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已经服过两次安眠药，仍然睡不着。他躺在木床上，床的一半摆满一尺多厚的书。天气热，他只盖一条白布单。那是普通的白漂布，上面可以找出三四块补丁。荞麦皮做的枕头上，绑一块同样补着补丁的枕席。枕席上又垫了两张报纸。他就枕在报纸上。
他已经不着文件，也不再看报。随手从床上抓起那本
毛泽东一生都在为“睡一觉”奋斗。
我用掌心握住他的小腿，轻柔地向大腿推去，一次又一次。这种按摩是为了帮助他入睡。在睡眠上，毛泽东有时像个孩子。孩子要身边有人拍打着睡，毛泽东也要身边有人按摩着睡。这种按摩不能急剧，不能停顿，不能有突兀的动作。应当连续绵长。像春雨一样轻柔持久。我感到臂乏腰酸，我已经按摩了两个多小时。轻轻地、悄悄地、不断地改变姿势。时坐、时俯、时跪，借此调节筋骨肌肉。让身体各部轮替获得休息。
天已近午，隐约能听到蝉鸣声。他终于合上了眼。《楚辞》仍然抓在手中，却已放倒在胸脯上。
是思考还是人睡了？
我望着那张兼有农民的朴实。政治家的刚毅和哲学家的沉郁的终于平淡下来的面孔，将按摩动作放得更慢更轻。五分钟后，我停止按摩。左腿缓缓地、缓缓地滑下床。脚底踩到了厚实柔软的地毯，右腿便接着朝下伸。朝下探。而后，再稳住劲让身体一点一点离床……
可是，一只大而温柔的手突然握住了我的腕部。
“别走，你不要走。”毛泽东眼皮只闪了一下，再没有睁开。他小声嘀咕：“陪我一会儿，再陪我一会儿吧……”
我侧身重新坐到床上，想继续为他按摩。可是毛泽东没有放手，仍在喃喃，声音微弱得几乎听不见：“不要了，你很累……就这样，就这样陪我坐会儿。
我的眼圈湿了，心里酸酸的。他睡不着觉的痛苦显而易见。但远不是全部。我从他微皱的眉毛、颤抖的睫毛，间或抽动一下的嘴角和握牢我不放的手上，强烈感觉到他的孤独寂寞和忧伤。
这不是我的主观想像。我们几名卫士曾怀着强烈的同情多次私下议论：毛泽东的生活大清苦。太单调、太枯燥。太不自由了
他有妻子儿女，但是不在一起生活。与他形影不离的只有我们几名卫士。比较起来，我们更像他家里的人。可我们无法给他家庭中那种天伦之乐，只能照顾他的饮食起居，以便他更好地为党工作、工作、工作，为人民服务、服务、服务。
我们还要保证他的安全，这是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然而，我们有时也对这种安全保护产生不敢说的疑惑。
他的足迹遍全国。但是，他不能逛街，不能游园，不能随便进电影院。不能随便上百货商店。他是人民的领袖，全国人民都喊他万岁。可是他没有随便见人的自由，处处受到“安全”’限制。就连专列上的女服务要见他，也须经我们卫士同意。他的思想活跃，驰骋无羁，却很有一没时间连飞机也不能坐。，他想翱翔，但是不能够。他只是个人，他面对的是组织决定。有时，他一句话就能改变中国的历史进程。但同时，他说一百句也求下列去饭馆吃顿饭的自由。他在红墙内讲话地球也会颤动，但是他要随便走出红墙一步却不可能。这一切似乎荒唐不可思议，偏又是千真万确的客观存在。
他曾多次羡慕那些工人、农民、士兵和普通市民的自由自在生活啊！但他终于不得不接受并习惯那种特殊的生活……
“我讲的这些你能理解吗？”李连成忽然停下来问。
我想了想，点头：“我理解，也相信。”
“毛泽东有躺在床上读报。看书。批阅文件的习惯。这时，我们常坐在床上为他按摩按摩腿。按摩本身有时并不是必须，他需要的只是身边有人。不看东西了，我们也为他梳头，促进血液流通，醒脑安神。休息中便和我们聊天，有时还拉着手聊。只要身边有人他就感觉踏实，他就可以安静。”李连成手指梳理一下头发，回忆着，继续说：“有时我们人手少，倒不开班，只好二十四小时连续陪伴主席。封耀松和田云王跟主席很谈得来。小封有几次从主席那里出来，本该回值班室却没能走回，一屁股坐在台阶上便睡着了。我们为主席服务真是全力以赴，有时是相当劳累的。”
我记录着，头也不抬说：“有些卫士告诉我主席是很喜爱李钠的。
“那是的呵。我好几次看到主席外出回来，把李钠抱怀里，拍打后背说：娃娃，我的好娃娃。可是，李钠从小就吃大食堂，上学后就吃学校食堂的伙食。一年难得跟主席同桌吃几餐。主席对子女要求太严了。”
“迄今为止，所有在毛泽东身边工作过的人都跟我说，主席生活太艰苦太随意凑合了。众口一词。”
“不是凑合，是习惯。可以说农民的生活习惯，也可以说是艰苦朴素的生活习惯。”李连成讲到这里，停顿一阵儿不语。他在回忆？胸脯微微起伏，眼圈竟湿润了。良久，忽然长长叹息一声：“唉，我是没脸见主席了……我现在当公司副经理，常跟外商打交道。你可能难以相信，我经常一顿饭就要吃掉主席一年半的伙食费，有时还不止！唉，我也是没办法啊……”他两手抱头。手指用力抠入头发已变得稀疏的头皮里。声音变得有些凄凉：“老人家在天有灵……我是没有办法啊……”
沉默很长一段时间，我才小声提议：“继续讲吧。你第一次见主席是什么时间？
“1949年底，毛泽东去苏联签订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老人家还给我抓了一把水果糖。那时候吃块糖就是不得了的享受啊！何况是毛主席给的糖……”他眼里闪出了湿漉漉的波光，接着又用颤抖的手划燃火柴，吸燃香烟。于是，我眼前弥漫起一团团的蓝雾，像看到一幕老式电影的回忆镜头。
