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观的非唯物论的立场更加是那样，它们偶然的从现实把事实分离出来，往往表面的机械的使它互相统一。在这种情形建立了孤立的解释那个事实的基础。这叫做折衷主义。在折衷主义之下，丧失一般的基础及个个事件间的联结。联结个个事实，个个方面的一般基础，这正是具体的现实，即一定的社会。如果不从具体的现实出发，而从极抽象的理论的命题出发，在这种情形便丧失一切基础――因为有这个基础，各种事实才不能不在特定方式上被统一起来。在一般的基础丧失时，联结就变成人工的任意的产物，重要的各种事实被放弃了。伊里奇说。“在社会现象的领域中，最流行的方法，最无益的方法，莫过于分离个个小事实和玩弄实例。为要在事实上奠定基础，就必须无例外的把捉与所考察的问题有关系的事实的总体，而不是个个的事实。否则就会任意的选择并搜集事实，就会无视整个历史现象之客观的相互依存的关系，为了注重无意义的事情，而采取‘主观的’处理方法。”
――摘自西洛可夫、受森堡等《辩证法唯物论教程》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十分注意。
例如被日本帝国主义支配的半封建的中国社会。
就必须无例外的把捉与中国苏维埃战争有关系的事实的总体，即革命战
争的特点，而不是打中心城市与堡垒主义等个个独立的事实，这种事实总体就是联结个个事实，个个方面的一般基础。――摘自毛泽东1936年11月至1937年4月4日读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辩证法唯物论教程》批注（见《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9、10页）
［解析］
《辩证法唯物论教程》在批判孟什维克（少数派）的思想方法时认为，这种思想方法实际上是主观的非唯物论的立场，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折衷主义的立场。这种思想方法把客观事物之间的联系割裂开来，使事物（或事实）变成一个个孤立的、外在的、机械的存在物；不是从事物联系的总和或总体中（《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中称之为事物的“一般基础”）把握事物。《辩证法唯物论教程》认为，对于人类社会来说，事物的这个“一般基础”，就是具体的现实，即一定的社会。观察社会问题，应该从一定的社会的诸方面的情况出发，如一定社会的历史与现实情况，国内与国际的情况，经济、政治与文化诸方面的情况等；只有从这各种情况与事实的联系中，才能认识该社会。否则，就会仅从孤立、个别的事实出发，不能发现事物的客观规律，只能以主观想象（即“人工的任意的产物”）的联系来代替客观事物的联系，这就必然由形而上学而导入唯心主义。《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中引证的列宁的那段话，由于各种历史的原因，不大准确。我国出版的《列宁全集》中的译文是：“在社会现象方面，没有比胡乱抽出一些个别事实和玩弄实例更普遍更站不住脚的方法了。”“应该设法根据正确的和不容争辩的事实来建立一个可靠的基础，要这个基础成为真正准确，就必须毫无例外地掌握与研究的问题有关的事实的全部总和，而不是抽取个别的事实，否则就必然会发生怀疑，怀疑那些事实是随便挑选出来的，怀疑可能是为了替卑鄙的勾当作辩护而以‘主观’臆造的东西来代替全部历史现象的客观联系和相互依存关系。”（《列宁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l958年版，第279―280页）但《辩证法唯物论教程》对孟什维克观察问题、处理问题的形而上学思想方法的揭露和批评，是符合唯物辩证法和列宁的基本思想的。
李立三主义、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从思想方法上看，所犯错误是同孟什维克一样的。毛泽东在读到这段话时，在“联结个个事实、个个方面的一般基础，这正是具体的现实，即一定的社会”旁边写下“例如被日本帝国主义支配的半封建的中国社会”一句话，在列宁原话旁边批下“就必须无例外的把捉与中国苏维埃战争有关系的事实的总体，即革命战争的特点，而不是打中心城市与堡垒主义等个个独立的事实，这种事实就是联结个个事实、个个方面的一般基础”一段话，这是十分深刻的。毛泽东是立足于中国革命经验教训来读这本书的。李立三主义特别是王明的教条主义，都是抛开了中国社会的总体联系，而孤立地抓住某个或某些事实或事物联系的片断，他们无法了解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必然给革命事业带来损失。通过这段批语，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联系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来学习和掌握唯物辩证法的特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