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的辛亥革命，结束了几千年封建帝王的统治，使久受专制奴役的人民在精神上得到一次解放。但是，由于资产阶级的软弱，又没有得到最大的革命民主派――农民的支持，这次革命的首要果实――国家政权落入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手中。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的：“辛亥革命只把一个皇帝赶跑，中国仍旧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之下”(《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528页)。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并没有解决。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豪绅买办阶级所豢养和扶植的各派军阀互相争夺，内战不断，陷全国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乡村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日益走向破产和没落的境地。同城乡小资产阶级有联系的广大爱国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愤于中国社会的黑暗，继续寻找救国救民的出路，新民学会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诞生的。在五四运动以后，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前，新民学会在湖南地区的革命运动中起着核心领导作用，为湖南地区的建党建团工作作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一部分参加留法勤工俭学的新民学会会员，在留法勤工俭学的革命活动和建党建团的准备工作中，也部分地起着骨干作用。现在，就我的记忆并参考当时的一些文献，将新民学会的情况，作一简要的回忆。事隔六十年，记忆的人和事情可能有所漏误，尚望了解情况的同志予以补正。
新民学会从不自我标榜，但由于它的乾乾不息的前进运动，在实际上，成为我国在俄国十月革命以后成立的影响最大的革命社团之一。它的主要发起人是毛泽东和蔡和森。
我于1916年春考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第二部，1917年暑期毕业后，即在附小教书。那时，毛泽东、张昆弟、邹彝鼎等在第一师范第一部读书。蔡和森于1913年考入第一师范，在1914年至1915年与毛泽东同学，此时已转至高等师范学习。已毕业的同学何叔衡和萧子在楚怡小学教书，陈绍休等在一师附小教书。他们常在一起讨论个人和社会如何进步的问题，深感有建立一个组织之必要。经过多次酝酿，大约在1917年冬，决定“集合同志，创造新环境，为共同活动”(《新民学会会务报告》)，乃有组织学会之议，取名“新民学会”。我因邹彝鼎、张昆弟的联系，也参加在内。
1918年4月的一个星期天，在长沙岳麓山刘家台子(后叫周家台子)蔡和森家中召开了成立会。参加会的有：毛泽东(润之)，蔡林彬(和森)、萧旭东(子)，萧植藩(子)、陈绍休(赞周)、罗阶(章龙)、邹彝鼎(鼎丞)、张昆弟(芝圃)、邹蕴真(泮芹)、周名弟(晓三)、陈书农(启民)、叶瑞龄(兆桢)、何瞻岵(叔衡)、李维汉(和笙)等十四人。会上讨论通过了会章，选举了干事。会章规定学会的宗旨是：“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新民学会会务报告》)。会章还规定会员须遵守如下纪律：一、不虚伪；二、不懒惰；三、不浪费；四、不赌博；五、不狎妓。会议选举萧子为总干事，毛泽东、陈书农为干事。中午，在蔡和森家吃的午饭，饭后继续讨论了会员向外发展的问题，至下午散会。学会成立后，总部一直设在长沙。由于萧子不久即去法国，会务由毛泽东主持。至同年8月，罗学瓒(云熙)、周世钊(元)、熊楚雄(瑾玎)、熊光楚(甫)、陈昌(章甫)、傅昌钰(海涛)、曾以鲁(星煌)、彭道良(则厚)等相继入会。会员增至二十余人。