大地覆了白霜，干燥而坚硬。旭日红着脸爬出地平线，立刻照亮了那栋日本人修造的小白楼。小白楼已改为文化宾馆，是高岗等东北党政军负责干部休息娱乐的场所。我朝着小白楼一溜小跑。呼吸遇了严寒好像冒了烟似的。我着急，怕误了开会。我父亲是闯关东的受苦人。我自小当童工，十二岁逢上新中国成立，应招来到沈阳，在文化宾馆当服务员。那时的热情就像沸水一般蒸腾。
会议上布置了任务，气氛大异于往常。我们几名小服务员被指定在二层值班，宣布纪律很严，连宾馆经理也不许登临二层。烧开水的锅炉工也换了，换成房产科的科长，一位久经考验的老同志！这么严厉的安全措施，准备接待谁？
那天，我们不许乱窜，不许写信打电话，不许左顾右盼，不许交头接耳或大声喧哗……按照指令，规规矩矩立在电梯门两侧。
不知过了多久，听到电梯运行声。电梯指示灯亮过又熄灭。门开了。鱼贯而出的首长中，我忽然看到一张熟悉的面孔。毛主席！我差点喊出声，却又以为是做梦。然而，那熟悉的面孔已经转向我们，笑微微，并且马上伸出手朝我们服务员走来。首先挥住站在我前面的张仙鹏的手：“同志们好啊。”
“主席您好。”张仙鹏激动地回答。
“同志们好。毛泽东又握我的手。这时，我才如梦初醒，头有些晕眩，摇颤着手，摇颤着身体说：“主席好，毛主席您好！”我想多跟主席说句话，可是喉咙哽塞、纪律也不允许。毛泽东分明也想多跟我们说几句话，可是他身边的人一簇拥，他便身不由己，被簇拥着走进一号房间。
当时，张仙鹏无疑是我们服务员中感觉最幸福的一个。他直接负责毛泽东的食宿。叶子龙。汪东兴和陈伯达也住二层，由我负责食宿。
几天的服务，我们足不下楼。毛泽东上楼，我们在电梯口迎接。毛泽东下楼，我们在电梯口相送。那时我们都小，长得机灵，手脚勤快，热情高，责任感和荣誉感强烈。毛泽东对我们留下了好印象。叶子龙负责机要，汪东兴负责安全，他们记下了我们的姓名。
第二年的三月初，毛泽东从苏联回来，又在小白楼住了几天。这次，叶子龙和汪东兴找我们谈话：“你们想不想到北京，在主席身边工作尸我们说：“非常愿意。毛泽东走后，我们恢复正常工作。过了几个月，我们不再想去北京的事，以为首长不过是随日说说而已。
可是，七月份中央忽然发来一份电报，点名调几位同志去中南海工作，其中便有我和张仙鹏。接着，中央组织部派人来接我们去北京。就这样，我们走人红墙，住进中南海东八所。一个月后，我被分配到叶子龙身边当公务员。
那时，叶子龙就住在菊香书屋旁的三间平房里，与毛泽东住房只有一墙之隔，有后门相通。凡到毛泽东身边工作的人，都须
先经叶子龙试用，并且从侧面观察毛泽东的生活习性。二个月后，我才正式调到毛泽东身边工作。
那天，李银桥眼对眼盯紧我，不许我的目光滑脱，作一番严肃的谈话。他谈话的内容久而久之记不准了，但那双眼睛却留在我脑海里再也消磨不掉。我还记得自己发誓一样说：“决不辜负党和人民的信任。用生命保护毛主席，全心全意搞好服务。”
“跟我来吧。李银桥在前面带路。踏上台阶时，他整理一下头发和衣领。我也下意识地把衣服抚抚平。他停我也停，他走我也走，像个尾巴似的，紧随他走进毛泽东办公室。
毛泽东坐在沙发里看报，像是在等我。听到声响便抬起头，目光在李银桥脸上一掠便落在我身上下动了。我立刻感到一种紧张，筋肉绷得发僵，呼吸也发生了困难。
“主席，他来了。”李银桥的声音传人了我耳中。我看到毛泽东吮了吮下唇，放下报纸：“好，那好。”他点点头。后来我逐渐发现，毛泽东满意什么事情时总是说：好，那好。
“你叫什么名字啊？”毛泽东招招手，“过来，小鬼，过来说。
“李连成。我边说边朝毛泽东走近，只隔一步距离才停住脚。
“李连成，是这么写吗？毛泽东伸出左手，用右手食增在左手心里写字。
“是的。我点头。
“今年多大了？”
他的湖南口音，连问两遍我才听明白。
“十六了。”
“你是哪里人？”
“大连。”
“那么你是见过海哩？
“我在渔网厂里编过渔网。”
“你高兴不高兴到我这里来工作？
“高兴。”
“可是你才十六岁，爸爸妈妈放心你来吗？”
我低下头：“我爸爸妈妈都去世了。”
一阵静默，我重新抬起头时，发现毛泽东眼里露出一种同情怜爱的神色。他忽然从茶几上抓起一把糖，递给我：“吃糖，吃块糖。”
毛泽东的手真大，他抓一把糖，我用两只手去接，仍然掉地一块。我犹豫该不该捡？毛泽东已经俯身去拾。我便有些急，也忙弯了腰去捡：“主席，我来。”不料，地上的糖没拾起，捧着的糖又掉落了几块。我好狼狈啊。
“娃娃。真是个娃娃。”毛泽东不让我把糖放回茶几，把拾起的糖塞我兜里：“揣起来，揣回去吃。他重新打量我一遍，问：“家里还有亲人吗？”
“还有个妹妹在大连。
“你上过学吗？”
“上过四年。
“你应该上学么。你是见过海的人，应该有志气。趁现在年轻，应该多学习学习。”
当时，我没有理解毛泽东说这番话的心情和想法，以为不过是随口说说而已。何况，一旦开始值班，我马上发现很不适应，几乎把全副精力用上仍不能胜任。感觉非常疲劳，根本无心去想上学的事。
