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呜乎！用人之难难矣，未若听言之难矣。夫人之言非一端也，巧辩纵横而可喜，忠言质朴而多讷，此非听言之难，在听者之明暗也；谏言顺意而易悦，直言逆耳而触怒，此非听言之难，在听者之贤愚也；是皆未足为难也。若听其言则可用，然用之有辄败人之事者；听其言若不可用，然非如其言不能以成功者，此然后为听言之难也。请试举其一二：予又以谓秦赵二主，非徒失于听言，亦由乐用新进，忽弃老成，此其所以败也。大抵新进之士喜勇锐，老成之人多持重，此所以人主之好立功名者，听勇锐之语则易合，闻持重之言则难入也。
――摘自欧阳修《为君难论》，见姚鼐《古文辞类纂》“论辨类”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看什么新进。起、翦、颇，牧其始皆新进也。周瑜、诸葛、郭嘉、贾诩，非皆少年新进乎？
――毛泽东读姚鼐《古文辞类纂》“论辨类”欧阳修《为君唯论》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吏古籍批语集》第97页）
［解析］
欧阳修在《为君难论》中，着力论述了君王在面临臣下进言时的诸多两难选择。从主观上说，对臣下的进言，有的愿意听，有的不愿意听，该听的不一定中听，中听的不一定该听。最难的还是，听或不听所导致的客观效果。欧阳修在文中学了两个例子，一个是战国后期的秦赵长平之战。本来赵将廉颇守长平三年，赵王改用喜好纸上谈乓的赵括为将，结果赵括盲目出击招至大败，赵乓降秦者四十万，被坑子长平。这对赵王来说，是“听其言可用，用之辄败人事”。再一个例子是秦始皇打算伐荆，问年轻将领李信带多少兵去合适，李信回答带二十万足矣，秦始皇听了很高兴；又问老将王翦应带多少兵去，王翦回答非六十万不可，秦始皇听后不满意地说：“将军老矣，何其怯也。”结果李信领兵二十万前往，大败而归。改由王翦领兵六十万前往、就胜利了。对秦始皇来说，王翦之言是“初听其言若不可用，然非如其言不能以成功”。说到这里，欧阳修又进一步提出，赵王和秦始皇之失，不光是不善选择臣下进言，主要的是他们主观上喜欢起用年轻新进的人，不注重有经验的老成的人，这就是我们在上面引述的那段话。毛泽东不同意这个说法。认为秦国的白起、王翦和赵国的廉颇、李牧这些用兵老道的将领，也是从“新进”之辈成长起来的，再说，即使是“新进”的人物，如三国时代孙权手下的周瑜，刘备手下的诸葛亮，曹操手下的郭嘉、贾诩，都是公认的智谋非常之士。因此，关键不在于是不是“乐用新进”，而在于用“什么新进”。
关于听言用人，欧阳修在《为君难论》中还提出一个问题：有的君王一心信任某人，结果成事；有的君王一心信任某人，结果败事。前者的例子如齐桓公专任管仲，蜀先主刘备专任诸葛亮，都搞得很好，因为“其令出而举国之臣民从，事行而举国之臣民便”，没有什么人反对。后者的例子，欧阳修举了两个。一个是南北朝时期曾一度统一北方的前秦君主苻坚，打算征伐东晋。许多老臣、亲属都反对，他听不进。只有一个将领慕容垂劝他不必听朝臣们的意见，苻坚大喜：“与吾共定天下者惟卿尔！”于是大举九斗多万兵马南侵，结果被谢玄率领八万东晋军队打得大败，这就是有名的淝水之战，再一个例子是，五代后唐未帝担心河东节度使石敬塘镇守太原，地近契丹，恃兵跋扈，打算把他迁到郸州。但举朝之士都以为不可，唯独枢密直学士薛文遇对未帝说：此事不必向群臣征求意见。未帝听后说：“术者言我今年当得一贤佐助我中兴，卿其是乎？”结果调任石敬瑭的诏令下达的第六天，石敬瑭就发出了反叛的文告。
毛泽东读到这两个例子，在批语中表示了不同意见。他认为，符坚之败，不在于他是不是听信一人之言是否南伐东晋，主要是“错在倾巢而出。若一二十万人更番迭试，胜则进，败则上，未必不可为。”至于后唐亡在未帝手上，不只是因为听信了某人的话，或因为有人反叛，“不徙石敬瑭，没有薛文遇，照样亡国，不过时间先后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