从新民学会通过的会章，可以看出学会开始只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要求“向上”“互助”的团体。会员们绝大多数是青年人，都抱着要革新，求进步的热烈愿望。但是对于怎样革新?如何进步?尚在摸索中，并不明确。学会的宗旨，由开始的“革新学术，砥砺品行”，到后来修改为“改造中国与世界”，其间有一个发展过程。“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宗旨，是毛泽东同志平日所主张，而为1920年7月留法会员在蒙达尼集会和1921年1月国内会员在长沙集会所一致通过。这个宗旨的变化是新民学会历史发展的一个转折，是新民学会大多数会员在五四运动以后，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和劳动运动，因而在思想上发生重大变化的一个标志。
新民学会会员的活动主要分为两支：一支在国内，主要在湖南；一支在国外，主要在法国。积极倡导留法勤工俭学运动是学会成立后在国内首先开展的一项重要活动，是学会讨论会员向外发展的一个主要措施。
留法运动始于1912年，由蔡元培、李石曾、吴稚晖、汪精卫、张继等人发起，吴玉章同志也是发起人之一。留法学生包括官费、俭学和勤工俭学三部分人。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去法的不多。战后，发展甚速。法国巴黎和国内的北京、上海都建立了华法教育会，有的省如四川、广东建立了分会，主持留法勤工俭学事宜。新民学会成立后，会员深感向外寻求新思想新文化的必要。1918年6月，在长沙第一师范附小召开的一次会员会上，确定进行留法运动，由萧子和蔡和森负责进行。在此之前，已有湖南学生罗喜闻等在进行留法的准备，互通一些消息。新民学会的这次会后不久，蔡和森受学会委托赴北京和蔡元培、李石曾联系赴法的准备工作。毛泽东同志在湖南则进行号召和组织工作。在这个过程中湖南也成立了华法教育会分会。是年8月，毛泽东同志同我们准备留法的二十几个人到北京。在北京的会员至此增至十二人，有毛泽东、蔡和森、萧子、萧子、陈绍休、熊光楚、张昆弟、曾以鲁、邹彝鼎、李维汉、罗学瓒、罗章龙。同来北京的青年还有李富春、贺果、任理、侯昌国、唐灵运等。我们二十几个人从汉口乘火车北上，到了河南郾师(今郾城)，因郾师以北铁路被大水冲断，在郾师城郊停留一天一夜，第二天步行到许昌，再搭车到北京。在郾师耽搁的时间里，毛泽东同志和有些同学三三两两的在附近和老乡们交谈，了解风土人情。到北京后，毛泽东同志开始是住在豆腐池九号杨怀中先生家里，后来搬到地安门内三眼井吉安东夹道七号，和蔡和森、罗学瓒等八人住在一起，“隆然高炕，大被同眠”(《新民学会会务报告》)，过着清苦的生活。杨怀中先生来北大教书前是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和高等师范的伦理学教员，思想开明、进步，为人刚正、真诚。新民学会的成立以及我们思想的“向上”，都同他对我们的影响有关。对于留法运动，他也十分赞成，亲自出面联系，帮助筹措费用。
毛泽东同志当时经杨怀中先生介绍在北大图书馆作助理员工作。其他会员除罗章龙在北大学习外，则分别在北京、保定、蠡县布里村的留法预备班学习。萧子、萧子、陈绍休、熊光楚、邹彝鼎、罗学瓒在北京班；蔡和森在布里村班；张昆弟、李维汉、曾以鲁与李富春、贺果、任理等在保定育德中学留法预备班。在保定的同学一面学习法语，一面学习机械学、机械制图。每人学一种工艺(钳工、木工、铸工等)。机械学和制图课的教员是刘仙洲。我在保定留法预备班只学习半年。1919年初，邹彝鼎病重，我和张昆弟护送他回湖南，不久，就病故了。他也是学会发起人之一，曾和毛泽东同志一起起草新民学会章程。他和后来留法，于1921年病故的陈绍休都是极好的同学。他们的夭折是一件很不幸的事情。我和张昆弟送邹返湘后未再回保定。我自己是在为筹措赴法费用和安家奔走(我们1919年赴法的一批全是自备费用。我主要靠第一师范教员朱炎先生帮助一百元)。