毛泽东生活无规律，或者说与常人的规律完全不同，这一条凡在他身边工作过的人都知道。首先是吃饭没规律，总要让人一再提醒。他什么时候说吃吧，才能去办。弄饭本该是厨房的事，他又经常嫌麻烦，让我们在电炉子上煮一茶缸麦片粥或下点挂面便算一餐。一天或吃一餐或吃三餐没个定数。这一来，我们吃饭也常失去规律。他的睡眠更是特殊。多数时间是上午睡觉，下午和晚上办公，稍遇大事便接连两三天不睡一觉，我们值班卫士只好陪着，几天下来便全身乏力，哈欠连天。他过人的精力令人吃惊，也叫人难以忍受。我想探索其中的奥秘。莫非是吃了什么高级补品？仔细观察，什么也没发现。毛泽东人口的东西都是要经过我们卫士之手的，就连吃感冒药也不例外。毛泽东从没吃过任何补药。他喜欢吃的就是红糙米：小米、黑豆。芋头。馋了就要碗红烧肉。平时的蔬菜除辣椒。酱豆腐外，也不过是市场上常见的菠菜。空心菜。圆白菜和克菜等，他似乎也不讲究，菜常常不切一刀便下锅，吃饭时总要拿本书或报纸边看边吃。他从不细嚼慢咽．可以说狼吞虎咽。若是自己吃饭，几分钟就能解决战斗，除非有客人才不得不放慢速度。
毛泽东吃的这些东西普通人不难吃到。我也学过他的饮食，不行，没几天胃就难受。没得到他那种过人的旺盛精力，反而差点垮掉。
我又发现毛泽东特别能喝茶，能吸烟。莫非这些才是他那旺盛精力的来源？试几天，也不行。茶喝多了肠胃老咕咕叫，饿得快，出虚汗。烟抽多了嘴干苦，头也疼。唉，看来这是天生。我暗自这样想。不然毛泽东怎么就能成为全国人民的领袖？
我们为毛泽东不能按规律吃饭发愁，毛泽东却只为不能正常大便发愁。他总是大便干燥。几天大使一次，还必须灌肠，灌了肠才能便出。便出他就如释重负。我在独立值班前，既要学会用茶缸子煮麦片粥，下挂面，烤芋头，又要学会用洗脸盆和胶皮管子灌肠的一套本领。
毛泽东比别人多一点讲究，就是每天要擦个澡，按摩按摩。这些工作也都由我们卫上来完成，所以我必须学会按摩。
按摩时，毛泽东常同我们聊天，但多数时间他是看报批文件。他有躺在床上看书批文件的习惯。我们在旁边按摩，并不影响他工作。记得第一次为他按摩，我小心翼翼地问：“主席，这样行吗？”
“嗯，好，很好。”毛泽东放下报纸，望住我。我便低了头。平时谈话，我就怕主席看着我。他若看着报纸跟我聊天，我还自然自在，他若看着我，我就会不自然不自在。可是，毛泽东的目光不肯离开我，问：“你为什么要学这些呢？你还年轻，上学会不好吗？”
毛泽东多次跟我提上学的事了，我开始认真思考这个问题。我想去，但我怎么好说“行，那我就上学去吧”？说不出口啊。我总是回答：“我愿意在主席身边工作。”
于是毛泽东用一种异样的目光盯紧我，好像要看透我的心思似的。良久，不置可否地嗯了一声。
年底，我终于下决心去学习了。这个决心能下，同我跟随毛泽东外出视察不无关系。
毛泽东外出，行李由我们准备。他无论在火车上还是住宾馆，都睡木板床，用自己的被褥。他的被褥是一色白漂布，他使用的毛巾被是；日的，就是如今摆在他故居中的那条补了补丁的毛巾被。麦乔皮白漂布的枕头，冬天铺枕中夏天铺枕席或报纸。两件柞蚕丝的睡衣，多少年来就是那么两件睡衣。有两套衬衣衬裤换着穿，洗衣服的事情也是由我们卫士做。他有一双大头棕色皮鞋，一双圆日黑布鞋。有两条毛巾，分工不明确，擦脸擦澡擦脚随便用。要带点烟和茶。带双乌木筷子或毛竹筷子。带的牙具中，没有牙膏只有牙粉。他从不使用香皂，只偶尔用用肥皂。行李中最有分量最重要最不能少的是那两个书箱。
那是两个木头箱子，粗糙笨重。二尺高，三尺长，一尺多宽，刷了清漆。这是专门出差用的，里面装满书。《辞海》、〈词典〉、〈楚辞》等书是每次必带。其余唐诗宋词古典小说及哲学书籍根据毛泽东的吩咐选择。毛泽东在生活中是漫无拘束的，书房和卧室中，这里那里堆满书报。看似杂乱无章，他却能够随心所欲地找到自己要看的东西。如果你想按照一般外观上的标准搞点条理化，归置整齐，那就糟了。他会因为找不到要看的书而烦躁恼火，甚至发脾气。
“我的书不许你们动，放在哪里就在哪里。”他这样提醒我们，特别是在打扫卫生的时候。
要去外地了。上火车前，毛泽东将手那么一划：“把这些都带走。”那手势须在老卫士帮助下才能理解。不但包括了桌案上的几堆书报文件，而且包含了沙发扶手上和茶几上几本像是随意扔掉的书。
书报装箱后，放吉普车上先走。提前两小时左右送到专列主车厢内，按照在家时的样子，将书报文件重新摆放在书桌上，丢在沙发扶手或茶几上。原来放在床上的书现在也仍放在床上。总之，一切照旧。毛泽东登车后，擦一把脸即可开始看书、办公。他需要的书轻而易举就能在“老地方”找到。
糟糕的是我识字不多，看书更少，尤其看不明白那些线装书，摆弄两个书箱便格外吃力。虽有老卫士不断提醒，仍忙得头晕汗出。怕到火车上恢复不了原样，那些书报装箱时我厦下不了手。偏偏毛泽东又嘱咐我带两本书，那书名我闻所未闻，连问两遍仍不清楚，便不敢再问第三遍，悄悄向老卫士们求援。结果还得由老卫士们去问第三遍。
毛泽东在火车上问我：“小李，你来的时间不算短，半年多吧？”
我说：“十个月了。”
“我说话你还听不懂吗？”
“能听懂。”
“说明你不是听不懂话，而是学习少，没看过书，《聊斋）没看过，《红楼梦〉没看过，《三国演义》也没看过。做一个中国人，这些书不着是不行的。你应该去学习学习啊！”
