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制度，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
资产阶级使乡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它创立了巨大的城市，使城市人口比农村人口大大增加起来，因而使很大一部分居民脱离了乡村生活的愚昧状态。正像它使乡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队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
――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艾奇逊所说的“西方的影响”是什么呢？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1848年）中所说的西方资产阶级按照自己的面貌用恐怖的方法去改造世界。在这个影响或改造过程中，西方资产阶级需要买办和熟习西方习惯的奴才，不得不允许中国这一类国家开办学校和派遣留学生，给中国“介绍了许多新思想进来”。随着也就产生了中国这类国家的民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同时并使农民破产，造成了广大的半无产阶级。这样，西方资产阶级就在东方造成了两类人，一类是少数人，这就是为帝国主义服务的洋奴；一类是多数人，这就是反抗帝国主义的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从这些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所有这些，都是帝国主义替自己造成的掘墓人，革命就是从这些人发生的。不是什么西方思想的输入引起了“骚动和不安”，而是帝国主义的侵略引起了反抗。
――摘自毛泽东1949年9月16日《唯心历史观的破产》
（见《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513页）
［解析］
对于东方来说，西方的影响是个颇为复杂的问题。一方面，西方文明伴随着血与大的殖民征服降临东方，所谓西方文明，意味着杀戮、掠夺和征服，象征着对当地文明的践踏和摧残。西方人以高贵优越的人种自居，到处以自己的面目征服和改造世界，奴役和压迫被征服民族，使之永远处于附庸地位。另一方面，西方近代文明的确在一定时间内代表着世界近代化的方向，东方的确要向西方学习先进的生产方式与先进技术，乃至引进各种先进思想。学生学习老师，老师却侵略和欺负学生，近代中国的中西文化冲突恰是在这种矛盾与扭曲中发生的。
毛泽东上述的话是针对1949年8月美国国务院发表的中美关系白皮书而发的。在白皮书中，美国国务卿艾琦逊认为，中国革命发生的原因之一是受西方思潮的影响。在他看来，中国由于有三千多年的高度发展的文化和文明，一向以世界中心的优越地位自居，而近代西方的介入，给中国带来了西方技术和高度文化以及进取心，而这些恰是中国自己所无法企及的东西，西方新思想在中国激起了骚动和不安。从而造成了一系列革命的发生。无疑，艾奇逊的话是站在殖民者的立场上的一种居高临下式的强盗逻辑，充斥着对历史的扭曲。他只字不提给中国人民造成的苦难与屈辱的帝国主义侵略。反而大谈什么外国人带来的“进取心”。他不明白，从本质上讲，文明并无高低优劣之分，以优等文明自居者，无非是一副征服者的嘴脸。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民族解放运动高涨，殖民宗主国人民文明自觉程度普遍提高的情况下，这种嘴脸就尤其可憎。
当然，毛泽东的这番讲话，由于具有针对的批判意味，所以政治含义较重，着重在阶级、民族反帝斗争的意义上探讨“西方影响”。而没有涉及“西方影响”在中国近代化过程中的积极意义。事实上，说西方思想导致了中国革命也不能说是全错，中国近代也的确出现过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孙中山等从西方窃得火来，发动革命的先进人物。这一点，毛泽东在另外的文章中也曾指出过。西方思想的影响与帝国主义侵略引起的反抗，恰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同时，我们还应该看到，中国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工人、新式知识分子，以及民族资产阶级，并不仅仅是帝国主义出于无奈造就的，而相当多的是中国人出于近代化自强的需要造就的。毛泽东本人也恰是这样的新式知识分子之一，正是这些人给中国带来了新生，使中国发生了帝国主义所不愿看到的巨大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