这时，北京爆发了五四学生爱国运动。湖南人民，特别是青年学生，情绪异常激昂，纷纷起来响应，声援北京学生斗争。已于4月返湘的毛泽东同志和在长沙的会员积极参加了这场斗争，成为运动的骨干力量。长沙各校学生罢课游行，抵制日货，进行爱国宣传，并在斗争中迅速组织起来，改组旧学生联合会，建立以彭璜(后为学会会员)为会长的新的湖南学生联合会。后来又由学生联合会发起，建立了湖南各界联合会，使学生的爱国运动扩展为包括各阶层的人民爱国运动。这个运动遍及全省。许多学校组织了“救国十人团”、“讲演团”。男校学生在街头，女校学生进入居民住宅进行宣传。有的学生还组织了贩卖国货团，上街卖国货，凡购买者随赠国货物品单一张，告诉市民哪些是日货哪些是国货。在长沙，有一次学生查获培德厚绸布店私运的二十匹日布，非常气愤，便联合各界组织了焚烧日货游行大会，将布匹当众烧毁。
以新民学会会员和非会员积极分子为骨干的湖南学生联合会，在湖南的五四运动中是个最活跃的组织，起着先锋带头作用。毛泽东同志当时主编学生联合会会刊《湘江评论》。这个刊物在湖南以至全国都有很大影响。北京的《每周评论》、《晨报》，上海的《时事新报》、《湖南》月刊，四川的《星期日》，都曾介绍过它或转载过它的文章。它以不妥协的反帝、反封建的战斗姿态，投入了五四运动，宣传了科学和民主的思想，歌颂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提倡新思想新文化，激发人们起来向旧思想旧势力作斗争。它在政治上对湖南地区的五四运动有很大的指导作用。刊物的许多文章都是毛泽东同志和其他新民学会会员如萧子、陈书农、蒋竹如等所写，毛泽东同志写的尤多。毛泽东同志写的《民众的大联合》一文，提出以民众大联合的力量实行社会政治改革，对抗强权者、贵族和资本家的主张，提出由分业“小联合”达到各界“大联合”的步骤和方法，并指出“压迫愈深，反动愈大，蓄之既久，其发必速”的革命与反革命斗争的辩证关系。这是毛泽东同志早期的一篇代表新的革命民主主义思想的重要文章。这个刊物发刊时，我尚在湖南，和张昆弟一道同毛泽东同志见过两次面，了解当时运动的情况，听取他对勤工俭学的意见。我曾按照第一师范第二部毕业同学录上的地址把《湘江评论》分寄给各同学，并介绍一点我所知道的运动的情况，希望他们在当地发动这个运动。
五四运动浪潮中，新民学会在湖南又吸收了一批会员，其中有：罗宗翰(耻迂)、张国基(颐生)、夏曦(蔓伯)、蒋竹如(集虚)、易克(阅灰)、向警予(俊贤，女)、陶毅(斯咏，女)、彭璜(殷柏)、李振翩(承德)、张怀(伯龄)、唐耀章(文甫)、沈均(均一)、李思安(钦文，女)、周敦祥(肫如，女)、魏璧(韫厂，女)、劳君展(启荣，女)、谢南岭(维新)、徐瑛(女)、刘修秩(继庄)、钟国陶(楚生)、张超(泉山)、姜慧宇(竹林)、刘明俨(望成)、欧阳泽(玉生，玉山)、杨润余(女)、陈纯粹、萧业同(道五)、李云杭(舜生)、黄胜白、任寿鹏、熊梦飞、匡日休、萧青野、钟秀(雄轩)等。随后，易礼容(润生)、任培道(振予，女)、吴家瑛(德庄，女)、贺延祜(女)、吴毓珍(女)、郭亮(靖笳)、谢觉哉(焕南)、陈子博、蔡畅(咸熙，女)、熊季光(作莹，女)、熊叔彬(作，女)、刘清扬(女)、许文煊(女)、周毓明(女)、戴毓本(女)等，大多在国内，个别在法国，多数在学会中期，个别在学会末期，先后入会。在长沙的会员于11月，曾在周南女校开过一次会，对会章略有修改，决议学会设“评议”、“执行”二部。执行部下设“学校”、“编辑”、“女子”、“留学”等部，并选举何叔衡、李思安为正副委员长；陶毅、周世钊、毛泽东、周敦祥、魏璧、陈书农、唐耀章、蒋竹如等为评议员。此次会后，正值驱张高潮，多数会员即离长沙。
湖南地区的五四爱国运动兴起后，军阀张敬尧始则严密控制，继则实行暴力镇压。1919年八九月间，湖南学生联合会领导长沙群众举行焚烧日货大会。张敬尧带着马弁前来镇压，胁迫彭璜停止反日爱国运动。彭璜不畏强暴，严词拒绝。张敬尧竟悍然解散了湖南学生联合会。张敬尧的暴行激起湖南人民极大的愤慨，一个规模甚大的驱张运动随之兴起。张敬尧是安徽人，是北洋军阀皖系段祺瑞的走狗。他于1918年2月湘桂联军战败后，与直系军阀吴佩孚及接近直系的冯玉祥一起进驻湖南，被段祺瑞政府任命为湖南督军兼省长。张敬尧在湖南的统治十分暴虐。人民对他早就十分痛恨。他对学生爱国运动的镇压，便成为驱张运动的直接导火线。