我终于下定决心去学文化，一同去的还有张仙鹏。上速成中学。临走，毛泽东为我和张仙鹏写了字：努力学习。并签了名。
“听你讲的，开始你是非常想进中南海，非常激动能到毛主席身边去工作的。”我吸两口烟，斟酌词句，“后来就不那么非常了？”
李连成眨眨眼，轻轻摇头：“不能这么笼统说，这样会生出误会。这个问题必须全面细致地谈。
“就是说，不能简单回答是或不是？
李连成点头：“是这样。我先后三进三出中南海，都是有原因的。首先，毛泽东的学习精神、革命精神、忘我工作和极其简朴的生活作风对我教育是很深的。至今我们卫士们碰到一起回忆当年。仍忍不住激动，常常热泪盈眶。他并不是没有钱，他有稿费，经常支援帮助同志们，对自己和子女们却要求非常严。一生粗茶淡饭，从没想过享受。他总是把自己的命运同全国人民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困难时期他七个月不吃肉，二十多天没吃一粒粮。他的孩子饿得悄悄找我们要饭吃……你说，不是人民领袖能做到这一点吗？他也常给我们讲革命道理，但他首先是以行动教育我们。后来我走上社会，很不适应。社会复杂，人更复杂，见到各种不正之风，特别是那些挖空心思谋一己之私的干部，厦更加觉得毛泽东的伟大和不容易。”
“你说的不容易是指什么？”
“社会上一些人以为，毛泽东还不是要什么有什么，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实事求是讲，毛泽东确实可以要什么有什么，但他从没要过享受，他只要工作。没完没了地要学习要工作。”
“我采访过许多人，我也有这种感觉。”
“我们的领袖们都是这样。我学习结束后，1952年重回中南海，分配到少奇同志身边工作。少奇同志住中南海西楼，我跟随他三年多，印象中，他整天就是工作、工作。他话不多，在办公桌前一坐就是十几个小时，他就能坐住！他和毛泽东一样，抽烟很凶。为了让他少吸烟，光美同志给他买些瓜籽和硬糖帮他磨嘴。可是不行，糖也吃了，烟也没少抽。你想想么，桌上的文件堆起来像小山，那全是问题，要一件一件处理，就那么一坐一天，能不吸烟吗？在生活上，少奇同志也是俭朴得很．甚至我给许多人讲了他们都不信！”李连成吸口气，显出愤慨，咬着牙诅咒一声，“有些家伙就是以小人之心度君之腹，妈的，人和人真是太不一样了了。”他喝口茶水，平息一下那股心火，继续讲，“少奇同志没有什么稿费，只有工资。光美同志的工资又低，他们有九个孩子，他们是严格按照自己的工资收入来计划自己生活支出的。少奇同志和光美同志在一起吃饭，早晨连牛奶也轻易不喝。就是稀粥咸菜。中午两个菜，剩下了，光美同志就像所有普通家庭的主妇一样，认真收起剩菜，晚饭热一热再吃。孩子们都是吃机关或学校食堂，一个孩子的衣服小了就给下面的弟弟妹妹穿。一个捡一个的衣服穿，补了又补．直到不能穿为止。“文化大革命”中，清华大学一些坏蛋和愚昧的青年们斗争王光美同志，我在心里流泪。他们懂个屁吁！光美同志出国穿件好衣服，那是工作的需要。我在她身边工作几年，我还不知道？她的艰苦朴素在中南海里也是突出的，整年一身蓝布褂子，除了工作需要，从来不曾打扮。她出门上街，去王府井商店，全是骑自行车。为了适应外交场合的需要，不得不打扮一下时也是想了又想，她难哪！就这样，江青还借机打击陷害她，那些受愚弄的红卫兵也跟着胡造反。我相信，绝大多数红卫兵今天再回想自己当年的行为，也会痛悔不及的。”
“我完全同意你讲的。”我想了想，试探着问：“那么，你在接触中，感觉毛泽东与刘少奇有没有不同的地方？我主要是指性格和生活方面。
“他们都是伟大的。”李连成先用肯定的语气说。而后略一沉吟，放慢声调，”当然，人和人不可能都一样。他们都有坚定的信念和伟大的献身精神，有巨大的革命热情和历史责任感。不过，也有各自的特点。毛泽东热情。幽默。激烈，他的不宁静、容易冲动是显而易见的。他经常思考，久久地在那里沉思，并且为自己想像的东西而着迷。比较起来，少奇同志较宁静，注意规矩和条理，一举一动都更稳重，更富有修养。他在我们卫士面前像位慈祥的长者，很关心，但不乱开玩笑。更不曾发过脾气。毛泽东同志也非常关心我们，可以随便开玩笑，无拘无束。但他一旦发脾气，那也是很厉害的。少奇同志的家庭生活很和谐美满，他和光美同志感情非常深，他的生活起居都是光美同志照顾，我们卫士很轻松，没有多少事需要紧张劳累。毛泽东同志的家庭生活不够和谐。这主要是因为江青。他们吃不到一起，睡不到一起。行不到一起，说不到一起，常有争吵，毛泽东的生活全由我们卫士照顾，不让江青多管。这样一来，卫士们便计四小时不离身边。少奇同志是白天工作。夜里休息。毛泽东上午睡觉，下午和夜里工作。这种特殊的规律也常常打破，有时几天几夜不睡，所以卫士们也紧张疲劳得多。”
“这就是你后来不那么“非常”愿意留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原因？”我冒昧地问。
“不是不是。”李连成急忙摇头：“累是累，毛泽东更累。我们卫士毕竟可以换班，毛泽东可是不能换班的。”
“那么。是因为毛泽东跟你发脾气了？”
“也不是。”李连成犹豫一下，终于说，”这话怎么讲呢？我总觉得一家一户当个老百姓的生活更自由自在些，更适合我。”
