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故吾人苟于古今历史中，删除其一切罪恶，则同时一切善行与罪恶抵抗之迹，亦为之湮没。而人类中最高最大之现象，所谓道德界伟人者，亦无由而见之矣。
不惟此也，历史界生活之内容，亦且因之而消失。盖历史生活之形式，不外乎善恶相竞之力，与时扩充而已。邻国无侵略之谋，则何事军备，国民无不轨之行，则焉用法令。军备法令，国家之所以与外交内政之阻力相竞争者也。使一切阻力悉去，内而人民，外而国际，无不以正直平和、慈祥、乐易之道相接，则战争，外交、裁判、警察、行政界一切进取之气象，悉为之消失，而圆满之国家，亦不可见矣。宗教者，亦不外善恶相竞之形式，使诸恶不作，人类悉为神圣，则宗教亦随之而灭焉。
――摘自泡尔生《伦理学原理》第4章“害及恶”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然则不平等、不自由、大战争亦当与天地终古，永不能绝，世岂有纯粹之平等自由博爱者乎？有之，其惟仙境。然则唱大同之说者，岂非谬误之理想乎？
人现处于不大同时代，而想望大同，亦犹人处于困难之时，而想望平安。然长久之平安，毫无抵抗纯粹之平安，非人生之所堪，而不得不于平安之境卫生出波澜来。然大同亦岂人生之所堪乎？吾知一人大同之境，亦必生出许出［多］竞争抵抗之波澜来，而不能安处于大同之境矣。是故老庄绝圣弃智、老死不相往来之社会，徒为理想之社会而已。陶渊明桃花源之境遇，徒为理想之境遇而已。即此又可证明人类理想之实在性少，而谬误性多也。是故治乱迭乘，平和与战伐相寻者，自然之例也。伊古以来，一治即有一乱，吾人恒厌乱而望治，殊不知乱亦历史生活之一过程，自亦有实际生活之价值。吾人揽［览］史时，恒赞叹战国之时，刘、项相争之时，汉武与匈奴竞争之时，三国竞争之时，事态百变，人才辈出，令人喜读。至若承平之代，则殊厌弃之，非好乱也。安逸宁静之境，不能长处，非人生之所堪，而变化倏忽，乃人性之所喜也。
吾尝梦想人智平等，人类皆为圣人，则一切法治均可弃去，今亦知其决无此境矣。
――摘自毛泽东读泡尔生《伦理学原理》第4章“害及恶”的批语（见《毛泽东早期文稿》第2版，第184―187页）
［解析］
毛泽东在青年时代有不少描述大同理想的言论。像上面这段批语明确提出大同说是“谬误之理想”的主张，是少见的。但值得注意的是，这段批语批评大同理想，主要是从人生好奇变、善恶抵抗相斗的角度立论，从而推及历史发展总是一治一乱，相循无始终的。这主要反映毛泽东看待历史时喜欢“竞争之时，事态百变，人才辈出”的个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