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传煌 王保清
毛泽东与宋庆龄是同时代的人。他们伟大的一生是同中国革命事业的艰难历程和辉煌胜利融合在一起的，也是同他们之间的革命情谊联系在一起的。他们尽管经历不同，但是他们通过各自的斗争实践，先后找到马克思主义真理，走上共产主义道路。志同道合是他们友谊的纽带。
毛泽东与宋庆龄各自从民主主义者成为共产主义者。毛泽东在1919年底至1920年初开始了这个转变，宋庆龄从1927年下半年开始了这个转变。宋庆龄与毛泽东在1927年下半年之前，是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民主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的情谊；在这之后，形式上仍是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的情谊，实质上是党内外共产主义者的情谊，邓小平说：“中国共产党和党的领袖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同志，很早以前就把她当作自己的亲密的战友、同志和可敬的无产阶级先锋战士。”这里所说的“很早”，似应早到1927年下半年。
（一）
毛泽东与宋庆龄的情谊是从1924年1月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始建立的。毛泽东作为湖南代表出席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并被孙中山指定参加党章审查委员会。他在大会上就国共两党实行合作发表许多重要意见，为孙中山所采纳。大会期间，宋庆龄虽在上海，与毛泽东缘悭一面；但是，她与毛泽东的认识和行动是一致的。大会开幕前，宋庆龄断然拒绝国民党右派企图利用她来动摇孙中山实行联共的决心，支持和帮助孙中山以革命家的气魄在大会上制定三大政策，提出让大会举手通过的、包括毛泽东等共产党人在内的中央执行委员和中央候补执行委员名单。在国共首次合作伊始，他们都把对方引为战友，已是神交了。
然而，国共合作却遭到国民党右派的阻挠和反对。1925后11月，邹鲁、谢持等在北京西山召开非法的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公然要取消共产党员在国民党的党籍，开除毛泽东等共产党人在国民党中央的执行委员和候补执行委员职务。为了反击他们的进攻，宋庆龄专程从上海到广州，于1926年1月8日与毛泽东等共产党人一起参加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宋庆龄与毛泽东在大会上互相支持，密切配合。宋庆龄大声疾呼大家要加强团结，不要受右派挑拨，指出：“如果诸君能大家合作，则先生的主义一定是能够成功的，能够实现的。如其不能合作，则先生的主义决不能成功。所以我竭忱的希望诸位要大家合作。”毛泽东理直气壮声明，共产党员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不怕公开自己是共产主义者，但为了国民革命整体利益，在当时保持共产党的秘密组织是完全必要的。在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努力下，迎头痛击西山会议派，维护了国共合作。
随着北伐战争取得决定性胜利，蒋介石加紧了反革命活动。1927年3月，宋庆龄与毛泽东等促成国民党在汉口召开二届三中全会。针对蒋介石的独裁活动，全会决议统一党的领导机关，使一切政治军事外交财政等大权，集中
于党，限制了蒋介石的权力，挫败了他的阴谋。对此，蒋介石极端仇恨，于4月12日突然发动反革命政变。22日，宋庆龄与毛泽东等39人联合发出讨蒋通电，愤怒谴责蒋介石是“总理之叛徒，本党之败类，民众之蟊贼”，指出，如不打倒蒋介石，“革命群众将无噍类”，在阶级搏斗日趋激烈的形势下，汪精卫等不顾宋庆龄等的抗议，于7月14日悍然发动反革命政变。8月1日，宋庆龄领衔与毛泽东等22位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名义发表宣言，揭露“武汉与南京所谓党部政府，皆已成为新军阀之工具，曲解三民主义，毁弃三大政策，为总理之罪人，国民革命之罪人”，表示“自今以后，惟有领导全国同志，誓遵总理遗志奋斗到底。”宋庆龄与毛泽东团结一致，捍卫孙中山遗留的国共合作政策，而他们的革命情谊也升华到新的高度。
