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是时，袁绍既并公孙瓒，兼四州之地，众十余万，将进军攻许。诸将以为不可敌，公（曹操，下同）曰：“吾知绍之为人，志大而智小，色厉而胆薄，忌克而小威，兵多而分画不明，将骄而政令不一，土地虽广，粮食虽丰，适足以为吾奉也。”
公将自东征（刘）备，诸将皆曰：“与公争天下者，袁绍也。今绍方来而弃之东，绍乘人后，若何？”公曰：“夫刘备，人杰也，今不击，必为后患。袁绍虽有大志，而见事迟，必不动也。”郭嘉亦劝公（攻备），遂东击备，破之，生擒其将夏侯博。
――摘自陈寿《三国志》卷一《魏书・武帝纪》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袁绍这个人多端寡要，多谋难断，见事迟，得计迟，慢了，得出一个方针就处于被动。翦伯赞在《光明日报》上写了一篇论赤壁之战的文章，他说，刘备这个英雄，跟曹操同等水平，是厉害的，但是事情出来了，不能一眼看出就抓到，慢一点。
――摘自毛泽东1959年3同2日在郑州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新闻工作，要看是政治家办，还是书主办。有些人是书生，最大的缺点是多谋寡断。刘备、孙权、袁绍都有这个缺点，曹操就多谋善断。
要反对多端寡要，没有要点，吉不及义。要一下子看到问题所在。曹操批评袁绍，“志大而智小，色厉而胆簿”，没有头脑。还批评袁绍有其他缺点，兵多而分工不明，将骄而政令不一，地虽广，粮虽多，完全可为我所用。
――摘自毛泽东1959年6月同《人民日报》负责人吴冷西的谈话（见《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第215―216页）
［解析］
袁绍（？―202）出身于四世三公的大官僚家庭。在汉末群雄混战中，起初他的势力最大，曾是讨伐董卓的盟主。后地广兵多，手下谋臣武将也不少。但时间不长，便在官渡之战中大败于曹操。他的失败，与他的见识、能力和胸怀有关。对此，《三国志》里的《袁绍传》、《郭嘉传》及《武帝纪》都有所描述和评论。毛泽东读《三国志》，也注意到作者对袁绍失败原因的描写。
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7月11日晚，毛泽东找周小舟、胡乔木、田家英、李锐、周惠谈话，说到由陈云出来主管计委工作这个话题时，毛泽东讲：袁绍优柔寡断，不会用将，《三国志》的《曹操传》、《郭嘉传》中对此都有反映。曹操对袁绍的评价，已见前面引述的原文。毛泽东还多次谈到郭嘉对袁绍的评价。《郭嘉传》记载，郭嘉起初在袁绍手下做事的时候，曾私下对袁绍的谋士辛评、郭图说：“袁公徒欲效周公之下士，而未知用人之机。多端寡要，奸谋无决，欲与共济天下大难，定霸王之业，难矣！”
毛泽东很同意曹操、郭嘉对袁绍的评价，并从中提炼出两点：一是好谋无决，多端寡要，从而不能采纳正确意见，不能用人；一是几事迟，得计迟，这样行动起来总是丧失机会，慢半拍。这两点，在《袁绍传》里都有不少记载。
例如，郭图劝袁绍迎接天子到邮县建都，袁绍不同意。正好碰上曹操迎天子在许昌建都，由此借天子声威收复黄河以南地区，关中也归附曹操，“绍悔，欲令太祖徙天子都鄄城，以自密近，太祖拒之。”这就是见事迟，得计迟。袁绍进军黎阳，派手下大将颜良在白马攻打刘延，谋士沮授劝阻说，颜良生性急躁狭隘，有勇无谋，难独担此重任。袁绍不听。曹操出兵救刘延，结果颜良败死。这就是不能知人、用人。官渡之战中，沮授屡屡向袁绍献计，都未被袁绍采纳。更有意思的是，在官渡之战前，袁绍的另一个谋士田丰曾劝袁绍不要南下打曹操，宜巩固所占领的北方四州，同曹操打持久战，然后出奇兵攻曹操虚弱的地方。袁绍不听，认为田丰破坏士气，给他带上镣铐关押起来。然后尽其兵马在官渡同曹操决战，结果失败。有人对田丰说，当初你的建议是对的，看来这次要被重用了。“丰曰：‘若军有利，吾必全；全军败，吾其死矣。’绍还，谓左右曰：‘吾不用田丰言，果为所笑。’遂杀之。”
在毛泽东看来，做领导的，见事迟，得计迟，是致命的弱点。成败之举，在于明察要久，然后当机立断，不称职的领导，常常失误于此。就在1959年3月2日郑州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谈到袁绍见事迟，得计迟，推崇郭嘉多谋善断时，毛泽东还举了蒋介石在辽沈战役中指挥国民党军队的失误为例。他说：蒋介石就是见事迟，得计迟。形势已经出来了，他还没有看见，等看见了又不好得计。比如辽沈战役时他对卫立煌的部队，总是犹豫不决，最后才下决心，强迫他去热河到北京。如果早一点，我们围攻锦州的炮一响就让他马上走，我们就没有办法，只能切他一个尾巴。如果在我们还没有打锦州时，就把沈阳、锦州统统放弃，集中于平津，跟傅作义搞在一起，我们也不太好办。
毛泽东不只是在读史评古人时才批评和反对见事迟、得计迟的领导弱点，他是把它当作现实问题，当做提高干部队伍的基本素质的问题提出来的。避免见事迟、得计迟，提倡看得到、抓得起，这正是毛泽东自己的领袖素质和领导能力及政治风格。同时，他也不希望自己队伍中的领导干部出现袁绍这种短见而刚愎之人。毛泽东读史主要是为了致用，历史也是教育干部的好教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