在驱张运动中，学会开了会，决定联合各界一面进行驱张宣传，一面组织各界的驱张代表团分赴北京、上海、衡阳、常德、郴州、广州等地活动，争取全国的同情。许多会员都参加了代表团。毛泽东同志和会员李思安、张怀、陈绍休、罗宗翰等联合湖南在京各界，组织了旅京湖南各界委员会作驱张机关。参加这个委员会的有湖南绅界、政界、军界、工商界以及湘籍国会议员，联合的人十分广泛。毛泽东同志等在北京办了一个“平民通讯社”，专门报道驱张的活动。彭璜、易礼容、何叔衡、夏曦等从1919年下半年起先后分赴上海、武汉、衡阳活动。彭璜等在上海办了《天问》杂志，驻衡阳学生请愿团办了《湘潮》杂志，宣传驱张。周南女校校长朱剑凡，商专校长汤松，楚怡学校校长陈夙荒，湘雅医学专门学校斋务兼庶务主任赵鸿钧、《民治日报》主编张效敏以及北京国会议员陈嘉言，湖南绅界熊希龄、范源濂等对于驱张都表示某种程度的支持。最后，由于群众斗争的压力和直皖两系军阀之间的矛盾，张敬尧于1920年6月被赶出湖南，湘军谭延和赵恒惕控制了湖南。驱张运动的消息传到法国，湘籍勤工俭学生莫不称赞。及至传来胜利消息，更是雀跃不已。
张敬尧被逐出湖南后，进驻长沙的湖南军阀谭延、赵恒惕为了巩固他们的统治，发出一个宣布实行“湖南自治”的通电，虚伪地表示要“施行地方自治”、“以湘政分之湘省全体人民”。1920年4月，毛泽东同志为驱张事从北京到上海时，就和彭璜等讨论过驱张之后如何在湖南造就一个比较好的政治环境，促进湖南向较好的方向发展，并曾拟过一个《湖南建设问题条件商榷》的文件，提出废除军阀统治，保障人民集会、结社、言论、出版自由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要求(见《天问》周刊第二一期，1920年6月20日)。谭、赵通电的发布，带来一个复杂的局面。谭、赵以驱张实力派的身份顺利地取得了湘南全省的统治地位，好像理所当然地也取得了代表三千万湖南人民的发言权，这是一。1913年反袁独立失败以来，湖南人民受尽军阀战争和北洋军阀暴虐统治的痛苦，张敬尧赶走后，惟恐北洋军阀再来，于是，“湘人治湘”的呼声四起。谭、赵举起的“湖南自治”的旗帜，正是利用人民的这种愿望，这是二。谭、赵的“以湘政分之湘省全体人民”的口号，本质是欺骗，但是为了装饰“自治”门面，在民众压力下，也将不得不采取某些极为有限的民主措施，这是三。所有这些都表现出事情的两重性，新的军阀统治形式的矛盾性。面临这种复杂局面，应该采取怎样的态度和方针来对待谭、赵提出的“自治”呢?毛泽东同志不赞成采取笼统的反对态度，也不赞成消极的抵制态度，而主张采取积极态度，参加到“自治”运动中去，利用矛盾，进行斗争，启发民众，揭露统治者，尽可能地争取扩大民主因素。新民学会会员们发起建立一个“湖南改造促进会”，提倡“湖南人民自决”，自基层发动争取真正“民治”的群众运动，同谭延、赵恒惕的“官治”相对立。毛泽东同志于1920年九十月间，曾连续在湖南《大公报》上发表文章，评论“湖南自治运动”，说明“自治”必须是人民的“自治”，必须以人民为主体，否则“自治”不过是只具外形，其内容一定是腐败的，虚伪的，空洞的(毛泽东《湖南自治运动应该发起了》，见湖南《大公报》，1920年9月26日)。毛泽东和在湘会员还联合湖南各界人士发表了一个要求召集“人民宪法会议”，直接平等普遍地选举人民代表的建议书。10月，各界代表向政府请愿要求召集“人民宪法会议”，解散旧的省议会，并发生扯下省议会旗子的事件。事后，谭延、赵恒惕就暴露了他们假自治的面目，诬蔑请愿代表“轻信游词、盲从暴动”(谭延1920年10月12日发的布告，见《湖南省志》第一卷第四一三页)。赵恒惕赶走了谭延，独揽湖南政权之后，炮制了一个“省宪法草案”，并于1922年1月正式公布施行。赵恒惕统治集团迫于民众自治运动和舆论的压力，不得不把某些资产阶级性的民主自由权利写进省宪里。因此，这部“省宪法”后来被毛泽东同志和湖南党组织利用，作为进行合法斗争的武器。
毛泽东同志在进行驱张运动的前后，特别是在北京活动期间，广泛接触了马克思主义的书籍。据他后来和美国记者斯诺谈话说，到1920年夏天，他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当毛泽东于1920年4月到上海时，准备赴法的会员陈绍休、熊光楚、萧子、张怀、魏璧、劳君展、周敦祥、刘明俨、欧阳泽等也先后到上海，加上已在上海的彭璜、李思安，共有十二个会员。他们曾在上海的半淞园开过一次会，为赴法同学送别。实际上，这是一次讨论新民学会会务的会议。这次会议决议学会应有潜在切实、不务虚荣、不出风头的作风，并主张会员要多组织学术谈话会，使学会养成好学的风气。吸收会员要谨慎严格，会员要有诚恳互助虚心的态度(《新民学会会务报告》)。
