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略）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水浒传》要当作一部政治书看。它描写的是北宋未年的社会情况。中央政府腐败，群众就一定会起来革命。当时农民聚义，群雄割据，占据了好多山头，如清风山、桃花山、二龙山等，最后汇集到粱山泊，建立了一支武装，抵抗官军。这支队伍，来自各个山头，但是统帅得好。
――摘自薄一波《回忆片断》，《人民日报》1981年12月26日
革命者并不是一开始就是革命者的，他们是被反动派逼迫革命的。
每次起义都是被逼上梁山的。他（指起义者。一引者注）并不想去，但压迫者使他无路可走。
――摘自安娜・路易斯・斯特朗《难忘的三次会谈》（见于俊道、李捷绢《毛泽东交往录》第413―414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解析］
毛泽东对《水浒传》这部小说的阅读和关注，贯穿了他的一生。
根据毛泽东自己的回忆，在他的少年时代对他影响最大的读物就是《水浒》。在主持新民学会期间，他建议同学会友读一读《水浒》。在大革命时期从事农民运动的时候，他谈起过《水浒》和宋江的造反。在江西苏区的艰苦斗争环境里，《水浒》是他爱读的作品之一。长征途中打下一座县城，《水浒》是他急于要找来一读的书，以致警卫员匆忙地给他抱来一个“水壶”。1938年他对人说《水浒》是中国人必读的三部古典小说之一。他在延安时期丰富的著述中，《水浒》故事是他经常引用的例子。建国后，《水浒》是他的书架上的必备之书。即使是1974年后在身体和视力大减的情况下，《水浒》仍是他爱读的书，并几次同人谈论他的看法。
在1927年1月大革命高潮中，毛泽东回湖南对农民运动做了33天的考察，他看到了一些类似于历史上农民反抗运动的现象，并为之高呼“好得很”：农民在乡里颇有一点“乱来”，向土豪劣绅罚款，打轿子；凡是反对农会的上豪劣绅，农会的人就拥进他们的家去，杀猪出谷，土豪劣绅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滚一滚；他们捆绑了许多劣绅，给他们戴了高帽子，牵着游乡；他们发号施令，指挥一切。这一切代表农民利益的“反常”现象，在毛泽东看来是“几千年未曾成就过的奇勋”，如果把它说成是“糟得很”，则“是站在地主利益方面打击农民起来的理论”。在这里，毛泽东无疑是把现实的农民运动视为几千年来农民反抗传统的继承和发展。这是他一生同《水浒》发生联系的潜在的逻辑起点。
《水浒传》描绘了一个根本的历史事实――“官逼民反”。在众多英雄走上梁山泊的道路上，具体地再现出促使他们铤而走险参加起义的深刻的社会动因和历史必然性。应该说，这是小说最有价值的思想内容，也是毛泽东看重这部小说的一个方面。为此，1944年1月9日看了延安平剧院所编历史剧《逼上梁山》以后，当即给编导们写了封热情赞誉的信，认为是在传统题村里挖掘出了历史的真髓。“官逼民反”，事实上一直是毛泽东解释20世纪中国农民革命的历史必然性的最通俗的例证，并赋予它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内涵，这就是阶级压迫必然导致阶级反抗。在大革命高潮中，他说农民们的“造反有理”，因为这是“逼出来的”，“凡是反抗最力、乱子闹得最大的地方，都是上豪劣绅，不法地主为恶最甚的地方。”他经常把自己带队伍上井冈山比做是“没有法子，被逼上梁山”。在建国后，谈起自己的革命生涯，谈起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经验，毛泽东往往都要谈到一个“逼”字。这是他关于革命的发生、发展和成功的一个牢牢的信念。前面引述的第二段话，是毛泽东1964年1月同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这段话所表达的主要意思，也是一个“逼”字。他说：革命家是怎样造就出来的呢？他们不是开始就成为革命者的，他们是被反动派逼出来的。我原先是湖南省的一个小学教员，我是被逼迫这样的。反动派杀死了很多人民。最后他用《水浒》的故事做了一个基本总结：“每个造反者都是被逼上梁山的。”
包括北宋未年梁山起义在内的中国历史上的农民革命发展过程，无例外的是起于草野乡村、啸聚山林，安寨屯兵，武装割据。其势力的壮大过程，总是从个体反抗到群体组合，再由不同群体汇集成一支浩大的队伍，然后去攻城占府。这可以说是传统农民造反运动的一个普遍规律。《水浒传》的描写，集中反映了这一规律。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带队伍上井冈山，由此开创了工农武装割据，建立农村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现代中国革命道路，不能说是从什么书上学来的，而是毛泽东在实践中艰苦探索的结论。但换一个角度讲，毛泽东的探索又无疑始终伴随着他对中国社会性质的认识，伴随着对在中国这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家里开展以农民为主体的武装斗争规律的把握，伴随着对历史上农民武装斗争道路的经验总结。1927年大革命失败，在开展农民武装斗争至关重要的时候，毛泽东特别谈到“土匪”问题，说对他们只是“利用”是不对的，只要我们实行土地革命，就一定能领导他们，应看他们为自己的兄弟，而不是客人。这个时候，翟秋白曾要他到上海党中央机关工作，毛泽东则回答说：我不愿意跟你们去住高楼大厦，我要上山结交绿林朋友。秋收起义后，毛泽东在文家市召集受挫的部队，坚决反对一些同志想再次攻打长沙的主张，准备把部队引向罗霄山脉中段（那时还不知道有井冈山这个名字），建立根据地。他在分析向山区发展的可能性时，曾举历史上的山大王的例子。他说：大家知道，历史上每一个朝代里都有山大王，可从来没有听说有谁把山大王彻底剿灭过。山大王没有什么主义，可我们是共产党，既有主义又有政策，山大王和我们比不上，那么，敌人怎么能消灭我们呢？显然，远在上海的党中央的一些领导人，对这些拘于传统目的和方式的造反者并不像毛泽东那样了解，也不像毛泽东在当时那样感兴趣，因此在1927年12月21日给朱德的一封信中，特别批评了“在群众眼内看来是替他们打抱不平”的“梁山泊英雄侠义的行为”，并暗示毛泽东领导的“农军”便有这种情况，认为这是妨碍土地革命的深入、妨碍发动民众进行大规模的武装起义的错误。相反，毛泽东领导队伍上山以后，他既反对盲目攻打大城市的“左”倾冒险主义，强调割据，认为“山区是敌人始终无法争取的”；又反对单纯游击的流寇主义，认为“历史上黄巢、车闯式的流寇主义，已为今日的环境所不许可”。在革命道路的设计上，毛泽东始终主张在条件成熟的地方，分别建立一块一块的红色根据地，逐步连成一大块，形成对城市的包围之势。这样，他在井冈山时期读《水浒》这样的作品，也不能说是读着玩儿的了。
后来，他还专门从这个角度谈到过这部小说的重要特点，这就是我们在前面引述的毛泽东的第一段话：“群雄割据，占据了好多山头最后汇集到梁山泊，建立了一支武装，抵抗官军。这支队伍，来自各个山头，但是统帅得好。”革命高潮到来之前，总有一个分散的准备过程，革命力量的壮大，总是从一地一股的星星之火燎原起来的。从革命整体力量的领导者的角度来看，就必须认识山头，承认山头，照顾山头，最后克服山头主义。《水浒》似乎提供了一个好的范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