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晨
著名美籍华人医学教授李振翩1984年11月16日在华盛顿郊区的一幢环境幽雅的寓所与世长辞了，终年86岁。
（一）
李振翩教授是著名的细菌学家、病毒学家。他把毕生精力全部贡献给了造福于人类的医学事业。他生长在湖南湘乡有教养的家庭。1925年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长沙湘雅医学院，获博士学位。他善于思考、钻研、探索新的领域，论述红血球自家凝集，颇有独到见解。1929年至1931年他在美国纽约洛克菲勒研究所从事病毒疫苗研究工作。在“病毒之父”里弗斯指导之下刻苦实验，1930年他与里弗斯合作发表了《李――里弗斯病毒培养方法》的论文，发明了制造病毒疫苗的方法。
1931年李振翩回国，1932年至1949年他先后在北京协和医学院、上海医学院、中国军医大学和中央大学医学院任病毒学教授。1949年他重返美国，在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工作。1951年在佐治亚州亚特兰大疾病控制中心病毒实验所任生物部主任。1955年又回到国家卫生研究院直至1968年退休。在美国期间，他同一些美国的著名医学教授主攻小儿麻痹症病毒疫苗的研究，获得一项又一项的成功。小儿麻痹病毒在老鼠的脊骨带中生长成功了；他同哈伯尔博士合作，把小儿麻痹患者血清移入老鼠脊骨带的方法成功了；1955年他同谢弗博士合作培养了没有病毒的小儿麻痹疫苗最后一种血缘，成为医学界公认的李――谢弗的培养成果（L.S.C），这一成果为亚伯特・沙宾博士制成疫苗，应用于预防小儿麻痹起了极重要的作用，至今在全世界广为应用，这也是李振翩教授医学成就的丰功纬绩。李振翩教授退休后，虽然离开了实验室的生活，他仍致力研究中国传统医学，向美国医学界介绍中国的针麻、针炙以及中草药等知识，写了8篇有临床价值的论文和二本关于防治癌症和中医草药的书籍。70年代他三次来华访问，为促进中美医学交流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二）
李振翩是毛泽东同志的挚友。早在伟大的五四运动革命浪潮中，李振翩和毛泽东同志相识、相交。在旧中国，李振翩目睹了帝国主义封建军阀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沉重灾难，他同富有正义感的热血青年张维、龙毓莹等先后办了《学生救国报》、《新湖南》杂志，宣传救国救民的道理。后来这个刊物改为有毛泽东同志参与主编的《湘江评论》，毛泽东同志在1918年至1919年由北京回到长沙考察和领导学生运动，号召湖南学生会、各界联合会、同乡会等组织发起“驱张（敬尧）运动”，并赴京请愿。李振翩作为湘雅医学院的学生代表，积极参加了这一斗争。他们来往频繁，交往甚密。李振翩是进京“驱张请愿团”的代表之一，代表民意，慷慨陈词，要求当局撤办张敬尧，经过反复的斗争，甚至险些被杀害，但终于取得了胜利。后来毛泽东同志去上海，李振翩继续在湘雅学习。当他们分手时，李振翩给毛泽东同志的信说：“你从事政治活动，我则专心医学，将来重逢。”
他们分别几十年，但毛泽东同志一直没有忘记这位老朋友，1945年李振翩在贵州，毛泽东同志去重庆时托张维给他捎信，惜没有收到。1956年毛泽东同志又问过湖南来北京开会的医学家魏曦：李振翩在哪里？魏告称，在美国。70年代初，中美两国突破了20多年的隔绝状态，1972年10月中国医学代表团访问美国，毛泽东同志又托代表团成员林巧稚给李振翩捎话。当中国医学代表团出席华盛顿美国各界的欢迎酒会时，林巧稚同李振翩和他的夫人汤汉志见了面。林巧稚和汤汉志是北京协和医学院的老同学。林巧稚转达了毛主席的问候和对他们的访华邀请。
仅隔半年多，1973年7月李振翩和夫人以及其他几位美国朋友来到了北京，实现了他多年来热切向往返回祖国，看看新中国变化和发展的心愿。8月3日，毛泽东主席在中南海自己的书房里，亲切地接待了这位50多年前的挚友和他的夫人，他们用湖南家乡话交谈了一个半小时，畅叙过去的友情。毛主席讲到“中国应对人类有较大的贡献”。李振翩说，“自己研究医学的目的也有这样的雄心壮志。”毛泽东同志还把自己菜园里种的苦瓜和克菜等新鲜蔬菜送到李振翩下榻的北京饭店，请他和夫人品尝家乡风味。这种深情厚谊使他们非常感动。
（三）
在革命战争年代，李振翩曾掩护我党地下工作同志开展工作，为中国革命作了有益的贡献。我原名李振穆，是李振翩教授的堂弟。解放前在中共南方局领导下，我曾在云南、贵州、南京从事党的秘密工作。在国民党法西斯特务统治下，贵州地下党的组织连续遭到重大破坏，不少党的干部先后被逮捕杀害。1941年“皖南事变”后，贵州地下党组织和南方局失去了联系。1942年春，党组织派我和赖卫民同志去贵州重建党的组织，要求我们必须通过自己社会关系，找到适当职业，取得合法身分，站稳脚跟，再开展工作。我当即给在贵州安顺的军医大学任细菌系主任兼血清疫苗研究所所长的堂兄李振翩写信，说明我在重庆失业，可否到安顺找个工作。他很快就回信说，欢迎我到安顺。我到安顺后，住在李振翩的家里，借助他的社会地位和影响，很快就把我安置在血清疫苗研究所任技佐，日常工作是制作生理食盐水。作为所长的堂弟，大家对我都很关照，国民党也没对我找什么麻烦。我在这一合法身份的掩护下，开始了重新建立贵州党组织的工作。此间，李振翩和他的夫人在生活上对我关怀备至，他们知道我在昆明西南联大读书时，参加过学生运动，也知道我时常出去活动，但从来不问也不干预我的活动。1943年，为了进一步开展工作的方便，我化名李振铭，考取了浙江大学（因抗日战争搬迁到贵州遵义），离开了李振翩的家。