“你能解释一下吗？”
“就从毛泽东发脾气来说吧。我相信，全世界任何一个人处到毛泽东那种情况，也都会发脾气的，而且一定更厉害得多。他生活单调不自由。江青不在一起，儿女不在身边，只有我们卫士昼夜相随。有人在电影和报纸上看到毛泽东在群众中的热烈场面，以为他是自由的，真是‘毛泽东在群众中’。其实，那是有组织有安排的。他决不是要去哪儿就能去哪儿。警卫局管、公安部管、中央管。我们也劝止，说不适合他就不去了。为了安全，中央决定不许他坐飞机。他为此发过多少脾气呀！第一次游长江，也是多次发脾气，把警卫中队的中队长都赶走了，才如愿以偿。但多数时候，他发脾气也没办法。比如他想送客出中南海，警卫人员便要拦住。没有安排是不许他出去的。
“毛泽东总想到群众中去，像普通人一样聊天。事实上不可能。在北戴河时，他一再坚持出去随便走走，安全保卫部门怕他气出毛病，同意了，条件是要戴墨镜和口罩。毛泽东散步，见了农民就想聊天。聊天怎么能戴墨镜口罩啊？毛泽东愤然摘下，扔到一边。农民立刻兴奋高呼：毛主席万岁！这下不得了，群众闻声拥来。于是我们卫士便不容分说把他搀着架着拉走了。他发脾气也不行。这是为了保证安全。
“毛泽东坐在专列上，曾那么神往地注视着窗外那普通的农村，普通的农民，普通的农家生活。他吮着下唇，内心的激动是显而易见的。他望望环绕左右的卫士，忽然有了办法，指着远村说：停，停车！我要去那村子里吃碗红烧肉！他是想过普通人的生活。可是不能够。卫士长在车上打个电话，立刻就能通知省市领导，下面马上就要全面准备。待毛泽东走去农村讨红烧肉吃时，一切早已作好了安排．能见什么人，不能见什么人；能说什么话，不能说什么活……都作了安排。。
“安全保卫部门也有苦衷。1958年毛泽东参观南开大学和天津大学的校办工厂，出来后正值吃饭时间。毛泽东坚持要吃顿饭馆，便到了长春道的正阳春饭馆。本来也匆匆作了安排，可是毛泽东到窗口望了一眼街景。就这一眼，被对面楼上一位硒衣服的妇女发现了。那妇女惊喜叫喊：“毛主席！毛主席万岁！这下子不得了了。城市不比农村，一声喊过，人群便像潮水一般涌来，立刻包围了正阳春饭馆。附近路口上堵满了，交通瘫痪，交通警察也想看一眼毛泽东啊，越见不到就越想见么。从上午十一点多一直包围到下午五点多。警备区一个排硬把一辆小华沙推进人群，挤到正阳春门口。一群精壮的小伙子好不容易将毛泽东保上汽车。华沙车小，毛泽东平时坐不进去，那天硬塞进去了。剽悍的士兵前面开路后面推车，费尽力气推出人群。收场时，鞋、帽、钢笔、手表、收了八筐。据卫士长讲，在黄鹤楼也山过这么一次事。以后，每当毛泽东想随便外出到群众中去时，我们便举出正阳春和黄鹤楼的例子阻止他。这时，他便不得不让步。久而久之，他逐渐接受了深居简出的生活……
我发出一声轻叹，表达了许多不易讲清的复杂的感情。随后，小声说：“我可以理解你了。”
“我们比起毛泽东还是自由多了，能过上普通人的生活，不必担心被包围。可是，毕竟不全是普通人的生活，只是有时能过上而已。
我点点头。问：“你是三进中南海，到少奇同志身边工作算第二次。后来怎么离开，怎么又到了毛泽东身边？”
“1955年出了所谓潘汉年事件，1956年我被调到上海参加调查处理。1957年春毛泽东到南方视察路过上海，见到了我……”
警卫工作已经全面部署完毕，我被安排在国际大厦游泳池。池水清澈透底，平静得像一面巨大的玻璃板。有人吊起温度计检查水温，从那里漾起一层层涟漪。于是，我心里也漾起阵阵涟漪。我有很久没见到毛泽东他老人家了。
门口那边起来一阵骚动，接着进来一行人。我心房突然一阵劲跳，看到了毛泽东，看到了紧随他左右的卫士长和卫士们。毛泽东边走边同身边的人说几句什么，偶尔也朝我们守在岗位上的警卫人员瞟一眼，显然没有认出我，毫不在意地移开目光走过去。
然而卫士长和卫士们认出了我。卫士们朝我点头微笑，卫士长更是大步赶到我面前：“连成，你在这里？真没想到。
“卫土长，您好。”我同他握手。
李银桥把手一拉，另一只手拍到我肩膀上：“嘿，太好了。走，跟我走吧。”
“不行，我站岗呢……”
“你就跟我走吧，没事，没回来工作，我跟你们领导说。”李银桥拉着我不放，“主席身边正缺人，我一直选不到合适的，没想到遇上了你……”
我发现其他警卫人员都用惊讶羡慕的眼光望着我，他们并不知道我曾在毛泽东身边工作过，单是这一条在他们眼中就足够光荣甚至神秘的了。可是，这许多警惕戒备的警卫人员本身又使我立刻想到了另一种外人无法理解的苦处，便小声他说：“不，不行，我不想回去……我怕干不好，担当不起责任……，”
“嗨，走也得走，不走也得走。我马上跟主席说去。”李银桥不由分说拖了我走。我试图挣扎，忽然看到了毛泽东，他已经准备下水，却停下来，朝我们望。我立刻变老实，乖乖跟卫士长过去见毛泽东。
“主席，还记得他吗？小李。”
毛泽东打量我，略一沉吟，微笑点头：“是李连成同志吧？你好吗y
“挺好的。主席你好吗？
“好，好。”毛泽东点头。他稍稍有些胖，但面色红润，还是显得很健壮。
“主席，李连成在你这里工作过，情况都熟悉。现在缺人。我想叫他回来继续干。
