士参加；第二，“中国政府要求军令、政令统一，极为允当”，国民党不愿建立联合政府是“正当之愿望”；第三，苏联援助中国的一切武器及其他物资“均以中央政府为惟一对象，不供给武器于共党”。斯大林还意味深长地说：“在中国有国民党，其他力量即为共产党，共产党能推翻政府乎？……如果中国与苏联同盟，将无任何人可推翻中国政府。”
斯大林为实现对华政策目标而采取的这些措施，使得中共与苏联本来就不稳定、不和谐的关系上笼罩了一层更加暗淡的阴影。
从苏联与国民党政府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到与新中国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标示了苏联对华政策转轨的完成，而实现这一转轨的基础就在于苏联与中共关系的变化。因此，这里着重从苏联与中共关系的角度讨论苏联战后对华政策的变化。
自从毛泽东率领红军经长征到达陕北并与苏联和共产国际恢复联系以后，中共与苏联的关系就处于一种互不信任、互不协调的状态中。先是王明代表共产国际提出的“一切通过统一战线”的策略与毛泽东提出的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保持独立自主的方针相对立；毛泽东在党内的地位得到苏联和共产国际承认后，中共与苏联的矛盾主要又表现在战争的战略和策略方面。胡乔木回忆说：“苏联代表到延安，一见面就问中国共产党为什么不集中兵力打日本。苏联的目的主要是要中共大规模出兵为它解除后顾之忧。中国党就是坚持打游击战争，当时也不可能打大规模战争。苏联对此很不满意，认为中共不愿支持苏联。”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毛泽东根据中国的实际状况所提出的独立自主的发展路线不仅是针对国民党政府的，也是针对共产国际和苏联领导人的。从1942年2月延安整风运动反对党八股和本本主义，到1945年4月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毛泽东思想，其目标之一就是清除苏联势力在党内的影响，独立自主地发展中共党的力量。
中国共产党脱离莫斯科指挥的独立倾向引起了斯大林的极大不满和怀疑，延安整风运动更加深了苏联领导人对中共的不满和成见。正是在这一认识的前提下，斯大林在1944年6月22日与美国代表哈里曼谈话时说：中共是“人造奶油”式的共产党，一旦经济状况改善他们就会放弃共产主义。
中共与苏联领导人的这种关系，到1945年苏联红军出兵东北后就显得更加复杂了。
当中共确定自己在抗日战争最后阶段的战略方针时，并不知道斯大林已经做出了在中国支持国民党政府的决定。毛泽东曾认为抗日战争结束后苏联会来帮助中国共产党。他在七大的总结报告中表示“很希望国际无产阶级和伟大的苏联帮助我们”，并相信“国际无产阶级的援助一定要来的，不然马克思主义就不灵了”。由于对苏联出兵东北并对中共提供帮助寄予很大的希望，所以中国共产党决定采取积极方针，扩大解放区，并准备与国民党进行战斗。
1945年8月11日，中共中央向各区党委发出的通知指出：“苏联参战后，日本已经宣布投降。国民党积极准备向我解放区‘收复失地’，夺取抗日胜利的果实。这一争夺战将是极猛烈的。”“在此情况下，我党任务分为两阶段：甲，目前阶段，应集中主要力量迫使敌伪向我投降，不投降者，按具体情况发动进攻，逐一消灭之，猛力扩大解放区，占领一切可能与必须占领的大小城市与交通要道，夺取武器与资源，并放手武装基本群众，不应稍存犹豫。”“乙，将来阶段，国民党可能向我大举进攻，我党应准备调动兵力对付内战，其数量与规模依情况决定。”
东北问题特别受到中共领导人的重视。8月11日朱德发布了延安总部第二号命令：吕正操所部由山西、绥远现地向察哈尔、热河进发，张学诗所部由河北、察哈尔现地向热河、辽宁进发，万毅所部由山东、河北现地向辽宁进发，现驻河北、热河、辽宁边境的李运昌部即日向辽宁、吉林进发。