1946年夏，我转到南京梅园新村周恩来同志领导的中共代表团工作。这时军医大学也迁到南京，李振翩自己有一所别致的寓所。我以中共代表团工作人员的身份去看望过李振翩，那时，他才明白了我原是共产党，他不但毫不讳忌，而且表示高兴。他当时曾多次见过周恩来、董必武和李维汉等同志，交谈他同马歇尔将军的接触，试图为国共和谈出些力。不久，国民党反动派
在美国帮助下发动了全面内战，事实彻底打破了他的“调停”幻想。1946年6月发生了“下关惨案”，接着国民党特务准备假冒“苏北难民”的名义袭击中共代表团。为保障代表团人员的安全，周恩来等同志决定代表团人员尽可能通过社会关系暂时疏散出去。于是我就搬到李振翩的家里隐蔽了10几天。他那时已是中将军阶，在他家里自然安全无恙。这是他和他的夫人第二次掩护我。1946年10月，国共谈判破裂，组织上安排我撤回延安。
1973年李振翩回国访问。周总理会见他时，首先感谢他和他的夫人掩护我党地下工作同志一事，就是指的上述经过，这在我的一生中是永远难忘的。
（四）
李振翩教授为促进和发展中美两国关系和两国医学科学交流，以及两国人民友好往来作出了宝贵贡献。改善中美两国关系是他长期以来所关心的问题。1971年他给老朋友毛泽东同志写信，期待同其会面。在信中说，“我在美国生活多年，作为一个中国血统的人，介绍我亲身了解的美国，可能对您有参考，自然，我也要向美国国务院说明我的见解。”1973年他同毛泽东同志会见时，毛主席还提到他来信的事。在这次访问中，周恩来总理会见时谈到中国科学家们需要同外界加强联系，要跟上世界的科技发展，要参加国际学术会议。于是李振翩问：“我个人能做些什么吗？”周总理说，“这可以同你的堂弟李晨进一步讨论。”我建议他可考虑筹组一个学会之类的组织，组织学者进行学术交流。返美后，他积极筹办，于1974年创建了美中医学科学中心，同我中华医学会密切合作，邀请我国医学界人士赴美讲学或参加讨论会。为中美两国民间往来和医学科技交流作了大量工作。
1975年6月和1978年6月李振翩的两次来华访问，分别同周总理和邓小平副总理会见。后来邓小平同志还专门寄去亲笔签名的合影照片作为留念。1978年他已是80岁高龄的老人，“还想为中美友好做点事情”。这种崇高的赤诚的爱国心促使他为增进中美医学科技交流和推动中美两国关系的发展而奔波。在他历次访华过程中，都同国内医学界同仁，广泛深入探讨最新的医学科学发展，毫无保留地传授他多年积累的丰富知识和经验，把他著作的医书和其他大量的医学名著赠给中国医学界，同时也搜集中国医学方面的新成果，带给美国医学界，为医学的发展，人类的健康作出了贡献。
李振翩教授甚为关心中美两国关系的改善和发展，他坚定地认为，中美两国关系的改善有利于世界的和平和发展，他渴望世界稳定，天下太平，人类幸福。1975年6月他来华时，周总理身患重病，从医院去北海公园同他会见。当他提出如何促进中美关系正常化问题时，周总理讲到，第一，美国必须从台湾和台湾海峡撤出全部军队；第二，美国必须同台湾当局断绝外交关系；第三，必须废除美蒋“共同防御条约”。李表示完全赞同中国的这一严正立场。会见后他即约见当时美国驻中国的联络处主任乔治・布什先生，他们共进午餐，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李振翩全面详细地阐述了上述问题。1978年6月他回国之前两个月，会见美国万斯国务卿、施莱辛格等高级人士，同他们讨论“联络处升级为大使馆的办法和步骤”。来华后他曾预言，一二年内就可解决中美关系正常化问题。果然，这次访问后不到一年，他的预言实现了。1979年1月1日，中美两国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设在两国首都的联络处改为大使馆。这是中美两国政府和两国人民共同努力的结果。这个伟大成果中也包含着李教授一份宝贵的心血。
中美关系开始改善后，李振翩为不断发展中美关系和加强两国民间友好交往工作着。他是全美华人协会创始人之一，他被选为第一届美京华协分会会长。他团结华人各界，发挥才智，辛勤劳动。他对访问美国的中国代表团热情款待，多方协助。对中国领导人邓小平访美，他像迎接亲人那样兴奋和激动。1984年他已身罹重病，但他不顾病痛，竭立支撑，仍为发展中美友好日夜操劳，亲自给中美两国领导人写信，陈述经过深思熟虑的建议，并经常约见驻美大使章文晋同志交谈，直至他去世前二三个月还同章文晋大使讨论国际上的许多重要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