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岁那年，毛泽东第一次离家，走出闭塞的山村，到50里之外去上学。那学堂就是湘乡县立东山高等小学堂，这是由原来的东山书院改成的新式学堂。经过同父亲的力争，亲友的援助，他才得以成行。这是他为自己创造新的求学环境，也是开始新的人生重要的一步。后来他同斯诺谈起过当年的情形：
“在这所新式学校里，我能够学到自然科学和新的西方学科。另外一件值得一提的事是教师中有一个日本留学生① 他戴着假辫子。很容易看出他的辫子是假的。人人都笑他。叫他‘假洋鬼子’。
“我在这个学校很有进步。老师们都喜欢我，尤其是那些教经书的老师，因为我写得一手好古文。但是我对读经书不感兴趣，当时我正在读表兄送给我的两种书刊，讲的是康有为的维新运动。其中一本叫做《新民丛报》，是梁启超主编的。这些书刊我读了又读，直到可以背出来。我那时崇拜康有为和梁启超。”
毛泽东晚年还谈到当年“受到梁启超办的《新民丛报》的影响，觉得改良派也不错，想向资本主义找出路，走西方富国强兵的路子。”{2} 可见《新民丛报》和梁启超对他的影响是多么深。梁启超号任公，毛早年还用子任作过笔名。
这位借书给他的表兄，是舅父的儿子文运昌，当时他们同在东山学堂念书，一张还书便条现在还留存在韶山纪念馆。
1898年的戊戌政变，谭嗣同等六君子遇难，康有为、梁启超亡命日本。痛定思痛，梁启超认为，中国当时的贫弱落后，受列强欺凌几十年，各种国家权利均归人手，不只是因为有“最腐败之政府”，更因为有“最散弱之国民”，而后者为更重要、更深层次上的原因。他决心致力于思想启蒙工作，以提高国民的素质。1898年12月，他在日本横滨创刊《清议报》，以“倡民权”、“衍哲理”、“明朝局”、“厉国耻”为宗旨。这个报刊1901年末停刊后不久，梁氏又于1902年2月在横滨创刊《新民丛报》。当时都遭清廷禁止在国内发行的这两种报刊，在政治上，鼓吹保救光绪皇帝，反对慈禧太后，主张君主立宪；但更重要的是，梁启超在那上面发表了一系列鼓吹西方资产阶级政治文化道德思想的文章，如《天演学初祖达尔文之学说及其传略》、《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乐利主义者之泰斗边沁之学说》、世文明初祖二大家之学说》、《论泰西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等等。这样，跟中国传统文化完全不同的价值标准、伦理观念、思维方式和行为规范，得以介绍过来，在长期囿于封建文化观念的中国知识界中，起了振聋发聩的作用。梁启超的文章，气势奔放，感情丰富，文质并茂，时夹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通俗易懂，琅琅上口。世称“以饱带感情之笔，写流利畅达之文，洋洋万言，雅俗共赏。读时则摄魂忘疲，读竟或怒发冲冠，或热泪湿纸。”① 同严复相比，梁的西方学术造诣远不及严，虽然严译名著已公开发行，可是当时在启蒙思想方面，梁的影响却远超过严，原因就在严的译文过于古雅，艰深难懂，读的人不多。而且梁发表民说》时，更激进的学说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尚未面世。梁启超性格鲜明，富于进取，著述极丰，方面甚广，虽然思想观点复杂多变，矛盾共处，然而学识渊博，不失为百科全书式的人物。他的具有魔力的文章影响了几代知识分子，在中国近代启蒙运动史上有不可磨灭的功绩。从朱执信、柳亚子到胡适、蒋梦麟，从陈独秀到吴玉章、林伯渠，从鲁迅到郭沫若、邹韬奋，都有过这方面的回忆。
《新民丛报》这个刊名表明，梁启超当时的中心思想，是以进化论为理论基础的所谓“新民说”。他用《新民说》这个总题目，在《丛报》上连续发表了20篇论文{1}。这些论文反复阐述这样的论点：中国国民缺乏公德、私德、国家、权利和义务思想，多“奴性”而少“独立”，可谓“民智低下”，“智慧不开”。认为只有有了新的国民，才可能有新的国家，新的政治。“欲维新我国，当先维新我民”，“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为什么呢？因为“国民之文明程度高者，虽偶有暴君污吏，虔刘一时，而其民力自能补救之而整顿之”。所以，“民德、民智、民力、实为政治、学术、技艺之大原”，“欲救今日之中国，莫急于以新学说变其思想”。基于这样一种认识，梁启超不遗余力地进行启蒙宣传。他的这些文章，一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不管作者有着怎样的主观愿望，他的这些文章却为最终推翻清王朝，起到了部分的舆论动员和理论准备作用。
