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的阳光洒满了洁白的病房。院外阔叶成荫的樟树下传来阵阵喧闹，口令声、军号声响成一片，跑步扬起的尘土弥漫在平静的空气中。屋内躺着的是一个面容憔悴的病人，左腿上打着石膏。这时他正伸着脖子想看看外面的动静，显然发生了什么情况，红军要采取新的行动了。但还没有人告诉他。一个护士从他的门前走过，他喊住她：“出了什么事？”
“我不知道，首长。”护士往院外看了一眼说，“没有人告诉我们。”
这个病人就是有名的陈毅。他无奈地骂了一声，又躺下了。他自六个星期前因臀部枪伤久久不愈而从兴国前线被抬到这里以来，已咒骂了上百次。伤口中不断发现碎骨片，而当陈毅要求给予爱克斯光检查时，医生却以种种借口拒绝了：爱克斯光机出了故障啦，没有电源啦，电池太弱啦。
陈毅，四川人，当时三十三岁，已是红军的一位高级指挥员。他性格开朗，富有幽默感，是个乐天派。然而今天他却一反常态，变得忧心忡忡、烦躁不安。外边一定发生了什么事情，他却搞不清楚。他在病床上辗转反侧，严重的伤情使他一筹莫展。
几分钟后，那位护士又来了。“首长，有人要见你。”她一边说，一边匆忙地拍松他的枕头，整理一下床单。陈毅的目光越过她的肩头向窗外望去，看到向病房走来的正是自己的老朋友和老同志周恩来。后来，陈毅永远也忘不了周恩来看望他的这一天，那是一九三四年的十月九日――阴历狗(甲戌)年的九月初二。就在这一天，陈毅才知道了后来成为长征的消息。
于都是赣南于都河畔一座寂静的小县城，人口不到一万。它不过是一个渡口，一个集市，这个小镇从来没有发生过什么重大的事件。一九三四年十月，这里是一派安宁富足的景象：天气很好，白天暖和，夜间凉爽，很少下雨。大多数庄稼都已收割完毕，地里只剩下晚稻、莽麦和红薯。青瓦屋顶上晾晒着豆秸和其它东西，有的牵拉在屋檐下。靠院墙放着的红陶罐里装着豆瓣酱。院角堆着绿皮红籽的苦瓜，桔黄色的南瓜和一串串鲜红的干辣椒。农民们都知道，他们的粮食足够吃到下一季庄稼收获时节了。但这时的于都却有一种令人不安的气氛：红军在夏天就征购了大批稻米，而且一直在进行不同寻常的扩红(招募新兵)。收成相当好，人们一年到头地忙着播种、收割、耙地、插秧，这时本来可以喘口气了，但又担心似乎要出什么事。到底是什么事，谁也搞不清楚。中秋节已过，家家户户门框上贴着的大红对联和凶恶吓人的门神已经有点破旧了。人们希望这些东西能继续保护他们免遭厄运。
刘英已在于都搞了好几个星期的扩红工作了。她只不过是从事这项工作的许多年轻妇女中的一个。刘英今年二十六岁，还不到五英尺高，娇小得就象小孩子玩的布娃娃。海伦・斯诺曾经说她无法想象刘英在长征途中是怎么没被大风刮走的？后来，当刘英和党的高级领导人洛甫结婚时，她自己也这样说过。刘英的个子虽小，但她具有钢丝一般坚韧的精神，毛泽东也一直关照着她。一天，毛带着一名警卫员来到于都的共青团办事处。他悄悄地要这位小扩红队员马上离开于都，去瑞金赣南中央苏区总部报到，接受一项非常特殊的任务。
“我对他说我离不开，”刘英五十年后回忆道，“我还没有完成任务，我还没有完成自己的扩红定额哩！”
但是毛泽东的态度很坚决，他命令刘英必须回去。刘英虽然困惑不解，但还是遵命回到了瑞金。四十英里的路，她走了两天，当然，与她不久之后将要踏上的路程相比，这不过是小小的散步而已。