同时，中共在华北、华南地区也采取了进攻战略。8月20日毛泽东复电华中局：“你们发动上海起义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望坚决彻底执行此方针，并派我军有力部队入城援助。其他城市如有起义条件，照此办理。”同日，又给晋察冀等分局致电：“对于北平、天津、唐山、保定、石家庄，应迅速布置城内人民的武装起义，以便于不失时机配合攻城我军实行起义，夺取这些城市，主要是平津。”
然而，此时《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已经签订，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Hurley)和蒋介石抓住时机提出了与中共进行和平谈判的要求，并邀请毛泽东亲赴重庆。
苏联出兵中国东北并不是为了支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所以，中共准备在各条战线发动攻势的战略方针显然是与苏联在中国采取的政策相抵触的。斯大林在8月20日和22日连续发来两封电报，坚决反对中共的主张，要求毛泽东答应去重庆与蒋介石谈判。斯大林说中国不能再打内战，如果再打内战就可能把民族引向灭亡。
尽管毛泽东对此非常气愤，但在美国和苏联双重外交压力下不得不重新考虑中共的整个战略方针。就当时中共的力量而言，没有苏联的支持和援助是无法完成进攻战略的。于是，毛泽东一方面决定亲自赴重庆与蒋介石谈判，一方面改变了向大城市进攻的战略。
8月21日毛泽东致电华中局改变上海起义的方针，理由是这种起义将变为反对蒋介石的行动。8月22日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发出了撤销占领大城市计划的指示。
8月23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局扩大会议上做长篇发言说：“现在情况是，抗日战争的阶段已结束，进入和平建设阶段。”他分析道：进入这种情况时有两种可能，一种是我们可以得到一部分大城市，一种是得不到，现在是得不到。我们曾力争进入若干大城市，现在没有成功。原因有二：一是苏联受到《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限制，不可能也不适于帮助我们；二是蒋介石利用他得到盟国承认的合法地位，使日军完全向他投降。我们只能在得不到大城市的情况下进入和平阶段。关于重庆谈判，他建议：“恩来同志马上就去谈判，谈两天就回来，我和赫尔利就去。这回不能拖，应该去，而且估计也不会有什么危险。”关于东北问题，毛泽东指出：限于中苏条约，苏联不能直接援助我们。我们先派干部去是确定的，是大有文章可做的。军队去不去，还不定。要看情况。在8月26日的发言中，毛泽东还设想了可以做出让步的限度：第一步是广东至河南，第二步是江南，第三步是江北。
根据以往的经验，中共领导人已经想到苏联对中共的帮助是有限的。还在苏联出兵之前，国民党政府的代表正在莫斯科与斯大林进行谈判时，负责外事工作的中共代表王若飞于8月3日在延安作形势报告时就提醒说苏联将与国民党政府签约，而且绝不会是“苏联自由支持共产党反对国民党的条约”。但苏联的妥协也不会超过两个界限，其一是苏联不会允许在中国出现一个亲美的法西斯政府；其二是苏联不会限制中共的发展，尽管它可能不愿援助中共。王若飞的估计非常准确。
显然，中共这种认识的出发点在于，尽管苏联与中共领导人之间存在矛盾，并且苏联的对华政策受到远东国际形势的制约，但意识形态的一致性以及蒋介石政府对美国的依赖性使他们认为，中共在发展自己的力量时不至于受到苏联的限制。因此，中共调整和转变政策时的考虑仍然是以配合苏联的在华行动并得到苏联的帮助和支持为基础的。为了与苏联红军的行动相配合，同时也与重庆谈判的局面协调起来，中共决定迅速进入东北控制广大乡村和中小城市，8月29日中共中央的指示虽然已估计到“我党我军进入东三省后，红军必不肯和我们作正式接洽或给我们以帮助”，但仍认为只要中共军队在东北的行动“不直接影响苏联在外交条约上之义务，苏联将会采取放任的态度并寄予伟大之同情”。另有具体指示说“可用东北义勇军名义非正式进入，不声张，不登报，走小路，控制苏军未驻之城市、乡村，不能去的城市亦派干部去与红军作非正式接洽”。中共当时的考虑正如代理中央主席刘少奇所说：“苏联人是红军，我们也是红军；他们是共产党，我们也是共产党。”