《新民丛报》于1907年冬季停刊。毛泽东在1910年下半年读到的，已经是几年前的旧杂志了。但是对于一个来自闭塞山村的少年来说，其中的一系列主张却是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自然更启发毛从全新的角度来思考中国，思考人生。如他自己说的，对这些文章，他是“读了又读，直到可以背出来”。他从这里受到的影响，一直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后来他组织“新民学会”，“以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为宗旨”，还可以看出梁启超“新民说”的明显影响。这种新文体也影响到他的文章风格。甚至在《毛泽东选集》里，也不难遇到梁启超式的句法。
还可以举一个较重要的例证，来说明梁启超思想影响之深。康有为和梁启超都是害怕法国大革命那种“流血的革命”的。怎样才能促成中国的进步昵？《新民说・论进步》中说：“方法有二：一曰无血之破坏，二曰有血之破坏。……中国如能为无血之破坏乎？吾馨香而祝之。中国如不能不为有血之破坏乎？吾衰而哀之。”他说的“无血之破坏”，就是指用和平的手段除旧布新；所谓“有血之破坏”，就是指用流血的暴力手段做到这一点。梁启超表示他不能预测历史将选用什么手段，他当然是馨香祷祝不要有流血牺牲的，要不然他会觉得悲哀。但是对于中国不论通过怎样的途径必将进步这一点，他倒是毫不怀疑并力促其成的。看来梁的这个意见，给了毛泽东很深的印象，以致他在五四运动时还有所反映。《湘江评论》“创刊宣言”中说：“我们的见解，在对人的方面，主张群众联合，向强权者为持续的‘忠告运动’。实行‘呼声革命――面包的呼声，自由的呼声，平等的呼声――‘无血革命’。不至引起大扰乱，行那没效果的‘炸弹革命’、‘有血革命’。”这里说的“无血革命”、“有血革命”，显然是从梁启超说的“无血之破坏”、“有血之破坏”而来，只是当时毛泽东倾向和平的“无血的”态度，较之梁启超是更加鲜明更加强烈罢了。
现在韶山纪念馆里，保存了一本当年毛泽东读过的《新民丛报》（第四号）。其中刊载了梁启超《新民说》第六节“论国家思想”，文中解说了“国家”和“朝廷”两个概念的差异。梁启超说：“国家如一公司，朝廷则公司之事务所；而握朝廷之权者，则事务所之总办也。国家如一村市，朝廷则村市之会馆；而握朝廷之权者，则会馆之值理也。……两者性质不同，而其大小轻重自不可相越。故法王路易十四‘朕即国家也’一语，至今以为大逆不道，欧美五尺童子闻之莫不唾骂焉。……夫国之不可以无朝廷，固也，故常推爱国之心以爱及朝廷，是亦爱人及屋爱屋及乌之意云尔。若夫以乌为屋也，以屋为人也，以爱屋爱乌为即爱人也，浸假爱乌而忘其屋，爱屋而忘其人也，欲不为之病狂，不可得也。固有国家思想者，亦爱朝廷。而爱朝廷者未必皆有国家思想。朝廷由正式成立者，则朝廷为国家之代表，爱朝廷即所以爱国家也。朝廷不以正式而成立者，则朝廷为国家之蟊贼，正朝廷乃所以爱国家也。”
在梁启超这段文字的旁边，毛泽东批了一段话，发挥了梁启超的意思。批语说：“正式而成立者，立宪之国家也。宪法为人民所制定，君主为人民所推戴。不以正式而成立者，专制之国家也，法令由君主所制定，君主非人民所心悦诚服者。前者，如现今之英日诸国；后者，如中国数千年来盗窃得国之列朝也。”
尽管总的思想没有越出梁启超原文的范围，但是一个十六七岁的农村少年，能够如此理解和接受这些思想，总是难能可贵的。这是我们现在见到的毛泽东对政治、对历史见解的最早文字记录。即使不说是他的史识，总不能不承认他的领悟力是过人的，而且还有所发挥。梁启超用了“正式成立”一语，用现在的语汇来表达，大概应该说“具有合法性”吧。少年毛泽东作出了解释，只有立宪国家，宪法由人民制定的国家，才是具有合法性的。他认为数千年来中国的封建君主制度，只不过是“盗窃得国”，都是不具备合法性的。由此可见，毛泽东在读《新民丛报》的时候，就在思考着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这是一种十分可贵的读书态度。后来他投身于改造中国与世界的斗争，也就不是偶然的了。
