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否认理论”是“狭隘经验论”的特征，那么，《实践论》的写作这件事本身，却正是重视理论的一个明证。《实践论》、《矛盾论》以及《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共产党人〉发刊词》、《新民主主义论》这些著作，乃是中国革命所产生的最重要的一批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著作。我们党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所进行的这些创造性的理论建设工作，为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奠定了理论的基础。
我们党建立和展开活动的初期，理论准备是不足的。这是由于：第一，中国资产阶级在思想上和理论上很不成熟。毛泽东在《农村调查》的序言中说过：“中国幼稚的资产阶级还没有来得及也永远不可能替我们预备关于社会情况的较完备的甚至起码的材料，如同欧美日本的资产阶级那样”。①这是从社会调查的材料准备这个方面来说的，从哲学、经济学、社会政治学说的理论准备这个方面来说，也是这样。这里说理论准备，取的是间接的含义。在理论上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是相互对立的，同时又是相互联系的。中国资产阶级在理论发展上的不足，影响到中国无产阶级理论发展的不足。第二，中国共产党一诞生，立即投入迅速高涨的实际革命运动，来不及从容地作理论的准备。当然，决不可以低估建党前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介绍和研究的巨大成绩。正是由于这种介绍和研究，使中国人民的眼界提高了，中国革命也改变了面貌。但是，这种介绍毕竟是很不充分的，马恩列的许多重要著作都还没有翻译出来，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还缺乏完整的、统一的了解。第三，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党又立即投入武装起义，在农村、在偏僻的山沟开辟根据地，进行土地革命战争，没有可能从容地从理论上总结革命经验和探讨革命道路。
但是，革命难道能够等待理论准备成熟然后才去进行吗？革命实践在先。中国革命发展的客观形势，迫使我们党从实践中开辟了一条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历史上不曾有过的中国自己的独特道路――在农村建立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中国革命的理论准备和理论建设，正是要从总结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中，从研究中国革命的条件、特点和规律中，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结合起来而求得发展。当时，正是毛泽东从实践上和理论上代表了这个正确的方向。
然而，一些受教条主义束缚的同志却不能认识这个正确的方向。在他们看来，似乎只有在外国，在城市，在书本上，才能有马克思主义，山沟里不能有马克思主义。他们指责所谓“山沟里的马克思主义”，认为它是“否认理论”的“狭隘经验论”。
马克思主义当然不能从山沟里产生。它是从近代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基础上批判和改造近代资产阶级的理论成果而产生的，是在近代城市中产生的。从中国来说，它还是在外国产生的。外国传来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首先也是在城市，在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工人中传播的。毛泽东同其他许多人一样，是在城市，在同外国传来的新思潮相接触中，了解和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但是，中国历史和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中国革命发展的客观形势，决
①《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49页。
定了中国革命必须到农村中、到山沟里去发展。因此，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必须同农村中、山沟里的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在山沟里研究马克思主义当然有许多困难。然而，否认农村中、山沟里的中国革命实践，拒绝研究中国革命实践的这些创造性的经验，只是从书本上和外国决议上去抄袭马克思主义的词句和教条，这样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不能引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只能使它遭到挫折。
当毛泽东强调实践、强调调查研究的时候，他所要求的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认为理论工作必须遵循这样的方向，并没有一般地否认理论、否认书本。相反，在同实践相结合的正确方向下，他是重视理论，重视书本的，在山沟里和战火中的极端困难条件下，他是尽了可能去学习理论，学习书本，提倡理论的教育和研究的。
在一九二九年的古田会议决议中，毛泽东在强调社会调查的同时，强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在这个决议的“党内教育问题”一节里，在十项教育材料中，除了列为第七项的“游击区域社会经济的调查和研究”一项外，还有列为第八、九、十项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研究”，“社会经济科学的研究”，“革命的目前阶段和它的前途问题”，以及列为第一、二项的“政治（形势）分析”，“上级指导的通告的讨论”。
在起草古田会议决议的同时，毛泽东给中央写了一封信，说：“惟党员理论常识太低，须赶急进行教育。除请中央将党内出版物（布报，《红旗》，《列宁主义概论》，《俄国革命运动史》等，我们一点都未得到）寄来外，另请购书一批？？我们望得书报如饥如渴，务请勿以事小弃置。”①他还给当时的中央领导人李立三写了一封信，说：“我知识饥荒到十分，请你时常寄书报给我。”①
在反革命“围剿”中，毛泽东想方设法收集马列著作。《反杜林论》的中译本就是在一九三二年红军打漳州时收集到的。他非常珍惜这些译本，在长征行军中都一直带在身边，没有丢失。
关于“狭隘经验论”的争论，给予毛泽东同志以极深的印象。他后来提到这场争论时说过：“我因此，到延安就发愤读书。”②关于毛泽东在陕北、在延安发愤读书的情况，有一些很生动感人的记载。斯诺在《西行漫记》中这样报道过：“毛泽东是个认真研究哲学的人。
我有一阵子每天晚上都去见他，向他采访共产党的历史，有一次一个客人带了几本哲学新书来给他，于是毛泽东就要求我改期再谈。他花了三、四夜的工夫专心读了这几本书，在这期间，他似乎是什么都不管了。”③斯诺的访谈，是一九三六年十月间的事情。
一九三六年八月十四日，毛泽东给他早年的好友易礼容一封信。信中询问：“李鹤鸣王会悟夫妇与兄尚有联系否？我读了李之译著，甚表同情，有便乞为致意。”①李鹤鸣就是李达，信中提到的李的译著现在不能断定是哪一种。很可能是李达、雷仲坚合译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
①《毛泽东书信选集》第26―27页。从《实践论》谈毛泽东的读书生活
①《毛泽东书信选集》第28页。
②郭化若：《毛主席抗战初期光辉的哲学活动》。载《中国哲学》第1辑。
③《西行漫记》，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67页。
①《毛泽东书信选集》第47页。
毛泽东不仅自己发愤读书，还组织中央其他同志一起读书，提倡党的干部都来读书。一九三六年九月十一日毛泽东、周恩来、博古致电彭（德怀）、刘（晓）、李（富春）：“（一）同意富春办法，组织流动图书馆。（二）明日即开始寄第一次书十本，先交富春，停三天，转寄彭刘，停一星期。（三）各同志务须按时寄回，以免散失。（四）以后将一星期或十天寄一次。”②
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二日，毛泽东给当时在“外面”从事统一战线工作的叶剑英、刘鼎去电：“要买一批通俗的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及哲学书，大约共买十种至十五种左右，要经过选择真正是通俗的而又有价值的（例如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