毛泽东望着我，简单问问我近来情况。他对“潘汉年事件”并不清楚详情。据我所知，毛泽东1955年到上海时，遇国民党飞机轰炸，公安部门认为潘汉年是国民党特务，逮捕入狱。这种具体事毛泽东并不过问，最多不过听人讲讲。
我简单汇报了自己的情况。毛泽东很随便地问：“怎么样。到我这里来工作还愿意吗？
“愿意。”我只能这么回答，“可是，我怕干不好……”
“那就来吧。”毛泽东已经把目光转向游泳池。于是，我便退到一边。
游泳结束后，我在一片羡慕的目光中，带着复杂的情感被李银桥拉上汽车，来到毛泽东的专列上。李银桥同我谈了一宿。我怕干不好，怕不适应红墙里的生活。李银桥说这么多年了，会干好的。而且，跟主席谈过了，再不来不合适。就这么我又回到毛泽东身边。随专列由上海到杭州，接着又回北京，第三次走进中南海。
“那么，第三次进中南海你是有些勉强的了严我将烟灰缸里有些满溢的烟头往里拨一拨，又续点一支烟。
李连成点头默认，马上又解释几句：“卫士长和卫士们离开毛泽东时都曾难过得掉泊，甚至哭出声。我也不例外。离开以后时时想念，我们都梦见过毛泽东。毛泽东与我们互相间的感情毋庸置疑是极深厚的。在中南海里，只有毛泽东为身边的卫士和警卫人员办了文化学校，请来老师督促我们学文化，学科学知识。我第三次进中南海的心情，准确来讲不能含糊成个勉强，应该说是矛盾。因为矛盾所以动摇，拿不定主意。卫士长一劝，我就拿定主意回到中南海，回到毛主席身边。”
“理解，理解。我连连点头，继续问：“可是，我曾听卫士长讲过，你第三次离开中南海是有些原因的，是主动要求调走的？”
“他都跟你讲了？
“没有。他只简单带过一句，好像是跟江青有些关系？”
李连成沉默良久，他的表情使我想起许多同志对他的评价：敦厚、善良。他歉意地摇摇头，嘀咕着：“没啥……我没啥好讲的，真的没啥。我想尽办法撬他的嘴，终于徒劳。他只嘀咕两句：“唉，她后来搞了’四人帮’……那时她还没搞‘四人帮’。本来我是全心全意，那时她脾气就不好。”
不过，我还是从其他渠道采访到一些情况。
1959年，一个美丽的秋日．一个广州市的朦胧的早晨，李连成似乎被那空旷潮湿的寂静弄得有些心神不定。他从走廊勿匆走过时，是掂起脚的。尽管每个屋门都很隔音，他还是怕走出声啊。
她今天心情可能会好些？但愿昨夜睡了一个好觉……李连成走得匆匆，想得匆匆。江青近来心情不好，常常无缘无故地发脾气。昨天为安眠药的事，朝医生徐涛发了脾气。按照规律、她发过脾气之后会有相对一段时间的安静。不过，也有脾气节节高。越发越大的时候……李连成在一道沉重的屋门前停住脚，平稳一下呼吸。他忽然生出一丝后悔。当初分配任务时，自己为什么不要点滑头呢？能躲开多少麻烦。
每次出任务，是由卫士长分配。谁跟主席谁跟江青，谁留守家里。卫士们深知”夫人难挡”的道理，可是李连成话挂在嘴头上。他习惯把话忍在心里。也许卫士长误会他没有牢骚？跟随江青值副班的任务多数落在他身上。于是，他变成了“出气筒”。
是出气筒。李连成这样想。江青那么高的身份，犯得着跟他一名小卫士闹别扭吗？她或在家里同毛泽东闹别扭，或在外面同其他首长或首长夫人闹矛盾，有了气没地方泄，便会泄在身边工作人员的头上。毛泽东曾说江青“大煞风景”，“她一来就叫人扫兴”。所以常常躲避，一年难得几次见面。但毕竟是夫人，不能不闻不问。向毛泽东汇报江青情况成了李连成・项工作。每次汇报。李连成总想说一句话又始终不曾说出口：主席，我想我有好几次是代你受骂了。
李连成闻声脱鞋。昨天进门，江青忽然喊：“出去！给我把鞋脱了，光着脚进。他连忙退后两步，退出屋门，脱掉鞋，赤脚进门。江青皱着眉头咕哝一声：“我就烦你们走路声大！”李连成一声不吭，只是扫一眼脚下的地毯。地毯有一寸厚，摔个杯子也不会有声。年初他曾陪江青去看望林彪，请林彪介绍养病经验，林彪说了三不：不见阳光、不听声音、不吹凉风。帘子要黑的，空气要温的，屋里地毯要铺满……此后，江青住在哪里都要求将地毯铺满，以保证室内安静。
李连成赤脚进门，大气不敢出，怕有声。他见江青正在梳头。江青有一头浓密的黑发，配上她的白皙的皮肤，是很有一些风度的。听说在延安时，女孩子们都喜欢找地理发梳头。经她打扮过，可以增添几分美。那时，不但男同志们认为她是出色的一个。女同志中也不乏崇拜者。如今，她仍然显得那么年轻。她会保养，若不是常常心情不好，她本该更显年轻。她的烦躁火气时时可以感觉到，刚才电铃响得急促跳动，继而剧烈绵长。李连成开始急赶，可是进门后，江青又只顾梳头不做声。
“江青同志，我来了。”李连成早已在镜子里与江青的目光相遇过。为了礼貌，他还是报到一声。
“嗯，外面冷吗？”江青从镜子里望住他。
“不冷。江青同志。”
江青继续梳头，过了一阵儿才朝椅背靠去，将头偷懒地一晃，头发轻轻甩动一下，说：“我要出去散散步。
在江青身边服务的主要是女护士。男护士只管饮食及安全保卫工作。负责警卫工作的还有省公安厅的同志。李连成出去作了安排．口来又等一段时间，江青才芽戴整齐，慢步走出。
太阳已经高悬，大海烟波借森，巨浪悠悠。远处的帆船星星点点，凝住了一般。李连成深深呼吸，一种轻松愉悦的感觉油然而生。
可是，耳边忽然响起尖声：“这么冷你说不冷？你安的什么心？”
李连成不曾轻松一霎立刻又换上紧张。他看到江青锐利的目光直射过来，明白在动难逃。便小声说：“我再给您取件衣服去。今天太阳好，您活动活动对身体好。
