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蕊秀
“毛主席来信了”
我是溥仪的三妹，姓爱新觉罗，在汉语中称为“金”。名韫颖，蕊秀是我的号，后来用开了变成名字。1923年与郭布罗润麒结婚，结婚后一同到日本东京。他住校，每周回来一次。我在家向家庭教师学日语，在此期间常和溥仪有信件来往。1945年后，我写的这些信件不知被什么人得到，编入一本书――《满宫残照记》，现在读起来，觉得幼稚可笑。
听我七叔载涛说，章士钊先生（人称章行老）看过《满宫残照记》后，认为我给溥仪写的信，写得很天真，很有意思，到处打听我的下落。后来开政协会，见到我七叔，才知道我就住在北京。那时我住在交道口北兵马司10号，正在做街道工作，在街道上曾担任过卫生组长、居民组长和治保委员。
1954年有一天（月日记不清了），七叔载涛把我带到东四八条章行老家。他一见到我就高兴地说：“我很想见你，你给溥仪写的信很有意思，我是从一本书上看到的。那本书《满宫残照记》，我把它呈给毛主席看了。”那天章行老还请我和七叔吃饭，在座的有章夫人，有朱启铃先生夫妇，有朱海北先生夫妇等。饭后，章行老说：“过些日子，你写个自传，我呈给毛主席。”
我写完自传后，请章行老帮助看一看，他看完后说：“写得太简单了，这纸也不行。”又说：“明儿我给你改一改，你就到我这里来抄写吧。”
一天下午，3点钟左右，章行老改好了，让我去看，完了再抄。但他改的，有的地方我不同意。譬如说，“溥仪记性好，人名记得很清楚，很聪明。”这样的句子我就不同意写。我说：“我心里没有那么想，不敢向毛主席说假话。”要求去掉。章行老像有点生气的样子说：“要是给别的人写东西，我就不改。你是个女同志，否则，我就不管了。”我央告说：“您还是管吧。”好歹把老人说通了，按我的意思给改过来。说真的，至今我还坚持，溥仪的记性并不很好。记得30年代我在日本时，曾给溥仪写过信，告诉他，“香蕉和白薯不能一块吃，有毒。”过后他又来信告诉我，“听人说，香蕉和白薯一起吃，有毒。”这说明他的记性还是不好。所以我并不同意说溥仪聪明。
我的自传放在章行老家，经我们一老一少，改了写，写了又改，用了好些个半天，终于抄写好了。最后，自传是用旧时代的一种公文札子抄写的。札子的封面用花缎裱过，糊得很讲究。在札子里还贴着我两张过去的像片，一张是我的结婚像，另一张是旗装像。
过了很久，我又一次去东四八条章行老家，老人很高兴地告诉我：“毛主席来信了。”他还把毛主席的亲笔信给我看，信上的意思是：信收到了，那件事（章行老说就是关于我的事）已交给人处理了。过了一段时间，我被安排为北京市东四区政协委员。
1960年，我第一次受到周总理接见时，总理对我说：“关于你的工作安排一事，是毛主席交给我，我交给下边的。”我当时想，毛主席、周总理日理万机，还为我这样的人操心，使我由衷地感谢。当然，这与章行老的热情帮助和推荐也有关。否则，中央领导怎会知道我这样微不足道的人呢？真可惜，章行老替我修改的一大卷自传材料，“文革”期间也都烧掉了。
毛主席让我们去抚顺探亲
1956年开政协会，毛主席见到我七叔载涛时说：“溥仪学习得不错，你可以带着家属到抚顺战犯管理所去看望他们。”在彭真市长的关怀下，让七叔载涛带着我和五妹去抚顺战犯管理所探亲。在去抚顺前，我七叔带着我到市政府拜访彭市长，彭市长还叮嘱我们：“那边天冷，要穿暖和了。”市政府给我和五妹各发了100元购置衣服。记得我当时买了件蓝色灯芯绒外衣，黑色灯芯绒裤子，还买了一身棉毛衫..。彭市长还说：“你们是去看亲戚，可以买点吃的带去。买点点心，政府可以给钱。”经与七叔商量，认为入口的东西不能带，“怕责任太重”，就没买。本来彭市长让我们自己去抚顺，但我们都认为，还是由政府派人带着才妥当。市长便派公安局的丁科长陪同我们去。丁科长这人真好，一路上照顾我们，给我们安排舒适住处，逛公园等等，体贴周到。
1956年3月9日，我们到了抚顺，住的是接待苏联专家的招待所。当天，就去管理所，先见到的是所长，我七叔载涛向所长说：“毛主席派我看望溥仪、溥杰等。”所长介绍说：“溥仪、溥杰等学习得都很好。”然后把溥仪、溥杰、郭布罗润麒、万嘉熙、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