江西省会南昌市中湖畔，矗立着一座高大森严的楼房，楼里有一个身体消瘦、穿着考究的光头男人。这时他正坐在精美的红木写字台后面，手拿当地国民党报纸《民国日报》，他那薄薄的嘴唇上接着一丝得意的微笑。他的目光掠过当日的主要消息，这是有关承建某座铁路桥合同的事，掠过春药、妇科良药和珠宝等杂 乱无章的广告，然后集中在当日的主要社论上。这是一九三四年的十月十日，双十节，国民党政权成立的纪念日。社论的主题是当前面临的问题。它警告人们：天灾将至，第二次世界大战迫在眉睫，共匪趁机作乱，人们应崇尚仁义道德，戒酒禁舞，为祖国与中华之生存而努力奋斗。社论又要人们相信，乱世中之大幸，江西的局势正迅速改观，共匪一年之内即可肃清，他们已四面楚歌，不得不用绳索把士兵拴在一起，以防逃跑，“共匪士崩瓦解已指日可待”，云云。
看报的人轻轻舔了一下嘴唇，对报上的言词感到满意。其实，这些话都是在他亲自授意下写的。他，就是蒋介石，四十八岁，此刻他亲临南昌指挥对“赤匪”的“围剿”。形势不错，两三天后，他调来自己的专机，准备速赴陕西、宁夏和四川进行视察。
共产党三军团驻扎在中央苏区首府瑞金稍北的石城地区。该军团侦察分队长姓孔，二十三岁。他身板结实、作风泼辣，是一位朴实无华、坦率诚恳的革命战士。三军团在两周前打了一场恶仗，战绩平平。目前，它正在进行休整，准备新的战斗。这一切都严格保密。孔的战友们只知道他们不久就要开拔。（后来，这种保密的作法受到了严厉的批判，认为效果适得其反。（孔是个侦察员，所以知道得比别人多得多，但他对此事一声不吭。孔和许多同志一样出身于贫苦农民的家庭。他有四个兄弟、七个姐妹。他全家都反对他参加红军。爹妈认准了中国的一句老话：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可是孔还是参军当了兵。他想得到土地，而红军答应给他土地。
在孔参加的头一次战斗中，红军击溃了国民党第十八师，并活捉了该师师长――人们深恶痛绝的大个子红脸湖南人张辉瓒。
五十年后，孔对此事的细节还记忆犹新。他说，那天我们在小山坡上召开大会（镇里的场地都太小了），张辉瓒被拖到一大群农民、乡镇贫民、手执红缨枪的年轻赤卫队员和身披征尘的愤怒的红军战士面前。张站在台上，双手反绑，头戴高帽。人群中有人高喊砍掉他的脑袋。张当场就被砍了头，头颅被放在木筏上沿赣江顺流而下，向其他国民党将领发出了“警告”。孔在回忆这段往事时情绪还十分激动，讲着讲着就不禁哼起了当年人们唱的一首民谣。
“高兴高兴真高兴，我们战斗在龙冈上，活捉了恶霸张辉瓒，砍下了他的胖脑壳。”
有位消息灵通的姓伍名修权的年轻人，身材修长，谈吐文雅，举止大方。那年十月，在苏区的首府瑞金，人们神秘地进进出出，气氛日益紧张，震动越来越大，红军中究竟在酝酿些什么，他几乎无所不知。这个根据地是五年前由毛泽东及其盟友朱德率领的共产党军队创建的。毛与朱的关系非常密切，在农民们看来，这支军队就是“朱毛”军队。许多农民坚信朱毛是一个人。这也并非完全说不通。实际上，身材魁梧、举止缓慢、纯朴忠厚的共产党将军朱德自己也曾说过朱毛是分不开的。中文中这两个字是双关语，“朱”意味着猪(不同的另一个字)，“毛”指的是体毛。
这位年轻的伍修权对情况了如指掌，因为他那时正给一个叫李德的人当翻译。李德是莫斯科共产国际派来参加中国革命工作的代表。当时，李德指导中国红军活动已有一年多，可惜毫无建树。