“你是要我身体好吗？你是想叫我感冒！”江青转身回屋去了。李连成并不觉委屈或难过。自己感觉不冷，江青感受冷，这也是可能的，各人体质不同。江青近期身体不好，已经在广州住了半年。他甚至有些怜悯江青。她更多的还是心情不好。她跟谁也合不来，走到哪儿矛盾到哪儿。大家躲她，越躲她她越觉孤独忧伤，于是脾气也越坏。可是她怎么好坏不分呢？我本是全心全意为她好……李连成心里叹息着摇摇头。
工夫不大，护士又来叫他：“连成，快，江青要打扑克。”
李连成闻声起身，随护士来到江青房间。他明白，江青的日子难打发。毛泽东总是不允许她插手国家大事，就连生活秘书这个职务还是周恩来一再提议，毛泽东才勉强同意的。江青为不让她“抓大事，’赌气，有时在毛泽东身边就示威一样整天打扑克。偶尔还发句牢骚：“没事干就打扑克呗。
但是，江青打扑克就像搞政治斗争一样认真，常为一张牌而争吵，甚至哭闹到毛泽东那里去。罗瑞卿等同志都曾经为她打扑克闹起的矛盾而召集工作人员开会解决。所以，陪江青打扑克决不是消遣，而是一项十分艰巨的工作任务。江青不能输，但也不能总赢，既要保证她最终是赢家，又要维持打牌的竞争性，这任务就不易完成。
李注成和江青是对家，打升级，一路顺风扶摇直上。升到Q时，李连成算计着该输几盘了，否则便要失去竞争性。他给护士递个眼色，护士心领神会。于是李连成便两次“失误”，导致下台。输过两盘之后，李连成心里嘀咕．该不该翻身？输三盘怕江青生气，输两盘怕竞争气氛不浓，略一犹豫，还是再输一盘吧。
“吊！李连成甩出最后一张主牌。不等轮到江青出牌，她已皱起眉头瞪住李连成：“你吊谁呢？你不知道大三在谁手吗y李连成心中咯噔一沉，明白要坏事。难堪地陪笑说“我，我误会了，见您吊一次主就反吊……”
“我拉过两圈副牌，你是真不明白？吊一张让你管住拉副，你真不懂？你想当内好是吗？你说呀！
李连成那一番苦心如何说得清？说出来更糟，这么多年打牌就全成了戏弄人。他只能继续解释：“我没看出来，您要继续拉副我也不会反吊……”
“你是故意，你还装什么？”
“一个打牌又不是赢房子赢地……”李连成冒出这么一句心里话。干不该万不该他不该说出心里话。江青勃然怒发：“出去！你给我滚，不要你！那牌便摔在桌子上。
李连成明白，现在最好的办法便是一声不吭。他将牌放在桌子上，赤脚走出门。刚穿上鞋，江青又喊起来：“你不要走，你给我站在那里，罚你给我站在那里！
屋门关了。李连成规规矩矩立在走廊里。他以为江青一时发火，很快会过去，会开门解放他。
可是，半小时过去了，仍然大门紧闭，没有解放令。徐医生劝他不要认真，他不理，就那么垂着头，面壁而立，一动不动。
一小时后，徐医生又来了，拉他走：“别那么认真，她睡觉去了，你也走么，她不是说政治上平等吗？你不站她能怎么着？李连成摇头，不说话，也不走。徐医生想了想，又说：“你怕惹事，这样好不好？你回去休息，我给你放哨．江青什么时候起来我再叫你。
李连成嘴唇紧绷，固执地摇头，还是不动。
“唉，你呀！”徐医生跺一下脚走了。他找了省公安厅厅长苏汉华。苏厅长怕江青正在盛怒中，不敢去劝，便赶到宾馆走廊。先动员李连成，让他主动找江青去承认错误。
苏厅长劝半天，李连成就是站立不语。苏厅长关心地拍拍他后背：“听我一句话吧，认个错，不就什么事也没了？”
“我没错。”李连成低低吐出一声。他睫毛抖得厉害，眼圈渐渐变湿，泪花开始闪耀。
“我已经全心……全意了。”李连成猛地咬住下唇，泪水却唰地淌下。他哭了。
于是，所有的人都不再言声，都低了头。走廊里只剩下沉重的呼吸声。
事后，李连成给卫士长李银桥挂了长途。李银桥立刻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微皱眉头，低声说：“叫小李回来，不要再为江青服务。惹不起还躲不起吗？看她自己还怎么耍威风？”
当天晚上，李连成便乘火车离开了广州。
李连成不肯对我讲这段经历。后来得知我了解到详情，才说：“江青罚我站，可以。她叫我滚，我可不能走。徐涛叫我走。还叫我回北京，我不能走啊，这是组织交给我的任务。我为江青服务并不是江青交的任务，而是组织交给的任务。我要是走了，那是没有完成组织交给我的任务。所以我先给卫士长打电话，经过批准再走。我认为应该这样处理。”
真是一位忠诚老实的好同志！我心里想着，继续问：“是为了这件事你才第三次离开中南海的吗？”
“事情闹这么僵，我以后就不好开展工作了。而且，不久又接连出了点事。那是1960年的6月，在北戴河。晚上常有交谊舞会，江青、王光美、康克清、张茜、郝治平等同志都常去跳。我们卫士要陪她们跳。派我跟江青跳，心里别扭。派的次数多了，我不愿意，又不好说出口。那时每天下海游泳，头发泡黄了。卫士们逗我不敢剃光头，我想这是个机会，争一口气便剃了光头。恰好江青要外出，她外出时我应该坐在司机旁。精光一颗光头，这个卫士形象当然使江青难堪。她又发火了，卫士长也批评我不该弄这个形象。我没多说，只解释一句：我是想换换头发。以后再也不曾派我这个光头陪江青跳舞或者外出。”
我笑了。这个李连成，他反抗得够有性格。我问：“听说主席也问过你剃光头的事？”・