1920年7月，毛泽东同志回到湖南。他和在湘会员在参加和领导湖南地区反帝反封建政治运动的同时，以很大的精力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传播新思想新文化。他们团结教育界、新闻界的知名人士组织俄罗斯研究会，发起留俄运动。任弼时、肖劲光就是在这个运动中去苏联学习的。在传播新思想方面，除了上面提到的《湘江评论》、《天问》、《湘潮》以外，毛泽东同志于1919年参加主编过一段时间的《新湖南》周刊，以何叔衡为馆长，谢觉哉、周世钊、邹蕴真为编辑的湖南《通俗报》，龙兼公主编的湖南《大公报》等，都起过不同程度的积极作用。而影响最大，与建团建党工作关系最密切的则莫过于创办“文化书社”这件事。
“文化书社”于1920年9月由毛泽东同志亲手创办，书社的《发起缘起》和《社务报告》都为毛泽东同志亲自撰写。书社经理是易礼容。书社不仅是宣传新思想新文化，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阵地，而且是我们留法会员与国内会员，湖南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先进分子与国内其他省区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先进分子的联络站。它的创办对马克思主义在湖南的传播起了很大作用，在全国也很有影响。参加发起和投资的除新民学会许多会员外，还包括教育等各界许多上层人士。书社销售的书有一百六十余种。营业后的半年中，全国与之发生联系的书报社和文化团体就有六十家，书社除在长沙设总社外，还在平江、浏西、武冈、宝庆、衡阳、宁乡、溆浦等地设分社，在一些学校设贩卖部，负责人大多是新民学会会员以及和新民学会有联系的进步分子。书社一直办到1927年马日事变后被许克祥封闭为止。
1920年下半年，毛泽东同志在上述一系列活动中都联系着考虑和酝酿建党建团的问题。随后，在新民学会的会议上和国内外会员的通信中对这个问题展开了讨论。1921年，在长沙的会员一连开了三天会，讨论学会的目的、达到目的须采取什么方法以及如何即刻着手进行等问题。毛泽东同志在会上报告了上年5月上海半淞园会议以及7月我们在法会员召开的蒙达尼会议的情况(蒙达尼会议的情况，将在下一部分详细论述)。这次会议在改造中国与世界的道路问题上展开了和我们在法国蒙达尼会议相类似的争论。一部分会员如毛泽东、何叔衡、陈子博、彭璜、陈昌、易礼容等主张用俄国十月革命的方法来改造中国和世界。另一些会员则反对布尔什维主义，主张用温和的教育的方法来实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也有的会员犹疑动摇于二者之间。这是一种根本性的革命道路问题的争论。由于它在学会生活中还是初次出现，矛盾还未展开，故没有影响学会在组织上的统一。这次会议还决定把“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作为学会的一项活动。这种思想信仰的分化，随着前进的运动而日益加深，最后引导到学会会员在组织上的分化，以至整个学会(包括留法部分)的消亡。事实上以后参加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只有一部分会员；而当时由少数会员在实际上形成的共产主义小组，则已成为学会活动的核心。1921年7月，毛泽东和何叔衡同志代表它参加了在上海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参与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此后，新民学会实际上就停止了活动。
(摘自李维汉著：《回忆与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