伍修权这时二十八岁。十九岁时，他与一百名中国青年一起到苏联呆了五、六年，学习俄语和革命知识，也学习了军事。这时他回国已有三年。李德一九三三年十月抵达苏区后，伍一直是他的翻译。
伍目前操心的一个问题是烹饪，而不是军事。
当李德来到苏区时，中国人千方百计地要使他过得舒适些，特地为他建造了一套三居室新房子，坐落在离红军总部约一英里的一片稻田旁，离中央总部所在地不太远。这所房子孤零零的，它的周围环境促使伍修权和其他人把它称为“独立房子”。不久，“独立房子”就成了李德的绰号。
伍修权的烹饪问题是间接地由稻田引起的。他和李德的工作人员在青蛙出没的稻田里养了十来只鸭子。鸭子长得很肥。他不打算在撤离时把鸭子留下来。于是，那几天每顿晚饭都吃鸭子，直到最后离开。他仍记得一九三四年十月十日他们把最后一只鸭子做成了美昧的香酥鸭块。因此，伍修权总是把这一天和红军撤离苏区的日子连在一起，尽管后来人们普遍认为一九三四年十月十六日是长征正式开始的日期。
秋天到了，党的干部们说话更公开了一点，甚至出版物中也有所暗示，那些善于从宇里行间揣摩意思的人可以由此推测出未来的事情。例如，洛甫(张闻天)一九三四年九月二十九日为苏维埃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写了一篇社论，指出为了保卫苏区、粉碎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我们不得不暂时放弃一些苏区和城市。……在某些地方，由于敌人堡垒密布，我们必须冲破封锁线，转移苏区，保存军队主力的有生力量。”
这时，红军高级领导层的每个人都知道部队即将转移，但是他们不知往何处去。一些人猜湖南，另一些人猜江西的其它地方，一些人说是贵州，还有人说是云南或四川。除了最高领导之外，其他人都不了解。为了躲避蒋介石飞机的轰炸，红军总司令部迁到了瑞金以西的云石山地区。在那里，干部们见面时总是互相会意地说：“转移的时间就要到了。”有时他们互相问“你走吗？”回答不一。一些人答：“当然。”另一些人则说：“不知道。”说这话的往往意味着不走。蔡晓乾回忆说：“这消息传来，就象在下池清水里投下一块大石头”，激起了人们的不安。很快，走留人员名单开始列出来了。一些家属带着柜子、箱子回了家乡，说是“他要走了”(但不说去哪里)；不少伤员从医院回到了原部队。关于谁去谁留的小道消息也开始流传了。起初，有人说徐老将留下来。徐老就是徐特立，他曾是毛在长沙师范的老师。人们说他年纪太大，经不起未来的艰辛。但后来又传说他也走，并被指定与休养队同行。已替他找了匹马，但尚未找到马夫。爱传小道消息的人此时还不知道，有人悄悄地已让毛泽东看了一份留守人员名单。毛的许多亲近的人都在名单之中――他的弟弟毛泽覃及其妻子贺怡（毛的弟媳又是妻妹，因为她是毛夫人贺子珍的妹妹）；毛的朋友、湖南同乡、共产党创始人之一何叔衡；早年担任共产党总书记、现已被罢免的瞿秋白（据说他肺病严重，难于同行）；陈毅司令员；共产党早期党员、毛的支持者贺昌；毛的另一个拥护者、宁都起义部队后来的领导人之一刘伯坚等等，许多人。毛的建议似乎一个也未被接受。甚至他请求带上瞿秋白的意见也未被采纳。与毛泽东的关系成了留在苏区的特许证，而根据当时留下来的陈丕显将军的看法，留下来的人只有十分之一能幸存。
