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和法
跟随共产党
陈叔通先生（1876――1966）在古稀之年跟随中国共产党，积极参加社会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大家尊称他为“叔者”。他生前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副委员长、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的主任委员。他本是清朝的最后一科的进士，并点了翰林，经历了戊戌政变、辛亥革命、袁氏称帝、军阀混战和国民党反动统治的黑暗岁月，经历了一条曲折道路。他拒绝了各个时期反动派对他“高官厚禄”的邀请，先后在商务印书馆和中国兴业银行任职，过着平淡的生活。但也一贯的爱国爱民之心越老越炽，特别是“九一八”事件后，他忧心如焚，初步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真正爱国爱民，可挽狂澜于既倒。到了解放战争时期，他在上海参加聚餐会、座谈会，同中共党员张执一、李正文等同志接触，受到他们的启发，对共产党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周恩来同志到沪后，在工商界聚餐会上讲话，和叔老交谈，使叔老进一步理解共产党的政策，坚定了“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的信念。从此，他精神振奋，积极投身于解放事业，有事就向地下党同志如许涤新等人联系。到了北京后，他和中央领导同志毛主席、周总理、李维汉部长、许涤新同志等不论是工作关系或私人交谊，越来越密切。他自称“秉性耿直，有言就说”，愿意成为党的净友。中央领导同志尊老敬贤，把他看作长者，非常重视他的经验和意见，充分体现了鱼水关系和净友之情。
高歌言志
1948年解放战争节节胜利，中国共产党发出“五一”号召，准备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同时国民党反动派作垂死挣扎，上海白色恐怖更为严重，叔老在地下党的领导下，为解放事业作了许多有益的工作，已引起敌人的监视。党为了叔老的安全，更主要的是请他参加筹备新政协会议，地下党同志通知他，请他立即赴香港，转在解放区。叔老后来对人说，他当时毫不思索，当即欣然同意，连家里的人都没有商量。他的亲友好意地劝他，解放战争还在进行，他已逾古稀之年，长期在沪，未出远门，现在长途跋涉，是否适合，请他三思。他毅然地回答：“救中国的只有共产党，我坚定不渝地跟共产党走，没有什么个人安危可以考虑的。”他在离开上海往解放区的时候，满怀激情地写了一首言志的诗：“迟暮长征两鬓皤，未除元恶肯投戈，书疆玉气成狐鼠，夹道军声乱鸭鹅。姑息终贻他日患，纵谈遥忆故人多。正如夜尽方迎曙，回首中原发浩歌。”不久，在开国大典的欢庆时刻，叔老更是出自衷心的喜悦。高歌言志：“七十三前不计年，我犹未冠志腾骞。溯从解放更生日，始见辉煌革命天。大好前程能到眼，未来盛业共加肩。乐观便是延龄诀，翻笑秦皇妄学仙”。
亲如家人
叔老到了解放区，在石家庄见到了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和朱德等同志。叔老惊异地看到这些叱咤风云的伟大人物，是那样平易可亲，热情待人，和一般干部没有不同。见到他，就如家人一样，尊称他为叔老，问暖嘘寒，对他长途跋涉非常关怀，而且在谈话中大家都称赞他过去不事权贵、洁身自好的高风亮节。毛主席对他说：“叔老，你长期在旧社会能够出污泥而不染，真是难得。”叔老激动他说：“我没有起来同他们斗争，感到惭愧。”中央领导同志对许多重要的大事，都亲切地向他征求意见。叔老深深感到，中央领导同志每次都是真心实意地同他商量，但他也曾谦虚过。毛主席对他说，你是清朝的翰林，经历了几个时代，见多识广，你的经验是很宝贵的。叔老对此感动万分，当即表示说：“你们让我做什么，我一定全力去做。”后来，他曾把这种心情向李维汉同志表达，李部长真诚地对他说：“叔老，我们是一家人嘛！”
党中央领导同志经常请叔老参加讨论各项重大问题。叔老说：“自己秉性耿直，欲言即言。”他对重要问题，经常在思考，认为自己意见是正确的，就直率地向毛主席、周总理陈述。例如，在讨论新政协是否提早在石家庄召开时，他主张待北平解放，确定首都后，在北京召开为好。又如新中国是否要另立年号时，他主张用公历，如此等等，都是和党中央的决策相符的。也有些别的问题，如墓葬，有人主张平地浅葬，他则同意改用火葬。叔老明智远见，深得党中央同志的赞赏。
党的诤友
毛主席除了会议时征求叔老意见外，还不时请叔老到自己家里叙谈。叔老对人说过，他看到过历代的最高统治者，都有一种不可一世的傲气，毛主席可以说是我国有史以来最受到亿万人民爱戴的领袖。他和蔼可亲，在他面前感到同家里人谈话一样。毛主席同他握手，使他感到一股热流通上心头。他每次约定时间去拜访毛主席时，毛主席多次在门口等候；他出门时，毛主席总是亲自为他打开汽车门，照顾上车，然后关上车门，待车走远了，他还看到毛主席在招手。毛主席经常同他商谈国家大事，听取他的意见，多次是赞扬的。也有几次，毛主席听了叔老的话、沉吟不语，叔老就想自己是否说错了，但他知道毛主席喜欢他直言无讳。所以，他心里有话总是向毛主席申述。他知道毛主席不但不会见怪，还可得到他的教益。例如，在大跃进时期，叔老看到一些不正常的现象，就曾向毛主席反映，并说，“是稳步前进好呢，还是急躁冒进好？”又如，他对毛主席说，现在革命已经成功，在党的领导下，“矫枉必须过正”是否可以考虑？在1957年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工商界座谈会上，他又指出这个问题。李维汉部长在回忆录中记述了他当时说的话：“‘矫在必须过正’是否永远都是金科玉律，值得怀疑，希望领导上总结一下，是保守思想对社会主义建设造成的损失大，还是盲目冒进的损失大？”在反右扩大化时，叔老又说：“不能因对党提了意见，就作为右派。”在讨论第一个宪法时，叔老说：“我们应以法治国，宪法以外还应有各种单行法规，”在三牢困难时期，叔老忧心忡忡，就向毛主席倾吐自己的心情。毛主席耐心地分析形势，指出成绩很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叔老听后，回家写了一个条幅对联：“一心记住六亿人口，两眼看清九个指头。”一时传颂甚广。
推心置腹
叔老不仅同毛主席商讨国家大事，而且还经常谈诗论画。叔老赞美毛主席的诗词书法部表现了伟大的气魄，非常钦仰。他也和毛主席观摩一些文物，作为茶余饭后的闲谈。毛主席喜欢砚台，叔老有一方端砚，很想送给毛主席。他先请毛主席鉴定，认定是一方较好端砚。叔老认为毛主席同他谈的话，对我们工商联工作有帮助的，就向我们传达。有一次，我们准备召开大会，我正在起草一个大会文件，有些问题无法解决，请我会秘书长向叔老请示。过了一天，叔老很高兴地对我说：“毛主席有新的教导，即可见报，我们的问题解决了。”长时期来，工商界尊重的有二位老人，一位就是叔老，另一位是中国民主建国会的黄炎培（任之）主委。毛主席有时给他们两位共同的信，信封上如果写“陈叔老、黄任老”，那在信中开头就写“任之、叔通”，反之，也是如此。叔老对此很感动，认为毛主席日理万机，对于称呼的前后排列这样小事，还是考虑得这样周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