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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涤非

　　章乃器与毛主席在党与非党友谊往来上总算老朋友了。早在抗战前夕，1936年章乃器和沈钧儒等人发起救国会的组织，从事策动群众抗日救亡运动时，毛主席就曾函电赞扬以章乃器、沈钩儒为首的救国会人的爱国行动。1946年抗战胜利后，毛主席到重庆进行历史上有名的“重庆谈判”时，又曾邀请章乃器出席工商界人士座谈会。新中国成立前，章乃器来到北京参加人民政协会议，后又参加开国大典，井担任全国政协常务委员兼财经组组长，同时又任政务院政务委员兼编制委员会主任和中国人民银行顾问等职。在此期间，章乃器由于工作关系，经常在各种会议场合和毛主席见面交谈，自不必说大都是公务关系，私人往来是比较少的。但有一次，章乃器忽然接到毛主席的通知，邀他到中南海去谈话。他真不知为了何事。直至来到毛主席家中会晤时，才知道主席是要为他解除多年来的思想包袱。那还是解放前1937年的事情。章乃器在那年9月1日的上海《申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少号召多建议》的文章，客观上引发了不良的政治影响。因此，毛主席在同年11月12日发表的《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一文中指出：“在上海，对少号召，多建议的章乃器主义给了批评，开始纠正了救亡工作中的迁就倾向。”后来章乃器思想上有了很大的转变，并在安徽担任财政厅长时，以实际行动为党为人民做了许多工作。毛主席得知后，在解放后出版《毛泽东选集》时，于上述一文后加了这样一条注释：“当时章乃器主张‘少号召，多建议’。事实上在国民党压迫人民的情况之下，单是向国民党“建议’是没有用处的。必须直接‘号召’民众起来向国民党作斗争。否则，就不可能坚持抗日，也不可能抵抗国民党的反动。所以，章乃器这个主张是错误的。后来，他已逐步地认识了这个错误。”这次毛主席特地邀章乃器来，就是向他解释并肯定他在安徽为党为人民做了不少好事，特别赞扬他为党培养了大批财经干部，帮助党建立了大别山革命根据地。这不仅为章乃器解除了多年来的那个思想包袱，而且给了他很大的安慰，使他觉得在安徽工作这个时期，能够得到毛主席这样恰如其分的评价，感到自豪；也使他从思想感情上更加靠扰党，接受党的领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