蒋汪合流后，为了寻求中国革命的胜利道路，宋庆龄长途跋涉，访问了苏联，并把抗议传到国外。毛泽东根据共产党八七会议精神，到湘赣边界发动秋收起义。宋庆龄与毛泽东虽然在不同地方，不同战线，各自在不同岗位，用不同的方式坚持革命斗争，他们的心是相通的，他们的奋斗目标是一致的。9月19日，宋庆龄在莫斯科称赞毛泽东等共产党人在国内发动的武装暴动，“表示了一个不可征服的民族的高度决心”，坚信“酿成这种暴动的酵母却遍布国内各地。从遥远的华南到长城内外都将沸腾起来”。还明确表示，“假如我回国的话”，将“参加工农斗争”，“战胜血腥的反动派”。1931年，她回国后，多次要求国民党停止向毛泽东等共产党人领导的苏维埃区域进攻，武装抵抗日本侵略。1933年9月30日，宋庆龄在上海主持召开世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委员会远东会议。在会上，她高度评价苏维埃区域是中国人民获得解放的“希望、诺言和保证”，热情赞颂它是任何强大的敌人不可战胜的，亢声呼吁“用我们最大的力量来保卫那已经由帝国主义统治和封建剥削的羁绊中解放出来的中国工人和农民，他们现在正受着国民党军队第五次而且是最大规模的进攻”。在中国革命处于低潮的时候，宋庆龄向中国和世界发出保卫中华苏维埃，制止蒋介石反革命围剿的正义呐喊，对于毛泽东等共产党人是弥足珍贵的。在大会召开前夕，毛泽东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主席名义拍来电报，坚决表示誓作大会有力后盾，并以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向大会献礼。1935年10月，毛泽东等率领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以后，宋庆龄极其喜悦，与国际友人一起为长征胜利干杯。1936年春她写信给毛泽东等对红军东征表示祝贺。对此，毛泽东给予高度评价，称赞宋庆龄“拥护党与苏维埃中央的主张”以及给予的“热烈赞助”。宋庆龄和毛泽东在信函和谈话中互相倾注了信赖之情。
华北事变后，中华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形势要求国共两党以全民族利益为重，化干戈为玉帛，团结御侮。宋庆龄与毛泽东深感历史赋予的使命，彼此建立直接的联系，共同推动国共再次合作。1936年1月，宋庆龄嘱托共产党员董健吾，将关于国共合作的重要信件送到陕北瓦窑堡，面呈毛泽东。正在山西前线的毛泽东将关于国共两党谈判五项原则的复函交董健吾带回，并让他传达其对宋庆龄的敬意。3月上旬，董健吾回到上海的当天，便向宋庆龄复命。宋庆龄接悉毛泽东的复信非常高兴。从此，中断十年之久的国共两党关系，经过宋庆龄与毛泽东的第一次信函往返终于接通。宋庆龄称道董健吾做了一件“益国非浅”的事，其实，是她和毛泽东为国家和民族成就了永远为子孙后代所铭记的勋业。4月，共产党中央与毛泽东派冯雪峰从陕北前往上海恢复党的地下组织，并嘱他先会见宋庆龄，再联系党员。冯雪峰向宋
庆龄传达毛泽东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受到她的赞赏。9月18日，毛泽东致函宋庆龄，交潘汉年呈宋庆龄。信中对宋庆龄“革命救国的言论行动”，表示“无限的敬爱”。希望她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资格敦促国民党中枢诸负责人“觉悟于亡国之可怕与民意之不可侮，迅速改变其错误政策”，“停止内战联合抗日”。22日，毛泽东给蔡元培信中，又特意向宋庆龄致讯。毛泽东把事关民族存亡的任务托付给宋庆龄，是对她的倚重。
张学良、杨虎城联合发动西安事变，以毛泽东为首的共产党中央，高瞻远瞩，制定和平解决的方针。宋庆龄以她的远见卓识，提出在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条件下释放蒋介石。她所以与毛泽东取得一致的看法，是因为她与毛泽东息息相通，深得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共产党中央与毛泽东委派周恩来去西安与张、杨一起在同宋子文谈判时，提出安排宋庆龄参加改组后的国民政府，是对她的最大信任。宋庆龄遵照毛泽东与周恩来的嘱托，努力促成国共再度合作。自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以后，她一直拒绝出席国民党的所有会议。1932年2月，宋庆龄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资格，毅然参加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与何香凝等14人向全会递交《恢复孙中山三大政策提案》，批评蒋介石反共政策，并针对汪精卫提出的“剿共”政治决议草案，发表著名的《实行孙中山的遗嘱》演说。全会经过激烈争论，虽然未通过来庆龄等14人提案，但不得不接受她提出的恢复孙中山三大政策、联共抗日的主张，决定同共产党谈判。宋庆龄为实现共产党中央与毛泽东关于建立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作出了极其可贵的努力。8月，宋庆龄在上海寓所热情接待同国民党商谈合作事宜的周恩来等，再次表示完全拥护共产党中央和毛泽东提出的共产党为宣布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宣言。