梁启超这里把“国家”和“朝廷”（政府）分开来观察的思想，后来毛泽东也作过类似的表述。例如1939年在延安，在纪念五四运动20周年的讲演中，就说了“五四运动正是做了反对卖国政府的工作，所以它是革命的运动。”
东山高小并不能满足毛泽东求得更多知识的渴望。正是辛亥革命前夕，他于1911年春来到长沙，这一步对他辉煌的一生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到长沙后，他进入湘乡驻省中学。长沙是当时革命党活动的一个基地，在这里他第一次读到革命派的著名报刊《民立报》，这才知道有个同盟会。由湖南人黄兴领导的广州黄花岗起义，七十二烈士殉难的消息传来后，他非常激动，以致写了一篇文章贴在学校墙壁上。他自己回忆说：“这是我第一次公开发表政见，可是这个政见却有些糊涂。我还没有放弃我对康有为、梁启超的钦佩。我并不清楚孙中山和他们的区别。所以我在文章里鼓吹必须把孙中山从日本召回，担任新政府的总统，由康有为任国务总理，梁启超任外交部长。”
在以后进入省立高等中学的半年，以及在第一师范的五年半的学习中，他并没有完全忘记梁启超。在现在保存下来的读书批语、笔记和书信中，或隐或显，或直接或间接，都能看到梁启超的影子。例如1915年至1916年的反袁斗争中，对“筹安会”的鼓噪，梁启超在家信中说：“实不忍坐视此辈鬼蜮出没，除非天夺吾笔，使不复能属文耳。”① 曾著《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上大总统书》等文，讥斥“筹安”诸君子，强烈反对帝制复辟。后来参加蔡锷讨袁起义后，梁又连著《军中敬告国人》、《袁政府伪造民意密电》、《袁世凯之解剖》等文，笔力雄浑、锐利酣畅，社会影响很大。毛泽东在第一师范读书，通过学友会，将汤化龙、康有为、梁启超3人有关反袁及对时局不满的文章，编印成册，题为《汤康梁三先生对时局之主张》，广为散发。1916年6月袁世凯死后，梁启超转致力于南北和解，提出恢复约法，召集国会，惩办祸首，北军撤还，废巡复督，善后会议六项和谈条件{2}。并认为“闻有赦免祸首明令，时论哗然，恐增口实激大变。虽未得严惩，亦岂可于人心惶惑时，更姑息以危国本？”{3} 毛这时对时局的见解，也跟梁大体相似，主张“南北和解”，有限惩办祸首，稳定政局。这见于1916年7月25日致萧子升信：“国局自上月三十日约法、国会、内阁三大问题解决后，南方相继取消独立，撤除军务院，渐趋统一。此由于南部诸英之深明大义，段氏之中枢斡运，黎公之至诚感人，其力尤多。”“前言附和帝制者，不可穷惩，虽然，其诸罪魁祸首，为塞后患，励廉耻起见，又何可不治，庶几震竦天下之耳目，而扫绝风霾腥秽之气。故拿办八人令下，人心奇快。阅报至此，为之惊骇。此衮衮诸公，昔日势焰熏灼，炙手可热，而今乃有此下场{1}！在7月18日、25日致萧子升的信中，毛泽东表示从稳定政局的角度出发，他不赞成逐走以劝袁称帝的“一等侯”汤芗铭。他认为“湖南问题，弟向持汤督不可去，其被逐也，颇为冤之，今现象亦紊矣。”“暴徒乘机报复”，“稍有帝制嫌疑者即斥去之”，致使政局动荡不稳。“湘省之祸，比之辛亥为烈矣”。“杀机一起，报复未已。法兰西之祸，最为可惧，不谓此次竟演此恶剧。”{2}汤在湖南曾大杀民党分子，被湖南人咒为“汤屠”。毛的这些意见与当时湖南舆论是大不相同的。不过他这同情汤芗铭的态度并没有保持许久，在这之后的一些有关文章中，就对汤持谴责态度了。
此外，在《伦理学原理》一书的批语中，常见“参见梁启超”的某种评论，或将书中文意与梁文相比附，借助梁文加深对该书的理解。在1917年8月23日致黎锦熙信中的“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挑战”，就是直接援引梁启超的《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一文。关于“英雄”、“豪杰”的历史作用；将人分为“圣贤”与“愚人”两类；以“慈悲之心，以救小人”为特征的佛家平等观念；尤其是以“变化民质”、“启迪民智”为救国图存的根本要义，等等，在《伦理学原理》批语中所反映的这些观点，也都或深或浅出自梁启超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