一九三四年秋，毛泽东四十岁。他双颊深陷，憔悴消瘦，黑发长得几乎齐肩，两眼炯炯发光，颧骨高耸，看上去很难受。他患疟疾，经常复发，一病数月。尽管教会医院出身的傅连璋医生使尽了浑身解数，他还是处在半恢复状态，感到虚弱和乏力。他知道红军将要采取什么行动，因为在作出决定之后周恩来给他报了信。周实际上是总参谋长，参加决策。然而，发号施令的是李德，他的命令又自然而然地得到党的总书记博古的拥护。即使周有不同意见，他往往也是以一比二处于劣势。所以他的任务就是作为―个优秀军人去执行上级的命令。
没有人同毛商量，也没有人征求他的意见，这毫不夸张。在党的领导层中占统治地位的“苏俄”派里，有一股强大的力量要把毛开除出党。早在两年前，他就失掉了军事和政治决策权，仅剩下了有职无权的一个头衔――中央苏区政府主席。他主持地方会议，近几个星期，对于都地区的情况进行了有名无实的调查。于都是一个傍河的县城，他那时住在一条小巷深处一所舒适的灰砖房里，紧挨着于都北门。他和二十四岁的妻子贺子珍住在一起。这时，贺子珍已是第四次怀孕了，预产期是第二年的二月份。
当时传说毛泽东在于都受到了软禁。他虽是政治局委员，但不能前往瑞金同政治局磋商，他同军事和政治领导人之间的一切联系都被切断了。多年来，一直流传着这种说法。但看来，他显然未被软禁。与本书作者交谈过的长征时期所有重要的幸存者和当代中国党史学家及档案管理人员都肯定了这一点。但是，在决定撤离中央苏区并执行这一决定的日子里却要把毛派往于都，这种主意至少是难以被人理解的。毛也不可能那么急切地需要亲自去于都搞他的“调查研究”。当时担任翻译因而了解内情的伍修权将军认为，有些人可不想让毛参加长征。“毛是被人有意排斥在外的，”伍说，“去于都调查，这只不过是不让他参加的一个借口罢了。”
一九三四年春天就有人要把毛泽东转到苏联去“治病”。博古和李德向莫斯科提出了这个建议。这显然是李德的主意（虽然他在回忆录里对此只宇不提）。但是莫斯科没有同意。共产国际认为，尽管它和毛有分歧，但是毛的威信和名字还是有用的。另外，据翻译伍修权说，毛曾声明：“我不去，我不离开中国。”
气氛很紧张。据说，有一次，毛泽东和埃德加・斯诺在保安的一条街上看到博古时，毛告诉斯诺：“那个人曾经要置我于死地。”假如一九三四年夏末秋初时，有人要把毛干掉，那并没有什么奇怪。但是，至今没有明确的证据能说明确实有过强迫毛留在苏区的计划。
毛到达于都后，很难再去离于都有一两天路程之遥的党政中央机关了。不过，他的私人警卫员还没有被撤掉，而且他依旧可以在于都和附近地区自由行动。
毛在于都的生活和他一九三四年九月在云石山的生活很不一样。在云石山时，从一个石崖往上走两层石阶，就到了他住的一所漂亮的小庙，离红军总部不到一英里。他的政治局同事、到那时为止一直支持李德的洛甫也住在小庙的一厢，这使他们俩有机会进行密切的交谈，后来发现这些交谈是非常重要的：那时，毛可以随便出入红军总部。但由于他的意见无人置理，他也就很少前往了。政治局开会他很少得到通知。由于他是苏维埃主席，所以中央政府机关他还是要去的。那地方不远，名叫沙洲坝。中央政府机关占据了一座一九二二年由杨氏家族建造的颇为壮观的祠堂。毛在那里住过一年左右。杨家词堂里有一座雅致的两层议事厅，暗红木架房，石板铺地。朱德和妻子康克清，陈毅和周恩来也住在这里。不过，朱德夫妇象陈毅(直到他负伤以前)和周恩来一样，通常是在前线。