“突然剃个光头，主席当然也感觉奇怪了。他问过其他卫士，没问过我本人。有的同志说我：赫鲁晓夫是光头，你也剃光头。那时，主席同赫鲁晓夫争吵过。同志们敏感。其实主席本人并没这样联系过，至少没有这样说过。
“主席直接向你发过脾气吗？
“发过。”李连成痛快承认：说：“至今想来，还是那么亲切，我是非常受感动的。”
“不是真发脾气吧？真发脾气还能亲切受感动？
“真发，是真发脾气。”
他已经闭上眼，那张放倒的报纸在胸脯上微微起伏。我不敢再变换坐姿，保持一个姿势坚持着，面手轻轻地重复一种单调的按摩动作。我熟悉这种情况，毛泽东已经处于半睡眠状态。任何大的动作都会使前功尽弃。
他已经两天没睡，直到写完那篇文章。
他已经服下第三份安眠药！
我在等待。焦急，疲惫，又小心翼翼。我已经快坚持不住了。忽然，我体内起了一阵兴奋的痉挛，倦困立刻抖去。听到了，那期待已久的熟悉的声音，像吹来一缕春风，在林梢上掠过。悠悠地，漾出若隐若现的哨声。那声音极遥远又极近切。开始细微，渐渐宏大。在静谧的房间里回荡。声响终于显出节奏，好像从容的脚步来来回回走动。庄重，神圣，还略略带着一丝忧郁。我有些晕，木床和大地在身子下边旋转。全身被轻风抚摸着一般惬意，那呼吸之声是多么神秘。古老而又年青！表现着宇宙的节奏，跳动着生命的脉搏……蓦地，一道响声拖得很长很长。这应该叫作鼾。毛泽东熟睡时鼾声如雷。那鼾声渐轻渐远，仿佛走向前程未卜的未来。我从晕眩中醒来，泪花迷离，恍若隔世。一个人若没有见过毛泽东的工作，那么，他决无法体会这鼾声的意义和给人所带来的幸福和安慰。
我极轻极轻地下床，蹑手蹑脚，朝着门口慢慢地、慢慢地移动。可是，眼前像打了一道闪。我一怔、马上发现窗子没关。阳光刺目地射了进来。糟糕！我皱紧眉头。这道光要不了一小时就能射到毛泽东身上。那么……
我抿抿嘴唇。只好向窗子移动。站到窗前。我犹豫了。正是夏天，为了能够既遮光又通风，那窗于是木质百叶窗，放下来就替代了窗帘。木质的。木质的……我咬咬牙，屏住呼吸，一点一点去放那百叶窗。天哪，可千万别出声响。我的动作慢极了，竟没有注意这口气不够用，还差最后一尺的距离时，我才发觉憋得忍无可忍，如万箭穿心。我本能地张大嘴巴猛烈抽口气。于是，那最担心的事情突然发生了。
卡啦，百叶窗滚滑下来。这声响若是在喧闹的街市上也许听都听不见。然而，响在静谧的房间里，却不啻一声雷鸣。那匀长的鼾声骤止，我也如凝结了一般僵硬住。心脏还不曾恢复跳动，身后己响起愤怒焦躁的声音：“嗯？怎么回事？”
我迅速转身，面无血色。
毛泽东已经欠身坐起，微微浮肿的眼睑似乎在跳动，网满红丝的眼睛瞪住我：“说啊，怎么回事？
“我、我关窗……”
“早干什么去了？出去！你不要在这里值班了，你给我站着去！
我一声不响，走到院子里立正站好。
工夫不大，最多不过五分钟，毛泽东开门盯着我，依然满脸怒色：“你去吧，你不要在这里了，你去把李银桥叫来！
我低头向值班室走去，哭丧着脸向李银桥做了汇报。卫土长便匆匆向毛泽东卧室赶去。
我惴惴不安地守候着，好久好久，屁股都坐麻了，李银桥终于阴着脸走进来。
我急忙立起身，晃了晃，站稳了。用询问的目光可怜巴巴望住他。
“你怎么搞的，事先为什么不作好准备？我真想――”卫士长咬牙切齿朝我举举拳头，没有说下去。
“主席睡着了吗？”这是我最关心的事。如果毛泽东能重新入睡，我情愿叫卫士长痛痛快快打一顿。
“还睡什么睡？主席有多痛苦，你这个小混蛋！去吧，主席叫你呢。”
我痛苦而不安地回到毛泽东卧室，他正斜靠在床上，一边吸烟一边看文稿，眉头皱起很高。听到声响，他侧转脸，望住我。
“主席，我……错了。我低声说。
“唉，“毛泽东轻轻叹息一声，嗓子有些发沙，“你有点小错。我的错比你大。我不该发那么大脾气。”
“主席……”我掉泪了。
“莫怪我了。我工作多，脑子里想事多，睡不容易，烦躁。情绪就不好控制。
“主席……是我不得……”我哭出了声。
“委屈你了，莫怪我了。我已经认了错。我也忙么，国家大事想的多，干扰我睡觉也干扰我思考。我也是人么，人总是有点脾气，我们要互相体谅。”
我痛哭失声。我的哭本是被毛泽东所感动，是痛悔自己工作不慎，可是我嘴笨，这种的复杂心情怎么也不会用嘴表达清楚。结果，毛泽东误以为还觉委屈，在一星期时间里，三次向我道歉，作解释。
“唉，至今想起这件事，我就……”李连成嗓音越说越沙哑，终于咬塞了，侧过脸去揉眼窝。
我眼圈也有些酸热。良久，我小声问：“这种情况下，你再要求走，主席不是更误会了吗？”
“不会的。”李连成低着头说，“卫士长帮我说清了心情。毛主席也了解我的秉性，卫士长一说他就理解了。何况，我要求走的理由毛主席也是满意的。”
“什么理由？”
“要求上学么。毛泽东极看重学习。谁肯学习他就喜欢谁。我要求去人民大学预科学习，毛主席好高兴哩。老人家拍着我肩膀说：好，那好。肯学习说明你有志气，有出息。我上学后，毛主席还专门让小胖张给我打电话，让我回去过年。1962年的春节，我是在主席家里过的。主席不喝酒，那天跟我干了一杯葡萄酒。脸好红呢，笑得那么开心……”
李连成说着，目光转向窗外，凝望着，久久不动一动。他又看到了什么？想到了什么？我没有问。我怎么忍心打断他美好的回忆？
毕竟，人的记忆总是喜欢停留在那些对他们来说是一生中最美好最幸福的时刻！