1937年8月13日，日本进攻上海。共产党中央与毛泽东十分关心宋庆龄的安全，电请她撤离上海。宋庆龄尊重共产党中央和毛泽东意见，于12月23日离沪赴港。1938年，共产党中央和毛泽东委托邓颖超去香港看望宋庆龄。她约见邓颖超，倾听共产党中央和毛泽东的主张。是年6月和翌年1月，宋庆龄发起组织和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和《工合国际委员会》的一个重要任务，是向海内外宣传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张，募集捐款、医药和物资，主要支援解放区抗战。她后来撰文指出：“我们的组织一贯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寻。它总是以毛泽东主席统一战线政策为指导。”1941年1月，国民党制造皖南事变，毛泽东在延安发表命令和谈话，领导全国人民展开英勇的反击和斗争。宋庆龄等在香港与毛泽东遥相呼应，密切配合，两次致函、电蒋介石，痛斥他违背孙中山遗教，破坏抗战，实行反共的倒行逆施政策，坚决要求国民党“恪守总理遗训，力行吾党国策，撤销剿共部署，解决联共方案，发展各种抗日实力，保障各种抗日党派”。宋庆龄帮助共产党和毛泽东挫败了国民党阴谋。她指示《保卫中国同盟》又一次向新四军送去大批物资、医药和资金。当毛泽东听到她竭力支援新四军的事迹时，很是赞赏。1942年8月，宋庆龄在重庆重建《保卫中国同盟》，经常要求周恩来为她提供毛泽东的重要文章以及八路军、新四军战绩材料等，向海外宣传。
抗战宣告胜利，1945年8月，毛泽东在周恩来等陪同下，飞赴重庆同蒋介石谈判。毛泽东抵渝即拜访宋庆龄，宋庆龄到桂园回访毛泽东并出席由他举行的招待各国援华救济团体茶会，阔别18载的战友喜庆重逢，频频的叙谈，更增添同志和战友的情谊。宋庆龄后来回忆说：“国共谈判时期，在重庆和毛泽东会见，就感到他不但是一党的领袖，并且是全国人民的导师。”
毛泽东“思想锐敏，见识远大，令人钦佩”。
1946年6月，国民党破坏国共第二次合作，发动全面内战。7月20日，毛泽东号召：“全党同志和全解放区军民，必须团结一致，彻底粉碎蒋介石的进攻，建立独立、和平、民主的新中国。”25日，宋庆龄热烈响应，发表声明说，国民党反动派“挑起一个无法取得胜利的战争”，因为“农民将拥护共产党”。为了扑灭蒋介石燃起的战火，她“特向中国两大党的领袖们和其它党派的领袖们呼吁，立刻将联合政府组织起来”。12月17日，周恩来从南京返回延安不到一月，致函宋庆龄，转达毛泽东等延安朋友对她的惦念，感谢她“为解放区人民所做的工作”，称誉她是全国人民的骄傲，“永远为人民服务的领导者”。1949年春，由于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正确指挥，人民解放军取得战略决战的辉煌胜利，国民党反动派行将就木。毛泽东与周恩来对宋庆龄的安全极为关注，垂念至殷。1月29日，他们联名致电宋庆龄，说：“中国革命胜利的形势已使反动派濒临死亡的末日，沪上环境如何，至所系念。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将在华北召开，中国人民革命历尽艰辛，中山先生遗志迄今始告实现，至祈先生命驾北来，参加此一人民历史伟大的事业，并对如何建设新中国予以指导。”宋庆龄获悉电报后，当即亲笔用英文复信，对毛泽东与周恩来极友善的来信致以“深厚的感谢”，而对自己因染疾诊治，“不克即时成行”，表示“非常抱歉”。复信中热烈地表达自己崇高的愿望，指出：“我的精神是永远跟随着你们的事业。我深信，在你们英勇、智慧的领导下，这一章历史――那是早已开始了，不幸于十三年前被阻――将于最近将来光荣的完成。”上海解放不久，毛泽东特派邓颖超携带给宋庆龄亲笔信函“趋前致候”，专程迎接她北上平。毛泽东在6月19日的信函中说，“仰望之诚，与日俱积”，“建设大计，亟待筹商。”宋庆龄十分喜悦，惠然应诺，并于临行前对邓颖超说，不要开欢迎会，也不要到车站迎迓。8月28日，宋庆龄在邓颖超陪同下，乘专列抵达北平，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前往车站热烈欢迎。当时，毛泽东亲临车站迎接过两位朋友，其中一位是宋庆龄。晚，毛泽东宴请她，大家频频举杯，共庆人民解放，战友欢聚。9月21日，宋庆龄在全国政协第一次全体会议开幕式上，发表热情洋溢的讲话，歌颂共产党与毛泽东的丰功伟绩。指出：“我们达到今天的历史地位，是由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30日，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宋庆龄等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10月1日，宋庆龄偕同毛泽东等登上天安门，参加开国庆典。当毛泽东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按动电钮冉冉升起第一面五星红旗的时候，宋庆龄眼睛里闪烁着晶莹的泪花。孙中山的遗愿，她为之奋斗的理想，在共产党与毛泽东的领导下，经过28年艰苦卓绝的斗争实现了。