有意把毛泽东排除在决策圈之外还不是事情的全部。这时，和其它一些紧张的时期一样，毛泽东又是疾病缠身了。从一九三四年仲夏到十月，由于身患疟疾，他时而卧床不起，时而只能勉强活动一下。他总是精力很差，情绪低沉。
这也是自然的，因为，由他主要发动的这场革命运动、他和朱德所建立的军队、他在五六年前所开创的苏区以及他建立的整套机构，如今都落人了来自莫斯科共产国际的那位神秘莫测的代表李德和他的献媚者博古的手里。博古很瘦，戴一副高度近视眼镜。英国大使阿奇博尔德・克拉克・克尔曾经称他为奇形怪状的黑面木偶，而他看起来也确是如此。毛泽东被剥夺了所有重要的权力，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同他势不两立，军事指挥机关也把他摒弃在外。毛泽东表面上显得很平静，其实却心急如焚。对于力量的对比，他并非一无所知。他知道，那时正聚积着一股反对李德和博古的强大力量。当他的追随者林彪和忠于他的聂荣臻这两位主要的军事指挥员溜进他在于都的小院，坐在长凳上向他请教的时候，他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当他们小心地问他：“我们向何处去？”的时候，他知道他们心里想的是什么；也知道怎样用同样隐晦的话来回答他们：“去命令你们去的地方。”他知道这些命令是什么，也知道这些命令是军事机密。但他守口如瓶，因为还不到说话的时候。他相信，这个时刻不久就要到来。
过了近五十年之后，聂荣臻回忆说，当时他和林彪急切地想多了解一些关于他们的去向问题。但是，毛泽东毫不留情地堵住了他们的嘴。他不想让人猜疑他和将军们正在秘密策划些什么，他结束了谈话，建议他们去参观一个新开的图书馆。
十月十日，阳光明媚。正午刚过，一群人开始在梅坑――中央红军司令部所在地――村外的一个交叉路口集合。大约有一百多个男人和二十到二十五个妇女，看上去不象是军人。他们都是被派往休养队的――老、弱、伤、病和妇女。每人一袋干粮，十斤米，但愿够吃十天的。另外，每人还有一条毯子，一包换洗衣服，一把梳子，一把刷子，一个笔记本，可能还有一个手电筒（这是最难找到的），一些备用电池、肥皂、一两本书及其它一些必需品。每人腰带上都接着一个大搪瓷杯子，里面塞着牙刷和毛巾。这群人中年纪最大的是中央政府秘书长谢觉哉。他已年过六十，因此为他配备了一匹马。董必武那时是四十八岁，他和毛一样，也是共产党的一位创始人，他的同志们都认为，如果当时把他留下来，肯定是死路一条。徐特立五十七岁，他曾是毛的老师。徐特立精瘦、幽默，长着一脸胡须。他有一匹马；蔡畅也有马，她是一位天不怕地不怕的妇女。此外，还给毛的怀有身孕的妻子贺子珍配备了马匹。
很快，这支杂牌军被编成了排和班，每个男女成员都领到了一杆红缨枪，以备队伍一旦遭到攻击时作为自卫武器。落日时分，党的保卫部门负责人、整个非战斗部队的指挥员、曾当过水手的邓发出现了。他一反平日的严肃态度，讲着广东口音很重的普通话同这支队伍开玩笑。他想活跃人们的情绪：“这可是一支了不起的队伍呀。我们有音乐家、剧作家、作家。如果我们想演一台戏，那可是万事俱备。”气氛果然活跃了一点。队伍在暮色中向于都进发了。这是红星纵队的一部分。为了使他们不致迷失方向，沿途每隔一段就有红星标记指路。