不过，当时中共领导人对于苏联在华政策的目标还缺乏全面的认识。为了履行中苏条约以及苏联对美国和蒋介石的承诺，苏联此时正在要求国民党军队进入东北。据美国驻苏大使哈里曼向国务卿贝尔纳斯(Byrnes)报告，8月27日斯大林在会谈中表示，希望中国国民政府近期派遣中国军队到满洲，从苏联人手中接管治安和对日本破坏者的防范。哈里曼认为，这表明苏联将遵守协议在3个月内撤出满洲，因此，建议立即把这件事与在东北部署中国军队的计划联系起来考虑。
斯大林追求的是保证雅尔塔协定在远东的全面实现，是恢复俄国在1904年日俄战争时失去的全部在华权益，至于意识形态方面的考虑，充其量不过是斯大林在处理与国民党政府关系时的一个政治砝码。因此，苏联红军在东北对中共军队是否“放任”，是否“同情”，完全是依苏联在中国与国民党政府和在国际上与美国打交道时的需要来决定的，而中共对东北的政策也不得不随着苏联态度的变化而变化。
到1945年9月初，关内的中共军队利用地理上的优势已经迅速地接近或开进东北。9月11日，中共中央电示山东分局：“据胶东区党派人在大连侦察报告，我党我军目前在东北极好发展，为利用目前国民党及其军队尚未到达东北(估计短时间内不能到达)以前的时机，迅速发展我之力量，争取我在东北之巩固地位，中央决定从山东抽调四个师十二个团，共二万五千至三万人，分散经海道进入东北活动，并派肖华前去统一指挥。”
但这时占领东北的苏联红军各部队对莫斯科政策的理解和掌握并不一致，有的部队表示支持中共军队，如在山海关、大连、沈阳等地，而在有些地方，中共军队与苏军之间发生矛盾甚至摩擦的情况时有发生。
关于中共军队进入东北初期与苏军发生矛盾的问题，中国方面的口述材料已经很多，最近在俄国档案中也发现了这方面的文字材料。1945年9月初，中共东北地区委员会和山东第三分局满洲委员会分别致函联共(布)有关领导人，抱怨苏军在东北军纪不严，行为不轨，要求苏军不要解除进入东北的中共军队的武装，并要求为他们提供武器以及印刷机、纸张等。这些要求显然没有得到积极的回应，能够看到的一份材料证实，苏联驻军正式拒绝向中共提供印刷机和纸张，还禁止中共在苏占区活动，并提醒说这个问题将由中央政府即蒋介石政府来决定。
为了表明苏联的态度并协调与中共的关系，9月14日，驻东北苏联红军统帅马利诺夫斯基(Malinovskii)的代表贝鲁罗索夫(Berulosov)中校在沈阳卫戍司令曾克林的陪同下飞抵延安，向中共领导人转达了马利诺夫斯基的口头通知，即：在苏军撤出之前，蒋军和八路军均不得进入东北；已经到达沈阳、大连、长春、平泉等地的八路军，请朱总司令命令各部队退出苏联军队占领的地区；红军不久即将撤退，届时中国军队如何进入东北应由中国自行解决，苏联不干涉中国内政。
面对这种情况，中共中央提出的争取东北的战略方针不得不设想为“长期与国民党争夺”，军队进入东北的部署则“应将重心放在背靠苏联、朝鲜、外蒙、热河有依托的有重点的城市和乡村，建立持久斗争的基点，再进而争取与控制南满沿线各大城市”。
不久，伦敦五国外长会议失败，苏美在远东问题上未能取得协调，苏联拒绝参加远东咨询委员会。由于美国在东北的举动引起斯大林的不安，苏联开始调整其在东北的政策。美国担心苏联会利用中苏条约完全控制东北，因此一再要求苏联公开保证遵守“门户开放”的原则。同时，美国军队开始在华北各港口登陆，并大规模向华北和东北运送国民党军队。苏联对于国民党军队在美国的帮助下向东北进军表示出严重关切和不满。10月，美国一艘军舰强行驶入大连港，其舰长还上岸视察了周围的情况。这一事件激怒了苏军在东北的指挥官，马利诺夫斯基元帅在与国民政府东北行辕代表会谈时曾反复提到此事，其语气和表情十分严肃，致使参加会谈的中方代表张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