新中国成立以后，宋庆龄一直担任国家主要领导职务，从事国务和社会活动，襄助毛泽东、周恩来等处理国家大事。毛泽东非常尊重和信任她。平时拜访晤谈，信札问讯，遇有重大问题同她一起商量。除了请她参加重要会议外，有重大事情由周恩来、彭真、邓颖超等当面通知，并征求她的意见。1956年9月，她应共产党中央和毛泽东邀请，列席共产党“八大”，认为这是她“毕生中感到最光荣和最愉快的事”。1957年11月，她随同毛泽东、邓小平等赴苏参加十月革命40周年庆典和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毛泽东对苏联领导人说：“宋庆龄现在虽然不是党员，但我们把她当成我们党的同志一样看待。”宋庆龄多次要求加入共产党，共产党中央和
毛泽东认为她暂时留在党外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她早已共产主义化了，在临终前被共产党中央批准，履行了组织上的入党手续，实现了自己的夙愿。
“文化大革命”的年代，是中国当代历史上特殊的岁月，宋庆龄正视着“红色恐怖”给自己和自己的国家所带来的浩劫。由于毛泽东与周恩来的保护，她未受到过份的冲击。1966年8月30日，毛泽东批示，对民主人士“应当予以保护”。周恩来遵照毛泽东的批示，亲自开列一份应予保护干部的名单，第一位是宋庆龄。9月1日，周恩来对首都红卫兵讲话时，严峻地批评他们要到宋庆龄家贴大字报的错误，郑重指出：“我们应当尊重她。”当时，宋庆龄虽然十分孤独、苦闷和困惑，但是她并未动摇自己对共产党和毛泽东的信念。1976年9月，毛泽东逝世后，宋庆龄极其悲痛，尽管她年事已高，仍然两次吊唁毛泽东，并参加追悼大会，敬献花圈。1977年，她领导的中国福利会少年宫专门举办纪念毛泽东、周恩来的活动。1978年12月，宋庆龄撰文缅怀毛泽东。粉碎“四人帮”，结束“文革”内乱，她感到由衷的高兴，认为国家进入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她要求人民将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留下的革命火炬，“接过来，传下去，并且让这革命的火炬照亮通往2000年的新的征途，照亮通往共产主义的前程。”
（二）
宋庆龄与毛泽东数十年如一日，为中国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事业的胜利，为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呕心沥血，建立了不朽的业绩。
毛泽东高度评价宋庆龄和她为共产党和人民所作的重要贡献。
首先，毛泽东指出：“1927年后，真能继续孙中山先生革命救国之精神的，只有先生与我们的同志们。”
孙中山逝世后，尤其是北伐战争取得重大胜利后，由于形势的不断演变、阶级阵线发生了变化。当国民党几乎整个倒向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从而背叛了革命的严峻时刻，只有以宋庆龄为代表的左派同共产党人真正坚持新三民主义革命，维护三大政策。周恩来说：“国民党还有什么人？只剩了两个女人！”这两位杰出的妇女，是宋庆龄与何香凝。
国民党内是宋庆龄真正继承孙中山革命救国精神，这是因为：
（1）孙中山制定的实行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义，顺应了历史发展和人民的愿望，宋庆龄深得孙中山的真传，把继承孙中山遗志视为自己对国家、民族和革命事业的崇高职责。（2）孙中山一生追求真理，不断进步，并由此获得人民的崇敬。宋庆龄也因忠贞不渝致力于孙中山的革命思想和事业，而赢得人民的敬重。她完全感受到人民对孙中山与自己这种真诚而强烈的感情。她必须竭尽全力维护孙中山的威望，执行他留下的政策。她把这个当成自己责无旁贷的义务。（3）宋庆龄在任何情况下，都保持政治上的原则立场和高贵的革命气质，从不屈服于敌人施加的压力，不去说，更不去做她内心认为违背中国和中国人民最大利益的任何事情。（4）宋庆龄始终得到共产党的帮助和支持。周恩来说：“共产党是时刻帮助左派同右派作理论上和事实上的斗争，从中山先生改组国民党直到现在。”宋庆龄说：“没有群众的支持，我是什么也做不到的。”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没有因为国民党的背叛而中绝、湮灭，是宋庆龄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把它继承和发展下来。宋庆龄无愧于孙中山，无愧于中国革命，是“国民党整个左派唯一的大丈夫”。