毛是过些时候才离开的。他还有任务，其中最艰巨的一项任务就是十月十五日要给留在于都的党的干部们讲话。他必须告诉他们，红军正在撤出；还要让他们了解今后的局势，并告诉他们红军主力离开后，他们应当如何工作。这时，于都城里所有的人都意识到情况非同寻常。成千上万的部队开进于都，然后又离开，或者过江，或者南下去安远。
当然，大部分年轻的红军战士都不知道这些情况。他们相信他们要去打一场大仗，也意识到他们要冲出包围圈。很多人还领到了过冬的棉衣（这使他们很吃惊），所有的人都要在干粮袋里储存十天的粮食。然而，这次行动的真正目的何在，却一直小心地不予透露。
疾病缠身、面带菜色的毛泽东仍在接受傅连璋医生的治疗。这时他正在对一群党员干部讲话，他尽力使自己的口气充满信心。他的讲话内容没有被保存下来，不过，无疑是传达中央委员会的指示。说明部队要冲出包围圈，粉碎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建立新的根据地的计划；号召干部要照常工作；告诉大家部队进行了分编，红军留下了很大一部分兵力保卫苏区，他们不会永远离开，他们会回来的。毛泽东坚信，革命最终必定胜利。
这是一次高、中、低三级干部会议。毛泽东对这些干部讲话的时候，周恩来、朱德、博古、李德，所有部队的首长和党的整个最高领导机关已经上路了。中央机关十月十二日到达于都，又乘夜色朦胧穿过了于都。几千名挑夫（一天付一块银元），挑着苏区的大量财物――印刷机、纸币镌版、造子弹的机器、重新装填空弹筒的压床、爱克斯光机、满载重要（及不重要）文件资料的箱子，红军储备的银元、金条、大米、药品、备用的枪炮、收发报机、电话设备、大卷的电话线入等等。毛泽东后来说：“就象大搬家一样。”埃德加・斯诺则称之为“整个国家走上征途”。这太夸张了，还是毛说得确切。
十月十八日傍晚，毛泽东和大约二十名随从，包括警卫员、他的秘书和工作人员，在于都北门旁一所房子的石板地小院子里集合。他们走出院子，和中央纵队的其它单位会合了。毛带了一袋书、一把破伞、两条毯子、一件旧外套、一块旧油布，留下了他那有九个口袋的旅行包。
毛泽东明知危险乃至致命的撤退就这样开始了。红军离开了共产党在过去几年中赖以生存的蓬勃发展的根据地。他们悄悄地行动，希望蒋介石的飞机不要发现并轰炸这支蜿蜒而行、前后长达六十英里的庞大而杂乱的队伍。现在是需要坚韧不拔、下定决心的时刻，不允许提任何问题。没有人知道他们将去何方，没有人知道走到哪里才是尽头。毛泽东不知道，博古、李德和周恩来也不知道。谁也猜不出再过多久蒋介石就会发现这些蠕蠕而行的队伍。没有一个指挥员不为那些如牛负重的挑夫们担心，他们中间很多人挑着他们能够肩负得起的最大重量，一天挪动两英里都很困难。
工兵营在于都河上架起了五座浮桥。当时正值枯水季节，在于都一带，河面不过二百五十英尺或三百英尺宽。河面宽些的地方，河水很浅，人和马匹可以毫不费力地涉水而过。五座浮桥分别架设在于都两侧几英里长的河面上。
毛泽东和他的队伍沿着河岸没走多远，月亮就升起来了，河面很平静，没有一丝风。一会儿他们来到渡口，踏上喀喀作响的桥板，顺利地过了河。很快，这支队伍就到河对岸向西行进了。这静谧的夜，这月光，这河水拍击浮桥的声音，激发了男女战士的兴致。他们成一路或两路纵队沿着狭窄的小道行进，很多人轻轻地哼起了流行的红军歌曲。究竟走向何处，谁也捉摸不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