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公既用卫鞅，鞅欲变法（孝公）以卫鞅为左庶长，卒定变法之令。
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已乃立三丈之木于国都市南门，募民有能徙置北门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复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徒之，辄予五十金，以明不欺。卒下今。
――摘自司马迁《史记・商君列传》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吾读史至商鞅徙木立信一事，而叹吾国国民之愚也，而叹执政者之煞费苦心也，而叹数千年来民智之不开、国几蹈于沦亡之惨也。谓予不信，请馨其说。
法令者，代谋幸福之具也。法令而善，其幸福吾民也必多，吾民方恐其不布此法令，或布而恐其不生效力、必竭全力以保障之，维持之，务使达到完善之目的而止。政府国民互相倚系，安有不信之理？法令而不善，则不惟无幸福可言，且有危害之足惧，吾民又必竭全力以阻止此法令。虽欲吾信，又安有信之之理？乃若商鞅之与秦民适成此比例之反对，抑又何哉？
商鞅之法，良法也。今试一披吾国四千余车之纪载，而求其利国福民伟大之政治家，商鞅不首屈一指乎？鞅当孝公之世，中原鼎沸，战事正殷，举国疲劳，不堪盲状。于是而欲战胜诸国，统一中原。不綦难哉？于是而变法之令出，其法惩奸宄以保人民之权利，务耕织以增进国民之富力，尚军功以树国威，孥贫怠以绝消耗。此诚我国从来未有之大政策，民何惮而不信？乃必徒木以立信者，吾于是知执政者之具费苦心也，吾于是知吾国国民之愚也，吾于是知数千年来民智黑暗国几蹈于沦亡之惨境有由来也。
虽然，非常之原，黎民惧焉。民是此民矣，法是彼法矣，吾又何怪焉？吾特恐此徒木立信一事，若令彼东西各文明国民闻之，当必捧腹而笑，舌而讥矣。乌乎！吾欲无言。
――毛泽东1921年《商鞅徒木信论》（见《毛泽东早期文稿》第2版，第1―2页）
［解析］
司马迁，生于约公元前145年或约公元前135年，卒年不详，字子长，夏阳（今陕西韩城县南）人。早年诵读古书，20岁后外出旅游，开始政治生活。38岁继任父亲太史令之职，着手搜集史料，经5年准备，开始写作《史记》。后因为李陵败降匈奴一事辩解，解怒了汉武帝刘彻，下狱，处以腐刑（阉割）。在狱中仍继续写作。至刘彻太始元年（公元前96年）被赦出狱，任中书令。直到刘彻征和二千（公元前91年），前后历14年的时间完成《史记》。此后事迹无可考。《史记》凡12本纪，10表，8书，30世家，70列传，共130篇，上起黄帝，下迄汉武帝，首尾3000年左右，战国、秦、汉记事尤详。“纪”是年代的标准，“传”是人物的动态，“世家”是纪传合体的国别史，“表”和“书”是贯穿事迹演化的总线索。《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也是一部优秀的传记文学作品。
毛泽东发蒙后便好读史书，《史记》自然是他经常点读的作品。1915年9月6日致萧子升的信中，他提出“欲通国学，首贵择书”，即选择重点篇目详加阅读而后及于全书。他学自己择书而读的方法的例子，便是《史记》，他说：“《伯夷列传》一篇出于《史记》，吾读此篇而及子《史记》，加详究焉出于《史记》者若干篇，吾遂及于《史记》之全体矣。”毛泽东不仅熟读《史记》，而且对司马迁的生平遭遇也很了解。1913年10月至12月就读于湖南第三师范时，所做的读书和课堂笔记《讲堂录》里，便记有一些关于司马迁的句子，如：“马迁，尤门人”；“马迁览潇湘，泛西湖，历昆仑，周览名山大川，而其襟怀乃益广”；“此诗乃司马迁之文，非（司马）相如文也。”毛泽东在晚年通读《二十四史》时，还时常把《史记》中的一些篇目（如《项羽本纪》）推荐给别的同学读。1958年8月22日，在批改陆定一《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一文加写的一段话中，特意把“司马迁的颂扬反抗”，作为中国历史上的“民主文学”的代表之一。
《商鞅徙木立信论》是毛泽东在湖南全省高等中学校读书时写的一篇作文。原文无写作时间，作文纸折缝间印有“湖南全省高等中学校”字样，作者在题下写有“普通一班毛泽东”7字。毛泽东于1912年春退出长沙新军后，考入湖南全省高等中学校，同年秋即退学自修。此文当写子1912年上半年。这是毛泽东留下手稿的第一篇文字，时年19岁。
国文教员阅后在文稿上写了多处评语，并批给同学“传观”。这些评语是：“实切社会立论，目光如炬，落墨大方，恰似报笔，而义法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