其次，毛泽东说，宋庆龄是与共产党人“一道工作的亲密朋友”。
自1921年12月，宋庆龄就与共产党建立、保持和发展合作关系，直到她1981年5月逝世，整整60个春秋。一个人与共产党同行一段路程并不难，难的是60年如一日地与共产党走到自己生命的终点。她把自己的一生与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事业融为一体。当共产党发生困难、挫折甚至暂时失败的时候，她万分焦灼，给共产党分忧解愁，帮助共产党渡过难关；而当共产党纠正自己错误，又重新发展并取得成功的时候，她欢欣鼓舞，与共产党同享胜利的喜悦。国民革命失败后，革命处于危难之际，一些人离开了共产党，她却想共产党之所想，急共产党之所急，坚定地与共产党站在一起。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她在风雨如磐的磨砺中，跟随历史脚步不断前进，与共产党的关系没有停留在民主主义门槛内，而是升堂入室，迈到共产主义的高度。她与共产党“长期合作是始终如一的”，不愧是共产党的亲密的朋友、同志和战友。
共产党在历史上先后三次倡导国共合作，两次反对国共分裂。无论国共两党或分或合，都对于国家和民族的命运产生重大的后果和影响。宋庆龄每当历史关键时刻总是支持共产党，她从道义上和物质上全面支侍共产党，建立了独特的历史功绩。正如刘少奇所说：“她的贡献甚至超过我们党的一些负责同志。”
宋庆龄充分认识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中的伟大历史地位和作用。
首先，宋庆龄对毛泽东一向怀着无限敬仰和信赖的感情。30年代，她说她相信两个人，除孙中山外，“对毛泽东还是信任的”。这是她在峥嵘岁月中经过冷静观察、思考得出的认识。她称颂毛泽东“思想锐敏、识见远大，令人钦佩”，“是得到中国人民完全信任和合作”。毛泽东无私地为人民利益奋斗，人民衷心地热爱毛泽东。这正是毛泽东伟大和取得成功的地方。
其次，宋庆龄极为推崇毛泽东和他在中国历史上所建树的不可磨灭的伟大功勋。毛泽东领导共产党长达半个多世纪之久，领导人民共和国将近30年时间。他作为共产党和人民的主要领袖地位是历史形成的。宋庆龄从共产党、国家和全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历来正确评价毛泽东的一生，毛泽东的理论和实践。无论在什么时候和在什么情况下，她始终称颂毛泽东是“伟大的领袖”。即使经过“文革”内乱之后不久，她仍然认为毛泽东是“一位目光远大、举世无双的领袖与导师”。以毛泽东为首的共产党继承和发展孙中山的革命思想和革命事业，并在许多方面大大超过她的设想。她说，她一直相信，只有在共产党和毛泽东的领导下，孙中山的主张才能实现。还说，孙中山奋斗的目标已经实现并且远远超过了。毛泽东领导共产党和全国人民，历尽艰难，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实现向社会主义转变，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夺取了震撼世界的辉煌胜利。以他为主要代表的共产党人，在长期斗争实践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创造了毛泽东思想，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留给我们极为宝贵的精神财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毛泽东，中国人民还要走更为艰难曲折的斗争道路。她在为中国民族解放和人民解放的70年奋斗中，对此是有深切的体会和正确的认识。她把人民的胜利和自己所做的工作，看成是共产党与毛泽东领导的结果，指出：“我们的成就应直接归功于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的领导。这个领导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紧密地结合我国的具体情况，使我国人民能够取得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惊天动地的胜利以及和平地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
毛泽东与宋庆龄已经相继长辞，但他们的革命精神、深邃思想、不朽功绩和深厚情谊，却留在中国大地上，留在人民心中，激励着我们去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